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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农庄VS壹亩田：上海滩有机农业孪生兄弟 21世纪经济报道 潘沩 上海报道 2011-07-02 01:08:32  评论(1)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 已经获得青云创投和汉理资本A轮融资的多利农庄；正在跟几家风投谈判、即将引入融资的壹亩田，毫无疑问是上海有机蔬菜领域的先行者。 同属在沪上的公司，两家公司有太多的相似点，又有很多的不同。由于有机蔬菜的市场足够大，两家都还在享受市场扩大带来的收益，尚且谈不上正面PK；但背后，二家公司对对方商业模式中不同的部分，还是颇有微词。 先行一步的多利农庄 多利农庄进入大众视野，还是2010年11月，青云创投一举给其投资1000万美元。除此之外，任多利农庄的财务顾问汉理资本，亦为其A轮投资者。 多利农庄“庄主”张同贵，原本拥有“多利川菜馆”这一品牌。他2005年创办多利农庄，一直是两个公司一起运行。2010年以来，他开始为多利农庄引入外部投资者，随后陆续将30多家川菜馆卖掉。在卖餐馆时，他附加了一个条款“不能继续使用‘多利’的品牌”。这一条款，让他开价时处于不那么有利的地位，但为了保证“多利农庄”品牌没有后顾之忧，他只能忍痛割爱。 从开餐馆，到做有机蔬菜，这个转变似乎顺理成章。张同贵告诉记者，到2010年，多利农庄已经有2000亩签约土地，这一年销售收入达5000万，并已经实现盈利。在记者看来，张同贵在经营多利农庄时，显示出很强的市场推广能力。 汉理资本董事长钱学锋告诉记者：“多利农庄向很多单位，如宝钢集团、俏江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提供有机蔬菜。近来，张（同贵）总在努力推广‘礼品卡’，企业可以买这种有机蔬菜的礼品卡，送给自己的客户。” 6月30日，张同贵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家庭用户占到我们客户的七成左右。虽然说做企业用户，平均每公斤蔬菜的配送成本会降下来，但的确是家庭客户对有机蔬菜有更强劲的需求。礼品卡占到我们总销售收入的10%-12%。” 礼品卡是一种面向企业销售、最终是个人消费的形式。在这一形式下，多利农庄只需加大销售的投入或给予企业适当折扣，即可扩大市场；而这一扩大的市场最终由企业给其客户，这些客户又确实是多利农庄的目标客户。这种方式，比通过消费者口口相传，扩张速度快；比通过广告推广，又来得成本低，且与多利农庄的“高端”定位亦相符。 与此同时，单位客户的存在，有同样的作用。给宝钢集团、上海证券交易所供给蔬菜，非常有利于品牌的推广；且其单位的员工，作为家庭客户时，同样也是多利农庄的目标客户。 张同贵不讳言多利农庄“高端”定位的同时，亦表示“五年之内，我们只做上海、北京两个市场”。 这一策略，得到了青云创投的认可。青云创投投资经理王轩表示：“从静态数据看，北上广深占全国有机蔬菜的30%。北京和上海已经是极大的市场。” 有机农业的梦想与荆棘 和壹亩田的用户可以点菜不同的是，张同贵坦承，多利农庄的用户不能点菜。“我们提供一个套餐，一周送一次或两次。客户如果实在对套餐中某个菜品不满，可以事先要求退换。现在，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未来可能会开放到，20-30%的菜品可以自选，但不会做到全部让客户自选。” 多利农庄不能任客户自选蔬菜，壹亩田让客户自选却有高达30%的菜只能低价赔本处理，其背后的难点都是一样的——客户今天点的菜，多利农庄和壹亩田必须提前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先种好；如果考虑到气候不确定会带来产能的不确定性，它们还必须比预计的客户消耗量种得更多。 要想提前一个月或两个月就订好未来客户满意的菜单，这两家公司得有一定的经营年限，能较为精确地把握客户对蔬菜的偏好。但显然，两家公司目前都做得不够好。 所以，当被问到未来随着规模扩大，成本是否会降低时，壹亩田董事长邱建新的答案是：“未来我们提前种的菜，会跟客户口味的拟合度更高，能到80%，那样低价处理的菜就大幅减少。此外，我们目前只有300亩田在种有机蔬菜，另外几百亩还是纯投入。” 综上可知，多利农庄相比壹亩田，前者有着更好的市场推广能力、提供的蔬菜因为其化程度高故而很可能成本较低；后者早早开始布局让客户点菜，一开始将承担低价处理30%产品的风险，却可能得到更好的客户体验。 除此之外，两家公司展现出很多的相似度——都是做没有中间商的有机农业，主要是会员制销售，主要面向家庭客户。甚至于一开始，都是从各自所在的EMBA班获得第一批客户。无论是张同贵所在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还是壹亩田几位创始人所在的交大安泰商学院，其同学都给予他们相当的支持。 因此，这两家公司，也将面临类似的这一行业的梦想与荆棘。 6月30日，青云创投王轩告诉记者，“台湾、香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有机蔬菜占总量的10%甚至更多，而目前北京和上海这个比例还不到1%。而北上广深销售量又占全国有机蔬菜市场的30%。随着这个比例提高，市场前景非常大。” 与此同时，王轩告诉记者：“国外有机蔬菜和传统蔬菜的差价只有30-50%。它们传统蔬菜比我们贵很多。” 此外，在青云创投王轩看来，多利农庄的模式，并非不能复制。但由于有机农业的认证，从企业申请认证，到最终获得认证，要3-4年。这3-4年中，企业必须施有机肥来改善土壤，其生产出的蔬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机蔬菜”，所以可以说这几年是纯投入期。所以，就算有企业要复制多利农庄的模式，首先就得愿意3-4年投入无产出，这是一笔较大投资不说，还有硬性的几年时间。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一定的进入门槛。 猛一看，有机蔬菜似乎有着极大的市场。而且，由于“有机转换期”的存在，实际上给多利农庄和壹亩田都带来了一定的保护，免于后来者的竞争。 但由于现在多利农庄和壹亩田的售价，是传统蔬菜的3-5倍，国内和国外两种蔬菜的相对价格的差异，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国家的有机蔬菜，其市场份额到不了10%，就增长乏力。 此外，一位看过几家有机农业的创投基金合伙人，更多表示了对这一行业的担忧和顾虑：“目前‘有机农业’的认证还非常混乱，好多机构都可以认证，这个认证可以花钱买。而且，就算是比较权威的认证机构，我对它们的认证也是略存疑，在国际上更为严格的认证下，这块土地得十年以上没有受过污染。从这个角度上说，目前有机农业概念大于实质。” 上述合伙人表示：“而且就算他们目前的土地，能符合这一标准，未来再找到的土地呢？有机农业需要大片的土地，要考虑这块土地的土壤条件和当地的气候，是否适合种这些蔬菜；也要这片土地及附近区域十年内没有受过污染。所以，当这些企业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时，如何能保证一样的‘有机’？” 而创投基金进入，一定需要有机农业企业扩大规模再上市。如果在土地问题上卡壳，则或者扩张难以为继；或者得降低品质。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上述合伙人看了几家有机农业，都放弃了。 这个问题，也是未来要扩张的多利农庄和壹亩田，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多利农庄：缩短“食物链” 2011-04-29 15:15:34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有0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有了地，对有机蔬菜生产商而言只不过意味着拿到了“入门证”，而要实现符合标准的持续产出，则还需要大把“烧钱”。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规定，“有机食品”进入市场需要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CIF的统一标准认证，认证许可有效期为一年，需按年年检。而其生产标准可被概括为“三无两改造”，即：无化学农药，无化学肥料，无转基因，改造水，改造土壤。也就是说，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强制标准以外，种植区域的土壤和水域也必须达标。 “要达到相关的标准，一般的土地需要三到四年‘改良期’，其间没有任何产出，属纯投入期”，按照张同贵介绍，多利农庄的前期投入在2.2亿元左右。其中，仅水系改良一项，多利农庄前期便投资了超过6000万元。持续的重金投入，使多利农庄成为了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诸如国环有机认证、IFOAM国际有机认证、HACCP关键风险点控制认证、GAP优质农业认证的农庄。 “我们目前拥有的成规模且符合标准的自有有机种植基地，是短期内很难被其他同行超越的优势。”张同贵说。有机蔬菜的市场需求目前足够大，而要在这个行业立足，最重要的便是“供给”。目前，多利农庄经过改良达标生产的菜地面积还不足1000亩，2009年是其实现规模产出的第一年，首批改良完成的 300亩土地实现营收约3000万元，而2010年的全年营收已经超过了5000万元并实现盈利。 “我们现在供不应求，下一步得琢磨如何进一步提升供应量”，由于坚持土地规模化的发展路径，多利农庄在上游布局过程中更具规划性。目前，多利农庄已经形成了“分品类跨区域布局”的策略，即按照种植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相应的地理布局。譬如，将不易保存的绿叶类蔬菜生产集中在城市近郊，而耐储存和运输的块茎类蔬菜则分散到其他土地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这样一来，既能充分提高总体产量供给，降低土地成本，又有利于规划产品品类拓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总体利润率。基于这种思路，2010年开始，多利农庄又分别在崇明、云南以及武夷山复制建设了数万亩的有机农业种植基地。 营销有“道” 供给问题解决之后，企业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打通产品的营销通路。 在欧美市场，有机产品的营销渠道主要有三类：常规超市、直销以及天然(有机)食品专卖。例如美国就有以销售有机食品为特色的超市Whole Foods Market，2010年实现业务收入90.1亿美元，并且每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但在国内，目前还没有成熟的专卖渠道，而且商超、菜场这些传统渠道也问题多多。 按照常规，最为“省心”的做法，便是蔬菜自田间收获后，交给所谓的蔬菜经纪人，经由一级代理、二级代理、零售商等四五个环节，然后到达消费者的餐桌。但这种常规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间物流环节层层传递之下的高损耗，这个数字一般在30%～40%;产业链上大量利润被渠道商占据，中间环节的利润甚至会占到终端价格80%以上;此外，菜场的终端混售方式也使得消费者很难将多利的产品从一堆堆蔬菜中区隔出来，不仅不利于农庄品牌形象的建立，而且由于市场良莠不齐，这项生意也有可能因之受累。 另一种途径则是和区域内的大型商超，诸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合作，进入超市专柜销售。但是，走传统商超渠道同样存在中间环节损耗和品牌辨识度不高的问题，而且由于传统商超渠道都“比较强势”，在进场费、返点以及账期等方面的苛刻条件对企业快速扩张也带来现金流上的压力。 于是几乎在创业之初，多利农庄就确定了“压缩中间环节”的渠道经营原则，并最终选择了直销的方式，并且采取了会员预售的模式，即会员以月、半年或年度为周期预先付费，打包购买。 多利农庄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一是大型的团购会员单位，比如中欧国际工商、宝钢、上海证交所、国家会计学院等大型企事业单位客户;二是以礼品卡或者礼券的方式面向普通市民，通过在高端小区举办互动活动等形式来吸纳新的个体和家庭客户;除此之外，还利用官网的电子商务渠道进行直销。目前，在多利的销售总额中，三类渠道分别占据了4:4:2的比例。截至2010年底，多利农庄拥有超过20个团购会员，约5000个普通会员，基本覆盖了目前的全部产能。 事实上，依赖直销不乏先例。在有机食品市场同样发达的日本，其产品流通的最大特征便是直销，譬如通过建立产销联合组织，与生协以及专业流通配送企业等合作实行宅配化等。但是，直销对物流配送的依存度相当高，而国内市场的物流配送，尤其是冷链配送尚不发达，自建物流对于刚刚涌现的有机食品生产企业而言尚属“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如何匹配合适的市场资源，合作伙伴的服务能力及水平与企业的高速成长是否能够协调便成为挑战。 多利农庄：多基地进行曲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21日 18:06  《新领军》杂志 　　多利农庄正在改变着传统农业散卖的先天性缺陷，不论是礼品套装还是季卡、年卡用户，都是先付钱再送货，按需生产，这就改变了过去农民先生产再销售的困境；其次，多利农庄打破了小农生产模式，通过大规模的科学生产，避免了单个农民乱喷药、乱施肥等问题 　　文/本刊记者 洪丽萍 　　8月12日，多利农庄又签下上海崇明县1620亩地，同时该农庄还宣布将在浙江省湖州市开发建设3000亩基地，这些基地将被用来种植和养殖有机产品。也就在八月中旬，多利农庄与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签署了上市服务融资。多利农庄总经理郭海表示，目前公司正在洽谈第二轮融资。去年11月，该公司获得青云创投1000万美元的首轮风险投资。 　　用心种地 　　多利农庄是有机产品行业中的种植大户，它被誉为上海规模最大的专业从事有机蔬菜种植、销售的农庄。8月9日其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大团镇的1750亩基地，被环保部授予“2011年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2005年，其创始人张同贵，已经拥有30家多利川菜连锁，年营收过亿元。也就在这年，张考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正是这次进修，让他把未来的发展方向锁定在“都市农业”。他在毕业论文中建立了一个都市农庄的商业书。恰好2005年上海计划打造10个100公顷的蔬菜基地，而且选择了公开招标的方式。张同贵正好用上了那份充满国际化视野和前瞻眼光的EMBA论文参与投标，成功获得上海南汇区大团镇1750亩土地的经营权。 　　直到现在，其创始人张同贵几乎从未公开提过有机产品的“商业模式”，而是在最开始就用心种地。获得土地经营权后，张同贵首先做的不是种菜，而是按照有机种植要求，先改良土壤和水质。他雇人挖出20米宽的河道，让多利农庄和周围分开，同时以巨大投入改良灌溉用水的水质，仅此一项就花去6000多万元。同时，让土地闲置了3年，并进行土壤改良，以降低土壤中的农药残留，恢复土壤自身肥力。 　　把全部身家都投在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这个勇气恐怕是一般人没有的。可张同贵坦言，支撑他的，就是市场需求。2005年，身边的人越来越关心怎么吃得好，很多人让农村的亲戚朋友给自己养头猪，种一点不用化肥，“自己吃的菜”。 　　在有机种植上，农村出来，农学毕业的张同贵一直不遗余力。多利农庄积极探索发展低碳农业，充分利用风能、沼气、太阳能、秸秆、地热能源等多种可再生能源对园区进行能源供应，同时充分利用农副业剩余物作为肥料，提高秸秆低碳化利用，还用豆渣、蘑菇的下脚料、散养鸡的鸡粪，加上十几种不同品种的生物发酵菌，在高温发酵下，形成植物有机肥。为摆脱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多利农庄在灌溉方面采用滴灌和喷灌的数字化灌溉系统，在土壤中埋设传感器，根据土壤的湿度与温度，通过传感器，配合不同菜品的特性条件实行自动化灌溉。 　　到目前，多利农庄制定了严格的“从农田播种，到蔬菜上桌”的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系统，建立了条形码管理体系，确保食用的每棵蔬菜都是天然安全的。多利农庄是国内极少数运用ERP管理系统、OA管理软件以及CRM客户管理系统，进行专业化、科学化、透明化管理的有机蔬菜农庄。 　　所以，多利农庄出售的每样有机产品，都由自己的农庄种植出来，而非从别处采购，或合作种植，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有机产品的真实性。未来，多利农庄会把地一直种下去。目前，多利农庄正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分品类跨区域布局”战略，按种植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相应的地理布局，将不易保存的绿叶类蔬菜生产集中在城市近郊，耐储存和运输的块茎类蔬菜分散到土地成本更低廉的地区生产。 　　直接销售 　　有了好的产品，卖给谁，怎么卖，提上议事日程。张同贵很快请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校友郭海和茅亮，他们决定不走超市渠道，而是做直销。三个人带着各自资源，一方面从银行、证券、医疗机构等领域入手，从礼品团购开始，然后从礼品用户中发展愿意买会员卡长期消费的客户；另一方面，他们也尝试与法拉利、保时捷、奔驰等高端品牌联合，玩起了“跨界营销”，这都帮助多利农庄以较低成本找到了一批愿意为有机蔬菜买单的人群。 　　张同贵说，做直销有个好处，由于直接和最终消费者联系，消费者会监督农庄，这个比第三方机构更管用。另外农庄也会自律，特别是在规模上去之后，农庄每一批蔬菜都不能出问题。多利农庄自购十余台车辆与物流公司联合运营，每单成本降低至20元，配送成本大概只占整个收入的15%-18%，多利引入了日本黑猫雅玛多宅急便物流为合作伙伴，配送半径覆盖了半个上海，蔬菜从采摘到最后配送至会员家中，中间过程不超过24小时。 　　目前，多利农庄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于三个方向：一是大型的团购会员单位，比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上海证交所、国家会计学院等大型企事业单位客户；二是以礼品卡或者礼券的方式面向普通市民，通过在高端小区举办互动活动等形式来吸纳新的个体和家庭客户；除此之外，还利用官网的电子商务渠道进行直销。 　　截至2010年底，多利农庄拥有超过20个团购会员，约5000个普通会员，基本覆盖了目前的全部产能。 　　在庄主张同贵看来，多利农庄正在改变着传统农业散卖的先天性缺陷。不论是礼品套装还是季卡、年卡用户，都是先付钱再送货，按需生产，这就改变了过去农民先生产再销售的困境；其次，多利农庄打破了小农生产模式，通过大规模的科学生产，避免了单个农民乱喷药、乱施肥等问题。 　　从去年起，多利农庄已开始盈利，今年销售额有望达到1个亿。郭海说，多利农庄的目标是在未来实现年销售10个亿，创立中国都市有机农业第一品牌。 有机蔬菜 品牌：多利农庄 环保宣言： 我们是热爱土地和健康生活的一群人，为了您和家人餐桌上能有各种安全健康的有机蔬菜，我们将始终执着于用有机的方式种植蔬菜，劳动并快乐着。 产品介绍： 有机蔬菜，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有机蔬菜完全按照自然规律生长，所以生长周期相对较长，也正因如此，有机蔬菜比普通蔬菜吸收土壤中更多的有机质，含有多维生素和钙、镁、铁、铬等多种基础矿物质，并有抗癌和抗氧化作用，同时其口感也更新鲜、浓郁。 【多利农庄的有机蔬菜价钱比一般蔬菜贵三至五倍】 【“这绝对是中国玩集装箱玩的最好的，这将是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农庄国际水准的项目。”多利农庄董事长张同贵自豪地说】 【多利农庄有五十多个蔬菜品种，其中包括许多一般蔬菜市场少见的国外品种】 【台湾农业专家林文健每天都要巡视农庄，观察蔬菜的生长情况】 【周末来农庄采摘有机草莓是成为多利农庄会员的特权之一】 【有机蔬菜的手工劳作需求是一般蔬菜的两倍】 一栋由十几个嫩绿色的旧集装箱横竖叠成的建筑，伫立在大团镇南部的田野中。这座新潮的“铁盒子”是多利农庄正在建设的产品质量现场监测中心。建成后，“庄主”张同贵就能站在里面，透过大玻璃看着一箱箱新鲜采摘的有机蔬菜装上货车，被直接送到上海每个农庄会员的家中。 多利农庄成立于2005年，面积近2000亩，是上海市郊最大的有机蔬菜基地。大团镇位于浦东新区东南。作为传统的农业镇，这里分散的小农们世代耕种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浑浊的河水，散乱的农田是这里的典型画面。6年前，四川商人张同贵（多利农庄董事长）揣着自己赚得的上亿元资金来到大团镇，并通过农地流转获得当地1750亩耕地23年的经营权。 越来越多的资本嗅到了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的商机。据统计，2007年，私募股权机构投资于农业项目的金额仅为3.96亿美元；到了2010年，其投资金额达14.89亿美元，这一年的投资金额超过了前4年的总和。 作为上海市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多利农庄是资本农业模式的先行者。它的到来，改变了当地700户农民与他们世代耕作土地的关系。 切断“脐带” 皮肤黝黑的中年农妇宋林娟是土生土长的大团镇人，现在她是多利农庄的一名种菜工人。上世纪80年代前，与当地所有农民一样，她一家在三熟制的种植中年复一年的劳作。（大团镇镇志显示，在缺少农业外就业之前，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办法通常是增加复种次数并不断改种劳力更加密集型的农作物，这使得三茬制在当地农业种植中非常普遍。） “我爸妈年轻时，家里就是种三季的，农忙时老人、孩子都要下地，那时候的农活就是全家都动员上，没白没黑地干，最后也就是能勉强糊口。”宋林娟回忆。 1980年代末，长三角乡镇工业的发展，日夜在田间劳动的农民终于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到镇里去打工。从此，农民不断离开土地成为当地一种趋势。 在多利农庄来之前，宋林娟一家仅有她一人还常年干农活，但比起儿子在城里开出租一个月五千多的收入，她劳累一年在两亩地上种桃子赚来的一万元收入只占家庭总收入的很少一部分。 2005年1月，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本市1000公顷菜田生产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各区县政府举行了项目公开招标，于是在大团镇中标的多利农庄获得了金石村及邻近车站村和林艺村共700多户农民耕地的土地承包权，期限到2029年。起初，村民对多利农庄开出的每个月1000元/亩的补贴标准并不满意。最后，当地政府为了让项目能够顺利落地，在多利农庄的补助之外，镇政府又给农民500元/亩的补贴，同时给每个农业人口支付1200元/年的补助。 从那时起，宋林娟一家与土地的“脐带”就被斩断了。宋林娟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在那片从未真正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农地上，经过资本的浇灌与经营，竟然能创造出巨大的利润。 土地重生 三月的春光下，一条环绕多利农庄的清澈小河缓缓流淌，里面一排排白色蔬菜大棚整齐排列着。与远处被水质暗混的河水围绕的杂乱农田相比，眼前这幅宁静的田园画面是用巨资恢复的，仅这条20米宽的河道及相关灌溉用水的改良就耗费6000多万元人民币。农庄还采用了滴灌和喷灌的数字化灌溉系统，在土壤中埋传感器，灌溉系统可以根据土壤的湿度与温度，通过传感器，配合不同菜品的特性条件实行自动化灌溉。 “我这个地方自己投资了1.2个亿啊！这都是我以前赚的，没有这个资本支持，谁干得下去啊，我早玩不下去了。”多利农庄董事长张同贵在说起农庄一开始巨大的资本投入情况时语调明显激动起来。 先期设施建设的大量资本投入只是问题之一，由于长期使用农药，多利农庄的土壤酸性很重。为了达到国际要求的有机蔬菜种植标准，多利农庄的土地都必须经历长达三年的土壤改良期。 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长相酷似罗大佑的林文健将一个锥形的电子土壤检测器插入土中，上面显示出6.2的数值，“还是有点酸，PH值7是中性，5-6是酸，5以下是强酸，就不能种蔬菜了，这里还没净化的土地PH值都是4点多。”说着他把刚才的数值小心地记在了本子上。林文健是多利农庄专门从台湾请来的有机农业技术专家，负责整个农庄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指导。每天他都会开着电瓶车在农庄的田地中检测土壤的酸度以及观察蔬菜的生长情况。 因为不能用任何化学药剂，多利农庄对手工劳动的需求是一般蔬菜种植的两倍，同时它还需要用极其精细化的企业管理方式去重新组织当地的农业劳动力。 农田流转给多利农庄后，宋林娟就告别了以自耕为主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成为多利农庄的雇佣工人。每天清晨，她都会离开家骑着电动自行车赶到3里外的农庄上班。工作时间是7点-17点，无周末，月薪1100元左右。作为一名生产组长，她的名字被大大地写在蔬菜大棚外的显眼处，除了自己劳作外，她还要管理着10多个工人。蔬菜大棚的门上都贴着工作流程表，每完成一个工作流程后，她都要在表格上注明。下班前，她还要让专人把一天的工作进度录入电脑。像她这样多利农庄常年雇用的工人有一百多个。 对于宋林娟来说，她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生产轨迹，不算多大一回事，但现在这片土地呼唤出来的产值较之过往却相当惊人。 “我们家以前有两亩地，种桃子时每亩地每年能有5000元的收入，但这还不算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宋林娟告诉记者。同样是宋家的地，如今经过多利农庄的经营后，每年每亩地蔬菜产量可达2万公斤，出棚价约为22元/公斤，扣除每公斤12元的种子、农药和人工等直接生产成本，每公斤蔬菜的利润是10元，也就是说，不出意外的话，每亩年利润可高达20万元。 小农不可信？ 仅仅从生产环节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同样一片土地，多利农庄通过企业运作的模式比小农能产生更大的产值。 “企业更能让市场发现价值，而农民不能。”曾为多利农庄做过盈利模式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分析。他认为，就算农民能够种出跟多利一样的有机农产品来，市场也不会给出足够的溢价。近年来的多次食品安全事件，导致消费者对监管机构失去信任，对分散的农户也失去信任感。而像多利农庄这样通过把生产环节内部化的方式较能被市场认可，企业由于生产投入大，造假成本极高，消费者会更倾向于相信企业经营的品牌。 对于小农的不信任不仅仅来自于消费者，当地政府也更倾向于支持农业企业，而不是分散的农民。 “由社会资本来做这事，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政府给单个农民一亩地4万块扶持，他们早就拿这些钱去盖房子，才不会投到田里去呢。”当地一位官员在说到为什么政府不支持小农进行蔬菜种植时直言了对农民的不信任。 政府给予多利农庄的财政扶持力度则超出一般人想象。多利农庄前后总共投资2.5亿，其中当地政府资金支持在里面占了一半多，达1.3亿。据大团镇农办介绍，在2006年、2007年两年间，大团镇先后给多利农庄蔬菜大棚补贴费达6000万元，育苗基地费约3000万元。在镇农办提供的一份2010年政府农业扶持项目的资料中显示，去年镇政府对多利农庄的资金支持占到当年农庄资本投入的70%，达1225万元。 多利农庄已经成为浦东新区现代农业的展示样板，经常接待来自各地乃至中央的视察。最近来自全国各地政府的邀请让张同贵的行程非常繁忙。从北京到昆明，从成都到三亚，各地的政府都希望多利农庄能到他们那里去发展有机农业，并许诺给予比上海更大程度的政策支持及配套更大片的土地。福建武夷山就希望多利农庄能在那里建设3300亩的农庄，其中300亩用来做农业旅游，3000亩种有机蔬菜。 实力更雄厚的资本已经开始发现现代农业的商机。今年1月，万达集团就宣布要投资4.9亿元在北京延庆县建设占地5700亩的有机农业园。据万达集团介绍，通过建立有机农业园，万达将通过为农民支付地租以及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等途径，帮助当地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和劳动收入，从而尽快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通过倒包转租的形式，农民不仅能获得土地流转费用，还能在农场打工，这似乎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在台湾人林文健看来，这还不够。 “生产有机农作物的农民，不能只被单纯地看做是农民，而应该是健康粮食提供者。我们应该把他们的角色再提高，让他们有荣誉感。”林文健想把来自台湾的价值观灌输给多利的种菜工人，但是他发现他们仍然只是把它当做一份工作，没有台湾那种归属感。 据林文健介绍，台湾现代农业仍然是小农式经营，农庄主人都要自己下田耕作，他们把这看做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为自己能够提供健康的农产品而骄傲。 台湾的小农之所以可以存在并发展，林文健觉得这得归功于政府对于现代农业及小农的大力支持。首先在台湾对于农产品质量的检测极其严格，特别是有机农产品，一旦发现造假生产者将被罚以重金。另外在台湾每个乡、每个镇都会有一个农会，农会是政府支持建立的民间组织，它们与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会给农民生产上的协助、专业上的训练、提供种子肥料、负责销售，从而免去了农民对农业生产之外的忧虑，同时有机农业产生的高利润又能够被农民所分享。 多利农庄：把菜卖给有钱人 　　这是有机农产品基地多利农庄的第六年。前三年，坐落在上海市近郊南汇区的农庄作为有机农业转换期基地收入为零，创始人张同贵不好意思说做农业，称自己在做旗下“金田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项目；第四年，他的第一批有机蔬菜收获，菜贩给出仅几毛钱一斤的价格，一气之下他决定不再卖掉，全部打烂作为绿肥。不过这段看似有些迷茫的时光没有妨碍多利农庄向真正的盈利快速路全速进发；第五年，张同贵迅速确立了会员直销模式，拿到青云创投的总额计7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会员数飙升并实现千万元以上的净利润；第六年，他已经准备拿下崇明岛以及北京平谷区的基地，继续封疆拓土。 　　在从事有机农业的创业者受困于基地难找、产能甚微、会员数止步不前时，多利农庄的1750亩基地与5000位会员数量，几乎创造了神话。更重要的是，这个攻克有机农业几大难关的团队中，高管只有张同贵一人拥有与农业沾边的履历，总经理郭海与销售总监茅亮都是他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弟。这个门外汉出身的团队究竟有怎样的创业秘诀？ 　　门外汉组合 　　在多利农庄中，放眼望去是种植各种作物的农田与大棚，办公区域显得不大，旁边是一个拥有餐厅、住宿间，加拿大风格的接待区，以及一个用来栽种一些对湿度与温度要求严格，平时难以见到的植物，包含智能化喷灌以及温控系统的展示厅。如今张同贵泡在农庄的时间并不多，在种植方面几乎像个甩手掌柜，偶尔来到农庄，也就是在会客区洽谈合作、融资，偶尔在间隙时来到展示厅，看看开春以来的蔬菜长势。 　　张同贵在“四川农业大学”种植业毕业，之后从事过矿产资源、仓储物流和餐饮，但在进入中欧工商学院之前都没再涉猎农业。如果没有人提醒，这个团队几乎不会琢磨起自己“并不专业”的身份。对此，郭海觉得很有趣，“我们是一帮门外汉做农业。”而张同贵则总结，“做好农业不是农民的任务，得靠企业家，还得是资本家。” 　　借用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从思路上来看，张同贵从来就没有循规蹈矩，跟随传统农业的老路走。2010年6月，多利农庄刚刚度过有机转换期，张同贵打算引入郭海和茅亮，此时的农庄看起来郁郁葱葱，实则对销售环节既没经验也没太多计划，在盈利模式上还是个半成品，但凭直觉，他却宁可找几位从未种过菜、买过菜的MBA校友一同创业。 　　而在两位学弟迅速被他的农业梦想打动后，张同贵任命来自消费电子行业的郭海负责种植与销售，通信行业出身的茅亮负责市场与销售。在多利农庄的半年多时间，他们使出了不少与农业似乎没太大关联的招数。例如，张同贵直觉认为，多利农庄不能以超市为销售渠道，而是该选择会员制直销的时候，他们果断地将礼品营销的模式移植进来，利用B2B与B2C销售联动起来，在短时间内迅速支撑起销售额；在设立好高端的定位之后，善于公关活动营销的茅亮开始找到奢侈品联合做活动，在曾经与法拉利和奔驰合作之后，今年则计划找到保时捷，“看张总换什么车，就考虑和谁合作”，这对多利农庄找到能够为有机农业买单的人群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也许恰恰歪打正着。外行入手，善于将计就计，多利农庄的生意从基地化农业开始，但却在合适的时机嫁接了很多礼品营销模式与快速消费品的商业打法。 　　一个很重的商业模式 　　2005年，张同贵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课题小组组长，作为毕业作业，他们关于发展有机农业的商业计划书首次提交就顺利通过。彼时，张同贵凭借多个行业的投资积累了资金实力，却对自己曾经研究过的农业种植时常惦念，本着市场导向的思路，考虑到中国人吃百味菜，要面对各种食品安全问题，便认定有机农业是未来趋势。 　　在一个土地招标会上，他的商业计划也顺利打动了上海市政府，轻松拿到了南汇区一块1750亩的土地。这带给张同贵不小的压力，因为基地需要进行土壤转化与建设规划。前者受困于有机农业的三年转化期，无法逾越；后者不仅是农庄主展现个人风格的表现，还是生意成功与否的重要部分，开车都要个把小时才能完整兜完的大片土地上，农庄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利于种植，会潜移默化影响到整个商业模式。 　　张同贵为多利农庄的定位是都市农业，以城市里的中高端人群作为目标客户进行有机蔬菜的产销。在农庄进行体验农业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于是规划中加入了日本庭院式的展示厅，德国风格的集装箱酒店，还融入风能、地热，以及太阳能利用的先进理念设施。　　 “多利农庄的面积很惊人。”在北京市大兴区，留民营青圃园菜蔬有限公司是一个以村为单位的有机农业企业，产品销售渠道主要为精品超市，总经理杨利一直关注其他有机农业企业的发展，虽然政府推动绿色农业的进程从未停过，但多数是几百亩为单位，多利农庄的超大面积和5000名会员使他非常羡慕，“有机农业地租、设施投入、人工、生产资料、认证费用、设施维护，处处花钱。但这些还没完，这片地究竟怎么种是关键：有机农业的生物肥料效果比普通化肥差很多，颗粒无收，容易让创业者有种挫败感。” 　　面对产能这个棘手的问题，张同贵开始拉“外援”。他建立了一个分为四部分的人才资源库：请到上海交大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台湾的有机种植和生物肥料专家作为顾问团，中国人民大学资深专家温铁军教授还特意带来一个项目组，在农庄住了一个多月考察和指导；公司负责生产的工作人员由来自上海交大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等农业院校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组成，还特意设置了负责引进新品种和如何运用低碳方式种植的研发部。 　　基层农民是最让张同贵发愁的问题，上海郊区的农民多数已不愿继续种田，最后他给出了2000元左右的月薪。如果把有机农业算级别，一个农民负责超过3亩地的面积，已经很难保证质量，而多利农庄则是少的时候200人，多的时候加上临时工400多人，最厉害的工人，一个人平均下来种1.5～2亩地。 加上之前邀请来为三年转换期中增加有机质进入土壤机构，去除农药、化肥残留物的台湾专家，形成了专家咨询服务，高管管理总生产，中层员工管理农民和病虫害防治，基层农民做种植的局面。 　　前前后后投入2个多亿，收入几乎是零的局面不是一般创业者能够接受的，张同贵也认为自己够坚定，没有在投进钱没影的时候改变商业模式。挺过转换期，张同贵开始招贤纳士，郭海、茅亮等同事都是在参观农庄之后即决定加盟的。茅亮认为，多利农庄的模式看似和农家乐有点像，“但不是偏乐，而是偏农，虽然有高科技含量，但是能看出创始人不想搞得太商业化，还是围绕着种植为主。” 　　郭海甚至觉得此时加入多利农庄相当“占便宜”，“把这个生意放大来看，做有机食品的重要壁垒张总已经全部跨过去了，我们的到来就像是在他搭建的台子上继续唱戏。做有机农业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这不是有了想法快速实现就能赢的生意，它的门槛在前面，第一是规模，第二个是早期的资金投入，第三是时间成本。这种商业模式，即使完全告诉谁，对方也不一定能做到。” 　　怎么解决“卖不掉”的问题？ 　　种菜其实是个“工业化”的活儿，一茬茬各类蔬菜从年头到年尾都有收获，眼看蔬菜整装待发，张同贵对产品将销往何方却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不过张同贵也承认，有机农业的消费者目前依旧是中高端家庭。尽管多利农庄的目标人群是每年在蔬菜购买上花费10000元左右的家庭，4000多元的会员卡是一周配送蔬菜一次，但一下拿出几千元来订菜，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有些心理上的难度。 　　“大体来看，有机农业的根本问题还是三个字：卖不掉。”杨利说，“有机产品的高价是渠道逼迫而成的。”常规蔬菜的主要渠道是超市、菜场等，有机蔬菜成本高、价格贵，如果让超市巨头在产品进场时就扒一层皮，想卖出去谈何容易。这使张同贵很坚决，绝不选择与超市合作。 　　张同贵先是将完成有机改良的306亩土地的蔬菜都送去给亲朋好友吃，抱着“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想法，他隐约觉得直销是个市场，时间催促他尽快做出选择。 　　好在这个整天想着“卖菜”的三人组有先天优势。从中欧工商学院毕业的他们本身就带着足够高端的资源，于是迅速挑选了银行、证券、高端培训机构与医疗机构等资源集中的领域，从做礼品团购开始。而此时这些处于上海繁华地段的大企业正要放弃俗气的燕鲍翅，选择更健康、个性化的馈赠礼品。7月底加入多利农庄的郭海很快就发现，在中秋节前夕，从200元到500元的有机蔬菜礼盒券走势颇好，看来这部分人群很愿意买账。 　　第一轮团购的同时，茅亮开始建立团队，专门跟踪那些兑换过礼券的客人。一轮电话沟通后，他发现大概8%比例的顾客会继而选择成为购买会员卡，此外有一些还直接带来了其他公司作为新的团购客户。之后，多利农庄的销售进入了B2B与B2C相互转化的阶段，利用中秋和春节之间的档口做B2C的工作，春节前夕，又发现会员卡的销售出现了明显的增量，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购买礼券了。紧接着，他们将会员卡的价格固定在1000元～4000元的区间内，希望使消费者感到不管是买来送人还是自己用都挺好。 　　郭海总结了其中的门道：B2B要有效，能够传递出去，同时B2C一块要有综合推广。这就需要营销活动的支持了。茅亮组建了公司的“营养师”队伍，他们会以多利农庄的身份参加一些营养培训等，通过路演、各种单位的活动宣传公司的有机食品；另一方面，张同贵计划的生态农业派上作用，少量会员与有意向的消费者来到多利农庄餐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成片的菜地与大棚，还有鸡汤火锅涮有机蔬菜以及“低调高端”风格的建筑，转化为会员的几率不断增加。 　　虽然仅仅有半年多的尝试，但他们已经总结出“上半年卖券，下半年卖卡”的经验。这也揭示了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是消费者而非公司客户，这是多利农庄嫁接礼品营销，但与礼品营销公司最大的区别。“将有机食品单纯做礼品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很担心会把有机这个行业给做坏了，”郭海清楚B2B只是短期繁荣，“礼品市场不是新行业，在上海能叫得出名字的至少二三十家。做有机，最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种常态、生活方式。从券到卡，才是真正的转化。”而按照其投资方青云创投的观点，礼品营销似乎很难走出“平台化”的圈子，利润难有突破。 　　其实归根到底，打动消费者的其实是对有机健康的追求。“卖菜”卓有成效后，张同贵开始光明正大地宣称，如今是个生意越土越时髦的时代。考虑到这点，张同贵在宣传册扉页重要的地方写上一句话：农民种两块地：一块地生产出来的蔬菜用来卖到市场上，一块则供应自家人食用。他力求呼唤更多人的健康危机感。 　　多利农庄的销售已经演化为较为固定的模式，B2B团购、个人购买与电子商务的对比是4：4：2。留民营总经理杨利最佩服多利农庄的一点是，他们已经可以用一种相对“强势”的姿态卖菜，“农庄种什么，消费者吃什么；而我们走商超渠道，看到什么畅销，再在国内寻求新的有机基地生产，整个流程又拉长了。”郭海觉得最好的情况是要会员数和产能灵活结合，“未来要发展到1.5万个会员，如果产能没有达到，大不了暂时先不发展会员，节奏我们自己把握。” 　　配送是个大问题 　　在“种菜”与“卖菜”之后，多利农庄需要继续攻克的问题是“送菜”。象征着健康生活与回归自然的有机农业领域内，创业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对很多商业模式已现端倪的公司来说，物流配送是个隐形杀手似的环节，当一单配送远远超过成本时，菜越卖越多，却相当于越做越亏本。 　　“有机农业有一大特点，至少我所在的北京是这样，”杨利说，“客户很分散，五环内来看，即使在一个社区的也不多。这就使单独每单的配送成本非常高。有些时候加的20%甚至40%毛利根本敌不过月配送成本，有时候是赔钱的。究竟如何能够达到一个利润与成本最佳结合的点，如何达到盈利，非常麻烦。所以做B的生意一般配送量大可以挣钱，一些人会用这部分盈利弥补配送到C的亏损。” 　　在2009年张同贵主张“送菜”的时候，多利农庄就开始建立冷链物流，在配送车达到5辆时，却发现运力不足，且很难覆盖到上海外环线以外的地区。每辆车30万元左右，每月每车汽油费的话也得5000多元，而且配送情况经常变更，必须寻求专业公司的合作。由于蔬菜必须要冷藏配送，郭海花了好一段时间寻找专门做冷链配送的公司，最后才与刚刚进入上海市场的日本黑猫雅玛多宅急便物流进行合作。 　　最初对方提到如果要全部配送，平均一单70元，如果超重还要继续增加。为了磨下对方的报价，多利农庄最后采取了自建物流与外包结合的方式，目前自己拥有10辆车，而另外一些配送交给雅玛多进行。由于多利农庄将较为稳定的订单整理出来，将其交给雅玛多负责，而自己则负责一些较为分散的订单，使雅玛多能够将多利农庄的配送轻松引入原本每辆车的配送半径之中，进而降低配送成本和报价。 　　在上海，这部分消费者更多在内环中。多利农庄自由配送的路线便从外环内，改变为外环之外。多利农庄目前依旧在努力降低配送成本，去掉低于100元的配送产品，使更多配送单几种在1000元左右，降低运营成本，以此将每单配送费用降低到20元。由于冷链和已经分拣过，三公斤菜到家，可食部分几乎能达到100%，郭海透露，“配送成本大概占整个收入的15%～18%之间，完全没有其他渠道，利润还是有保证的。” 　　不过目前中国的有机行业中，像多利农庄这样，拖着一个很“重”的资产模式的创业者并不多，与“乐活城”、“海客乐”等品牌有些差异。郭海认为，先做店铺后做基地的风险在后面，“有机这个行业，有的是从前端往后端，先做销售，找基地来OEM；我们是从后端往前端，先生产再销售。如果放在美国，两种模式都能成功，因为供应已经很充分。但是在中国，真正的有机产品在这个市场上相对稀缺，只做种植是很难赚钱的，大家都先做前端，店开得太快就超出能力范围，只能‘买来卖’，容易出问题。”(文/曲琳 摄影/徐烨) 多利农庄：缩短“食物链”（2）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业内的企业都各辟蹊径。譬如，同样从事有机蔬菜生产的上海一亩田，为了拿到上游生产基地，几位创始人起初是驱车在老家崇明岛挨家挨户谈租地，这不仅需要本乡本土的人脉基础，而且也需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而诸如北京正谷等企业则放弃了自建生产基地的想法，转而采取与流通商更为接近的做法：异地发展合作社，这虽然能够解决上游产能不足的问题，但一来品类缺乏规划，而且也给企业在上游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上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对于张同贵和那些意图趟入有机生意的“掘金者”而言，如何跨过土地的坎是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找到合适的路径来突破政策限制，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重金投入，走“重资产”发展的方式。在张同贵看来，除了具备资金实力，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的则是“要和政府政策相协同”。目前，上海多利农庄拥有在建的种植基地面积超过万亩。这得益于上海市政府2005年出台的一项新政策：计划打造5到10个100公顷的蔬菜基地，希望能“符合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同时能反映中国农业水准”，并面向社会招标。而张同贵在当时提交给政府的竞标里，适时地提出了“强调高品质，打造强势品牌，培育特色品种”的“三品”经营理念，这与政府对该块土地的定位不谋而合，张同贵由此成功地获得了位于浦东新区大团镇上的一块1750亩土地的经营权。 　　有了地，对有机蔬菜生产商而言只不过意味着拿到了“入门证”，而要实现符合标准的持续产出，则还需要大把“烧钱”。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规定，“有机食品”进入市场需要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CIF的统一标准认证，认证许可有效期为一年，需按年年检。而其生产标准可被概括为“三无两改造”，即：无化学农药，无化学肥料，无转基因，改造水，改造土壤。也就是说，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强制标准以外，种植区域的土壤和水域也必须达标。 　　“要达到相关的标准，一般的土地需要三到四年‘改良期’，其间没有任何产出，属纯投入期”，按照张同贵介绍，多利农庄的前期投入在2.2亿元左右。其中，仅水系改良一项，多利农庄前期便投资了超过6000万元。持续的重金投入，使多利农庄成为了国内少有的同时拥有诸如国环有机认证、IFOAM国际有机认证、HACCP关键风险点控制认证、GAP优质农业认证的农庄。 　　“我们目前拥有的成规模且符合标准的自有有机种植基地，是短期内很难被其他同行超越的优势。”张同贵说。有机蔬菜的市场需求目前足够大，而要在这个行业立足，最重要的便是“供给”。目前，多利农庄经过改良达标生产的菜地面积还不足1000亩，2009年是其实现规模产出的第一年，首批改良完成的 300亩土地实现营收约3000万元，而2010年的全年营收已经超过了5000万元并实现盈利。 　　“我们现在供不应求，下一步得琢磨如何进一步提升供应量”，由于坚持土地规模化的发展路径，多利农庄在上游布局过程中更具规划性。目前，多利农庄已经形成了“分品类跨区域布局”的策略，即按照种植产品的不同属性，进行相应的地理布局。譬如，将不易保存的绿叶类蔬菜生产集中在城市近郊，而耐储存和运输的块茎类蔬菜则分散到其他土地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这样一来，既能充分提高总体产量供给，降低土地成本，又有利于规划产品品类拓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总体利润率。基于这种思路，2010年开始，多利农庄又分别在崇明、云南以及武夷山复制建设了数万亩的有机农业种植基地。 多利农庄：生产农业“奢侈品” 　　在上海浦东新区大团镇的多利农庄内，300多亩的菜棚里种植着20多种当季有机蔬菜，拿起刚收割上来的蔬菜，每棵的身上都贴着一张“身份证”，证件上的信息除了固定的产品编码以外，还标明了具体的种植时间和种植地点。 　　创始人张同贵分析说，在美国和日 本，有机蔬菜消费超过蔬菜总量的15%，中国却还不到1%，因此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 　　“我们让每棵蔬菜都做到能追根溯源、知根知底，就是要让消费者彻底清除对有机农业生产者的不信任。”张同贵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每天他们都要抽检160多个产品，除了将抽检数据自行保存外，还一同上传给上海蔬菜协会信息办公室备案。 　　今年春节，多利农庄提供的有机蔬菜通过直销渠道销售了2万多箱，让张同贵更加肯定了自己当初的决定。 　　而成为今年世博会11个国家馆以及1个企业馆的有机蔬菜供应商后，保证世博的特供是张同贵现在考虑的头等大事。 　　不过，令张同贵着急的是，现有的土地量却有些供不应求。“我们计划在崇明建2000亩新基地，借此发展外联基地，在各地建立有机农场合作社，以此来形成规模效应。” 　　从客户到供应商 　　多利农庄已是张同贵第二次创业，1997年张同贵在上海开办多利川菜馆正是他为了解决自己能吃到正宗川菜的一次无意举动，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无心插柳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这次，张同贵的创业动机则更多来自自己的思考。“开川菜馆，让我投身了生态农业。做了十多年的餐饮，我一直在想如何能吃得更健康。”张同贵说。 　　他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食品安全的问题，很多朋友都会时不时地委托农村的亲戚朋友帮忙养殖家禽、蔬菜，更有些人希望能在农村自己圈地、种植。“现在的猪都是6个月就长大，半个月长200斤，鸡肉45天长大，吃的时候它的毛还没长齐，而蔬菜更是无味。”张同贵说。 　　学农出身的张同贵萌发了自己搞农业项目的念头。他考察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农庄，发现很多所谓的农庄水质发绿、设施落后、缺少整体规划，只是引入传统简单的农业种植方式。 　　“传统农业从业人员与商业接触太少，惯性的运作思维会阻碍其可持续发展。”张同贵表示，“农业也应该是个商业化的过程，应该按照商业体系来做，仅仅靠农业技术是不够的，应该把商业以及系统管理的理念带入其中。” 　　张同贵果断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2005年6月，其在上海浦东新区大团镇租下了1600亩的土地，并聘请了行业专家，经过3个多月的策划与构思，确立了一整套关于都市农业赢利模式策划方案，开始从有机蔬菜的种植生产做起。 　　然而，租下土地的张同贵却并没有忙着开工种植，却把这片1600亩黄土地“晾”在一边，一晾就是4年。对此，他向记者解释，这片土壤有大量的农药残留，需要有3~4年的改良期，通过降解的手段，把有害物质降到最低。 　　直到去年，多利农庄首期的300亩土地才达到有机蔬菜的种植标准，今年第二期土地也已完成改良，即将投入种植。 　　探索现代化种植 　　在对境外有机农业的考察过程中，张同贵发现了台湾地区领先的生产技术、德国完善的整体流程设计，并将这些经验导入了多利农庄。 　　据介绍，为了摆脱传统农业的种植方式，在灌溉方面其采用滴灌和喷灌的数字化灌溉系统，在土壤中埋传感器，根据土壤的湿度与温度，通过传感器，配合不同菜品的特性条件实行自动化灌溉。 　　　张同贵发现，市场上的有机肥肥效低，并存在重金属超标的现象，无奈之下他决心自制肥料。通过团队的研发，他们调配出了自家的“秘方”。“用豆渣、蘑菇的下脚料、散养鸡的鸡粪，加上十几种不同品种的生物发酵菌，在高温发酵下，形成纯植物的有机肥，并根据不同蔬菜品种制成专用肥。” 　　然而，张同贵的烦恼也接踵而至。他直言，自制肥料的投入花费巨大，“如果行业中能有更多的生物制剂和生物农药，比如有用辣椒做驱虫剂的技术手段，就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此外，他坦言，物流也是一个大问题，多利农庄现采用外包物流，对于物流运输流程不可控，直送蔬菜一旦过了新鲜期，品质就无法保证。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有机农业目前面临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缺乏有经验的劳动力以及技术陷入瓶颈等短板。“面向高端消费品行业的有机农产品的关键在于如何运营，成本能否被市场接受，要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