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

·《新青年》杂志研究·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新青年》研究(上) 陈卒原 1919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 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 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 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①这则广告，应出自《新青 年》同人之手，因其与半年前所刊代表群益书社立场的《<新青 年)自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大不相同，后者只是强调《新青年》 乃“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可算近 来极有精彩的杂志”②；不若前者之立意高迈，直接从思想史角 度切入。 四年后，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高一涵 等四位的信》，既是讲述历史，也在表达志向：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 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 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㈤ 胡适并没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时， 不提读者面很广的《东方杂志》或备受史家推崇的《民报》。我 的推测是：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首先必须 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1 万方数据 走向；其次必须有广泛而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再则必须有较 长的生存时间。依此三者衡量，存在时间很长的《东方杂志》 与生气淋漓的《民报》，“还算不上”是“代表”并“创造了” 一个新时代④。 十几年后，思想史家郭湛波正式坐实《新青年》同人的自 我期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指陈独秀——引者按) 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⑨。此后，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评述《新青年》，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政治 立场迥异的学者，在论述《新青年》的历史意义时，居然能找 到不少共同语言——比如同样表彰其对于“民主”与“科学” 的提倡等⑥。可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毕竟不同于个人著 述；如何在思想史、文学史、报刊史三者的互动中，理解其工 作程序并诠释其文化／文学价值(Z)，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开掘。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第 2卷起改《新青年》，杂志面貌日渐清晰。《新青年》第2卷 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 学长，故第3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 社负责。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 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9卷后休 刊。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 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故谈论 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我主张仅限于前9 卷。 是否将瞿秋白主编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纳人 考察视野，牵涉到对该刊的宗旨、性质、人员构成以及运营方 式的理解，将在以下的论述中逐渐展开。 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一、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 r谈论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 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不仅是主编陈独秀， 几乎所有主要作者，在介入《新青年》事业之前，都曾参与报 刊这一新生的文化事业，并多有历练。广为人知的，如陈独秀 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办《警钟日报》、吴稚晖办《新世 界》、章士钊办《甲寅》、钱玄同办《教育新语杂志》、马君武协 办《新民丛报》、高一涵编《民彝》、李大钊编《言治》、胡适编 《竞业旬报》、刘叔雅编《民立报》、吴虞编《蜀报》，以及谢元 量任《京报》主笔、苏曼殊兼《太平洋报》笔政、刘半农为 《小说界》撰稿、周氏兄弟为《河南》、《浙江潮》、《女子世界》 等撰稿并积极筹备《新生》杂志。周策纵曾提醒我们注意， “《新青年》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出现整整一百年后创 刊的”㈣，言下之意，必须关注晚清的报刊大潮。这个提醒无疑 是必要的，尤其对于刻意拔高《新青年》在报刊史上意义的流 行思路，更有反拨作用。可我更愿意指出，中国知识者大量介 入新兴的报刊事业，是戊戌变法前后方才开始的。《新青年》的 作者群及编辑思路，与《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甲 寅》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 陈独秀等人所开创的事业，并不是建基于一张“可画最新最美 图画”的白纸，而是在已经纵横交错的草图上删繁就简、添光 加彩。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努力寻觅的，便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编辑技巧，而是陈独秀们如何修正前人的脚步，以便更有效 地使用此一“传播文明之利器”。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 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注重商业利益的《申报》、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3 万方数据 《东方杂志》等，一般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论力求“平 正通达”；代表学会、团体或政党立场的《新民丛报》、《民报》 等，横空出世，旗帜鲜明，但容易陷于“党同伐异”；至于晚清 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好 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 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忘政息”。 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虽然背靠群益书社，有一定的财 政支持⑨，但走的是同人杂志的路子，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丰 厚稿酬来聚集作者。前3卷的《投稿简章》规定，稿酬每千字 2。5元，这在约略同期的书刊中，属于中等水掣；第4卷开 始，方才取消所有稿酬，改由同人自撰。4卷3号的《新青年》 上，赫然印着《本志编辑部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 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吲 这固然表明杂志对于自家能力的极端自信，更凸显同人做 事谋义不谋利的情怀。 晚清以降，不乏具有如此高尚情怀的读书人，只是同人之 间，难得有持之以恒的精诚合作。《新青年》的成功，很大程度 得益于大批第一流知识者的积极参与。在吸纳人才方面，主编 陈独秀有其独得之秘。前期的利用《甲寅》旧友，后期的依赖 北大同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高招。以至日后谈论《新青年》，单 是罗列作者名单，便足以让人心头一震。 《新青年》乃陈独秀独力创办的杂志，第2、3卷的封面甚 至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但《新青年》从来不是个人刊物， 始终依赖众多同道的支持。1915年9月15日创办的《青年杂 志》，草创之初，带有明显的《甲寅》印记，自家面目并不，突 出。经过短暂休刊，调整了编辑方针并改名为《新青年》，方才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2卷1号的《新青年》上，有两则通告， 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第一则是： 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 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 ，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 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 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㈤ 聪明绝顶的陈独秀，将因刊名雷同而不得不重起炉灶这一 不利因素，说成是因应读者要求而改名，且由此引申出新旧青 年如何具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 面貌。此举不但博得当年读者的极大好感，也让后世的史家马 失前蹄㈣。 此“通告”开列的撰稿人名单，仅限于第2卷新加盟者， 第1卷就有出色表现的高一涵、易白沙、高语罕、刘叔雅、谢 无量等不在此列。预告即将出场的“当代名流”中，除张继落 空外，其他各位均不曾食言，倒是当初没有预告，但在第2卷 中渐露峥嵘的李大钊、刘半农、杨昌济、陶履恭、吴虞等，给 人意外的惊喜。稍稍排列，不难发现，到第2卷结束时，El后 名扬四海的《新青年》，其作者队伍已基本成型。 至于后人记忆中英才辈出的《新青年》作者群，尚未出场 的，基本上是北大教授。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 前7卷，其《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开列了一大串值得夸 耀的作者： 如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鲁迅、钱玄同、陈独秀、 刘半农、苏曼殊、蔡元培、沈尹默、任鸿隽、唐俟、马君 武、陈大齐、顾孟余、陶孟和、马寅初等。 这自然是按书店老板的眼光来编排，有许多策略性考虑。 以第2卷方才加盟的胡适打头，可见其时胡氏声望之高；将创 始人陈独秀夹在中间，则是因陈氏正服刑狱中，不好过分宣扬。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5 万方数据 至于“唐俟”乃周树人的另一笔名，不该与“鲁迅”重复，尚 属小错；曾轮流主编的六君子中，竟然遗漏了李大钊和高一涵 二位，实在不可饶恕。即便如此，一个杂志，能开列如此壮观 的作者队伍，还是令后人歆羡不已。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日后真的成为“当代名流”的作者， 是如何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粉墨登场”的。第1卷的作 者，多与主编陈独秀有密切的个人交往；第2卷开始突破皖籍 为主的局面，但仍以原《甲寅》、《中华新报》的编辑和作者为 骨干@。第3卷起，作者队伍迅速扩张，改为以北京大学教员 为主体。此中关键，在陈独秀应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 《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作为同人杂志，《新青年》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 稿”，因其背靠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3至第7 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至于编务， 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6卷的《新青年》，甚至成立了由 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6 人组成的编委会，实行轮流主编∞。 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 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 学术资源。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 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 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⑥。以上三点承 诺，在其与北大文科携手后，变得轻而易举。晚清的新学之士， 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教育人才之 道”、“传播文明”之“利器”∞，却因体制及得益不同，无法珠 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 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 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同人，是个有共同理想、 但又倾向于自由表述的松散团体。谈论报刊与大学的合作，有 一点必须注意——《新青年》从来不是“北大校刊”。6卷2号 耐《新青年》上，有一则重要启事： 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j匕京大学混为一谈， 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 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 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 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此布。凹 如此辩解，并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有针对保守派的猛烈 攻击，希望减轻校方压力的策略性考虑；但更深沉的原因，恐 怕还在于坚持以“杂志”为中心，不想依附其他任何势力。 同是从事报刊事业，清末主要以学会、社团、政党等为中 心，基本将其作为宣传工具来利用；民初情况有所改变，出版 机构的民间化、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再加上接纳新文化的 “读者群”日渐壮大，使得像《新青年》这样运作成功的报刊， 除了社会影响巨大，本身还可以赢利④。因此，众多洁身自好、 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者，借报刊为媒介，集道， 共同发言，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④。 到了这一步，“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 而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世人心目中的“《新青年》 同人”，已经不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群，而是带有明显政治倾 向的“文化团体”。看看1921年初因杂志是否迁回北京所引发 的争论中，《新青年》同人如何反对分裂，惟恐“破坏《新青 年》精神之团结”④，可见此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一旦成为“团体”或“准团体”，杂志的个人色彩以及主编 的控制能力，必然明显下降。《新青年》前3卷各号的头条，均 为陈独秀所撰；从第4卷开始，陈独秀的文章不再天然地独占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7 万方数据 鳌头。之所以由“陈独秀先生主撰”变成诸同人“共同编辑”， 主要不是因文科学长太忙，而是作者群迅速扩大的结果。对于 办刊者来说，面临两难的局面：广召天下豪杰，固然有利于壮 大声势；可众多“当代名流”集合于此，又不可避免地削弱主 编的权威。据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同人 在胡适家聚会，商讨编辑事宜，结论是：“自7卷始，由仲甫一 人编辑。”@尽管真正实行轮流主编的只有第6卷，但只要杂志 还在北京，陈独秀必定受制于同人，无法像当初“主撰”时那 样特立独行。之所以将《新青年》移回上海，有北京舆论环境 恶化的原因，但也与陈独秀在京时被同人感情捆住手脚，无法 实施改革有关。 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 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重归上海后的《新青 年》，脱离北大同人的制约，成为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被改组为中国共产 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另组“新青 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不久，陈独秀南下广州， 将《新青年》委托给与北京诸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来主 编，这更激怒了胡适等@。 除了压在纸背的个人意气之争，第8、9卷的编辑方针确实 与此前大相径庭，难怪北京诸同人要紧急商议。比如，8卷1 至6号以及9卷3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 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共收文35篇。胡适抱 怨：“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汉译本”④，有 “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可如此明显的党派意识，确实有违 “同人杂志”宗旨∞。此前的《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 说”，或者鼓吹“劳工神圣”，可始终将其局限在思想文化层面。 而且，作为整体的杂志，各种主义兼容并包。而今，“众声喧 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哗”转为“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坚定的政党立 场所取代，《新青年》因而面目全非。 作为一本曾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的杂志，《新青年》 完全有权利适应时代需要，及时调转方向，以便继续保持其 “新锐地位”。问题在于，《新青年》的这一转向，逐渐失去“同 人杂志”的特色，8、9两卷的《新青年》中，虽继续刊发胡 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以及后起的陈衡哲、俞平伯等人作 品，但属于不太要紧的诗文及小说；唱主角的，已变成周佛海、 陈公博、李季、李达等左派论述，以及有关苏俄文件的译介。 即便如此，由于胡适等人作品的存在，第8、9卷的《新青年》， 依然具有“统一战线”的表面形式，可以算做此前事业的延续。 至于1923—1926年间陆续刊行的季刊或不定期《新青年》，作为 中共机关刊物，着力介绍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自有其价值；但 已经与此前的“同人杂志”切断最后一丝联系，应另立门户加 以论述唧。 假如以“同人杂志”来衡量固，在正式出版的9卷54期 《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主 编陈独秀1917年春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因编辑出 版的相对滞后，体现在杂志面貌上的变化，稍有延宕。大致而 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 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 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5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 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人的趣味与追求。 二、“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 1920年初，陈独秀欣喜于新文化运动的顺利展开，但对时 人之“富于模仿力”，竞相创办大同小异的杂志不以为然，因而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9 万方数据 借谈论新出版物的缺点，表述自家办刊体会： 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 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 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 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着要办 的事。④ “杂志”之不同于“著作”，其最大特色本在于“杂”—— 作者众多、文体迥异、立场不求一致；为何陈独秀看不起那些 “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的办刊方式?就因为在他看来， 理想的杂志必须具备两大特征：一是“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 表”，一是“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后者指向同人杂志 的形式，前者则凸显同人杂志的精神。 《新青年》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目光，关键在于其“有一种 主张不得不发表”。那么，到底什么是《新青年》同人“不得不 发表”的“主张”呢?这牵涉到《新青年》的另一特色：有大 致的路向，而无具体的目标。可以这么说，作为民初乃至整个 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的发展路径 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运动中逐渐成型。因此，与其追问 哪篇文章更多地隐涵着其理论主张与生存密码，不如考察几个 至关重要的关节点。 创刊号上的《社告》，除了表明杂志的拟想读者为“青年”， 以及“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其他 几点，属于具体的编辑技巧。要说办刊理想，陈独秀撰写的杂 志“头条”《敬告青年》，倒有几分相似。对于新时代“青年” 应有的六点陈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 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 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④，最有新意的，当属首尾二 者。首倡“人权平等之说”，希望借此“脱离夫奴隶之羁绊”； lO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尾称“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二者合 起来，便是日后家喻户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雏形：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 i 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固 比起第二年为杂志改名而作的《新青年》一文来，这篇 《敬告青年》更值得注意。前者虽常被作为“准发刊词”解读， 属于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宣传鼓动文字@；不若后者之体大思 精，日后大有发展余地。 1919年1月，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为对抗社会上日益增 加的讥骂与嘲讽，陈独秀撰《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坦然承认世 人对于《新青年》“破坏礼教”等罪名的指责。接下来的辩解， 正是刊物所“不得不发表”的“主张”： 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 莫克拉西(Dc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 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 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 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 除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 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力气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 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锄 认定只有德、赛二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 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代表杂志同人宣誓：“若因为 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 头流血，都不推辞。”圆 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其常为史家所征引。其 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新青年》同人再也找不到 “共同的旗帜”。《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ll 万方数据 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的“专号”而 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 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 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的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 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偶像破 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 题，“新青年”同人都试图给予解答。因此，只有这表明政治态 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的“民主”与“科学”，能够集合起众多壮 怀激烈的新文化人。 《新青年》同人第一次公开表明“公同意见”，迟至1919年 12月。这篇刊于7卷1号上的《本志宣言》，显然是各方意见折 衷的产物。开篇之庄严肃穆，令人不能不耸起脊梁、打起精神 认真倾听：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 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 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 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 任。 如此“明白宣告”，而且要求后来者也得承担“此次宣言的 责任”，不大像是同人杂志的作为，倒有点“歃血为盟”的意 味。好在以下的具体论述，涉及的领域极为宽广，包括政治、 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文学的改革创新，以及破除 迷信思想，维护女子权利等，尽可各取所需。 此宣言中，真正有意义的是以下两点：一是表明杂志同人 破旧立新的强烈愿望，再就是表明对于政党政治的拒绝。前者 乃新文化人的共同姿态，不难做到“宣言”所期待的“实验我 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后者则是个极有争议的话题—— 当初立说本就含混不清，日后更是众说纷纭。因其牵涉到对于 1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M 万方数据 《新青年》办刊宗旨的确认，值得认真辨析：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 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 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 共生活；⋯⋯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 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段利益，眼中没 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固 有意思的是，借发表“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来弥合同人 间本就存在的缝隙，不只没有实际效果，反而使得矛盾进一步 公开化。随后不久发生的刊物转向，使得如此“信誓旦旦”显 得有点滑稽。 对《新青年》的转向政治运作，直接表示异议的，乃年少 气盛的胡适。1921年1月，胡适写信给《新青年》诸编委，希 望支持其“注重学术思想”的路向，并“声明不谈政治”；实在 不行，则“另创一个专管学术文艺的杂志”。仍在北京的胡适、 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与远走上海、广州，积极投身社会 革命的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期待明显不同。就像周氏兄弟 所说的，既然“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也就只好“索性任他分 裂”了④。《新青年》同人中，本就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既有基 于政治理想的分歧(如对待苏俄的态度)，也因其文化策略的差 异(如是否直接参政)。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的激荡，以及学界 的日益激进，使得引领风骚的《新青年》，很难再局限于大学校 园。 在这场意味深长的论争中，始作俑者的胡适@，其态度广 为人知。值得注意的，倒是其他几位的立场。在胡适要求诸同 人表态的信上，钱玄同留下这么一段话：“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 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 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13 万方数据 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三天后，意犹未尽 的钱玄同，给胡适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更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 场： 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 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 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 《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 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 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 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㈣ 设想同人分手但不伤感情，这几乎不可能，因涉及到众人 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新青年》这一“金字招牌”。钱氏要求大 家尊重创办者陈独秀的个人选择，“私产”二字虽然下得很重， 可也不无道理。无论胡适等人如何认定《新青年》已经成为 “公共财产”，仍无法抹去创办者强烈的个人印记。有意思的是， 钱氏强调原先彼此的结合，乃基于“思想投契”。此乃《新青 年》当初之得以迅速崛起、以及今日之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 想清楚了这一点，钱玄同认同周氏兄弟的主张：“与其彼此隐忍 迁就的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以鲁迅的思想深邃、目光如炬，当然明白胡适为保护《新 青年》而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是何等的天真——无论你如 何韬光养晦，自有嗅觉灵敏的御用文人出来“戳穿伪装”。既然 如此，何必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这固然小半的‘不甘示人以 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 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如此带有明显鲁迅个人风格的杂文 笔调，接下来的，竟是抒情味十足的祈使句： 此后只I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 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㈣ 1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毕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而且其时正撰写一代名著 《中国小说史略》，虽然话说得很委婉，鲁迅显然也不希望《新 青年》转变为一纯粹的政治读物。日后，出于对某些“名人学 者”喜欢借吹嘘学术崇高来打击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鲁迅经 常故意对“学者”和“学问”表示不屑与不恭。但上引这段话， 起码让我们明白，对于“学术思想艺文”，鲁迅骨子里还是很尊 崇敬重的㈤。 在给胡适信中，陈独秀称：“《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 近亦不以为然”，而且表示同意“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 是”∞，但拒绝将《新青年》迁回北京。对于杂志该不该介入实 际政治，陈独秀的态度有过摇摆。早年的“批评时政，非其旨 也”，以及“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㈤，并非只是策 略考虑；不管是孔教问题的论争，还是文学革命的提倡，在这 些“趋重哲学文学”的话题上，陈独秀都更能发挥其“老革命 党”的长处。关心国家命运，但从改革思想文化的角度切入 ——这种“大政治”的眼光，本是《新青年》同人的共识。不 见得都像胡适那样，“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陈独秀、 李大钊、高一涵等明显比胡适更关心现实政治；但“要想在思 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㈤，确实形成了前7 卷《新青年》的主导方向。 陈独秀身上强烈的“老革命党”气质，与胡适借思想文化 解决问题的思路，着眼点明显有异，这就埋下了日后分裂的种 子。在已经投身实际政治运动的陈独秀看来，依旧固守校园的 书生，其见解即便不是完全错误，也都显得有点迂腐。陈独秀 之所以拒绝将《新青年》移回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 气不太好”∞。话说到这份儿上，再无回旋的余地。政治家对于 刊物的使命，另有一番诠释；再说，一旦成为“机关报”，必须 服从集团利益，与当初的书生议政大不一样。这样的抉择，甚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15 万方数据 至不再是陈独秀个人所能一力主宰的了。 只要还在北京，北大教授们相互制约，《新青年》必然以学 理探讨为主；一旦转移到上海，情势大变，不可能回到“趋重 哲学文学”的老路。争论刊物办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新青 年》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以学院为根基，还是以社会为背景， 二者几乎决定了其办刊方针与论述策略。正是在这意义上，我 倾向于将陈独秀的北上、南下作为《新青年》发展三阶段的标 志。 1917年底《每周评论》的创刊，已开北大学人议政的先 河；《新青年》8、9卷的转向，其实并不十分突然。只是因五 四运动爆发，形势急转直下，知识者直接参政的热情迅速膨胀。 而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于《新青年》之由思想 评论转为政治宣传，起决定性作用。虽然有了日后的分裂，综 观1至9卷的《新青年》，其基本立场仍属于“有明显政治情怀 的思想文化建设”。这一点，既体现在“民主”与“科学”这样 响彻云霄的口号，也落实在“新文化”与“文学革命”的实绩。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新青年》的意义，首先在思想史，而后 才是文学史、政治史等。换句话说，《新青年》的主导倾向，是 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从事文学革命与政治参与。 三、以“运动"的方式推进文学事业 以思想文化革新为主旨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着意经营 文学作品。第1卷只有屠格涅夫小说《春潮》、《初恋》以及王 尔德“爱情喜剧”《意中人》的中译本，另加若干谢无量的旧体 诗，实在是乏善可陈。第2卷虽有苏曼殊的小说、刘半农的笔 记加盟，也都没有根本性变化。第3卷起，《新青年》在文学创 作方面的成绩，方才令人刮目相看。胡适、沈尹默、刘半农、 16 中国现代文学研兜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竞相“尝试”新诗，陈衡哲、胡适、 陈绵等“练习”话剧写作，最令人兴奋的，当属鲁迅的出场 ——其刊于《新青年》上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 《药》、《风波》、《故乡》等，至今仍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 之作。与其他新文学家有开创之功、但艺术技巧幼稚不同，作 为小说家的鲁迅，一出手便博得满堂彩。至于将正襟危坐的 “政论”，改造成寸铁杀人的“随感”，开启了现代中国的“杂文 时代”，更是《新青年》的一大功绩。但有一点不该忘记，《新 青年》上刊发的文学作品，是在“文学革命”大旗下展开的 ——即使特立独行的鲁迅，其小说创作也有“听将令”的成 分@。 陈独秀本人并不擅长诗文小说，可作为主编，却对编发文 学作品保有浓厚的兴趣。从创刊号起，《新青年》每期都有著译 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头两卷显得捉襟见肘，但还是坚持下 来了。中间5卷有北大师生撑腰，其有关“新文学”的提倡与 实践，蔚为奇观，8、9两卷虽侧重苏俄文化宣传，也没有停止 刊发新文化人的小说、诗歌。如此重视文学，包含《新青年》 同人的苦心孤诣，但也与晚清开创的报刊体例大有关系。 1872年创办的《申报》上，已在新闻与论说之外，为“骚 人韵士”的竹枝词、长歌纪事等预留天地姻。此后，只要你办 报办刊，无论是综合类，还是以时事、学术、科学为中心，一 般都会腾出一定篇幅，用来刊发文学作品。之所以大家都勉为 其难地非要“文学”不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吸引读 者；第二，作为改良群治的工具；第三，传播新知——介绍西 洋的文学艺术；第四，如果可能的话，促成文学革命。四者兼 及，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梁启超的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 和小说界革命。其他报刊，限于自身能力或机遇，只好在某一 层面上做文章。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17 万方数据 陈独秀撰于1904年的《论戏曲》，基本上沿袭梁启超的思 路，不外国事危急，须着力开通民智；办学堂嫌学生太少，开 报馆又碰上国人识字不多，惟有戏曲改良，乃“开通风气第一 方便的法门”。此文有新意处，在于开列改良戏曲的五种途径： “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可以采用西法，戏中夹些演 说，大可长人见识”；“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可唱淫戏”； “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凹。十年后重做冯妇，已经走出“改良 戏曲”的陈独秀，主张径直以欧洲文学为榜样，重塑中国文学 形象。《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先是开列“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 如何从“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到“写实主义”，再到“自 然主义”，隐含着以最新潮流“自然主义”改造中国文学的思 路。接下来关于文体等级的排列，隐约还能见到十年前注重 “开通风气”的影子： 现在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 居第二流。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至若散文， 素不居文学重要地位。四 从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到突出欧洲文学榜样，这一变化， 很能体现清末民初两代人思考方式的差异。梁启超等人也引泰 西成例，但立足点在于传统的教化说；陈独秀等也会谈论文学 如何有益于国计民生，但更强调对于欧洲文艺的学习与借鉴。 接过胡适温和的“改良刍议”，陈独秀以其一贯的决绝口 吻，将其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革命论”。其攻击传统中国的贵族 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基本立场，在于“今日庄严灿烂 之欧洲”。以下这段激情洋溢的论述，将时人推崇的明之前后七 子以及追摹唐宋八大家的归、方、刘、姚称为“十八妖魔”，并 将其置于由欧洲文学经典锻造的“四十二生的大炮”的猛烈轰 f 击下： ’ 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 18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JE--Igl 万方数据 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 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 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 ’ 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 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 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Ⅶ 如此以“气势”而非“论理”取胜，确实如胡适所说，很能 体现陈独秀的“老革命党”气质。比起胡适对症下药的“八不主 义”来，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更像是关于“文学革命”的口 号@。陈氏甚至拒绝胡适“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 力研究此问题”的“学究气”，斩钉截铁地表示：“必不容反对 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 之匡正也。”理由是：“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 是非甚明。”@对于如此“武断的态度”，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胡 适不大以为然，但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 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新文学方才可能摧枯拉朽般迅 速推进唧。 可也正是这种过于注重提倡、讲究策略、追求效果，而相 对忽略细致入微的学理探究，日后成为《新青年》进一步发展 时很难跨越的障碍。比如，关于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其如何体现 “国民精神”，《新青年》的众多讨论，甚至不及晚清的黄人、王 国维、周作人@；同样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陈独秀刊于 1915年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就其对于域外文学的理解深度 与阐释能力而言，无法与鲁迅撰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相 比拟⑦；至于胡适的名文《论短篇小说》⑦，放在晚清以降小说 革新大潮中审视@，也不见得格外出色。真正体现《新青年》 同人文学趣味和理论贡献的，是其将文学革新推进到语言层面。 所谓“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19 万方数据 之利器，可断言也”@，此语确实成了引爆“文学革命”的“导 火索”。不过，胡适在追忆这段光荣史时，只顾自家的冥思苦 想，而忘记陈独秀的诱导之功。《文学改良刍议》刊于《新青 年》2卷5号，而2卷2号上胡、陈之间的通信，已经透露玄 机。胡适信中简要提及其拟想中“须从八事人手”的文学革命， 这八事依次为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须言之 有物。陈独秀除对第五、第八两项略有疑义，“其余六事，仆无 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接下来的催稿，体现 陈独秀作为编辑家的敏锐与魄力： 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 业尤盛。① 胡适固然不负厚望，很快寄来调整充实后的《文学改良刍 议》。八事次序重新排列，尤其是将“不避俗字俗语”放在文章 最后着重论述眇，并最终逼出“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 宗”的结论，令陈独秀欣喜不已∞。作为杂志主编，陈独秀时 刻警觉着，寻觅大有潜力的新作者与任何可能的突破口——这 既是思想境界，也是出版压力。从一则读者来信中发现新说， 当机立断，付诸行动，这需要舆论家的敏感与革命家的气势 ——对于陈独秀来说，后人更多关注其革命家的气质，相对忽 略其编辑眼光及技巧。 《新青年》的编者其实非常注意“寻觅”乃至“制造”新的 话题，但那么多次尝试，最成功的，还属白话文的讨论一既 有理论意义，又有可操作性，将理想与现实如此巧妙地缝合在 一起，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白话文问题，远不只是“文学形 式”或“表达工具”，而是牵涉到整个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的是 非，这才可能吸引那么多论者参与辩难。比起“以平易语言表 达深刻学理”这样的老生常谈，胡适们弄出个文(言)白 2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话)、死(3c学)活(5c学)二元对立模式，既简单明了，又 切实可行。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新旧思想／文学之争，有什么不可 逾越的鸿沟，那无疑是支持或反对白话文： ． j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 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 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 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唧。 鲁迅的这段自白，表达的正是新文化人“态度的同一 性”@，或日“《新青年》精神之团结”。大敌当前，来不及深思 熟虑，首先是表明立场，至于各自的理论分歧，只好暂时搁置 一边，等尘埃落定、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后，再仔细分辨，或 做必要的自我调整。 这一“集团作战”的思路，对于思想／文学运动的推行十 分有效。有晚清白话文运动做铺垫，胡适们登高一呼，竟然应 者云集，“文学革命”出奇地顺利。如果说《建设的文学革命 论》标志着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合流∞。1919年教育部附属 “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立，则预示着官方、民间改革力量的携 手。此后，《新青年》同人刘复、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在 “统一会”开会时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以及教育部 训令自1920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 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固，便都是顺理成章的了。这是一个 有开头、有结尾、中间部分时而波澜起伏、时而峰回路转的曲 折有趣的故事。正因为是“群众运动”而非“个人著述”，可以 吸引无数英雄豪杰，因而也就有赖于所谓的“策划”、“组织” 与“协调”。这对于“以杂志为中心”的同人来说，是再恰当不 过的好题目。 比起挥洒个人才华的“文学创作”，或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的“制度变更”，以白话文为突破口的“文学革命”，因其兼及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21 万方数据 语言、文学、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可以召唤诸多学者参与， 更适合于杂志的实际操作。这就难怪后人提及《新青年》，最容 易被记忆的，还是此功勋卓著的“文学革命”。所谓《新青年》 “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劬，戈公振的评述无疑是片 面的，但这恐怕不是由于资料残缺，而是代表时人的共识。只 是随着学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解的日渐深入，《新青年》发 起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等的讨论，其意义方才被逐 渐发掘出来。 这里只是指出，作为杂志主编，陈独秀是如何高瞻远瞩， 善于寻找“最佳话题”，并加以大力扶植。除了撰《文学革命 论》与之呼应，陈独秀还用通信、论文、读者论坛等形式，不 断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热情。随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 学者的加盟，讨论日趋深入。但《新青年》同人还是略感寂寞， 于是上演影响极为深远的“双簧戏”。先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 集合众多反对言论，撰成一挑衅之文，再由刘半农逐一批驳回。 此举固然痛快淋漓，并吸引了不少公众注意力，但其语调之刻 薄，也容易引起反感。一年后，蓝志先给胡适写信，希望《新 青年》剔除骂人文章，点了刘半农的名，还做了如下发挥： 辩驳人家的议论，说几句感情话，原也常有的事，但 是专找些轻佻刻薄的话来攻击个人，这是中国自来文人的 恶习，主张革新思想的，如何自己反革不了这恶习惯呢? 平日极少认输的胡适，这回诚恳接受批评，并称“我们读 了很感激先生的好意”锣。钱、刘二君扮演的双簧戏，本身带有 游戏意味，落笔时只求痛快，不问轻重，在不明就里的外人看 来，自是有违“费厄泼赖”。可换一个角度，不从文章是否刻 薄、而从运动能否推进来思考，这“双簧戏”未尝不可上演。 相对于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个人的道德品质与文章趣味是可以 牺牲的——正是这种“集团意识”支撑着《新青年》同人奋力 22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进取。 同人间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撰文时你征我引，开口处我 赞你叹，有效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即便在局外人看来，新文 化人的口气未免过于霸道；但在守旧势力依旧十分强大的1910 年，力主革新的弱势群体，不得不更多地“意气用事”。正是这 王道、霸道并用，庄言、寓言杂出，招来林纾、梅光迪等论敌， 使得整个讨论上升到思想史的层面。 切人口是文学形式，着眼点则是整个思想文化革命。将学 者的书斋著述，转化为大众的公共话题，借以引起全社会的广 泛关注，并进而推动讨论的深入展开。这种“从问题人手”的 编辑方针，有效地聚集人才与文化资源，将文学论争转化为思 想革命。更重要的是，从第2卷开始发动的关于孔教问题和文 学革命的两大论争，至此获得某种内在联系。钱玄同由此推出 的极端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④，不被《新青 年》同人认可；倒是刘半农之比较“改良文学”与“破坏孔教” 两大话题，颇为耐人寻味： 改良文学，是永久的学问。破坏孔教，是一时的事业。 因文学随时世以进步，不能说今日已经改良，明日即不必 改良。孔教之能破坏与否，却以宪法制定之日为终点。其 成也固幸，其不成亦属无可奈何。故《青年杂志》对于文 学改良问题，较破坏孔教更当认真一层。尤贵以毅力坚持 之，不可今朝说了一番，明朝即视同隔年历本，置之不问。 刘氏乃文学家，“思想”与“政治”非其所长，如此立说， 无可非议。再说，此信着重讨论“改良文学之事”，提了好多具 体建议，故陈独秀并不计较其对于孔教讨论之蔑视，反而称 “所示各条，均应力谋实行”④。当然，“文学革命”有破有立， 留下很多可供后人品鉴的“实绩”，如白话文真的成了“文学必 用之利器”，胡适、鲁迅等人关于新诗、话剧、小说的“尝试”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23 万方数据 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根基等。正因这一点，史家对于“文学 革命”的评价，很快取得基本共识；至于《新青年》同人之反 孔以及对传统纲常伦理的激烈批判，其功过得失，一直到今天 仍有不少争议。 “孔教批判”与“文学革命”，二者表面上各自独立，但在 深层次上，却不无互相沟通的可能——都根源于对“传统中国” 的想象。这一点，不妨以戏曲讨论为例。《新青年》同人的文学 理想，在当年确系振聋发聩。谈小说，辩诗文，胡适等全都得 心应手。惟独到了评价传统戏曲，方才遭遇新文化人的“滑铁 卢”。 4卷6号的《新青年》上，有一组关于旧戏的讨论，面对 张厚载咄咄逼人的挑战，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人 的答辩，显得苍白无力。所谓脸谱化的表演、“极喧闹的锣鼓”、 “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均不足以置旧戏于死地。 一个月后，快人快语的钱玄同，重新披挂上阵。先是引录朋友 的话，“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关闭不可”。 至于理由吗，其实很简单： 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 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 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固 以“注重写实”的西洋话剧——很奇怪，西洋歌剧从不在 五四新文化人视野之内——为评价，充满虚拟性的中国戏 曲，自是一无可取。 问题在于，宣判中国戏曲死刑的新文化人，不觉得有深入 理解其表演程式的必要。那位声称“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 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再就文学而论，现在流行的旧戏，颇 难当得起文学两字”的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里开宗 明义： 2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第一，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 第二，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音乐和歌曲，都是门外汉。 这可不是故作谦虚的套话，而是强调门内人陷溺深了，不 能容纳改良与创造，“我这门外汉，却是不曾陷溺的人”，方才 有资格谈论中国戏曲的命运。为何不懂戏的人更有资格谈戏， 这种无端的骄傲，来自改革现实社会的激情：“使得中国人有贯 彻的觉悟，总要借重戏剧的力量；所以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 不能不创造。”@可这么一来，不又回到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老路上去④? 胡适从文学进化观念有四层意义人手，论证中国旧戏确实 没有任何保留价值，似乎显得很有学理性。可所谓缺乏“悲剧 的观念”，不讲究“文学的经济方法”，对于旧戏的这两点指责， 其实很难站得住脚。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对待西学的 态度： 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 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 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 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④ 同样自称“J'-l#l-汉”的周作人，其断言中国旧戏该废的理 由，一是“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的野蛮”； 二是中国旧戏“有害于‘世道人心”’。而真正透出底牌的，是 以下的这两句： 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 倘若亚洲有了比欧洲更进化的戏，自然不必去舍近求远； 只可惜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中间省略部分，不外将是否接纳“欧洲式的新戏”，转化成 了自家擅长的“欧化”与“国粹”之争，难怪钱玄同拍案叫绝， 称此乃“至精至确之论”⑥。五四新文化人关于旧戏的论述，其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25 万方数据 实目标十分明确，即以西洋话剧取代中国戏曲；至于理由，首 先来自思想史，而后才是文学史。 对传统戏曲充满偏见的嘲讽，基于《新青年》同人的思想 立场——拥抱西学，改造中国。不懂，也不感兴趣，可照样大 胆发言，而且理直气壮，因其着眼的是戏曲改革的思想史意义。 这场很不成功的讨论，显示新文化人的盲点：极端自信，注重 集团形象，基于思想史立场，对西洋榜样及尺度缺乏必要的反 省。 王晓明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中，批评胡适等提倡 文学革命的文章“读上去就仿佛一份施工报告”，作家们“没有 充分意识到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先有理论的倡导，后有创作 的实践”等。就现象描述而言，这些指责都很容易落实。但作 者太急于“拨乱反正”，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同情，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众多负面因素(如轻视文学自身特点、主张 文学应有主流和中心、文学进程可以设计等)，一古脑算到《新 青年》头上@，将一份“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的“同 人杂志”，解读为执政党的“文艺政策”，似乎颇有偏差。 其实，《新青年》同人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不在于“功利 主义”、“绝对主义”或“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力图将文学革命 与思想革命统一起来，用发起运动的方式来促进文学革新。无 论是杂志编排，还是话题设计，陈独秀等人都是希望兼及思想 与文学。至于周作人的两则名文《人的文学》和《思想革 命》④，更是将新文化人的这一意图表述得淋漓尽致。“五四文 学革命”并非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依赖于外力的推 动；思想史意义的召唤，使得不少本不以文学见长的学者，也 都投身“白话诗”的尝试。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个人审美趣味 之间的矛盾，此乃改革者常常面临的两难境地。对于那些基于 “中间物意识”，自觉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后人到光明的地方去 2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第三期 万方数据 的先行者，我更倾向于采取理解与同情的态度。 至于这一选择，是否一定严重伤害其文学成就，这要看当 事人对此尴尬的境地有无清醒的认识。鲁迅曾提及其应钱玄同 的邀请，为《新青年》撰写文章，“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 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接下来的这 段话，常被论者提及： 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 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 《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竞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 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唧 一看到“听将令”三字，马上断言其缺乏“文学价值”，我 以为是不公允的。鲁迅到底是“听”那个“将”的“令”，陈独 秀?胡适?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