方剂学上篇

第一章 方剂学发展简史 方剂学的发展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方书，根据《全国中基图书联合目录》记载，仅从晋、唐至今已多达1950种，至于与方剂有关的医籍就更多。方剂学正是通过这些书籍的相继问世，反映着这门学科不断发发展的轨迹，了解方剂学发展的概要过程，熟悉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及期价值，对于学好方剂学这门主要课程并对今后的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兹以历史发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发展的简史。     一、先秦时期     先民们在长期人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随着意识利用药物的不断发展，自然涉及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逐渐产生了方剂。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基本形式。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将两种或两种以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应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掌和王之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等。《史记》中还提到：“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减之齐”。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可以应用。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久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证。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鼓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而复方的出现，最迟应在春秋战国时期。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等方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内容多，而且保存较好。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52题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及临床各科病证100余种。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是《神农本草经》中所未收载的。药方的用法，既有内服，也有外用。内服有丸、汤、饮、散等剂型，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之法，而无剂型名称；外有敷、浴、蒸、熨等。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该帛书的出土，也充分说明了迟至战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就已初具规模。     二、两汉时期     这一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则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基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其二是决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方剂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集中地反映在《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之中，而这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用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此书在治则和治法方面，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察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期属”以及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书中总结的大量治法内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理论基础；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此书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但亦载有生铁落饮、四乌鲗骨一藘茹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等13首方剂。所附方剂数目虽少，但剂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二分讲究。     据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方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274卷之多，但俱已亡佚。但仅从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治百病方》来看，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及到内、外、妇、五官诸科，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充分反映出不时对方剂已有相当高的运用水平。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方剂的质量随之提高。汉末，由于疫病肆虐，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水平的临床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经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和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这些方剂，大多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分明、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四逆汤、茵陈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基础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后世大量常用名方，大多是以这些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药物配伍组合规律，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所以，《伤寒杂病论》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在这300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刘涓子鬼遗方》。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葛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亡佚。《肘后求卒方》系从《金匮药方》100卷中摘录3卷而成。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该书后由陶弘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杨用道将《证类本草》部分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葛区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又出“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及用法，又为葛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备急方》的显著特点。     陈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行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原书约亡于唐末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五卷。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现有内容涉及临床各科，理、法、方、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陈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共病因不同，方药各异。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葛根、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其疗“伤寒及温病……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河。     《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疹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现在最早的外科方书。     四、隋唐时期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各民族的新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唐代除朝庭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行为急时之需。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及。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在2600卷。唐代除《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档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及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为综合类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部分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给嗣后脏腑辨证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3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1卷，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的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孙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天花粉、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验药与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书中还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等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医家所常用。     《外台秘要》是继孙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河南临章县一带)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本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唐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广济方》《近效方》等。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五、宋元时期     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并亲自收集验方1000多首。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行。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当时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集大成巨著，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苏东坡及沈括《苏沈良方》、杨土瀛《仁斋直指方》以及《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宝贵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太平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元时期的战争，给方剂学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其他医方专书还有：刘完素《宣明论方》、张从正《经验方》《秘录奇方》、李东垣《东垣试效方》、杨用道《附广肘后方》、朱丹溪《局方发挥》、许国祯《御药院方》、孙允贤《医方集成》、李仲南《永类钤方》、陈子靖《医方大成》等。     在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医方义理的探讨。金人成无己之《伤寒明理论》系统阐述了张仲景《伤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及方、药间的配伍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还留下了不少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导赤散、泻白散，刘完素《宣明论方》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王好古《此事难知》引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李东垣《脾胃论》的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补阴丸、二妙散等。     六、明清时期     方剂学和本草学的发展，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明代不仅本草学大盛，方剂学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搜罗广博、规模宏大的官修巨著，即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普济方》，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为主旨，有的则以记录时下验方和个人为侧重；有的着意于释方训义，出现了第一部方论专著——吴昆的《医方考》；有的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剂》。整个方剂之学，不仅体现在方书卷帙之浩繁、方剂数目之巨大，而且论方质量提高，理、法、方、药日臻成熟，更加融为一体。     明代的临床医学著述中，也有丰富的方剂学内容。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收方之广，向为医界所称道；张介宾《景岳全书》，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所创制的部分方剂，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吴又可《温疫论》、虞抟《医学正传》、龚廷贤《万病回春》、秦景明《症因脉治》、绮石《理虚元鉴》、薛己《外科发挥》、陈实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济阴纲目》等，均对方剂学有其特殊贡献，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新方。如王肯堂的芍药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汤，洪九有的天王补心丹，韩懋的三子养亲汤，吴又可的达原饮，陈实功的透脓散、消风散、玉真散，虞抟的九仙散，缪希雍的竹叶柳蒡汤等，至今仍很常用。     这一时期本草书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观。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有简便而灵验的单方 11000多首。这些内容，不但是方剂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加强了方和药的有机结合。     清代未能留下鸿篇巨制的方书，但方剂学仍有若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书，无意求其赅备，而趋向于由博返约。博采众家良方的实用性医方，使便于诵读和记忆的入门方歌大量出现，并深受医药生徒和临床医生欢迎，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广为流传，使方剂知识进一步普及。各种验方、单方辑本亦不断增多，达300余种，成为清代方书的一大特点。不过其中不少为质量平平之作。     其次，清人继《医方考》之后，又将制方理论、方义分析、配伍关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成绩裴然。除《医方集解》等实用类方书潜心于这些阐发外，医经学派对仲景方的推崇和钻研，也直接促进了方剂释义的深入和实用化。如柯韵伯《伤寒论翼》所附“制方大法”，对《伤寒论》方的辨证、立法和制方的深入讨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关于方剂的六篇论文对方剂理论的发挥，都可谓新见迭出，至今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这一时期的众多本草，不再满足于药后简单的收载附方，而是将方融于论药之中，加以分析比较，从而改变了方药分离的不良状况。黄元御的《长沙药解》《玉楸药解》及周岩的《本草思辨录》等，名虽论药，实多解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清人阐释方义已蔚然成风，同时也反映出方剂学的发展。     其三，随着明末清初中药功用项目的确立，功用与主治含义的廓清，以及治法理论的发展，清代方书的书写格式亦相应出现了先言功用、后列主治的变化。方书的分类，也引入了按功用分类和按治法分类的。现代方剂学的雏形，于此出现。此外，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宗金鉴》《温病条辨》《医学心悟》等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类书和临床著作，在保存方剂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如前述之《普济方》有赖《四库全书》转引而幸存；在发展方剂理论、创制新方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清营凉血、熄风潜阳、解毒开窍等治法，以及银翘散、清营汤、止嗽散、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阳和汤等，无一不是近、现代方剂学发展的源泉。     清代的实用性方书主要有《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医方集解》，清初汪昂著。作者出于诸家方书但言某方治某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某络……亦未尝发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的现状，为使方书不致徒设，选择“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先评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又博采硕论名言，分别宜用宜忌”，详加论述。该书收录之方，组成不繁，凡“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大多切于实用，疗效肯定。各类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罗列其后，主次分明，沿革清楚，加减有法，便于触类旁通。诸方以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等功用为主，分为21剂。其分类独辟蹊径，以治法、病因并结合专科用方，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汪氏论方，其证候、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无不毕备，折衷取约，文字通俗流畅，为入门便读方书的佳作，流传极广。     其后，吴仪洛兼取《医方集解》和《医方考》二书之长，予以删繁补要，收方1000余首，仍以汪氏分类法为主，列为24门，辑成《成方切用》，同样广为流传。     此外，还有陈修园《时方歌括》《时方妙用》《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及张秉成《成方便读》等，亦多已成为现代学习方剂学的参考用书。     清代还出现了一大批方论性专著，如罗美《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吴谦等《删补名医方论》等。     七、近现代时期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更加迅速发展。50年来，对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书，如《肘后方》《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进行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辑复，为古方和方剂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重新编辑的古今医方、验方、方书辞典及其他方剂工具书亦大量涌现，其中尤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最具代表性。此书分11个分册，共1800万字，收录历代方剂96592首，汇集了古今方剂学研究的成果，内容浩瀚，考订严谨，填补了自明初《普济方》问世以来缺少大型方书的空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医药院校不同层次使用的方剂教材、教学参考书，更是不断更新；同时，有关治则、治法及组方原理、配伍规律和复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献的整理、临床的观察，又有大量现代实验研究。方剂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方剂应用范围更加扩大。中药制剂学的分化，中成药在生产工艺、剂型改进、药效、药理、毒理、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新的产品不断研制成功，剂型不断改进和更新，设备、技术和手段更加先进，疗效可靠而安全的法定处方、协定处方不断增加。随着中医学的全面发展，方剂学中的独特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并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章 方剂与治法 第一节  治法概述       治法和方剂，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辨证论治是一个由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连续过程，只有辨证正确，治法的针对性才能明确和具体，根据治法遣药组方才能获得预期的疗效。因此，治法是联系辨证理论和遣药组方的纽带，也是学习和运用方剂不可缺少的基础。     治法，是在辨清证候，审明病因、病机之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治疗法则。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丰富的治法理论记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等均为中医学奠定了治法理论的基础。至汉末，医圣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治法和方证融为一体，总结了一整套临床辨证论治的体系。其后，随着历代医家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总结，使治法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能适应各种病证的治疗需要。     中医学的治法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层次。首先，具有一定概括性的、针对某一类病机共性所确立的治法，称为治疗大法，如表证用汗法、寒证用温法、热证用清法、虚证用补法、实证用泻法等，本教材中“常用治法”所讨论的“八法”即属这一层次。其次是针对具体证候所确定的治疗方法，即具体治法。各论中每一具体方剂的“功用”项目即体现了该方的具体治法。在临床运用中，只有精确地把握具体治法，才能保证具体病证治疗中有较强的针对性。     治法不但具有多层次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多体系的特点。这是因为中医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多种体系，如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等。由于治法和病机的对应性，因此形成了相应的不同治法体系，如“宣肺止咳”、“滋水涵木”等属于脏腑治法体系，“和解少阳”、“泻下阳明热结”等属于六经治法体系，“清气分热”、“清营凉血”等属于卫气营血治法体系，“宣上、畅中、渗下”及“三焦分消”等属于三焦治法体系。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时，必须紧密结合相关病机和辨证体系的基本理论，才能对具体治法以及遣药组方的把握达到切中病机、针对性强的要求。   第二节  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是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药配伍而成的。只有首先理解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才能正确地遣药组方或运用成方。     从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治法是在长期临床积累了方药运用经验的基础上，在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不断丰富、完善过程中，逐步总结而成，是后于方药形成的一种理论。但当治法已由经验上升为理论之后，就成为遣药组方和运用成方的指导原则。例如，一个感冒病人，经过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确定其为风寒所致的表寒证后，根据表证当用汗法、治寒当以温法的治疗大法，决定用辛温解表法治疗，选用相应的有效成方加减，或自行选药组成辛温解表剂，如法煎服，以使汗出表解，邪去人安。否则，辨证与治法不符，组方与治法脱节，必然治疗无效，甚至使病情恶化。由此可见，在临床辨证论治的过程中，辨证的目的在于确定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立治法，治法是针对病机产生，而方剂必须相应地体现治法。治法是指导遣药组方的原则，方剂是体现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虽然我们常说“方以药成”，却又首先强调“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方与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为用，密不可分的。 除了上述以法组方、以法遣方这两个主要方面以外，方剂和治法的关系，还体现在以法可以类方和以法可以释方两个方面。前者在本教材总论第三章相关内容中讨论，后者在教材各论方解中体现。上述“以法组方”、“以法遣方”、“以法类方”、“以法释方”这四个方面，就构成了中医学历来所强调的“以法统方”的全部内容。   第三节  常用治法       历代医家鉴于具体治法的丰富内容，而又归属不同治法体系的特点，经过多次分类归纳逐渐形成体系。我们现在常引用的“八法”，就是清代医家程钟龄从高层次治疗大法的角度，根据历代医家对治法的归类总结而来的。程氏在《医学心悟·医门八法》中说：“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现将常用的八法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1．汗法  汗法是通过开泄腠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等作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类治法。汗法不以汗出为目的，主要是通过出汗，使腠理开、营卫和、肺气畅、血脉通，从而能祛邪外出，正气调和。所以，汗法除了主要治疗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证外，凡是腠理闭塞，营卫郁滞的寒热无汗，或腠理疏松，虽有汗但寒热不解的病证，皆可用汗法治疗。例如：麻疹初起，疹点隐而不透；水肿腰以上肿甚；疮疡初起而有恶寒发热；疟疾、痢疾而有寒热表证等均可应用汗法治疗。然而，由于病情有寒热，邪气有兼夹，体质有强弱，故汗法又有辛温、辛凉的区别，以及汗法与补法、下法、消法等其他治疗方法的结合运用。     2．吐法  吐法是通过涌吐的方法，使停留在咽喉、胸膈、胃脘的痰涎、宿食或毒物从口中吐出的一类治法。适用于中风痰壅，宿食壅阻胃脘，毒物尚在胃中；痰涎壅盛之癫狂、喉痹，以及干霍乱吐泻不得等，属于病位居上、病势急暴、内蓄实邪、体质壮实之证。因吐法易伤胃气，故体虚气弱、妇人新产、孕妇等均应慎用。     3．下法  下法是通过泻下、荡涤、攻逐等作用，使停留于胃肠的宿食、燥屎、冷积、瘀血、结痰、停水等从下窍而出，以祛邪除病的一类治法。凡邪在肠胃而致大便不通、燥屎内结，或热结旁流，以及停痰留饮、瘀血积水等形症俱实之证，均可使用。由于病情有寒热，正气有虚实，病邪有兼夹，所以下法又有寒下、温下、润下、逐水、攻补兼施之别，并与其他治法结合运用。     4．和法  和法是通过和解或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一类治法。《伤寒明理论》说：“伤寒邪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内不外，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所以和解是专治邪在半表半里的一种方法。至于调和之法，戴天章说：“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广温疫论》)可见，和法是一种既能祛除病邪，又能调整脏腑功能的治法，无明显寒热补泻之偏，性质平和，全面兼顾，适用于邪犯少阳、肝脾不和、肠寒胃热、气血营卫失和等证。和法的应用范围较广，分类也多，其中主要有和解少阳、透达膜原、调和肝脾、疏肝和胃、分消上下、调和肠胃等。至于《伤寒论》中对某些经过汗、吐、下，或自行吐利而余邪未解的病证，宜用缓剂或峻剂小量分服，使余邪尽除而不重伤其正的，亦称为和法，是属广义和法的范围，它与和解、调和治法所指含义不同，不属治法讨论范围。     5．温法  温法是通过温里祛寒的作用，以治疗里寒证的一类治法。里寒证的形成，有外感内伤的不同，或由寒邪直中于里，或因失治误治而损伤人体阳气，或因素体阳气虚弱，以致寒从中生。同时，里寒证又有部位浅深、程度轻重的差别，故温法又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和温经散寒的区别。由于里寒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阳虚与寒邪并存，所以温法又常与补法配合运用。至于寒邪伤人肌表的表寒证，当用辛温解表法治疗，已在汗法中讨论，不在此列。     6．清法  清法是通过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等作用，以清除里热之邪的一类治法。适用于里热证、火证、热毒证以及虚热证等里热病证。由于里热证有热在气分、营分、血分、热壅成毒以及热在某一脏腑之分，因而在清法之中，又有清气分热、清营凉血、清热解毒、清脏腑热等不同。热证最易伤阴，大热又易耗气，所以清热剂中常配伍生津、益气之品。若温病后期，热灼阴伤，或久病阴虚而热伏于里的，又当清法与滋阴并用，更不可纯用苦寒直折之法，热必不除。至于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热证，当用辛凉解表法治疗，已在汗法中讨论，不在此列。     7．消法  消法是通过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化痰利水、驱虫等方法，使气、血、痰、食、水、虫等渐积形成的有形之邪渐消缓散的一类治法。适用于饮食停滞、气滞血瘀、癥瘕积聚、水湿内停、痰饮不化、疳积虫积以及疮疡痈肿等病证。消法与下法虽同是治疗内蓄有形实邪的方法，但在适应病证上有所不同。下法所治病证，大抵病势急迫，形症俱实，邪在肠胃，必须速除，而且是可以从下窍而出者。消法所治，主要是病在脏腑、经络、肌肉之间，邪坚病固而来势较缓，属渐积形成，且多虚实夹杂，尤其是气血积豪而成之瘕瘕痞块、痰核瘰疬等，不可能迅即消除，必须渐消缓散。消法也常与补法、下法、温法、清法等其他治法配合运用，但仍然是以消为主要目的。     8．补法  补法是通过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以主治各种虚弱证候的一类治法。补法的目的，在于通过药物的补益，使人体气血阴阳虚弱或脏腑之间的失调状态得到纠正，复归于平衡。此外，在正虚不能祛邪外出时，也可以补法扶助正气，并配合其他治法，达到助正祛邪的目的。虽然补法有时可收到间接祛邪的效果，但一般是在无外邪时使用，以避免“闭门留寇”之弊。补法的具体内容甚多，既有补益气、血、阴、阳的不同，又有分补五脏之侧重，但较常用的治法分类仍以补气、补血、补阴、补阳为主。在这些治法中，已包括了分补五脏之法。 上述八种治法，适用于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的证候。对于多数疾病而言，病情往往是复杂的，不是单一治法能够符合治疗需要的，常需数种治法配合运用，才能治无遗邪，照顾全面，所以虽为八法，配合运用之后则变化多端。正如程钟龄《医学心悟》中说：“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因此，临证处方，必须针对具体病证，灵活运用八法，使之切合病情，方能收到满意的疗效。 第三章 方剂的分类 方剂的分类，历代医家见仁见智，先后创立了多种分类方法，其中主要有“七方”说、病证分类法、祖方分类法、功用分类法、综合分类法等。     一、“七方”说     “七方”说始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近而奇偶，制小其服；远而奇偶，制大其服。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这是“七方”说的最早记载。从《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述内容来分析，它是根据病邪的微甚、病位的表里、病势的轻重、体质的强弱以及治疗的需要，概括地说明制方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方剂分类而设。至金·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说：“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才明确提出“七方”的名称，并将《内经》的“重”改为“复”，于是后人引申“七方”为最早的方剂分类法。成氏虽倡“七方”之说，但除了在分析方剂时有所引用外，其所著《伤寒明理论》中也未按“七方”分类。况且迄今为止，也未见到按“七方”分类的方书。由此可见，“七方”应当是古代的一种组方理论。     二、病证分类法     按病证分类的方书首推《五十二病方》，该书记载了52种疾病，医方283首，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但组方简单，用量粗略，部分病名、药名已无从查考，不具有临床指导意义。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唐·王焘《外台秘要》、宋·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明·朱楠《普济方》、清·张璐《张氏医通》、清·徐大椿的《兰台轨范》等，均为病证分类的代表作。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临床以病索方。     病证分类法还包括了以脏腑病证或以病因等分类方剂的不同方法，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都是以病证分类为基础的相关方法结合的方书。     三、祖方(主方)分类法     明·施沛所编著的《祖剂》，选《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及后世医家的部分基础方剂，冠以祖方，用以归纳其他同类方剂。清代《张氏医通》除按病因、病证列方外，另编一卷《祖方》，选古方34首为主，各附衍化方若干首。这种分类方法，对归纳病机、治法共性的类方研究具有较好的作用，但往往不能推本溯源，始末不清。例如以宋代《局方》二陈汤为祖方，而将唐代《千金方》的温胆汤反作附方。     四、功用(治法)分类法     方剂的功用与其所体现的治法是一致的，故以治法分类方剂的方法是由早期功用分类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的，这种方法始于“十剂”说。唐代陈藏器于《本草拾遗·条例》中提出“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并于“宣可去壅”、  “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去怯”、“滑可去著”、“涩可去脱”、“燥可去湿”、“湿可去枯”之下，各举数药为例。可见陈氏所归纳的“十种”之说，原是针对药物按功用分类的一种方法。宋·赵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加一“剂”字，如《圣济经·，审剂篇》云：“故郁而不散为壅，以宣剂散之。”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中说：  “制方之体，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剂是也。”至此方书中才有“十剂”这个名称。但对十剂分类，还不足以完全概括临床常用方药，所以后世各家又有增益，如《本草衍义》于十剂外增加寒、热二剂；明代缪仲淳增加升、降二剂。明·徐思鹤的《医家全书》除十剂外，增加了调、和、解、利、寒、温、暑、火、平、夺、安、缓、淡、清等，共为二十四剂。方书中除清·陈修园《时方歌括》载方108首是按上述十二剂分类外，其余尚不多见。     明·张景岳鉴于“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既多且杂，或互见于各门，或彼此之重复”，因而“类为八阵，曰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并在《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中说：“补方之制，补其虚也”；“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攻方之制，攻其实也”；“用散者，散表证也”；“寒方之制，为清火也，为除热也”；“热方之制，为除寒也”；“固方之制，固其泄也”；“因方之制，因其可因者也。凡病有相同者，皆按证而用之，是谓因方”。张氏选集古方1516首，自制新方186首，皆按八阵分类。此外，为便于专科临证运用，又另列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四大门类，作为补充。可见，张氏的八阵分类方法是对原有功用 (治法)分类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清·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提出：“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明确提出了“以法统方”的思想，也是对治法分类方剂的理论总结。     五、综合分类法     清·汪昂著《医方集解》，开创了新的综合分类法，既能体现以法统方，又能结合方剂功用和证治病因，并照顾到治有专科。分别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救急等22类。这种分类法，概念清楚，提纲挈领，切合临床，照顾面广，被后世多数医家所推崇，如清·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清·张秉成的《成方便读》都是借用汪氏的分类方法。     综上所述，历代医家对于方剂的分类，各有取义，繁简不一。古今方书浩瀚，前人所累积的有效方剂，不尽其数。加之一方可以多用，一方常兼几法，在整理历代方剂时，如何使分类细而不犯繁琐，简而不致笼统或挂漏，还需要很好地研究总结。     本教材从有利于教学和临床出发，遵循“以法统方”的原则，参考汪氏分类法，将下篇各论的内容分为解表、泻下、和解、清热、祛暑、温里、补益、固涩、安神、开窍、理气、理血、治风、治燥、祛湿、祛痰、消食、驱虫、涌吐等共19章，并对其中内容较多的大章，再分为若干小节，尽可能做到法与方的统一，使之有纲有目，概念明确，条理清晰，便于学习和掌握，为临床辨证论治和遣药组方打好基础。 第四章 方剂的组成与变化 中医临床的用药治病多数采用复方形式。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之后，便进入了具体的遣药组方阶段。要组织好一首有效方剂，必须重视两个重要环节：一是严密的组方基本结构；二是熟练的药物配伍技巧。   第一节  方剂的配伍目的       药物的功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只有通过合理的组织，调其偏性，制其毒性，增强或改变原有功能，消除或缓解其对人体的不良因素，发挥其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综合作用，使各具特性的群药组合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才能符合辨证论治的要求。这种运用药物的组合过程，中医药学称之为“配伍”。“配”，有组织、搭配之义；“伍”，有队伍、序列之义。徐灵胎说：“药有个性之专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变易气血，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以相辅者，或以相反者，或以相用者，或以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以方之妙也。”(《医学源流论·方药离合论》)在此，徐氏明确指出了在组药成方的过程中，必须重视“配伍”这个环节。     我们知道，大多数单味中药都具有多功用的特点，在治疗疾病时往往需要发挥其中部分功用；况且，药物既有其治疗作用的一面，也有因其药性偏胜而致不同程度毒、副作用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熟悉并把握其药物功用(包括毒副作用)发挥方向的控制因素、控制方法及运用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在古今医家以小生产方式积累的理论和实践总结中有着丰富的内容。因此，正确、全面地学习和掌握有关配伍知识及技能，掌握历代名方中常用的配伍组合规律，对于今后正确地遣药组方、灵活运用成方、减少临床运用方药的随意性、提高临床动手能力、保证临床疗效等，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运用配伍方法遣药组方，从总体而言，其目的不外增效、减毒两个方面。“用药有利有弊，用方有利无弊”，如何充分发挥药物对治疗疾病有“利”的一面，同时又能控制、减少甚至消除药物对人体有“弊”的一面，这就是方剂学在运用配伍手段时最根本的目的。一般来说，药物通过配伍，可以起到下述作用：     1．增强药力  功用相近的药物配伍，能增强治疗作用，这种配伍方法在组方运用中较为普遍。如荆芥、防风同用以疏风解表，薄荷、茶叶同用以清利头目，党参、黄芪同用以健脾益气，桃仁、红花同用以活血祛瘀等。     2．产生协同作用  药物之间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常相互需求而增强某种疗效。如麻黄和桂枝相配，通过“开腠”和“解肌”协同，比单用麻黄或桂枝方剂的发汗力量明显增强；附子和干姜相配，俗称“附子无姜不热”，体现了先后天脾肾阳气同温，“走而不守”和“守而不走”协同，大大提高温阳祛寒作用。     3．控制多功用单味中药的发挥方向  这是在方剂配伍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桂枝具有解表散寒、调和营卫、温经止痛、温经活血、温阳化气、平冲降逆等多种功用，但其具体的功用发挥方向往往受复方中包括配伍环境在内的诸多因素所控制。如前所述，在发汗解表方面，多和麻黄相配；温经止痛方面，往往和细辛相配；调和营卫、阴阳方面，又须与芍药相配；平冲降逆功用，则多与茯苓、甘草相配；温经活血功用，常与丹皮、赤芍相配；温阳化气功用，常须与茯苓、白术相配。又如黄柏具有清热泻火、清热燥湿、清虚热、降虚火等作用，但往往以其分别配伍黄芩、黄连、苍术、知母为前提。川芎具有祛风止痛、活血行气的作用，但祛风止痛多与羌活、细辛、白芷等引经药相配，活血调经多与当归、芍药同用，而行气解郁则又多与香附、苍术相伍。再如柴胡有疏肝理气、升举阳气、发表退热的作用，但调肝多配芍药，升阳多伍升麻，和解少阳则须配黄芩。由此可见，通过配伍，可以控制药物功用的发挥方向，从而减少临床运用方药的随意性。     4．扩大治疗范围，适应复杂病情  中医药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代医家反复实践总结，产生了不少针对基础病机的基础方剂，如四君子汤、四物汤、二陈汤、平胃散、四逆散等。在临床上通过随证配伍，可以使这些基础方剂不断扩大治疗范围。如四君子汤具有益气健脾的功用，是主治食少便溏、面色萎黄、声低息短、倦怠乏力、脉来虚软等脾胃气虚证的基础方。若由脾虚而生湿，阻滞气机，以致胸脘痞闷不舒，则可相应配伍陈皮，即异功散，功能益气健脾、行气化滞；若脾虚痰湿停滞，出现恶心呕吐、胸脘痞闷、咳嗽痰多稀白，则再配半夏入方，即六君子汤，功能重在健脾气、化痰湿；若在脾胃气虚基础上，因痰阻气滞较重而见纳呆、嗳气、脘腹胀满或疼痛、呕吐泄泻等，则可配伍木香、砂仁，即香砂六君子汤，功能益气健脾、行气化痰。由此可见，通过随证配伍，则可达到不断扩大治疗范围的目的。     5．控制药物的毒副作用  “是药三分毒”。从中国医学史的相关资料表明，上古时期，人们对药物的毒副作用是十分畏惧的，从古代将中药统称为“毒药”，以及“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到“服药不瞑眩，则厥疾不瘥”的认识，以及臣子为国君试药、儿子为父亲试药的记载，反映了当时运用药物能产生毒副作用的普遍性。但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和药物运用经验的积累，尤其是方剂学的发展，探索和掌握了控制毒副作用的方法，为后世方药的广泛运用和疗效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至西汉后期时，对中药的称谓，由“毒药”改称为“本草”，这本身就是中医药学划时代进步的标志。这与方剂学中运用配伍方法的成果是分不开的。     通过配伍控制毒副作用，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七情”中“相杀”和“相畏”关系的运用，即一种药物能减轻另一种药物的毒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和消除半夏的毒性，砂仁能减轻熟地滋腻碍脾的副作用等；二是多味功用相近药物同时配伍的运用，这种方式既可利用相近功用药物的协同作用，又能有效减轻毒副作用的发生。这是因为功用相近的多味药物同用，可以减少单味药物的用量，而多味药物之间，其副作用的发挥方向往往不尽一致。根据同性毒力共振、异性毒力相制的原理，这就可以在保障治疗效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减轻毒副作用。如十枣汤中的甘遂、芫花、大戟，泻下逐水功用相近，且单味药习惯用量亦大致相似，在组成十枣汤时，以三味各等分为末，枣汤调服。其三味药合用总量相当于单味药的常用量。通过现代动物实验及临床观察证明，这样的配伍方法具有缓和或减轻毒副作用的效果。     应当指出，控制毒副作用的方法，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外，中医药学中还包含着丰富的方法和内容。如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恰如其分的用量控制，特定的炮制方法，道地药材的选择，具体的煎药、服药方法以及恰当的剂型要求等。   第二节  方剂的基本结构        每一首方剂，固然要根据病情，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药物，妥善配伍而成。但在组织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药物时，还应符合严密的组方基本结构，即“君、臣、佐、使”的组方形式。这样才能做到主次分明，全面兼顾，扬长避短，提高疗效。     关于“君、臣、佐、使”组方基本结构的理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其后，金人张元素有“力大者为君”之说；李东垣说：  “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又说：“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宜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明代何伯斋更进一步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内经》，还是张元素、李东垣、何伯斋，虽对君、臣、佐、使的涵义作了一定的阐发，但还不够系统和全面。今据各家论述及历代名方的组成规律，进一步分析归纳如下：     君药：即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臣药：有两种意义。①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②针对重要的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佐药：有三种意义。①佐助药，即配合君、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兼证的药物；②佐制药，即用以消除或减弱君、臣药的毒性，或能制约君、臣药峻烈之性的药物；③反佐药，即病重邪甚，可能拒药时，配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以防止药病格拒。     使药：有两种意义。①引经药，即能引领方中诸药至特定病所的药物；②调和药，即具有调和方中诸药作用的药物。     综上所述，一个方剂中药物的君、臣、佐、使，主要是以药物在方中所起作用的主次地位为依据。除君药外，臣、佐、使药都具两种以上的意义。在遣药组方时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既不是每一种意义的臣、佐、使药都必须具备，也不是每味药只任一职。每一方剂的具体药味多少，以及君、臣、佐、使是否齐备，全视具体病情及治疗要求的不同，以及所选药物的功能来决定。但是，任何方剂组成中，君药不可缺少。一般来说，君药的药味较少，而且不论何药在作为君药时其用量比作为臣、佐、使药应用时要大。这是一般情况下对组方基本结构的要求。至于有些药味繁多的大方，或多个基础方剂组合而成的“复方”，分析时只需按其组成方药的功用归类，分清主次即可。为进一步说明君、臣、佐、使理论的具体运用，以麻黄汤为例分析如下：     麻黄汤出自《伤寒论》，主治外感风寒表实证，症见恶寒发热、头痛身疼、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象浮紧等症状。其病机为外感风寒，卫阳被遏，营阴郁滞，肺气不宣。治法为辛温发汗，宣肺平喘。其方义分析如下：     君药——麻黄：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     臣药——桂枝：辛甘温，解肌发表，助麻黄发汗散寒；温通经脉，解头身之疼痛。     佐药——杏仁：苦平，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佐助药)。     使药——炙甘草：甘温，调和诸药。     通过对麻黄汤的分析，可知遣药组方时既要针对病机考虑配伍用药的合理性，又要按照组成的基本结构要求将方药组合成为一个主次分明、全面兼顾的有机整体，使之更好地发挥整体效果，这是需要充分运用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周密设计的。     至于“以法统方”和“君臣佐使”理论的关系，前者是遣药组方的原则，是保证方剂针对病机，切合病情需要的基本前提；后者是组方的基本结构和形式，是体现治法、保障疗效的手段。只有正确把握上述两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加之熟练的用药配伍技巧，才能组织好理想的有效方剂。   第三节  方剂的变化形式       临证不依病机、治法选用成方，谓之“有方无法”；不据病情加减而墨守成方，又谓“有方无药。”因此在临证运用成方时，我们应根据病人体质状况、年龄长幼、四时气候、地土差异，以及病情变化而灵活加减，做到“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师其方而不泥其药。”徐灵胎说：“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证相合，然后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医学源流论·执方治病论》)说明方剂在运用时不可囿于成方，应当通过灵活变化来适应具体病情的需要。方剂的运用变化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药味加减的变化     药物是决定方剂功用的主要因素。当方剂中的药物增加或减少时，必然要使方剂组成的配伍关系发生变化，并由此导致方剂功用的改变。这种变化主要用于临床选用成方，其目的是使之更加适合变化了的病情需要。必须指出，在此所指的药味增减的变化，是指在主病、主证、基本病机以及君药不变的前提下，改变方中的次要药物，以适应变化了的病情需要，即我们常说的“随证加减”。例如桂枝汤，该方由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五味药组成，具有解肌发表、调和营卫之功，主治外感风寒表虚证，见有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或浮弱、舌苔薄白等症。若在此证候基础上，兼有宿疾喘息，则可加入厚朴以下气除满、杏仁降逆平喘(即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若在桂枝汤证基础上，因风邪阻滞太阳经脉，以致津液不能敷布，经脉失去濡养，而见项背强几几者，可加葛根解肌舒筋(桂枝加葛根汤)；又如桂枝汤证因误下而兼见胸满，此时桂枝汤证仍在者，因方中芍药之酸收，不利于胸满，则当减去芍药，以专于解肌散邪(桂枝去芍药汤)。     上述三例都是在主病(太阳中风)、主证(恶风、发热、自汗)、君药(桂枝)不变的前提下，改变方中的次要药物(臣、佐等)，以适合兼证变化的需要。由此可见，在选用成方加减时，一定要注意所治病证的病机、主证都与原方基本相符，否则是不相宜的。还有一点，即对成方加减时，不可减去君药，否则就不能说是某方加减，而是另组新方了。     二、药量增减的变化     药物的用量直接决定药力的大小。某些方剂中用量比例的变化还会改变方剂的配伍关系，从而可能改变该方功用和主治证候的主要方面。例如小承气汤与厚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