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博弈_三人博弈_一人博弈_不确定性世界的合作可能

作者简介:陈毅 (1979 －) ，河南信阳，男，汉族，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集体行动理论和政 治学基本理论。 * 基金项目: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博弈规则与合作秩序”成果之一，批准号 hzf － 07010 《经济问题探索》2010 年第 7 期 二人博弈·三人博弈·一人博弈 ———不确定性世界的合作可能 陈 毅1，2 (1. 复旦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上海 200433; 2.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直面充满纷争的不确定性世界，如何走出每个主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 “囚徒困境” 和“公用地的悲剧”，二人博弈有助于看清楚博弈双方策略选择、主体行为，以及推断出主体的心理、偏好、 概率等，从而有利于达成一定的共识;三人博弈有助于探讨从具有强制力的 “第三方”来解决集体行动合作 难题的效度与不足;要想更彻底些提供可能性的合作策略，还得依赖于自我博弈的内心独白和道德反思，运 用实践理性能力把主体性与道德的“定言命令”统一起来。 关键词:不确定性世界;博弈;合作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交通越来越便捷、信息越 来越通畅，“地球村落”、“蝴蝶效应”的描述并不夸 张，边界越来越模糊，族群认同、民族国家的认同都 在面临挑战，甚至追求主体性的个体也面对 “我是 谁”的拷问而难以作答。瞬息变化的信息社会、过 度物欲的消费社会、价值迷失的世俗社会使得人们在 忙碌的追求中失去自我、迷失方向，在盲目的追求中 也加剧主体间的恶性竞争，恶化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 系，一切都处于迅速的巨变之中，使人们在享受物欲 与便捷的同时，也越来越有种事事难以预料的精神失 落感、挫败感。近代启蒙运动开启的追求现代性的道 路，一方面启蒙了人们的主体性和权利意识，另一方 面也引发了主体的异化、主体的膨胀，导致矛盾纠 纷、侵略扩张不断。存在着多元生活方式、多元价值 并存的合理性与追求科学至上、理性至上、可复制的 客观性所带来的 “主体狂妄”的深层次地难以调和 的矛盾。也即是一方面多元主体相互交往、渗透和影 响成为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每个主体又都极力为保 持自己主体的自主性和封闭性而竭尽全力，这样，必 然带来矛盾和冲突不断，而且愈演愈烈。每个主体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带来的 “囚徒困境”和 “公用地的悲剧”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难解之痛， 合作的困境和不合作则两败俱伤的悲剧引发我们思考 如何在现实的不确定性世界里寻求合作秩序这一难 题。 直面“不确定性世界”，我们是束手无策、茫然 混沌，还是分解成不同层面、可以理解、可以控制的 领域，来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呢，显然，人们总是可以 在“不确定性世界”寻求确定性的均衡解的。分清 微观层面的利益冲突、中观层面的认同冲突、宏观层 面的价值冲突，从而寻求不同的解决途径。追问是属 于个人美德的问题，还是社会规范的问题，还是属于 道德形而上学的问题，都要区别对待。对合作诉求的 不同途径而言，是靠博弈和说服，还是靠交换和制 度，还是靠强制力和权威，都有侧重。对于可交换的 利益层面的冲突通过博弈和能够有效解决;对于 无法交换的价值取向或生活方式等而言，传统、习 俗、权威等可能起更大的作用，以 “存而不同”的 方式来对待。 面对“不确定性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冲突，从 221 主体划分看，最初是双方主体之间的 “二人博弈世 界”，双方之间通过具体的、清晰可辨的讨价还价的 博弈，有利于达成一定的共识;当双方难以调和之 时，由于每个主体又都是关系和境遇之中的主体，可 以诉求于第三方来解决，这也就进入更为真实的 “三人博弈世界”，对于 “硬权力”的 “第三方”解 决存在“谁来治理治理者”的难题，对于 “软 权力”的“第三方”解决方案又存在着策略模糊不 清、发展缓慢的不足。这就引发我们从产生矛盾的每 个主体自身出发，主体的自我独白和深度自我反思就 成为选择合作的根本性的主观因素，也即是笔者所强 调的“一人博弈世界”。下文正是从这三个维度来探 讨“不确定性世界”合作的可能性。 一、二人博弈世界:非合作秩序的困境 二人博弈世界往往是经典理性选择理论家和经典 博弈理论家们虚拟的世界，主要从双方对立的立场出 发，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自利人，以追求个人 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理性推理 (经济理性)来判 断和选择个人的行为，那么，永不合作的背叛必然是 全程占优策略。这样，他们都得出大集团崩溃或合作 无法达成的悲观结论。 现实世界的很多冲突最初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 倘若二者都以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出发 点，非合作博弈就是必然的产物。笔者解决二人博弈 世界的非合作困境的思维逻辑是:并不是要求每个主 体都是完全利他主义者。持完全利他有利于合作的观 点的人，一方面要对总是处于尔虞我诈的不道德社会 中道德人如何生存下来提供证明，另一方面如果社会 都是道德人构成的，每个人都是自足的，社会存在也 就没有意义了。只要求行为的纯正而不是要求动机的 纯正，满足最基本的底线伦理就行，一种是对别人不 施加伤害也即间接上利他，不滥施暴力和淫威客观上 提供了免于伤害的和免于支配的自由行动的公共空 间;人与人交往中更多是互惠利他关系， “互惠机 制，看似利他主义———基于‘你若帮我，我就帮你’ 上———并不需要精神的高尚，也不需要更一般的原 则，如‘你若不帮我，我就不帮你’。”［1］互惠利他只 是文明的自利，实现个人的效用最大化的目的，并不 是非得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的道德品质不 可。个人永无止境的道德提升值得瞻仰，但并不要求 个人放弃强制力的合法运用。这种有效的监督撤回机 制比道德的说教更有说服力。“贪欲与畏惧足以作为 动机，贪欲促成合作的结果，而对于非互惠的结果的 畏惧则引起向他人发出合作建议。”［1］也即是说，以 恶制恶，恰当的运用惩罚机制并不比完全利他主义的 道德规范对于合作起到的效果差。也即是基于 “合 理自利的利益人”之上，把促成合作的激励与惩罚 机制结合起来运用，使成本收益分析让当事人双方都 明白知晓。走出 “二人博弈世界”的非合作困境， 可以细化为四种解决途径:第一，把竞争进行到底， 要么两败俱伤，要么“成者为王败者寇”，这都不是 人们所期望的结果，这是一种强盗逻辑，怨怨相报何 时了，世界永无宁日;第二，当势均力敌不差上下 时，双方妥协协商，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第三，当 感到协商的交易成本太高时，双方选择共同信任的第 三方来仲裁或调解;第四，当感到通过仲裁或调解执 行不力时，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 即赋予国家以垄断暴力，通过机构权威来立法、裁决 和执法。 通过二人博弈世界分析，对个人行为、心理动 机、偏好概率等微观考察有利于理解集体行动的合作 难题;通过市场化的自由竞争，有利于更好的认清自 我，由于自足的原子式个人是不现实的，个人在作决 策时遵循互动的决策理论，“受约束的最大化”才是 最合乎理性的最大化，从而在一个重复博弈的框架下 认清自我理性的能够、不足和不及，从而选择不同的 博弈策略，才有利于更好的发挥主体性价值。这也是 为什么要谈理性选择在解释集体行动困境的效度与限 度的问题，为什么要过渡到谈真实的三人博弈世界合 作可能性的问题。 二、三人博弈世界: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的政治分 析 面对生存博弈的二人世界，引入作为第三方的 “硬权力”的惩罚机制和“软权力”的声誉机制，就 把个人的行为纳入到由权力强制构成的政治结构和由 社会角色交织形成的社会结构中了，就需要通过政治 理性或公共理性为个人参与公共生活提供公共理由的 证明。基于公共理由的证明和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角色 的扮演，能有效遏制个人的恣意妄为，祈求互惠合作 的双赢结果。 走出二人博弈的虚拟世界，处在境遇和社会关系 中的人们总是生活在 “三人博弈世界”中，无论是 以市场为导向的解释路径、还是以国家权力为导向的 “霍布斯方案”、还是以社会资本为导向的 “共同体 治理”的综合治理机制，都对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 困境提供了学理资源。下文正是围绕这些理论资源， 321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分析三人博弈世界合作秩序何以可 能: 其一， “哈耶克路径”。有不少思想家认为 “自 由竞争的市场化方案”能够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以 伯纳德·曼德维尔为代表的 “私恶即公益”的观点， 以罗伯特·艾克斯罗德为代表的认为 “针锋相对博 弈”也能达成合作，以梅纳德·斯密为代表的从生 物演化的角度认为只要遵循传统演进也能达成 “随 机稳定均衡”，这些观点在一个侧面把斯密 “看不见 的手”理论和哈耶克的 “自生自发的秩序”理论发 挥极致，以至偏离或忽视斯密和哈耶克思想的本意。 我们有必要回到斯密和哈耶克，把自利人和道德心结 合起来，把内在规则与外在规则的立法活动结合起 来，在限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嵌套的重复博弈的 框架中，追求 “受约束的最大化”，走出非合作的 “囚徒困境”。也即从重复博弈和演进博弈的视角探 讨在熟人世界和陌生人世界合作何以可能而且是可预 的，其中充分的公民参与在其中扮演极其重要的作 用，这需要成熟的民主制度提供理性且受约束的公 民。 其二， “霍布斯方案”。霍布斯的最大贡献是: 论证了具有权威的强制力运用对于走出集体行动困境 的必要性。无论是通过国家手段还是通过私人裁决， 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就是依 赖强制力。没有强制力也就没有有效的惩罚机制，从 另一个角度说，也就缺乏激励机制。著名的 “纤夫 寓言”告诉我们:“由于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每一 个纤夫都不用力拉纤，结果没有人能拿到报酬。只有 在纤夫们同意雇用一个工头用鞭子抽打他们，船只才 能被拉动”［2］。我们不懂其中道理之前，感到怎么这 么残酷，为什么非要用鞭子不可呢?其实是纤夫们自 愿的结果，为了克服自利倾向完成集体受益。当然， 实施惩罚和预警的强制力不仅仅是这些赤裸裸的强 制，也包括更文明的正式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强制。对 “霍布斯方案”的最大质疑是，如何保证行使强制力 权力的“第三方”公正执法，“谁来监督治理者”的 难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有必要从多角度来理解 “第 三方”，探寻多种综合治理机制，侧重谈共同体治理 模式，因为它既是对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的超越，又 是对它们的补充。［3］ 其三，“帕特南路径”。把共同体治理纳入到对 社会资本的探讨中，从而评判社会资本路径的价值和 如何投资社会资本，构建诚信的合作体系。罗伯特· 帕特南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探求走出集体行动的困 境，使民主真正运转起来。［4］强调信任、互惠合作和 网络平面化的社会组织累积构建 “厚的”社会资本， 强调传统、文化、习俗等路径依赖的影响，社会资本 作为一种蕴藏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的无形资 产，可以带来有形的社会效益。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 尔就已经谈到 “结社的艺术”和 “公共精神”的积 极价值。［5］美国人通过自愿结社的爱好，来抵消过度 个人主义的倾向，结果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建立 了各种普遍而重要的社团组织，它们把独立的个人联 结在一起，使弱小的个体变得强大，种类繁多的组织 之间的横向弱联系以及个人多种社会角色使得经常挂 靠在多个组织内部，这种交织网络化关系使得人们不 能轻举妄动、恣意妄为，更加重视自己的声誉信任的 影响力。 从上文三条路径可以看 “三人博弈世界”中第 三方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其一是 “看不见的手的” 作用———主体性的公共参与;其二是 “看得见的手” 的作用———公正的裁决和强制力的执行;其三是 “看不见的握手”的作用———从对合作期望与义务承 诺的角度，保持持久关系合约的制度规则所产生的多 层重复博弈机制。这三个必要条件恰恰是市场自治、 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本三者所能提供的。当然，没有一 个走出集体困境的硬套模式，只能是理解集体合作的 难题，根据局部经验，在 “干中学”，摸索多种具体 的合作模式。［6］ 三、一人博弈世界:合作秩序的道德要求 自我博弈不是把别人看作是有意的施害者而过多 去考虑如何防备和惩罚别人，而是更多自我克服，走 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 “纯粹利己主义”所导致的 最坏选择，最低限度的是要保证自己行为纯正，即向 他人和向自己证明行为正当，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 自己最难超越自己的原因是:遵守道德的无条件 性和互惠利益的有条件性，也即每个人都想别人遵守 道德 “定言命令”而纯粹利他，而自己却 “搭便 车”。必然的结果是使道德成为稀缺品，互相背叛就 成为占优策略，相互性的合作也就难以达成。从另一 角度看，当自己遵守道德 “定言命令”，也期望别人 同样遵守道德规则的约束，当别人违背时，自己就极 度愤恨，更多是把遵守道德作为手段而为了更好实现 自己的利益，这样，道德 “定言命令”就变成了 “假言命令”。以自我为出发点来评判的所谓 “互惠 利他主义”也最终抱有这样一种期望:利他的目的 421 还是期望别人的回报，并心怀计算的是回报最起码与 自己的付出等值。然而，每个人在以外在物质及其它 利益作为评价标准时，难免偏向自我。即使以所谓的 公道作为评价标准，在还远未达到公道时自己却自以 为是的认为达到了。所以，道德的 “定言命令”要 求的无条件遵守的高度自律性与利益交换的有条件性 之间的矛盾一直难以解决，事实上，以物质利益等外 在的标准去评价内在的道德准则本身也是存在问题 的。所以超越物质利益的狭隘极端化的追求，还是要 诉求道德的“定言命令”来提升我们的行为和净化 我们的多样化动机。 我们对道德的态度是:服从道德是因为道德本身 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其它目的的权宜之计。我 们追求道德是为了过上属于道德的内在安宁的美德生 活，既避免了遵守道德 “定言命令”的无条件性与 利益交换的有条件性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内心痛苦，又 避免了以自我的道德观去要求甚至强制别人的武断行 为。因为尽管道德的“定言命令”需要无条件遵守， 但是道德的“定言命令”是什么，又是 “难以言说” 甚至是 “不可言说”的，需要社会化过程和人们的 实践理性能力去发现并呈现出来，而不是我们人为去 规定它。道德的演进观就为每个人发挥主体性去永无 止境探索道德的 “不可言说”的内涵留下足够的空 间。这样，就把遵守道德的 “定言命令”的无条件 性与实践道德的自主性结合起来了。在这种道德实践 的社会过程中，自我博弈的独白模式需要很高的道德 自我反思和平衡能力，不需要预设一个满足 “基本 善”的“理想观察者”，只选定现实的道德实践的理 性人也能够认识到自我的不足，放弃狭隘的以自我为 中心的利己主义倾向，而从相互性的视角，发挥自己 的潜能和能力去促进合作秩序的达成。例如从内心情 感而言，个人的 “同情”和 “移情”有利于实现个 人的偏好转换;从理性能力而言，当个人处在占优地 位时，尽可能做到“不施加伤害的间接利他”;当势 均力敌时，学会协商、妥协以便 “互惠互利的利 他”。 如果要使合作秩序持久巩固，还更多应谋求 “相互善意的利他”，每个人从自身做起，积极改善 与他人的关系，这种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有利于道 德的传播，但是也保留自己义愤的反抗和通过社会惩 罚的权力，不做无条件的宽恕。因为尽管道德是什么 我们“难以言说”，但是道德不是什么我们很容易辨 识，所以，自我实施的博弈规则并不排斥自我义愤和 外在合法强制力的运用，但是，这种合法强制力应该 由国家来垄断。至上性和绝对性的国家权威代表的正 是人民主权或公意，也即道德的 “定言命令”的源 泉来自国家道德乌托邦的框架。因为国家道德乌托邦 框架为诸多共同体的多元共存保留了场所，使得诸善 之间相互竞争而不受本质主义的全整性道德观的强 制，我们每个人也通过实践理性在社会化规范的约束 下去发现道德，过一种主体政治的生活，从而真正实 现一种自我统治，这样，寻求国家权威与个人主体性 政治生活二者之间的均衡。 参考文献: ［1］［英］宾默尔 . 博弈与社会契约 ［M］ . 王 小卫，钱勇译，韦森审订———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 版社，2003，8:34. ［2］ ［美］格林，沙皮罗 . 理性选择理论的病 变:政治学应用批判 ［M］. 徐湘林，袁瑞军 译 . 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99. ［3］陈毅 . 共同体的治理:超越于国家治理与 市场治理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 ［4］［美］罗伯特·D·帕特南 . 使民主运转起 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M］ . 王列，赖海榕 译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 ［5］［法］托克维尔 . 论美国的民主 ［M］董果 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8. ［6］陈毅 . 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四种途径的学 理分析 ［J］. 长白学刊，2007，(1). (编辑校对:余朝锡 孙黎波) 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