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的行板

如歌的行板 高尔泰 《寻找家园》 第一次见到施娉婷这个名字，是在兰州艺术学院教师宿舍的门上。我想象，这个人一定白皙颀长。后来在敦煌见到她，黧黑矮壮，江湖落气，总觉得不像。在四十来个人的全所会议上，她埋在靠墙的沙发里，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伸直腿架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脚底朝着大家，像一个颠倒的八字。八字左右，分别放着她的眼镜、茶缸、香烟盒、烟灰碟和笔记本。发言时闭着眼睛，不急不忙，可言辞机锋百出。批评所里的工作，尖锐而又雄辩。 她的丈夫贺世哲，倒真的是白皙颀长。带着大黑边近视眼镜，容止若思，温文尔雅有绅士风。总是端坐在会议桌旁，十指修长如音乐家的两手放在桌上，扶着一个紫砂小茶壶。发言低沉徐缓，用词平和周延，都是商量的口气。但观点与乃妻完全相同，很尖锐。听他发言，我常想，纯绵裹铁，此之谓乎？他们都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各有不少英勇事迹。后来到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教书做学问，也都各有创见，论文深刻严谨。但是书卷气不掩军魂，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子大无畏战斗精神。婚后没孩子，精力除了做学问，都用来磨砺思想的刀锋。读书触类旁通，议事明察秋毫，论人入木三分，谈笑间常从鸡毛蒜皮上升到意义和价值的层次，理论素质如此之好，以致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搞哲学来搞美术史考古，很可惜。 一九六二年秋天，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十来个人，来敦煌开会，研究石窟加固的事。他俩递交了一份材料，说敦煌文物研究所民主革命不彻底，解放前的所长现在还是所长，旧班底没更新，党的政策贯彻不下来，成了沙漠里的独立王国。具体事例写了几万字一厚本，要求党中央派人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时机不凑巧，正值短暂的宽松期，党的政策强调团结。徐平羽看了材料，不置可否，在会上要求大家搞好团结，共同前进。此事不了了之，他们陷入孤立。 我是新来的，其中提到的事，除了一件，我全都不知道。那件事使我们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象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象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胡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这篇文章我终于没写，帮他们做了些审稿和编排的工作。但是杂志也终于没有出来，因为常书鸿不批准。在写给徐平羽的材料中，贺、施提到这件事，说常不批准，就是不许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地研究敦煌艺术。我说这只是推测，假设不等于事实。他们笑笑，说，你不了解情况。 一天，在他们家吃饭，谈到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经历，贺世哲说，那是宝贵的人生体验，很难得的。他说鲁迅说过，有两种人要刮目相看，坐过牢的，上过战场的，有道理。我说，这话，可不像是你们说的。施说，你已经给我们铸好了模子了是吗？拿来看看。我说我不过是觉得新鲜而已。施说，这就是说，你认为我们不该新鲜对吧。我说，你别这样，何必呢，我没上过战场，对付不了。 施说，战场的景象，你没法想象。我请她说说看，她说没法说，只能说个感觉：残酷。静场片刻，贺世哲一脸的严肃，郑重地又说了一句，战争是残酷的！我说，是，战争是残酷的。施娉婷说你说这话，同我们说这话，意义不同。就像小孩子说人生如梦，同老头子说人生如梦，意义不同。我说我也经历过一点儿战争……不是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吗？贺说，受政治的影响，不等于你就是投入了政治。我说我说的也只是感觉。三个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有很多很多年，我都没这样笑过了。也许，我从来就没这样笑过。 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机动：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新洞窟创作陷入困境，他们替我着急，又怪我多事。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急什么。我说完不成是我的责任。他们说你既然完不成，当初就不该承担，承担了又完不成，怪谁。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他们说你应该想到。我问怎么办，他们说很容易：放下就是了。给我说了一段禅宗公案：放下即实地。 找李承仙撂挑子，才知道放不放下，是个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许多不明白的事都明白了。以前贺、施挑战常、李，如同蚍蜉撼树，大家都疏远了他们。毛主席责骂文化部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下达后，特别是报上点名批判邓拓后，大家发现常李地位不稳，贺施有先见之明，又开始向贺、施靠拢。一些平时经常向常、李汇报情况的人，都改为向贺、施汇报情况，或者同时向两边汇报情况。美术组讨论新壁画稿的会老是开不起来，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关是非的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要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后来“文化革命工作组”进所，宣布我所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了一点点安全感。工作组五个人，其中有两个现役军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常书鸿被召回来了，抽调到外面搞四清的人也被召回来了。天天开会，中寺院内贴满大字报，揪出了一个“常、李、高、王黑帮”。高是我。王是王佩忠，老党员，所里的第三把手，前不久揭批常、李，他不遗余力，不知道怎么也进来了。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是我。重新开始揭发，但都是炒冷饭了。工作组最重视的，是我在毛主席像上划了个叉这一条。他们当现行反革命案，追查得贼认真。恰恰这一条不是事实，揭发人段文杰的证词也前后矛盾，工作组定案时，没写入这一条。后来大家反工作组的时候，这成了工作组保护阶级敌人的一个例子，那是后话了。 接下来批斗常、李、王。叫我在家写检查。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那天晚上如厕，遇到常书鸿先生。说了这事，他大吃一惊，连声埋怨我太冒失。他说要是抓阶级报复，你就成了典型！我想想，也有些怕，颇后悔。半个月后又遇见常时，我告诉他对方毫无反应，看样子贺是毫不知情，说明工作组不信任他。常说，要是真的整他，也不会只是因为你那点儿材料，那事情就多了。 又半个月后，八月的一天，开全所会，叫我们四个也去。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在会上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到了，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罪名比我的还重。 贺世哲处变不惊，安详从容。据理力争，义正词稳。但说不上几句，就被别人打断，一停下又叫他说呀说呀。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梳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了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哦，勇士也恐惧。 一丝复仇的喜悦，剎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