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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2012-03-18 29页 pdf 363KB 3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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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 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黄荣贵 桂 勇 提要: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它在集体抗争的动员过程中的作用逐 渐呈现。然而,关于互联网与集体抗争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中国都市集体抗争研究领域中更是如此。现有研究往往采用个人层面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利用个案资料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两种研 究方法都具有内在的局限,难以系统地直接检验互联网与集体抗争事件之 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较为系统地比较了来自上 海的 15 个案例,结果发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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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 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黄荣贵 桂 勇 提要: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它在集体抗争的动员过程中的作用逐 渐呈现。然而,关于互联网与集体抗争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中国都市集体抗争研究领域中更是如此。现有研究往往采用个人层面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利用个案资料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两种研 究方法都具有内在的局限,难以系统地直接检验互联网与集体抗争事件之 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较为系统地比较了来自上 海的 15 个案例,结果发现在线业主论坛确实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 这一发现揭示了互联网作为动员手段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集体抗争 互联网 业主 集体抗争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 对集体抗争进行分析。例如,对都市运动(urban movement)的文献回顾 发现,现有的主要理论包括剥夺理论、共意(consensus)动员理论、阶 级理论、抗议(protest)参与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此外,还有研究者从 政治环境的不同维度(国家政策、政党关系、国家干预等)分析都市运 动(Pickvance, 1995)。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抗争,其研究范式 则包括了大众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新社会运动 理论(Edelman, 2001)。 近年来,研究者对互联网的关注随新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加; 然而,新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集体抗争中的角色与作用尚未得 ∗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05CSH1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我国目前社会阶层状况研究”(项目编号 08JZD0024)、复旦大学 985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创 新基地研究项目“城市基层政权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与机制再造”的资助,作者对上述资助深表感 谢。作者感谢香港城市大学 Yip Ngai-Ming 教授对本文所提的建设性建议,他的评论对提高本 研究的质量有极大的帮助。 1 社会学研究 就中国都市抗争研究领域而言,研究者并没有充分关注信息技术 对于都市集体抗争的影响,我们对于互联网在集体抗争中的作用的研 究和了解都很有限。笔者认为,只有把基于互联网的动员结构和动员 手法纳入集体抗争的分析框架,才能更好理解当前都市抗争。目前的 相关研究主要以个人为分析单位,考察互联网对个人抗争参与行为的 影响或者采用个案研究方法研究集体抗争事件,然而,这两种方法都 具有内在的缺陷,无法有效地直接检验互联网对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影 响,从而限制了我们对互联网与业主抗争之间关系的认识。正是基于 这种判断,本文将采用定性比较研究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较系统地考察在线业主论坛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角色,从 而深化对互联网与都市集体抗争的理解。本文的第一部分回顾互联网 与集体抗争的一般理论,包括互联网如何影响集体抗争的整体景象 (landscape)以及互联网如何影响抗争参与行为。第二部分回顾中国都 市业主集体抗争的传统解释模式,并阐述在线业主论坛作为新兴的动 员结构对业主抗争的影响。第三部分简要展示互联网对集体抗争影响 的初步经验发现,并指出目前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的不足。第四部 分介绍本文的数据分析策略、数据来源和变量测量。第五部分是本文 2 社会学研究 的主要经验发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讨论。 一、互联网与集体抗争:对现有文献的回顾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既对集体抗争事件本身产生了不可忽视的 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抗争参与者所面临的动员结构,从而改变参与者 的决策模式与参与模式。关于互联网如何影响集体抗争事件,最为重 要的议题之一是: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抗争的扩散(diffusion)。扩散 是指抗争的实践流在社会系统中的传播,扩散的实践流包括行为、符 号、意识形态、抗争手段等。社会运动研究指出,扩散的过程可能发 生在不同社会运动部门之间或者不同社会运动组织之间。①多种因素 可以影响社会运动的扩散过程,其扩散渠道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 间接的(Soule, 2004)。直接扩散的主要载体是社会网络,间接扩散的载 体包括共享的认同、共同的文化理解、相似的制度及大众媒体。 互联网可以看作是扩散过程的间接载体,它的出现加速了扩散的 过程,缩短了抗争的周期,从而可能强化冲突的程度(Garrett, 2006)。 主要的原因包括三方面:首先,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流动是高速的,可 以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全球范围,而国家对于互联网信息流的控制(与 传统媒体相比)相对比较弱,这些特点意味着与社会运动相关的信息 的流通周期缩短,流通面增大,发生在一个地区的抗争可能通过跨越 地理界限的信息流通影响到其他地区,并启发和激发进一步的抗争行 动。当然,在信息化时代,不管是社会运动组织还是政府对社会事件 的反应都可能更为迅速,正如宾伯(Bimber, 2000)所指出的,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政治沟通加速了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议程。不过,政治过程 的加速也可能改变政府对集体抗争的反应,从而改变抗争者所面临的 政治机会结构,并最终影响到集体抗争的扩散。第二,以互联网为基 础的沟通方式集多种特性于一身,它同时能成为外部沟通渠道和内部 沟通渠道。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来源于外部的信息的扩散主要依赖于 大众媒体,而来源于内部的信息的扩散主要依赖于社会关系网(Strang & Soule, 1998)。在互联网时代,不管信息来源于内部还是外部,互联 ① 社会运动与集体抗争在内涵上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在一般意义上说,社会运动和集体 抗争都属于抗争政治的范畴,因此社会运动的研究对于理解互联网与集体抗争之间的关系具 有启发性,其研究发现对于解释互联网如何影响集体抗争具有借鉴意义。 3 社会学研究 网都可以成为扩散的渠道。并且,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传播具有高度的 互动性,这种互动性有助于强化扩散的效果。现有的研究初步肯定了 互联网在扩散中的积极作用。比如,对美国的静坐扩散现象的研究发 现,互联网对跨城市的扩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社会网络的影响 则很小;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地理空间妨碍了社会网络在静坐扩散的有 效性(Andrews & Biggs, 2006)。第三,由于互联网中的信息准确程度比 传统媒体低,信息的不准确性可能激化冲突的剧烈程度。艾尔斯研究 跨国社会运动时指出,相当多的信息来自个人,并没有编辑对信息的 准确度进行控制,这会导致信息质量的下降,而不可靠的信息有可能 使集体行动演变成全球性的动乱(electronic riot) (Ayres, 1999)。考虑到 互联网用户对信息具有自我选择性,互联网用户将处于一个同质性极 高的信息空间。经过虚拟空间的碎片化过程,信息的不准确性可能会 被进一步强化(Kerbel & Bloom, 2005),其后果可能是抗争政治的激进 化。对此,学界具有不同的观点。乐观的学者认为,悲观的论断忽略 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参与者不会盲目接受所有的信息,而是 会根据已有的知识做出判断(Garrett, 2006),参与者可能会通过比较不 同的信息来源来减少信息不准确性(Elin, 2003),随着基于互联网的 传播方式的普遍化,用户对网络信息的态度也将可能发生变化,用户 将会用更加批判性的思维看待网络信息(Barlow, 2008)。有经验研究 指出,互联网用户的社会容忍度以及思想开放程度并不比非互联网用 户低(Garrett, 2006)。这种争论还在持续,可惜目前的经验研究非常少, 只有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才能为该争论提供。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不同抗争事件之间的关系,还改变了 潜在参与者与特定集体抗争的关系。换言之,互联网的出现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个人的参与行为。互联网可以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个人的 参与决策,其中,信息流机制被学界广泛讨论,其核心观点是:互联 网的出现减低信息获取的成本,从而增加了个人参与集体抗争的可 能。在一个前瞻性的研究中,沙与他的同事区分了互联网用户使用互 联网的不同动机,发现不同动机的互联网使用对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 (Shah et al., 2001):只有以信息获取为目的的互联网使用才会促进信任 和市民参与。该研究突出了信息流的重要性。有学者甚至宣称,是信 息流而不是互联网技术本身具有深刻的政治涵义(Bimber, 2000)。实 际上,互联网降低了信息发布与获取的成本,增加了信息在互联网中 的流量,从而对政治参与产生正面的影响。当然,互联网中的信息流 4 社会学研究 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信息流适合于不同的目的。对抗争组 织的网站上所提供的信息的内容分析显示,信息流主要包括三类:以 提供事实为取向的信息,以传播观点为取向的信息、以号召和动员为 取向的信息(Rosenkrands, 2004)。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在政治动员 过程中确实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图尔伯特和麦克尼尔分析了 1996、 1998 和 2000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数据,发现互联网用户确实更 加积极参与选举以及其他政治活动,只有 1998 年是例外;可能因为 1998 年是中期选举,不足以引起民众的兴趣,从而互联网使用与参与 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Tolbert & Mcneal, 2003)。塞诺斯和莫指出, 互联网使用普遍促进了信息获取,但是互联网使用对市民参与、政治 参与的影响取决于用户的政治兴趣(Xenos & Moy, 2007)。虽然研究者 对信息流是普遍地促进参与抑或和受众的个人特征有交互效应持不 同的见解,但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媒 体研究揭示,对新闻的关注能够提高个人的政治效能 (Pinkleton et al., 1998; Semetko & Valkenburg, 1998)。①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与其他传 统的媒体一样能够提升个人的内在政治效能(Kenski & Stroud, 2006; Wang, 2007)。如果说高水平的内在政治效能是参与抗争政治的一个重 要影响因子(Craig & Maggiotto, 1981; Yeich & Levine, 1994),那么我们 有理由相信,互联网的使用将促进网民积极参与抗争政治。 二、业主集体抗争:传统的解释与新兴的动员结构 (一)中国都市业主抗争:传统的理论解释 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对中国都市业主抗争的研究大致可以 分为四种不同的取向:阶层视角、情感视角(包括认同及怨恨的视角)、 机会结构视角以及资源动员视角(包括外部资源动员及内部资源动 员)。 1.阶层视角 在阶层视角中,中产阶级被认为是草根抗争的主要力量,该研究 视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中产阶级作为抗争行动的统一、有机的整体 ① 政治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的感知(Lee, 2006)。 5 社会学研究 2.情感视角 情感视角与集体抗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郭景萍,2006), 其中,部分研究者从怨恨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其他研究者则倾向于从 认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斯梅尔塞(Smelser, 1962)和格尔(Gurr, 1970) 较早研究了怨恨在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斯梅尔塞认为结构性的怨恨 与剥夺感是集体行动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格尔则指出,社会结构的 变化带来了个人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刘能 (2004)所建构的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就将怨恨作为一 个主要的动力机制。张磊(2005)指出,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各 级政府组成的利益集团敢于并且广泛侵犯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这是 业主维权运动兴起的深层次根源。此外,研究者也关注认同这一心理 作用机制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比如,何艳玲(2005)吸取克兰 德曼斯的理论观点并指出,对事件本身的共识是一种动员力量,可以 将潜在的动员者变成实际的参与者,从而有助于运动的持续发展;庄 雅仲(2005)则把居民对地域性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作为公园保存 运动的主要动力。情感视角试图将社会变化与个人心理、个人情感和 个人认知联系起来。然而,该视角很容易滑向纯粹的文化解释,从对 业主抗争的解释蜕变为对业主抗争的解读。 3.机会结构视角 与情感视角相对的是机会结构视角。机会结构视角认为,抗争的 出现取决于集体行动者所面临的政治机会机构和有利条件,而不是个 人对遭遇的社会或者经济因素的不满(塔罗,2005)。机会结构不仅 会影响行动者对抗争行为是否可以成功的预期,还直接影响抗争行为 所面临的风险和成本,最终影响抗争行动出现的可能性。芮杰明在分 析业委会在自我组织、参与、行使权力等方面的差异时指出,政治— 法律环境对业委会的发展和运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Read, 2008)。维 权组织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也直接决定其运作策略——借助各种社会 6 社会学研究 关系和社会资源进行非正式的政治活动(张紧跟、庄文嘉,2008)。石 发勇等研究者分析了权威主义国家行政体系“分裂”所产生的机会结 构,并指出正是由于行政体系“分裂”状态的存在,垂直的社会网络才 能成为运动者可资利用的资源(石发勇,2005; Shi & Cai, 2006)。政府 的区分性应对策略——如吸纳与协商、压制与分化、组织动员与利益 补偿——是理解业主抗争形态的重要变量(黄卫平、陈家喜,2008)。 此外,有研究者还指出,维权活动所在城市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国家 政治文化中心所具有的特殊权力结构,是营造机会空间的一个潜在资 源(施芸卿,2007)。 4.资源动员视角 资源动员视角在抗争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积极分子的有效 领导、业委会的建立、业委会的动员以及业主自身拥有的资源都是业 主维权的重要资源(张磊,2005)。大体而言,资源可源于外部或抗争 群体的内部。就外部资源而言,媒体的作用受到研究者较多的关注。 新闻媒体对集体抗争的持续与结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作用是 双重的:首先,媒体的“个人化”、“戏剧化”和具有情感渲染力的报道 方式有助于将抗争行动的中心事件“问题化”,使该抗争从一个不为人 知的事件转化了一个为公众所知晓的公共事件,该过程既引起相关政 府部门的关注,又可以将更多潜在参与者吸引进来(何艳玲,2005)。 其次,由于媒体具有相当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媒体的介入可以造 成社会压力,同时,大众媒体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抗争行为的 合法性,从而有助于问题的合理解决(孟伟,2005)。就内部资源来 说,群体内的组织以及人际社会网络最为关键,因为正式的组织和人 际网络是解决“搭便车”问题的重要手段,可以将潜在的参与者动员和 组织起来(曾鹏,2008)。个案研究已经指出,在业主维权过程中,社 区精英人物、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是组织动员的核心力量,正是他 们的动员将邻里中的业主团结起来,共同展开维权行动(孟伟,2005)。 (二)在线业主论坛:业主集体抗争的新兴动员结构 在线业主论坛除了具有互联网的一般特征,还拥有自身独有的特 点,正是这些特点使之成为业主集体抗争可资利用的动员手段。首先, 在线业主论坛具有高度的互动性,论坛用户可以就小区的公共事务进 行互动式讨论,因此,在线业主论坛可以看作是新兴的公共领域。关 于互联网和政治讨论的研究指出,政治讨论让讨论参与者置身于多元 7 社会学研究 化的政治观点中,提升参与者的政治兴趣,从而提高参与者对政治的 认知水平(Shah et al., 2005),并最终促进政治参与。经验研究指出,以 信息为目的的在线活动(比如,在线新闻阅读)同时促进面对面的政 治讨论以及在线的政治讨论,而政治讨论最终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 响(Shah et al., 2005; Nah et al., 2006)。在该理论模型中,互动式讨论是 政治参与的直接影响因素。与传统的面对面的政治讨论相比,在线讨 论平台有独特的优势:第一,其讨论的影响面更加广泛,参与者的政 治观点也更加多元化。第二,在线讨论成本更低,参与者可以自由选 择加入讨论的时间与地点,这一点对于上班一族来说特别重要。第三, 用户在讨论过程中享有对讨论内容的“编辑权”(Scott & Street, 2000)。 所谓“编辑权”,是指参与者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布自己的信息或者对 现有信息进行再阐释。在这个意义上,用户可以通过叙述(narrative) 的方式,指出“什么是问题”,同时为“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提 供答案,该过程有助于加强参与者的共识。 其次,在线业主论坛是一个虚拟社区,有助于集体认同的发展, 并为集体行动提供心理学基础。集体认同是参与者之间的联系纽带, 集体认同的建构在社会运动中至关重要(Gamson, 1992)。研究者对互 联网与集体认同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研究指出互联网虽然 有助于组织某些集体行动,但其对于意义与认同的影响甚弱(Wall, 2007;Wright, 2004),只有日常的交流才是建构认同的核心。与之相 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则认为互联网上的互动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 认同(Myers, 1994),但是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认同是否能转化为集体行 动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比如,尼普(Nip, 2004)分析了网上论坛在建 构同性恋群体的集体认同中的作用,发现:1)网上论坛能够维护并且 强化“我们”这种认同边界,并且培育出群体信任感;2)网上论坛并没 有很成功地建立一个关于同性恋的阐释框架,也没有成功地提升成员 的对同性恋现象的自我意识,从而限制了其集体动员的能力;3)网上 论坛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与主流问题相对的群体亚文化,但并没有取 得彻底的成功。本文认为,在线业主论坛所具有的独特特点使之有助 于促进业主的集体认同,并能转化为集体行动。对于中国城市中的在 线业主论坛来说,由于在线业主论坛与小区具有一一对应关系,而论 坛的绝大部分用户都是本小区的业主,因此虚拟的社区与现实生活的 社区是相互重合的。笔者认为,这种重叠性是在线业主论坛培育出集 体认同的关键,也正是这种重叠性强化了集体认同转化为集体行动的 8 社会学研究 能力。个案研究显示,当在线社区与现实社区存在重叠时,在线社区 有助于生成大量的弱邻里关系,这种邻里关系最终能够成为集体行动 动员的工具,而虚拟的社会关系与现实的社会网络的重叠,更是有效 地克服了搭便车的问题(Hampton, 2003)。 再次,正因为在线业主论坛与现实的社区存在对应关系,在线业 主论坛可以看作是业主集体抗争的组织基础,是集体抗争组织、协调 的工具与手段。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社会运动以及其他形式的集 体抗争的实体组织不再是必须的,所有的任务(包括动员、协调等) 都可以通过虚拟空间完成。由于虚拟组织的运作成本比较低,少数的 积极分子(activists)可以通过互联网而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这意 味着以积极分子为核心的集体抗争组织是一种新的社会运动组织模 式。艾尔等人预测,以少数积极分子为核心的组织在集体抗争中将会 越来越多(Earl & Schussman, 2002)。与传统的集体抗争组织相比(比 如以业主代表为基础的组织网络),在线业主论坛作为业主抗争与充 权的新平台具有独特的优势:第一,通过业主论坛发布信息的便利性 使抗争的组织过程更加透明化;第二,基于业主论坛的沟通使得组织 成员之间、成员与领导者之间的沟通更加直接、容易;第三,对组织 领导者的依赖性降低,领导者不再是组织、协调的核心,支持者可以 相对独立地组织集体行动,共同的政治议题变成动员的核心要素 (Ward & Vedel, 2006;Garrett, 2006)。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看来,组织 过程的透明化和沟通过程的直接化意味着用户可以更容易得知其他 用户在抗争中的决策及贡献,并且该过程并不直接受限于群体的规 模,从而,基于互联网的业主集体抗争较少受社区规模的影响,共同 利益与议题本身往往就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Lupia & Sin, 2003)。 综上所述,在线业主论坛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兴的动员结构。 三、在线业主论坛对抗争的影响:一些初步的经验发现 (一)在线讨论对参与抗争的影响:基于个人数据的分析 根据经验观察以及上文论述可知,在线讨论有助于促进个人的抗 争参与行为。作者在这 15 个小区进行了个人层面的问卷调查。上海 的调查数据显示(数据来源及收集方法,请详见桂勇、黄荣贵,2008), 即使控制了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曾经在网上业主论坛参与讨论社 9 社会学研究 区公共事务的被访者更加有可能参与其他的抗争行为,包括写联名 信、上访、抗议和请愿。回归系数是 3.1410,意味着其发生比率是 23.13①,即参与网上讨论的被访者参加其他抗争行为的可能性约是其 他被访者的 23.13 倍。在一定程度上说,业主在线论坛确实有可能成 为业主抗争的动员手段。 表 1 参与在线业主论坛讨论与参与其他的抗争行为:基于个人的分析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3.7363* 1.4710 参加论坛讨论 3.1410*** .6838 年龄 .0112 .0202 性别(1=男) .3905 .5919 教育程度 -.2052 .1976 样本量及模型拟合度 N=430 AIC= 114.26 注:1)这是 logistic 回归分析;2)其他抗争行为包括:写联名信、上访、抗议和请愿。 *<0.05;**<0.001;*** < 0.0001。 (二)业主论坛与社会网络:对两个小区的比较分析 个案观察显示,在线业主论坛不仅能通过在线讨论影响个人参与 抗争的可能性,还能成为抗争动员的渠道。在这一节中,笔者将简述 两个案例的动员过程,并分析不同动员手段的差异(关于两个案例的 基本资料,见表 1)。 小区 X 是一个中产阶级小区,规模中等,没有网络业主论坛。该 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擅自提高物业管理费价格,引起业主的不满,于 是业主集体向市、区物价局反映问题,希望能够把物业管理费降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一些细心的业主发现了问题,他们将该信息告 诉小区内的熟人,并且对此交换各自的意见。其次,比较关心小区公 共事务的业主开始发起撰写联名信的,并上门动员熟悉的居民支 持该行动。由于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社区,单个业主很难征集所有业 主的意见,于是积极份子通过熟人网络在各个楼中物色业主代表,并 且通过业主代表征求每个楼业主的意见,从而完成联名信的撰写。 小区Y是一个中产阶级小区,住户以年轻的白领为主,小区规模 ① 23.13=exp(3.1410)。 10 社会学研究 约 1000 户,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小区。小区居民在 2007 年开始入住, 因此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多。该小区拥有一个业主论坛,截 至 2009 年 1 月底,论坛累计发帖数过万,而帖子主题数高达 3100 多。 业主在论坛上发布日常生活、物业管理等方面的信息,业主之间在虚 拟空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2008 年下半年,有业主偶然间发现物业管 理公司私下允许电信公司在小区内安装相关设备。业主认为该设备将 会带来电磁污染,从而引发集体抗议。首先,业主将已安装的设备的 照片在论坛上发布,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业主一致认 为物业管理公司的行为损害了业主的利益,并且该行为没有得到业主 的授权,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其次,有业主在网络上发起号召,建议 成立业主联席会作为组织和协调主体,代表业主进行维权,该号召得 到业主的积极支持,最后由自愿报名的业主组成业主联席会。再次, 业主联席会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号召业主参加在小区内举行的业主签 名会,以表示共同支持集体维权行动。签名活动取得成功,为最终的 集体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最后,在业主联席会的推动下,成功召开 了多方协调会,并在会上让物业管理公司做出有利于业主的承认。在 整个维权的过程中,有论坛用户将具体的过程用文字、图片进行及时 的报道,让其他业主较为全面地了解事件的进展。①从以上分析可知, 在线业主论坛发挥作用的机制包括:促进小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提供 方便的互动和讨论的平台,进行号召和动员。 虽然两个小区并不是完美的相似案例,但是对此进行比较有助于 我们理解两种不同动员手段的差异。X 小区是面对面的动员,该动员 方式基本是基于一对一互动模式,动员成本较高。实际上,该方式的 动员成本将会随小区规模线性增加,因此该动员方式在中小规模小区 更为有效。虽然该行动具有集体性,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却较少。 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动员依赖于现有的社会资本,但是动员过程不是 生成新社会资本的有效过程。与之相对,以互联网作为动员手段,基 本上是一种“一对多”甚至是“多对多”的动员模式,其动员成本比较低, 并且有可能在动员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资本。当然,在线业主论坛的 是否能够成为有效的动员平台取决于论坛用户的活跃程度,这直接与 用户的数量有直接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型小区的在线业主论坛 更有可能成为有效的动员平台。 ① 信息来源:作者于 2009 年一月对在线业主论坛的内容分析及与小区业主的通信。 11 社会学研究 表 2 两个小区的比较:不同的动员手段 名 字 小区 档次 规模 在线业 主论坛 诱因 动员方式 X 中产 小区 中等 没有 物业管理公司私自提高物业管 理费 面对面动员,社会 网络是核心 Y 中产 小区 大型 有 物业管理公司私自允许安装电 信设备 网络动员为主 从以上经验发现可知,虽然现有的经验数据暗示了互联网、特别 是在线业主论坛对于业主集体抗争的参与和动员具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但是,不管是基于个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还是单个/少数个案的 案例分析,它们在方法论上是具有明显的缺陷。对于前者来说,虽然 大样本的数据分析有助于帮助研究者进行统计推断,但是基于个人数 据的分析无法为理论观点提供直接的经验支持。根据现有的理论,我 们可以把在线业主论坛视为动员结构,该结构不仅仅能影响个人的参 与行为,还直接影响集体抗争的事件本身。理论上,研究者可以收集 关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大样本,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在实际研究中很 少有研究者使用集体抗争事件作为分析单位进行统计分析。正是由于 这种限制,个案研究变成了研究者方便的选择。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 单一个案研究最大的问题是 “基于因变量选择案例 (selection on dependent variable)”,存在选择性偏误,无法对理论观点进行比较系统 的检验。多个案比较可以弥补单一案例的研究,然而,在操作层面, 当案例数量增加,自变量不同取值的组合将以指数级递增,研究者难 以通过手工方式对理论观点进行有效的比较。正因为如此,本文将采 用定性比较分析(QCA) (Ragin,1987,2000)作为主要的数据分析策略, 试图较为系统地直接检验互联网对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影响。 四、本文的分析策略、数据及测量 (一)分析策略:定性比较分析 当抗争政治研究的关注点从个人参与转向抗争事件时,研究者所 12 社会学研究 面临的主要是小样本或者是中等大小的数据样本。然而,抗争事件的 出现往往同时取决于多个要素。样本量的限制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意味着统计建模和统计推断难以提供有效的分析结论。与之相对,定 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Ragin, 1987, 2000)能够有效、系统地处理多案例比较研究数据。该方法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工业行动(Dixon et al., 2004)、社会运动(Amenta et al., 2005; Cress & Snow, 1996,2000; Hagan & Hansford-Bowles, 2005; Osa & Corduneanu-Huci, 2003)、抗议研究(Walton & Ragin, 1990)和社会革 命(Wickham-Crowley, 1991)的研究。 定性比较分析是一种以案例研究为取向的研究方法,它可以帮助 研究者进行理论与经验的对话,并能系统地分析中小样本的数据。① 拉金于 1987 年首先提出定性比较分析,该方法只能处理两分变量的 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然而,随着该方法的发展,拉金(Ragin, 2000) 将模糊集合引入定性比较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变量的“质性”维 度和“量化”维度结合起来;克隆维斯特(Cronqvist, 2004)将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扩展,使之可以处理多值的条件变量。现在,定性比较研究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②随着方法论的发展,相应的软 件也在不断开发和完善中,目前的软件包括fs/QCA(2.0)③,Tosmana④, 基于Stata的命令fuzzy,以及基于R语言的程序包QCA⑤和ASRR⑥,所 有的软件都能进行两分变量的QCA分析,fs/QCA、fuzzy和ASRR可以 分析模糊集QCA数据,而Tosmana和ASRR可以进行多值条件的QCA 分析。本研究主要使用拉金(Ragin, 1987)提出的定性比较研究方法, 在该方法中,变量取值为 1 表示某个条件发生或存在,用大写字母表 示;变量取值为 0 表示某个条件不发生或不存在,用小写字母表示; *表示“和”,+表示“或”,而->或者=表示导致。比如,A*B->Y表示 A和B同时存在将导致Y的发生。定性比较分析并不是定量分析方法的 替代,它具有与后者不同的分析逻辑。首先,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因 果关系的理解异于定量研究:它假定因果关系是复杂的(complexity) ① 目前,定性比较分析可以与概率理论相结合,从而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 ② 在定性比较研究方法的国际网站上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献,详见 http://www.compasss.org/pages/resources/international.html ③ http://www.u.arizona.edu/~cragin/fsQCA/software.shtml ④ http://www.tosmana.net ⑤ http://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QCA/index.html ⑥ http://asrr.r-forge.r-project.org 13 社会学研究 并且是可替代的(substitutability),因此研究者关注的是社会现象的多 重条件并发原因(multiple conjectural cause)。所谓多重条件并发原因, 是指:一个条件对结果的影响同时取决于其他条件,比如条件A和条 件B同时出现导致Y(即A*B->Y);同一个结果可能由多个不同的并发 原因引致,比如 A 和 B 可以导致 Y , C 和 D 也可以导致 Y( 即 A*B+C*D->Y);在一种社会情景B下,某个条件A出现(即A*B)可能导 致Y,而在另一个社会情景C下,某个条件A不出现(即a*C)可能导 致Y(即A*B+a*C->Y)。可见,定性比较分析假定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 是非线性的、解释条件对结果的效应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同一个社会 现象的发生可能有不同的原因组合。其次,定性比较分析的分析单位 是条件组合而不是案例。在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先根据不同的策略 确定解释变量,然后将以个案为单位的数据进行汇总,得到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的所有组合(configurations),这些组合以表格的形式表示, 该表格叫做事实表(truth table)。研究者以所有的组合作为分析的起点, 根据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对条件组合进行简化。最为基本的运算 逻辑为:如果两个不同组合(A*B和A*b)同时导致一个结果(Y),并且 这两个组合中有且只有一个条件的取值不同(这里是B和b),则该条件 是冗余的。换言之,如果A*B+A*b->Y,根据布尔算术可以得到A->Y。 该运算过程可以看作是寻找不同组合的共同点 (关于定性比较分析的 介绍,可参见Caramani, 2009)。最后,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分 析现象发生(Y)的原因,也可以分析现象不发生(y)的原因。分析前者 的时候,后者对应的数据并不进入分析过程,而分析后者的时候,前 者对应的数据不进入分析过程。这是因为定性比较分析是基于必要条 件和充分条件的推断逻辑,而不是统计推断的逻辑。与之相应,定性 比较分析持“非对称因果关系”。即,研究者不能从X->Y直接推断出 x->y。 在操作层面,研究者首先根据研究问题确定案例。在定性比较研 究中,案例确定过程往往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互动过程。第二步是确 定解释条件变量。变量的选择可以遵循不同的原则(见 Rihoux & Ragin, 2009:125-133)。第三步是根据解释条件建构事实表。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遇到矛盾条件组合,即同样的条件组合对应不同的结果。此时, 研究者必须解决矛盾条件组合问题。最后,研究者根据布尔算术对事 实表进行简化,从而得知导致被解释变量发生或者不发生的条件。 对本文来说,定性比较分析是一种合适的分析策略。首先,这是 14 社会学研究 一个样本量较小的研究。对于小样本数据集来说,统计分析的逻辑并 不是一个有效的数据处理策略。相反,定性比较分析正是针对中小规 模样本数据分析发展起来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经验研究中。比如, 在前文提到的定性比较分析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其样本量从 15 至 133,绝大部分的样本量在 30 以内。虽然小样本数据意味着有相当一 部分的解释变量组合是无法观察到的,但是这恰好是定性比较分析的 强项。正如拉金(Ragin, 1987)指出的,有限的变异(limited diversity) 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规现象,即使在大样本数据中也经常遇到。与 统计分析对模型的假设进行预先限定的方式不同,定性比较分析在处 理有限变异现象时更加透明化。在实际分析中,定性比较分析既可以 将没有观察到的个案排除在分析过程之外,也可以引入没有观察到但 是与现有理论不相冲突的 “虚拟 ”组合,即简化假设 (simplifying assumption)。引入这些没有观察到的个案,一方面可以得到更加简约 的理论模式,另一方面有助于指导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对现有理论模型 的检验,因为研究者可以通过提供关于简化假设的案例对理论模式进 行证实或者证伪。其次,本研究的理论观点潜在地指出,导致业主集 体抗争的因素是多重条件并发性的。比如,在线业主论坛与传统的社 会网络可能具有替代性,当缺乏在线业主论坛的时候,社区规模将是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能较好地检验本研究 的理论观点。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 本研究的案例数据收集于 2006-2007 年,案例是上海市市区的商 品房居民小区,而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该小区在过去一年中是否曾经 发生过集体抗争事件。测量集体抗争的标准包括:1)参与者至少 5 人 (Chung et al., 2006)。本研究采用更严格的标准,只有当参与的住户数 超过小区所有住户数的 3%,笔者才将该小区视为发生集体抗争的案 例。2)事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质,比如,事件涉及业主的公共利益或 者参与者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结构性和制度性根源。3)业主与对手互动 的形式不仅局限于双方之间平和的协商。本研究所定义的集体抗争是 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甚至涉及威胁、恐吓等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 小区的选择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而得,最后的案例样本量是 15,其中 6 个案例曾经发生集体抗争,另外 9 个案例没有发生集体抗争。与定 性比较研究的常规做法不同,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确定样本,使 15 社会学研究 之更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增加结论的概化能力。在本研究中,案例 是以小区为单位,因为小区在当前依然是有意义的社会单位(桂勇、黄 荣贵,2008),并且目前的业主集体抗争主要以小区为单位。对于被选 取的小区,研究者对小区居民进行了小组访谈,并且对相应的居委会 工作人员、物业管理公司、业委会主任(若业委会已成立)等进行访 谈,从而能够比较详细地了解到各小区的相关信息。对这些访谈信息 进行整理和重新编码得到相关变量的取值。该选择与定性比较研究方 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因为定性比较研究强调理论与经验的对话,关 于案例的详细背景信息在变量的校验(calibration)和调整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主要采用 ASRR(Huang, 2009)程序 包进行分析,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作者使用 QCA(Dusa, 2009) 程序包进行再分析,并将结果与 ASRR 程序的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显 示,两个程序的结论是一致的。 变量的选择在定性比较研究中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一方面,研究 者关心的不是“净效应”,一般不会在分析中引入所谓的控制变量。另 一方面,由于多重条件并发原因的数量随解释变量增加而对数级增长 (2n),变量的增加意味着非常多的多重条件并发原因不能被观察,这 将导致极端的有限变异(limited diversity)问题。根据惯例,对于中等大 小的样本(10-40),解释变量的数量最好是 4 到 6、7 个(Rihoux & Ragin, 2009:28)。在本研究中,变量选择主要遵循理论视角的路径(Rihoux & Ragin, 2009:125-130)。首先,根据研究的理论观点,小区是否存在 在线业主论坛是一个核心变量。业主论坛被看作不同于社会网络的动 员结构,并且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动员结构更少受制于群体的规模,因 此社会网络与小区规模也是重要的解释条件。此外,解释变量的选择 还参考集体行动的一般理论、社会运动理论以及业主抗争的研究。在 集体行动理论中(Udehn, 1993),群体规模、群体异质性、闭合式的 社会结构、选择性收益是主要的解释变量。由于群体异质性、闭合式 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社会资本,特别是社会网络具有密切的联系(李洁 瑾等,2007),这三个要素将集中反映于社会网络的测量中。由于选 择性收益主要解释谁参与的问题,而本文主要关注集体抗争事件,所 以本文不对其进行具体的测量和分析。最后,社会运动研究指出,动 员结构、怨恨、政治机会结构是集体抗争出现的重要解释变量。就动 员结构而言,除了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正式的社会组织也非常重要, 就业主集体抗争而言,最重要的组织是业委会。本文将业委会是否成 16 社会学研究 立并且正常运作作为一个核心解释变量。由于业主的集体抗争是自发 或者半自发的、以事件为核心的,这种抗争和以专业抗争组织为核心 的社会运动略有不同,对于前者来说,怨恨是动员的利益基础。因此, 对动员的准确理解应该是:动员只有与怨恨相互结合的时候才能促进 集体行动的发生。同时,一个小区如果缺乏动员能力,怨恨自身也不 足以引发集体抗争。至于机会结构,由于所有的案例都来自同一个城 市,可以认为这些小区面对着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结构,因此不予直接 测量和分析。除了以上因素,业主抗争研究指出中产阶级小区更有可 能发生集体抗争,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都是商品房、中上档次的小区, 而小区居民主要是中高收入群体,可认为不同小区居民的阶层构成的 同质性比较高,所以在研究中不直接测量。类似地,由于所有案例都 是商品房,社区类型变量可以看作是潜在的控制变量。在数据分析的 过程中,笔者首先使用了现有研究指出的变量建构事实表进行分析, 然后再引入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在线业主论坛。 表 3 变量选择与说明 解释变量 对各变量的说明 动员理论:在线业主论坛作为动 员结构 是否存在在线业主论坛 核心变量 集体行动理论:闭合式的社会结 构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困境 社会网络 核心变量 动员理论:社会网络是有效的动 员结构 集体行动理论:搭便车问题在大 群体中更有可能出现 小区规模 核心变量 主要基于对物业管理公司的 绩效评价① 怨恨理论 核心变量 动员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业主 委员会作为动员结构和关键核心 (critical mass) 是否存在运作正常的业委会 核心变量 阶层理论、资源动员理论:中产 阶级社区更有可能发起集体抗争 - 样本都是商品房小区,小区 档次偏中上,小区居民主要 以中高收入群体。可认为该 变量的同质性比较高。不予 以直接测量 机会结构理论 - 所有案例来自同一个城 市,所面临的机会结构基 本相同 集体行动理论:选择性收益有助 于促进集体行动 - 本研究主要关注小区层面 的集体抗争事件,不直接 测量个人层面的变量 社区类型 - 所有案例均为商品房小区 17 社会学研究 五、事实表的建构与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首先,根据社会网络、社区规模、怨恨及是否存在运作正常的业 委会等变量建构事实表(见表 4)。从事实表可见,存在着多个矛盾组 合。检查相关的矛盾组合,发现案例 226 发生集体抗争事件,但是怨 恨条件的编码为 0,这与理论预期相悖。于是作者重新阅读这个案例 的访谈,发现虽然该案例的物业管理公司表现不错,但开发商遗 留的问题损害了业主的集体利益从而导致了集体行动。这说明,虽然 物业管理是目前引发集体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对于已经发生集体 抗争的案例,其怨恨并不局限于物业管理方面。于是,作者对怨恨变 量的操作化定义进一步拓宽。换言之,如果怨恨变量的操作定义不仅 仅局限于物业管理方面,则可以将案例 226 的怨恨变量重新编码为 1。 ②类似地,案例 612 和 2213 目前的物业管理表现不错,但是这两个小 区曾经发生集体抗争。对案例 612 来说,当前物业管理表现良好是抗 争的结果,在抗争前,物业管理问题确实是引发集体抗争的重要导因; 而案例 2213 由于小区内的违章搭建以及其他周边环境问题(噪音问 题)损害了大部分业主的利益。因此,案例 612 和 2213 的怨恨变量 也编码为 1。对数据进行校验后,再建构事实表,发现依然存在两个 矛盾组合。然而,这些矛盾变量难以直接通过对数据的校验得到解决。 因此,作者引入第五个解释条件:在线业主论坛。这时候,事实表仅 有一个矛盾组合,但是该矛盾组合可以通过对数据的重新校验得到解 决。该矛盾组合与两个小区相对应,其中一个小区发生过集体抗争, 另一个小区则没有发生集体抗争。发生过集体抗争的小区采用社会网 络作为动员手段,同时小区规模的编码为大型小区。这一点与理论预 期不完全一致。一种可能是对小区规模的编码不当所导致。重新考察 小区的实际规模,发现该小区规模为 524 户,而原来所采用的分界点 是 483 户(16 小区规模的中位值);如果调整分界点为 530 户,重新 建构事实表,所得到的事实表并没有矛盾原因组合,并且结果与理论 预期相吻合。③根据以上分析对变量的编码进行调整,得到新的没有 矛盾组合的事实表II(见表 5),这说明社会网络、社区规模、业委会、 怨恨和在线业主论坛这五个变量已经可以解释这 15 个案例。 18 社会学研究 表 4 事实表(I) 社会 大规模 社区 (Big) 怨恨 结果 (Action ) 有集体 抗争的 案例数 无集体 抗争的 案例数 业委会 (HA) 案例 (grieva nce) 网络 数量 (Ties) 案例 标识 0 0 0 0 1 0 1 0 611 0 1 0 0 2 1 1 C 226; [514] 0 1 1 0 1 1 0 1 515 0 0 0 1 2 0 2 0 28; 117 1 0 0 1 3 1 2 C [25]; [228]; 2213 1 1 0 1 1 1 0 1 612 0 0 1 1 1 0 1 0 13 1 0 1 1 2 1 1 1 2210 0 1 1 1 1 0 1 0 225 1 1 1 1 2 1 1 C 116; [227] 注:1)社区规模变量以 15 小区户数的中位数作为分界点,大于中位值的为 1;2)怨恨基于对物 业管理公司的表现的评价;3)案例标识中的[]表示该案例的结果为 0;结果中的 C 表示矛 盾条件组合。 对事实表(II)进行QCA分析发现,有三个原因组合导致集体抗 争:1)有效的社会网络*小规模的小区*怨恨*有业委会*没有在线业 主论坛;2)业主论坛*大规模的小区*怨恨*缺乏有效的社会网络*没 有业委会;3)有效的社会网络*大规模小区*怨恨*有在线业主论坛* 有业委会。④该结果可以进一步表述为: 集体抗争=怨恨*(在线业主论坛*大规模小区*(无业委会* 无有效的社会网络+有业委会*有效的社会网络)+有效的社会网 络*小规模社区*有业委会*无在线业主论坛)。 该表达式显示:1)怨恨是集体抗争发生的必要条件;2)如果小 19 社会学研究 区拥有在线业主论坛,在线业主论坛可以成为动员手段,这种动员方 式往往发生在大型小区,在这种动员方式中,社会网络与业委会不是 必须的要素;3)社会网络作为主要的动员方式主要发生在小型社区 中。虽然有效的社会网络和在线业主论坛都可以成为有效的动员结 构,但是社会网络的动员作用在小社区中更有效,而基于互联网的业 主论坛的动员方式似乎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的小区。如果将没有观察到 的可能的原因组合,即简化假设 (simplifying assumption)引入QCA分 析,其结果可以进一步简化:1)有效的社会网络*小规模的小区*怨 恨*没有在线业主论坛;2)业主论坛*怨恨。该分析结果显示,是否 具有业委会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解释条件。作者对数据再分析,但没有 引入业委会这个解释条件,结果发现,即使不引入简化假设,其结果 依然是:1)有效的社会网络*小规模的小区*怨恨*没有在线业主论坛; 2)业主论坛*大规模的小区*怨恨。⑤ 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研究的案例包括了没有发生集体抗争的案 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选择性偏误, 从而有助于深入对“为何有些集体抗争不发生”的理解。基于事实表 (II)对没有发生集体抗争的案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QCA 分析将 事实表中的 8 个条件组合简化为 5 个条件组合:没怨恨*(缺乏有效 的社会网络*小型社区*有业委会+小型社区*有业委会*无在线业主论 坛+缺乏有效的社会网络*无业委会*有在线业主论坛)+缺乏有效的社 会网络*小型社区*有业委会*无在线业主论坛+大型社区*怨恨*有业 委会*无在线业主论坛->没有集体抗争。如果在分析中引入简化假设, 可以得到更为简约的结果:无怨恨+缺乏有效的社会网络*无在线业主 论坛+大型小区*无在线业主论坛->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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