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萧红的小说

null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null九一八事变“后从沦陷的东北流亡到上海、北平等地的一些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李辉英等人，他们的作品多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下的苦难和斗争生活，达了对敌伪的仇恨，对故乡的眷恋和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习惯上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代表作主要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实际上构成了左联创作的一部分，虽然其中有些人并未加入左联。正是他们，开了抗日文学的先河。其作品充溢着深沉的力，把作家的心血，和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令人感奋。 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呼兰河的女儿——萧红“……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着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这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 null 萧红（1911─1942），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1935年在上海出版成名作《生死场》时，开始用萧红作笔名,蜚声文坛。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null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萧红 短短的四句诗，是萧红凄苦、辛酸的一生的概括。 null 萧红的童年十分的不幸：九岁丧母，父亲性情暴戾，使她备受其凌辱。每当描述到她父亲的时候，萧红总是直言不讳，她说：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人性。 唯一能给萧红的童年带来欢乐和幸福的人物，就是她的祖父张维祯了。这位慈祥善良的祖父影响了她的一生，关于她对祖父的回忆是萧红日后所能得到片刻陶醉的主要源泉。null她以充满爱慕的笔调将这位老人写进了她的长篇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中： 　　 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理。祖父只是自由自在的一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花园里。于是我也在后花园里。 　 null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 null 1933年5月21日，萧红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null在青岛，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 1934年10月，他们离开青岛去上海。 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内山店与鲁迅先生第一次会面。 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 nullnull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的第一部作品。 null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1936年7月16日，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 旅居日本，萧红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但她还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以及诗歌《沙粒》等作品，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 null1936年月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null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null null端木蕻良先生null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继《呼兰河传》后，萧红在香港还写出了长篇小说《马伯乐》、小说《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散文《骨架与灵魂》、《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作品。 null1942年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null 萧红是真实的女子，写自己的人生诉自己的情感，字字都是夜里细胞澎湃的声音，从不失去淳朴。 萧 红 墓null一九四六年，在萧红逝世四年后，茅盾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如下的话：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茅盾：《呼兰河传·序》 null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亦即萧红去世四十年之后，长期身陷囹圄而重获生命的胡风，在一篇文章中再次表达了与茅盾当年同样的心情： “未能完成历史赋予她的使命而带着一颗破碎而孤寂的心，只三十一岁的青春，就含恨地与世长辞了!怎么不使我们感到痛心和惋惜!” 　　 胡风：《谈萧红的早期创作》 null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 海涛闲话 ——戴望舒 芳草纤纤绿天涯， 一宵冷雨葬明花。 何人绘得萧红影， 望断青天一缕霞 。null绿川英子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地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null萧红去世后，萧军居然还说：“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 null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地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一如她自己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null 在这里，人们“永久不晓得，永远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者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在两性之间，生命不是和谐的，而是深深的对立：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null 鲁迅认为，萧红在《生死场》中所表现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null“这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且是觉醒底最初的阶段，然而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 “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有“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有“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null 《呼兰河传》（1940完成），长篇小说，是萧红后期的代表作，也是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这是作者在现实生活陷入极度困惑和迷茫时，企图以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唤回一缕情感和精神上的希冀与慰藉。所以，作者刻意采用了一种回忆性的温馨浪漫的语调，童稚化的烂漫天真的视角，展开了故乡呼兰河城充满诗情画意的风土人情。null 《呼兰河传》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和中心人物，大致由两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是作者描述故乡景物及风土人情的文字，从路上的大泥坑到天上的火烧云；从街上的豆腐店、碾磨坊、染缸房、扎彩铺等各色店铺，到卖豆芽菜的、卖麻花的、卖凉粉的各路小贩，等等。这些“实际生活”之外，便是“精神上”的各类“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 null第二部分是自我生活及相关人物的回忆。 从祖父写起，有邻居的小团圆媳妇、长工有二伯、磨官冯歪嘴子等，这些人物也都和童年的“我”一样是家庭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边缘人和弱者，他们的处境和命运无不悲惨落寞。 祖父和“我”相依为命，只缘一个善良，一个软弱，在“父亲的家”里成不了的主宰。 邻居的小团圆媳妇被跳大神的婆婆活活折磨而死，就因她“一点也不害羞，坐在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 有二伯是“家族以外的人”，他虽善良，但总改不了小偷小摸的老毛病，等待他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 相比之下，冯歪嘴子算是幸福的，他得到了王大姑娘的爱情；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无法真正使王大姑娘和他自己获得幸福。最后，王大姑娘贫病而死，她生下的两个儿子使冯歪嘴子的“事业”后继有人。 null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 null　　　　“《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呼兰河传》也“不像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他认为，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精神上是“消极”、“苦闷”的，“‘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隋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博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茅盾：《〈呼兰河传〉序》 null 萧红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转引自聂绀弩：《萧红选集·序》 null一是个人化风格，强烈的自传气质 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在创作中，她善于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将个人的情感和体验融入到作品中。 “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 　　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 null 小说《后花园》以及《呼兰河传》里的关于和祖父在后花园戏逐的场面，对于萧红来说，都是铭心不忘的童年生活的回忆。 我们注意到除了偶尔的例外，萧红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且大体是一个和萧红的经历性格大抵相近的青年女性。从这一点上说，萧红继承了早年郁达夫开创的“自叙传”抒情小说的传统，并加入了女性的柔婉与澄明。她与郁达夫一样，也有着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经历，有着更多的人生苦难和哀愁的感受以及对于迷蒙着人间温馨的追求。这些因素大概也是萧红执笔为文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创作驱动力。 null 葛浩文非常重视萧红创作的这种自传性倾向，他评价《呼兰河传》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认为它是萧红“那注册商标个人‘回忆式’文体巅峰之作”，因为它大半是个人性的回忆式的投入，因而“想在该书中找寻积极性人物的读者是注定要大失所望的”。 ——[美]葛浩文：《萧红评传》 葛浩文这些判断恰好印证了萧红创作思想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尽管她的创作受到当时进步思潮的浸润，但她并没有因为革命化的群体意识的传达而放逐与她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紧密相连的感受。作为一位纯真的女性作家，她忠实于自己的鲜明、率真的个体意识。 null 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外，这种适度的心理距离为她提供了一个题材与她的情感熟习的时间。萧红也是这样认为的，题材与情感的熟习，“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的。” null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萧红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自传型女性作家，只有这种角度才深深地契合于她的天性，才使她的情感和话语得以充分地表达。 null《呼兰河传》“尾声”里的几段话：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null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中的儿童视角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距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 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在其他许多作家的笔下或写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或写得悲痛欲绝、呼天抢地。 null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幅悲惨的人间画面。 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于是，儿童的“有趣”、好奇与故事本身的悲剧性之间，就形成巨大的张力。 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 null萧红个人化话语还带来强烈的女权主义气息 从萧红本身就是男权中心的受害者。 女权主义的论调是她作品最常见的题材。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也多描述女性在男性手下受摧残的情形。 不自觉中，萧红成了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妇女的代言人。但可悲的是，她也是一个男权社会中的受害者。正如她临终前所说的：“我一生最大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真是一语中的。 null《呼兰河传》所写的两个大庙——老爷庙及娘娘庙——的情况中，描述了老爷塑像是如何的凶猛，娘娘塑像是如何的温顺，而后萧红又解释道： “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个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头站起来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就是老实的，老实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 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求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 ” null “ 比方女子去拜过了娘娘庙，也不过向娘娘讨子讨孙。讨完了就出来了，其余的并没有什么尊敬的意思。觉得子孙娘娘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子而已，只是她的孩子多了一些。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的。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叙事的散文化追求 叙事的散文化追求 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null 《生死场》写了季节的更换，年代的轮回，但时间的自然流转却没有提供为情节发展所需的因果关系，因而，那里的生活只是一个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场景之间的空间组合。第一章“麦场”主要写二里半找羊，第二章“菜圃”写金枝与成业的恋爱，第三章“荒山”写月英的死和“镰刀会”。整个小说没有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采用的是一种散点空间单元，并通过时间转换的节奏把其连缀了起来。 null 如果说在《生死场》中还能找到一条模糊的时间线索的话，那么在《呼兰河传》中，这种寻找必然是徒劳的。舒卷自如的《呼兰河传》的时空结构更具开放性。它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游岗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null《呼兰河传》共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null萧红小说叙事散文化是由于她认识和感受生活的特定方式所致。 萧红是一个全凭直觉感受的“灵性”去写作的女性作家，在她看来，生活本身首先是直观的，我们直观感受到的生活现象并非井然有序，那些杂乱无章的现象彼此间的内在联系，要通过细致的分析才能把握。而一旦经过这种理性的分析，作者对生活的感性内容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剥蚀。过分地重视事件的逻辑层面，挖掘因果关系，势必要以此作为代价。 这对于情感型的萧红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她重直观，重感觉，重生活的本真，故而她摒弃对情节因果关系的追求，而对包含生活本来面目的场景予以优先的考虑，即要从自然的生活场景中写出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正是基于这一自觉的审美追求，萧红的小说呈现出开放性的散文化结构形态。 null散文化叙事手段 1追求诗意之美 在《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手》等那些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null2. 营造诗歌般的意境、氛围 在她的小说中，其特定情感的抒发常常与适当的景、境相联系，并使二者达到了完美融合的和谐境界。如《小城三月》中对翠姨坟头的抒写： “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在这幅色彩凄凉的墓穴图中寄寓着“我”悲凉的忆旧之情，蕴含着萧红自己不忍明言的人生如梦的身世之叹。 null 在萧红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 null如《呼兰河传》第二章：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如此悲凉。 　　跳到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的鼓啊，个个都打得漂亮！ 　　若是一个阴雨的夜啊，鼓声更加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 萧红还常用诗歌惯用的“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来抒情。如《呼兰河传》第四章：“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语句段落的重复，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音乐感，强化了小说诗的情感和氛围，读来荡气回肠，富有韵味。 null3.追求文字的画面感 萧红小说以诗人的眼睛观照自然，便富有一种趣自天成的绘画美。她描写自然景物如诗如画，美焕美伦，给人一种身在其境的感觉。《呼兰河传》中，萧红描写的日落时分火烧云的文字曾被选入中语文课本，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她那优美的文字，如画的境界，事隔多年，及今读来仍令人爱不释手。 null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他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他妈的。你们也变了……” 他的旁边走来了一个乘凉的人，那人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你老是金胡子了。” 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是天着了火。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红堂堂的了，一会金洞洞的了，一会半紫半黄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还有些说不出来的，见也未曾见过的。诸多种的颜色。 null “伟大的小说家就是诗人。”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 萧红正是一个“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小说家，她以诗人的敏感、诗人的眼光和诗人的心灵去感受观察体验客观世界，从而赋予小说以深沉的诗意之美。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作出评价，萧红的小说“有诗的韵味”，“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null萧红小说的绘画性不只表现在对自然景致的品味之中，更重要的是其愈来愈浓的风俗画的色彩，其中挟带着东北村镇的乡风民情。 《生死场》描写东北农村妇女在冬闲季节，群聚在王婆的炕头上，讲着粗俗而有点越轨的话，笑笑闹闹以排遣寂寞的时光。 《小城三月》写东北满人娶媳妇，女人们都穿着绣有松竹梅荷的花袄，打扮的如花似玉；元宵节，一班少男少女前呼后拥，到城里观赏狮舞、旱船、龙灯、秧歌，都使作品增添了不少乡土特色和诗情画意。 null 写风土人情最好的，自然是《呼兰河传》，它是一副遥远的乡镇上凄清婉丽的风俗画。呼兰县人以跳大神治病，盂兰节放河灯送冤魂，搭野台子谢神还愿，四月十八到娘娘庙求子求孙，都写得有声有色，情景历历如绘，文笔幽婉动人。 茅盾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的，“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显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因此，这部长篇小说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null萧红小说叙事散文化特征之小结 （阅读萧红的小说）“你会发现，她对于‘过程’显得漫不经心，而只肯把气力用在一些富于情致的小片断上，这些‘碎片’散化了情节，浓化了情致、韵味，对于读者，常常比之‘过程’有更久远的生命。她的小说，也的确于散漫处，于似乎漫无目的处有更久远的生命。”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其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 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 萧红小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文”（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null 一种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借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九一八致弟弟书》）。null比如《王阿嫂的死》中的首段文字：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 　　这里，不说霜覆盖了草叶和菜叶。而说草叶和菜叶都盖上霜；不说山上的树黄了叶子，而用一个修饰语来修饰中心词“树”，让它去“等候”太阳；不说太阳被朝霞挡住，而说它“走进朝霞去”。显然，前者都是日常的语言，而后者则多少都超乎了。这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生疏感和新鲜感——一种“明丽和新鲜” null太阳的光线渐渐从高空忧郁下来。 　　阴湿的气息在田间到处撩走，早晨和晚上都是一样，田间憔悴起来。 ——《生死场》 　　花儿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月夸奖得和水滚着那么热。 ——《后花园》 null悲凉的底色 我们已经论及了萧红那辛酸、痛苦、含恨死去的短暂一生，有着一颗寂寞而伤感的灵魂。其实，在萧红所经历的一切表层的酸甜苦辣的背后，却有着一种更深刻的人生体验，那就是以清新秀丽的文字所揭示的那种让人颤惊的永恒的悲凉。 null在《呼兰河传》中，写到七月十五放河灯，开始是写那一派喧闹和繁华： “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呼呼、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 但是后面又写到： “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什么，惟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不禁感叹到：“那河灯到底要漂到哪里去呢？” 这是繁华过后的悲凉，整体地暗示着对于人生悲剧性的判断。 null作者在《呼兰河传》中还写到：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这样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这文字所体现的，绝不是一般轻飘的季节变换的感慨，而是有一种渗透人生况味的沉郁。 null《呼兰河传》的结尾相当精彩：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祖父就死了。” 人生苦短，而且人生总是这样的这头望不到那头。祖父年老的时候，我才诞生，我长大了，祖父就消失了。这是一条残酷的公式，不仅运用在‘我和祖父’之间，而且无例外地运用在一切人身上。这就是萧红的哲理，她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关于生与死的“单调的重复”，有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 null萧红的视野是广阔的。北中国的苦难，社会底层中如牲畜一般挣扎的男男女女以及他们对于苦难的正视与承担……这些，都是一般女作家难以进入的内容。 这个极其柔弱的女子，她的内心其实是无比执著，无比的坚强与忘我。萧红的苦难少吗？她一生，不要说一个家，连一间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可以安静地写作的房子，都不曾有过！但她没有陷入到那种自我的伤怀之中。艺术的自制提升了她的文学品格。 萧红和张爱玲：文学天才的两种境界萧红和张爱玲：文学天才的两种境界萧红（悲凉）时时以自己的心体谅这个世界，而在下笔时，是时时在以别人的心来关注生活和生活中的苦难（同情和悲悯），把自己的喜怒深深压在心底，压在文字的背后。在张爱玲（苍凉）的小说和散文中，作者的感触压倒了人物，原初的人生悲悯感的抒发最后沦为讥笑与嘲弄. 伟大的文学与聪明的文学，这就是两个才女文学境界的根本区别。 null谢谢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