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_四川话歧义_动_单_名_单_结构的语音差异及意义

北京话、四川话歧义“动单 +名单” 结构的语音差异及意义 * 冉启斌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提要 本文从音长的角度考察了北京话、四川话歧义“动单 + 名单”结构的重音现，发现北京话中 “动单 +名单”作述宾关系与作偏正关系时没有重音位置的不同，而在四川话中则具有整齐一致的区 别。文章分析认为语法结构与重音之间的关系存在方言类型差异。文章还以这种特殊“动单 +名单” 结构的语音表现讨论了汉语的常规重音问题，认为汉语重音的有无及表现与方言的不同和语法结构 的差异等多种因素有关。在考察汉语的常规重音时不应该忽略方言的因素。 关键词 北京话 四川话 “动 －名”歧义结构 语音实验 重音 〇 引言 汉语里“动词性成分(VP)+名词性成分(NP)”的“动 －名”结构，有一些在语义上可以 有两种分析:一种是述宾式的动词或动词短语，一种是偏正式(或属定中式)的名词或名词 短语。通常的例子如“烤肉、存款、腌黄瓜、炒肉丝、打印文件、修订、进口机电产品、热 爱人民的军队、照顾孩子的妈妈”等。“VP + NP”实际上是一种可以产生歧义的。朱德 熙(1980)、马庆株(1985)、王凌(1990)、侯咏梅(1992)、柳广民(1994)、张玲秀(2003)等对 这种歧义格式都有所涉及。不过总体说来多是对现象的说明讨论等。 一般来说，“VP + NP”主要表示的是述宾关系，这自然与“VP + NP”本身的结构形式有 关。只有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VP + NP”可以表示偏正关系。不少研究对“VP + NP”表示 偏正关系时语义、句法结构、韵律等的制约因素作了讨论(参朱德熙，1982;吴为善，1994;邵 敬敏，1995;张国宪，1997;端木三，2000;顾阳、沈阳，2001;王洪君，2001;冯胜利，2004 等)。 石定栩(2005)对不会导致“动 －名”结构产生歧义的多种因素作了分析。 施春宏(2000)提出歧义“动 －名”(VP + NP)结构可以还原为一个初始格式“动词 +名 词”(V + N) ，认为“V + X + N”歧义类型具有内在系统性。张亚旭、张厚粲、舒华(2000)研究 “VP + N1 +的 + N2”结构的歧义问题，通过心理实验指出听话人更倾向于对该歧义格式作 偏正结构的认知。王玲玲(2005)通过问卷调查对述宾 /偏正结构的歧义度进行了考察，得 534 冉启斌:北京话、四川话歧义“动单 +名单”结构的语音差异及意义 * 本研究为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NKZXB10021)的成果之 一。《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谨表谢忱。 到了若干歧义结构的相对歧义度。这些分析都使“VP + NP”歧义结构的研究视角得到了扩 展。 语言的物质表现是语音。歧义“VP + NP”结构作两种不同语义时是否具有外在形式上 的差异?即，“VP + NP”作述宾式动词(或短语)与作偏正式名词(或短语)时在语音上是否 存在不同?一般认为，述宾结构的语义重心在宾语上，偏正结构的语义重心在修饰语上，歧 义“VP + NP”结构的重音位置应该是不同的。不过也有研究指出“VP + NP”作述宾关系与 偏正关系时其语音表现具有多样性，有时是分离对应的，有时是参差交错的。(参后文 2． 3 注④)这都是研究者从自身精审的语感得出的深入看法。歧义“VP + NP”结构客观的语音 表现究竟是怎样的?同时，由于这种结构的特殊性，从其语音表现的结果上可以得到哪些启 示?目前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还很少。本文将报道作者的一些实验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 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VP + NP”歧义结构有多种形式，本文暂只考察“V + N”且 V 和 N 均为单音节的情况， 也即施春宏(2000)提出的“初始格式”的简单形式，如“烤肉、存款”等。根据初步的了解，我 们决定先选择两种方言———北京话和四川话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语音实验考察“V + N”结 构作述宾关系和作偏正关系时在语音上是否存在差异。实验方法为分别测量歧义“V + N” 结构中前字和后字的时长，并进行对比分析。由于音长和重音往往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因 此这种考察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重音的考察(参下文 2． 2)。 一 实验语料与方法 为便于称说，我们把歧义“V + N”结构作述宾关系时记作“VN1”，把“V + N”结构作偏正 关系时记作“VN2”。 1． 1 实验语料 本文用于实验分析的歧义“V + N”结构是随机选取的，有 21 对，V 和 N 均为单音节， 是:烤肉、炒菜、编号、存款、讲话、标价、录音、画像、回信、包车、题词、欠债、雇工、发面、挂钩、 领队、提包、煎饼、打手、陪客、效力。① 这些结构在当代北京话和四川话中都可使用。 实验语料为按 21 对歧义结构收集或制作的例句，北京话和四川话的例句分别完成，每 种意义各有两个例句。以“烤肉”为例，在北京话中作 VN1 时例句两个，是: (1)我们店不光 可以烤肉、烤鱼，茄子、黄瓜等蔬菜也可以烤。(2)这条街一到晚上可热闹了，烤肉的，炒栗 子的，卖汤圆儿的，什么都有。作 VN2 时例句两个，是: (1)改天我们去吃巴西烤肉吧，天气 冷，也暖和。(2)老李最喜欢吃的就是烤肉烤火腿。在四川话中“烤肉”作 VN1 时例句也为 两个，是:(1)我们店烧烤花样儿多，不光是可以烤肉烤鱼，也可以烤茄子烤黄瓜。(2)这条 街一到晚上就热闹了，卖汤圆儿的，烤肉的，吃串串儿的，啥子都有。作 VN2 时例句两个， 是:(1)过两天我们去吃巴西烤肉去，天气冷得很，吃点儿烧烤热和。(2)老李最喜欢吃烤肉 和烤火腿咯。 634 世界汉语教学 第 25 卷 2011 年第 4 期 ① 这些结构有少数是不同质的。例如“打手”作名词时“手”实际上是词缀;“效力”作动词与名词时 实际上是同形结构。之所以使用这些结构是为了较全面地反映四川话的情况。同时，纯粹从形式上看它 们也都是“V + N”结构。后文 2． 3 还会进行说明。 这样，21 对歧义结构在北京话和四川话中各得到 2 × 2 × 21 = 84 个例句(有 1 个发音人 的两个例句因意外原因没有得到测量结果，详后)。因篇幅原因例句不作全部列举。 例句的收集或设计尽量考虑如下原则，以方便实验测量和更好地反映本来的语音表现: (1)“V + N”放在句子中间，前后应有别的语音存在;不能放在句尾，以避免拉长以及承载句 尾多余的语调信息。(2)“V + N”后面跟阻塞辅音开首的音节，避免鼻音、边音、零声母等有 声的辅音。(3)“V + N”的首字最好为塞音声母。(4)如果“V + N”接近句尾，该句用陈述 句，不用疑问、感叹等句式。 发音人北京话 2 人:BM，男，25 岁，北京市海淀区人;BF，女，21 岁，北京市丰台区人。四 川话 2 人:SM，男，50 岁，四川省成都市人;SF，女，24 岁，四川省眉山市人。发音人均讲地道 当地方言。 录音在安静的居室进行。发音人以正常语速发音，要求体现口语色彩，接近实际话语。 用语音分析软件 Praat4． 4． 12 录音，采样频率 22050 赫兹，存储字节 16 比特。录音完成前发 音人不了解实验目的。 1． 2 测量分析 对所有语料的“V + N”结构分别测量 V 和 N 的时长。由于 V 和 N 均为单音节，实际上 也就是测量各音节的时长。 在测量音节时长时，以该音节的有声部分为起点，以后面紧接该音节的有声部分为终 点，得到该音节的时长。如该音节后面的音节为塞音开头，则后字闭塞段计入前字，以便接 近前字时长的实际听感。个别处于词尾或小句末的音节，终点以目测确定。时长单位均为 毫秒，均精确到个位。 假定“V + N”作 VN1 时与作 VN2 时重音位置不同，那么 V 的时长和 N 的时长将出现一 致的差异(重音和时长的内在联系详参下文 2． 2)。粗略地说，若“V + N”是述宾关系时重音 在后字，则 N 的时长一般地将比 V 长;若“V + N”是偏正关系时重音在前字，则 V 的时长一 般地将比 N 长。这样，比较 V 的时长和 N 的时长，考察其是否具有一致性的差异，可以确定 VN1 与 VN2 是否存在重音位置的不同。 声调、声母乃至韵母对整个音节的时长都可能产生影响，但这里采用歧义“V + N”对子 (即 VN1 和 VN2) ，其声韵调都完全相同;换言之，其他变量因素都得到控制，属于最小差别 对，实际上是比较理想的实验对照组，所以能够进行比较且结果是有意义的。对所有“V + N”结构中 V 的时长(Duration V，省作 DV)和 N 的时长(Duration N，省作 DN)进行比较，可 以采用求差值的方法。以 DV 减去 DN，若得到正值，则表明前字(V)比后字(N)长;若得到 负值，则表明前字(V)比后字(N)短。 由于发音人 BM 的“雇工”及“欠债”例句录音意外丢失，所以 BM 的实际有效数据为 2 × 2 × 19 = 76 个。 对所测得数据，必要时使用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SPSS10． 0)作相关统计分析。 二 实验结果与分析 2． 1 实验结果及说明 734 冉启斌:北京话、四川话歧义“动单 +名单”结构的语音差异及意义 按上述方法对北京话及四川话共四位发音人的数据进行测量分析，得到原始数据较多， 无法全部给出，这里只就相关结果进行说明。 根据细致观察分析，北京话发音人和四川话发音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里均以第 1 个“V + N”结构(烤肉)为例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说明。 四位发音人“烤肉”作述宾关系(VN1)与作偏正关系(VN2)时的 DV 与 DN 差值(DV- DN)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四位发音人“烤肉”中的(DV-DN)差值(时长单位:毫秒) 项目 述宾关系(VN1) 偏正关系(VN2) 例句 1 2 1 2 北京话发音人 BM 212 － 220 = － 8 205 － 266 = － 61 179 － 224 = － 45 219 － 239 = － 20 BF 233 － 247 = － 14 176 － 285 = － 109 202 － 219 = － 17 225 － 227 = － 2 四川话发音人 SM 175 － 194 = － 19 243 － 319 = － 76 438 － 218 = 220 295 － 218 = 77 SF 262 － 497 = － 235 222 － 393 = － 171 188 － 133 = 55 274 － 143 = 131 从表 1 来看，北京话中“烤肉”的 VN1 与 VN2 的(DV-DN)差值均为负值，表明“烤”字的 时长总是短于“肉”字。两位发音人的数据均是如此。在这种总体的前字短于后字的前提 下，VN1 与 VN2 是否仍然具有内在差异?即，虽然同为前字短于后字，但短的程度是否具有 一致性?情况看来并非如此。例如在 VN1 中，发音人 BM 的例句 1 里前字比后字只短 8 毫 秒，而例句 2 里则短到 61 毫秒。而在 VN2 中例句 1 里前字比后字短 45 毫秒，例句 2 里前字 比后字只短 20 毫秒。VN1 与 VN2 前后字的时长关系是交错的，并没有一致性。观察发音人 BF 的情况也是如此，这里不再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话“烤肉”前字都比后字短的主要原因是由前字“烤”的声调造成 的。“烤”在北京话中是第三声(上声) ，属于曲折调。北京话中的第三声在另一个第三声之 前会变为第二声(阳平) ，而在其他声调之前则只是一个所谓的“半上”，时长都很短。这里 “烤肉”中的“烤”都是不完全的“半上”，所以“烤”的时长都比“肉”短。 实际上，在我们测得的全部北京话数据中 VN1 有的前字比后字短，有的前字比后字长; 而 VN2 也有的前字比后字短，有的前字比后字长。同时，前字一律比后字短的(如上举“烤 肉”例)或前字一律比后字长的情况都存在，但均看不出内在的一致规律。换言之，前字与 后字的时长对比与“V + N”结构是 VN1 还是 VN2 并没有关联。它们的时长关系找不到一致 性，可以说是一种随机分布。(相关情况下文还要分析) 而四川话的情况则不相同。发音人 SM 的“烤肉”在 VN1 中均为“烤”短于“肉”，最短到 76 毫秒;而在 VN2 中均为“烤”长于“肉”，最长到 220 毫秒。发音人 SF 的情况与此类似， VN1 中前字均短于后字，最短到 235 毫秒;VN2 中前字均长于后字，最长到 131 毫秒。虽然 两位发音人长短的具体数值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趋势和对比关系是清晰无疑的。 逐个考察我们测得的四川话的全部数据，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到这种规律。VN1 的后字 往往倾向于更长，而 VN2 的前字往往倾向于更长。换言之，VN1 的(DV-DN)差值往往都小于 VN2 的(DV-DN)差值。当然，语言规律很少是绝对划一的，尤其是在微观考察上。四川话数 据中我们也发现有极少数例外。发音人 SM 的 84 个数据中有一个例外，出现在“录音”的 VN2 中，其(DV-DN)差值(－ 39)小于其中一个 VN1 的(DV-DN)差值(－ 17，另一个差值为 834 世界汉语教学 第 25 卷 2011 年第 4 期 － 79)。SF 有两个例外，一个出现在“领队”的 VN1 中，其一个(DV-DN)差值(70)大于其中一 个 VN1 的(DV-DN)差值(27，另一个差值为 79) ;另一个出现在“提包”的 VN2 中，其一个 (DV-DN)差值(－ 71)小于其中一个作 VN2 的(DV-DN)差值(－ 22，另一个差值为 － 104)。 值得指出的是，北京话中有一些“V + N”结构作名词时一般认为后字必须轻读的词，在 实际测量中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表现。例如“煎·饼”(偏正关系)后字必须轻读，“煎 '饼”(述 宾关系)后字应当重读，按说二者的语音差别是明显的，但实际测量时发现它们差别很小。 女发音人 BF 的“煎·饼”与“煎 '饼”最小差值为 20 毫秒(“煎 '饼”(DV-DN) :8，15;“煎·饼” (DV-DN) :35，44) ，男发音人则只有 7 毫秒(“煎 '饼”(DV-DN) :35，59;“煎·饼”(DV-DN) :66， 74)。“打·手”(名词)后字必须轻读，而“打 '手”(述宾关系)后字应当重读，但两位发音人 均为交错关系(BM“打 '手”(DV-DN) :－ 12，－ 76;“打·手”(DV-DN) :－ 24，－ 52。BF“打 ' 手”(DV-DN) :－ 37，－ 145;“打·手”(DV-DN) :－ 15，－ 44)。另外“陪客”按《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作名词时注音为后字可读原调可读轻声，它们的(DV-DN)差值也呈交错关系。本 文实验所用语料中后字必须轻读的只有以上几例。推测北京话中这些“V + N”结构在语流 中的语音表现可能和单念时的表现不相同。其中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过这种情况 表明我们所用的北京话语料并没有因轻声的问题受到很大干扰，这样更有利于和四川话的 情况进行比较。 总起来看，四川话的歧义“V + N”结构在作述宾关系与作偏正关系时其时长呈现出很 明显的规律，前字与后字的时长对比与其不同的语法关系相关。并且，这种语音表现的内部 差异具有很高的一致性。相反，北京话的歧义“V + N”结构看不到这种表现。 2． 2 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以上通过直观观察的方法对北京话和四川话歧义“V + N”结构的语音差异进行了描 述。由于考察的是歧义“V + N”结构，对照组(VN1 和 VN2)的语音成分完全相同，所以也可 以用一种拉通而不是逐个的办法，即对所有 VN1 和 VN2 之间的语音表现进行对比，考察它 们是否存在不同。 例如对北京话发音人 BM，可以计算其所有 VN1 的(DV-DN)平均差值，以及 VN2 的(DV- DN)平均差值，再进行比较分析。对四位发音人的数据作上述计算处理，得到结果如下(表 2)。 表 2 四位发音人 VN1、VN2 的(DV-DN)平均差值(时长单位:毫秒) 项目 述宾关系(VN1) 偏正关系(VN2) 数据 平均值 数据量 标准差 平均值 数据量 标准差 北京话 BM － 1． 55 38 50． 95 － 3． 55 38 46． 94 BF － 27． 60 42 67． 62 － 15． 74 42 58． 02 四川话 SM － 75． 93 42 76． 92 115． 57 42 70． 94 SF － 133． 90 42 99． 61 46． 71 42 90． 33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京话发音人 BM 的 VN1(DV-DN)平均差值为 － 1． 55，VN2 平均差值 为 － 3． 55，二者均为负值，差距很小。北京话发音人 BF 的 VN1(DV-DN)平均差值为 － 27． 60，VN2 平均差值为 － 15． 74，二者均为负值，差距也不大。四川话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发音人 SM 的 VN1(DV-DN)平均差值为 － 75． 93，VN2 平均差值为 115． 57，二者一正一负，且 934 冉启斌:北京话、四川话歧义“动单 +名单”结构的语音差异及意义 差距接近 200 毫秒。发音人 SF 的 VN1 的(DV-DN)平均差值为 － 133． 90，VN2 平均差值为 46． 71，二者也为一正一负，差距达到 1800 毫秒以上。可见 VN1 和 VN2 的时长差异在北京 话和四川话中是截然不同的。 为这种直观得到的平均值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又对每个发音人 VN1、VN2 的 (DV-DN)平均差值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以检测 VN1、VN2 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是 否显著。这样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3)。 表 3 四位发音人 VN1、VN2(DV-DN)差值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α = 0． 005) 发音人 F 值 显著性系数 北京话 BM F(1，74)= 0． 32 Sig． = 0． 859 BF F(1，82)= 0． 744 Sig． = 0． 391 四川话 SM F(1，82)= 140． 671 Sig． = 0． 000 SF F(1，82)= 75． 776 Sig． = 0． 000 上表显示，北京话发音人 BM 和 BF 的结果均不显著(显著性系数分别为 0． 859， 0． 391) ，而四川话的两位发音人 SM 和 SF 均为显著(显著性系数分别为 0． 000，0． 000)。这 表明，VN1 的(DV-DN)差值与 VN2 的(DV-DN)差值在北京话中的差异是不明显的，没有统计 意义;而在四川话中则是显著的，具有统计上的差别。具体地说，北京话“V + N”类歧义结 构，在作述宾关系时的语音表现与作偏正关系时的语音表现，二者不存在固定的规律，没有 本质上的差异;而四川话中的“V + N”歧义结构，作述宾关系时“宾”的部分相对更长，而作 偏正关系时“偏”的部分相对更长，这是一种一致的内在表现。 2． 3 音长与重音问题 美国学者 Fry(1955、1958)通过感知实验、声学分析对重音的特性进行了研究。Lehiste (1970)提出重音与音长、音强、音高甚至音色等都有关系。国外研究重音的声学相关物 (correlates)结论各有偏重，这与不同语言的不同重音表现也有关系，这里不详细讨论。 在汉语的轻重音研究上，苏联的扎多延柯(1958)使用浪纹计对北京话轻声的性质进行 了研究，认为轻声的主要特征是时长短。其后 Dreher ＆ Lee(1968) ，林茂灿、颜景助(1980) 等从声学考察上都得到近似的结论。林焘(1983)通过语音合成听感实验认为音长在听辨 北京话轻重音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音高没有音长重要，音强作用很小。与轻音相对的是 重音，重音的表现与此相反。赵元任先生 1959 年就指出:“(汉语里)所谓叫特别加重呐，并 不是说得响一点儿、声音大一点儿、用劲儿一点，而是说长一点儿、宽一点儿(时间长一点 儿、音程大一点儿)……至于强度固然略微加强，可是这个是在其次。”(这里见赵元任， 1980:87)声学以及感知实验研究都证实了汉语当中重音的主要声学表现是具有较长的时 长以及较完整的音高模式。(参林茂灿等，1984;仲晓波等，2002)从更多研究的情况看来， 在时长和音高两种因素中时长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特点，同时也是最易观测到的参量。林茂 灿等(1984)认为普通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声学特性是“有较大的时长”;吕士楠等(2001)研 究普通话韵律词的重音知觉时指出:“时长是韵律词重音最重要的声学参数”，“时长对韵律 044 世界汉语教学 第 25 卷 2011 年第 4 期 词重音知觉的贡献最大”。② 因此本文对“V + N”歧义结构的重音表现暂只考察时长的因 素。应当指出的是，有研究指出音节后的停顿与重音也有关系(王丹等，2007) ，不过本文测 量音节时长是以后一音节的有声部分为终点，实际上包含了前一音节的停顿(如果存在停 顿的话)。 上文我们得到北京话和四川话“V + N”歧义结构(DV-DN)时长差值的不同表现，这种结 果实际上是各自不同重音位置造成的差异。时长更长是重音的主要表现，在四川话中 VN1 (述宾关系)重音落在“宾”的部分上，N 的时长增大;而 VN2(偏正关系)重音落在“偏”的部 分上，V 的时长增大。但在北京话中，VN1 的重音没有出现在 N 上，VN2 的重音也没有出现 在 V 上，实际上 VN1 与 VN2 没有明显的重音分布的不同。换言之，北京话中歧义“V + N”结 构并不靠重音位置的差异来区别意义。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结论是立足于语句层面的。上文使用的语料均为实际话语中的句 子，不是歧义“V + N”结构单念的情况。对于单念时的情况，有研究指出单念可能承载句子 重音，这将不能确保实验的有效性(仲晓波、吕士楠，2003)。同时，单念的形式在本地人的 判断辨别作业中可行性很差(不过这两点都不适用于四川话，参后文 3． 3)。本文对单念的 情况也有所涉及，有证据表明单念时的情况与语句层面的情况是一致的，即北京话中 VN1 与 VN2 没有语音差异，而四川话与此相反。(均参后文 3． 3) 从上文的实验可以得到一个直观的结果，即歧义“V + N”结构的重音表现在汉语中并 不都是相同的，而是存在方言的差异。在有的方言中歧义“V + N”结构因语法关系的不同 (即 VN1 或 VN2)表现出重音位置的不同，而在有的方言中结构关系的不同并不表现为重音 位置的差异。 长期以来一致认为，述宾结构的语义重心一般在“宾”的部分上，偏正结构的语义重心 一般在“偏”的部分上。这是人们对语义关系认知的一种反映，述宾关系中动作施予的对 象，偏正关系中事物的特点属性，都是言语感知中的重点关注成分。但是这种语义上的重心 是否具有客观的声学重音表现却是值得探讨的。本文的实验结果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 是，由语法关系显示出的语义重心，可能在重音上有所体现，也可能并不体现出来，这是因方 言而异的。语义重心和声学重音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由语法结构显示出的语义重心有可 能实现为语音表现上的声学重音，也有可能并不实现为声学重音。换言之，语法与语音之间 可能有一致对应关系，也可能没有一致对应关系。从本文的实验结果看，四川话属于前者， 而北京话属于后者。当然，四川话和北京话应该都不是独特的个案，它们很可能代表了语法 结构与语音表现之间关系的两种类型。其他方言的情况还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考察研究。 从上述语言事实来看，语法结构与语音表现之间关系的方言类型差异将影响到重音问 题的探讨以及重音的实验研究，在考察汉语重音问题时不应该忽略方言的因素。相关问题 第三节再作详细说明。 144 冉启斌:北京话、四川话歧义“动单 +名单”结构的语音差异及意义 ② 也有研究认为重音与音高或音强有关。例如曹剑芬(1986)提出音高的作用，她说:“比较起来，音 长和音高的变化是构成轻声字特点的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她主要是强调“调形”和“调值”，认为“或 许还是音高的作用大”。沈倍蕾(2006:39)认为“音强对判断重音程度感知的贡献最大，时长次之，基频最 小”。不过总起来说这两种看法比较零散，没有更多研究结果的支持。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用于实验的 21 对歧义“V + N”结构是一个不同质的集合。在北 京话中它们的性质并不一致，实际上是混杂的。例如有的“V + N”作名词时后字已经完全 变为轻声(如“煎饼”)③，有的则可读轻声也可读原调(如“陪客”)④，有的只能读原调(如 “编号”) ;有的“V + N”对子实质是同形词(如“效力”) ，还有的包含词缀(如“打手”)。不 过纯粹从形式上看，这些结构作述宾关系时都是“动词 + 名词”。而有意味的是，虽然这些 结构在北京话中性质并不相同，但它们在四川话中的语音表现却都是相同的。它们一律按 照作述宾关系时重音在后、作名词时重音在前的轻重音模式表现出来。这有可能反映了这 些结构在一种方言中是不同质的而在另一种方言中却是同质的;也可能反映了四川话具有 特有的轻重音模式。这方面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三 歧义“动 +名”结构语音实验对汉语重音研究的启示 本文使用的歧义“V + N”结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语料，我们想以本文的实验结果为基 础对受到广泛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汉语的重音问题作一些讨论。重音问题可以从多 个方面来观察，如语法结构与重音的关系、汉语的常规重音表现等。下面从本文的实验结果 对相关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3． 1 语法结构与重音的关系 在语法结构与重音关系的研究中必然涉及到语义焦点的问题。重音问题是与语义焦点 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焦点的语音标记往往表现为重音(陈昌来，2000)。关于不同结构类型 的语义焦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偏正结构的焦点在“偏”上，述宾结构的焦点在“宾”上。徐 世荣(1961)从语感角度对语法重音进行了说明。赵元任(Chao，1968)指出动宾结构重音在 宾语上(吕节译本 155、198) ;王福堂(1999:157 － 158)指出“述宾式词组中的宾语是意义重 点”;范开泰、张亚军(2000)结构性焦点为偏正结构中的定语和状语，述宾结构中的宾 语等是句法结构显示的焦点。Duanmu(2000)提出“辅重”规则(Nonhead Stress) ，即句法中 的非中心词如定语、宾语等获得重音。 但是在语音实验研究中有一些不一致的报道。毛世桢(1990)使用声学实验方法发现 述宾结构短语“后项的韵律表现突出”，偏正结构短语“前项的韵律表现突出”(后文 3． 4 有 较多介绍)。王韫佳等(2006)根据重音判断(由 60 名学生完成)和重音标注(由 3 位作者完 成)研究 300 个汉语自然语句中的焦点重音和语义重音分布，认为述宾结构中语义重音倾 向于后置，偏正结构中语义重音倾向于前置。这些结论与此前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相反 244 世界汉语教学 第 25 卷 2011 年第 4 期 ③ ④ 这里对读音的说明均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的注音。后同，不另注。 作名词时后字可读轻声也可读原调的例子并不少见。按《现代汉语词典》注音有“陪客”、“绑腿” 等。沈家煊(1999:317 － 318)举到“烧纸”，指出“烧·纸”(后字轻读)是定中结构，但“烧 '纸”(后字重读) 既可是动宾结构也可是定中结构;并认为这属于赵元任(Chao，1968)指出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扭曲关系” (skewed relations)。这时语法结构与语音形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参差交错的。有的歧义“V + N”结构的 语音形式和语法关系是分离对应的，如赵元任(1980:52 － 53)举到的“煎饼”，作述宾关系时为“煎 '饼”，作 偏正关系时为“煎·饼”。它们的语音形式是分离的，同时又是与语法关系相对应的。实际上“V + N”歧义 结构的语音表现还有其他形式，在北京话的共时平面上是一种混杂的状态。我们认为这与“V + N”式名词 的词汇化程度有关。参拙文《北京话中动宾式名词词汇化的层次性》(待刊)。 的结论也并不少见。林茂灿等(1984)使用听辨实验对 103 个涵盖了 16 种声调组合以及偏 正、述宾等五种常见语法结构的双音节进行考察，认为“两字组语法结构的不同，并不对其 字音时长的相对关系产生什么有规律的影响”。沈倍蕾(2006)使用同素反序词为语料，经 过切分和倒序拼合进行感知判断。她得到的结果是轻重程度的判断与构词法之间没有相关 性，并认为:“构词法与其轻重感知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关联。”“根据实验研究发现构词法 对重音程度的感知并不存在某种相关性，可以说某个词是由什么构词法形成的，对于判断它 是前重、等重或是后重都没有显著的影响。”(沈倍蕾，2006:17、38)王丹等(2007)使用重音 和停顿的知觉实验方法，语料为 500 个句子，发现述宾结构中宾语负载常规重音，但偏正结 构的中心语重音知觉更大，由中心语负载常规重音。 上述实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不相同的。从本文的实验结果看来，述宾结构与偏正结构 在北京话中没有系统性的语音差异。本文使用的述宾结构与偏正结构对照组是“V + N”的 同形歧义结构，它们的音段成分都完全相同，如果结构类型对语音表现具有影响一定会通过 韵律特征体现出来。但是北京话中没有看到这种表现。四川话的情况与北京话相反，这说 明结构类型与语音表现的关系存在方言类型差异。上述不同研究者得出的不一致结论，我 们认为可能正是因为某些实验中掺杂了方言的因素。这种因素可能在语料发音人的方面 (虽然是经过训练的发音人) ，也可能在感知实验中听音人的方面。发音人在发音时也许带 有方言色彩;而听音人由于方言背景的原因也很可能影响到对轻重音的判断。具体的情况 由于前述研究没有提供详细的受试资料以及方言轻重音资料的缺乏，目前不能作更多的分 析。关于轻重音听辨实验的问题下文 3． 3 还将进行讨论。 3． 2 关于汉语的常规重音 所谓汉语的常规重音(normal stress，或称正常重音) ，是指在没有轻声、对比、强调等情 况下的自然重音。以两字组的“标准音步”(冯胜利，1997)为例，有的研究者认为汉语的常 规重音是左重，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右重。王晶、王理嘉(1993)考察语句层面的双音节时长， 指出前字都比后字略长，认为这可能是语流中的特点。Lin(1994、2001)认为汉语两字组的 重音应是前重后轻。Duanmu(1990、2000)、端木三(1999、2000)比较系统地提出“左重论”。 另一方面，赵元任(Chao，1968)认为一串语流“最末一个音节最重”，双音节词不带轻声的是 “前轻后重”(吕节译本 23、82)。这种“右重”的观点为罗常培、王均(1957 /2002:150 － 151) ，林焘、王理嘉(1992:179)所认同。在语音实验上，林茂灿等(1984)发现大多数双音组 为右重。王志洁、冯胜利(2006)则认为北京话既有左重，又有右重，但以左重为主，“左重为 词汇重音，非左重形式由词汇以外因素决定”。 本文使用的语料为既可是述宾关系又可是偏正关系的歧义“V + N”形式，从语义重音 角度看它们是两种典型的后重和前重结构。但是这两种结构在北京话中并没有表现出语音 上的差异。同时，两种结构的前字与后字时长差值虽然都为负值，但是差别并不大(发音人 BM 的差值只有 － 1． 55，－ 3． 55;发音人 BF 差值也只有 － 27． 6，－ 15． 74。这种差值可以和 四川话进行比较。见第一节) ，不能看作是系统的后重表现。而四川话的情况我们也看不 到是前重还是后重为主。它的重音情况是与语法关系相结合的，述宾关系一律为后重，偏正 关系一律为前重。 从这些事实看来，我们认为在考察汉语的轻重音问题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笼 344 冉启斌:北京话、四川话歧义“动单 +名单”结构的语音差异及意义 统的左重还是右重的看法是很难有说明意义的。这一点至少在语音学层面看来是如此。至 于在音系学上左重还是右重更具有解释力，还可以讨论。从语音学层面看，影响汉语轻重音 模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本文观察到的情况来说至少有方言的因素和语法结构的因素，而 这两种因素又是交互起作用的。就北京话而言，它的常规重音没有明显的左重和右重;对四 川话而言，它的重音模式决定于语法结构关系。在更多的汉语方言中，也有可能发现一律左 重或一律右重的类型，这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察汉语轻重音的听感实验，我们以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 由于不同汉语方言的轻重音模式是不相同的，因此在考察汉语的轻重音问题时不应该忽略 方言的因素。不论方言背景地随机寻找数个至数十个被试进行感知判断实验(本文前面提 到的听感实验多数有这一问题) ，结果自然参差杂乱，彼此抵啎。在作轻重音的感知判断实 验时，应该寻找具有相同方言背景的被试。如果将不同方言背景的被试放在一起进行听辨， 结果很难说是对汉语轻重音事实的确切反映。 3． 3 汉语结构重音与方言的关系 在考察 VN1 与 VN2 是否存在语音差异时，我们本来打算把词汇层面(即单念时)的考察 和语句层面的考察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观察词汇层面和语句层面的异同。但是从初步的情 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笔者曾利用一次在北京较大规模录音的机会简单询问过 5 名北京市 民歧义“V + N”结构的发音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有人说不同，有人说相同;多次询问时有的 开始说不同，后来说相同;有的开始说相同，后来说不同。⑤ 这种游移不定的情况使得规模 性问卷调查的效果受到怀疑，我们没有再考虑这种调查方式。对于没有系统学习过语言学 知识的说话人来讲，要分辨在我们看来似乎比较简单的发音差异是不容易的。我们也曾试 着询问那 5 名北京市民 VN1 与 VN2 的重音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这种方法更无法实行， 我们的被调查人都是普通民众，他们甚至不了解什么是重音。 我们分析，实际上这种情况也是与北京话中“V + N”歧义结构不存在语音差异这一语 言事实有关的(亦可与下文四川话的情况对照) ，也就是说被调查人游移不定的判断态度正 是对北京话中不存在明显常规轻重音模式的反映。不仅如此，赵元任(Chao，1968)早已指 出，北京人对轻声以外音节的轻重判断很难达到一致。王洪君(2004:23 － 24;26)也认为对 于汉语的轻重音母语者的听辨测试也没有一致的结果，汉语不存在感知上有意义的音步重 音。另外我们注意到，有研究表明词汇层面的重音考察方式可能并不合适。仲晓波、吕士楠 (2003)指出，发音人会对单念的孤立词作为一个句子来发音，这时单念的词寄存的不是词 重音，而是句子重音。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最终放弃了询问和单念的调查方式，只从语句的 层面进行考察。⑥ 444 世界汉语教学 第 25 卷 2011 年第 4 期 ⑤ ⑥ 我们推测被调查人有可能将文字上的相同当作了语音上的相同;也有可能将语义上的不同当作了 语音上的不同，并且在二者之间犹豫徘徊。 实际上我们认为对于汉语的常规重音进行单纯的重音判断感知实验可能并不合适。Fry(1955、 1958)等虽然做过类似的有效的感知实验，但他使用的是英语 'object(目标，名词)、ob'ject(反对，动词)这样 有明显重音差异的语料;而林焘(1983)所做的感知实验语料也是“丫头”、“鸭头”这样轻声与非轻声对立 明显的词对。对于汉语的常规重音能否仍然简单地使用感知判断方法至少是可疑的。下文对四川话的调 查也并不是从简单的重音判断来完成，而是从发音和词义差别的关系来进行的。 四川话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完成录音之后，我们对两位发音人简单地进行了下述调查， 两位发音人分别单独进行。当试探性地询问 VN1 与 VN2 的发音差别时，两位发音人虽然没 有正面确切地指出轻重音的问题，但从他们的发音上能听出明显的区别。以“炒菜”为例， 当询问“饭蒸好了，这会儿我来……”，回答“炒菜 ～”(～ 表示声音加重延长，后同)。当询 问“饭馆儿卖的有面条、火锅，还有……”，回答“炒 ～ 菜”。“炒菜”(述宾关系)的“炒”发得 相对较短较轻，而“菜”则发得较慢较长;“炒菜”(偏正关系)的“炒”发得很慢很长，“菜”只 是轻轻带过。为得到确认，我们故意将这种发音特点颠倒，说出如下句子“饭好了再炒 ～菜 噻”，“这个馆子的炒菜 ～ 还可以”，结果都得到两位发音人的纠正。他们说这样的句子不 对，前者应是“炒菜 ～”，后者应是“炒 ～菜”。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又请其中一位发音人(SM)按“VN ～”(述宾关系) 和“V ～ N”(偏正关系)发音，形式均为单念，并不放在句子里，并录下来，然后请另一位发音 人(SF)听。这样可以检测前述发音差异是否能够被知觉出来。仍以“炒菜”为例，当放音为 “炒菜 ～”时，SF 回答说“这是在锅里做菜嘛”;当放音为“炒 ～菜”时，回答说“炒的菜”。这 说明歧义 VN1 和 VN2 在四川话中不仅发音存在差别，并且这种差别能够被听话人正确地感 知到。 因条件原因，上述调查当时我们只进行了 5 对“V + N”歧义结构(是:“炒菜、画像、包 车、提包、打手”。这都是日常口语性更强的词语) ，结果都能得到正确的判断，没有发现错 误或犹豫的情况。这里不作更多介绍，规模性语料的调查实验正在考虑，拟另文专门讨论。 上文描述测量 SM 和 SF 发音人 VN1 与 VN2 的时长差异时曾提到有极少数例外(两位发 音人共三个) ，这可能是由于在语句层面有一部分信息由上下文以及调型方面承担，所以并 不完全表现在时长上。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北京话和四川话的不同表现。前面在实验数据中看到，北京话中“V + N”作述宾关系和作偏正关系时没有语音上的差别，在说话人的角度也不能分别 VN1 和 VN2 的差异。换言之，北京话并没有和四川话相同的语音消解歧义的手段。那么北京话是 靠什么方式消除歧义的呢?或者说北京话中是否就任由歧义存在呢?实际上“V + N”歧义 只是一种结构歧义，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一般并不能作多种理解，它的解歧过程是在语流 中自动完成的。 从实验角度对“V + N”歧义结构语音形式所作的研究很少。毛世桢(1990)曾经研究过 歧义“VP + NP”的语音表现，不过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取“句法语调”(syntactic into- nation)表现，并且使用的语料是“V 双 + N 双”，例如“翻译小说”、“创作歌曲”等(也有个别 “V 单 + N 双”，如“炒虾仁”)。发音人为“两位北京籍的青年学生”。他的结论与本文有所不 同。他认为“大多数情况下”“结构后项(宾语)的相对音长比较大”(58． 8%) ;“相对调阈较 高”(64． 7%) ;“相对调域也较宽”(73． 5%) ;“动宾结构中两直接成分之间的停顿一般也长 于偏正结构”(71． 4%)。不过他同时也指出有“少量”语料不符合规则。而在该文使用的另 一类语言样本(录自电台的新闻广播)中作者提到不符合规则的更多。我们认为，毛世桢 (1990)的结论是倾向性的，与本文四川话的高一致性不相同。同时，毛文使用的语料主要 是“V 双 + N 双”，这种语料与“V 单 + N 单”的语音表现是否一致也还需要考察。 综合本文的分析，从语音学层面看我们认为歧义“V 单 + N 单”结构的轻重模式在北京话 544 冉启斌:北京话、四川话歧义“动单 +名单”结构的语音差异及意义 中是不存在的。所谓动宾结构为右重，偏正结构为左重，可能只是语感意义上的相对重要与 否，并没有在语音层面上得到实现。而四川话中这种轻重模式的分别不仅存在于说话人的 意识里，而且也体现在客观的语音表现上，并且语音上的差异能够被感知到，具有区别意义 的作用而并不是伴随性的。 四 结语 本文通过声学实验考察了 21 对歧义“V 单 + N 单”结构在北京话和四川话中的时长表 现，发现北京话中“V + N”表示述宾关系与表示偏正关系时没有语音上的区别，而在四川话 中则存在系统性的差异。21 对歧义“V + N”结构在北京话中虽然并不同质，但在四川话中 则一律按照内部语法结构的不同产生相应的轻重音模式。这种方言的不同表现反映了汉语 重音问题的复杂性，述宾结构和偏正结构的轻重模式可能存在方言类型的不同。文章并以 这项个案研究为基础讨论了重音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认为北京话中常规重音不存在固定的 模式，以前有关汉语轻重音实验研究的不同结论可能与方言因素有关。在重音研究中应该 考虑方言的因素。 对于汉语的歧义“动 －名”结构，从歧义产生的原因、消除歧义的因素等角度所作的研 究比较充分。我们认为从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 只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只考察了北京话、四川话两字组歧义“VP + NP”结构(即“V 单 + N 单”)的语音表现，至于三字组、四字组等多字歧义结构的轻重音模式如何，以及其他方 言中的情况怎样，述宾与偏正结构的语音表现是否存在其他方言类型，这些问题笔者将作进 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曹剑芬 (1986)北京话轻声字音特性分析，《应用声学》第 4 期。 陈昌来 (2000)《现代汉语句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端木三 (1999)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中国语文》第 4 期。 端木三 (2000)汉语的节奏，《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范开泰 张亚军 (2000)《现代汉语语法分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冯胜利 (1997)《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冯胜利 (2004)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语言科学》第 3 期。 顾 阳 沈 阳 (2001)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中国语文》第 2 期。 侯咏梅 (1992)歧义结构类型及其产生原因，《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林茂灿 颜景助 (1980)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方言》第 3 期。 林茂灿 颜景助 孙国华 (1984)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方言》第 1 期。 林 焘 (1983)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语言学论丛》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林 焘 王理嘉 (1992)《语音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柳广民 (1994)歧义类型研究，《广西社会科学》第 6 期。 吕士楠 杨玉芳 王 蓓 仲晓波 (2001)普通话韵律词重音知觉，《心理学报》第 6 期。 罗常培 王 均 (1957 /2002)《普通语音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庆株 (1985)述宾结构歧义初探，《语言研究》第 1 期。 644 世界汉语教学 第 25 卷 2011 年第 4 期 毛世桢 (1990)动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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