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枫丹归故乡

吴学峰 语言文学研究 叶落枫丹归故乡 ——试论陈西滢的乡土意识 吴学峰 （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校长办公室，江苏无锡 214011） 摘要：五四时期，新的思潮不断兴起，但中国传统的乡土意识仍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个阶层成员的思考和行动。受到了西方文化熏陶和洗礼陈西滢，身上也存在着乡土意识。在他对亲友的维护，对家族的照顾和对国家的热爱上都有所体现。透过他的乡土意识可以探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在当前这个传统文化缺失，乡土意识逐渐淡薄的时代，陈西滢的乡土意识有其值得分析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陈西滢 乡土意识 鲁迅 乡情 家族观念 爱国情怀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吴学峰（1976—），男，汉，江苏泗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P6虽然在近百年，中国长出了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但是在农民占据主体的社会里，中国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还是带有浓厚的乡土意识。所谓乡土意识，一般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在乡里社会大多数成员中普遍流行的民众意识。这种群体意识直接以乡里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精神环境为根基，受到认识主体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点的制约，从而支配了普通老百姓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2]P1五四时期，新的思潮不断兴起，但是传统的乡土意识仍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个阶层成员的思考和行动。同一时期，一大批留学生怀揣着改变中国的梦想回到祖国，他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洗礼，着力宣扬科学和民主，但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传统的乡土意识，陈西滢也是其中的一员。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其父陈育，读书人，早年在乡间开办馆，家境较贫寒[3]P131。陈西滢1912年受舅吴稚晖资助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并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1927年与女作家淩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70年因病在伦敦去世。陈西滢身上有着摆脱不掉的乡土意识，在对待人事的态度、语言和行为上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一、沉重的乡情 乡情是乡土意识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俗语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农业文明中，乡情反映了“个体对群体的依赖感、亲和感，体现出小生产者服从于其所归属的宗法共同体的人格特征”[2] P93。“对于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佩服得五体投地”[4]P51的陈西滢，对家乡人和家乡有着浓厚的情感。 1925年，“女师大风潮”爆发，鲁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该宣言由鲁迅执笔。陈西滢随即发表《粉刷毛厕》[5] P43一文，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发表宣言的7位教授，除李泰棻外，其他6人是浙江人，同时也是章太炎的弟子，显然，陈西滢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文系浙籍教员” [6] P129是此次风潮的幕后指使者。鲁迅发表了《并非闲话》[7]P6，说：“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又说：“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里鲁迅针对陈西滢和女师大校长杨荫榆都是无锡人的事实，反唇相讥他们暗中互相帮助。 当时与鲁迅的论战中，陈西滢极力维护一个人，就是李四光。李四光和陈西滢一样，是“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一员。当时，北大教授不得兼职，鲁迅先生认为李四光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不能“维持公理”。[7] P371926年1月30日，陈西滢在《晨报副刊》上致志摩的信中认为鲁迅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李四光）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6] P166陈西滢如此维护李四光，除了两人是好友，李四光作为半个无锡人也应是个原因。李四光的妻子许淑彬是无锡人，陈西滢女儿陈小滢回忆道：李四光女儿李林对她讲过，早年，同是无锡人陈西滢和许淑彬曾经被人介绍相亲过[8] P179。当年许淑彬在女师大附中任教，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无锡人。许广平回忆女师大“风潮最初发动，是因为去年江浙战后回南的同学受战事影响迟到，后来杨氏整顿校规，把迟到的从严处治，……而况同是迟回的人，而对于她的同乡，她的同乡的好友，就一点也不妨碍，别人就严格对待，这如何能服众？”[6] P116可以看出，杨荫榆是带有传统乡情的知识分子，对同乡人是非常照顾的。“‘有患相救，有难相死’这种乡里社会的传统道德，也是劳动人民集团结社的基本前提。对于从事小田地经营的个体劳动者，特别是对于漂泊天涯的流浪者来说，没有人际间的互助，要想生活下去是很困难的。”[2] P92可以推想，即使陈西滢、杨荫榆、李四光之间是君子之交，但传统的乡情也不可能不在如此激烈复杂的氛围里发酵而对行为产生影响。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不同程度上的伸缩。……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样的标准来。”[1]P35鲁迅在《并非闲话》中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言语虽然尖刻，但也从侧面刻画了中国人一种“从己向外推” [1]P32的传统心理。陈西滢对鲁迅“某籍某系”的攻击，一味认为自己是“正人君子”，却回避了自己可能的“某籍某系”，被鲁迅反戈一击，但这正反映出陈西滢潜意识中存在的乡土情结。 二、永恒的家族观念 “家”是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农业社会的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能力和对社会关系的适应能力，以及生产经验和劳动技术的积累，主要是靠前一代人向后一代人的言传身教。”[2] P31在中国传统中，“家”的内涵具有弹性，小到三口之家，大到包括相关的亲眷，如《红楼梦》里的贾府。不管家业多大，前代抚育后代、后代孝养前代是乡土意识中不可更改的定律。 陈西滢在成长的历程中，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表舅吴稚晖。吴稚晖是陈西滢可亲的长辈，更是他成长的导师。陈小滢说：“吴稚晖的外祖母是陈家人，吴稚晖早年丧母，因此他外祖母把他带到无锡陈家。吴家七代以来都是独子，所以他没有兄弟姊妹。他是我父亲的表叔，我祖父的表哥。在陈家，吴老和我祖父自小在一起，一起读书等，后来他把我的父亲带去英国，有把我的二叔带去法国，所以吴稚晖和我父亲家特别亲。”[8] P31陈西滢对吴稚晖推崇备至，薄薄一册的《西滢闲话》中有两篇文章专谈吴稚晖，把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列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之一，除此之外提到吴稚晖的文章有十余篇。 陈西滢对吴稚晖的形象是非常维护的。1925年，陈西滢与鲁迅论战时，在《利害》[5] P86一文中说：“高风亮节如吴稚晖先生尚且有章炳麟侮蔑他报密清廷，其他不如吴先生的人，侮辱之来当然更不能免。何况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因为章氏还敢负造谣之责他们只敢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俩，顶多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说的是鲁迅，带进来的是章炳麟。鲁迅和周作人都是章炳麟（太炎）的弟子，而章炳麟和吴稚晖是冤家对头。早在1902年，章炳麟和邹荣被清政府抓入狱，章炳麟认为是吴稚晖告密卖友，两人互相叫骂攻讦。虽然周作人已经与鲁迅反目，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对陈论战上是站在一起的。1926年1月20日，周作人《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觉得多讲他们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句粗野的话，即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认他是一个人。”这段话攻击的是陈西滢，也骂了吴稚晖，当时周作人认为吴稚晖是陈西滢的“娘舅”。作为吴稚晖的表侄，亲情加乡情，陈西滢自然坚决捍卫吴稚晖，他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中说：“吴先生是我二十年来最钦佩的一个人，可是他并不是我的娘舅，我也从不曾有过娘舅。有些人——如用他们的话，应当说，有些东西——以为无论什么荒唐的流言，只要他们重复说的次数多，就会成为事实的。你偶然指出一件来，他们还得问，你为什么早先不声明！好像他们一天到晚造了谣还不够，还得你代他们负责似的！”[5] P198 陈西滢的家族观念还体现在对父母的孝心上。陈西滢他注重“孝于父母，笃于友人”，是出名的孝子[2] P140。苏雪林说：“陈源教授其实是个外冷而内热的人，他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他虽是个自少留学西洋的人，脑子里中国伦常礼教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记得抗战发生后，其（陈西滢）尊翁在南京因日机轰炸受惊而死，珞珈山陈寓居然设立素帏香烛的灵堂，并不敢烦朋友来吊祭，他们一家早晚焚奠而已。这虽遵其太夫人之命，一个新人物能够如此，总也难得。后陈母和一个菇素不事，以终身奉母为帜志的女儿，随子入川。数年后，陈母逝世，他哭得像个小孩似的，人家问他衣衾棺木怎样张罗，他只说我方寸已乱，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只须从厚就是。老人家苦了一辈子，万不可再委屈她了。人家只好各自分头去忙碌，让他一个人哭去，因为没法劝慰。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又过几年，他的姊姊也因病死了。当陈尸榻上未殓时，紧闭的双目，忽然大张，陈氏见状大惊，急进房，俯身死者榻前，用无锡土白喃喃和死者说着话。我们在隔壁客厅里隐约听见他向死者说：阿姊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灵柩停厝异地，放心不下的缘故，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姊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姊安心归去吧……安心归去吧。他对死者这样温柔地抚慰，呜咽地许着愿，说也奇怪，他老姊的双目果然缓缓阖上了，我们吊客也被感动得人人热泪盈眶了。”[9] P199陈西滢在抗战困难时带着家眷入川，战后将去世的家人安葬回家，可谓“养生丧死无憾”，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很难做到的。 三、复杂的爱国情怀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中国传统上，家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早已糅合为一体，“子孙相延的家庭生活目标，通向国运万世的终极理想” [2] P34。 陈西滢拥有复杂的爱国情怀。爱国情怀是从热爱家乡开始的。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7] P136中说陈西滢先生是“模范的名城”里的人。这个称谓来自于陈西滢的《模范县与毛厕》[5] P75一文，很多人误解认为陈西滢在为无锡鼓吹。其实这篇文章批判了无锡的卫生状况、以厕所来图利的实业家和守旧媚俗的精神，“模范县”是他用来对比讽刺现实的，讽刺中带着对家乡深沉的期盼和爱意。 面对列强的瓜分，陈西滢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五卅运动”发生后，他上街游行，也发表了《五卅惨案》[5] P53一文，文中的他“悲忿填胸”，“立在执政府门前”，对执政府的官员和警察表示了憎恶之情。在《干着急》[5] P57一文中，陈西滢质问列强“5月30日的惨杀可以说是租界使役人们个人的暴行，可是事前的禁止游行，滥捕学生，是个人的行为么？后几天的‘戒严令’，是个人行为么？中国外交当局虽然提出抗议，租界军警还是天天惨杀，天天查封学校，天天施行种种高压强暴手段，也是个人的行为么？”陈西滢表达了激愤之情和爱国情怀，但其在反帝爱国上又显示出理性的一面，他“一是反对学生赤手空拳地与军警搏斗，这样的牺牲‘真不值得’；二是不到万不得已，中国政府不应参战”[6 ] P141。 抗日战争时期，他爱国更是不让人后。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撰写骂日本的文章，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事，非常受人注意。当时凌淑华正在北平替母亲办丧事，北平的特务、宪兵，不时要来探探凌淑华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她写信让陈西滢也回北平。[3] P139他的爱国热情为妻子带来了不少“麻烦”。 1943年，国民党政府派陈西滢赴英国从事外交工作。与任何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一样，陈西滢心中始终充满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家乡的牵挂。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宣布李四光为全国政协委员。消息传到海外后，国民党政府责成“驻英大使”郑天锡立即找到李四光，敦促他去台湾。陈西滢知道后马上了在巴黎的李四光，也转告了在英国的李夫人，但是没有将李的确切地址即时告知郑天锡。李四光赢得了时间，回到了祖国。[3] P138 陈西滢的爱国情怀还浸染着士大夫“忠臣死国”的色彩。1964年，中法建交。当时，台湾当局的“驻法大使”已降旗返台，但台湾当局仍电令陈西滢以“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名义驻馆看守。1966年，法国政府要求台湾当局交出“使馆”，并要陈西滢迁出。他极力抗争，被法国军警强行架出，当挣扎时血压突然升高，引发心脏衰弱，当场晕厥。[4] P54此后长住伦敦养病，直到去世。凌淑华去世后，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将陈、凌二人归葬于无锡。王士襄先生为凌叔华写挽联：“叶落枫丹归故乡，谷空兰榭有余馨。”[10]陈家人生前如秋蓬飘散，最后还是要魂归故里，这幅挽联也可以说是陈氏家族的写照。叶落归根，这是中国人亘古不变的乡土情结。 陈西滢的爱国情怀影响了他的后人，他的女儿陈小滢现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理事、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公共关系主任[8] P9。陈小滢给儿子起的中文名为秦思源，她说名字中的“源”字，一是父名；一是饮水思源，不忘中国这个根。秦思源伦敦大学毕业后，供职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后到英国驻华使馆，从事中英文化交流工作，现为北京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副馆长兼部主任。[3] P139母子二人都在从事着中外友好事业，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华民族“具有同自己历史同步发展的热爱故国家园传统。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包括对家庭的责任感，对乡里的亲和感、裙带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感，对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凝聚，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2] P36陈西滢爱家、爱乡、爱国之情浸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透过他的乡土意识可以探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在当前这个传统文化缺失，乡土意识逐渐淡薄的时代，陈西滢的乡土意识有其值得分析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Ｍ]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2]程 歗．晚清的乡土意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张昌华．民国风景．[Ｍ]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4]陈漱渝．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Ｍ]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5]陈西滢．西滢闲话[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房向东．鲁迅和他的论敌[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7]傅光明．论战中的鲁迅[Ｍ]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8]陈小滢．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9]苏雪林．苏雪林散文[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10]王世襄．和凌叔华先生一家的交往[N]：文汇报，2008年5月6日． On Chen XiYing’s local Consciousness Wu Xuefeng (Wuxi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President Office , Wuxi Jiangsu 214011) Summary: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 the new trends rose continuously, while the local consciousness still influenced the thoughts and acts of people of each class. Chen Xiying, who received western edification and the baptism of culture, also ha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ocal consciousness,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his care for the family and love of country. Through his local consciousness we can seek the inner world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May 4th period. At present, because of the missing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indifference to local consciousness, There is value to analyze and study Chen Xiying’s local consciousness . Keywords: Chen Xiying local consciousness Lu Xun homesickness Family conception patriotic feelings 联系方式：江苏无锡广瑞路390号，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 吴学峰 电话：15312237932 email：wuxf@wxtv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