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类型浅析

唐代小说第一次以女侠形象作为描写对象,在武侠小说 这一男性化的文类中赋予了女性以其应有的地位。唐代女侠 形象丰富了“侠”的文化内涵,构成了唐代武侠群体中一个极 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侠的形象也变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一、报恩型女侠:相知相重、替天行道 《红线传》、《聂隐娘》、《上清传》是唐小说报恩型女侠的代 作。《红线传》写潞州节度使薛嵩青衣红线盗金盒,阻止魏博 节度使田承嗣兼并潞州事。《聂隐娘》述剑侠聂隐娘报恩事。 《上清传》述窦参所宠青衣上清充入掖庭为其主伸冤昭雪事。 《诗经》中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无言不酬,无德不 报”之说。《曲礼》中也有“务施报”和“礼尚往来”的讲求。“报 恩”无疑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之一。有德不报为负德, 不仅非礼,而且被认为是可耻。恩不在大小,即使一饭之恩,也 志在必报。更何况识英雄于落难之际,更非生死相托不可。报 恩成为侠者人格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刺客列传》载豫 让不惜漆身吞炭伏剑自杀以报智伯,原因直捷明了:“众人遇 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聂政报严仲子“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政 将为知己者用”。[1](1963)“士为知己者死”中的“知己”可释为气味 相投;因结交双方在气质、趣味、理想层面有某些共同点,相互 倾慕而吸引,建立起理解和信任的关系。也可释为报知遇之 恩;因报恩者出身微贱,多为侍役、奴仆等,往往为显宦所不 齿,也正因如此,一旦有王公贵人礼贤下士,他们就会尽弃前 嫌,拼死相报知遇之恩。古游侠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士的阶层, 其地位属于统治者中的最下层,如豫让、专诸、聂政之流,多出 入于豪族权要之门,供其驱遣。他们的侠行举止以感恩报仇、 精忠事主为中心,报主的目的是为了肯定主人的地位与尊严, 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曾评 价春秋时的聂政报严仲子、专诸刺吴王僚等人的行为,他说: “夫专、聂者,徇一人之恩仇,以死报之,侠则侠矣,而于大局何 者也。”[2](1376)古游侠将其报恩观念置于一切道德准则之上,既 事人便誓以终身,为了个人感情,不去考虑事情的是非曲直, 虽具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准则,但因“其行不轨于正 义”,而显得先天不足。 唐代小说中的女侠因报恩而甘愿充当刺客,卷入政治斗 争,对她们这种报恩的行为历来褒贬不一。陈平原说:“侠为报 恩而行侠,这基本上是唐小说家的发明,与古侠的行为风貌大 有距离。聂隐娘是报知己之恩,红线是报主人之恩,行侠不再 出于公心,不再分辨是非,从‘替天行道’降为为人谋事,即使 所谋得当,其境界也大不如前。至于‘报主恩’中明显的依附关 系,使得侠客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英雄 汉。”[3](P28) 事实上,侠客丧失独立人格用来评述晚清侠义公案小说 则可,而于唐代女侠则不妥。唐代女侠并不仅仅是个人复仇的 工具,她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女侠红线、聂隐娘、 上清与主人虽有依附关系,然而并不丧失侠的独立人格。与主 人的关系也能保持在师友的平等水平上,而不是处于为“主” 所役的地位上,她们做出的报恩行为并不是受动被迫的,而是 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类型浅析 乔孝冬 摘 要:以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中的女侠形象为研究对象,根据唐代的体小说、名人逸事、琐言、杂记等类作品,根据内 容,将唐小说中的女侠形象分为五种类型,即报恩型、复仇型、识人型、逞技型和神仙型。从侠文学的发展及嬗变方面着眼对唐小 说的女侠形象类型作分析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唐小说;女侠;类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08)01-0045-04 (连云港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连云港 222003) Vol.28 No.1 JournalofSuihusUniversity Feb.2008 ***第28卷第1期 绥化学院学报 2008年2月 * [收稿日期]2007-11-03 ** [作者简介]乔孝冬(1970-),女,连云港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古代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45 建立在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为报答主人的知遇之恩主动做 出的举动,情感的成分远远大于理性的成分,两性之间相知相 重的情感纽带成为其报恩的主要动机。 学术界对聂隐娘的评价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有 人认为聂隐娘是一个弃暗投明的侠女形象,“聂隐娘本无其 人,其名其姓皆是作者虚构的。传奇作者赋予传主姓‘聂’用意 在于肯定她继承了中国古代著名刺客聂政‘义’的传统。”[4](P35- 39)还有人认为她的报恩行为纯粹是酬个人的知遇之恩,她是 被日趋强大的藩镇势力所利用的牺牲品。姑且不论报恩的正 确与否,从她出道时即遵师命,刺杀了“无故害人若干”的某大 官僚的侠行来看,就是典型的为民除害之举。一个妙龄女郎 充当起了惩治恶人、改良社会的重要角色,所以其侠义行为仍 值得歌颂。 红线报主人之恩,背景却突出了藩镇相争的政治现实,当 她得知节度使之间将发生火并时,折冲其间,为民除患,消弭 战乱,其侠行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符合民众对藩镇和平相处 的期望。身为弱女子的红线,其胆略、智慧、沉着与自信,最终 铸就了她成为“侠之大者”的成功与辉煌。 聂隐娘、红线的报恩方式,体现了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色 彩。《上清传》中,上清的报恩方式却是现实的描写手法。窦参, 历史上确有其人,新旧《唐书》皆有传,称他“性矜严,强直而果 断”,[5](P3746)他曾为许多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两《唐书》记载他与 陆贽有矛盾,被贬,最后被赐死,时年60岁。但新旧《唐书》均 未记载他死后有谁为他申冤雪恨事。上清的侠义经历展现了 当时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残酷与血腥, “且不说唐代历史上陆贽的善良,窦参的奸诈如何如何,单就 作者所展现的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的现状,又让我们读者认识 了一位出身并不高贵但却能于所谓的高贵阶层中周旋的侠女 上清,她的机智与忠诚、侠肝与义胆已是历历在目”。[6](P33-35) 唐代女侠报恩行侠后,为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结局多是 “离主而去,不知所之”,最终成为自我价值与行为的决断者和 创造者,在一定意义上就突出了女侠个体人格上的独立性与 自主意识。女侠虽出没于市井乡野之间,充满江湖草莽气息。 但她们不再像男侠那样自诩为豪杰,邀名逐利。她们更具凡 人心态,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隐于江湖,仗剑行侠只是偶尔 为之的事,成功之后,马上敛迹远遁。对她们而言,隐姓埋名、 游处于寂寞的林泉或扰攘的市朝更投合她们的脾性,也更符 合享乐长生的仙道观念,由此便形成了武侠小说中的“仙隐” 一派。 二、复仇型女侠:矢志不渝、剪恶锄奸 唐代复仇女侠小说按内容可分为智慧复仇和武技复仇两 类。前者以《谢小娥传》为代表,后者以《贾人妻》为代表。《谢小 娥传》写商女谢小娥仗义复仇除害事。《贾人妻》述余干尉王立 妻复夫仇事。 古人崇尚复仇精神,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为亲人报仇往 往被认为是侠性或孝行的正义行为,《春秋公羊传》谓:“父不 受诛,子复仇可也”。并认为:“《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子 不复仇非子也。”[7](P315)公羊家在《春秋》中礼赞复仇,肯定在天 下无道的时代,个人可以凭一己之力来恢复历史中的正义。 《周官》谓:“凡复仇者,书于士,义之无罪”。荀悦《申鉴·时事》 谓:“复仇者,义也,以义报罪,从王制顺也,犯制逆也,以逆顺 凡以公命行止者,不得弗避”。[8](P138)唐人对女性复仇者也持旌 扬态度。如《全唐文》卷718崔蠡《义激》将蜀妇人与三孝女并 列为天下的楷模:“推之于孝斯孝已,推之于义斯义已,孝且义 已,孝妇人也。自国初到于今,仅二百年,忠义孝烈妇人女子, 其事能使千万岁无以过,孝有高愍女、庚义妇、杨烈妇、今蜀妇 人宜与三妇人齿。”[9](P389)李公佐表彰谢小娥“誓志不舍,复父 夫之仇”的志节,自述其创作动机是:“知善不录,非《春秋》之 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10](P112)他说:“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 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 下贞夫孝妇之节。”李公佐显然有感于纲纪倾颓、伦常败坏之 现状,愤而欲有所针砭、裨补,借此极力倡导女子妇德闺范下 的贞节、刚毅、执著、知恩图报等伦理价值观念。 在特定的性别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女性复仇抗暴往往笼 罩着浓厚的道德氛围,与对父母的“孝”,对丈夫的“贞”以及维 护女性自身的尊严与贞节联系起来,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同 情。唐豪侠小说中的复仇多侠女成为一大特征,唐人崇尚女性 复仇为女侠的出现提供了社会文化的土壤。 因先天的性别劣势,女性复仇受到的现实阻碍要比男侠 艰巨得多。谢小娥在家族遭遇巨大灾难之际,在访知仇人姓名 后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女扮男装,貌顺心愤,一步一步接近仇 凶,在仇凶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同时为父亲和丈夫报仇。不同 于男侠采取的粗暴勇豪、死拼硬斗的复仇方式,唐小说中的女 侠多采取一种曲折智慧的复仇方式。苏轼在《留侯论》中说: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 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 其志甚远也。”[11](P1806)谢小娥突遭变故“濡忍”的复仇精神正是 苏轼所推崇的“大勇”精神,谢小娥以沉着冷静、以屈图伸、艰 苦卓绝、义无反顾的复仇烈举,彰显了女性的意志力量,也证 明了“天启其心、志将就矣”复仇意志的必胜。 一般说来,早期的现实中成功复仇的女性,如杜预《女记》 所记述的缑玉、裴注《三国志·庞淯传》所记载的庞娥亲、《后汉 书·列女传》所称述的赵娥亲等女侠复仇的手段多为现实的而 非幻化的,她们靠的是果敢的爆发力与坚韧的意志。《谢小娥 传》是极具传奇色彩的现实女侠复仇篇。王梦鸥认为谢小娥故 事入正史列传而使“民间的奇行义烈得到流传”。并认为该传 所叙之事乃民间之真实轶闻。[12](P202)《谢小娥传》故事密附生活 原型,仿拟纪传体式,情节虽“颇有增饰”,但基本上仍不失为 奇人奇事写真,并于世道人心也有所讽谕。反映了史传文学对 小说外在形式、叙事、情节结构、甚至传播和批评等方面 的影响。由于借鉴了史传“实录”的方法,内容多有现实人事的 基础,不利于作者进一步的虚构创造,影响了小说艺术水平的 发挥。 “史传在文体上孕育了小说,换句话说,小说来源于史传; 但是史传在精神上阻滞了小说的发展,小说在克服了‘史统’ 的强大阻力之后才走上康庄大道。”[13](P81)相比于史传实录而 言,唐人更关注想象自身的魅力,唐人善于想象、虚构曲折生 动的情节。因有复仇必胜的情感期待,到了唐中晚期小说中的 46 复仇侠女描写,注意到突显其超常的胜于一般男性的武技,唐 人强调复仇手段的高超———身手不凡的技艺乃至幻术,常为 女侠所必备,女侠的出现使侠义复仇进一步神化。李剑国在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蜀妇人传》叙录中提到:“元和初事 传至后世,世人傅会装点,自生歧辞。世之所闻,大率如此。”并 且认为:“唐世豪侠小说,此传乃开其端,故虽原文不存,未可 忽视之。”[14](P339)蜀妇人、贾人妻、崔慎思妾等都是隐姓埋名多 年的女侠,具有出奇制胜的绝技,行事干练利落,来去如风。侠 女复仇的过程虽然是虚写,但都用了出奇制胜的绝技轻功,取 人头后结局都是“不知所之”。在侠风甚炽的唐代,处于阶级与 性别双重压榨之下的弱女子要想伸张正义,剑挑法网,必须具 有令人折服的武技。在复仇方式上,小说对女侠超常的武技 描写,构成了后世对侠文学的全面拔高和增色,也成为吸引读 者的最诱人的魅力所在。 三、识人型女侠:冀求知己、慧眼识人 明人邹之麟《女侠传》中专门有“豪侠”一类,感慨的是“士 信于知己而绌于不知己,相知,盖若斯之难也”。讲述的多是女 子们慧眼识人的事迹:僖负羁妻慧眼识落难中的公子重耳;卓 文君识司马相如,尽管相如家贫,却毅然投奔相如而去。 冯梦龙《情史类略》说:“情始于男女!始乎‘贞’,令人慕 义;继乎‘缘’,令人知命;‘私’‘爱’以畅其悦;‘仇’‘憾’以伸其 气;‘豪’‘侠’以大其胸,‘灵’‘感’以神其事;‘痴’‘幻’以开其 悟,‘秽’‘累’以窒其淫,‘通’‘化’以达其类。”[15](P3)卓文君有追 求爱情和理想配偶的自主意识,但没有侠义武勇的表现;庞娥 亲有壮烈刺仇的英勇表现,但没有情爱追求的独特揭示。真 正揭开侠女求偶帷幕的当推唐末太原三侠中的红拂妓。杜光 庭《虬髯客传》以唐初群雄逐鹿为背景,其中的红拂妓本是权 倾朝野的隋炀帝重臣杨素的侍婢,在李靖以布衣身份拜见杨 素时,她凝神注目,连夜叩见李靖,自我介绍说:“妾侍杨司空 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 奔耳。”红拂妓被目之为“侠”,主要在于其能慧眼识人。她赏识 了布衣身份的李靖,主动私奔,结为夫妇;她又识别了草莽英 雄虬髯客,结为兄妹;唐代小说中开始真正涉及到了侠客的婚 恋故事,是从红拂开始的。这是唐代小说的首创,红拂在爱情 上的独具慧眼、大胆抉择,深深影响了后世武侠小说的爱情描 写。 唐小说中的男性侠客一般是帮助别人终成眷属的多,自 己的婚恋故事少。刘若愚说:“在解救困境中的女子这一点上, 昆仑奴像是西方侠义文学中身披耀眼盔甲的骑士,不过他不 同于西方骑士的地方在于,他所解救的对象不是自己的爱人, 而是别人的爱人。”[16](P205)男侠对异性的帮助往往出于“路见不 平,拔刀相助”,如《霍小玉传》中黄衫客之助霍小玉;《无双传》 中古押衙之助王仙客与刘无双;《昆仑奴》中昆仑奴磨勒之助 崔生与红绡女;《柳氏传》中许俊之助柳氏;《柳毅传》中柳毅帮 助无辜的龙女也是出于仗义行侠的目的,而非以爱情为出发 点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小说中,侠士往往对异性很冷漠。侠士 一旦与妇女有染,便是堕落,便须把这女人杀掉方能恢复清 白,方有资格侧身于英雄与兄弟之间。郑振铎甚至说:“中国英 雄是妇女憎厌者。”[17](P761)总之,对男侠而言,性别界限明确,爱 情成为次要,着眼于侠的义气才是更重要的,“侠不近色”越来 越被强化,乃至被视为是凸显其英雄气概的重要保证,男侠很 少因为爱情缘故而开展情节。而女侠小说从其诞生起,就显示 了与此不同的行事作为。女性因为恋爱中的对方与自身气质、 志趣、追求的投合,一旦以身相许,受到爱情的支撑鼓励,使她 们能够有勇气去有所作为,可谓“英雄侠骨美人心”。女侠在追 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上,往往将“情”透入到“侠”的存在本质 中,并以之为一己生命的寄托。 在唐代社会,人们对女人们慧眼识珠的行为是特别赞赏 的。范摅就盛赞《云溪友议》中的苗夫人,苗夫人因识别英杰, 特选中韦皋秀才,以女妻之。在“一门婢仆,渐见轻怠”的情况 下,“唯苗氏待之常厚”。小说评论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 谁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而独苗 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乎!贤哉乎!”杜甫诗《送重表侄王砅 评事使南海》就盛赞王珪妻杜氏识真主于微时,具有慧眼识人 的才能与胆识。[18](P2527)唐代小说里出现过不少有知人之明的 女性。《南黔南》写南中丞为书生时困顿潦倒,遭到势利的官吏 刁难,而有个老妪怜悯他,供食解困,予以资助。 “在传统‘士不遇’文化的浓郁氛围中,侠女也渴求一种理 解、感戴知遇。她为人世豪侠所感染,极称‘侠之所在,即情之所 钟’,遂毅然决然地以身相许。如此的‘夙缘’,其实应当归结为 侠义相感的一种特殊心态”。[19](P201)红拂识英雄于穷困潦倒之 际,相中了未发迹的英雄李靖,凭借其独特的才识和胆略助夫 成名,开启了侠文学女人识英雄于困厄中的母题。 四、逞技型女侠:脱略小节、神秘莫测 唐小说中“逞技型”女侠颇引人注目,她们没有早期侠客 如黄衫豪士那种庄严的道德感和打抱不平的人生信仰,耽于 玩乐、脱略小节、随心所欲地游戏人生而不受能力限制的生活 方式,成为侠区别于凡人的鲜明标识。她们往往在一些特殊的 场合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表演神奇的武技。这类“逞技型” 女侠写得最具有时代特色。 《张季弘逢恶新妇》中的恶新妇,不遵守封建礼法,对婆婆 不敬,然而她还能言善辩,举出一件一件事例来分辨是非,未 必就是强词夺理。但按当时人看来,就是恶新妇了。作品对此 并未予以评价,只是强调她的强壮多力和惊人的内功,“每言 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 寸。本来张季弘自恃武功高强,想代老妇教训其刚过门的新 妇,没想到却吓得季弘“汗落神骇,但言道理不错”。张季弘作 为“井底之蛙”式的人物在后世武侠小说中也多次出现,藐视 妇人想一逞武功还情有可原,但天下绝技不可恃,强中更有强 中手,由此,形成了武林“人外有人”的警示和戒律。 晚唐皇甫氏《原化记》以盗侠故事较为精彩,其中《车中女 子》叙述开元年间一位女侠的故事,这位女侠先是盗物,接着 又盗人,靠的都是轻功。女侠多用轻功,而轻功又往往用于盗 窃,因而女侠多为女盗侠。“盗侠”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侠”,不 只是因为偷盗时所表现出的武功高强、神出鬼没,更重要的是 在于不同于普通盗贼的偷盗行为。盗侠虽然没有将盗来的财 47 物接济给贫穷的百姓,却以劫财作案的方式来对社会的不均 表示反抗,这样的“盗”与“侠”某种程度上成为人间公道的化 身。“以盗犯禁”的行为也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晚唐康骈的《潘将军》记“三鬟女子”戏盗潘将军玉念珠 事,潘将军玉念珠“贮之以修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处而拜 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 “窃贼”乃一“三鬟女子”。她行窃的动机说来有趣,仅是为了 “与朋侪为戏”,其志不在珍宝,故不久即将玉念珠完璧归赵。 作者喝彩说:“异哉!此非让窃之盗也!” 在这类“逞技型”的女侠身上,也较多地反映了唐人搜奇 猎异的心理。女盗侠的题材还表明:到了唐代,侠义与公案的 合流成为一种新时尚。虽然侠义公案题材在唐代只是稍有涉 及,只有粗略的轮廓,缺乏案件的,侦破过程简单,缺乏曲 折的情节和完整的结构,但唐人女侠小说中对此的初步尝试, 毕竟是首开风气的作品。 侠文学经历了由严肃复仇主题向调侃娱乐及商业主题的 转变,由文人歌咏向文学幻化的转变,由史传文学的雅正严肃 向小说的通俗娱乐的转变,“逞技型”女侠的出现,无疑为侠文 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 五、神仙型女侠:扶弱向善、救民水火 《湘媪》叙贞元中湘媪(即樊夫人)为人治病,并刺杀了吃 人白鼋,救出数百人性命的侠义事迹。据李剑国《唐五代志怪 传奇叙录》的考证,此篇前半部分实出葛洪《神仙传》卷七《樊 夫人》,后半则出《传奇》湘媪事。《马燧》写精通巫术、擅长法术 的胡二姐,帮助马燧逃离妖魔残害事。《翟乾佑》写龙女为了不 绝贫民衣食之路而抗命据平险滩,显示了不惜“犯禁”以济物 利民的博大胸怀。 斩妖与人世社会上的除恶是有一致性的,樊妇人、胡二姐 等不仅是神女侠,而且是作者惩恶除暴、扶弱向善的化身。这 类故事可能源于道教的“仙侠一途”观念,反映了道教对武侠 小说深巨的影响力,道教徒修炼至于化境,即能进入长生乃至 白日冲举之“仙道”。这不仅要有“内功”,还需积累“外功”,即 入世行善度人,救护百姓。仙德与侠德相融合,“剑仙”就成为 “剑侠”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一层次,不仅要有法术、武功,人 格也要上升为“仙格”。 唐人借鉴志怪小说笔法,遐想女仙为人事间“除暴惩恶”、 “扶弱向善”,在幻设的非现实世界中,尽情展现女神、女仙除 暴惩恶的风采。在讲述其灵迹神事的同时,人们也获得了一 种精神上的满足。除暴惩恶成为唐豪侠小说中最具浪漫色彩 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六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唐代小说,志怪记异仍是作品最常用的一种手法。这类神 仙型女侠作品由于取材于民间或脱胎于志怪,又受到佛道文 化的浸染,既反映了文学体裁自身演化过程中与侠文化的浸 染渗透,又反映了释、道、胡三种文化因素和侠文化的混同交 融,宗教神魔形形色色的荒诞虚幻的描写,刺激了武侠小说作 家的想象力,唐代武侠小说从样式到内容都达到了一个新境 界。崔奉源说:“这种行侠主题只是唐小说作者的独创,必是在 宗教影响下出现的好奇神怪的部流”。[20](P115)侠义与神怪故事 的结合,使这类“幻设为文”的神仙精怪类武侠小说,带有鲜明 的神魔荒诞色彩。成为后世“仙魔派”武侠小说的先声。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刺客列传[M].《史记》卷 86,北京:中华书局, 2005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4]卞孝萱.《红线》《聂隐娘》新探[J].扬州大学学报,1997 (2) [5]刘昫.旧唐书(卷136)[C].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江中云.唐传奇中侠女的命运模式及思考[J].广西师范 学院学报,2004(2) [7]蒋庆.公羊学引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8]荀悦.申鉴[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董诰.全唐文(卷718)[C].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12]王梦鸥.谢小娥故事正确性之探讨[C].唐人小说研究, 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8 [13]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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