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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而通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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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而通的人际关系引言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中国人的思想源自伏羲氏,伏羲氏所创的八卦一直都对中国人有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是在《易经》的影响下形成的,《易经》的主要思想就是人本位,这与西方人所倡导的神本位截然不同。西方式的管理始终离不开神本位的思想,而中国式管理重视人本位,以人为本。 不要以为中国人的言行乱七八糟、模棱两可,如果用《易经》所阐述的道理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有道理。可惜近几百年来,我们经常用西方人的观点和标准来考察自己的行为,才会认为中国人...
圆而通的人际关系
引言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中国人的思想源自伏羲氏,伏羲氏所创的八卦一直都对中国人有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是在《易经》的影响下形成的,《易经》的主要思想就是人本位,这与西方人所倡导的神本位截然不同。西方式的管理始终离不开神本位的思想,而中国式管理重视人本位,以人为本。 不要以为中国人的言行乱七八糟、模棱两可,如果用《易经》所阐述的道理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有道理。可惜近几百年来,我们经常用西方人的观点和来考察自己的行为,才会认为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更有甚者,有人喜欢拿中国人的缺点与西方人的优点去对比,更觉得中国人一无是处。 这种做法大错特错。如果真要比较世界各个民族的优劣,首先要有一个公平的标准,不能拿自己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这样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容易导致我们丧失自信心。 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别人学不去,我们也不能去学别人,否则只会自找倒霉。所以,我一直强调管理中国人要靠中国式的管理,而中国式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际关系的管理。 就因为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才导致中西方的管理大相径庭。西方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国人则普遍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如果人人讲平等,那是没大没小,而中国人非常讨厌别人没大没小。 现在有个怪现象,很多人喜欢看书,但是看的书越多自己越倒霉,因为他们看的都是西方人写的书:西方人的技术是值得学习的,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没有错,科学无国界。可是与文化有关的东西,就要非常小心,否则很容易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远。如果这些人从此 生活在西方人的环境中,那问题不大;如果继续生活在中国人的环境中,就会发现自己时时吃亏、处处碰壁。就像清朝末期,很多人留着长辫子却穿西装,到哪里都显得不伦不类。 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1)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人际关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宇宙万物之中,人类的关系最为复杂,而且各地的风土人情不同,人际关系的现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西方的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主。西方人认为,社会由个人构成,个人自由独立,但是必须加以适当的规范,也就是实施法治,才能够维持整体的秩序。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平等、独立,是西方的人际基础。 中国的人际关系以伦理为主。中国人认为社会固然由个人所构成,但是个人却很难离开社会而生存,个人的自由实际上相当有限。人与人的互动,也不能完全由法律来控制。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衡情论理,以伦理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才是我们的人际基础。 正因为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基础不同,所以二者的人际关系存在很大差别,了解二者的差别,有助于认清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差别如下: 第一,西方的人际关系是神本位的,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人本位的。西方人认为上帝高高在上,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中国人则不同,伏羲氏一开始就让我们认识到,宇宙之间最了不起的不是神,而是人。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得弄一个神来做自己的主宰呢?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外来的。中国人只崇拜自己的祖先,而不去拜什么神——中国人不是在拜神、拜佛,而是礼神、礼佛,就是看到神、佛时,走过去打个招呼,如此而已。 第二,西方人以个人为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问他是谁家的小孩。中国人会根据小孩的爸爸来判断他的品性,而不是根据他自己。同理,要是小孩做错事,人们通常把错误归到他父母的头上,责怪他们不会教育小孩。 第三,西方人重视平等,中国人重视合理的不平等。西方人可以直呼爸爸的名字,因为大家是平等的。在中国,这样做就是不孝,是忤逆。中国人不认同西方人那种“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而认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而且是合理的不平等。合理的不平等,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过分的不平等,我们就会反抗。中国人不相信绝对的平等,资源有限,机会太少,怎么可能绝对平等? 人与人之间合理的不平等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的伦理。爸爸与儿子、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生……永远有高低上下之分,不可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没有哪个中国人敢站在上司面前说:“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你也要听我的话。”中国人对上的态度和对下的态度不同,你对下属敢讲的话,不一定敢对上司讲,这是很正常的。对上级是一个说法,对下级是另一个说法,这就是伦理的体现。 第四,受神本位的影响,西方人只讲权利义务,而中国人讲彼此对待。西方人就算父子之间也是权利义务的关系——儿子18岁以前,靠父母养活;18岁以后,就得靠自己。中国人不看重权利义务,如果中国的父母一等孩子长到18岁就让他自生自灭,会被别人视为狠心的父母。 中国人所重视的彼此对待,就是说:你对我好,我没有理由对你不好;你对我不好,我也不会对你好。中国人会将心比心,投桃报李,这与权利义务没有任何关系。在西方的企业里,上下级之间也只是权利义务关系,你是我的上级,我就会按照规定向你报告。中国人却不这样,你虽然是我的上司,但我不认同你的时候,我就不会向你报告,你要是强迫我报告,我就会敷衍了事。 第五,西方人重视法律,中国人重视道德。西方的法律规定很明确,而且执行得很严格,完全没有人情可言,也没有任何弹性。从理论上讲,法律不应该有弹性,但是没有一点弹性的法律在中国很难执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是靠法律约束的民族。古时候,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虽然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很少这样执行,多数是“刑不上大夫”。在民间故事中,即便是包公这种刚正不阿的典范,也只是“打龙袍”而不是打皇帝。 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2)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中国人一般不遵从什么戒律,但是提倡典范,重视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位有德者居之”……*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同样是道德劝说,并没有立法,强制国民执行。道德是看不见的约束力,而法律是看得见的约束力。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讲良心道德的话,是很难在中国生存发展的。中国人不重视有形的东西,凡是有形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迟早都会变成形式化的东西。我们只靠无形的东西彼此约束,约束别人,也约束自己。 第六,西方人之间充满好奇,中国人之间充满关怀。西方人对人和对动物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人就是动物,彼此之间只有好奇。在西方社会,青年男女之间产生好奇就可以同居,一旦失去好奇,双方就会分开。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好奇,而应该相互关怀。西方人很有礼貌,一见面就会亲切地同你打招呼,但他一点也不关心你。中国人不注重礼貌形式,但是很关心你。看到你嘴巴破了,中国人会直截了当地问:“嘴巴怎么破了,是不是上火了?来,吃点药吧。” 西方人不会看到你的嘴巴破了,看到了也会视而不见,还是会问候你:“你好吗?”而你也清楚,就算抱怨几句自己很不幸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并不关心你。此时,就算你疼痛难忍,也只能说:“我很好,谢谢。” 西方人不关心别人,也不希望别人关心自己。中国人以尊老爱幼为美德,而西方人并不如此。你看到西方的老人走路比较吃力,去帮他,他反而不高兴。他的看法是,我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你少操心,你帮我就是看不起我。 第七,西方人之间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距离,而中国人常常是亲密无间的。西方人重视隐私权,彼此之间保持着戒心,所以会很疏远。而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认识对方的欲望,一回生,两回熟,三回见面是朋友,这样慢慢地由不认识到相互了解,再到亲密无间。 人与人之间是要先建立信任才能共事的,你不相信别人,就无法与其合作。西方人之间建立信任靠的是法律的保障,双方在合作前会签订,只要稍有不轨,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国人之间建立信任靠的是心意的传递,靠的是相互的了解。所以,中国人一见面就会“套近乎”,问东问西,这在西方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八,西方人之间是利害关系,中国人之间是势利关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看重利害关系,其实错了,西方人才重视利害关系。在西方,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之间完全是利害关系,没有任何道义可言,个人之间也是如此。而中国人是很势利的。利害与势利有很大的不同,举个例子,公司里有一个员工,表现很不好,公司马上把他辞退,这是利害。员工表现虽然不好,但是他有后台,辞退他会惹来麻烦,所以只能留着他,这是势利。可以说,势利就是复杂的利害。 总而言之,西方的人际关系相对单纯,而中国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西方人以“二分法”区分事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人早已摆脱“二分法”的陷阱,我们知道“错,绝对不可以;对,常常没有用”。对错之外,还牵涉是否圆通的问题。我们厌恶是非不分的人,也不欢迎是非分明却不圆通的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讲求“在圆通中分是非”,把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不得罪人,但也不讨好人,人际关系才可能良好。 中国人喜欢拉关系、靠关系。这句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朝坏的、不正当的、不合法的地方想。有人认为某些人的成功,是讨好别人的结果,而自己的成功是凭本事获得的,甚至公开宣称:“我从来不搞关系,我现在的一切,完全是凭真本事得来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毫无能力,是无法完全依靠人际关系而成功的。但是,即便有高超的能力,如果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成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说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看到某些人用心营造不正常、不正当的关系,然后用来营私舞弊,祸国殃民。这种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弊端的确使得许多人为之心寒,以致他们认为人际关系只有害而没有利,因此不重视也不研究人际关系。还有一些人,由于自己不擅长建立人际关系,眼见他人因人际关系而获利,出于嫉妒或不满的心理,对人际关系产生强烈的反感。 于是,很多人把“搞关系”看成负面的东西,似乎好人从不搞关系,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搞关系。这样看待人际关系,自然形成偏激的态度。人际关系本身是中性的,运用得恰当,便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用错了,当然产生不好的影响。行为正当的人对拉关系、套关系,实在不必过分敏感。往好的方面想,反而容易获得良好的效果,何乐而不为· 人际关系需要伦理道德规范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比其他民族发展得都早,而且最完善。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说,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自古以来,我们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准则,无非是为了加强对个人的约束,提醒我们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各种有关系的人,因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谨慎。其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对中国人的言行产生重要的影响。 既然伦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势必打上伦理的烙印。自古以来,我们所建立的是一种罕见的人伦关系,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人际关系。而我们一直错误地想把西方的人际关系移植过来,弄得大家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愈来愈败坏。 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重视“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后者所主张的“平等”。西方人认为“人生而平等”,于是发展出一套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认为“人一出世,就不平等”,就算同一家庭、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在资质方面也不相同,加上出生时家庭的环境、父母的年龄与社会地位也不一定一样,子女们怎么可能平等呢·先天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平等,顶多经过合理的调整,做到合理的不平等。 伦理就是合理的不平等,父父、子子,应该各如其分;君君、臣臣,用现代的话说是上司、下属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彼此之间,必须维持“合理不平等”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的平等”。二者之间的差异,必须慎重拿捏,才不致发生差错,避免自己不明不白地遭受“平等”的祸害。只要把“合理的不平等”这个观念端正起来,很多问题都会解决。我们现在满脑子追求平等,弄得大家很不幸福。人有胖瘦之分,两个人坐在一起,胖的人占的位置自然就大一点,瘦的人就委屈一点。两个人吃一样东西,喜欢吃的人就多吃一点,不喜欢吃的人就少吃一点,为什么非要一人一半呢?全世界都是相对的平等,没有绝对平等,只是表现的方法不同而已,没有对错,没有好坏。 中国人十分重视做人、做事的道理,人际关系如何反映出做人的效果。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人际关系搞 不好,得罪了许多人,又怎么能够好好做事呢·透过好好做人,来好好做事,通常比较有效。 人际关系既是做人的道理,也可以说是做人的技巧。做人讲求技巧,免不了有一些权谋、圆滑、奸诈的味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这时候注入伦理道德,可以使权谋变成权宜应变、因时制宜,圆滑变成圆通,而奸诈也变成一种机警。 若是只学做人的技巧,而忽视做人的原则,不但没有成效,而且会被人嘲笑。做人不可以玩弄权谋,许多人误把圆通、应变看成讲求谋略,其实应该是策略才对。做人做事可以有策略,不可讲谋略。换句话说,一切要求应当正当合理,不应该有不正当的念头。 我们有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不容易改变: 第一,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法需要活的人来加以合理运用,而不是不动脑筋地死守法律规章。 第二,天下事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变通的,若是变通不了,大多是因为找错了人。只要找对人,变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法由少数人订立,由一个人修改。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自古迄今的一贯精神。一些可以控制别人的人,碰到别人稍有反对意见就加以恐吓、威胁,甚至杀一儆百。 对中国人而言,法不够用。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违法,不做违反规定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普遍喜欢动脑筋,做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这种情况必须用伦理道德来弥补,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大家凭良心有所不为,才有可能加以改变。夜不闭户不是靠法律来实现的,而是靠道德达成的。 总的来说,人伦关系的重点,在“公正”而“不平等”。对上要有礼貌,但不可以谄媚、讨好;对下不宜太严,也不能过分宽松、纵容;平行同事,不必太拘束,也不可以过分熟不拘礼。其中的轻重,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因事适当拿捏,这样,才称得上公正。只有用心体验,不断改善,才能达成良好的人伦关系。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仍使用人际关系一词。 首先要了解中国人的特性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彼此都是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时,就更需要确确实实了解对方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 言——模棱两可,言不由衷 俗话说,言为心声。中国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所以中国人的话常常模棱两可。我们主张“逢人只说三分话”,同样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逢人只说三分话”是对交情不深、关系不够的人而言的,因为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当然应该小心试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对交情深厚、关系密切的人而言的,既然大家亲如一家,也就不需要互相隐瞒。 其实,中国人说“逢人只说三分话”的时候,已经含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意思。况且中国人所说的“三分”,既可以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也可以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就看到时如何拿捏了。当彼此尚不熟悉时,当然“未可全抛一片心”,等到互相信赖了,完全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同样,中国人说“言无不尽”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逢人只说三分话”,因为彼此虽然关系密切,但是有的话可能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或者引起他的嫉妒,所以必须有适当的保留,说三分留七分,那七分就心照不宣了。 听话不如“看”话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不了解中国人的人觉得我们很难捉摸:“我明明听懂了他的话,他怎么还是不高兴?”因为中国人说的话通常包含很多意思,听懂了表面意思却常常听不懂言外之意。有时候,中国人不说话,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包含了很多意思,这当然需要彼此的默契。如果没有默契,要搞清楚中国人到底在说什么,确实很难。下面这个小故事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苏东坡被贬至黄州后,一天傍晚,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忽然,苏东坡用手往岸上一指,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岸边有一只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便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蒲扇抛入水中。两人心领神会,不禁相视而笑。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当然,要达到苏东坡与佛印这种心灵相通的程度,除了默契之外,还要有较高的智商才行。 中国人南腔北调,就算大家都说普通话,也很难保证彼此听得懂。勉强听懂,也未必弄得清楚他的真正用意。 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人们把“指鹿为马”理解为“不明是非、颠倒黑白”,其实很不恰当。赵高只是借此试探一下究竟自己在朝廷的权势怎样,其真正的话意是:“你们是服从秦二世,还是服从我·”我们嘲笑群臣不分黑白,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听得懂话意的人。 有一天,我搭出租车到某地。由于大路发生事故,所以司机改走小路。但小路蜿蜒曲折,司机不太熟,越走越觉得没有把握,便停下来,问路旁边一位老先生:“请问我要到某地去,该怎么走·” 老先生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回答:“有路就可以走,多问几次就会到。” 这两句话,叫人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摸不着头脑。 司机表示感谢,很有信心地向前驶去。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你知道怎么走了·” 他说:“知道。有路就可以走,表示我走的路是对的。如果我已经走错了,他会把手一扬,然后指向正确的方向。现在我走对了,他不必举手,所以说有路就可以走,告诉我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多问几次就会到,意思是后面会有几个比较复杂的岔路口,那时候一定要问路,不要乱闯。” 经他这么一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话如此简单明了,两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但听者必须动脑筋才能听懂。现在有些人只听不想,以致听不懂中国人所说的话,实在是一种遗憾。 中国话很不容易听,才是我们真正的难处。中国人要人家不要“听”话,其中含有“中国话不可以用耳朵听”的意思,必须特别小心。“不要听他的”,包含“不要听他的话”,也包含“不要单凭耳朵听他的话”的意思。中国人很少说:“听他说什么。”反而常常告诫我们:“看他怎么说。”也就是说,中国话不适合单用耳朵听,应该配合眼睛看。中国话听起来含含糊糊,“看”起来清清楚楚。中国人不喜欢啰里啰唆讲一大堆,只喜欢简单明了,短短一两句话,含意很深,所以“看”了之后,还要多想。如果不用心想,还是弄不清楚中国人的话意。也就是说,“看”话不能单凭一双眼睛去看,还要动用“心眼”,才能够真正看清楚,才能领悟“话中的话”,以及“话外的话”。 “心眼”要大,才听得真实。“心眼”太小,成了“小心眼儿”,就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对方有难言之隐,有说不出来的苦衷,有说出来反而彼此难过的事情,千万不要用不正当的心思去曲解。 一句“你看着办吧”,究竟是“全权委托你”,还是“猜猜我的用意”,甚至“居然搞成这样子,你自己收拾烂摊子吧”?短短五个字,足够让别人思前想后了。凡是耳朵听不懂的时候,就要用眼睛看,还要动脑筋,结果呢·你看着办吧! “随便”并不随便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7 新浪读书 中国人常把“随便”挂在嘴边上。请客吃饭时,总是说:“没有什么好菜,随便吃点。”实际上菜肴十分丰盛。反过来说,客人真的随便吃喝,丝毫都不客气,即使宾主交情甚深,主人看在眼里,也会不太舒服:又不是只有你我两人,当着我的妻儿,你也未免太随便了! “随便”的意思有两种:一是“随意、任意”,一是“不拘束、不认真”。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起来却有三种含义: 1.“随便”代表“看看你的诚意”。人家问我要什么·我说“随便”,意思就是说:衡量你自己的能力,可以提供什么。中国人认为,我说“随便”是不想为难你,如果你真的“随便”,就是轻视我。如果我到你家做客,你问我喝什么,我说“咖啡”,你没有,岂不是很尴尬,所以我只能说“随便”,给你留了面子。你虽没有咖啡,但是给我端上一杯好茶,我自然也很高兴,因为你没有“随便”应付我。但是,你真要“随便”给我一杯白开水,那我肯定不高兴:“如果只有白开水,何必问我喝什么·” 你请我吃饭,问到哪里用餐·我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提议上豪华酒楼,万一你认为那样不值得,我岂非自讨没趣·不过我也不愿意自贬身价,一开口就选择普通餐厅,非但显得土气,对方也未必领情。最好的办法,还是说“随便”。至少可以了解你认为拿什么招待我最合适,进而了解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以便调整自己所应表现的态度。你经济拮据,只能够请我上普通馆子,我照样吃得高兴,因为你够诚意,我不在乎吃什么;如果你手头宽裕,豪华酒楼也请得起,却只请我上普通的馆子,我就知道你不够意思。 “随便”绝对不是含糊,而是“在和谐中找到合理”的一个代名词。中国人如果真的随随便便,一定没有前途。 甲和乙是好朋友,一天,乙到甲家里做客,甲热情招呼,顺口问他:“喝点什么东西?”乙回答:“随便,随便。” 甲当然心里有数:家里确实有好酒,是留给上司丙的,现在当然不能拿给乙喝。衡量与乙的关系,决定泡一壶好茶招待他。 乙见甲并没有敷衍他,自然很高兴,也知道自己在甲心中的分量。 正在此时,丙不期而至,明显就是来喝那瓶好酒的。此时,甲该不该将好酒拿出来?如果拿出来就会得罪乙,不拿出来又会得罪丙。这种两难的情况却也难不倒深谙圆通之道的甲。 甲对他太太大声说:“我刚才找了半天,你到底把那瓶好酒藏到哪里去了?” 甲的太太明白甲的意思,也大声地回答:“我昨天收拾屋子,怕把它弄脏,特地藏起来了。” 话音未落,甲的太太就拿着好酒出来了,并准备了丰盛的下酒菜。乙和丙都很高兴,当然,甲将危机巧妙地化解于无形,更是高兴。 用高声说话来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想法,是中国人的绝招,在人际关系的运作中,具有转危为安的决定性力量。甲很清楚,丙提前来就是想喝自己的那瓶好酒,可是乙来了自己没拿出来,等丙来了才拿出,乙心里肯定不高兴。可是不拿出来,就会引起丙的不满。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但是高声说话就解决了问题:“刚才找了半天”就是告诉乙“我本来想请你喝,但是没找到”;而丙明白,就算乙是甲的好朋友,还是没我的面子大,哪怕是“特地藏起来了”,到了紧要关头,也得拿出来。 知识很重要,但是知识之外,人际技巧也很重要,若想圆满解决问题,在知识之外,还需要一些艺术气氛。 2.“随便”表示具有“单凭物质不足以表达全部的敬意,必须拿精神来补助”的用意。以请客吃饭为例,主人即使准备很多佳肴,仍然说“随便吃点”,意思是这些菜虽然很好,但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才足以表达主人对贵宾的敬意。如果客人认为过于丰盛,就会说“太破费了”;如果客人觉得不过尔尔,既然主人说了“随便吃点”,那客人也不会不满。 如果东西非常好,中国人也会轻描淡写地说“随便买的”,这不是谦虚,而是中国人认为精神重于物质,“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同时,也希望对方不会有“受之有愧”的负担。如果东西并不好,一句“随便”,表示“我已经尽力,希望你能够谅解”。中国人讲究“尽心尽力”,只要尽力而为,对方多半是会体谅的。 3.“随便”暗示“我有我的意见,只是不便说出来”。上司征求下属的意见,下属绝不敢说“随便”,而是请上司做主。因为说“随便”,就意味着下属有自己的意见,只是不方便说而已。 “随便”正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时时有变化,如果丝毫不加考虑,冒冒失失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很可能使对方为难,不如将心比心,先说“随便”,好让彼此有个商量的余地。 既然“无可无不可”,“随便”就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地”都通用的。有的时候,随便说“随便”也会给对方造成困扰。例如,晚辈对长辈最好别说“随便”,否则就显得太随便。朋友之间也有不宜说“随便”的情况,同是请客吃饭,说“随便”可以让主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但是如果主人境况不好,要保全主人的“面子”,就不宜说“随便”,最好说:“我最近肠胃不好,很怕油腻,就在附近这家饭馆吃点素菜就行。” 有人托你帮忙,要请你吃饭,你就要暗自盘算一下,“吃人家的嘴软”,背负人情太重,哪里敢说“随便”,赶忙借故推辞,心领为上。 “随便”并不是“差不多”,而是以“合理就好”为原则,应该说“随便”的时候,才可以说,不应该说的时候,就不可以说。别人在对你说“随便”的时候,如果他不是随便说的,那就等于说:“你自己想想,怎样才合理;只要合理,我当然就随你的便!” “随便”绝不是“马马虎虎”,我们将心比心,既不希望人家“马马虎虎”待我,当然也就不可以“马马虎虎”对待别人。该“随便”才能随便,不该“随便”绝对不可以随便。 以“不随便”的态度来“随便”,才能符合合理的标准。我们一方面不可以随便说“随便”,另一方面也不能够随便理会或处置别人的“随便”,因为一个有修养、有分寸的中国人,是不随便说“随便”的。 不反对并非赞成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中国人的基本立场是不偏不倚,秉持既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在征求中国人意见的时候,中国人基本上说的都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话。因为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所以只能赞成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任何事情,总是不断地演变:原本可以赞成的事情,演变到最后,令人不得不反对;而原来应该反对的,也可能愈变愈应该赞成。这些都是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说赞成还是反对的原因。 当把一切弄清楚,而且保证不再改变的时候,中国人自会当机立断,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但是,就算如此,警觉性特别高的中国人,也尽量避免公开表态。一旦你明确表示赞成,那些不希望你赞成的人就会给你施加压力,相反,你反对的话,那些不希望你反对的人也会频频阻挠,徒增许多麻烦。所以,最后养成中国人凡事都含含糊糊的,“这件事嘛,呵呵呵……”。 中国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赞成或反对就像下赌注一样,万一押错宝,后果惨重。只要保证他的安全,要中国人表明赞成或反对的立场,其实并不难。古时候,大臣要说一些可能冒犯皇帝的话时,总会先请皇帝饶他不死。这就是在寻求一种安的状态。 如果有人直接问你这种问题:“你赞成领导关于这件事的处理吗·”那他可能是不怀好意,挖了陷阱让你跳。你说“赞成”或“反对”,都会对自己不利,不是被利用,便是被嘲笑。 碰到这种情况,中国人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而是会反问:“你认为如何·”然后兼顾赞成及反对双方面的看法,适当地表述自己的意见。而被反问的人也是同一态度,或者采用“我也不反对”或“我也不赞成”来应付,因为中国人明白,“赞成”、“反对”不是“二分法”,“不赞成”并不代表“反对”,“不反对”也并不代表“赞成”。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实在,见风使舵,虚情假意,而且缺乏胆识,不敢担当。其实,我们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事实上是赞成之中有反对,而反对之中也有赞成,并不是不分是非,糊里糊涂或者怕惹事端。先赞成后反对,先反对后赞成,对方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攻心”术是中国人的独特手法。例如:“我毕业后马上出国留学,你赞成吗?”如果你不赞成,最好回答:“我不赞成你马上出国,但是如果你准备得十分周全,知道自己所要学的是什么,将来学成之后要做什么,我当然不会反对。” 既不说赞成的话也不说反对的话,一方面保证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对方的责任,凸显听者的自主性,使其更加重视自律和自动。一旦表示赞成,听者受到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可能大意失荆州,造成阴沟里翻船的惨剧。而一旦表示反对,听者受到挫折,可能因而放弃,或者缺乏信心。不赞成也不反对,听者才会面对现实,用心地研究判断,自己做最后的决定。 中国人相信,公开表示赞成或反对,事实上都不一定可靠,不如采取观察、试探、测试、迂回打听等方式来加以判断。若是因为怕得罪人,吞吞吐吐,既不敢赞成也不敢反对,那就是心术不正,终将被别人厌恶,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前程。合理的赞成加上合理的反对,才是正当的行为。 当然了,在人际交往中,圆通的人也不应该直接问别人是否赞成或反对,以免给人别有用心之嫌,一般只问“你有什么看法”之类的语气较弱的问题。 看清楚之后,合理地表达反对或赞成的意见;尚未看清之前,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说出“我赞成”或“我反对”,以免被利用,或被人看不起,令自己骑虎难下。 先弄清对方是谁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行——谨慎小心,反求诸己 “合理就好”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把握好分寸。谨慎的人在人际交往中,就像林黛玉进贾府一样,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 先弄清对方是谁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首先要弄清楚对方到底是谁。中国人认为“有人才有事”,而且“事在人为”,很难“对事不对人”,所以常常把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社会,每听到一句话,如果不清楚是谁说的,就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可见弄清楚对方是谁,乃是开展人际交往的第一步。 中国人比较倾向于“差别性待遇”,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不同身份的人。如果你的职位比我高,那你说什么都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如果你和我职位平等,那就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对待你。如果你的职位比我低,我不会以大欺小,却绝不容许你以“下”犯“上”。 这样看来,中国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但事实绝非如此。在中国社会,职位低的人是不宜反驳职位高的人的。举例说明,如果你的上司冤枉了你,你该怎么办?据理力争的话,他会明白是他错而非你错,但这又如何呢?他身为上司,竟然失察而冤枉了你,自然觉得相当没面子。 中国人没有面子的时候,最要紧的,便是设法找回面子。如何挽回他的颜面?很简单,一心一意地找你的毛病,只要被他抓着了,他的面子便全回来了。他一心一意找你的差错,你真的插翅难逃,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迟早会被他逮个正着。 但是,如果上司冤枉你后,你保持沉默,一句话都不讲,表面上看你是忍辱负重,其实不然。你的上司看到你居然一言不发,就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搞的·难道我屈说了他?”于是,他自然想着解开谜团,结果发现自己确实冤枉了你,并由于自己内心愧疚而善待你。 一般来说,上司冤枉你,纯属偶然,很少有上司故意颠倒是非,存心而为之。但是你若不幸碰上这种上司,足以证明上司早已容不下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据理力争又有何用?不如另谋高就,“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如果你没有别的门路,最好忍气吞声,说不定上司见你一直逆来顺受,网开一面,不再针对你。 如果你不幸遇到的是个迷糊的上司,这种情形倒是常见,因为无能者却身居高位并不是稀罕事。遇到这种上司,你说得再对,他都可能斥之为狡辩,于事无补,不如安静下来,好好做事,以免被他抓住把柄。 迷糊的上司不好,但过于是非分明的上司也很难相处。因为太过分明,以致刚愎自用的人,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说你错,你就错,你再说多少话他都不会更改原有的判断。你据理力争的话,只会弄得面红耳赤。 如果你的上司不是以上三种人,那他就是无心犯错。这种无心的过失,是应该谅解的。没有必要得理不饶人,让无心错怪你的上司难堪,所以应当用沉默来暗示他有错误,使上司自己察觉,自行校正。 如果有人和你职位相当,却指出你的错误,而且到处宣扬,那你就会积极找他的过失。这不是面子问题,也不是心胸狭窄的表现。如果他发现你有差错,当面规劝的话,虽然你一时可能无法接受,但是他既然说的是事实,出发点又是为你好,你终究会心生感激,又怎么会记恨他呢?但他却没有和你说,反而到处宣扬,分明是让你难堪。中国人一向是交互主义,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相反,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所以,你也只有全力找他的差错,照样宣扬一番,让他尝尝同样的滋味。 如果有人职位比你低,却敢在背后指摘你的过失,你通常不会有任何顾虑地去整一下;而且“当年别人教诲我,如今我也应该教诲别人”的想法,很容易变成理直气壮的借口,整他,是让他明白做人的道理:有话最好当面说,不要背后胡扯。 所以,对方不同,你采取的措施也应该不同。先问清楚是谁说的,再做定夺,这就是一种“经”,如何应变,则是个别的“权”。 中国人既然以人为主,那一切事都离不开人,也就是离不开人际关系。何况我们一直重视伦理,对于人的身份地位十分关心。看见或听说一个人,总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的人,并且依据身份地位做出不一样的反应,才算合理。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进一步达成预期的企图。这不是势利眼,只要保持合理的程度,不要前倨后恭,没有什么不好。 相传,清代大书法家郑板桥去一个寺院游玩,并去拜见方丈。方丈见他衣着俭朴,以为他是一般俗客,就冷淡地说了句“坐”,又对小和尚喊“茶”。一经交谈,方丈顿感此人谈吐非凡,就将郑板桥引进厢房,一面说“请坐”,一面吩咐小和尚“敬茶”。又经细谈,得知来人是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时,方丈急忙将其请到雅洁清静的方丈室,连声说“请上坐”,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最后,这个方丈再三恳求郑板桥题词留念,郑板桥思忖了一下,挥笔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方丈一看,羞愧满面,连连向郑板桥施礼,以示歉意。 这个故事通常用来讽刺方丈势利眼,其实方丈是根据对方的身份,采取了相应的方式和态度,只不过一开始就没弄清楚、看走眼罢了。 小心才不会上当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西方人在同别人打交道时,不论干什么,都要通过法律途径约束他人来防止自己上当,而且对于欺骗别人的人是相当鄙视的。中国人不会要求别人怎样,只会提醒自己“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很少去笑那些骗子,反而多少有些羡慕:“他真高明,居然骗了这么多人!”而对被骗的人,在同情之外,还有几分不屑:“你怎么这么笨,这种当也会上?”好像责任不在骗子,而在被骗的人。 其实,嘲笑被骗的人与鄙视骗子的目的完全相同,都是遏止骗人事件的发生。 西方人鄙视骗子,使其备受压力,抬不起头来。而中国人认为人人应各自小心,不要上当,使那些骗子无从下手。我们用“嘲笑被骗的人”的形式,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骗,否则不但损失惨重,还要惹人嘲笑。所以在中国社会,那些被骗的人,反而不敢以正面示人。 西方人的想法很对,只要大家齐心,共同指责骗子,便可以减少骗人的行为。而中国人更实际一些,要求自己岂不比要求别人更容易一些?“求人不如求己”,要求别人不要欺骗,远不如自己提高警觉更可靠。防人之心其实就是让人小心不要上当,因此“反求诸己”更胜一筹。 试想,如果你和别人初次见面,就老实地对别人说:“我是个老实人,人家说什么我都信,所以请不要骗我。”那对方会怎么想?当然是:“他最容易上当,不骗他骗谁·”如果蛮横地要求对方:“你不要骗我,否则我要你好看!”对方就想:“骗你又怎样?你既然被我骗了,说明你不如我,你又有什么能力要我好看?”结果照骗不误。 一般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他往往会有拆穿骗局的能力。比如,老板对干部说:“我不会亏待你,但你千万不要骗我。你若是骗我的话,我绝不轻饶。”笨的干部就以为老板是个好骗的人,一开始虽然没想欺骗他,久而久之,就忍不住做些欺上瞒下的事。结果很快就被老板发现了:“我警告过你,千万不要骗我,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只好开除你。” 如果认为中国人专门欺负弱者,谁吃亏就笑谁,谁倒霉就笑谁,没有同情心,那就错了。中国人只有对自己人,对熟悉的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人,才会“痛心”地嘲笑他,目的在于“加深他的印象”,使他深切体会“人家在你面前同情你,实际上背后都在笑你”,因而决心“自己小心不要上当”。对于陌生人,我们根本无从笑起,因为彼此没有“关系”,产生不出任何联想。对于认识而交情不够深厚的人,我们只会背后嘲笑他,但当面尽量不提,万一对方自己说出来,我们会表示支持,痛骂欺骗他的人。 但是“小心不要上当”,并不是“不要相信别人”,而是不给坏人可乘之机。 正因为小心,才会时时用心。可以相信的时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可以相信的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善变,不可不防”。这些话都是中国人常说的,看起来互相矛盾,却是因“时”而制宜。 在人际交往中,你可以选择相信别人,也可以选择不相信别人。你相信别人,万一被骗,大家就会嘲笑你,“三两句话,把他骗得团团转”,结论是你“缺乏判断力”。你不相信别人,又怎能与其相处?在信与不信之间,需要自己拿捏。 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应该相信别人,但是只能相信到合理的地步;遇到不合理的地方,就不应该相信他。站在不相信的立场来相信,才不至于一相信就上当。对任何人都相信,受骗的几率就会大幅度增加。你无法要求别人绝对诚实,因为没人能做得到,所以只能自己小心。社会上骗子并不多,但是喜欢被骗的人太多了,才会发生那么多骗人的事件。骗人的人当然不对,而被骗的人也未尝全对,谁叫他不小心·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彼此互相合作才能生存。人应该相信别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过分相信别人,同样引起别人欺骗的兴趣,以致上当,也是不争的事实。吃亏上当,人人不喜欢,却又经常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主要是人们喜欢占小便宜,才造成因小失大。提防上当,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切记不要贪小便宜。 凡事都追求合理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中国人的观念是凡事追求合理。换句话说,把事情做到合理的地步,人们才会接受。我们虽然重视典章,却明白典章制度容易僵化而不合时宜,因此在典章制度的范围内,多半中国人喜欢权宜应变,以求合理变通。凡是不会变通的人,都会被人斥之为“死心眼”、“死脑筋”。 中国人认为,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应该“反求诸己”,即“要求他人合理之前,先求自己合理”,以自己的合理来影响他人,使他人亦能合理。 自己不合理,却希望他人以合理待我,结果经常不如意,这时怨天尤人也是枉然。自己先求合理,再来期望他人以合理待我,才是合理的态度,也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合理不合理,各人的标准未必一致,有时候你认为合理,我就认为不合理,因此这个“合理”也会引起很多争执,产生很多不愉快! 在中国社会,凡事自己求合理,就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即使你的“合理”和他的“合理”会有些误差,但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起码会问心无愧。至于是否会引起争执,听天由命吧。虽然这听起来比较消极,但总比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使大家心里不高兴,甚至造成误解的好。 自己合理不合理要通过他人的反应来判断。他人的反应就像一面镜子,会如实地反映你是否合理。当对方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时,不要指责对方的缺失,而是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合理。如果是的话,赶快先把自己的缺失调整过来,对方也可能跟着表现出合理的反应。要改变对方,最有效的方法是先改变我们自己。 举个例子,中国人认为,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所以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不清楚对方的意图的时候,是不会承认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贸然问起别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得到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自己的行为不合理造成的。 乙和丙是熟人。一天,甲和乙聊天时,甲突然提到丙,问:“你认识丙吗?”乙的第一反应是“不认识”,因为他不知道甲有何意图。 一句“不认识”,虽然只有三个字,却包含好几种不同的意思:“真的不认识”、“虽然认识,但是并无交情”、“认识是认识,跟不认识差不多”、“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认不认识”以及“你少打我的主意,我认识不认识根本与你无关”。 说“不认识”有很多好处:第一,减少许多风险,省却许多口舌,避免许多麻烦。如果乙在不清楚甲的意图时就说认识,甲接下来很可能说:“那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件事要找丙帮忙,麻烦您帮忙引见一下好吗?”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时候说“好”,会增加不少麻烦;说“不好”,等于驳了甲的颜面,令甲不满:“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还说是朋友呢?” 当丙身居高位时,乙如果先说“认识”,事情来了,再推说“不认识”或者坦白说明自己不愿意帮忙,甚至直接指称对方根本没有权利提出要求,都是伤感情的做法。在中国社会,得罪一个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尤其不能得罪小人。 第二,可以探听信息。如果丙对乙心存不满,忍不住对甲抱怨了几句,甲如果不清楚乙和丙的关系,多半不敢直截了当地传话过去,必然先问:“你认识丙吗?”假若乙说“认识”,甲就不会再说什么,以免有搬弄是非之嫌,而乙也徒然失去获得信息的机会。若乙说“不认识”,甲才会放心地把丙的话告诉乙,乙也能了解丙对他的不满,以便采取适当的对策。 明明认识却装成不认识,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完全是因为甲不合理在先。打听别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应该把目的说清楚。比如:“你认识丙吧?他托我给你带了点礼物。”乙一定回答“认识”。如果不能一开始就做到合理,直接问:“你认识丙吗?”得到“不认识”的回答后,就要调整:“哦,他说和你很熟,还想约你吃个饭呢。”那乙也会向合理的方向调整。不要以为从“不认识”调整到“认识”很难,中国人很会“颠倒是非”,拥有足够的智慧,可以进退自如,因为凡事早已留有余地。 乙只需作恍然大悟状:“哦,你说的是他啊,抱歉抱歉,刚才没听清,还以为你在说谁呢。”轻轻松松就兜回来了。 先说明自己的目的,再去问对方,以便给对方斟酌的空间,这才算合理的行为。不要责怪别人不诚实,不要认为一切不合理,都是“我”以外的中国人造成的。殊不知种种缺失,实际上都与“我”密切相关。 可惜,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不反省自己是不是诚实,是不是考虑周到,是不是明白透彻,便大胆地指责中国人不诚实,实在不公平。 圆通而不圆滑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心——追求圆通,善于自保 中国人常将人分成两种——君子和小人。孔子对君子与小人有过许多论述,比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人们历来崇尚君子,但事实上君子斗不过小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因为小人非常重视人际技巧,很容易打动别人的心,进而抓住别人的心。君子往往觉得自己凭良心,不做亏心事,不必讲求什么人际技巧,因而时常得罪人,引起别人的怨恨和报复。这一点是君子不及小人的地方。那君子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同样注重人际技巧,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呢· 圆通而不圆滑 人们常常认为小人圆滑,因而对他充满鄙视。君子当然不应该圆滑,但是要足够圆通,否则就常常使自己在与小人的斗争中处于劣势。中国人最讨厌圆滑,任何人只要给人一种“滑头”的感觉,便成为别人心目中“狡猾的人”,注定没有前途可言。 而圆通是我们十分喜欢的,但可悲的是,现代人脑筋逐渐扁平化,缺乏深度,看事情不能“入木三分”,所以“凡是圆通都看成圆滑”。圆通和圆滑虽然长得一模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几乎不分轩轾,都是“推、拖、拉”,一副打太极拳的模样,但是二者的本质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差异:第一,过程完全相同而结果截然不同。“推、拖、拉”到最后,把问题圆满解决掉,便是圆通;“推、拖、拉”到最后,没有解决问题,或者解决得不够圆满,那当然是圆滑。第二,圆通的人善于利用“推、拖、拉”的短暂时间来充分思考,寻求此时、此地合理的行动,以便减少阻力,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圆滑的人只想利用“推、拖、拉”把时间拖延过去,以便逃避当前的问题,根本不想解决问题。第三,圆通的人用“推、拖、拉”来降低竞争的压力,使大家觉得经过“推、拖、拉”之后得到的答案,应该可以接受;圆滑的人,则冀望于不经由竞争,便能够获得胜算,或者不愿意应付挑战,悄悄地逃之夭夭。 圆滑与圆通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很多人盲目排斥“推、拖、拉”,视“推、拖、拉”为落伍、陈旧、*的手法,把圆通和圆滑都看成可恶的行为,因此失去圆通的本事,真是得不偿失。其实,合理地“推、拖、拉”,把“推、拖、拉”的功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圆通。如果一味地认为“推、拖、拉”是坏事,那就会事事看不惯,甚至整天不愉快。 圆通就是“面对现实”,“负起责任”,另外加上“不伤害面子”。不够圆通,很容易伤害自己的面子,也很容易伤害别人的面子。 譬如介绍别人的时候,经常听见当老师的人说“这是我的学生”。而被介绍的人,却似乎并不认定介绍人是老师,反而淡淡地说“我们现在合作一些事情”,这岂不是很尴尬?当老师的人,如果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对方紧接着说:“不,我只是教授的学生而已。”是不是就能避开尴尬的场面?让别人承认自己,而非自己盲目乱认,这就圆通多了。 “面对现实”和“负起责任”可以用理智和科学来处理;“不伤害面子”却需要以感性和艺术来协调。圆通就是科学加艺术,理智加感性,所以很难做到。 我们承认“圆通是高难度的素养”,一般人很难精于此道,何况一不小心,就会流于圆滑而遭人唾弃。但是,难学,还是要学,因为只有学会圆通,才能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 圆通和圆滑仅仅一字之差,但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比如,听到别人的夸奖,要针对不同的人回复不同的话:对西方人要说“谢谢”,对日本人要说“请多多指教”,对中国人要谦逊地说“哪里,哪里”。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行为,就是圆通。如果对西方人说“哪里,哪里”,相信对方一定莫名其妙;如果对中国人说“谢谢”,对方会不以为然:“我不过说说而已,你还当真了。” 不可否认,圆通有圆滑的成分,但也含有不圆滑的成分。我们先接受圆通的概念,再观察圆通的事实,分析圆通的要素,才可以学得圆通的精髓。 第一,将心比心是圆通的先决条件。多以欣赏的眼光来体会他人的圆通,比较容易吸取他人的经验,迅速成长。常以厌恶的心情来批评他人的圆滑,结果便只有生气的份儿,失去学习他人宝贵经验的机会。 第二,不要完全排斥或放弃“推、拖、拉”,也不能够凡事都“推、拖、拉”,以免一不小心,就变成令人厌恶的圆滑。 不过,中国人自己“推、拖、拉”的时候,往往不认为自己正在做这种令人厌恶的动作,却自满于“事缓则圆”的解说。但是,看到别人“推、拖、拉”,却又立即觉察出来而心生反感。 圆通说起来相当简单,做起来难。因为圆通与圆滑的差距十分细微,稍不留意,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遇事先求自保(1) http://book.sina.com.cn 2008年05月20日15:06 新浪读书 “明哲保身”是中国人普遍秉持的人生哲学。朱子说:“明是明理之明,哲乃了然于心,保身则是依道理进退而处世,于是罪刑、灾祸不至。” 中国人凡事先求自保。遇到突发状况,就会遵循明哲保身的哲学分析形势,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形势不利时,就要及早抽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必逞匹夫之勇呢?很多人反对“明哲保身”,认为善于明哲保身的人怕死、虚伪、消极,其实不然,一个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其他的都没有意义。人们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神仙都要先保全自己,何况凡人呢?中国人明哲保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深藏不露 深藏不露实际上是中国人守身哲学的应用,也是我们奠定“立于不败之地”的良好基础。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实力毫不隐瞒地展现无遗,很容易遭人算计,岂不是自讨苦吃?中国人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宁可韬光养晦,安然度日。 这也是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心理。日本人就算没有本领,也要装成很能干的样子;美国人有多少本领,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只有中国人深藏不露,静观其变,再衡量情势的变化,以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有句俗话“树大招风”,因此,中国人有能力并不表现,还喜欢伪装成没有本领的样子。例如,会写字的人不轻易宣扬自己擅长书法,会画画的人不愿意让人家晓得自己善于作画。这样做比较省力省事,否则请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只能疲于应付,稍有不慎,厚此薄彼,就会得罪人。另外,自己深藏不露,还可以留下力气嘲笑爱表现的人。中国人不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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