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文化反思

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文化反思 王志蔚 摘要：辛亥革命迅速胜利和迅速失败的巨大落差给锐意革新、做着“好梦”的鲁迅造成了重大影响。此后到逝世前，鲁迅一直在思考和总结辛亥革命得而复失的痛苦教训。从小说、杂文、信等一系列著作来看，鲁迅的反思涉及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理论纲领、国民精神等方方面面。这种反思是一种文化批判，是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改造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鲁迅；辛亥革命；资产阶级；封建文化；国民性；历史教训 20世纪初，在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与传统文化的剧烈震荡。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是这种撞击与震荡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动荡多变的历史时期，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一直和辛亥革命以及随后的政治巨变中的几个重要的阶级、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概括叙述自己在这一历史时期满怀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接辛亥革命的胜利，经历了革命后的种种事变，又跌进了完全失望的苦闷之中：“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陷入“无可措手的”悲哀和寂寞。他力图“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2]试图麻醉自己的灵魂，然而，“精神的思缕”使他始终不能忘却。革命党人为什么会丧失政权？铁屋子里的人们为什么那样昏睡？这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真诚地呼吁“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3]。 1925年，鲁迅写了一篇专门论述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历史的短文《忽然想到(三》，其中主要段落值得深味：“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3] 这段凝重、悲凉、苦楚的心理感受是鲁迅在“新漆剥落已尽，”“旧相”又显出，“奴才主持家政”，历经种种难以名状的痛苦之后，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全面总结和文化反思。 一、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后，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着“二重思想”:“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4]资产阶级在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冲突的困境中，终于复归“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5] 辛亥革命是继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又一次中西文化冲突，在这文场文化较量中，革命派大力倡导西方文化，猛烈抨击传统文化为其革命斗争寻求理论依据，并作为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手段。然而他们却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之中，这就是实现民族富强需要彻底破除传统的束缚，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又要求对民族文化历史成就内在价值的承认。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国侵略资本直接刺激下产生的，具有先天不足的致命弱点。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在经济上既受排挤又要依赖，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及文化思想上既要反抗又要妥协。资产阶级必然要带着这种先天的缺陷走上解决中西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危机的革命道路。显然其文化选择的视野必然为这一不足所限制。20世纪初，由于国内兴起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热潮的到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其中一些新式知识分子，其骨干全部是东京同盟会成员，绝大多数系留日学生。他们目睹祖国的危亡，爱国愿望极为强烈，决心以从西方输入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取代本国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但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客观存在的复杂性，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由于阶级利益与所受教育引起的对中西文化认识的矛盾性，使革命派中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文化选择。 资产阶级理论家章太炎思想的矛盾、变化最能反映当时相当部分中国国民的思想状况，那就是既反儒家传统，又依恋儒家传统；既反封建政治专制，又依赖政治专制；既向往西方文明，又害怕西方文明。他们希望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封建古代，又不同于现代西方，既保留东方国粹又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三种社会”。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曾以笔为武器，批判改良，倡导革命，抨击邪恶，张扬正义。第一个写文章批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吹响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的号角。在《苏报》案中，他身陷囹圄，但却无所畏惧，与帝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贞气节。但是，章太炎始终没能成为一个坚定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常常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摇摆，而且越到后来表现越严重。章太炎作为启蒙学者兼革命家，必然将其不彻底的革命思想诉诸于行动，在革命阵营内部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起到了封建势力所期望的瓦解革命队伍的不良作用。因此，鲁迅沉痛地指出：章太炎一步步远离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最终“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他“用自己的手和别人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6] 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困惑、以至复归，导致自己的失败呢？一定社会的人要接受这个社会特定文化的影响，资产阶级虽熏染于西方文化，但他们生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对传统文化不止于耳濡目染，还有过系统的学习。因而其思想深处打下传统文化的烙印。孙中山幼读儒书，青少年时，既通英文，又精中国经史之学。黄兴、朱执信、廖仲恺等多出身书香门第，国学功底颇为深厚。尽管他们有意识地与传统文化疏离并加以批判，但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因而在接受西方文化时，也就不自觉地框以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因此，鲁迅指出， “中国大约太古老了”， “所谓旧文明”是“根深蒂固的”，[7]的变革和观念的更新，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极艰难的事。资产阶级囿于这种局限，与封建主义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情结，自身“固有而陈旧的文明”的主导精神依旧坚固地矗立着，“专制永长，昭苏非易”。[8]鲁迅的目光是敏锐的，军阀官僚统治下的中国，国学家依然崇奉国粹，文学家依然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依然热心复古；甚至抽大烟，拖辫子，扶乱，缠足，层出不穷。新引进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诚然有一点，但照例是新的进来，旧的便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传统旧文化的情结和顽固，决定了他们文化选择上必然陷入两难的境地。 如果说洋务派的文化选择是“中体西用”，改良派的文化选择方案是“托古改制”或者说以“西化”为特征的“中体西用”，那么，辛亥革命并没有拿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选择方案，这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的一道致命的内伤。且不说章太炎一边宣讲国粹，一边走向以伸张个性为特征的西方浪漫思潮；就是孙中山也常以国粹印证他“三民主义”的正确。仿佛中国的国粹可以与西方文化和平共处而没有半点冲突。资产阶级文化选择上的二难，在革命后“光复旧物”的乐观中，就放弃了文化启蒙。特别是在袁世凯窃国后，尊孔读经的复古浪潮又汹涌起来，戊戌变法前后人人以读洋书为荣、以不学外文为耻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因此，鲁迅常说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剪掉了辫子的革命，一切如旧。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建立民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然而在学习过程中又摆脱不掉传统意识的束缚，使得所引进的西方民主政体以一种畸型的形式出现。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是资产阶级在不自觉的层面上无法完全摆脱的幽灵。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是有保留的，对传统的感情是比较深的。在他们的身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体现得非常激烈。他们从传统中游离出来，又留恋传统；他们追求着现代性，又困惑于现代性；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他们这种边缘化的情感注定了他们要经受“灵魂分裂”的更大痛苦。中国“四面八方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4]这种矛盾和痛苦时时交织在资产阶级的行动中，导致了对西方文化意义理解上的变调与走形。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文化思想根源就在于此。 二、鲁迅认为，资产阶级“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在“光复旧物”的口号下，那些根本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汉族地主、官僚，通过反满窃取了军政大权，辛亥革命以出乎意料快的速度取得胜利， 也以出乎意料快的速度走向失败。 从中国历史传统来看，自古便以华夏文明为中心，此外均属夷狄蛮戎。后来这一观念在历史的流动中又演变为汉族中心论，并突出地体现在政权的控制上，即以非汉人统治的少数民族政权为非正统。清朝是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尽管统治两百多年，但在人们心中它始终不是正统的政权，“反满复汉”要求一直存在。孙中山为首的最早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些革命党人，大多数最初都怀有“反满复汉”心理。章太炎是资产阶级最突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家，辛亥革命中他一直热衷于宣传满汉矛盾，主张驱逐排满光复，对资产阶级革命群体思想的混乱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这些革命党人成分极为复杂，多数是资产阶级中下层分子，也有一部分反满的地主阶级分子，还有一些和地主买办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如袁世凯之流)。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同，革命的“终极目的迥异:有的以“共和”为目标，有的是“革命排满”，有的主张“平均地权”，有的根本不愿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有的倡导“三民主义”，有的鼓吹“国粹主义”……早在东京留学时期， 鲁迅就指出：“很有一部分人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9] 即“光复旧物”。以后由于接触西学，开拓眼界，民族主义觉悟提高，反满便同建立共和国思想联系在一起，但有些革命党人始终未能摆脱这一思想影响。 鲁迅对这种单纯的种族革命，一开始就持批判的态度，指出了“排满”、“光复旧物”的严重危害：不是以推翻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不是要废除专制政体，不是要推翻地主阶级政权，而是要“将土地从异族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9]即以汉族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去取代满洲贵族的统治。“排满”、“光复旧物”的口号，并不触动地主豪绅的根本利益，所以“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的同意”[10]。不仅如此，这种狭隘排满论调还放过了那些曾经参与或支持清王朝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成为许多汉族地主豪绅可以接受和利用的东西。所以当革命处在高涨阶段，这些人胸前挂上革命党人的徽章，打着革命的旗号，唱着封建主义的“老调”，纷纷钻进了革命阵营，成为袁世凯复辟的社会基础。诚然，“排满”、“光复旧物”在反清斗争中虽然起过某种进步的作用，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个口号对封建专制有利，于帝国主义无损，甚至可以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能够接受和利用的东西，成为他们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鲁迅多次提到清末曾经狂热鼓吹排满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狠，渴望着 “光复旧物”。“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州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11]239鲁迅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11]240狭隘的种族革命者如果不把自己的斗争纳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轨道，“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它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只能半途而废。 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经济上，他们的利益远远大于人民；文化上，与封建传统具有最难以割舍的亲情。他们对待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常常借口“行动越轨”，“假冒革命”，予以压制，甚至镇压。 中国封建帝制统治的阶级基础是地主阶级，代表的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响渗透下，晚清的上层社会结构，分化出买办、新式技术官僚、绅士、新知识分子官僚等新的社会阶层，原有的阶层一元化格局被多元化格局所取代。“这些阶层在社会地位、政治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它们都是现代性的产物，他们对现代性都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情感认同”。[12]73这些阶层由于新的经济关系及其由此决定的等级关系的原因而结成为新的阶级，即由传统的地主阶级中分化出资产阶级。这个新兴阶层，其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他们的亲友中的许多人是地主，在农村从事封建剥削。他们自己也往往把经营工商业获得的利润用于到农村购置土地，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从事封建剥削，从而兼有地主身分。因此，他们与封建土地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问题直接牵动着他们最敏感的神经。江苏谘议局长张謇就是一个典型，在辛亥革命中，他惟恐自家的千顷良田和万贯家财受损，反对革命，反对共和，以封资杂拌的独特性和成熟的政治手腕处于封建与民主革命之间。当革命党人采取一省举事、各省响应的战略，使革命各自局限在某一区域内进行，他便凭借优厚的地方实力，即与革命派联合反清，获得了掌握大权的可乘之机。绍兴军政分府成立后，《越铎日报》发起人之一、光复会成员孙德卿，很快就和号称“新派”的徐锡麟的弟弟徐叔荪站在封建保守势力一边，成为了民主革命的阻力，究其原因，他们都是个相当殷实的地主。浙江省53个州县的光复，由绅士主持发动的就有30个，由革命党人联合绅士发动的就有20个，占94.3%。[13]338另据统计，在浙江省62个州县的新政府中，28个都督(军政长、司令)中绅士占7人，在61个民政长(民事长)中有41位是绅士，19个县议会的议长全部由绅士担任。[13]338在加入革命的这部分绅士中，不少人是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由于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最深，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与传统性具有最难以割舍的亲情，其“文化反弹性”也最强；又由于他们既是现实政治的受害者，批判者，也是现实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在利益上几乎是带着自我既得利益保护的本能来与变革发生关系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传统与革新问题上往往表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12]75因此，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而，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后。从这一方而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14] 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鼓舞了农民反清革命的斗志。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结成反清联合战线，其政治基础，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但革命党人对农民彻底推垮封建势力的行为并不感兴趣，他们要尽快实现共和，以为“中华民国”宣布就使共和伟业成为现实。认为农民的斗争是不必要的骚乱，不但对革命没有益处，影响共和的进程，而且可能危及自身的切身利益。为了早日实现共和，革命党人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做法，遣散同志军、民军等农民武装，有的地方甚至镇压农民革命。 鲁迅的《阿Q正传》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这种心态和内在本质。小说中的假洋鬼子是未庄大地主钱太爷的儿子。他到东洋留过学，深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混血儿，是穿着资产阶级外衣的土豪劣绅。在辛亥革命革命到来时，城里的白举人、知县、把总到未庄的赵太爷、秀才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各色人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举人一闻革命风声,马上向乡下转移财产,并和赵太爷攀了亲，以应付时局。昔日不准阿Q姓赵的赵太爷在革命起来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历来不相能，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在看准形势后也相约去革命“他们到静修庵打了老尼姑,砸了皇帝万岁万万岁”[15]的龙牌,偷走了宣德炉,又很快进城买到了“柿油党”的银桃子，用欺骗手段和革命党拉上了关系。城里的知县、把总等都已改头换面，做了“革命党”。就这样，资产阶级与旧军阀官僚、封建遗老遗少很快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当他们攫取了权力，立刻露出本来的面目，实行更公开的封建暴力统治，反过来不准贫苦的阿Q革命，还诬陷阿Q为强盗、抢劫者，拿阿Q来杀一儆百，他们还向佃户追缴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把还不起租子的农民投进监狱。这就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真实的历史，它告诉我们，资产阶级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他们与封建势力、专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利益，压根儿没有打算摧毁封建制度，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相反，一旦有些地方农民闹事，立刻就要进行镇压。总之，他们没有获得足以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经济基础，所以，革命后“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10] 四、近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共同奴役、愚弄中国人民。造成了民众精神“厚重的麻木”，由于茫然和“不相信”，民众与辛亥革命形成了严重的隔膜。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中国人民，而且在精神上进行奴役和麻醉。帝国主义“联翩而至”，竭力赞叹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赏鉴”。[16]在香港的演讲中，鲁迅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进行了形象的勾画：“以前，外国人所作的书籍，多是骂中国的腐败；到了现在，不大嘲骂了，或者反而称赞中国的文化了。常听到他们说：‘我在中国住得很舒服啊！’这就是中国人渐渐把自己的幸福送给外国人享受的证据。所以他们愈赞美，我们中国将来的苦痛要愈深的！” [17]鲁迅还说：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17]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绝大多数民众，不是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处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 辛亥革命后，鲁迅长期任职于民国教育部，耳闻目睹袁世凯、张勋为复辟帝制，鼓吹纲常名教，尊孔祭孔，继续唱着“老调子”，愚弄人民。鲁迅认为，专制主义统治者竭力“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苦下去，苦下去”。[17]不仅如此，鲁迅还十分忧虑的看到，在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影响下，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这种“老调子”依然在唱，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传统文化虐杀和麻醉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鲁迅进一步指出：因为“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与中国怎样有害”，“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 我们便能警戒，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17]由于中外反动势力愚民政策的奴化和虐杀，中国社会变得更加黑暗，更加贫困，更加愚昧，更加麻木。而民众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恰恰构成了封建反动统治的牢固的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农民遭受的灾难是最为深重的，所受到的精神戕害是令人痛心的。鲁迅指出：“自从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的，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18]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奴役和愚弄下，农民没有得到一点实际利益，相反对上层所做一切都不相信，他们只相信旧日的“迷信”和“讹传”。因此，当辛亥革命到来时，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没有近代以来尤其在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精神。大多数农民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他们的政治意向与信仰模糊。农民们对于革命的冷漠状态缘于他们的心死，因为经过近百年的急风暴雨，农民们经历了太多的创伤，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击，使农民们受到了愚弄与玩耍而变得麻木不仁。五四运动可谓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学生、工人、商人等阶层都广泛地参加和支持这场规模空前的运动，惟有农民还没有觉悟和组织起来，就是一个明证。 鲁迅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准确把握了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迷信愚昧和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严重隔膜。在《药》中，资产阶级革命家夏瑜的革命行动和启蒙说教不但不为国民所理解，而且他的血被国民做成人血馒头当成治痨病的“药”。夏瑜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反被阿义毒打，夏瑜说阿义可怜，结果被茶馆里的众人说成是“发了疯了”。《头发的故事》通过N先生的谈话，反映了“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19]的社会现实。阿Q稀里胡涂地参加了“革命”，又稀里胡涂地被枪毙了。他本对革命理解很肤浅，周围的群众对革命更不理解。当阿Q被押上法场时，“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他们对阿Q的遭遇冷若冰霜，甚至还幸灾乐祸，成为“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民众的愚昧麻木的确令真正的革命者悲哀。鲁迅创作了11篇以辛亥革命作为直接题材和间接题材的小说，其目的不仅仅是暴露旧社会的病根，也是要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文化病根——国民劣根性。这种劣根不仅妨碍了民众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在，也严重妨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与解放首先必须是人的思想的解放，改造国民劣根性，强调此后 “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 [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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