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秦时期2

中国先秦“公”“私”观念生成发展初探 摘要：先秦时期“公”“私”观念的状况是怎样的？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组在价值上对立的概念吗?如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不是，那么它们最初的关系是怎样的？本文试图从这些问意识入手，探讨公私观念在先秦时期生成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 公 私 先秦 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是奠定中华民族文化基础和精神气质的关键时期。然而，“先秦时期”这一提法对于专项研究者来说，仍然稍嫌笼括。具体而言，所谓“先秦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华夏民族起源至夏商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以及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前221年）。这一划分或许在某些细节上与其他说法存在出入，但应该说得到历来学者的公认，又有其思想史意义。其中，作为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发展的社会历史阶段，春秋战国经常为人所提及，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尽管在文化形态上看二者差别甚大，但春秋战国与西周社会文化的发展的确一脉相承。西周时期是春秋战国的母体，在后者进行的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起着潜在的基础性的作用。而作为文化和思想史意义的“先秦时期”，则更多的指的是始自西周以迄秦朝建立的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形成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哲学文化概念，比如“道”、“阴阳”、“气”等，本文打算讨论的是一组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关的形而下概念：“公”与“私”。这一组概念前辈学者并非无所关涉，然而本文希望通过一定的梳理呈现出其应有的脉络性。 一 西周及之前时期的“公”与“私” 本部分拟从字源学入手，探究“公”“私”概念的诞生及其最初的意义。由于该论题的复杂性远非笔者所能单独处理，所以会对前辈学者多所借鉴。所幸前辈学人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故而能为我们提供翔实可靠的基本资料。 观察“公”、“私”二字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共同的部分：“厶”，在小篆中写作“ ”，许慎《说文解字》对这个字的解释是：“姦也。韩非曰：‘仓颉作字，自营为厶。’凡厶之属皆从厶。”对此，段玉裁注云：“《女部》曰：姦者，厶也。···公私字本如此，今字私行而厶废矣。私者，禾名也。” 据段氏看法，“私”字原本是写作“厶”的，后来“私”字流行开来，逐渐取代了“厶”而成为通用字。那么“私”字何意？许慎云：“禾也。从禾厶声，北道名禾主人为私主人。”在此段玉裁释云：“盖禾有名私者也。今则叚私为公厶。” 也即是说，段氏认为“私”起初为一种禾的名字，被假借来代替“厶”字，久假不归，遂讹成今日情形。应当说，这种说法也没有背离许慎原意。而在解释“公”字时，许慎同样引用了韩非子的说法云：“韩非曰：背厶为公。”在解释“公”“私”涵义时两次引用韩非子的话，可见至少在东汉时期，韩非在“公私”方面的思想得到当时社会一定程度的普遍承认。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韩非·五蠹》篇中，其文云：“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从以上论述来看，与其说韩非是在从字源学意义上讨论“公”“私”之义，倒不如说他在藉此阐发自己菲薄仁义的立场。然而这样一来，反过来证明或许在战国末期，韩非的观点只不过为其“一家之言”。哪怕退一步讲，从年代的角度来看，许慎为东汉时人，而韩非亦不过战国末期人物，相距中国古文字逐渐成熟的殷周时期，皆有不小年代差距，他们的判断能否作为定论，似乎也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陕西周原甲骨的出土是20世纪末考古和历史学界的重大成就，其中有字甲骨300多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殷周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亦帮助吾人建立甲骨过渡至金文的重要桥梁” 。在这一批有字甲骨中，H11：45和H11：98都出现了“公”字，且皆为早周时人甲骨。其中对H11：98“女（汝）公用聘”一版，专家解释认为：“公，殷卜辞一般只用为地名。公为爵名作‘某公’例确多见于周金文，如《毛公旅鼎》、《应公鼎》、《楚公钟》等。” 这是殷周之际的情况，那么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又复如何？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将“公”列在“论亲属”一章 ，而黄铭崇先生并不赞同他的看法，黄先生认为“···总之，虽然西周中晚期金文有‘姑公’，指的是婆婆、公公，也就是公作为女性称谓人的丈夫之父亲，算是一种亲属称谓，但是金文中所见公与日干结合的各种状况，其称谓人都不是女性，因此无法与晚期的姑公之公相提并论。从甲骨文与金文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与日干结合的公应该是爵称或是尊称，不是亲属称谓。” 由此可见，“公”在最初时期的主要用法就是一种尊称或爵称，并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含义。 相比“公”字，“私”字的涵义则呈现出某种多层次性。有关“私”字的起源，徐中舒先生认为“耜为农具，为个人所日常使用的物件，故认得为己有······厶与私亦当为耜引申之字，耜，私、厶，古同在心母（古韵耜在之部，私厶在脂部，之脂古不通用，或由声近相通）···私从禾，即耜之别体，耜为个人所有，故得引申为‘公私’之私。《韩非·五蠹篇》云：‘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此说与古代社会情况不合。铜器中公作‘公’，全无相背之形，可证其为臆说。” 笔者以为徐先生的见解很有道理。古文字的产生与古代生产生活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脱离了具体的生产生活环境，文字就只能成为没有生命力的符号。然而，如果认为从古人认得“耜”为己有之物开始便产生了私有化的观念，则恐怕言之过早，证据单薄，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公”、“私”在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之前的使用背景，从而将其涵义绝对化了。另外，在今文《尚书》中“私”字仅一见，即《周书·吕刑》云“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一句，皆解为“狱官”，即“听狱之人” ，同“公”一样也是指人。至于为什么与掌獄之人联系起来，则不清楚。但有一点我们似乎可以确定，那就是“公”“私”二字在最初并非是一对相互对反的概念。而且，今日可见的上古文献中没有用过“厶”字，而直接以“私”的面目出现，即便在甲骨和金文中，“厶”也甚为少见。从目前能够看到的甲骨金文材料来看，认定为“公”字的字形也与“厶”的字形不甚相像，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二字在起源上并非同源而是异源；二是现代使用的“私”字可能出现较晚，有可能晚于“公”字；三是此时二字并非一对相互对反的概念，更没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价值附加。 二 春秋时期的“公”与“私” 此段时期最可靠的资料是《诗经》、《论语》和《春秋》。前者纵贯的时期约略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末期，《论语》虽成书较晚，却是集中反映春秋晚期孔子思想言行的重要经典，而后者则为整个春秋时期的编年史。 这段时期的一个基本的背景是周王室衰微，封建宗法制衰落和各个诸侯国的崛起，其中尤以封建土地的崩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反映在《诗经》中，与“公”“私”有关的就出现了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言私企豵，献豜于公”（《豳风·七月》）、“硕人俉俉，公廷万舞”（《邶风·简兮》）、“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大雅·瞻卬》）、“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小雅·大东》）、“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大雅·崧高》）“夙夜在公”（《召南·小星》）等，不一而足。对“私”而言，有的意为“民田”（《小雅·大田》），“私家”（《豳风·七月》），有的为“家臣”、“私臣”（《瞻卬》、《崧高》）之意，要之大致不离百姓及其财产。而对“公”而言，则意思多为“公家”、“公庭、庙堂”、“公事”等，与诸侯王府等办公机构有关。 无独有偶，其他文献也反映出与之相类似的一些情况。譬如《左传·僖公九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从语境看，此处“公家”指诸侯王室 。又《左传·文公二年》：“狼鐔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显然“公乘”指王国军队战车。又《左传·昭公三年》：“公事有公利”，两个“公”都意为诸侯王朝廷。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大夫不收公利”一语，同样是说作为个体的大夫不能侵占政府的财产。又如《论语·季氏》：“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还有《论语·雍也》中子游称赞澹台灭明的“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等语，无不标示出此时人们对于“公”指称各诸侯王政府/朝廷的明确认识。在“私”的使用方面，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而后听其私政”，《宣公十七年》中的“ 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襄公二十五年》：“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等，大致指称“大家族”、“小国”等。但也偶有例外，如《襄公二十七年》中“床笫之私”一语，就是指夫妇之间在密室内的私房话。不过在《论语》中，“私”共出现两次，一次是“私觌，愉愉如也”（《乡党》，意指“私人身份”），另一次是“退而醒其私”（《为政》，“私下”），都较为明确地显示出与个体的某种关联，说明春秋末期“私”的涵义已经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明确化、抽象化的特点。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公”、“私”二字不管是作为名词还是动词使用，一个总的特点是表示的都是比较具体的涵义。其间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对的情况（如“公家”与“私人”身份之不同），但与其说那是价值上的对立，倒不如说是在社会关系层面作出的区分界定。这种情况所折射出的是中国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社会剧烈分化变动、内部十分活跃的社会局面，是人伦关系、礼法关系和利益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明晰化的结果。这一时期，尽管作为社会上层的政府王室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同时家族和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开始显现并迅速上升（在中国家族与个人实际上互相联属，不可截然分开），这当然与当时土地制度的变动息息相关。以此为社会前提，“公”“私”在后来出现价值上的对立和高下之分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 战国时期“公”与“私” 战国时期承接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化趋势而继续激烈演变。钱穆先生尝云：“总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政治方面，是由许多宗法封建的小国家，变成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社会方面，则自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下，变成后代农、工、商、兵的自由业。而更重要的，则为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农民在封建井田制下本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在战国时期私田日益普遍，税收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促使“公”“私”涵义进一步调整和发展，并被赋予道德和价值上的意义。 春秋末战国初期，儒家学派在中国社会中率先兴起，代表是孔子。原始儒家以贵族性的人文气质为标的，提倡一种高贵的人文教养，如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将高尚德行视为人之应然状态。在行为伦理方面，主张“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尽管这主要是针对“君子”，即诸侯和士大夫阶层在“公”领域行为的，但后来逐渐成为对各阶层都产生影响的人文品格。不过，与其说儒家重视“公”胜过“私”，倒不如说相对于“公利”和“私利”，儒家义利之辨更看重的是“仁义”的道德层面。如孔子云“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都不可以简单认作是公私义利的对立，而要看到内中包蕴的多层次价值要求和其更根本、更超迈的价值企向，就是对以仁义为导向的大同世界的追求及对价值合理性的肯定。 其余诸子的主张虽未必与儒家相左，但亦稍异其趣。老庄言公私必系之以天命：“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第十六章）“四时殊气，天不赐（私），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阳》）墨子明确说“举公义，辟私欲”（《墨子·尚贤上》），认为私欲会妨害公理公义的实现。而就墨家思想整体来说，则认为凡是“公利”便是“义”的，而“私利”便是“不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上小生产者对保护其群体利益的强烈要求。早期法家主张“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慎子·威德》），将国家之公置于超越一切的地位，已经有十分明显的公私对立意味。与之大概同时的《管子》亦可见到类似观点。到了荀子时期，“公私”观念接近成型，荀子思想亦为儒法之间一过渡型思想。与孟子之重仁义不同，荀子特重礼法，“隆礼义而杀诗书”，却又不见本源，以礼法为人为，有将其工具化的嫌疑 ，“公”成为最佳选项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作为荀子学生的韩非讲出前引那样一段话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战国末年，集中总结当时思想的文献是《吕氏春秋》。其中卷一便有“贵公”、“去私”二章，反映了当时人们经过长时期的社会动荡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亦最常为人引用。其中《贵公》篇云“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又《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在这里，“公”已经超越其本身“公平”“公正”等一切意涵，成为一种代表完美社会的至善美德。 四 总结 顾炎武在《日知录·言私其豵》中指出“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以本文之爬梳来看，此言大致不谬。西周以降至战国末期，“公”“私”经过了从具体化到抽象化，从无价值指向到有强烈的价值指向并在道德立场上走向对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公”升格成为具有道德价值优位的一极，对中国此后几千年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社会建构产生深远影响，直至明清之际才产生某种程度的反动。 � 【东汉】许慎 著，【清】段玉裁 注，《段氏说文解字注》，台湾文化图书公司印行，1982年2月版，第454页。 � 同上，第334页。 � 【清】王先谦 撰，钟哲 点校，《韩非子集解·五蠹》，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7月版，第449-450页。 � 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7月初版，第1页。下文甲骨编码亦据该书。 � 同上，第37页。 �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3-501页。 � 黄铭崇：《商人祭祀用的亲属称谓体系及其意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 ，陈昭荣主编，2007年9月版，第171页。该论文讨论的是金文人名中公与日干相结合的方式，并依此加以分类，一类是（日）+日干+公，第二种公+亲称+日干。 � 徐中舒：《怎样考释古文字》，《耒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3页。 �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52页。清人皮锡瑞、孙星衍，今人屈万里，主张皆与古人同。参《今文尚书考证》、《尚书今古文注疏》、《尚书今注今译》等。 � 文据《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九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11页。下文所据版本同。 �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92页。 � 据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天生人成》，台湾联经全集版第二册，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