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逆转

南风窗2011年第17期封面文章 　　人口红利逆转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在过去的30多年中收获了巨大人口红利的国家，当老少人口关系逆转，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将意味着什么？而这样的变化又是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民工荒、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二胎生育和柔性退体试点等等现象正在这个过去一直被感叹人太多、太拥挤的社会中发生。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公布，使得那些屡被提及的人口红利担忧正在一步步得到验证。 　　超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总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传统上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正在逐渐成为记忆的一部分。而这种巨大变动恰恰发生在中国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重大转型过程中，意味着传统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持续，以低工资、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工代价换取人口红利的时代正在逐渐远去，依靠高储蓄率、高投资、廉价资金成本推动的增长方式也将面临挑战，而人口转变也将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转变，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人未富，身心已老。旧的优势正在远去，新的优势却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人活得相当疲惫，中青年阶层将发觉，他们正在面临沉重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负担，而他们自己必须非常精打细算，拼命工作，才能应付这样的“人口负债”。 　　根据人口经济学家的预测，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至于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仍无从知晓。 　　正如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刊文所言，中国已经成功扭转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但未来面临的与人口有关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如何尽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人力资源结构的提升、户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应对人口结构性变化将可能带来的冲击，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回到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本，这是改革者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 　　人口红利的盛世危言 　　作者：本刊记者邢少文 发自广州 　　2010年4月底，国务院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结果所显示的中国人口结构转变速度之快，印证了许多人口学者的担忧，也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生育率继续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呈现，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变化。 　　虽然在人口学界至今仍然争论于数量巨大的人口对中国而言是压力还是红利，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却是，在过去的30多年中，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一大有利因素。 　　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这即将发生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什么？ 　　人口结构的转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原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很多争论提供了实证的答案。结果表明，对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此前的认识是滞后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对本刊记者说。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 　　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 　　“预期未来的人口变动将以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和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主要特征，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记者说。 　　在此之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已在人口学界引起担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低于官方宣称的所谓1.8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1992年，中国人口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此后，生育率水平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滑，至今已经持续了约19年的低生育率，原新根据六普少年儿童人口规模推算，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 　　“50~60年代的生育率过高、人口增长过快以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崩溃，形成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即通过降低过高的生育率来放慢人口增长速度，但目前我国的年人口增长速度在5‰以下。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原来的认识进行反思”。顾宝昌说。 　　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伴随着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实现的。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别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这一代人现在正在步入老龄化，从时间上来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老龄化的速度还会继续加快。未来30~40年，变动将会是最为剧烈的。”原新说。 　　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显然过快。六普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为34%，少儿抚养比为22.3%，老年抚养比为11.9%。而此前联合国的预测是，到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可以看出，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早已明显地快于联合国的预测。 　　“大学招生现在都在抢生源，许多中小学校都关闭了，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我们身边就能感受得到。”顾宝昌举例说。 人口红利的消退 　　从第六次普查数据来看，年轻劳动力的减少速度也在加快。根据统计，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 人口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在经济学上用人口红利一说或许更能有效地进行描述。 　　所谓人口红利，其核心是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劳动人口比例越高，抚养比例越低，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能够减少经济发展中资本边际递减带来的影响。 　　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龄人口没有加速增长之前，为中国经济提供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中国的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之外，成为了另一个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正好处在人口转变的这一区间，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视为人口红利期。”原新说，“但这只是一个机会，将人口机会变为人口红利现实，需要综合的因素，错过这一机会的国家也大有人在。” 　　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 　　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也成为日本经济因此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种人口转变的速度，使得人口红利来得快，结束得也快。”原新指出。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指出，日本、韩国、中国这3个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人口转变的过程都更快，尤其是韩国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均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用了不到50年时间，而西方国家历史上均用了100年左右时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生5个降到生两个用了25年时间，西方国家用了约75年。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之短，也导致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早地到来。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通过对抚养比的测算研究，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将在2015年到来。 　　“中国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意味着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未富’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没有比较优势，老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迟迟不能获得，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蔡昉认为。 　　认知的分歧 　　对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经济学家对此或许更为敏感，而在人口学界，对于这种变化的分析却并不一致。不同的认知，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评判相差颇大。 　　有部分人口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强劲发展，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扮演的是一个更无关紧要的角色。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催化剂是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深入的体制改革。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压力，而不是红利。 　　对此，王丰则认为，“人口红利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与劳动生产率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中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并不互斥。” 　　“就业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减少人口来解决就业。欧盟国家年轻人失业率在20％以上，而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很低。”他对记者说。 　　“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数量之间并不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就是从劳动密集型企业上起步的，中国的就业率比印度高很多，印度虽然推崇软件业等高端产业，但很多的低端劳动力就业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原新说，“不能把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割裂开来看，生产率的提升仍然不能替代劳动力数量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来自日本，在人口红利期消退之后，日本的劳动率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已给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顾宝昌则认为人口现象往往是通过综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议并不能掩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是一种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差不多50岁了，年轻的劳动力供应不再像过去那样供不应求。” 　　“并不否认经济结构要进行转型，但劳动力队伍的老化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年轻劳动力一年比一年减少，不应该用整体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来掩盖或否定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趋势。”他说。 　　“有人说劳动力短缺将会促使中国产业升级，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人口学者易富贤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其实产业升级减少的只是对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中国目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的28%，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第二产业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过度降低，也意味着国力的下降。 中国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产业的比例（只是需要优化结构），而是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三产业对人口素质的要求更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发达国家70%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过剩”，还占总劳动力的38%。但过剩的是中老年劳动力（由于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劳动力比例显得过大），他们既不能补充第二产业，又不能补充第三产业。 　　此外，还有一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的分担，只能留在农村照顾父母。中国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局面：由于年轻人口的不足，第二产业无法补充，第三产业更加发展不起来，农业人口却又无法转移。 　　未知的挑战 　　“对未来趋势的争论在人口普查数据的面前是很苍白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是我国过去几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顾宝昌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人口低增长的时期，但从来没有过超低生育率的时期，而由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从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跨过历史的分界线，社会结构从农村为主转向了城市为主，人口迁移、流动上发生的变化，这对将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现在的农二代和农三代跟他们父母辈的需求已经不一样，而随着中西部发展速度的加快，劳动力的就近移动也成为常态。”原新认为这也是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和出现诸如富士康自杀事件和“工潮”现象的人口因素。 　　这些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已逾越了人口学和经济学，成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依靠单独的人口政策，并未能进行有效的改变。 　　但这些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并没有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得到政策上的体现，“说明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认识不足，这种转变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对此我们还缺乏认识、准备和经验。”顾宝昌说。 　　“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原新指出。 　　“即使生育政策调整了，也不见得就能解决将面临的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但如果生育政策都不准备调整，说明我们对面临的人口挑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缺乏起码的认识。”顾宝昌说。 　　“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是不可重复的。”王丰认为。而显然，以牺牲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的人口红利已然很难再长久持续。高储蓄率，廉价的资金成本支撑的外向型和投资型经济也面临转型，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财富获得的分配不均也导致了未富先老的改革瓶颈。 　　不思改革的代价，可能将伴随人口结构性矛盾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巴曙松：“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的契机 　　作者：本刊记者张墨宁 发自北京 “民工荒”、人力成本上升、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交织发生的经济现象直指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据此，多位学者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开始逐渐减少，劳动力过剩为短缺所取代。也有异议者认为，这是经济的周期性调整所致，农村依然有充沛的劳动力存量。“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来临？它对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风险还是机遇？为此本刊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 　　《南风窗》：近几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中部省份相继出现了“民工荒”，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普遍感觉即使涨工资也招不到人，这能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巴曙松：过去30多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是这一增长动力在 2004 年后开始弱化，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 　　失业率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的供需状态，中国自 2002 年以后失业率出现下降，日本在 60 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也出现了下降。近年来，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逐渐上升、外出务工农民虽逐年增加但增幅逐渐趋缓。同时，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在上升，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中西部省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农村居民转移意愿弱化。 　　从农村居民消费数据上也能看出一些趋势，2005 年之后，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加快。2005 年之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并没有显著性领先于东部。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劳动力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都出现了农村居民消费增速居于全国前列的现象。收入和消费的上升导致农村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动机的弱化，劳动力“东进”的趋势可能终结。 　　《南风窗》：也有学者认为“用工荒”是一种局部性现象，并不能反映出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市场短缺的是青壮年劳动力，而40岁以上的劳动力可能普遍存在就业不足，工资上涨可能是货币的泡沫推动，而非“刘易斯拐点”，您怎么看？ 　　巴曙松：周期问题和结构问题往往是混在一起的，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很多人会认为是因为经济偏快时期的表现之一，此时就业机会多，导致了“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或者是因为通胀的压力，不得不提升劳动力工资。实际上，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看，这不仅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波动，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但没有出现明显的就业压力，这表明前几年就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仅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更多预示着人口拐点在到来。 　　据我了解，金融投资界看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都感到惊讶，怎么人口结构变化这么快。事实上，在此之前，人口学界就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并没有引起金融市场的太多关注。所以，未来的预期、资产的投资估值、行业估计都要做调整，让经济在这个新的人口环境下能够实现一个新的均衡平稳发展。事实上，中国不仅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而且还面临着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根据世行的测算，这个时点应当在2015年，从现在的统计数据看，可能还要提前。 　　《南风窗》：您判断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的依据之一是农村地区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但事实上，这与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不无关系。而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巴曙松：政策性补贴虽然与收入相关，但那只是一次性的。以粮食价格为例，过去7年粮食丰收，但去年底至今年又出现了粮价上涨的情况，这是因为粮食价格一方面与供求有关，一方面还受更大因素的影响，那就是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工业化和产业转移使农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提高了，而如果种植农产品的收入不上升，农民就会减少农业生产的投入，这就导致了粮食、猪肉等价格的上涨。非农产业的收入上升对农产品的价格形成了带动，这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结构的属性变化，说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接近尾声。而原来农村劳动力供应很充足，则不一定能形成带动。 　　至于劳动者报酬，我认为前几年的工资水平是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改变收入分配制度说了很多年，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跟人口结构不支持也有关系，在劳动力很充足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没有现实经济支持的，人为缩小收入差距容易牺牲经济效率，让低收入者获得超分配、高收入阶层面临高征税，这会形成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而现在的人口结构正好支持收入分配的转型，可以借此扩大内需，让中低收入阶层成为新的消费力量。原来的经济推动力可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规模扩张，现在则要靠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扩大消费，促使经济增长更为均衡。 　　人力资源投资不可忽视 　　《南风窗》：“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是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必经阶段吗？两个拐点几乎同时到来，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巴曙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经过“刘易斯拐点”，它更多涉及人口存量结构的改变，而人口红利拐点关注人口年龄分布结构的变化，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过的，其更多涉及人口增量结构的改变。具有二元经济的国家，一般首先经过“刘易斯拐点”，但是经过“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则有所差异。 　　日本在上世纪60 年代末通过“刘易斯拐点”，90 年代遭遇人口红利拐点；韩国在 80 年代通过“刘易斯拐点”，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红利，预期在 2015 年通过“人口红利拐点”。而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颇为接近，前后相差10 年，因此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更大；不同于日韩收入分配缩小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是先到达“人口红利拐点”，也就是未富先老。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对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二者都将抬高劳动力供给价格，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第二，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第三，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第四，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第五，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贫富差距缩小。 　　前两个是越过拐点可能面临的风险，简单来说就是高通胀、低增长的风险；后三个则是可能面临的机会，在越过拐点后，经济内生增长的激励将增强，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将扩大服务业需求，从而有效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 　　《南风窗》：从理论上来说，“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为什么还会出现很多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的问题呢？ 　　巴曙松：这正需要政策的引导，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表明我们的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高端服务业发展还很缓慢，教育结构也有问题。所以一方面要放松服务业管制，发展医疗、教育、通信、金融等高端服务领域；另一方面，教育结构要适应转型的需求和升级，现在的教育结构和经济结构是错置的。此外，还要防止教育的负向激励，在劳动力供应充足的时候，低端劳动力收入低，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就很稀缺。这段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很快，读书、上大学的机会成本上升，而正当劳动力需要去学习和接受培训的时候，如果教育是不激励他去学习的，这个问题会很严重。所以，今后应该考虑将义务教育实行到高中阶段，并提供读书补贴，或者是在工人上技术学校阶段的时候，再对他进行义务教育的补充和扶持。 　　只有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才能适应人口结构的调整。这个情况在日韩的转型时期都碰到过，但他们的义务教育实行得比较好，所以能够平稳过渡。而我们的义务教育还远远不够，现在好多小孩不上学了，这是很可怕的，受教育水平低，将来的产业升级就无法完成，国家难以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抽象的，从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力资源投资角度看，是很实际地在我们身边。 　　投资型经济将无以为继 　　《南风窗》：短期内，拐点带来的风险是不是更大一些，消费型的经济还未建立，而投资驱动的经济已经趋于瓦解？ 　　巴曙松：人口结构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短期内会增加融资风险，特别是面临短期的宏观紧缩政策时，这种潜在风险暴露和释放的可能性会明显加大。首先，如果不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未来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的占比将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将面临下降。虽然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可以部分对冲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但是如果把产业链条拉得更长一些，人口结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并非体现在用工成本上，而且还会通过对整体产业链的影响，对原材料价格、甚至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都会产生冲击，这才是企业利润率下降和企业收入下降的最大风险。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其经历“刘易斯拐点”之后，工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也曾出现系统性下移；其次，FDI留驻中国的投资收益可能逐步呈递减趋势，如果未来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和中西部产业转移速度低于预期、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那么FDI存量资金存在重新配置、其中小部分资金流出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低利率与高投资率，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中国低利率的格局必将逐步发生改变，融资成本会整体上升。资金配置于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效率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降低，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模式代价则会更大。 　　人口约束使得经济体内部的腾挪空间变小，既容易出现过热，也容易出现“硬着陆”，两者之间的切换频度会明显增多。在新的投资渠道或新的投资收益增长点、负债渠道产生以前，经济过热与“硬着陆”的双重担忧可能会成为一种过渡中的常态。 　　《南风窗》：可能发生的政策频繁切换会不会给中小企业造成致命打击？ 　　巴曙松：频繁变化会对企业形成干扰，如果对人口结构的变化认识不足，还是按照原来的期望去刺激经济，很快就会发现有物价压力。我们的增长速度应更均衡一点，质量更好一些，给劳动者更高一点的待遇，真正的消费经济不可能是类似投资和出口主导时期那么高速增长的。 　　《南风窗》：房地产泡沫也是近期的担忧，在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中，资产购买者减少，而资产出售者增多，从而使资产价格出现下降，甚至使资产泡沫破灭，那么中国的房地产资产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结果？ 　　巴曙松：从趋势来看，肯定是回落的，参照日本的情况，人口结构变化之后，刚性需求肯定不再是主要的需求，刚性需求在减弱，投资需求是主要的，人口结构变化，我们需要不了那么多的房子了，所以对房地产的调控很可能中期化，不再是个短期的行为，要防止它出泡沫、对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在房地产金融和银行金融之间也会有严格的监控措施。所以人口拐点来了之后，对房地产商也会是一个转型的驱动，要考虑到底做什么样的地产。当然，刚性需求只是一个因素，如果货币宽松，在投资需求推动下，房地产价格还会有起有落，但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狂飙突进式地增长，在平稳的经济环境下，可能跟GDP速度保持相差不多的步调。 生逢拐点：“蚁族”还是“金蛋”？ 　　作者：特约记者张银海 发自上海 　二元结构经济体的“刘易斯拐点”一说经常被经济学家引用，拐点到来之时，用工紧缺，劳动工资上涨，身处拐点之中的年轻人，找工作并不难，并能拿到一份比前辈们当年更高的工资，应当是幸福的。这样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曾经上演过，那时的日本年轻人甚至被称为“金蛋一代”。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虽然到处在闹民工荒，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上涨工资，但如果以民工单位工时的收入而言（他们惯常加班加点），再考虑到物价不断上涨的因素，全国近2亿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其实少得可怜。 　　七八月正是大学毕业生为工作发愁的季节，“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哀叹却在流行，那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自嘲是“蚁族”在爬行。 　　而被称为“中产阶层储备军”的都市白领，面对大城市里高处不胜寒的房价，以及不断高企的物价，除了那些能从父母手里继承大量财富的人之外，大部分也只有低头怨愤的份。 　　那批80年代生人，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蚁族、白领，已逐步进入而立之年，成家、生养下一代、赡养父母的重责开始变得迫切，在公共福利水平至今低下的今天，在可预见的将来，教育、医疗、住房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许许多多年轻人的重担，很多人将可能面临“未富先衰”的窘境。 　　为何在拐点来临之时，他们却没有成为“金蛋一代”？ 　　白领、蚁族和民工 　　传说中的上海是个白领城市，而白领普遍都过着小资生活，优雅文气。但在上海工作4年多的白领小方，丝毫没感觉过优雅是一种什么姿态。这个来自福建西部县城的工人家庭、毕业于上海某知名大学会计系的白领，每天出入于陆家嘴(600663,股吧)高级写字楼、月薪过万元，原该成为很多同龄人羡慕的对象，但小方却从没有一丁点优越感，反倒经常有一种为生存而不懈奔跑的体验。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带着淡淡的黑眼圈和略显疲态的表情，小方一般7点半左右出门，花一个小时从杨浦区赶往陆家嘴，先乘坐人潮涌动的地铁10号线，再挤上比10号线远为拥堵的2号线，在密封罐头似的车厢里发酵一小段时间，才最终到达目的地。每天都这么挤过汹涌的人流一步步往前，一路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像蚁穴里到处扩散的蚂蚁。每一次到达工作地点都要长舒一口气，然后再投入一天繁忙的工作。 　　工作日加班是正常的，晚上七八点下班也是正常的，有时周末加班也不见得意外。时间一长，小方感觉自己常常对生活失去味觉，除了应付工作，一切乏善可陈。都快奔三的人了，小方几乎没时间谈女朋友，上海到处两三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也让他只有嘀咕的份，而在老家一直以他为骄傲的父母也开始垂垂老矣，事业、婚姻、赡养等等纠结，让这个白领时常觉得自己像一只不堪负重的蚂蚁。 　　与此同时，两年前毕业于武汉某所非重点大学的江西赣州青年小郑在上海真正过着蚁族的生活。小郑来自一个农民家庭，父母皆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家里主要收入是父母农闲时节在外打工所得。大学4年，小郑2.8万元的学费是靠助学贷款支付的，生活费则由父母提供。大学所学专业是生物的小郑笑称自己学了一门屠龙术，华而不实，毕业的时候一直没能找到对口的工作，投了几百份简历，才在一家食品企业找到销售的职位，月工资1400元。两年来他已经换了3份工作，现在是在一家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做销售，月收入3000多元，但这种工资在上海依然捉襟见肘。 　　为了节省开支，小郑租住在宝山区顾村公园附近的一处居民区，和两个朋友挤在一处10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加水电费一个月700多元，为了省钱，小郑经常每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候路上买两个2.4元的包子就算解决了晚餐。即便如此，小郑的伙食费一个月至少也要800多元，如果周末偶尔参加朋友聚会，花费则更多。其余的收入，除了每月500元按期偿还大学时欠下的助学贷款，再扣除交通费、通讯费，几乎只剩零头。也许再过几年，小郑也能从蚁族进化为像小方一样的白领，但即便那样，等待他将要继续挑起的生活重担将可能更为不易。 　　蚁族的生活即便较苦，却也可能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河南周口籍民工小许就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羡慕，他觉得蚁族至少都是知识分子，干的都是轻活。小许是上海一家货运公司的卡车司机，别看他年纪轻轻，只有23岁，但他初中毕业就来上海，在上海跟车、押车和开车的时间已有6年，小小年纪，一脸黝黑，都是热辣辣的太阳给晒的，看上去倒有30岁的样子。 　　卡车司机的生活较苦，小许说，几乎所有卡车司机的生活都大同小异，共同点是：精力负荷大，生活不规律，睡眠时间短。刚刚过去的一周，小许的时间表是这样的：周一，跑常州一天，凌晨两点出车；周二，跑海宁一天，凌晨两点出车；周三，跑海宁一天，凌晨3点出车；周四，跑上海一天，凌晨4点出车；周五，跑宜兴一天，凌晨两点出车；周六，跑嘉兴一天，凌晨4点出车；周日，休息，主要内容是睡大觉。 　　除周日外，小许普遍每天只睡3~5小时。所以卡车司机一般都比较操劳，外貌比实际年龄普遍显得早衰。特别是夏天，长江三角洲普遍高温天气，司机的精力消耗更大，因为睡眠时间更短，而食欲普遍下降。卡车司机在大热天的装扮一般是：穿着一件宽松短裤衩，赤裸上身，全身黝黑，肚皮小凸（经常喝啤酒所致），眼袋较深，疲态明显。由于饮食不规律，卡车司机最容易得胃病，由于一天几乎总要在车上坐上10个小时不等，因此腰椎间盘突出也是卡车司机常见的毛病。小许说，他同伴里，30几岁得腰椎病的人不算少见。 　　这么辛苦开车，小许的月薪也只有4000多块钱，扣除生活费和住宿费至少1500块钱，然后每个月寄1500块钱回家，一部分给已经有了身孕的妻子，一部分给父母。剩下的部分，留在身边以作不时之需：有时候卡车的汽油、轮胎、电瓶等部件被盗，开车在外的司机负有向公司赔偿的责任，随便丢掉一个轮胎，或者丢掉一个电瓶，乃至油箱里的汽油被盗窃，卡车司机都可能要赔偿一两千块损失。 　　小许说，卡车司机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因为几乎没什么业余时间。如果有，也只是晚上和周末。业余时间里，睡觉是头等大事，特别是周日，往往一睡一整天。其他空余的时间，圈子里的人聚一块喝喝酒，打打牌，生活单调。 　　小许这么辛苦，但从收入上看，似乎也容易成为其他民工羡慕的对象。即便由于“民工荒”引发一轮民工工资的涨价，但一般的民工收入，3000元就已算高薪。 　　产业结构升级不力 　　民工（特别是新生代民工，其人数近1亿）、蚁族、白领，代表中国经济最主要人力大军，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但似乎没有人活得轻松，各有各的烦恼。 　　所有这些人，在中国的当下现实里，面临着各有差别但似乎共通的命运。正如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所言，他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厂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将来会在什么地方”、“将来干什么”等问题的回答非常悲观，“他们每天都工作，却感到对未来没有希望，没前途。”这种问题也是广大蚁族，甚至白领所经常面临的问题。 　　目前的状况，是民工不愁找不到工作，高达2亿的民工到处有活干；大学生普遍愁找工作，每年五六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无法被市场有效接纳，大部分大学生开始工作以后一般将有1到5年的时间要过着蚁族生活，此后有人上升，有人可能逐渐沦落。 　　由此可知，中国依然还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大国，依然在依靠廉价的人口红利上享受好处，在国际经济协作链条中还很大程度上扮演低端角色，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水平依然不给力，同时服务业、商业、中小企业、文化产业等等能够吸纳大量高等教育人才的领域还有待开发（高校培养机制与市场需求一直严重脱轨等也是动因）。 　　浙江省嘉兴市某螺丝厂的罗老板做螺丝代工和出口已有10几年。曾经辉煌的出口让他挣了盆满钵满。但他对记者抱怨，最近两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原材料涨价以及工人工资上涨（两年前在嘉兴，一个普通工人的起薪大概在1300~1500元/月，如今已经涨到1700~1800元/月），而对外出口的价格却基本没变，因此金融危机时全国数以万计的工厂纷纷倒闭，正出于此。如今国外经济开始复苏，对外出口的生意又逐渐回暖，但利润已大不如前。罗老板的厂有500多名工人，一年停产三四个月，其他时间则为了微薄的利润而开工，甚至有时候基本不挣钱，只是为维持客户合作、留住工人而保持运转。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今年5月的上海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认为产业升级从长远看固然重要，但中国的低端劳动力优势依然明显，应着重继续利用这种优势，由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其内部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距，从而出现一种“结构红利”现象，即资本和劳动力可以从高生产率的部门，和高生产率的地区，向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从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能保持快速增长。中国低端制造业从沿海向内地的迁移，正体现了这种思路，也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只要成本具有竞争力，仍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看来，依靠制造业的快速升级来解放那些活在社会重压下的蚁族和农民工，显然并不是眼下主要的着力点，更多的应当是通过服务业的发展、财富分配结构的优化、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等。 　　需要思维的拐点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所谓大学生失业、民工荒、技工短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多种侧面，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模式在教育和人力资源上的自然投射。解决问题的方向也许是，既要适时适当地推动产业升级，也要考虑到产业升级是一个较为长期渐进的过程，而更多地考虑在教育规划上能更好地适应当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台湾地区的例子或可为参照。在上个世纪60~9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时期，根据各个阶段的发展侧重，循着从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轨道，台湾制定出与之相配套的教育规划。 　　考虑到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阶段不需要那么多高端劳动人才，而需要大量技工蓝领，从70年代以来，台湾不断调整高中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从最早的高中录取率远高于高职录取率，发展到1970年，高中对比高职招生比例为4∶6，到1981年为3∶7，到1986年则下降到2.7∶7.3，也就是台湾的教育一度达到70%属于职业教育，从而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经济发展和升级急需的技工人才。 　　当然，这些技工也有机会去读技术大学和研究生，从而不断提高台湾的技术教育和实践水准。此外，台湾政府和企业还特别强调员工的干中学、岗中培训等，从而保证台湾有足够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台湾的电子信息产品一直保持亚洲乃至全球较高水平，与它一直提倡职业教育有关。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才较大程度地提升大学教育。 　　台湾经济起飞的大功臣，有“台湾经济的建筑师”之称的李国鼎曾说，“如果我们不能使教育和经济计划获得适当配合，势必会发生某些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或过剩的现象，类似人才的缺乏必然阻碍成长，而受过教育的人如果大量失业，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会导致社会不安和秩序的破坏。”他还说，“在新近工业化国家，较少需要研究人员及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需要较多曾经广泛训练的人才。” 　　反观大陆，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没有被视作教育的重中之重，特别是1999年大学扩招以后，中等、高等职业教育更越来越被视为末流，职业教育水准低下，而市场又存在大量技工短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很多也不具备技术操作的能力，其他领域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又有限，从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中国的制造业已具备从低端发展到中端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将需要大规模的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产业队伍。 　　在这个“刘易斯拐点”的当口上，也许我们更需要一种思维的拐点：我们走到哪里了？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如何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尽量避免资源浪费？ 以制度改革应对未来人口结构危机 　　作者：何亚福 人口学者 　在部分人口政策制定者看来，要减轻未来人口结构危机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要从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水平着手。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有关部门如果不了解人口发展规律，当生育率过高时，就会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来降低生育率；当生育率过低时，就会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来提高生育率。然而，事实证明，直接采用限制生育的政策与鼓励生育的政策来改善人口结构，效果并不理想。 　　生育意愿的下降，已是无法忽视的事实。有关部门应当明白，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对提高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意愿具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 　　生育率为何降低 　　一般来说，在自由生育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或富国）的生育率较低，发展中国家（或穷国）的生育率较高。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有些穷国的生育率低于一些富国的生育率。正如我们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有钱”，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排除有些中国富人比有些美国穷人更有钱。 　　一些人口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成反比，即HDI越高，生育率越低；HDI越低，生育率越高。 　　人类发展指数是测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1)出生时的预期寿命；(2)成人识字率；(3)人均GDP。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1，则是高人类发展水平；指数在0.5~0.79之间是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则是低人类发展水平。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0年11月4日发表的《2010年人类发展》的数据显示，2010年发展指数排名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爱尔兰、列支敦士登、荷兰、加拿大、瑞典和德国。其中最高的挪威人类发展综合指数为0.938。中国的人类发展综合指数为0.663，位列中等发展行列，这一数值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624。 　　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成反比，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HDI也存在一些缺陷，没有考虑到性别因素。为了弥补HDI的不足，联合国又开发了性别发展指数（GDI）。 　　GDI是对HDI的性别敏感调整，它使用与HDI相同的变量。其不同之处是GDI使用女人与男人之间所取得成就的不平衡来调整每个国家在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收入方面的平均成就。像HDI一样，GDI的取值范围是从0到1，取值为1是表示经过性别调整后可获得的最高生活水平。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性别发展指数（GDI）与生育率成反比。 　　衡量性别平等和妇女地位的指标，除了GDI之外，还有一个指标是性别权力测度（GEM）。构成这个指标的3个变量是：（1）女性在行政和管理职位中所占的百分比；（2）女性在专业和技术职位中所占的百分比；（3）女性在议会席位中所占的百分比。GEM的取值范围也是从0到1。取值越趋近于1，表示女性的权力水平越高；取值越趋近于0，表示女性的权力水平越低。 　　生孩子主要是由妇女承担的。妇女地位越低，生育率越高；妇女地位越高，生育率越低。例如，沙特阿拉伯的HDI虽然比较高（2009年达到0.843），但妇女地位比较低，因此生育率较高（2005~2010年平均每对夫妇生3.35个孩子）。 　　据2006年5月21日《环球时报》报道：“在沙特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非常特殊，她们不能开汽车、不能随同非直系亲属外出，单身女性不能下榻宾馆；在公共场所必须穿黑袍、戴面纱。沙特妇女的就业领域也很有限，开始阶段仅限于女子学校、医院、部分仅对女士开放的慈善机构及一些专门针对女性顾客的商店等。” 　　或许有人要问：“妇女地位越高，生育率越低？为什么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妇女也要生两个孩子？”事实上，生两个孩子并不能算是“多生”，因为即使平均每对夫妇都生两个孩子，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最终还是会缓慢减少的。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提高HDI和GDI有利于降低生育率，那么，当一个国家生育率过高时，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降低生育率：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提高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教育水平，提高妇女就业率；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这些措施不仅对降低生育率和控制人口数量有促进作用，而且其本身也正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 　　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世界人口大会，这是第一次世界各国政府之间正式讨论人口问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印度代表团团长说出了一句名言：“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就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使人们不必“养儿防老”；而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由于要忙于事业和工作，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发展经济和教育是最好的避孕药。 　　进行国际间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对立现象：一方面，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总和生育率与中国大陆相当，他们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现在比中国大陆还要低；另一方面，印度也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五六十年代总和生育率也与中国相当，由于印度经济发展较慢，到了70至90年代，它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年比中国高出1~2。 　　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在1960年是6.57，1970年降到5.77，1980年降到4.95，1990年降到3.8，2000年降到3.06。印度从二战后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因此总和生育率也下降较慢。但在印度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邦，生育率则下降较快。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的数据，1979年，印度的克拉拉邦总和生育率是3，泰米尔纳德邦是3.5；到1991年，克拉拉邦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8, 泰米尔纳德邦降到2.2。而且，印度这两个邦的生育率下降都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的情况下发生的。印度自1991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一直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2010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5%，看起来庞大的人口总量并没有阻碍印度的发展。 　　强行控制生育率的政策，效果有待观察。例如，在1980年代，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超生现象很普遍（特别是在农村）。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中国的生育率不断下降。虽然1980年代的生育政策与现在的生育政策相差不大，但实际生育率却相差很大：1980年代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5左右，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5。 　　制度改革的方向 　　30年河东，30年河西。眼下中国的现实，早已从生育率过高转向了生育率过低，如今的年轻一代，已是“房奴”加“车奴”，他们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有些年轻夫妇甚至不敢生孩子。他们认为，如果生了孩子，把他（或她）拉扯大，供他上学，待他毕业成人后，还要为他供房，终生为孩子所累，就成了“孩奴”。 　　2011年8月1日《解放日报》报道：近日发布的《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建议》调查显示：2010年，上海家庭养育一个0~3岁儿童的直接费用平均为32719.5元，有45.3%的家庭因为育儿压力太大而放弃生育二胎的机会。 　　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不但有很多年轻夫妇放弃生二胎，甚至还有很多年轻人选择不结婚，有媒体称中国已迎来“第四次单身浪潮”。即使结了婚的夫妇，也大多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仅靠放宽生育政策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即使没有生育限制，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要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需要在各种政策制定上有利于养育孩子，具体来说，可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采取措施遏制房价过快增长，改变住房结构单一问题。近10年来，中国房价经历了持续的、大幅度的上涨，这是造成中国近10年来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年轻夫妇买不起房子，当然也不敢生孩子。近几年出售的新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投机客购买的，目前处于空置状态。2010年12月5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贺铿在“2010中国第五届全面小康论坛”上，针对房价过高问题表示：“地方政府炒地，投机者炒房，是推高房价的直接原因。只有抑制住地方政府炒地与投机者炒房，房价才能调控下来。” 　　二是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流动人口已超过2亿。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打工，其中有很多是处于育龄期的年轻女工。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较低，生活条件较差，买不起房子，子女就学面临困难(费用比城市居民更高)，并且由于他们的父母没有退休工资，他们得养活父母，因此他们的生育意愿普遍很低。要提高流动人口的生育率，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外来人口获得当地户籍，融入当地社区；并保障他们的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三是缩小贫富差距。近年来，有关“穷二代”不愿生育“穷三代”的话题在网络上和传统媒体上引起热议，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公开表态不愿生育“穷三代”，理由是“穷二代”的孩子，人生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注定要在穷困的环境下艰难挣扎，所受教育也将比社会其他阶层落后许多，改变世袭贫困命运的难度加大。他们认为：“与其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我倒宁愿不让他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不改革社会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那么，很多“穷二代”连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生，即使改变生育政策，也不可能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 　　综上所述，对于降低或提高生育率来说，生育政策的作用远远比不上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制度改革的作用大。一对夫妇如果一定要多生一个孩子，那么生育政策是不可能阻止得了的，因为孩子一旦生下来，计生部门（或其他任何部门）就无权杀死这个孩子；另一方面，一对夫妇如果不想生孩子，那么即使奖励生育，他们也不想生孩子。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很低。对于相当一部分夫妇来说，不论生育政策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他们都要实现生育意愿，既不会因为生育政策是限制生育，他们就少生孩子；也不会因为生育政策是奖励生育，他们就多生孩子。 　　因此，生育政策的制定者不应高估生育政策的作用，不要以为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例如，1980年中国制定了在20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不能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抓得不严（已经上升到“一票否决”的高度了），然而，“12亿人口目标”仍然落空了，在1995年，中国人口突破了12亿大关。 　　现在有一些人口学家认为，将来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时，只要放松计划生育，用物质奖励多生孩子的夫妇，然后生育率就会又回升了。他们以为，生育率是像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也是计划者的悲哀，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强行做计划，然而实际情况显然比他们的头脑更丰富。（何亚福 人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