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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_菊与刀_兼谈国民性研究

2012-01-14 2页 pdf 118KB 3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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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_菊与刀_兼谈国民性研究 [收稿日期]2011 - 03 - 10 [作者简介]王晓莉(1976 -) ,女,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教师。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2011 年 7 月 第 17 卷 第 4 期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Adult Education Institute Jul,2 0 1 1 Vol. 17 N o. 4 浅析《菊与刀》 ———兼谈国民性研究 王晓莉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河南商丘,476000) [摘 要]1944 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研...
浅析_菊与刀_兼谈国民性研究
[收稿日期]2011 - 03 - 10 [作者简介]王晓莉(1976 -) ,女,商丘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教师。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2011 年 7 月 第 17 卷 第 4 期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Adult Education Institute Jul,2 0 1 1 Vol. 17 N o. 4 浅析《菊与刀》 ———兼谈国民性研究 王晓莉 (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河南商丘,476000) [摘 要]1944 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之后,她利用研究成果于 1946 年写成并出版了 《菊与刀》一书。本文试图从文化对人格具有塑造作用这一观点出发,对该书主要内容进行深入探讨。《菊与刀》一书在众 多的国民性研究著作中可谓颇有成就的一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样没能摆脱当时国民性研究的通病。 [关键词]国民性;文化;文化遥研方法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878(2011)04—0091—02 正式的国民性研究始于 1927 年,当时英国学者里弗 斯出版了第一部国民性研究著作———《文化冲突和种族 接触》之后,众多的文化人类学家纷纷致力于此项研究, 并在二战时期达到了高潮,但他们始终以原始部落作为研 究对象。然而,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并没有仅 仅停留于此,她在 1946 年出版的《菊与刀》一书中选择了 现代文明国家———日本作为研究对象,这使得此书成为国 民性研究的转折点。 一、写作背景 二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结 束战争以及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于西方国家——— 德国,美国较为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 管制。而对于东方国家———日本,美国则不太了解。因 此,美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研究日本,寻求 对策,其中便包括了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 下简称“本氏”)。她接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对日本的国民 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于 1946 年将自己的研究报告整理 出版———定名为《菊与刀》。 二、何为日本国民性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则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但本氏以此命名本书,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她更多 地是想借“菊”和“刀”来象征日本独特的国民性。所谓国 民性是指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中不同个体所共同具有 的人格特征。也有学者如林顿、卡丁纳、杜波依丝等人以 “基本人格类型”、“基本人格结构”或“众数人格”等来表 达这一含义。但是,不管他们使用哪一个概念,他们在这 一点上是相同的,即他们均认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 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格。 三、日本国民性的形成 《菊与刀》一书写作之时恰值国民性研究的热潮,当 时众多的国民性研究学者普遍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文化 对人格具有塑造作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人 的心理特征随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把人格特 征理解为个人对其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的反应才有意 义。师从博厄斯的玛格丽特·米德远赴南太平洋波利尼 西亚群岛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恰恰是为了找出决 定人格的文化因素以证明其老师的文化决定论。与米德 师出同门的本氏自然也无法摆脱博厄斯文化决定论的影 响。她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只是如一张白纸或一台机器 一样的生物人,他们从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社会传统教 育,因此,人们的人格及受人格制约的社会行为的不同取 决于他们所受的文化影响不同。她在其另一部著作《文 化模式》中也曾说过:“在现实中,社会和个人并不是对抗 的两极。社会文化提供了个人赖以生存创造的原材料。” 因此,“文化贫瘠,个人便会受害;如果它丰富灿烂,个人 便可以得到大大发展的机会。”[1]而由于同一国家或同一 民族的人们身处相似的文化环境之中,因此他们会形成一 致的人格特征及社会行为,国民性便由此产生。 在《菊与刀》一书中,本氏将等级视作日本文化 ·19· 的基础,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日本的 等级制渗透在个人、家庭、阶级以及国家等各个层面之上。 在家庭中,他们要无条件地尊重父亲以及兄长的权威;在 社会上,他们要严格地按照身份等级行事,不可有所违背。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下生活的日本人形成了极为驯服、殷 勤有礼的人格特征。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受到了“耻感文 化”的支配。“耻感文化”并不是依靠内心良知来约束人 们的道德的,它是以外部强制力为特征的。因此受其支配 的日本人形成了“谨言慎行”的性格。他们十分看重名 誉,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判断,但是由于其道德约束力来源 自外部,所以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十分 容易被罪恶所折服。 从根本上说,等级制度和耻感文化对日本国民性的影 响均是通过其独特的育儿方式传递的。幼儿时期,他们在 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过的是有特权和骄纵的生活,可 以任意发泄自己的情绪,甚至恣意攻击别人,幼年时这种 无拘无束的经验深深地留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培育了他们 “不知耻的自我”,使得他们固执傲慢容易沉溺于享乐、安 逸。而在六、七岁之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逐 渐地加在他们身上,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压力;如果有过错, 家庭就会反对他。[2]这一时期的教养方式使他们逐步学 会了绝对服从,学会了殷勤有礼。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性 儿童的教育存在着不连续性,这前后不一致的育儿方式也 最终培育了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即其独特的国民性。 四、评论 本氏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把握日本文化及其国民 性,一方面是赖于文化遥研方法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则 是由于她较好地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 第一,她运用了以文化相对性为基础的比较文化的方 法。凡是研究国民性的学者要想准确地把握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的共同人格特征,不能只是调查统计搞民意测验, 也不能只是象旅游者或侨居者那样描述见闻,而必须作比 较文化的研究,即对民族差异、国家差异进行系统研究。 本氏认为,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 各族相同,但总有一点根本不同。这一点也许很小,但它 对这个部族的本身独特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重要作用,使 这一族成为这一族而不是其他族。在《菊与刀》一书中, 本氏使用了比较文化的方法,她不仅将日本与其所生活的 美国社会相比较,还将之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以及 与日本同属亚洲文化圈的中国相比较。在比较过程中,本 氏始终坚持以文化相对性为基础,始终尊重日本文化和日 本人的观点、看法。她强调硬心肠的客观和软心肠的宽容 是系统研究民族差异所必需的。作为一名学者,本氏在战 争年代能以如此宽容、客观的精神对待交战对手实在难能 可贵。而也正是由于她以文化相对性为基础将日本文化 置于比较文化的框架之内,才使得她能够相当确切地把握 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 第二,注重对日常生活琐事的。在大多数学术研 究中,人们往往愿意从宏观着手,而对于日常生活琐事却 不予注意。但是,本氏认为,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 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3] 因此,要对国民性进行研究必须注意日常细节。在《菊与 刀》一书中本氏以她敏锐的眼光捕捉日常生活琐事,“小 题大做”地发掘其背后的意义并努力找出看似毫不相干 的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不可否认,《菊与刀》一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 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缺乏实地调查资料是本书的一大缺憾。虽然本 氏极为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但是作为国民性研究著 作,实地调查的缺少使它难免存在偏颇之处。由于本氏在 撰写此书时只能以日籍美国人以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 本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他们仅仅是日本人中的一部分,因 此本书的一些观点并不一定适合日本的各个群体,它实际 上由于缺乏实地调查资料而忽视了日本社会中的分化现 象,将整个日本民族作为了一个抽象的存在。 第二,本氏未能摆脱弗洛伊德童年决定论的影响。弗 洛伊德认为,童年早期的经验对人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 响。同当时众多的国民性研究学者一样,本氏在这一点上 也深受他的影响。在《菊与刀》一书中,本氏单独列了一 章描述排泄、饮食习惯的训练等儿童教养方式对日本国民 性的决定作用。她认为,日本人早期严格的排泄训练培养 了他们性格中的强迫性倾向,而其前后不一致的育儿方式 最终培育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对童年期经验的过分强 调使得本氏忽视了自然环境、家庭环境、社会集团的构成 方式以及成年经验等对国民性的影响。 第三,《菊与刀》一书忽视了社会历史的变迁。虽然 国民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因为 文化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所以受文化制约的国 民性格也必定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氏此书主要是以明治 时代移居美国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她基本忽视 了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社会历史的变迁。也正是由于这 一点的限制,所以我们在通过此书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 时,必须注意社会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国民性的微妙变化。 事实上,这些局限性并不仅仅存在于《菊与刀》一书 中,它们同样限制了当时其他学者的国民性研究。同时, 由于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部落社会逐渐消失,现代文 明国家的异质性日益增强,因此,以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 共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国民性研究在经历了二战后期的热 潮之后逐渐归于平淡。但是,正如著名华裔美国人类学家 许烺光所指出的一样,现在存在研究国民性的迫切要求。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其他国 家和民族,永远无法消除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误会 和冲突,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因此,国民性研究不但不 会从此沉寂,反而会迎来又一次的高潮。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张燕,伏锉译. 文化模式 [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38. [2][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 新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商务印书馆, 2003. 198. 8. (责任编辑:胡 炼)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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