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关系_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孙 立 平 　　近些年来 ,在社会学研究中 ,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关注。用社会关系网 络对社会结构进行描述 ,已成为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有潜力的课题。对于中国传统社 会关系的特点 ,费孝通以“差序格局”予以描述。对 1949 年后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 , 国外学者提出了“朋友式关系”———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同志式关系”———普遍主 义的人际关系予以概括 ;又有以“原子化”与庇护主义关系探寻层面的社会机制。 笔者认为 ,应当将以往关于关系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两分法、表达性关系与工 具性关系的两分法结合起来 ,认识中国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基本趋向 ,并依此提出了四 种关系类型。 作者 :孙立平 ,男 ,1956 年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社会关系 ,无疑是社会学中最古老而传统的研 究课题之一。但在过去几十年中 ,由于对正式社会 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关注 ,特别是对这些研究领域中 概念精确化和可操作化的刻意强调 ,含义广泛而又 多少有些模糊的社会关系概念受到明显的忽视。但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近些年来新制度主义的兴起 ,社 会关系在社会学分析中的作用开始重新受到人们的 关注。格兰诺维特 ( Granovetter)的“嵌入性”(embed2 deness)理论的提出 ,使对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的分 析 ,必须被重新置于对社会关系的分析的基础上。 “嵌入性”理论提供给人们的启示是 ,经济、政治等行 动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因此 ,对社会关系 的类型和性质的研究 ,就成为理解社会 中的那些重 要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① 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 格局”这一极为重要的概念 ,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 社会关系的特点。费先生以他的风格形象地解释了 “差序格局”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类型的特点 :“西洋的 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 ,几根稻草束成一把 ,几 把束成一扎 ,几扎束成一捆 ,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 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 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 ,分扎得清楚不会乱 的。在社会 ,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 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 :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 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 ,谁是团体里的 人 ,谁是团体外的人 ,不能模糊 ,一定分得清楚。在 团体里的人是一伙 ,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 ,如果 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 ,那也是先规定 的”。对于这种性质的社会关系 ,费先生称之为“团 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则与此明 显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 ,而 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 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 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 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 的”。费先生将这种社会关系模式 ,称之为“差序格 局”。② 对于费先生的生动而形象的描述 ,也许我们可 以做一些简单的概括。首先 ,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 波纹的“石头”是什么呢 ? 费先生明确地讲到 ,是血 缘关系 ,地缘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血缘关系。也 就是说 ,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 ,就是血缘关系和地缘 关系 ,特别是血缘关系 ,这种“缘”就是社会关系的基 石。其次是 ,这种社会关系的模式具有怎样的一些 02 ① ② 参见费孝通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参见 : Granovetter , M. S.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 The Problem of Embedded2 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e , 91. 社会学研究 1996 年第 5 期 特点呢 ? 从费先生或明或暗地讲到的 ,至少有如下 几点 :第一 ,“自我主义”。从上面对这种关系的描述 中就可以看出 ,在这种关系格局之中 ,自己总是这种 关系的中心 ,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第二 ,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这种格局中 , 站在任 何一圈里 ,向内看可以说是公 ,是群 ;向外看就可以 说是私 ,是己。两者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第三 ,特 殊主义伦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 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一切普遍的 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 ,对象是谁 ,和 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 ,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第四 ,人治社会。其特点在于 ,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 力量 ,不是法律 ,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第五 , 长老统治。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 主的同意权力以及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 构。应当说 ,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 力运作 ,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的。 但应当看到的是 ,尽管可以作这样的一些概括 和引申 ,而不能不注意到的是 ,“差序格局”这个概念 是在一种类似于散文风格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在文 章当中 ,没有对于概念的明确定义 ,而是一种极为形 象但又很难用准确的术语进行描述的比喻。对于 “差序格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基本上没有理 论的概括和说明 ;对其进行的分析 ,基本是融化在一 种叙事式的描述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们在 这种分析中所见到的是一种极有洞见和启发的思 想 ,而不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结论。更为令人遗憾的 是 ,在费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样一个极有意义的 概念之后 ,无论是他自己 ,还是社会学界的其他人 , 都并没有对这个蕴涵着极大解释潜力的课题进行更 进一步的研究 ,更不用说 ,将这一分析与对现代中国 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变迁的研究联系起来。 能够见到的唯一例外 ,是香港中文大学在 70 年 代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在这些研究中 ,研究者们试 图将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研究中国传统社 会的概念 ,用于分析现代香港社会 中社会关系的演 变及其类型。在这些研究中 ,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就是“工具性差序格局”。按照李沛良先生的解释 , 这一概念 ,表明了人们运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在竞 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建立功利性社会关系的努力。 李沛良先生说明了“工具性差序格局”这个概念的五 个方面的含义 : (1) 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 ,即围 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 ; (2) 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 要是有实利可图 ,所以 ,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 格局之中 ; (3) 从中心的格局向外 ,格局中成员的工 具性价值逐级递减 ; (4)中心成员常要加强与其他成 员亲密的关系 ; (5) 关系越亲密 ,就越有可能被中心 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① 在此基础上 ,他们对香 港近些年来社会关系的变迁 ,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可以认为 ,尽管对“差序格局”的概念是否严格 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其中的许多问题也应当做进一 步的研究和澄清 ,但不管怎样说 ,“差序格局”这个概 念 ,应当是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结构的一 个基本的概念 ,同时也是分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 会社会关系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资源配置与新的社会关系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标志着中国社 会关系的一次深刻变化。但是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 种深刻变化之后 ,在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中存在的是 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关系 ? 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 ,至今还仍然缺少认真的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傅高 义 (Bzra F. Vogel)试图用“朋友式关系”和“同志式关 系”来概括和描述这种变化的基本线索。在傅高义 的分析中 ,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假设。首先 , 其分析的基本框架是以帕森斯的“模式变项”中的 “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两分法为基础的。其 次 ,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性质的假设是以 帕森斯模式变项中的“特殊主义”一端为基础的。傅 高义认为 ,朋友关系代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 系和道德准则 ,而同志关系则代表着一种普遍主义 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这种同志式的普遍主义人 际关系的基础 ,就是共同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 价值标准和理想。这种普遍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超越 了在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形成的特殊主义的道 德、和伦理 ,从而为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的人际 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②由此可见 ,傅高义所强调 的是新型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汉语中 ,“同志”这个词汇是伴随革命而来的 , 其本义是志同道合 ,就是说 ,“同志”是那些有着共同 12 ① ② Vogel , Ezra F. 1965.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2 ship”, China Ouarterly 21. 李沛良 :《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 题》,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所 :《东西社会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的目标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互相的称谓。在 1949 年之前 ,这种称谓只限于革命者的内部 ;到 1949 年之后 ,这个称谓才开始在整个社会中通用 ,而 只是将“敌人”排除在外。在对这种同志关系进行描 述的时候 ,傅高义强调了同志式关系的如下特征 :第 一 ,平等性。如规定在党内 ,不得以官职相称 ,而要 以同志相称 ,就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努力。第二 ,公民 性与普遍性。傅高义指出 ,“同志这个词语的实质 , 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效忠 ,而且也在于同志式关 系的普遍主义性质”。所有的公民都是同事式的同 志。从伦理上说 ,它表明 ,在这个社会中 ,每个人都 是与其他的人相联系的。同时 ,每个人都不应当与 其中的部分人拥有特殊的关系。第三 ,互相帮助。 这种帮助不仅仅具有帮忙的意义 ,而且也具有利用 同志间应当具有的共同的价值观 ,对其他人的缺点 进行批评的含义。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互相之间的 斗私批修 ,“一帮一 ,一对红”,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管傅高义的这种概括是否准确 ,不可否认的 是 ,在 1949 年之后 ,中国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一次根 本性的变化 ,但傅高义分析的一个明显弱点 ,是片面 地强调了社会关系变迁的意识形态基础 ,而忽略了 现实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变迁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因而 ,这种分析就很难揭示出这种社会关系变迁的 深刻内涵。如果我们将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与 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联系 起来 ,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刻含义。新的社会关系 的建立 ,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新的组合形式的必然 要求。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 ,中国共产党形成的 有效武器之一就是其新式而有效的组织形式。这种 新式的组织形式区别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 ,不仅 在于其组织结构本身的严密 ,同时也在于组织成员 与组织的关系的不同。在这种组织形式中 ,要求组 织成员对于组织要有极深同时也是极全面的投入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组织可以称之为一种总体 性的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中 ,一个人并不是以一 个片面的角色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的 ,相反 ,而是以 一个完整的个人的方式成为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 在其他的组织形式中 ,人们除了与这个组织以及组 织中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之外 ,还可以与组织外的成 员有广泛而多样的关系。但在这种总体性组织当 中 ,则要求它的成员与组织建立全面性的关系 ,而且 除了一些自然属性的关系之外 ,其人际关系应当主 要限于其组织之内。形成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基 础 ,是个人对组织的全面依赖与效忠。 那么 ,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是一些什么样的 因素造成了社会关系中的革命性的变迁 ? 一般地 说 ,在各种社会现象中 ,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是比较高 的 ,发生的变化一般都是较为缓慢的。如果一种社 会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变 化 ,说明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 , 直到目前为止 ,对这种变化还缺少有说服力的说明。 傅高义在解释从朋友关系到同志关系的转变的时 候 ,强调的是恐吓的作用 ,这未免将复杂的问题过于 简单化。另外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是 ,1949 年之后 多次大规模开展的移风易俗、批判封建思想残余、革 命理想教育等意识形态运动 ,是造成社会关系革命 的重要原因。应当承认 ,这些意识形态运动对于社 会关系的转型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据此来 说明原来那种历史悠久、顽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的根 本性转变 ,显然是不够的。革命理想可能会对革命 精英的思想和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对于普通民 众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仅有此种影响还是明显不够 的。只要人们注意一下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强的 生命力 ,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此 ,我们必须对 1949 年前后中国社会中稀缺 资源的配置制度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于社会关系 模式转型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过去人们对于中 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研究 ,包括上面提到的费 孝通先生的著名的研究 ,大多是从一种伦理、道德的 角度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点 ,而忽视了社会 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对人际关系形成的作用。 实际上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并不仅仅是 一种社会关系的格局 ,或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 ,它 还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内涵。我这里所说的社会内 涵 ,指的是 ,“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中的 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只要我们分析一 下就可以看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血缘的关系和地 缘的关系之所以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 ,根本 的原因是在于 ,社会中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 按照这两个基础 ,特别是血缘的基础来进行分配的。 财产是依照血缘关系来继承的 ,生产和消费是以家 庭来进行的 ,合作的形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和 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 ,交换基本上是以地缘为基础 实现的。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了血缘关系和地缘 关系的权威性 ,形成了个人对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的依赖与效忠。 22 而 1949 年之后 ,稀缺资源配置制度发生的根本 性变化就是 ,用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取代了 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在社会主义 的再分配体制中 ,国家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的重 要的稀缺资源。这里所说的稀缺资源 ,不仅包括物 质资源 ,而且也包括就业和得到权力、威望的机会。 举凡生产资料、就业机会、居住的权利 ,都直接控制 在国家之手。国家机构对稀缺资源的垄断和再分 配 ,直接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 :一是能够支持传统 的“差序格局”的资源被剥夺了。当家庭的财产仅仅 剩下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的时候 ,家长的权威就削 弱了 ;当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再能够向人们提供 利益的时候 ,特别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主要不 是来自这里的时候 ,其重要性无疑就会迅速下降。 可以说 ,所拥有的资源的被剥夺 ,对于传统的血缘和 地缘关系来说 ,起到了一种釜底抽薪的作用 ,这种作 用比起口诛笔伐的意识形态批判来说 ,要更为有力 得多。二是国家利用这些资源得以构筑一种新的组 织框架 ,以重组社会。这种新的组织框架既是向社 会成员进行稀缺资源再分配的机构 ,又是构造新型 的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基础。 这种新的组织框架 ,可以称之为总体性组织 ,在 城市中就是单位 ,在农村则是人民公社。之所以将 这种组织称之为总体性组织 ,是因为这种组织是总 体性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一般的专 业化的功能性组织并不相同。国家所控制和垄断的 稀缺资源 ,正是通过这两种总体性组织 ,在社会成员 间进行分配的。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要进入由国家 所控制的活动空间并获得接近国家配置的资源的途 径 ,一般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 ,要获得一张或是城 市或是农村的户口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资格。否则 则成为“黑人”或“黑户”。“黑人”或“黑户”不具有进 入国家控制的活动空间并进而获得国家配置的资源 的资格。第二 ,要成为总体性体制中的两个基本组 织之一的成员 ,即或是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成员 ,或 是成为城市单位中的一分子。只有当上述两个条件 齐备的时候 ,一个个人才算被纳入了这种总体性体 制。在农村这标志着一个人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权 利 ,即参加劳动的权利和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利。在 城市中 ,这意味着就业、住房、公费医疗、子女就学、 副食补贴以及其他福利等资源的获得。① 正是这种新的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 ,成为新的 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在这样的一种稀缺资源的配 置体制中 ,社会关系的血缘与地缘的基础 ,不能不日 益失去其重要性 ;人们不得不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的基础上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原子化与庇护主义关系 新型的资源配置体制的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特征。从这样的一个思 路来看 ,傅高义所概括的从朋友关系向同志关系的 转变 ,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了。 从理论上来说 ,同志式的关系是一种普遍主义 的关系。但即使是傅高义本人也发现 ,这种同志式 关系也有亲疏之分。他在对同志式关系进行描述的 时候 ,注意到了一种“密切的同志”关系的存在。他 说 :“虽然从理论上说同志之间都是平等的、密切的 同伴关系 ,但在实际上 ,有些同志关系要比另外的一 些同志关系更为密切”。②比如在从事某项工作的时 候 ,有的人愿意与某些人去做 ,而不愿意与另外的一 些人去做 ;一些关系比较好的人喜欢在一起从事看 电影等娱乐型的活动。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 ,傅 高义特别强调了共同的身份的作用。比如 ,那些老 乡能够讲同样的语言 ,在饮食上有着相同的口味 ,对 地方戏曲有着相同的爱好 ;那些有着共同的教育背 景 ,或是相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 ,也趋于有着更为密 切的关系。此外 ,傅高义还注意到 ,某种政治色彩也 会对人们关系的密切程度产生影响。在一场政治运 动中受到批判的人会与那些在同一场政治运动中被 批判的人关系更为密切。而积极分子也往往与积极 分子的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 ,也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关系中的另外的一 些方面。 在对 1949 年之后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进 行描述的时候 ,有人提出了原子化 (atomization) 这一 概念。克恩豪塞 ( William Kornhauser) 在《大众社会 的政治学》一书中 ,弗里德里希 (Carl J . Friedrich) 在 《极权主义社会的独特特征》一文中 ,均对原子化的 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在他们看来 ,这种社 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 ,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很少 的 ,而这些个人之间的联系也主要是通过与一个共 同的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 ,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 , 32 ① ② Vogel , Ezra F. 1965.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2 ship”, China Ouarterly 21. 孙立平 :《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探 索》,1993 年第 1 期。 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他们认为 , 这并不仅仅是由于保护权力的需要 ,同时也有利于 消除进行社会动员的障碍。这种将社会主义社会中 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一种原子化的看法 ,后来受到新 制度主义的尖锐批评。① 但在我看来 ,关键是如何理 解原子化这一概念的含义。 我认为 ,可以将原子化的含义确定为两个方面 : 一是说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 ;二是说在追逐自己 的利益时 ,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 ,社会联系的薄弱是一个明显的 事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象原子论者所说的那样 , 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就不存在了 ,而是说 ,这种直 接的联系在简单化 ,在明显变弱。特别是在从 1949 年到改革前这一段时间里 ,这种情况更是明显。人 情的淡薄 ,即是这种趋势的一个通俗说法。其含义 在于 ,在这种人际关系中 ,除了利益的考虑之外 ,其 他的因素已经明显减少。而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 , 这种原子化的趋势则表现为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时 , 往往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群体为单位行动。也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中 ,政治行动者 往往是个人而不是群体。这一点 ,新制度主义不但 是承认的 ,而且也是特别加以强调的。② 正是在这一 点上 ,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与西 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显差异。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中 ,职业和阶级往往是形成群体性的重要基础 ,在相 同的职业和经济地位的基础上 ,社会中形成了各种各 样的利益群体 ,人们正是以这种利益群体的形式来追 逐自己的利益。而在中国社会 ,无论阶级还是职业群 体 ,都是不发达的 ,比如同样是炼钢工人 ,但由于不是 在一个单位之中 ,就几乎很难说有什么共同利益的存 在。单位制成为分割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那么 ,即然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之间的社会联 系是薄弱的 ,追逐利益的行为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 的 ,是否就出现了原子论者所说的人与人之间不存 在直接的联系的情形了 ? 问题并非如此。如果我们 承认 ,无论任何社会中 ,追逐利益都是社会行为的基 本内容之一 ,那么 ,尽管我们说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 们是以个体为单位来追逐自己的利益的 ,但这并不 意味着 ,个人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追求自己 的利益 ,他在追逐自己利益过程中仍要与其他人发 生种种的社会联系。在沃尔德 (Andrew G. Walder) 和奥伊 (Jean Oi) 等人看来 ,这种联系集中地表现为 一种庇护主义关系网络的产生和存在。这种关系主 要是存在于工厂领导人与积极分子之间 ,以及农村 的人民公社社员与农村干部之间。在《共产主义的 新传统主义》一书中 ,沃尔德曾对中国城市单位中的 这种庇护主义关系进行过相当富有理解力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 ,奥伊则对中国 农村中存在的这种庇护主义关系进行过分析。按照 沃尔德的看法 ,这种存在于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之间 的庇护主义关系并不是纯粹的“非正式组织”或个人 性的关系网络。相反 ,它是不能离开正式组织而独 立存在的 ,这种关系是受到官方的支持的 ,是其组织 角色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种关系 , 过去人们往往从“领导方法”的角度加以分析 ,但同 时人们往往忽略了 ,这是一种包含着社会结构核心 要素的稳定关系。无论是在物质的层面上 ,还是在 精神的层面上 ,这种关系都有极深的社会含义。正 是这种关系网络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 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换言之 ,它是当时那种社 会能够正常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机制。 这种庇护主义关系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是将公 共的因素与私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用沃尔德的话 来说 ,是将对一个组织和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共效忠 与对领导者个人的私人效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 , 这种庇护主义的关系 ,既不纯粹是公共领域的事情 , 也不全然是私人领域的事情 ,而是体现了一种公共 领域与私人领域结合在一起的现象。或者更准确地 说 ,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界限不清的产物。 沃尔德认为 ,积极分子不仅会积极响应领导人的倡 议 ,而且会协助干部做许多工作。对于一个领导人 来说 ,他要完成他的各种任务 ,对此 ,积极分子的帮 助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 ,在各单位中依靠积 极分子和骨干来推行各种活动 ,成为一种普遍的现 象。而在八小时之外加班加点工作 ,也成为积极分 子活动的一部分。而在这种场合中 ,积极分子和领 导人很容易熟悉起来 ,并建立其密切的私人关系。 那些表现好或有能力的积极分子将被选拔到办公室 工作。因此 ,在这种关系中 ,实际上存在一种交换 , 付予的报酬除提升外 ,还包括许多其他的物质的或 非物质的好处。就这一点而言 ,它很类似于传统社 会中的庇护关系。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庇护主 42 ① ② ③ Walder , Andrew G. 1986. 同上。 Oi , Jean C. 1989. 参见附后参考文献。 Walder , Andrew G. 1986. 参见附后参考文献。 义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个人化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策 略。奥伊明确地将这种庇护主义的关系称之为 ,是 以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以风险的最小化为特征 的。① 这种庇护主义关系的重要性 ,无疑是与单位和 人民公社在稀缺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所处的重要位 置直接有关的。在城市中 ,由于绝大多数的稀缺资 源都是由国家通过单位来进行分配的 ,这就使单位 中的领导人拥有很大的稀缺资源的配置权。更多地 得到物质福利 ,获得住房 ,得到提升的机会 ,要获得 这一切 ,就必须与单位的领导人搞好关系。一般地 说 ,这种关系的重要性直接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 是个人的生活资源中有多大的比重或部分是由单位 提供的 ,这个比重越大 ,这种庇护关系就越是重要。 因而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单位向职工提供的福利越 是全面 ,职工就越是需要与单位的领导人搞好关系。 二是在单位的外部存在不存在替代性的资源的来 源 ,越是没有这种替代性的资源来源 ,人们就会用更 大的努力来建构这种庇护主义的关系。这样我们也 就可以理解 ,在改革开放之后 ,虽然有些单位提供的 福利增加了 ,而庇护关系却松懈了 ,原因就在于 ,在 单位之外出现了替代性的资源的来源。 如果说庇护主义关系主要是体现着社会地位不 同的人之间的纵向关系的话 ,那么 ,在社会地位相同 或基本相同的人们之间存在的 ,则是工具性的横向 私人关系。不过要加以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横向 关系实际上也包括了一个人与单位外的与自己社会 地位不一样的人 ,特别是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之 间的关系。之所以将这后一种关系也看作是一种横 向的关系 ,是因为 ,双方的社会地位虽然有高低的区 别 ,但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工具性的个 人关系的作用在于 ,它为人们以个体的形式追逐自 己的利益 ,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 系 ,既存在于单位之内 ,也存在于单位之外。在单位 内部 ,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系与上下级之间的庇护 主义关系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也并非完全如 此 ,比如在地位相同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工具性个人 关系中 ,就不存在庇护主义的因素。但是 ,由于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另外一些资源不容易在单位 之中获得 ,因此 ,在单位之外 ,建立以利益为取向的 工具性个人关系 ,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 当时的情况下 ,一个人在单位之外 ,认识人的多少 , 办事能力的大小 ,就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资源多 少的主要的标准。在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系中 ,既 可能是掺杂个人之间的感情因素的 ,也可能是纯粹 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但更多的 ,则是一种沃尔德称之 为“目标培养”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一些人有 目标地培植与另外一些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人的 关系 ,但这种关系只有在很长的时间后才能起作用 , 而并不期望马上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回报。 这种工具性的个人关系与上面所分析过的官方 的庇护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说 ,正是纵向的庇 护主义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的个人关系的交织 ,构 成了再分配体制中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一般 而言 ,除了掌握着资源的再分配者之外 ,一个人能够 拥有多少以及什么样的社会资源 ,在很大程度上就 取决于其构造这两种关系的能力上。如果一个人既 善于与领导人建立庇护主义的关系 ,能够得到领导 人的庇护与关照 ;又能够与单位内和单位外的其他 人搞好关系 ,有事情能够得到这些人的帮助 ,这个人 就拥有相当多的社会资源 ,并能从中得到很多的好 处。用通俗的语言来说 ,这个人就“吃得开”。从社 会结构的角度上来说 ,上下级之间的庇护主义关系 的存在 ,具有一种分裂社会结构的单元的作用。从 表面上来看 ,单位在稀缺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其他社 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似乎使单位成为一个很紧密 的社会组织 ,其成员会在利益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但由于单位中庇护主义关系的存在 ,表面上可能形 成的共同利益往往为盛行的派系所分割。实际上 , 在单位之中 ,往往并不存在单向度的庇护关系 ,而往 往是围绕不同的主要领导人形成不同的庇护关系系 统。在大部分情况下 ,派系的利益 ,一个特定的庇护 关系系统的利益 ,往往要比作为一个组织的单位的 利益要更为重要。 四、社会关系类型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关系模式又在发生 一次深刻的变革 ,而实际上这场变革在文化大革命 的后期就已经开始显露端倪。要说明文化大革命后 期 ,特别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演变趋 向 ,必须对两个方面的因素同时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对社会关系的研究中 ,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两分法。 一个是关系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两分法 ,一 个是表达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两分法。但在相当 的一些研究中 ,往往是将这两种两分法分别使用的。 52 ① 同上页①。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 ,要对近些年来社会关系的演变 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 ,就需要将这两个两分法结 合起来 ,这样才能够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中人们 社会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向。如下图所示 ,将这两种 不同的两分法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四种结合 :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工具型 表达型 A1 朋友 B1 同志 D1“西方式 ”C1“关系 ”在这四种组合之中 ,A 是一种较为传统的人际关系的类型。在现代化理论中以及在帕森斯的模式变项 中对传统的社会关系的描述 ,指的基本上就是这样 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是特殊主义的。支配着这种关系的是一种特 殊主义的伦理。在这种关系中 ,每一个人都是另一 个人的特殊的对象。而在同时 ,这种关系又往往不 是以功利性的目标为目的的 ,而是可以将其看作是 一种表达型关系。D 是一种理论上的社会关系模 型。之所以将其称之为“西方式”的 ,是因为在已有 社会学理论中 ,人们往往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模型对 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进行概括的。实际上 , 这种概括是简单化的 ,但尽管如此 ,这种概括仍然是 有意义的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 关系模型看作是一种韦伯所说的“纯理性”概念。在 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中 ,支配着社会关系的是一种 普遍主义的伦理。一视同仁是这种关系中的基本的 准则。在过去的对社会关系的纯理型描述中 ,所涉 及的主要是这两种社会关系。比如 ,韦伯对中国古 代的社会关系的研究 ,帕森斯提出的社会关系的两 分法等 ,所讲的就是这两种关系的二元对立。 但在这种两分法中 ,并没有将关系的实际内容 考虑进去 ,所考虑的主要是社会关系的形式特点。 比如 ,同样是特殊主义的关系 ,既可以是以感情为取 向的 ,也可以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取向的 ;普遍主义 的关系也是如此。可以说 ,现代的社会关系 ,或者说 是西方的社会关系 ,基本是普遍主义的 ,也是以功利 主义为取向的 ;但前面所说的同志式的关系 ,则主要 不是以功利主义为取向的。这种同志式的关系 ,最 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表达性的普遍主义关系。 如果我们将 1949 年前后中国社会关系演变的 基本趋势 ,看作是从 A 到 B ,即从特殊主义的表达型 关系到同志这样一种独特的普遍主义的表达型关系 的演变过程 ,那么从 5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人际关 系演变的基本趋向 ,则可以看作是从 B 到 C 的演变 过程。也就是说 ,从一种以表达为取向的普遍主义 的关系向以功利为取向的特殊主义的关系演变的过 程。这是一种特定时期的一种独特的变种 ,很难说 这就是向传统的人际关系的回归。而在目前的一些 研究中 ,往往是将近些年来 社会关系的变化看作是向传 统的人际关系的复归 ,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因 为在传统的人际关系中 ,并 不存在如此之强的功利主义 的取向。对于自文化大革命 后期开始出现的这种人际关系类型 ,也许我们可以 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关系”一词来称呼。 许多研究过中国社会关系的学者 ,大都注意到 中国的人情和关系中的工具主义的内含。高棣民在 讨论“文革”后期以降的社会关系的时候 ,特别强调 了这种工具主义的特点。他说 :“今日中国个人关系 的突出特征是工具主义。”“关系是以交互性 ,即传统 的‘报’的概念为基础的 ,一个人做了有利于其他人 的事情 ,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投资’,很明显地期待有 一些回报”。①沃尔德也注意到了这种工具主义的社 会关系的存在 ,只不过他更加强调这种关系是存在 于横向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杨美惠则将“关系”看 作是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 ,人们争取自己利益的一 种行动策略。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做出解释的 :一是为什 么在再分配体制下存在着一种从同志关系到“关系” 的演变趋势 ,其动力是来自那里 ;二是在改革的过程 中 ,为什么会存在一种进一步推动“关系”发展的动 力。后一种解释显然与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 方便性有关。 “关系”与再分配经济体制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值 得探讨的问题 ,问题是如何看待再分配体制及其运 行。我们在前面说到 ,在再分配体制中 ,国家垄断并 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稀缺资源。然后利用国家的行政 权力对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再分配。这里的关键是 62 ① Gold , Thomas B. 1985. After Comradeship : Person2 al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herly 104. Pp659 - 60. 再分配的过程。在以前有关再分配过程的研究中 , 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僵硬的、按照 原则来进行的过程。也就是说 ,谁可以得到那些东 西 ,可以得到多少 ,按照一种什么样的途径得到这些 东西 ,是有一个相当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的。如果说 存在着对这些规则和程序的偏离的话 ,至多也只是 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们可以利用权力的作用或自己 的有利的位置 ,得到更多的好处。在这当中 ,最重要 的是再分配的原则以及政治或行政的权力。但是 , 最近的研究却表明 ,这种再分配实际上是一个更为 复杂的过程。 杨美惠在研究中国的馈赠经济时指出 ,国家权 力在中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的扩散 ,在很多 方面类似于福柯所讲的生态权力 (bio - power) ,这是 一种特殊的现代权力模式 ,其特征是“为了提高强制 程度和生产率而提高人口的组织程度和福利”。她 认为生态权力起源于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 ,即福柯 所戏称的政府至上性。生态权力的策略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训戒的技巧 ,或者说是一种权力技术 ,它 把人们安置在一个空间里 ,促使或限制他们的运动 和活动 ,以及他们的发展和再生产 ;二是规范化的技 巧 ,即通过构造一种单方面的关于正确与错误的话 语 ,通过依据一种统一的而又是普遍主义的标准来 衡量和调节人们的行为 ,通过以这种特定的话语为 基础来界定人们的身份和位置并行使他们的权力。 但杨美惠同时也指出 ,福柯关于现代权力政体 的论题虽然是极其有说服力的 ,但在有关生态权力 方面 ,有两个领域还是应该进一步发展的。第一 ,当 把这种将权力概念化的新的方式应用于当代社会主 义中国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 ,其表达的大部分内容都 缺少制度上的明确性。大部分人都会同意 ,资本主 义福利国家经济中的权力框架是与国家社会主义经 济中的权力框架不同的。由于福柯所考察的只是现 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形式 ,生态权力与中国的政 治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制度之间的特定历史关系和联 结方式问题 ,就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第二 ,虽然福 柯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下面的现象 ,即权力的彻底的 总体化是不可能的 ,“自由”和不服从的存在也是权 力运作的条件 ,但在他的经验性研究中 ,并没有详细 说明处于内部矛盾中的权力是如何被撕裂的。权力 的技巧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机构的结构运作 的 ,但这种技巧并没有完全替代权力的其他技巧 ,其 他的权力技巧依然在边际地位上运作 ,或者说是在 国家权力的缝隙中运作 ,这是具有选择性的战术可 能性的“巨大储备”。这些其它的影响策略并没有获 得被正式承认的地位 ,也不是由占支配地位的话语 来表达的。在特定的制度中 ,其运作的不同原则和 规范 ,狡猾地对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技巧发出挑战 ,并 构成反对派的力量。 杨美惠认为 ,需要对“策略”(strategies)和“技巧” (tactics) 两者进行区分。最早进行这种区分的是 DERTEAU。Strategies 是指对权力关系的控制 ,那 些拥有自己的活动领域的运作基础的主体将自己的 意志和权力施加于客体化的环境。相反 , Tactics 则 既不拥有专门的活动领域 ,也没有自己独特的可以 认知的话语 ; Tactics 是弱者的艺术 ,只能在 Strategies 拥有的地方运作。它只能利用有组织的策略权力的 漏洞。在再分配体制中存在的“馈赠经济”,所代表 的就是 Tactics 而不是 Strategies ,它只是在由国家的 再分配权力划定的地方中运作 ,而没有自己的活动 空间。但反过来看 ,这也意味着在这样的一种表面 上看起来很严格的再分配经济中 ,是有着“关系”发 挥作用的余地和弹性的。因此 ,这种再分配实际上 并不如理论上所表明的那样死板、僵硬、严格、没有 变通的余地。相反 ,它是一种充满着弹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人们对“关系”这种反权力技巧的运 用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际的再分配过程。换句 话说 ,这种再分配过程是一个有权力的施予对象积 极介入的、其结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过程。① 这一点对于认识当时的整个体制 ,也是具有启 发性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特别是在 50 和 60 年 代 ,极权主义的理论范式成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 对中国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对于这种研究范式的 基本特征 ,斯达克 (David Stark) 和倪 (Victor Nee) 进 行了如下的概括 :这种范式所强调的是 ,全球性的意 识形态对垒 ,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以及领袖个人的 影响力。这种范式的最基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 ,列 宁主义的政党对整个社会实施总体性控制 ,控制的 手段则是全面的恐怖和党支配下的等级制。国家与 社会的边界被摧毁 ,在这样的社会中 ,已经很难存在 自主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过程。在此之后出现的现 代化理论、利益群体理论、多元主义理论 ,虽然在对 72 ① Mayfair Mei - hui Yaug , 1989. The Glft Ecenomy And State Power in Cina.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lstory. 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结构的分析上发生了某些变 化 ,但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原型的基本假设则 是与极权主义的理论范式相一致的。 进入 80 年代后 ,苏东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纷 纷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 , 其社会中的基本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在这种情况下 ,原有的研究范式的不适用性 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并由此而受到多方面的批评。 这些批评不仅仅在于 ,这些理论模式是否能适用于 某一个特定的时期 ,而是在于 ,其中的许多基本的假 设本身开始受到怀疑和批评。与此同时 ,有关社会 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范式开始兴起。斯达克和 维克多·倪认为 ,新制度主义范式是以这样的一种假 设为基础的 ,即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 会形态 ,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 新制度范式认为 ,这种逻辑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发 展中引申出来的 ,国家社会主义既不象极权主义范 式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 ,也不象现代 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 “混合经济”的理论就典型地表明了这种独特性。新 制度主义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要求。第一 ,任何想解 释国家社会主义的过程和结果的理论 ,都必须考虑 到国家的社会主义中独特的制度安排 ;第二 ,不能将 全部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党和国家精英 ,必须研究经 济社会以及经济和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因此 ,在新 制度主义范式之中 ,从属群体、大众文化、社会网络、 市场、企业家、组织创新、政治结盟、地方行政以及利 益表达的新形式 ,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范畴。 在有关的研究中 ,对农村所进行的对党的干部 的访谈表明 ,农村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世 界 ,农村干部是在一种复杂的交换义务的网络中进 行自己的工作的。对城市企业所进行的深入访谈表 明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所呈现的并不是一种 专制主义的形象 ,而是一个讨价还价和对立的舞台。 在这些研究中 ,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也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对工厂、农村和邻 里等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过程的关注 ,并由此提出了 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变迁原因的重要的理论问 题。这些理论问题使人们必须注意处于国家和党直 接控制之外的社会领域。多元主义理论虽然对将统 治阶级看作是同质的、不分化的实体的观点提出了 挑战 ,并认为即使在同质性的社会组织中也会存在 组织间的冲突 ,但其对利益群体的研究主要是限于 官僚精英的层面。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则强调从属 群体和领导人的行动是如何影响组织的运作过程 的。新制度主义特别强调对社会中的从属群体的研 究。而对于再分配体制下社会关系演变 ,特别是对 于“文革”后期以来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演变的研 究 ,对于认识当时社会体制的运作以及社会生活的 逻辑 ,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自“文革”后期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具 主义人际关系形成的动力 ,可能有着相当复杂的原 因。但至少有三个因素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第一 是从“文革”后期开始的向个人私生活撤退的趋势。 “文革”的失败 ,造成了以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为特 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破产。在经历了“文革”的剧烈 动荡之后 ,倍感疲倦的人们向日常生活撤退 ,成为一 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这个时期 ,个人生活的价值 得到重新的肯定。但为什么人们会撤退到一个以经 济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中去呢 ? 这则与另外的一个因 素有关。这个因素就是这里要讲到的经济主义话语 的形成。这种经济主义的话语 ,既决定了改革的基 本方向 ,同时也是这场改革能够获得成功的最重要 的保障之一。在这种经济主义的话语中 ,经济条件 的改善被置于一个优先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位置之 上。这种话语的形成 ,最初来自对政治主义话语的 批判。在 80 年代前后 ,这种话语开始成为官方的占 支配地位的话语 ,即当时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讨论 中所提出的逻辑。在此之后 ,这种经济主义的话语 开始在民间形成和扩散 ,这就是关于富裕的话题。 现在这种话语已经成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结 合。正是这样的一种结合 ,赋予了这种话语的一种 极强的支配力量。第三个因素是权力资本向经济资 本转化的方便性的增加。后者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寻 租行为的扩展。正是这三个因素的交织作用 ,构成 了工具主义取向的特殊主义关系形成的基础。 五、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在对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之前 ,我们也许应当对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做一个基 本的说明。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在社会学以及相关 的学科中 ,社会结构都是一个使用得极为广泛 ,同时 也是使用得极为混乱的一个概念。同样是使用社会 结构这个概念 ,但在不同的学者那里 ,很可能讲的是 完全不同的东西。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 ,指的是存 在于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相当稳定的社会关系 82 模式。应当说 ,这个关于社会结构的定义 ,与当代社 会学中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对社会结构的定义基本 上是一致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劳 ( Peter Blau) 认 为 ,为社会结构下定义的方式大体有三种 :一是将社 会结构看作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组合 ;二是将社 会结构看作是作为全部社会生活和历史的基础的深 层结构 ;三是将社会结构看作是由社会或其他集体 中的人们的分化了的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维空间。① 从中可以看出 ,用社会关系的网络来对社会结构进 行描述 ,已经成为社会学中的一个主流。不过在此 应当加以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社会行动者 ,既可以 是以个人为单位的 ,也可能是以群体为单位的。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对多元主义 的批判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大约在 60 年代前后 ,在 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之下 ,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多元 主义的观点来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 ,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 ,经历过初期的原子化阶段之后 ,各 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 ,并开始在社会和政治 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研究的基本关注点是 不同的利益群体的不同的利益取向和政治取向 ,以 及这种取向对政治生活和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也就 暗示着 ,在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中 ,社会结构的 基本单元是利益群体而不是孤独的个人。这一点突 出地表现在对社会分层的有关研究中 ,都是将社会 群体作为分析的对象 ,并以收入、生活水平、流动机 会等指标来对群体间的边界加以界定。按照这种研 究方法 ,如果要研究这些社会中的政治效忠、冲突的 社会基础以及社会稳定性的源泉 ,就必须首先依收 入、消费模式、职业和教育特征、向上流动机会等方 面的共同特征 ,来划分出不同的群体。然后 ,据此推 断 ,一个群体的成员将会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 态度。此前有关知识分子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政 权的社会资源的弱化、群体冲突、政策制定等方面的 研究 ,实际上都是以这种方法论为指导的。 但如果从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 ———社会行 动者的角度来看 ,就可以发现再分配体制下的中国 社会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即这种社会结构 的单元 ,或者说社会行动者 ,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群 体。如果做进一步的推论 ,就可以说 ,再分配体制下 的社会结构是由个人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模 式构成的 ,而不是由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 构成的。用沃尔德的话来说 ,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 结构不是群体的集合 ,而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 的模式。或者说 ,是一种社会网络。② 如果看不到这 一点 ,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进 一步说 ,不注意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一特点 ,也 就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 过程和趋向。 如果将再分配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结构看作是由 个体行动者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构成 的 ,而纵向的庇护主义关系和横向的工具性的个人 关系是这种模式的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 ,将导致对 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的新的不同理解 ,如政治取向、政 治效忠以及社会冲突等。同时 ,许多原来无法克服 的解释困难 ,也可以部分地得到克服。比如 ,在以前 的一些研究中 ,尽管按收入等指标对群体的界限做 了很清楚的界定 ,但仍然很难对群体利益和取向做 出较为充分的解释。而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来看 , 无论一个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他的政 治态度首先取决于他在这种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 置 ,以及所采取的生存策略。任何一种职业群体阶 层 ,都可按照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而划分成不同 的社会区隔 ,或者说都会为这种网络所分割。而群 体的特征无论怎样的明确与具体 ,都无法展示出其 内部的这种区隔。 将这种社会网络看作是影响政治取向的核心因 素 ,即意味着这种网络会直接涉及到工人对自我利 益的看法以及在政治上的自我认同。沃尔德指出 , 在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两个群体内部 , 都存在明确的“我们”和“他们”的意识 ,两者之间不 时发生对立和冲突。更重要的是 ,当政治运动来临 的时候 ,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最典型的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同派别的形成。在运动一开 始 ,就形成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两个派别 ,前者支 持企业中的领导人 ,后者则大造企业中的当权派的 反。在企业之外也是如此。其实 ,如果稍为分析一 下两个派别的成员构成 ,就不难发现这两种不同的 取向形成的基础。即保皇派的成员主要是由党员、 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构成的 ;而“造反派”则主要是 由怀有不满情绪的非积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