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

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一项经验研究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7771 June 2000 JEL No. O11, P16,P51 翻译：董显龙2 摘要 我们利用欧洲殖民者死亡率的差异估算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们认为， 欧洲人 通过在不同的殖民地执行迥然不同的殖民政策，引致了当地的制度差异。就某种程度而言， 殖民者的策略选择可以归于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定居环境。 在那些欧洲殖民者死亡率较高的地 方，他们并不定居，而是选择建立更差劲，更具有掠夺性的制度。而且，这些早期制度特征 将驻存。我们提供的证据指证了这一假设。利用 17 至 19 世纪，士兵，传教士和水手在不同 殖民地的死亡率差异作为衡量当时制度好坏的指标， 我们估计了制度状况对人均收入的影响。 我们估算的结果显示，在殖民地之间，制度差异解释了约四分之三的人均收入差距。而一旦 控制了制度的影响， 我们发现是否身处非洲抑或距离赤道远近对于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没 有想象得那么大。 简介 什么是引致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虽然一般认为政治制度与产权制度的差异 引致收入差异。这一问题在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更多探讨。制度结构更优，产权保护 更有效，政策嬗变更少的国家会大力投资于科学与教育，并由此达成更高的人均收入（如， North and Thomas，1976，North，1981，Jones，1981） 。这些观点为那些以跨国的宏观视角， 研究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所支持 （如， Knack and Keefer， 1995， Mauro， 1995，Barro，1998，Hall and Jones，1999，Rodrik，1999） ；亦获以微观视角研究产权与投 资或产出的相关性研究的佐证（如，Besley，1995，Mazingo，1999，Johnson，McMillan and Woodruff，1999） 。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更关注制度之差异。现实中，南韩与北韩，东德与西德迥异的 发展路径， 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部分区域在经济与公有制下发展停滞， 而另外一部分则在 1 Acemoglu D.,S.Johnson and J.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NBER Working Paper No.7771. 2 交流请加入豆瓣小组“经济学独立团”并留言。译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留合法权益，读者请勿随意 转载盗印。转载请征询译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发展的事实。 不过， 我们仍然缺乏可靠的证据证明制度差异 可以对各国人居收入的差异起到很大影响。 或许更关键的是， 经济发展是诸多因素的综合结 果，而故而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制度与人均收入水平。 为了估计制度绩效的影响， 我们需要一些内生变量来度量制度发育水平。 在这篇中， 我们尝试采用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一个内生变量。3我们研究那些 发生了殖民活动的国家。 由此我们得到了一组在 400 年前人均收入水平类似， 但在今天出现 了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的经济体样本。 更进一步地， 这些经济体的内在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 4 受到殖民经历的塑化。 我们的观点基于一下三个前提： 1. 不同的殖民政策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均衡。 其间的一个极端是欧洲殖民者建立 “掠夺制度” ， 如比利时人在刚果的行为。此类制度并不向殖民地输入产权保护制度，亦不输入对于政 府掠夺活动的监督与影响。实际上，建立掠夺制度的首要目的即是在尽可能低的代价下 尽可能多地向宗主国进行利益输送。 而另外一个极端则是， 为数众多欧洲人来到殖民地并定居， 建立类似 Alfred Crosby 1986） （ 所描述的“新欧洲”国家。这些移民尽力在殖民地复制其宗主国的制度。其主要案例就 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美国。 2. 殖民策略形态受到定居状况之影响。特别的是，殖民者所无法适应的当地疫病条件会阻 碍“新欧洲”的诞生，故而他们选择建立掠夺制度。 3. 殖民地的政体与制度在其独立后驻存。 基于这些前提，我们以第一代殖民者的死亡率期望值作为衡量制度优劣的指标。由是， 我们的理论可以被归于以下示意图： （潜在的殖民者的死亡率→移民活动→早期制度→现存制度→当下的经济绩效） 我们主要采信历史学家 Philp Curtin 的论文，从而得到了 17 至 19 世纪，在殖民地的士 兵，水手和传教士的死亡率的数据资料。这很好地显示了殖民者的死亡风险。在那个年代的 欧洲居民即使身处欧洲， 亦可以了解不同殖民地的死亡率， 但他们缺乏控制引致高死亡率的 疾传播的能力。进一步地，因为这些不同的死亡率对应了特征相似的族群，故而他们可以跨 国比较。我们证明了（潜在）移民的死亡率是移民倾向的决定因素；而这些早期移民则是早 期制度形态的决定因素（在实际计算中，采信 1900 年的制度） ；而早期制度与现存制度存在 显著相关性；最后，现存制度对现存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 我们对现有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精确的回归分析， 随后回归分析了现存制度与 移民的死亡率的相关性。 因为我们主要研究产权制度和对公权力的限制状况， 我们以来自 “政 治风险报告” （Political Risk Services，译者按：此报告是由 IBC USA (Publications) Inc.出版 的一系列关于各国政治风险的报告）中的“掠夺风险”这个指标作为衡量制度发育水平的尺 度。5这度量了不同政权之间的制度起源差异。制度发育水平与移民死亡风险的一阶相关关 3 我们并不认为死亡率之差别是唯一，或甚至是主要的，引致制度之差别的原因。为令我们的经验研究得 以完成，我们需要将其处理为一个外生变量来源（a source of exogenous variation） 。 4 Young（1994）和 Chazan 等（1993）认为欧陆政权之殖民政策于非洲影响深远。反之，Chabal（1986） 和 Herbst（2000）主张现代非洲国家则是前殖民化（precolonial）政权之延续。虽然我们的研究与 Young 一致，但因为我们并没有将曾遭殖民之国家与未遇殖民之国家相较而论，故我们的经验研究未能涵盖这一 内容。 5 我们之所意，并非认为政府掠夺是唯一的政策特征。我们关注的是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其间包括对政府 征收活动的限制，司法独立，私有产权保护，教育普及程度，公民社会自由度等，这些都将提升投资与发 展。 “掠夺风险”这一指标在各种政体下均可度量。在附录中，我们将附上报告中提及的用于衡量制度水平 系非常显著。例如，仅移民死亡率本身，就解释了 25%的制度变异。利用这一范式，我们 发现制度发育水平是人均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以严格程度超乎最小二乘法的方法进行估计， 其结果显示，约有四分之三的跨国人均收入差距可以由制度差异解释。 我们认为，其相关关系并非由外生因素导致。如，即使在样本中去掉了澳大利亚，新西 兰，加拿大及美国，这一相关性仍然显著；而排除了非洲之后，此间亦然。很有趣的是我们 的研究显示，控制制度差异之后，殖民地与赤道的距离（纬度）为变量或者以非洲人种为哑 变量带入计算而得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示，非洲诸国更穷之原因，非源于地理或 文化因素，而是制度环境更糟糕。 我们研究的有效性受制于其他变量干扰期望死亡率与人均收入相关性的估算过程。 我们 采取了两种方法来证明估算结果并未受到那些被外生因素影响。 首先， 我们检验了在控制了 移民死亡率与产出差异的影响之后， 制度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 其结果是检验没有推 翻我们的结论；在纳入气候，地理，宗教，法律起源和殖民者主体，自然资源甚至土壤肥力 等因素后，估算结果也仅出现了微不足道的差异。更进一步地在考虑了当下的疫病状况，殖 民者的欧洲血统差异，甚至语言不同之后，结论仍是非常显著。 当然，在研究中，控制所有可能与死亡率及经济绩效相关的变量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更 要紧的是， 我们以经验研究的方式捕获死亡率与绩效之间的联系， 但其相关性仍然可以经由 其他因素而实现。例如，早期欧洲殖民者或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带入殖民地的 经济发展过程， “文化” 而 本身亦可影响当下人均收入。 而我们的工具变量方法 （instrumental variables strategy）可能未能适当对文化对制度的影响程度进行赋值。对此问题，我们使用了 检定方法（overidentification test）来确认结果。因为我们的理论认为殖民者的死亡率影响了 殖民活动；而殖民活动则影响了早期制度的形成；早期制度又会因“驻存”和“塑化”以引 致现存制度， 故我们可以以移民状况及早期制度作为辅助变量。 随后我们利用检定方法来探 究死亡率或其他变量是否对现在的绩效产生影响。其间的结果强化了我们的模型： “文化” 并没有对移民死亡率产生影响。 虽然 McNeill（1976） ，Crosby（1986）和 Diamond（1997）都曾探讨过疾病对人类历史 进程的影响， 但我们仍不了解其他人是否指出了死亡率与制度特征的相关性。 Diamond 1997） （ 强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之别引致死亡率不同， 但他的史论建筑于以地理特征考察新石器革命时 期疾病状况的结果。 他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而这正是本文所关 注的） 。Gann 和 Duignan（1962） ，Robinson 和 Gallagher（1961） ，Denoon（1983）及 Cain 和 Hopkins（1993）指出在美国和新西兰方式不同的移民活动引致了他们的经济腾飞。尽管 如此，这些研究都没有探究死亡率，殖民活动和制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而我们的研究则是最可靠的探寻殖民经历对制度发展的影响的研究。Hayek（1960）认 为在拿破仑时代形成的以法庭约束政府的海洋法系（British common law）传统较之大陆法 系 （French civil law） 传统更为先进 （同参见 Lipset， 1994） 随后， Porta， 。 L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和 Vishny 1998,1999） （ 以经验研究的方式指出殖民者来源 （the identity of the colonizer） 以及法律来源对现存制度影响重大。 如， 他们发现海洋法系国家有着更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和 更发达的金融市场。相似的是，North，Summerhill 和 Weingast（1998）认为那些原英属国 家较之那些原法属， 西属与葡属国家更为发达， 是因为原英属国家从英国承袭了更好的经济 与政治制度。Landes（1998，第 19 和 20 章）则强调了英国的优质文化的重要性。但与此关 注殖民者来源的视角相反， 我们的研究的是殖民地的禀赋条件。 尤其是根据我们的模型运算 的其他指标的资料。各中，借由来自“政治风险管理服务” （PRS）的研究，我们得以了解如何度量法律结 构与威权秩序， 方能在政体表三 （Polity III） 展示了对统治者的限制程度； 借由来自 “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我们得以获得对于私有产权保护状况的测度资料；借由来自弗雷泽研究院（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我们得以度量法律制定的水平；借由全球商业组织（Business International）的研究，我 们获得了各国司法效率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得到了大致一致的结果。 结果，我们认为殖民者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移民可否在殖民地安全定居：在那些 他们无法定居的地方，殖民者引入更糟糕的制度。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与 Bertocchi 和 Canova（1996）及 Grier（1999）关于殖民地经历与战后经济发展关联的研究一脉相承。这 两篇论文以与我们类似的工具变量研究了内生制度的演化。Mauro（1995）以语系的视角研 究了各国的腐败问题。Hall 和 Jones（1995）认为距赤道远近导致“西方影响”不同，进而 影响了制度好坏。 他们轮番进行了以距赤道远近作为工具变量来研究社会的结构的研究。 这 些理论推理都不尽有说服力。 研究在刚果的比利时人或者贩奴贸易时期游荡于黄金海岸的西 方人怎样提升了当地的制度或治理水平并不容易。 另外尤其是二战后的大发展时期， 当统一 国家和市场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语系的影响内生且越发势微（参见如 Weber，1976， Anderson，1983） 。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而言，这些研究的共同问题都在于他们使用的工 具变量只是在表明上影响了经济绩效。如 Easterly 和 Levine（1997）认为语系不同可以通过 引致政局不稳定而影响经济绩效。另一方面，Bloom 和 Sachs（1998）及 Gallup，Mellinger 和 Sachs（1998）认为气候不同引致了经济绩效的不同。这种“气候决定论”有着纷繁复杂 的谱系；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1748）认为贫穷和专制更倾向于出现在那些气候温暖 的地区的理论。我们认为，即使这些变量对于经济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他们也是无效的工 具变量：因为他们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本文的优势在于选取变量都是可控的：100 年前移 民的死亡率， 如果对今天的经济产出没有影响， 那么它对于制度也就没有影响。 很有趣的是， 我们的结论显示， 距离赤道的远近并不独立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 所以这证实了 Hall 和 Jones （1999）的研究。 下一节概述了我们的理论， 以相关的历史资料佐证。 第三部分则是人均收入与制度发育 指数的最小二乘回归结果。 第四部分则说明研究制度发育水平变量的内涵。 第五部分展示了 研究的主要结论。第六部分则探讨了那些强化我们研究结论的证据，第七部分则是结论。 第二部分：理论与历史背景 我们的理论基于如下线索：死亡率影响了移民活动，移民活动影响了早期制度形态，早 期制度驻存并塑化了现存制度。在这一部分，我们证实了这一理论。在下面的小节中，我们 讨论死亡率与移民倾向的关系，随后我们讨论殖民政策的差异。最后，我们转而讨论制度驻 存现象。 2.1 死亡率与移民活动 关于“移民死亡率是影响欧洲移民活动的关键因素”的命题已是共识。Curtin（1964， 1998） 论述了英法殖民者的行为如何影响死亡率。 如早期的欧洲人在西非沿岸进行的殖民活 动的尝试便是因为疫病丛生导致的高死亡率而失败的。在那些“自由省”的早年岁月中，欧 洲人的死亡率高达 46%。在 1792 年 4 月到 1793 年 4 月的 Bulama，死亡率高达 61%；在萨 拉利昂公司时期（1792-1793） ，72%的欧洲殖民者相继死亡。在 Mungo Park 远征中（1805 年 5 月到 10 月） ，87%的欧洲人死在了冈比亚到尼日尔的陆上征程，在远征结束之前，所有 的欧洲人都已死去。在那个年代，欧洲人面对的死亡率高得骇人。6 6 多数赤道地区之死亡率乃是由（1）疟疾（恶性疟疾（Plasmodium Falciporum） ）以及（2）黄热病（yellow fever） （一种毁灭性的周期性流行病）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人们对疟疾仍误解重重——一般都被视为来自 沼泽的 “瘴气” 奎宁虽然已经问世， 。 但并不为人所知， 遑论广泛使用。 而卫生学的作用则未能被确切理解。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最察觉疾疫丛生的环境的是那些早期清教徒移民。 他们决定移民北 美而非圭亚那的原因便是圭亚那的移民死亡率太高（参见 Crosby，1986，pp.143-144） 。另 外一个例子来自 Beauchamp 委员会于 1795 年审议将那些原本流放到美国的英国囚犯流放到 距冈比亚河 400 英里的 Lemane 岛的提案时，委员会驳回了该项提案，因为那个地方的死亡 率即使对于囚犯来说也实在太高了。因为同样的原因，流放到西南非洲的动议同样被否决： 最终的议案是将囚犯们流放到澳大利亚。 在殖民地扩张时期的最后阶段， 殖民的选择仍然与居住条件息息相关。 在那些移民遭遇 较高死亡率的地方，新移民的移入倾向更低。例如，Curtin（1964）论述了早期英国在西非 地区的殖民活动是如何因为一年中高达 50%的死亡率而宣告破产的。 2.2 殖民地形态与殖民活动 历史证据不仅支持了多种殖民类型的概念， 以指出欧洲殖民者到达与否是殖民活动发生 的必要条件。 包括 Gann 和 Duignan （1962） Robinson 和 Gallagher（1961） Denoon ， ， （1983） 以及 Cain 和 Hopkins（1993）在内的历史学者都论述了殖民者“大聚居”并使之形类似自宗 主国制度的“殖民地区”的发展经过。Denoon（1983）突出强调了殖民地为殖民者所期许 的代议制（representative）制度。这一将给与他们自由及贸易致富的能力。Denoon 强调“在 那些殖民地的制度中，毫无疑问存在资本主义的成分。土地与牲畜的私有产权制度早已有 之··（P.35）7 ·” 在许多案例中， 当欧式制度的建立出现变数时， 移民即做好了与宗主国意志对抗的准备。 澳大利亚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许多澳洲移民都曾是英王的阶下之囚， 而土地则多掌握在那 些狱卒出身的人（ex-jailors）手中。产权配置的起点便不公平，而保护移民免于英王侵害的 法律则形同虚设。 但多数移民渴望当地形成英伦流行的制度模式与政治权利。 他们要求实行 使他们免于非法逮捕的陪审团制度以及代议制度。 在移民指出自己是大英子民， 理当平等享 有权利的事实时，大英政府稍加拒绝便接受了提案（参见 Huhges，1987） 。Cain 和 Hopkins （1993，P237）同意这一说法，并写道： “在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大英政府迫于当地舆论 及其本土的宪章运动，不得不接受了这一要求，宣布在成熟的殖民地，当地总督应当迅速建 立民选立法会（legislatures）。Cain（P225）等人继续论述道： ”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在新 西兰等地出现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的繁荣景象·· · 成为引致建立能够让选民要求官员 积极改善其经济福利的逻辑起点（infrastructure）”8 。 这与那些在 17-18 世纪受到殖民统治的拉美，以及在 19-20 世纪受到殖民统治的亚非地 区形成鲜明对照。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之主要目的便是掠夺当地的金银细软。 例 如，在征服某地之后，西班牙王室不仅得到了统治连同土地在内的居民的 权力（the encomienda，监护征赋权） ，更建立一套复杂的垄断商业及贸易许可体系以获取当地经济资 源（参见 Lockhart 和 Schwartz，1983 和 Lang，1975）9。而其他的欧陆强权则羡慕于此殖民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些事物的发展促使关于如何控制疫病的启发性规则得以改善——如，人们已经认 识到，由疟疾引发的死亡率在纬度更高的地方会降低。而欧洲人在赤道病面前得以从容面对的日子则要等 到二十世纪早期了。但在十九世纪中，如新西兰和毛里求斯这样并不流行疟疾的地方，当地的健康状况甚 至要好过欧洲本土。 7 Bates（1983, ch. 3）则给出了一个完美阐述移民对于政府政策影响的案例。不列颠的殖民政府推行许多旨 在打压可可（圭亚那地区的主要农产品）的价格的诸多政策。相反，大英殖民政府却拉高肯尼亚地区种植 经济作物的农民向其销售该种产品的价格。Bates 指出这多是因为，在肯尼亚而非圭亚那，有很多出身移民 的农民（settler farmers）对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8 大意指经济上的繁荣使得人们产生了政治诉求。——译者注 9 前往西属美洲（Spanish America）的移民活动受西班牙皇室节制，这部分是出于控制殖民者并阻止其独立 政策所意涵的殖民主义之收益。 （参见例如，Young，1994，P.64） 缘此同因，欧陆大国相继于非洲建立殖民贸易。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殖民活动遭到非 洲沿海各国的抵抗， 因此他们倾心于垄断奴隶， 黄金及其他经济利益的贸易——其间的参与 者如是描述西非各地名：黄金海岸，象牙海岸。其后，殖民政策表面上受制于超级大国之间 的竞争而发生转变，但其转变的实质原因仍是经济利益。例如，Crowder（1968，P50）论 述到： “很明显，在大英帝国最大的西非海岸殖民地尼日利亚，贸易专属许可制度的出现明 显源于其发达的贸易活动。 10 ” Davis 和 Huttenback（1986，p307）总结道： “殖民帝国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当时政府之 功能， 显然是为了在工商界认为有利可图之地， 联结贸易活动， 进行利益输送。 他们发现， ” 在 1885 年两者收益回归收敛之前， 在大英属地之投资回报较之其本土投资之收益高出约 1/4。 Roberts（1976,P193）总结英国在罗德西亚北部的利益输送活动时写道： “在 1930 年到 1940 年之间， 英国每年从赞比亚收走 2,400,00 英镑的税收， 但只留下 136,000 英镑用于当地发展。 ” Patrick Manning（1982）估算出在 1905 年到 1914 年的十年间，达荷尼共和国（译者：今贝 宁）之 50%的 GDP 产值均为法国殖民者掠走。Young（1994，P125）指出，突尼斯的税负 程度是其宗主国法国的四倍有余。 或许，最极端的掠夺制度出现于比利时列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 of Belgium）在位 时期的刚果。Gann 和 Duignan（1979，P30）写道，效仿荷属东印度的模式，列奥波德国王 的掠夺哲学（philosophy）便是“殖民地当受掠夺。其方式不当是以市场经济过程，而是强 制种植我们所需的经济作物。而其售卖活动需接受宗主国的价格管制。 ”Peemans（1975） 研究发现，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之间，比属刚果被掠走的物资价值相当于对刚果人 课以 60%的重税。Jewsiewicki（1983）写道，在列奥波德掌权时期，其政策理念便是“基于 暴力掠夺当地的自然与人力资源” ，随之便是“摧毁当地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并肢解其政权。 ” 在那些未有殖民者的殖民地，鲜有政权之存在。殖民政权建立独裁政府与专制国家，以 便强化对殖民地之控制，便利其利益输送。Young（1994，P101）引述一位任职于非洲某地 的法国官员的话： “欧洲总督非为体察当地自然风光而来。他被授予建立规制制度，限制个 人自由，加紧征税的职能。 ”Manning（1988，P84）总结道： “在欧陆所流行的代议制民主 主张战胜了专制独裁的论调·· ·但在非洲， 欧洲征服者建立的是路易十四的法式独裁政府。 ” 在掠夺理念的指导之下，欧陆强权在殖民地没有兴趣在基础设施或者上层建筑（in institution）方面浪费精力（invest） 。实际上，不论回报率是如何的高，殖民者在非洲就没花 啥精力倒腾（南非除外，参见 Freiden，1994） 。印度纺织品工业在缺乏投资的情况下，亦出 现了大范围的萧条。 （参见：Fieldhouse，1999） 。Young 写道：（比利时公司）为比属刚果 “ 带来了屈指可数，不到 8000 英镑的资本。并建立了甚至在殖民地的忍受能力尚还较高的时 期，便已令英美社会奋起抗争的恐怖（terror）政权。 ” 2.3 制度驻存 目前已经有大量关于在无移民的殖民地区 （in the nonsettler colonies） 建立的殖民制度发 生驻存的证据。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美国在其殖民时期形成的法律秩序与私有产 的考虑（参见如 Coatwortg, 1982） 。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即，即使与宗主国之意图向左，移民 也可以左右殖民地的制度形态。 （大意是西班牙限制前往西属美洲的移民身份与数量， 以避免他们对西属美 洲之殖民政权的统治产生影响。——译者） 10 虽然几乎所有的移民活动之首要目的在于获得贸易专属权，保护经济利益并获得收益，但获益的主体仍 不尽相同。在非洲，若是葡属殖民地，受益者是国家政权（state） ；若在比属地区，获益者则是列奥波德国 王；若在英属地区，则多由私人公司获得特许或垄断贸易权（Crowder,1968,Part III） 。 权等制度， “塑化”了这些国家的当下制度的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11Young 强调，当地制度 乃由殖民主义者建立，且延及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他（1994，P.283）写道： “虽然我们习惯 上称呼这些政权为 ‘新政权’ 但其实质仍是原有社会结构， ， 风俗习惯 （quotidian routines and practices） ，内隐的统治理论之继承，殖民政体之延续。 ”Arthur Lewis（1965，pp.32-33）给 出了关于这一话题的更简洁表述： “对于多数（新近独立的非洲政府）而言，独立并非意味着他们在与英法扶植的傀儡独 裁统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反之， 他们将自己塑化为大抵相同于总督等殖民长官建立的那种 傲慢又专制的政府。 ” 就直觉而言，引致驻存的经济机制之路径各不相同。在此，我们讨论三种可能之情况： 1. 我们认为， 建立限制公权力并尊重私有产权的完善制度 （functioning institutions） 是费时费力的（参见，如 Acemoglu 和 Verdier，1998） 。如果殖民时期的制度建 设已完善此类制度的建构， 那么独立后便不会出现其统治集团将此制度逆转为掠 夺制度的情形。与此相反，当本地政权承袭了掠夺性制度之后，他们并无推动革 新之动机，反而会倾向于进一步强化已有的掠夺制度以便中饱私囊。 很有趣的是，证明完善的制度将会存续的例子来自毛里求斯。法国殖民者在当地 大量殖民，以至其制度之掠夺性远轻于其他毗邻地区。 12 在独立之后，Pual Berenger 领导共产主义党派， 毛里求斯战斗运动 Mouvement Militant Mauricien） （ 开始执政。但与其他非洲政权不同，他们保留了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实际上， 他们扩大了出口加工区的面积，使之成为提升毛里求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参 见，如 Bowman，1991） 掠夺政策之收益大小取决于执政党之规模（size） 。政府规模较小时，每位政府成 员皆享利颇丰， 故而执政党可能执着于掠夺 （参见：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0） 。 多数情况是，欧陆势力建立授权式制度（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以授权当地精 英买办主持政府日常运营。而这一小团体通常在国家独立之后掌握政权，并保留 原有的掠夺制度。如 Reno（1995）指出，独立后的塞拉利昂政府保留了英国殖 民者形成的统治策略与政治制度，以强化自身之统治，并获得利益输送。Boone （1992）对塞内加尔政治制度演进过程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当然，被研究得最广 泛的案例来自刚果。多数学者则视蒙布脱13的专制统治为殖民地政治实践的经典 案例（如 Callaghy，1984，或特别是 Turner 和 Young，1985，P.43） 拉美地区的情况亦非常相似。拉美国家本土精英利用拿破仑征服西班牙的时机， 2. 11 认为制度存续长久的论文最早可以溯及魏特夫（Wittfogel，1957，译者：魏特夫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 美国汉学家，早年曾在德国参与共产主义运动，一度成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希特勒上台后曾被关入集 中营，不久释放，旋即移民美国。魏特夫曾与 1935 年到 1937 年来到中国进行资料收集。1938 年随着希特 勒与斯大林签订合约，魏特夫对共产党彻底绝望，不久开始转向对于马克思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 研究，并通过研究结论指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生产方式并未如马克思描述那般经历不同阶段，而是 一直停滞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权，只不过是古老东方 专制主义的翻版。魏特夫在中国学界一直争议颇大。在中国，1989 年方才发行了其名著《东方专制主义》 。 其言论至今并遭到中共当局的豢养学者批判。，并列举了由如中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已历 500 年而 ） 至 20 世纪的“水利”帝国所建立控制结构作为示例。Engerman 和 Sokoloff（1997） ，North，Summerhill 和 Weingast（1998） ，Coatsworth（1999）和 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 Vishny（1998，1999）同 样认为殖民地的制度存在“驻存”的现象。Engerman，Mariscal 和 Sokoloff（1998）则为此观点提供了更多 证据。 12 不幸的是， 因为其当下制度的数据缺失， 毛里求斯的样本并未被包含在我们的数据库中。 不过有趣的是， 根据我们的数据来源，毛里求斯的死亡率非常低，而且还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其人均 GDP 与阿根廷不 相上下。 13 Mobutu，译者按：一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你懂的。 3. 14 多于 19 世纪早期实现了国家独立， 但发生改变的只是收租人的身份。 其他拉美 国家的情形亦是如此。 （参见 Lynch，1986，译者按：大意指原来以西班牙国王 之名义征收赋税，现在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征收。 ） 最后，如果政府机构进行了不可逆转（irreversible）的投资，建立了特定的制度 结构，他们将更倾向于保留这些制度，使之驻存（参见，如，Acemoglu，1995） 。 比如，政府如在人力与实物资本方面大量投资，那么他们将在强化产权制度方面 进行投资，反之亦然。例如，在毛里求斯的案例中，强大的中产阶级对于民主政 治与法律规则的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 更多独立后掠夺制度得以驻存的证据来自那些招摇过市的掠夺政策。 在拉美地区， 西班 牙人创立的一套完整的垄断体系与规则（the full panoply of monopolies and regulations）在整 个十九世纪被原封不动低被保留下来。奴隶制（forced labor policies）被保留甚至强化，并 在 19 世纪后期的农业出口活动中不断扩展其作用范围。 巴西的蓄奴制度迟至 1886 年方才废 除。墨西哥在大量种植剑麻的时代重新确立了（re-introduced）奴隶制度，直至 1910 年革命 方才取消。为增加咖啡的产量，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同样重新捡起了（re-introduced）该项 政策。在危地马拉的案例中，迟至 1945 年政治民主化之后，奴隶制度方才终结。类似的情 况是，奴隶制度在许多非洲国家重新（re-instated）出现，如扎伊尔的蒙布脱（Mobutu）统 治时期。 其他掠夺政体的情况大致类似。例如，在殖民时代便已被用来进行租值掠夺（for rent extraction） 的购销管理局 （marketing boards） 成为各个新兴独立政权对农业课税的机构 （Bates， 1981） 统治精英们在废除购销管理局， 。 建立完善制度方面的行动无利可图。 更多的情况是， 管理局制度极好地迎合了独立时期的政治组织模式。例如，在加纳，恩克鲁玛（Nkrumah， 译者按：怎么又是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主要支持者来自大城市和芳蒂人（Fanti， 译者按：居住在加纳沿岸地区的部族成员） ，而咖啡种植者则抵制其税权。于是，购销管理 局就成为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向政治上不支持他的群体征税的工具（参见：Rimmer， 1992） 。Fieldhouse（1999，P.96）写道： “管理局被当地政府接管之后，管理局的主要角色 就是从农民那里获取租值。 表面上政府宣扬这是为了经济发展， 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政党 和个人利益。 ”Fieldhouse 更指出，没有购销管理局是澳大利亚发展的重要经验。 第三部分：制度与绩效：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3.1 参数和描述性数据（data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一给出了相关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一列给出了总样本，第二列则给出了 64 个 前殖民地国家关于移民死亡率、制度发育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子样本。其中 GDP 系列采用的 是来自世界银行 1999 年世界发展指数报告中 1995 年的各国购买力平价基础计算而得的结果 （在附录表 A1， 我们给出了更详细的数据来源说明） 我们测度经济产出的指标是人均收入 。 14 Coatsworth（1978，p.95）论述道： “墨西哥的独立乃是由一群克里奥尔（Creole）的殖民者精英发动的 虚拟政变（译者：墨西哥独立运动最终是由曾镇压平民起义的伊都维德上校通过政变流血的，此处的情节 与清末袁世凯逼清廷退位类似）而实现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其从母国的解放运动中脱离出来··这 · 些保守势力的主要支持者主要是处于当地政权核心的地主和工厂主群体··在殖民地，他们是王室的干略 · 主义（interventionism）的主要受益者，或如大型地产开发商（large merchant houses of the capital）那样， 试图重获那些宗主国王室在波旁王朝之后，自己都已经摒弃的特权。 ” （GDP）状况。因为所有的原殖民地地区在 400 年前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今日的人均收入 便成为衡量各国长期经济绩效的良好指标。 由我们的样本库得到的人均收入取对数后的 差较之全世界的标准差大致相当 （在两种情况下均为 1.1） 说明我们的样本中已经体现了各 ， 国收入的大致差异。 我们使用了多种变量以捕获制度发育差异。 在表一第二行展示的主要变量是免于掠夺指 数 （an index of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 这些数据来自政治服务风险报告 。 （参见， 如： Coplin，1993.） 。这些数据最早由 Knack 和 Keefer（1995）在经济与政治科学研究中使用。 政治服务风险报告每年均以 0 到 10 标识各国政治状况。其中 0 代表最高的掠夺风险。我们 使用各国 1985 年到 1995 年间各国指数的平均值来估算各国政治风险的大致状况（1985 年 之前的数据缺失） 。因为该项指标关注于源自国家与整体不同导形成的制度发育差异，故其 对抑制掠夺活动的度量结果合乎我们的研究要求。 我们期望掠夺型政府的赋值较低， 而产权 15 保护与法制建设较好的国家赋值较高。 而下一列则给出了一组以来自古尔公司（Gurr and associates）的报告为基础计算而得的替代指标，见于政体表三（Polity III） 。该指标说明了 各国在 1990 年的公权力约束状况（见于附录表 A3） 。因为这组变量同样很好低表明了政体 性质与制度水平，故其对我们的研究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限于篇幅，我们仅报告了估算而 得的各国抑制掠夺活动状况。用于估算各国限制公权力的状况指标在附录中同样给出。 接下来的三行给出同样来自 Gurr 的数据报告计算而得的早期制度发育水平指标。第一 行给出了 1900 年各国限制公权力状况的测算结果。 第二行给出了 1900 年各国民主政治水平 的指标。该指标未能描述那些在 1900 年仍是殖民地的国家的状况，故而我们对未被赋值的 样本进行了尽可能低的赋值。在第三行，我们则报告了一组基于其他理论的替代指标，即各 国独立后第一年的公权力限制状况。 这解决了很多在早前就已取得独立的拉美国家及 “新欧 洲” （Neo-Europes）国家的赋值问题。最后一行给出了以 McEvedy 和 Jones（1978） ，Curtin 等（1995）和其他一些资料计算而得的 1900 年各国欧洲移民血统的人口比例，用以度量各 个殖民地的欧洲移民状况（见于附录表 A5） 。 表一的最后一列给出了各国移民死亡率的四分位数16（quartiles）分布状况。因为这一 指标将被用于度量当地制度发育水平，故非常有用（在下一节，该指标将被详细讨论） 。 3.2 普通最小二乘法 表 2 给出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样本里，在人均收入取对数之后与掠夺风险进行回 归的结果。线性回归方程为以下等式： log = + Ri+Xi’ + （ ） 其中 yi 是第 i 国人均收入，Ri 则第 i 国是抑制掠夺状况的指标，Xi 则是其他协变量的矢 量表达（vector of other covariates） ，而εi 则是随机残差。α是产权系数，用以说明制度对人 均收入的影响。 表二的头两列是全世界各国为样本总量得到的结果， 接下来的两列则是以前 殖民地地区为样本总量得到的结果。基于先验的结论，我们不认为制度指数与 GDP 的对数 值成线性相关关系。在第二列和第四列，我们以哑变量方式处理人均收入数据，并将之与制 度指数的四分位数进行回归。 我们省略了那些赋值太低的样本， 三组剩余的四分位数将对应 17 三个 GDP 哑变量回归。 15 变量“免于掠夺的保护”在对于外国投资方面特别体现出分布变化，因为《政体表》和《政治风险报告》 中，面向外资而给出了这些数据。然而，正如 Knack 和 Keefer（1995）所记述的那样，外来或本地资本的 掠夺风险其实高度相关，外资所面临的掠夺风险或可以进行跨过比较。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也包含 了对于制度与产权状况的其他测度（参见表 A1 和 A4a，b，c，d 和 e（Table A1 and A4a,b,c,d, and e）。 ） 16 四分位数指将所有数据依次排好，均匀分成四组后，各个间断点的值。——译者 17 更常见的情况是，或许将 OLS 和 IV 估计由线性特征而归于当地的均值的处理将会有效对各不同点进行 此表中的第一栏显示了以世界各国为样本总量进行估算时， 制度与人均收入存现显著的 相关关系。说明抑制掠夺风险的重要性。第二栏则说明以线性方式进行度量是合适的，因为 哑变量已按照预订秩序排列，各个哑变量之间离散状态（gap）的结果较之线性方式度量的 结果差异不大。第三列和第四列则显示，以各殖民地为样本总量估计，制度指标的变化对人 均收入的影响差异不大于以世界各国为样本总量的情况。 1 以图标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相关 表 性。控制了经济总量的差异后（To get a sense of magnitudes） ，我们可以观察那些前殖民地 的样本里， 制度发育程度的指标系列的四分位数和第三个四分位数的分布状况。 第一个四分 18 位数赋值为 5.6，第三个四分位数则被赋值为 7.4。 在第三列中，相关系数估计算为 0.52， 表明在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中，人均收入的对数值和掠夺风险之间，存在平均弹性为 0.9419 的相关性（145%） 。在实际运算中，GDP 值的离散程度约为 185 个对数点（540%） 。因此， 如该表给出的影响程度的估计结果合乎世纪的因果关系， 那么这就说明了制度对于经济绩效 的影响情况：制度之不同将解释了各国之间收入差距的约四分之一。 包括孟德斯鸠（[1784]1989） ，Diamond（1997）和 Sachs 及其合作者（coauthors）在内 的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气候对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Gallup，Mellinger 和 Sachs（1998）与 Hall 和 Jones（1999）论述了殖民地与赤道距离对其经济绩效的影响。为控制这一变量，在 第 5-8 列，我们加入了以纬度表示的距离绝对值作为一个回归量（我们提及的这些研究都是 将距离赋值为 0 或 1） 。但这对制度的系数影响并不显著。纬度本身亦是显著变量，并在许 多研究中得到关注。表 7 中的系数 1.8 意味着每远离赤道 1 度（相当于毛里塔尼亚到阿尔及 利亚的距离） ，大约会出现 18%的收据差距。在表 6 和表 8 中，我们加入了关于非亚等洲的 哑变量（其中美国这一样本被略去） 。虽然掠夺风险的系数始终较为显著，但这些大洲的哑 变量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面仍然显著。例如，表 8 中，非洲哑变量项的系数显示，纬度 对非洲诸国的影响弹性为 0.9（约 145%） 总之，表二显示，制度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水平非常明显。不仅如此，更可以因果关系来 解释其间的联系。 首先， 我们的对现存制度的度量结果初步说明了富裕国家之所以人均收入 高，是因其制度更好。可能引起争论的是，较之此间因果关系之外，许多被省略的决定人均 收入的因素都与制度相关。其次，测度制度的数据描述的是事后的结果，而我们天然地产生 更富的地区制度更好的偏见。 面对这一问题， 我们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过程中采取了偏正 措施（positive bias） ，即数据赋值时就已考虑造成数据衰减的偏误，并在估算过程中适当降 低了相应的赋值。 倘若我们有适当的方法处理制度的赋值水平， 那么就可以顺利解决这一问 题。 这一方法需顺利解决对我们采集的制度数据进行有效处理的问题， 但又不误导制度与绩 效之间相关性的估算。 在第二部分， 我们已建议采用殖民时期欧洲移民的死亡率作为一个可 置信的工具变量。下一节，我们将详细描述这一指标的构造过程。 第四部分：早期移民的死亡率 本文关于早期欧洲移民死亡率的资料主要来自 Philip Curtin 的研究。在一系列出版时间 跨度长达 40 年的专著和论文中，Curtin 利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充分叙述了在新殖民地，欧洲 人的死亡率。在 1815 年出现的军事化医疗系统就开始详细士兵的死亡率资料，以探究 权重赋值（正如 Angrist 和 Imbens，1995 建议的那样） 。 18 我们关注四分位差（inter-quartile，译者：四分位差又称内距、也称四分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是指 将各个变量值按大小顺序排列，然后将此数列分成四等份，所得第三个四分位上的值与第一个四分位上的 值的差）的分布以减少度量误差所带来的影响。 19 log point，大意指自变量变化 1%时，因变量变化 0.94%。——译者 士兵死亡的具体原因。 第一份回顾性的详细分析报告记载了 1817 年到 1836 年间， 英国士兵 的死亡率。随后美国和法国政府迅速仿效，建立了类似的医疗模式（Curtin，1989，P.3 和 P.5） 。此外，荷属东印度的相关资料亦是有据可查的。在 19 世纪 70 年代前后，欧洲各国均 已定期出版士兵健康状况报告。 标准的度量死亡率的方式是每年每千名士兵的平均死亡数。 每当一次死亡被记录后， 一 名新士兵会被补入。Curtin（1989 和 1998）详细以地区和军营（campaigns）评述了形成这 些估算结果的过程，并认为这些数据可信。 这些数据资料可以被分为两组。 Curtin 1989） 《移民导致的死亡》Death by Migration） （ 在 （ 中，主要叙述了 1817 年到 1848 年间欧洲殖民军队的死亡率状况。那时现代医疗尚未完善， 而各支欧洲军队都缺乏相关经验， 无法修造能够阻止疫病传播的兵营。 此时人们尚不知晓如 何有效控制疟疾和黄热病蔓延（yellow fever）的方法。疫病传播是导致士兵与移民死亡率居 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导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是胃肠疾病） 。故而其死亡率可以作为估算死亡 率水平的主要指标。这也得到了其他实证证据的支持。 （见于，如 Curtin，1964，1968） 在 Curtin（1998）的专著《疾病与帝国》 （Disease and Empire）中，又给出了 19 世纪下 半叶的殖民军队死亡率状况报告。这些数据应当被更加留意，因为至少在短期驻军中，人们 已经开始掌握如何控制最凶猛的热带流行病的方法。例如，19 世纪末，因为驻军时间短且 管理得当，在埃塞俄比亚的驻军的死亡率相对较低（见表 A2 和图 1） 。虽然这些来自驻军状 况的资料可能低估了其他在埃塞俄比亚的移民的死亡率， 但我们没有排除这个样本， 因为排 20 除之后我们的结论甚至被加强了 。在所有的实际运算中，我们使用的是各国最早的死亡率 资料，因为这是说明 20 世纪之前移民死亡率最好的指标。 附录 B 详细回顾了我们的数据是如何形成的，并基于其他可选理论假设（alternative assumptions）检验了结论的可靠性。因为西葡军队未能有效记录其减员情况，在 Curtin 的数 据中未记录拉美地区的状况。 但是， Gutierrez 1986） （ 利用了来自罗马教廷的记录整理了 1604 年到 1876 年在拉美地区活动的传教士的死亡率状况。因为这些资料与 Curtin 的资料存在部 分重合，故而我们得以补充了拉美的数据（详见附录）21。Curtin（1964）更提供了来自各 国的海军水手的死亡率分布资料。 这使得我们有了可替换的原有的拉美样本的数据选择。 在 表 5 中，我们的结果显示，利用水手的死亡率运算结果非常类似于其他样本的计算结果。 第五部分：制度与经济绩效：制度变量的结果 5.1 现存制度的形成条件 数学上，我们的理论能以下面的方程组来表达。此处，我们重写等式（1） ： log = + Ri+Xi’ + （ ） 此处我们如是描述现存制度和人均收入的对数值的关系： R = + Ci+Xi’ + （ ） C = + Si+Xi’ + （ ） S = + Mi+Xi’ + （ ） 其中 R 表示现存制度发育水平（以 1985 年到 1995 年的掠夺风险状况平均值度量）， 20 或许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在打败意大利统治者后，那里的死亡率虽然不太高，但移民倾实在太低。——译 者 21 将各种数据来源至于同一公式进行运算势必会为我们对死亡率的估算带来影响。虽然如此，因为我们将 死亡率处理为工具变量， 该度量误差并不会导致我们估算制度对绩效的不一致估计 （inconsistent estimates） 。 C 表示早期制度（以 1900 年的值为准），S 表示欧洲人在殖民地移民状况（以 1900 年欧洲 血统的人口占比表达），M 代表移民的死亡率。X 则是影响所有变量的向量。 最简单的识别办法是（The simplest identification strategy）在等式 1 中，将人均收入的 对数值作为对 Ri 的自变量。只要εi 与 logMi 不相关，即使 Ci 和 Si 与εi 相关，这一识别办法 就是有效的。例如，如果欧洲人倾向于向资源与土壤条件更好的地方移民，而资源与土壤条 件的差别又可以体现在人均收入上，那么 Si 和εi 之间就存在相关性。这将使得欧洲移民模 式（patterns）这一变量在对当下制度的计量运算中，是一个无效变量。然而，我们的识别 办法则是直接利用人均收入的对数值作为一个有效变量。 以这种变量方法为起点， 配合其他 等式，我们可以进行检定限制（overidentifying restrictions）。 表 2 证明了（潜在）移民死亡率与早期制度指数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学术上，我们找 不到除对数值外更好的， 能够避免非洲样本极端高的死亡率对计量运算产生不当影响的处理 办法，我们利用死亡率的对数值带入运算。其结果显示，人均收入的对数值与制度水平之间 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22 表 3 论述了以第二部分的理论为基础的相关关系计算结果。 我们特别给出了对等式 （2） （3）（4）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在第一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