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当防卫

论 正 当 防 卫 （姓名：苏瑜 学号：2010010254） 摘 要：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采取的正当行为，其目的是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但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这种权利和手段也必须正确行使，才能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如行使不当，反而会危害社会，转化成犯罪。因此，必须对正当防卫作出严格界定，同时，为避免其滥用，对其适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为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对暴力犯罪规定了特殊防卫的。特殊防卫即为了纠正过去司法实践在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偏严的倾向，鼓励公民更好的利用防卫权，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本文从正当防卫的概念，成立条件及与其相关的问题如手来对其进行深入的，从而对正当防卫作出严格的界定。提出关于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的相关问题。 关 键 词: 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    特殊防卫 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在打击违法犯罪分子、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原则界限，正确运用好这把正义之剑，是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做到的。 一、正确认识正当防卫概念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 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根据该规定，所谓正当防卫，①是指防卫人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采取对不法侵害者本人造成损害的，以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侵害的行为。这一法定概念具体明确地揭示了正当防卫的实质内容，对于正确认识正当防卫的目的和意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正当防卫的目的 　　允许运用私力救济受侵害的权利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时代的规则，现代法治国家中应该由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来阻止侵害或解决冲突，个人运用私力来阻止侵害或解决冲突一般而言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侵害迫在眉睫而依靠国家机关来阻止或恢复来不及时或不可能时，不允许私人运用私立救济就不仅不能保护受侵害的权利，还将难以维持法律秩序。正当防卫作为国家机关公力救济的补充，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从正当防卫的法定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当防卫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正当防卫的目的在正当防卫的概念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对于理解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本质以及确定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的的正当性表明正当防卫不是违法侵害，更不是对不法侵害人的惩罚，它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是一种有限度的防卫行为。它充分说明了正当防卫行为仅仅是在合法权利被正在侵害或威胁之中的一种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而采取的紧急救济措施，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有利的反击。 　　正当防卫行为在客观上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因此具有犯罪的外在形式。但是，正当防卫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有着内在本质的区别。我们只有明确正当防卫的目的，才能知晓正当防卫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住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三）正当防卫的意义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鼓励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震慑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可以说正当防卫不仅是免除正当防卫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而且是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的法律武器。特别是现行刑法中对正当防卫规定作了重大的修改补充，主要立法精神是适当地放宽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除原则性地规定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以外，还对某些特定情况下的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作了特别规定，这就有利于公民大胆地运用正当防卫的法律武器同不法侵害作斗争。 二、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 认识正当防卫的条件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脱离刑法的具体规定，正当防卫的条件便无从谈起。当然，刑法的规定是简练概括的，并不能确切地指明正当防卫成立的全部条件，这要求我们以刑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在刑法理论上加以补充和完善。我们须从刑法的规定和刑法的基本理论两方面着手分析归纳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任何一个正当防卫行为都可以用许多事实特征来表示，但并不是每个特征都是正当防卫合法条件的因素，只有那些对说明行为性质有决定意义的，对成立正当防卫所必需的事实特征才是正当防卫合法条件的因素。正当防卫的合法条件是系列因素的统一，只有这些因素的总和才能说明某种行为是不是正当防卫行为。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在正当防卫制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几乎正当防卫的所有问题都与正当防卫的合法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正确认识正当防卫的合法条件，才能全面理解正当防卫制度。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有五个： （一）、须有不法侵害行为，且不法侵害必须是实际存在的，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起因条件。 所谓不法侵害行为，是指客观上发生的社会危害行为。而社会危害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在客观上又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侵害行为，在客观上具有社会危害寄害性，而其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并不具有故意或过失。需要注意的是，正当防卫是法律为公民设定的一项权利，它只有遭到不法侵害时才能行使。如果不存在侵害，正当防卫就无从谈起。首先，必须有不法侵害存在，这就排除了对任何合法行为进行正当防卫的可能性，这里的不法是“违法”、“非法”的意思；其次，不法侵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不法侵害须客观真实地存在，而不是行为人所臆测或推测出来的；再次，不法侵害须是人的不法侵害；最后，不法侵害不应限于犯罪行为，还应包括属于一般违法的不法侵害。对于下述行为，无论是被侵害的人或第三者，都无权进行防卫；1、对依法执行公务或合法命令的行为；2、公民依法扭送正在实施犯罪或犯罪后立即被发觉的、或通缉在案的、或越狱在逃的、或正在追捕的人犯；3、正当防卫的行为；⑷紧急避险的行为等等。 （二）、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 这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不法侵害首先必须是真实的而不能是虚假的。如果由于主观想象或推测，把虚假的不法侵害误认为真实的不法侵害而进行反击。给假想的侵害者造成伤害，就不是正当防卫，而是假想防卫。假想防卫属于行为人认识上的错误，不是故意犯罪。有过失，则构成过失犯罪。其次，不法侵害还必须是正在进行的。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那么，什么是不法侵害的开始和不法侵害的结束呢？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在不法侵害行为着手实施以后，才能实行正当防卫；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允许正当防卫时刻可以比不法侵害着手实施早一些，而这种早一些又必须是防卫人直接面临明显的、不可避免的不法侵害的危险状态，否则将会使‘防卫’变成‘预防’，产生滥用正当防卫的现象。一种主张认为，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应看不法侵害行为本身的状态如何，而应看行为人是否离开了作案现场，例如盗窃仓库的犯罪分子离开仓库，就算不法侵害行为结束。以上这些主张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确切、不全面。概言这，我们认为，不法侵害行为结束的时间，应该是不法侵害行为的危害结果已经实际形成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以后。正当防卫行为必须停止。因为这时，即使实行正当防卫也不会再扩大或减小侵害、侵害人失去侵害能力以及侵害人已经被抓获等情况，也是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表现形式。只要这些式之一出现，就应停实行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只能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行，这是对行使防卫权在时间上的限制，为什么要对会使防卫权的时间加以限制？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完全可以由国家与法律加以保护，国家设有特殊的机关行使司法审判权，以对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进行侦查、逮捕、审判和惩罚。任何其他机关或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而正当防卫则是国家赋予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的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公民个人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特殊权利。它与司法权、审判权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侵害已经结束，任何公民都不得行使正当防卫权，当然更无权行使司法权或审判权。任何人如果非法逮捕、拘留、审讯和惩罚不法侵害者，都是违法行为。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防卫不适时的两种情况：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②事先防卫是不法侵害尚未开始，也未形成紧迫危害就施以防卫行为。如果在不法侵害行为的危害如果已经实际形成、侵害人已经达到了侵害目的、侵害人自动中止不法侵害、侵害人失去侵害能力或侵害人已经被抓获等的情况下再施以防卫行为，则构成事后防卫。事后防卫有两种形式：1、故意的事后防卫，又称报复侵害。2、因对事实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事后防卫。在这种情况下，不法侵害已经过去，但由于防卫人对事实发生了错误的认识，以为不法侵害依然存在，仍对其实行了所谓的“正当防卫”，我们认为，对于因认识错误而导致的事后防，应按照对事实认识错误的一般原则处理。根据当时的主观和客观的情况，防卫人对事实认识错误是有过失的，即应当预见到不法侵害已经过去，则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属于意外事件，不负刑事责任。应该指出。大多数因认识错误的事后防卫，都发生在正当防卫的紧急情况下，属于没有预见也不可能预见的情形，一般不负刑事责任。 （三）、 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对象条件。 对于共同犯罪，因为参与犯罪的每个人都实施了犯罪行为，对每个共同犯罪人都可以实行正当防卫。对于未参与不法侵害的人不能实行防卫。不法侵害是人的积极的行为，是通过人的身体外部动作进行的。制止不法侵害就是要制止不法侵害人的行为能力。正当防卫必须对、也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才能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正当防卫必须对、也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才能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正当防卫是通过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示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来实现防卫意图。 正当防卫的目的在于排除和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以只对实施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不能针对第三人（包括不法侵害者的家属）进行。因为，如果离开了不法侵害者去 实行“正当防卫”，是达不到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的。若对没有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实行“正当防卫”，就必然会枉及无辜，因而也就不能称为正当防卫行为。例如，防卫人在同侵害人搏斗时，误 将来看热闹的第三者当成侵害人的同伙而将其打伤或打死，或者防卫人因防卫偏差，而给第三人造成损害（打伤或打死），这两种情况，对第三人的损害已不是什么正当防卫，应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四）、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或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施以正当防卫，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观条件，即防卫目的的正当性。 无论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还是公民合法权益，当受到不法侵害时，每个公民都有权实行正当防卫。保护合法权益，表明防卫目的的正当性，是成立正当防卫的重要条件，也是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只有防卫目的具有正当性，才能保证其行为对社会的有益性和排除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就防卫目的的正当性的具体内容来说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二是保护本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的自我防卫。三是保护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而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这种动机可能是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正主感，或者是对亲属朋友的道义责任感。 就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来讲，我们要注意区分形式似正当防卫而实为违法犯罪的以下四种情况： 1、防卫挑拨。正当防卫成立的实质在于防卫目的的正义性。如果行为人为达到某种目的，以挑拨、寻衅等手段，故意激怒、诱惑他人向自己实施侵害，尔后借口“防卫”，造成他人伤亡的，则是防卫挑拨，不是正当防卫。这一种挑拨行为的外在表现似乎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实则不然，对方的不法侵害是由挑拨者故意诱发的，挑拨者意在加害对方，不具有防卫目的的正义性，是一种预谋性的违法犯罪行为，应按其行为的性质分别论处。区分正当防卫和防卫挑拨应着重把握两点：首先，两者的行为动机和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后者的动机则是基于汇愤报复，为了加害他人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其次，两种行为的强度不同。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行为的强度不是一开始就超过侵害行为强度的；而防卫挑拨行为是蓄意加害的行为，其强度一开始就超过了侵害行为的强度。 2、相互斗殴。双方互相殴击或厮打的行为为相互斗殴，它可表现为群众斗殴或多人厮打，也可以表现为双方均为单人殴击或厮打。只要形成相互斗殴，双方的行为就都是违法的，任何一方都不是正当防卫。任何一方给对方造成了损害的，都要负法律责任。处理相互斗殴时有以下几点值点注意：第一，相互斗殴打对方，这时，继续殴打的一方就成为不法侵害者，就应允许停止殴打脱离纠纷的的一方实行正当防卫。当然，停止殴打的一方应确是脱离现场，扔掉工具，确实不打也不打算再殴打。第二，不要把过去有过错误，甚至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同不法侵害的作斗争的正当防卫行为，误认为是互殴行为。第三，不要把防卫人带凶器而实行正当防卫的行为，错认为是“互殴”或“流氓械斗”。注意认识到以上三点，一般地我们能准确地定性相互斗殴。 3、“大义灭亲”。“大义灭亲”是指秉公执法，为维护正义而不惜牺牲亲属间的私情，也就是对亲属的犯罪同样依法处理。但是在实践中，有的对“大义灭亲”理解为可以把亲属中的违法犯罪分子私自处死，这是错误的。对于违法犯罪分子，只能由国家执法机关依法处理，即或是亲属中罪大恶极需要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也只能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的加以处决。公民私自处死犯罪分子不是允许的，是破坏国家法制的，是构成犯罪应该受到一定法律制裁的行为，只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而已。“大义灭亲”不是正当防卫行为。但是，如果亲属正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即或打伤或打死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亲属也是正当防卫行为。如果不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不法侵害行为还没有发生或不法侵害行为已经过去，而将不法侵害行为人打死或打伤，则构成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 4、为保护非法利益而实行的还击行为。“由于其不具有防卫目的的正当”性，因而也不是正当防卫行为。例如，走私犯为了保护走私物品而将盗窃走私物品者打死；盗窃犯为了保护窃得的财物而将抢劫其赃物的人打伤或者打死；赌博犯为了保护赌资而将另一行抢的赌徒打伤或者打死等行为都是为了保护其非法利益，并不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因而并不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五）、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限度条件。 防卫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和制止不法侵害，因此，在防卫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和强度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如果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负刑事责任。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分界线。 对于如何具体判断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在法律上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基本相适应说。所谓基本相适应就是指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应当基本相适应。如果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不是基本相适应，而是明显超过侵害行为造成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另一种是必需说。所谓必需说是指防卫必须具有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需的手段和强度，这种必需手段和强度就是必要限度。笔者认为，防卫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因此，对于防卫行为是否过当，限度如何，不能以防卫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只能以客观实际为标准。一般来说，正当防卫的限度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1、凡是能用较缓和的手段制止不法侵害时，就不允许用激烈、超强度的手段进行防卫。2、为了避免较轻的不法侵害，不允许造成严重的损害结果。3、对于没有明显立即危及人身安全或重大财产安全的不法侵害行为，不允许采用激烈的重伤、杀害手段进行防卫。4、采取措施制止不法侵害后，不允许对不法侵害人继续加害等。 三、与正当防卫相关的两个问题 （一）、 特殊防卫。 刑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实际上，这是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突破，与79年刑法相比，这也是新刑法所增加的新内容。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其侵害者的人身安全处于非常危险紧迫状态，从而产生极大的危急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必须采取可能导致侵害者伤亡的暴烈手段才有可能制止其不法侵害。也就是说，这种造成不法侵害者伤亡的暴烈的防卫手段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因而是合理的，适当的。新刑法明确规定这种特殊情况不是防卫过当，对保证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支持公民对这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进行斗争，具有积极的重要现实意义，有的刑法论者把此项规定称为“无过当防卫”。③法律肯定在符合此项特殊规定的条件下实施的正当防卫，即命名造成不法侵害者的人身伤亡也不是防卫过当。就注意的是，首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即“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对特殊防卫是不适用的。其次，这并不意味着允许防卫人对某些犯罪人可以无限防卫。我国刑法限制了防卫的权益，即对“人身安全”权益予以防卫，还要求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且强调采取的是“防卫行为”即在防卫过程中为制止不法侵害而杀伤或杀死不法侵害者。可见，脱离了以上条件，防卫人仍有楞能构成犯罪。所以，不能说刑法此项规定等于有限地承认无限防卫权，更不能将这一规定等同于无限防卫权。 （二）、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行为。实际上，它也是对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突破，只不过，这一种突破是违法行为。其基本特征是：首先，在客观上具有防卫过当的行为，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的损害。其次，在主观上当事人对其过当结果有罪过。我们认为，在防卫过当的场合，行为人对于其过当行为及其结果，主观上不可能出于直接故意，因为正当防卫的目的所犯罪的目的，在一个人的头脑中不可能同时并存，因此，罪过的形式在主观上存在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可能的。应当指出的是，所谓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的过当，它必须以行为人实行正当防卫为前提，也就是说，它必须同时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对象条件和主观条件，如果不符合这四个条件，就不是正当防卫，也就不是防卫过当。实践中，对防卫过当的罪名如何认定如何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发生的防卫过当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者死亡。若防卫过当是在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客观上造成了死亡结果的可定为故意杀人（防卫过当）罪；若防卫过当是在过失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客观上造成了死亡结果的可定为过失杀人（防卫过当）罪；若防卫过当是在间接故意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客观上造成了重伤结果的可定为故意重伤（防卫过当）罪；若防卫过当是在过失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客观上造成了重伤结果的可定为过失重伤（防卫过当）罪等等。对于防卫过当的量刑，刑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之所以“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主观上说，是因为防卫人具有正当防卫的目的和动机；从客观上说，是因为防卫过当所造成的损害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应有的损害，防卫人对此不负刑事责任，另一部分是不应有的损害，防卫人对此应负刑事责任，这里也体现了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我们酌情考虑过当程度。罪过形式、所保护的权益性质、社会舆论等情节来对防卫过当予以量刑。就刑罚裁量来讲，减轻处罚是指判处低于法定最低刑的刑罚，也可减为其他相对较轻刑种；免除处罚则是指免予刑事处分，对犯罪分子作有罪宣告但免除其刑罚处罚。 四、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 　　（一）关于正当防卫的适用对象的限定存在缺陷 　　刑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无过当之防卫的适用对象是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那么，如何理解这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呢？严格地说，行凶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因而其含义十分宽泛，难以界定。例如打架是行凶、伤害是行凶、杀人也是行凶。赤手空拳可以行凶、手持凶器可以行凶。因此，修订后的刑法采用行凶一词，存在一定的缺陷。对此，我们认为应当对行凶一词加以限制解释，限于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因而构成无过当之防卫的行凶，应当是指使用凶器、对被害人进行暴力袭击，严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对之实行无过当之防卫。杀人、是指故意杀人，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是指使用凶器，严重危及被害人的生命安全的情形。对于那些采取隐蔽手段的杀人、例如投毒杀人等，事实上也不存在防卫的问题，更谈不上无过当之防卫。抢劫和强奸，根据修订后的刑法第20条之规定，是无过当之防卫的对象。那么，是否对一切抢劫和强奸犯罪都可以实行无过当之防卫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强奸和抢劫，从犯罪手段上来看，有暴力方法。胁迫方法和其他方法之分。这里的其他方法往往是指麻醉、灌酒、利用失去知觉不知反抗的状态等。对于暴力强奸、抢劫，显然可以实行无过当之防卫。但对于采用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实行的非暴力的强奸、抢劫能否实行无过当之防卫，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看来，对这种非暴力的强奸、抢劫犯罪不能实行无过当之防卫。至于绑架，一般情况下是采用暴力的，因而可以实行无过当之防卫。但也有个别情况下，是非暴力的。例如胁迫等，在这种场合，一般不允许进行无过当之防卫。总之，在认定无过当之防卫的对象的时候，应当以暴力犯罪来严格界定与限制修订后的刑法所列举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只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以暴力手段实施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才存在特殊防卫的问题。 　　（二）建议增加正当防卫的民事责任的规定 　　我国的相关法律中未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民法责任，即正当防卫人是否要对损害结果作出赔偿或负其他民事责任。防卫人在行使防卫权利时，既没有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而滥用权利，又尽了防止过当的义务，其行为既有理、有利、又有制，与所产生的损害结果之间，只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具备损害赔偿或其他民事责任的原因要件。由此可知正当防卫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民事责任。相反，根据正当防卫的完全正义性和有利无害的社会性，防卫一方在要求不法侵害者承担其直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责任的同时，有请求赔偿防卫人因防卫造成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各种损害的权利，这乃理所当然 　　（三）举证责任责任问题 在修订后的刑法实施以后，适用无过当之防卫，存在一个举证责任问题。因而无过当之防卫是被害人的一个无罪辩护的理由。无过当之防卫的立法初衷是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但是也造成了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是指可能使不轨之徒易于歪曲利用无限防卫权以遂其杀人目的。为此，对无过当之防卫必须严格审查，防止滥用。这里涉及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由公安司法机关承担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负证明责任，亦即他们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我们认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过程，仍然通行“谁主张、谁证明”的原则。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里证明无罪的材料和意见，就包含证明责任的含义在内，在无过当防卫的情况下，公安司法机关当然要全面收集证据。如果发现无过当之防卫的事实材料的，应当据此认为无罪。但如果公安司法机关只发现证明被告人故意杀人的事实材料，未发现无过当之防卫的事实材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无过当之防卫的辩护事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否则无过当之防卫就不能成立。 五、正当防卫立法的展望 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和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的人生财产安全。对于正当防卫的界定有利于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做斗争，及时消除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有效的惩治犯罪，保卫社会稳定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我坚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的完善和健全。正当防卫制度将会成为刑法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制度。但愿正当防卫制度有着更好的明天和未来。 参考文献：①、参见陈忠林主编：《刑法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次刷版第181页 ②、参见陈忠林主编：《刑法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次刷版第183页 ③、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