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说章太炎与王阳明

33 接着说“章太炎与王阳明” 金文兵 关于章太炎与王阳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两篇代性的文章,那 就是朱维铮先生的《章太炎与王阳明》（一九八○）和孙万国先生的《也谈章 太炎与王阳明》（一九八二）,均收入章念驰编选的《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 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中。二文因着眼点不同，也就带来了以 《议王》为分界的章太炎评价王阳明的问题。整体而言，《也谈章太炎与王 阳明》的讨论底本，主要是章太炎作于一九二四年的《王文成公全书题辞》 和《王文成公全书后序》，落脚点为民国之后章太炎评价王阳明的“晚年定 论”，所以在学术史的爬梳与整合上用力深入。而《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 则基本是以民国之前的康章党争为主线，属于政治思想史的探讨范畴。限 于讨论者各自出发点不同，讨论的时限不同，兼之时代使然的海内外所持 学术立场不同，论述的着眼处与侧重点自然大相异趣。 有趣的是，学术史能解决的问题，政治思想史不一定能解决。以《也谈 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为例，因为有了章太炎后期所作《王文成公全书题 辞》和《王文成公全书后序》做支撑，谈儒侠，谈子路之风，谈儒行，在学理 上可以说一脉相承，坦承直下。看起来，这不单可以解决王阳明“敢直其 身，敢行其意”的评价问题，似乎也在某种意义上为诠释章太炎的“革命 家”风采找到了思想源头。以“儒侠”为思想资源探讨章太炎“精神上的独 行侠”之本色，这一思路也得到国内一些学人的认可。如孟实的《仰梁以思 章太炎》（《读书》一九九○年第四期）、李振声的《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 炎》（《书屋》二○○一年第七、八期）等，均引用过该文的观点，为研究章太炎乃 至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学理上更进了一步。这两篇文章相对海外而言，在方 法上可能是滞后了一点。但也正好说明只有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内 学术风气才开始真正有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34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国内学者当中最早对学风问题公开表 示不满的，可能是王元化先生。据钱钢、钱文忠、盛勤《“必须有心的光 明” ——建国后的王元化先生学术思想评述》（载《开放时代》二○○○年三 月号）一文介绍，王元化先生在一九八○年为鲁迅百年诞辰而作的《关于鲁 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中就说过：“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 此而昧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而对于中国思 想史研究的状况更是不客气地指出：“目前在思想史方面我们还很缺乏具 有卓见的文章。”从后来罗银胜所辑录《王元化谈鲁迅》（载《书屋》二○○六 年第九期）的内容来看，王元化先生所谓“明于此而昧于彼”，其中当包含有 对国内思想史研究缺少学术史考察方法支撑的不满。但即便如此，王元化 先生“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之后才在《鲁迅与太 炎》等文章中真正落实下来。由此可见国内学术风向之微妙变化，同时也 可以视为学术史推动思想史研究的个案。 当然，政治思想史能解决的问题，学术史也未必全能解决。还以《也 谈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为例。在谈到章太炎思想转变原因时，作者也 同样摆脱不了作为“外烁因子”的时代论调子，认为“章太炎是一个传 统解体时代中的急先锋。然而到了民国后，也恰恰与政治上的五族共和 相应，太炎在学术上开始流露出保守的、调和的动向”。他以民国为界， 概论章太炎经历了从破坏到建立，从分析到综合，从排斥到兼容的学术 思想发展过程：“在拆散时候，他首先以打破和否定的眼光注视王学。 后来他虽已经发现了王学中不无可以肯定的成分，但在调和重建之前， 他也只是模棱两可地看待阳明而已。要对王学做出正面的、大张旗鼓 的肯定，还是要等到章太炎的哲学视野与包容进一步扩展的时候，也就 是在他‘以佛解庄，以庄证孔’完成了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之后。这时， 他的哲学体系才告‘大功圆满’，他的真界事业才算完成。过此高峰，他 只好‘回真向俗’了。在向俗的路上，他一反从前的高蹈，凡事概取中 庸平和之见。思想上以儒家为宗，统筹道释。”这段话看似将章太炎评 35 价王阳明所存在的“自相支绌”、“古怪的变化”（见朱维铮：《章太炎与王 阳明》）做了“内在理路”式的解释。或又未必全然。 章太炎是否“对王学做出正面的、大张旗鼓的肯定”呢？权置不论。倒 是章太炎对王阳明评价的所谓“晚年定论”真相，更值得玩味。这从民国初 年章太炎写给吴承仕的信（收《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版）里或许能管窥一点玄机。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致信曰：“仆近欲起学 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在稍后的信里又提道： 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 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广。 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 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其 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权衡在我，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若卓 吾辈放恣之论，文贞权机之用，则在所屏绝久矣。要之，标举阳明， 只是应时方便，非谓实相固然，足下以为何如？ 从其中“恐今时未足应机”、“先举阳明以为权说”、“只是应时方便” 之语，不难看出章太炎“起学会”、“主王学”的真正用意，不单要“为 王学更进一步”，而且更似一种开启民智、收拾人心的权宜之策。巧合 的是，“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一语，偏偏又将王阳明与康梁绑在了 一起，为《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的党争之说做了旁证。以章太炎素向 傲视群伦的作风来看，康梁自当不在话下，王阳明恐也难成其拳拳服膺 之人物。再就所谓“回真向俗”来看，回真当指思想上的圆融自达，向 俗则指不放弃对世俗社会的关怀。《淮南子·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 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注曰：“独往，任自 然，不复顾世也。”故陶渊明有“怀良辰以孤往”之咏。但革命时期倡 导“独行”精神的章太炎，在革命成功之后，一直是忧患心切，无时不 以世务为念的。这在民国初年写给吴承仕的多封信里都有体现，所谓 “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云云，不多列举。事实上，章太 36 炎早在《 书·原学》（《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里就论述过：“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 性发舒，而名一家。”而“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材 性者，率特异不过一二人，其神智苟上窥青天，违其时则舆人不宜。故 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足 见“政俗”二字在章太炎学术思想当中的重要地位。 钱穆先生在章太炎去世的一九三六年，作有《余杭章氏学别记》（收 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也 认为“太炎之望于政者虽觳，而期于俗者则深”。并云：“昔顾亭林有言，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风俗人心，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 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太炎早岁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 林论学之旨相近。”另外就康章之争的问题也有： 当其时，与为论相抗衡者，有南海康氏。康极恢奇，而太炎则 守平实。故康欲上攀孔子为教主，称长素；而太炎所慕则在晚明遗 老，有意乎亭林之为人，而号太炎。然康主保王，太炎则力呼革命。 康唱为变法，太炎又谆谆期循俗焉。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 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 这在某种意义上，又从学术史转回到了政治思想史的讨论层面。朱维 铮先生认为章太炎“议王”，“无非要议论推翻清朝的革命派”，担心胜利后 的革命党人，效仿日本“用王学以致富强”。这个论述的角度是很有道理 的。应该说，章太炎对于王阳明思想的取舍或褒贬态度，不仅仅是一个纯 粹的学术史问题，同时也是其所言立学“因其政俗”的社会关怀问题。在进 入民国之后，不独《议王》可以作如是观，在《章炳麟论学集》所收书信里， 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风气之颓败，民心之偷薄，深忧不已。这才是章太炎 思想前后看似矛盾的关键点，也是他一度反省自己“激而诋孔”，以及作 《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和《王文成公全书后序》，又晚年在苏州创办国学讲 习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些看似前后矛盾的多变之举，光靠单纯的学术 37 史显然是很难解答的。因为站在章太炎的立场上看，一切无非是从收拾人 心的“应时方便”出发。大致犹在其关于王学“拿它治国不行，拿它修身则 好得很”（见前揭朱维铮先生语）的制衡论范围之内。 这里还有一个“公案”也可以借此话题做个了结，那就是钱穆先生 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何以“没有为章太炎留一席地”的问题（可 参阅拙文《“末路”章氏王朝》，《读书》二○○七年第六期）。钱先生确实在《中 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年版）一书里说过：“在 我《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则只写到康有为，有一长篇，以下便不再写。 因我此书只写死了的人，不写活在这里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盖棺 论定”的说法，甚至遭到过他的好友贺麟的直率批评（参见贺麟：《五十 年来的中国哲学·序》，商务印书馆二○○二年版）。似乎事实又并非如此简单。 正如贺麟所云：“那时章也已经老迈，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已 相当确定。”不仅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早有专论，贺麟的《五十 年来的中国哲学》对章太炎也有高度评价。钱先生的弟子余英时也说 过：“清末的康、章并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清初的顾炎武与黄宗羲， 中叶的戴震与章学诚那种‘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见余英时： 《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 九八年版），足见少了章太炎的学术史该留下多大的遗憾呀！如果说贺麟 的书系属晚出，那么在章太炎去世之后呢？钱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 里仍说：“当然我可为他写一篇新的传记，补进《近三百年学术史》里 去，只是我当时没有做，只用一篇短的文章记我的讲演。后来有太炎所 讲《国学概论》出版，把我这篇讲演笔记也附在底下。我那篇讲演辞虽 然很简单，但我认为已提出了太炎学问长处。”明明不可或缺，为何又不补 这个缺呢？这里边似乎藏着什么“难言之隐”。看来其中的关键还在于 “我 那篇讲演辞虽然很简单，但我认为已提出了太炎学问长处”一语。 钱先生所说的讲演辞，乃前揭《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其曰：“或问有 可永久宝贵之国粹否？太炎答曰，有之，即其国已往之历史也。嗟乎！廑斯 38 一言，足以百世矣。”又曰：“晚近世称大师，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爱好者， 其惟在太炎乎！”全文唯以章太炎的史学为题，视之为“太炎学之精神”，余 则一笔带过。尽管赞词不断，也不可谓不客观，但终归说得不全面。唯一的 解释就是在“太炎学问长处”之外，钱先生一定是有着不好直说的“隐情”。 时隔四十年之后，他才以一篇长文《太炎论学述》（收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 论丛》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将谜底彻底揭开。并且旧事重提： “余为近三百年学术史，止于南海康氏，太炎尚在世，因未及。太炎逝世，余 在燕京大学曾作演讲，介绍其学术大概。然于其怪诞之论，则未有及。”并 且特别说明：“太炎此等理论，毕生持守，始终不变，是终不可不述，以为考 论民初学术思想，及有意知人论世者作参考，固非好指摘前贤也。” 那么钱先生到底担心的是什么呢？ 太炎之学，可分为四支柱。⋯⋯而其崇信印度佛学，则尤为其四 支柱中擎天一大柱。然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 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 诞，而影响不大。⋯⋯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 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 与《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仅谈太炎“史学”精神所大不同者，该 文则专揭太炎“佛学”之“隐患”。其曰：“论衡检论，检讨国故，属太 炎学之旁面。到汉微言明倡佛学，乃太炎学之正面。”并且多处将章太 炎怪诞言论，与章太炎所深恶的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如“太炎于中国 历代人物，一一凭佛义，判其高下，定其差别。后起新文化运动，一尊 西法，亦如太炎之一尊印度”。又如“太炎惟因此诸人一语近佛，遂不 问向来学术界传统意见，即认为其所见皆高于阳明，岂不如当时新文化 运动，只求一语近于西方，亦尽排传统，刻意尊之”。至此不难看出钱 穆先生早年“隐情”之所在。问题是为何要在四十年后才将意见写出 呢？恐与新文化运动大势之消长有关。诸风云人物均已先后辞世不说，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淀，学术风气也大不似当年之激昂。在某种意 39 义上而言，章太炎思想的“隐患”基本已经排除了。而从公开意见的时 机来看，钱先生的“隐情”其实又是一种“隐忧”。这从他的另一篇文 章《记公安三袁论学》（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卷）里也能看出来： 民元以来，新文化运动跃起，高呼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无 忌惮之风，有过于万历。倘言儒，必喜龙溪近溪乃如李卓吾之徒。 倘言禅，则无修无悟，惟可有惊叹。惟当时新文学家亦遂称道及于 公安，然惮窥其全书，因亦不知其学之出于龙溪近溪，又直跻于禅 而超之，否则或可为三袁更张声气也。 本文以“接着说”为题，谈“章太炎与王阳明”，无非两层意思。其一是 前面已经有人说过，本文就其所谈本身做一点补遗。虽无意强作调人，但 也难免隔墙看花。其二是前面人所谈的视野基本在近代，本文则有意将该 问题的讨论重心再进一步，由近代引向现代。从王阳明到章太炎，再从章 太炎到新文化运动，应该是有一条主线下来的。尽管从逻辑上来看，这种 看似一脉相承的学理带有很强的修正色彩。正如王阳明料想不到王学之 末流会走向“狂禅”，而自信可以“为王学更进一步而后其言无病”的章太 炎，似乎也料想不到他竟然成为自己所忌恶的新文化运动之思想资源（此 处可详见前揭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 等文，毋庸赘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章门弟子里，像周作人、钱玄同 均极力推崇李卓吾等王门后学。就此而言，钱穆先生尽管没有明言章太炎 是新文化运动的祸首，但他的“隐忧”却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周作人《读〈初潭集〉》（见《知堂书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 四年版）一文里，便记录了一段他与钱玄同都想收藏《初潭集》的往事， 乃至要感叹“于今能与不佞赏识卓吾老子者尚有几人乎”。又据《钱玄 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记载：“王 阳明之学，一进而为心斋，再进而为山农，于是有何心隐、罗近溪、李 卓吾，皆王学中至上之人物，吾所最佩服者也。”此等现象，章太炎自 己应该是有所省察的。他在《致柳翼谋书》（收《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 40 局一九七七年版）里就讲到过： 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又平日所以著 书讲学者，本以载籍繁博，难寻条理，为之略论凡例，则学古者可得津 梁。不意后生得吾辈书，视为满足，经史诸子，束阁不观，宁人所谓“不 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者，其弊正未有极。 反省也好，自辩也罢，唯留待后人评说而已。而若以梁启超的《清 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做一比较，便会发现他们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精神源头的发凡上 是大相径庭的。梁著以心学人物为先锋，钱著则以书院精神为楷模。准 此而论，章太炎在二人心中的学术史地位，不待援笔，则已见高下。说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难容章太炎，此也一不可或缺之着眼点。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完稿于厦门大学 也谈“了解之同情” 张旭东 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著述所写的几篇序文，有雅然不尽之致。我曾比较 集中地介绍过这十四篇序（《读书》二○○九年第六期《陈寅恪的序文》）。而为冯 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所作的两篇《审查报告》并没有算进去，虽然它 们后来也缀于书尾作为后序。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以下称《上册审查报告》）原载一九 三一年三月《学衡》第七十四期，距今已经七十年，但关于它的讨论并未停 歇。原文开端就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 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其中“了解之同情”一语，广为流传。 前年（二○○八）冬天，桑兵先生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做演讲，题为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桑先生认为：“了解之同情”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