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之死与法律信仰

人民法院报/ 2002年/ 09月/ 30日/ 法学家之死与法律信仰 李拥军 � � 公元前 399年在地中海沿岸的雅典,一个伟大的法学家被处死了,他就是世界的哲人 � � � 苏格 拉底。他被控犯有违反宗教、亵渎神灵和腐化青年等莫须有之罪,并被判处死刑 � � � 饮鸩而死。在 狱中时,苏格拉底本有机会逃之夭夭,事实上,他的弟子也已经买通了能阻止他逃跑的人。但他拒 绝了, 因为他不愿违反法律。他认为,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的要求,法律一旦制定,不管合理与否, 作为公民都必须遵守。 半个多世纪后, 即公元前 338年,在黄河流域周王朝的诸侯国 � � � 秦国, 一个著名的法学家也 被处死了, 他就是使秦国统一法度, 富国强兵的法家代人物 � � � 商鞅。司马迁在 史记!商君列 传∀中这样记载到:秦孝公死后,惠王继位,有人告发商鞅谋反, 惠王遂派人捉捕商鞅。商鞅逃到边 境,打算到客店住宿,店主拒绝了并告诉他: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有法令, 留宿没 有证件的客人, 店主与客人同时受罚)。∃商鞅感叹到: #为法之敝一至此哉(真想不到制定法律的弊 病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啊) !∃于是他又逃到魏国,魏国惧怕秦国,不敢收留他,便把他送回秦国。入秦 后,他又逃到商邑,举兵伐秦,兵败后被杀。这就是历史上的著名的#作法自毙∃的故事。从以上的 故事我们可以看出, 同是面对死神,商鞅可没有苏格拉底那样从容,为了逃生,他不惜几次规避或违 反法律。 由此说开去,两个法学家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文化下的法制观的差异, 即法律信 仰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的差异。源于地中海文明的西方法律文化, 一开始就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 缘。一提及宗教,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法治的大敌来认识的, 因为近代法治主义的胜利是伴随民 主、自由、科学反对中世纪的神权而取得的。如果经过细致地考察, 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问的全 部,其实宗教神学并不排斥法律。 圣经∀中耶稣曾说过: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 废掉而是要成全。∃正如古罗马著名法律家西塞罗所描述的那样: #法是上帝贯彻始终的意志,上帝 的理性依靠强制或者依靠约束支配一切事物。为此,上帝把刚才赞美的那个法赋予人类。∃事实上, 即使是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法也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形式。宗教的存在强化了人们对法律的 信仰,法治主义几千年来在西方社会经久不衰,其精神之源就在于此。苏格拉底慷慨赴死的超越性 动机也莫不如此。内化成信仰的法律一直成为调整西方世俗社会最权威的力量, 甚至国王也不能 逃脱它的约束。于是,西方社会就有了这样的法律格言: #国王站在一切人之上,但须站在上帝和法 律之下∃; #若不是法律许可,国王将一无所能∃。正是基于这种信仰, 法律才成为限制权力、保护权 利的重要力量, 因为人们有这样的认同: 只有国王按照法律行事才是符合正义的, 不遵守法律便是 践踏了正义,故而就失去了人民拥戴的基础。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人民推上断 头台的。 源于黄河文明的中华文化,一开始就与民主和法治无缘。古中国人对人的崇拜胜过对神的崇 拜,这必然导致皇帝的专权。而专制社会下, 秩序是其追求的首要价值, 因此, 在该种文化下,法律 一直是以维护王权和秩序的工具而出现的。正如商鞅所说: #法度,君臣之所共操也。%%权者,君 之所独制也∃; #秉权而立,垂法而立∃。既然是一种工具, 那么它就只是一种功利性的器物而已,不 可能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对待法律,商鞅之所以不如苏格拉底, 究其实质,根源就在于此。时 至今日,中国的法制仍带有一定的工具主义色彩, 不说极左时代#刀把子∃、#印把子∃的称谓,就时下 所宣扬的#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来说,也是深受其 影响使然。每年我们都能出台十几部甚至几十部法律法规, 而实际上这些法律法规对百姓的约束 要远比对行政的约束大的多。如果法律不能约束行政, 法治是如何也建不成的。中国人传统中的 #惧法∃、#厌法∃心理日趋严重, 促成了当代中国新一轮的法律信仰危机。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 法治的真谛在于信仰,一种类似宗教徒般的虔诚而真挚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