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速度”的结构问题

“中国速度”的结构问 □童大焕2011年8月12日【中国保险报】 笔者于7月24日凌晨1时33分和1时38分依次发表在新浪和腾讯微博的“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成为了一些文章的标题，也成为了人们讨论的对象。有人叫好，有人说慢下来会出问题。我知道今日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发展速度一定是很快的，你想让它慢下来它也不一定能慢下来。短短140字微博，无法穷尽，只好“删繁就简三秋树”。等基础设施、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时代过去以后，速度就会自然而然慢下来，想让它快也快不了。那种担心中国慢下来会出问题的，其实是杞人之忧。问题的症结在于，今天一日千里般的中国速度，到底是谁的速度？有没有未来的速度？ 　　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时代，我们的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然而人们的压力日渐沉重。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以“ipod一族”白描城市白领的通胀生活，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税负重(overtaxed)和高债务(debt-ridden)。白领尚且如此，白领以下的阶层更何以堪？全国只有2400万人够月薪3500元以上的个税纳税“资格”。短期看，高通胀、高房价、高物价、高地方债务、银行坏账增加，长期看，环境污染、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隐含的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及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等，都如影随形地反过来压迫人们的生活。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吗？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逻辑中，我们一直认为，是发展总会有牺牲，总会有失误，这是必要的代价。于是我们容忍牺牲环境、容忍低工资，容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发展就是硬道理，蛋糕做大了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然而几十年后的我们终于发现，被不断牺牲的“少数派”最终成了多数派，“多数人的利益”却不断坐大成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且，利益集团俨然已经成了头顶上没有星空（只有保护伞）、心中没有道德律的“秃顶和尚”。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就在人类之中，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所有人的不公正，丧钟从为第一个被牺牲的人鸣响一开始，就是为所有的人类而鸣。 我们一度认为：只要确保安全，没有腐败，那么就可以保持高速度的发展。然而，这只不过是我们又一个美好的幻想。现实中已经有无数事实在印证一个专有名词“腐败型投资”，投资的目的只是为了利益输送，而不是为了投入产出，不论是大型活动还是大型工程建设，打着为国扬威为民谋利的旗号，干着向少数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勾当，至于今后的运营亏损、成本回收的遥遥无期，“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最后没有办法就只能印钞票还债，这也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以高铁为例。铁道部2010年应该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消息说，铁老大、部长刘志军贪得无厌，锒铛入狱，副总工、“高铁第一人”张曙光月薪才8000元，却在美国和瑞士银行坐拥28亿美元，折合200亿元人民币。而铁道部2010年全年盈利1500万元，营业额却高达6857亿元，相当于每1000万元的大买卖，只赚218元钱。所以连搞文物收藏的马未都都愤怒了，说铁道部抓的贪官，哪个赚的也比铁道部赚的多。8月1日铁道部财务司发布财务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铁道部实现利润总额42.9亿元，总资产35717亿元，总负债20907亿元，资产负债率达58.5%。然而，有业内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考虑到利润中未扣除300亿元左右的铁路建设基金，铁道部上半年实际至少亏损250亿元。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三峡上，发展的能量，被少数无法无天的垄断寡头所裹挟，积聚在狭窄的河道上，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势能巨大。财政收入连年保持了GDP增速2－3倍的增速，但政府获得的巨大经济资源并未用之于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减税等），而是耗费在层出不穷的大型项目上。从高铁、保障房大跃进，到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世园会，既“提升城市形象”，又创造政绩，同时更是腐败的温床。因环境污染、食品危机、工程质量、征地与强拆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累积淤塞，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孙立平教授说2010年达到28万起。群体性事件增幅明显超过GDP增幅。 　　8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文章认为，温州动车惨剧是中国经济神话的一面镜子：现实并非和人们看到的表象一样。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其实大多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无关，而是源于经济结构本身的畸形。在此种经济结构下，增长速度无论快慢，都会出问题。地方官员、寡头集团正把这个国家引向危险的境地。经济寡头们既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又是惟利是图的资本家。其在经济领域的压倒性存在扭曲了中国的经济伦理和社会规则，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铁道部的问题了。在利益驱动下，垄断企业对消费者利益和安全的无视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公共服务精神的缺乏、私营经济的现代企业精神的缺乏，有的只是集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的双重恶习。由垄断企业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和社会不满情绪正成为新的政治不稳定的诱因。 尤其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寡头经济和“官员政治经济学”与中外历史上的寡头经济都不同，是在产权不明即“所有者缺位”条件下的寡头经济，土地、矿山、银行等要素资源，包括垄断企业本身都已经主体市场化而作为根本的产权却没有市场化，导致经济、政治行为与官员、寡头企业统治者的短期任期高度相关，呈现出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权大于法等基本特征。局部地区局部领域金钱——权力——黑社会手段三位一体，积聚起越来越大的腐败能量，全面侵蚀着社会的肌体。财富外流,人们心灵和身体的故乡沦陷，国在山河破。它对环境、人心的破坏，几乎到了敲骨吸髓釜底抽薪的地步。再不停下来反省并且改弦更张，著名的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报告所说——到2020年中国会变成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联合国报告所言——到202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投资净出口国，都将不是危言耸听。 发展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让身体和心灵更有归依，而不是让山川大地烽烟四起满目疮痍。我们不需要被寡头经济、权力市场所裹挟的风驰电掣的发展速度，需要的是被自由经济所温暖的正常发展速度；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必须停下来，公民权利和自由主导的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将会大踏步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