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_曾纪泽与晚清侨务_以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为个案

CANGSANG · ·2009·6 外交政策不仅反映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本国 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当中国历史步入清王朝晚期，伴随着对 传统夷夏观念的反思与批判，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 外交政策的演变则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束缚的艰难曲 折的过渡历程。在这一演变历程中部分精英人物新思想的萌发 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行为都显示出关键的作用，最直接地影响了 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本文所涉及的晚清政府先后两位驻英法 公使郭嵩焘、曾纪泽与晚清侨务即是如此。 一、清政府对侨民及设领态度的转变 领事是一国政府派驻外国，以维护本国利益、保护本国公民 合法权益的官员。驻外领事馆是其常驻工作机构。外国政府正式 向中国派驻领事，设立领事馆始于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首 次规定了五口通商，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成为外国在华设领之 始。随后，美、法、俄、德等国也先后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并在各通 商口岸设领，派驻领事。相较外国政府而言，清政府在海外设领 长期没有结果。这固然与列强从中阻挠有极大关系，但其中不可 推卸的一个要因则是由于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对西方近代外 交惯例知之甚少，未对西方在中国设领做出积极、对等的反应。 早在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就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 广大海外侨民常常被视为违反国策的“盗匪”、“贱民”，被认为 “自弃王化”。政府对他们非但不关心，还时常予以严厉打击，设 置领事馆保护其利益则更无从谈起。如康熙皇帝一度认为：“海 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 薮也。”[1]被誉为封建时代杰出君主的康熙对海外华侨的态度尚 且如此，其后继者态度可想而知。封建君主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政 府对华侨的态度，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1858年中美订立 《天津条约》时，美国公使代表杜邦建议中国政府在美设领管理 中国侨民时，直隶总督谭廷襄竟以“敝国大皇帝抚有万民，何暇 顾及此区区漂流外国之浪民”作答[2]。 直到 19世纪 70年代中期，清政府才真正意识到海外设领 的必要性。这种转变是对海外华工问出现并日趋严重的反应。 1860年《天津条约》使华工出国合法化，海外华人激增，交涉事 件日益繁多。1872年，清政府得知古巴、秘鲁华工有被虐事件， 便于次年派遣留美学生主事陈兰彬、帮办容闳前去调查。根据他 们的报告，清政府得知了华民在外被虐的惨状，认为如果不在各 国设领护侨，“不独无以对中国被虐人民，且令各国见之，亦将谓 中国漠视民命，未免启其轻视之心”[3]。至此，清政府对华侨和设 领的态度才开始有所改变。 二、郭嵩焘、曾纪泽的进步思想 清政府对侨务态度的转变深受早期驻外使节的影响。中外 交往日渐加深后，早期驻外使节因其在对外交往中实践经验的 积累，成为了在侨务问题上态度最进步的一批人。其中，郭嵩焘 与曾纪泽堪称代表。 在人口与移民问题上，郭嵩焘早在 1863年广东巡抚任上时 就提出了“凡洋人招工出洋，准其开设招工所，听人投充”[4]的建 议，希望清政府应时顺势，鼓励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移民海外。 在驻英法公使任上，他又指出中国“人口日多，生齿日繁”，主张 “中国国家之意，以民人穷苦者多，但能出洋谋食，不宜禁止，惟 当立法使无受陵虐而已”[5]。关于这一问题，曾纪泽在同英人的交 谈中同样认为：“（中国）现时不下四万二千万人。孳生日繁，则日 用不能甚裕，天道然也。民人有愿出洋谋生者，宪章之所不禁；顾 只能顺民之情，未尝定法制以强之。”[6] 在海外华民处境问题上，郭嵩焘也有深切体会。1877年他 在讨论海外设领护侨问题时，就强调东南亚华侨“间有屈抑，常 苦无所控诉”[7]，渴望得到祖国的保护。曾纪泽也有诗云：“岛屿羁 氓成仆隶，梯航奇局辟鸿蒙。”[8]以展示华侨命运的悲惨。 在华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郭嵩焘认识到，“中国通商之 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息 全隔”[9]，因此必须加强中国和海外华侨的经济联系，引导海外华 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力，扩大清政府的收入来源，最终缓 解清政府的财政困境。曾纪泽同样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指出： 新加坡“华民之经商寄寓于该处者，辐辏往来，日臻繁盛”[10]。 郭嵩焘、曾纪泽在海外侨民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进步性思 考，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要务之一便是妥善处理居住在海外的 侨民，并加强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其后新加坡便成为二人的用武 之地。 三、郭嵩焘、曾纪泽与新加坡设领 自明清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海外侨民 的重要活动区。至鸦片战争前夕，这里的华侨人数已接近 150 万，逐渐形成了比较突出的华侨问题。所以郭嵩焘和曾纪泽在出 访欧洲途经东南亚的过程中，一方面努力将这里侨民的真实情 况下来，并带回国内，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又借助 他们对晚清朝廷的影响力，以其敏锐的外交眼光，在日渐成熟的 侨务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并在新加坡付诸行动。 1876年 10月 31日，郭嵩焘正式提出在新加坡设置领事馆 的建议。他说：“英国属地新加坡等处，中国流域经商人民共计数 十万人，应分别设立领事，以资弹压。”[11]1877年，郭嵩焘向总理 衙门上《新加坡设立领事片》，在设领的细节问题上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在郭嵩焘的努力和国内开明官员的支持下，清政府终于 同意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在英国方面，1877年 1月 21日，郭 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使臣抵达伦敦后，便同英国外交部就中 郭嵩焘、曾纪泽与晚清侨务 ———以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为个案 杨晓成 摘 要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华侨问题逐渐受 到晚清政府重视。其中，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曾纪泽堪称代表。他们既表现出对华侨问题的卓越见识，又参与了在新加坡的 设领护侨实践。经过二人的先后努力，清政府驻外的第一个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得以建立、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 护了广大东南亚侨民之利益。郭嵩焘、曾纪泽对晚清侨务的贡献颇受肯定。 关键词 郭嵩焘 曾纪泽 晚清侨务 新加坡领事馆 史海钩沉 18- - · ·2009·6 CANGSANG 国在新加坡设领的问题进行谈判，其间，“文牍往来，互相辩诘， 殊费周折”[12]。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英国政府被迫答应了郭嵩 焘的要求。1877年 10月，新加坡领事馆正式设立，成为中国海 外的第一个领事馆。 由于郭嵩焘初涉侨务，所以在新加坡设领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些失误。比如他忽视了领事馆对侨民的保护功能，将其定位在 “弹压”侨民的功能上。这样，在交涉过程中郭嵩焘没有认真考虑 领事人选问题，他同意了英方规定的中国领事馆只能是一种临 时性设置，领事人选排除清政府所派官员，要由当地有声望者担 任。最后，中英双方同意当地侨商胡璇泽担任该职，但胡璇泽身 兼俄、日、中三国驻新加坡领事，他周旋于三国、当地土著和侨民 之间，事务驳杂，严重限制了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职能的发挥 和正常运转。 此外，在新加坡领事馆的经费问题上，郭嵩焘也提出了不切 实际的建议，领事馆一开始就出现了经费问题。1877年 8月 9 日，郭嵩焘在奏折中说：“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广开口岸， 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中国通商 之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 息全隔，派员经理，其势尤格而不入。”“臣愚以为此时设立领事， 取从民愿而已，毫无当于国计。是以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必不 可多。”“若更听从各使臣设立领事，开报薪水，以有用之经费，资 无名之支销，于国计无裨丝毫，于经理各国事宜亦万不能持久。是 今日多一豪举，更历数年亦必多一贻累。”“是以在新加坡谕知胡 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应支薪水听从筹划报销。胡璇泽亦欣然 允存。”[13]清廷听取了郭嵩焘的建议，所以领事馆开办后经费常常 入不敷出，工作人员薪俸迟迟未果，困难重重。 这些弊端导致领事馆处境尴尬，严重影响了国家主权的行 使和对东南亚华侨的保护。这种局面直至郭嵩焘的后继者曾纪 泽时才得以改善。 1880年胡璇泽去世后，清政府令领事馆随员苏桂清为代理 领事，遭到当地殖民政府的反对，拒不承认清朝指派的领事。所 以选派新的领事成为郭嵩焘的继任者曾纪泽首要考虑的事情。 他认为，新加坡乃是“万国通衢，五方杂处，英人既竭力经营，而 华民之经商寄寓于该处者，辐辏往来，日臻繁盛。该处领事馆实 有联络邦交，保护商民之责，彼得精明强干之员，方足以膺兹剧 任”。1881年春，第二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伦敦和英国外交部 多次谈判，终于部分修正了郭嵩焘主持下的新加坡领事馆设立 后的部分遗留问题。比如在派谁就任新加坡领事的问题上曾纪 泽就做了长期的考虑。曾纪泽派遣通晓英文且对新加坡事务熟 悉的中国驻英使馆翻译左秉隆担任领事。对于左秉隆，曾纪泽进 行了严格的考察。1881年 3月曾纪泽上奏：“查有五品衔督察院 学习都事左秉隆，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忠山佐领下人，有同文馆 学生派充英文副教习，历保今职。光绪四年十月随臣出洋，派充 英文翻译官。该员年力正富，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熟 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以之补充新加坡领事馆，实属人地 相宜。”[14]在曾纪泽的举荐下，1881年 9月 25日，左秉隆正式到 任。用曾纪泽自己的话来讲，自此清政府“乃始收得中国自派领 事之权”[15]。左秉隆在任 3年，“竭力整顿，于前任领事胡璇泽之 积弊，补救多端。清理华洋讼案，劝谕富商捐资，设立义塾，奖掖 绅民，因应得宜，操持不苟。不惟华民爱戴，即各国驻彼官绅皆敬 佩之”[16]。所以在 1884年 9月其任期已满之时，曾纪泽又向朝廷 上疏，极力推荐其连任。左秉隆在新加坡任职的 9年中（1881. 9～1891.5），尽职尽责，深受赞赏。1890年薛福成出使途经新加 坡时，称赞他“精明干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 惬，盖领事中之出色者”[17]。 在领事馆经费问题上，曾纪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1878年 12月 5日，曾纪泽在前往英国伦敦途经新加坡时见到了领事胡 璇泽，并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曾纪泽十分关注领事馆的经费问 题，他在 1878年 12月 6日的出使日记中说：“胡琼轩来久谈，戒 以筹收经费之事，处处宜存一体恤商民之心，乃能有成。在津，在 沪，遇闽广人谈及琼轩，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 信。然设领事而不发薪水，令其就地筹费以资办公，筠仙丈专为 撙节使费起见，不思事属创办，筹费之事总不易使商民悦服也。 余是以儆劝琼轩，且言到英后当与郭大臣商议，函请总理衙门仍 照章发给薪水，总署或可允行。”[18]后来，在曾纪泽及其后继者的 关心和努力下，新加坡领事馆才逐步革除了初设时的人选、经费 弊端，基本走上正轨。 四、结语 郭嵩焘与曾纪泽通过在出使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以及逐步形 成的侨务思想，提出了解决华侨问题的对策，并付之实践。虽然 在实践过程中，郭、曾二人也曾有过些许失误，尤其是新加坡设 领初期郭嵩焘思想、行为上的表现曾一度延缓了新加坡领事馆 的健康发展，但这些都是身处那一阶段的外交家们所难以避免 的。后来曾纪泽对郭嵩焘思想、行为的反思以及及时的修正，展 示出后继外交家思想、行为开始成熟，也代表着晚清侨务逐步走 出幼稚境地。 总之，不论在设领初期郭嵩焘与曾纪泽在思想、行为上有多 少缺陷，他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清政府对华侨问题 的轻视态度，更使备受歧视和迫害的广大东南亚华侨开始受到 了国家的保护。他们对华侨问题的贡献，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库伯尔在《郭侍郎小传》中认为：“先是华人在亚墨利加、澳大利 亚及英属各地，皆为人所轻鄙。自郭公出洋后，乃使西人有敬爱 华人之心。于郭公之回华，同声怅惜。盖自有各国使臣以来，无如 郭公之可爱可敬者也。”[19]上海《外交报》的论说文章也认为：“自 同治中叶派遣使臣以来，有三个外交家是应予肯定的，即郭嵩 焘、曾纪泽、薛福成三人。”[20]其中郭嵩焘、曾纪泽作为护侨先驱 位列一二，其地位之重要由此亦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清实录第六册.圣祖实录(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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