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妇女

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期，宋庆龄就号召妇女同志首先致力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宋庆龄继续深切关心妇女问题。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里仍然面临着受侵略和反侵略的困难时期，因此这个时期她为中国妇女写的文章主要有两个主题，即强调要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并力求排除外来侵略威胁。她在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给上海《解放日报》的题词中就指出了这两方面内容：“团结起来，以整个妇女的力量，对内提早完成土改，加强经济建设，对外摧毁帝国主义的阴谋，巩固世界和平阵营 []”。到了1953年，外部危机已经减轻，内战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已大部恢复，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她讲话的重点有了些变化，在这一年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中，她指出：“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这些问题的解放对于保卫整个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是关键性的问题”[]，把改善妇女的权利和地位提高到关系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利益的高度予以关注重视。1956年后的政治比较混乱， 1957年9月她在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妇女们要坚决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一文，首先坚定的指出全国妇女“必须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旧社会遗留在我们身上的缺点和弱点，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各行各业中，“妇女的劳动尤为可敬可贵”。她勉励妇女“本着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精神，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家庭的和睦生活，为儿孙辈的幸福忘我地劳动”[]。，重新坚定了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和支持，发挥妇女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的作用。 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她对改善妇女状况的理念。在新中国，不论她走到哪里都要询问妇女的状况。在城市视察纺织厂和工厂期间，她总要特别询问女工们在生活、保健、婚姻、育儿、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比如，“到保健院去慰问产妇”[]。我们从她视察人民视察合作社、乡村时都可以看到她关注妇女生活状况的记载。1953年底，她访问武汉，驻足武昌风景秀丽的东湖边上的九女墩时，作了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首诗之一—— 《无名烈士》，“不肯屈膝，不肯低头”，“更有千千万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这首诗是宋庆龄对中国妇女的高度评价，表达了她对妇女地位和人类进步的深厚关切。 宋庆龄不仅在国内致力于改善维护妇女权利，而且注意加强同世界各国妇女领导的友谊，支持这些国家的妇女解放事业，她常常抽出时间去考察一些同中国福利会设施类似的项目，学习人家的经验。1952年12月，宋庆龄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议上，赞扬了国际民主妇联“在争取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的工作上，尤其在保卫和平的运动上，曾不断地号召各国妇女采取积极的行动，并且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鲜明地指出不能满足于目前取得的成绩，相反，“我们的责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大过”，呼吁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越来越多的妇女团结起来，以便我们能够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寻求和平”[]。 在宋庆龄一生的追求中，妇女和儿童占了很大一部分她把儿童放到了代表着人类的整个未来的地位。她上说的一句话就是：“有些事可以等一等，但儿童工作不能等”[]。1950年4月，中国福利会主办的《儿童时代》创刊，她为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太阳光已照耀到每个人身上，民主的新鲜空气，充满在每个角落，使小朋友们自由地，活泼地创造新的时代”[]。宋庆龄对新时期儿童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同年6月庆祝儿童节那天，她指出“保卫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予以强调，她再三强调“如果在保卫儿童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的国家和进步是不可能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更是把儿童工作提到了保卫和平，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地位，其对儿童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 宋庆龄一贯反对溺爱孩子，对新中国的儿童工作，她强调在福利关心的同时，更要注重运用正确的思想去教育孩子。“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委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培养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具有诚实、公正、坚忍和负责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添砖加瓦。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不忘关怀儿童和少年，“我不能参加此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字里行间都倾注着她对儿童儿童和少年的深情厚谊，寄托着她对不能继续从事儿童工作的遗憾之情。 维护世界和平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三个国家与我国有密切的利益关系：苏联、印度和美国。苏联是第一个公开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印度是中国的邻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起了传声筒的作用，而美国是从一开始就对新中国充满敌意，企图颠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 中苏友好是宋庆龄一直致力的事业。整整一代的中苏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始终都维护这一联系。1951年，宋庆龄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在《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上的答词》中，亲切的“称呼苏联人为‘老大哥’，称斯大林为一切和平力量的最伟大的领袖，……我们对苏联伟大领袖的敬爱也无比增强了”[]，对苏联的赞美充满了溢美之词，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流露无疑，她说，要想把“爱好和平”“愿望和平”“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我们就“必须不分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组织对世界和平共处的信念的广泛的帮助”[]，号召用诚意的谈判来代替武力解决国际间的纠纷。从五十年代宋庆龄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章中，都能感受到她对苏联老大哥的尊重和信赖，对两国的友好关系充满希望。从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中，每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和其他重要节日，她都要发电祝贺，并写了多篇文章阐述两国友好的传统和意义。即使在50年代以后，当中苏关系已经恶化的时候，她对创建了苏联的十月革命的看法也从未改变，并且仍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 在同亚洲国家的友好交往中，宋庆龄注重发展同印度和印度人民的关系。1951年5月，她庆祝印中友好协会成立时说，这“是一件具体重大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两个强大国家，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都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指出：应在远古就已树立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求能够打败亚洲人民的任何一个敌人，并对于世界和平的事业贡献出会副的力量”[]。1955年12月，宋庆龄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印度，在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答词中，她表达了印度人民获得独立使此次访问实现了访问印度多年的心愿。1956年1月1日，宋庆龄在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中，谈到：印度和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推卸我们队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将共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同时又声明了“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在和印度人民的交往中，同时鼓励印度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要继续为经济独立而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垄断和控制。访问印度之后，宋庆龄又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缅甸，她强调了亚洲的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巴基斯坦，她强调不敢应该与不同社会的国家建立和平的干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也应该如此；在印度尼西亚，她又强调了本国国内团结和泛亚团结的重要性。 和平依靠斗争，斗争需要团结，而有意是团结的纽带，因此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反对本国政府侵略政策的斗争，发展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是宋庆龄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美国反动政府在国外加紧推行侵略政策的同时，在国内加紧对进步人士的迫害。30日，宋庆龄指点这一天在美国举行集会的美国民权保障大会主席威廉·巴特生，表示：“中国人民与全世界千百万和平战士，对于反动派囚禁美国进步领袖，摧残人权，并推行战争政策，表示抗议”[]。同年8月1日庆祝建军节那一天，她出席了上海各界在市中心跑马厅广场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台湾，朝鲜大示威集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1951年美籍友好人士有吉幸治被捕受审和1953年约翰·鲍威尔被迫害，宋庆龄都尽力去帮助他们，她把结婚时母亲送给她的一套锦缎绣花结婚礼服送给有吉幸治的亲属，以便变卖后能够进行诉讼。在她的主持下，在北京成立了一个“鲍威尔——舒子章后援会”，从组织、言论、精神等各方面提供援助，她们的积极努力终于使这个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后终被放弃。 在斗争的同时，她还注重发展同美国人民的友谊，呼吁美国人民参加同亚洲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活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我国北京举行，在筹备会期间，为了美国人民能够参加，她于7月31日，作了题为《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文章，在文章中，她首先表达了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们诚恳地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派遣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同时，她说道：“在争取生产、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美国人民看做一个盟友，看做个非常重要的盟友，……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充满有成果的劳动和欢乐的地方，成为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平安地生活的地方”[]。美国人民感受到了亚洲人民的真诚，热情和善良，积极派代表团参加同亚洲人民的友好合作活动，并致力于共同揭露和反对美国反动政府的侵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