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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与孟加拉

2012-05-31 16页 pdf 549KB 9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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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与孟加拉 1 云南与孟加拉湾的联系: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刍议1 杨斌 著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 祝湘辉 译 (雲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東南亞研究所) 本文通过对中文及外文资料的整理研究,试图构建中世纪到现代早期云南与孟加拉湾的 历史联系。作者首先介绍并分析了以孟加拉湾为中心的贝币体系,建立了云南在历史上与孟 加拉湾的海上和陆地联系, 接下来简要追溯了佛教在云南的传播路径,验证了孟加拉对云南 的文化影响。最后作者建议,在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应当考虑应用“跨地区”的视觉和方 法。 序...
云南与孟加拉
1 云南与孟加拉湾的联系: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刍议1 杨斌 著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 祝湘辉 译 (雲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東南亞研究所) 本文通过对中文及外文资料的整理研究,试图构建中世纪到现代早期云南与孟加拉湾的 历史联系。作者首先介绍并分析了以孟加拉湾为中心的贝币体系,建立了云南在历史上与孟 加拉湾的海上和陆地联系, 接下来简要追溯了佛教在云南的传播路径,验证了孟加拉对云南 的文化影响。最后作者建议,在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应当考虑应用“跨地区”的视觉和方 法。 序言 云南现在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多族群的边疆省份。当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促进民族 多元与和谐,以展现中国的多元一体的传统和特征时,云南最近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 历史上东南亚的一部分。孙来臣提出,云南(以及中南半岛北部的其他地区)应作为东南亚 的一部分来看待, 纪若诚 (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 则探究了了清代西双版纳地区与东南 亚的密切联系。这些学者通过长期的努力,纠正了此前在这一领域以中国为中心来考察边疆 和跨地区族群的的立场和方法。2 从地理位置上说,云南位于中南半岛,是众多少数族群(如跨越现代国家边境居住的泰 族)的栖息之地。因此, 要更深入地了解云南的历史和文化,采用东南亚视角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人们不应忘记,古代云南曾经与其它周边地区(如西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本文作者 在其他地方也曾强调这一点。3 除非我们采用一种全球的视野,否则要深入理解云南的历史 和现状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通过对中文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试图构建从中世纪到现 代早期云南与孟加拉湾的历史联系, 从而把云南放置于其历史上的地位中去。 东印度洋,或者说本文中说的孟加拉湾,被当作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多见。大 约 30 年前,James Heimann处研究了海贝贸易,阐明了印度洋“世界经济”的整体性。4 最 1 我要感谢 Rila Mukherjee教授和 Himanshu Prabha Ray 教授对本文初稿的评述,我还要感谢“印 度洋和太平洋的十字路口:从全球化和历史的角度”国际会议(2006年 11 月,澳大利亚,弗里 曼特尔)的组织者,作者在该会议上提交了本文的一部分。 2 孙来臣:“明朝与东南亚的陆上交通,1368 – 1644”, 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0 年;Charles Patterson Giersch, "A Motley Throng: Social Changes on Southwest China's Early Modern Frontier, 1700-188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 no. 1 (February 2001), 67-94;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杨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二世纪-公元二十世纪)》,纽约,哥伦比 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James Heimann. “Small Changes and Ballast: Cowries Money in India,” South Asia, No. 3 (1), 1980, 2 近,Rila Mukherjee 出版了一本令人鼓舞的著作,着重分析了东印度洋的海滨区域, 将它 形容为“一个海滨社会、混合型政体、宗教/商业行为或存在联系的社会的大舞台”。5 他们 的方法被Barbara Watson Andaya 提升和理论化,她提醒学者们以陆地为基础视角的风险, 强调应将注意力投向“浩瀚的海洋”。6 本文追随他们的经验分析和理论构造,首先研究云 南与孟加拉湾及其周边地区的贝币,以此建立云南历史上与孟加拉湾的海上和陆地联系,接 下来追溯了佛教在云南的传播路径,证明了孟加拉地区对云南的文化影响。最后,作者建议, 在目前中国西南边疆的研究中,宜考虑运用“跨地区”的视觉和方法。 孟加拉湾世界中的贝币(1):西方的观察 虽然海贝在全世界各个史前考古地点(包括中国)不断被发现,本文只关注中世纪(大 约从 9 世纪到 15 世纪)的孟加拉世界。从 9 世纪起, 西方各色各样的旅行者, 给我们留 下了相对体系的关于海贝贸易和贝币体系的记录。 中世纪旅行家,例如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记载了马尔代夫的海贝及马尔代夫与 孟加拉的海贝贸易。在马尔代夫,他观察到: “我们提到,这些岛屿出口鱼类,大量的椰子、布匹和棉布巾,以及黄铜器 具、海贝和 qanbar(?)……这些岛民以海贝为钱币。他们从海上收集这种 动物,放在坑中,让它们的肉腐烂消失,留下白色的壳。它们被用来作交易, 价格是 40 万海贝换一个金第纳尔(dinar), 但常常会跌到 120 万个海贝换 一个金第纳尔。他们向孟加拉人出售这些海贝,以换取大米。孟加拉人用它 来代替沙子用作船上的压舱物。这些海贝也被黑人在他们国家使用,我亲眼 目睹在马里和果果(Gawgaw)以 1150 个海贝一个金第纳尔的价格出售。”7 伊本·白图泰自己也做海贝交易,当他决定离开马尔代夫时。他“出售了一部分珠宝, 换取了海贝,雇了一艘船,准备去孟加拉。”8 但是,后来他被其他人说服,没有动身,而 是派他的一个同伴去孟加拉卖掉了这些海贝。9 当时,马尔代夫的海贝也在非洲使用。伊本·白图泰“从那里出发,到了果果(Gawgaw [Gogo]), 这是尼罗河畔的一个大城市,也是非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作为最大和物资供应 最充裕的城镇,他们有充足的大米、牛奶和鱼类,还有一种黄瓜叫做‘伊那尼(inani),是其 他地方没有的。居民买卖都是用海贝交易,在马里情况也是一样”。10 伊本·白图泰提到的 48-69. 5 Rila Mukherjee, “The Neglected Sea-The Eastern Indian Ocean i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VOL. XLIX, Nos. 3 and 4 2007. 6 Barbara Watson Andaya, “Oceans Unbounded: Transversing Asia across ‘Area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 no.4 (Nov. 2006): 669-690. 7 Ibn Battuta 伊本·白图泰,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243. 8 伊本·白图泰,第 248页。 9 伊本·白图泰,第 249页。 10 伊本·白图泰,第 334页。 3 果果(Gawhaw)可能是 Gao 或 Gaogao,是它本来名字 Kugha 的变音,它位于从西方运盐 经过的路线与从东北穿越撒哈拉路线的交汇处,是横贯非洲大陆贸易线路上的一个重要贸易 站。11 托梅·皮雷斯(Tomè Pires)是第一位葡萄牙派往中国的使节,于 1511 年到达印度,他 在孟加拉和东南亚一些港口城市看到了海贝。 “马拉巴尔(Malabar)的摩尔人(Moors)主要是海员和商人,他们从印度西 部的第乌(Diu)海岸以及科罗曼德尔(Choromandel)海岸、锡兰和马尔代夫 (狄娃岛,Diva)进货,在马拉巴尔交易。卡利卡特(Calicut)是这些商品最 主要的交易地。”12 “大乌爹(Orissa)国王的领土在科罗曼德尔海岸与孟加拉交界。他是一个伟 大的国王,他向孟加拉国王进贡。他拥有许多大象,他是最有权势的国王,非 常富有。最好的宝石就产自于这个国家。 “阿拉干(Racam)在勃固边境与孟加拉交界。国王有许多马匹,非常好战, 他经常与该国王发生战争。该国王也向孟加拉国王进贡。”13 他还提供了孟加拉钱币体系的细节: “金子在孟加拉比马六甲价值高六分之一,银子比马六甲价值低五分之一, 有时甚至低四分之一。银币称为 tanqat,它重半两(约 6 特拉姆)。一个银 币在马六甲价值 20 个 calains,在孟加拉值 7 个 cahon。每个 cahon 等价于 16个 pon;每个 pon 等价于 80 个海贝(buzeos);因此 1 个 cahon 等价于 1280 个海贝,1 个 tancat 等价于 8960 个海贝,448 个海贝是他们买一只良种鸡的 价格,这样你能计算出它们的价值。在孟加拉海贝被称为“cury”。14 在阿拉干,“白海贝,如同在勃固一样”用作钱币。15 在勃固, “勃固的小面额现金是小白海贝。在马他班 1.5万个海贝经常等价于 1个 vica, 1 个 vica 等价于 10 个 calains;便宜时可以到 1.6 万,贵时到 1.4万,但一般 是 1.5 万。1个 calaim 等价于 1500 个海贝。400 或 500 个海贝可以买一只鸡, 或类似其他东西。如果你是在勃固,上述海贝是不能流通的,除非在马他班。 而它们在阿拉干可以流通。海贝来自于马尔代夫(Diva)群岛,在这里出产 大量的布巾。一些海贝也来自于(菲律宾)Bagangã群岛和婆罗洲(Borneo, Burney)。他们将海贝运到马六甲,然后它们流到了勃固。”16 11 伊本·白图泰,第 381-382 页。 12 Tomè Pire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è Pires , an account of the East, from the Red Sea to Japan, written in Malacca and India in 1512-1515,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Rutter of a voyage in the Red Sea, nautical rules, almanack and maps, written and drawn in the East before 1515 .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ms. in the Bibliotheque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Paris, and edited by Armando Cortesao, 84. 13 Tomè Pires, 89. 14 Tomè Pires, 93-94. 15 Tomè Pires, 97. 16 Tomè Pires, 100. 4 在暹罗,“海贝,如同在勃固一样,是小面额钱币,它们在暹罗全国流通,金和银是大 面额钱币。这种钱币的价值与我们提到有关勃固的相等。”17 马尔代夫是暹罗使用海贝的主 要来源地,白海贝则来自马六甲。18 他的记录为在他两个世纪之前的泰北的文献资料所证 实。清迈国王孟莱(Mengrai,1259-1317在位)发布法令宣布:以海贝支付罚金或补偿金, 视同以银币支付。19 清迈的各种器物,包括工具、牲畜和野兽、林产品、仪式用品,人们 财产如池塘、钱帀、衣服、奴隶,也都以海贝定价。1,100只海贝等价于一块银帀。很显然, 海贝在泰国北部清迈(Chiangmai)王国作为流通货帀使用。 暹罗以东的情形看来大相径庭,因为人们在柬埔寨和交趾支那(Cochin China)没有发 现贝帀,来自中国的铜钱主导着当地市场。 在柬埔寨,“来自中国的钱币被用作小面额钱币,在大宗贸易中使用金和银”;20 在交 趾支那,“他们用来源于中国的钱币来购买食物,用金银购买商品。”21 在爪哇,情况也是这样,对于小额钱币,当地人们“使用来自中国的钱币。”22 托梅·皮雷斯对上述地区的钱币体系中海贝的角色作了一个: “海贝是大乌爹(Orissa)和孟加拉与阿拉干(Arakan,Raqa)一带所有国家 以及马他班(Martaban,Martamane,勃固王国的一个港口城市)的流通货 币。孟加拉海贝形状大些,在中间有黄条纹;它们在整个孟加拉地区流通, 它们在大量商品交易中得到认可,与金币一样视为流通货币;在大乌爹也是 一样。海贝在其他地方不能流通,只在这两地受到高度重视。当我们谈到这 两个地区时,我们是指勃固和阿拉干。大量这些经过挑选的[海贝]来自于马 尔代夫(Diua)岛。”23 托梅·皮雷斯的观察和记录向我们提供了一张贝币在孟加拉湾世界的分布图。海贝产于 马尔代夫,被运送到南亚和孟加拉,在那里它们起到小面额货币的作用。此外,一些中南半 岛海滨国家加入了这一贝币使用体系,包括阿拉干、马他班、勃固和暹罗。暹罗以东看来不 使用贝币。但托梅·皮雷斯没有提到在暹罗和勃固以北(如缅甸和阿瓦)是否使用贝币。至 于东南亚海岛国家,除了他提到暹罗的白海贝是来自马六甲外,海贝看来不被用作货币。 弗朗索·比哈(Francois Pyrard)是一名法国水手,于 1602 年 7 月被马尔代夫的马累人 俘虏,在岛上呆了 5 年,从而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海贝的更多信息。他提到“一艘来自交趾 (Cochin)的 400 吨葡萄牙船在港口下锚,满载着大米,准备卸货后装载 bolys(或海贝) 17 Tomè Pires, 104. 18 Tomè Pires, 108. 19 Aroonrut Wichienkeeo and Gehan Wijeyewardene, trans. & ed., The Laws of King Mangrai (Mangrayathammasart)(Canberra: The Richard Davis Fund and an occasional paper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6). 20 Tomè Pires, 114. 21 Tomè Pires, 115. 22 Tomè Pires, 170, 181. 23 Tomè Pires, 94-95. 5 到孟加拉去,那里很需要这些海贝。”24 在马尔代夫,国王向当地人征收“一种普通税,根 据他们的产品,除蜜糖或水果外,包括椰子索、上面我已经提到过的海贝(称为 Boly),以 及鱼干”。25 比哈提到,这些海贝在马尔代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财富来源。它们 “大小如小指头,非常白,通体光洁发亮。人们每月捕捞它们两次,在新月 前三天和后三天,以及满月前三天和后三天,在其他日子里不许捕捞。女人 在沙滩上和海水浅滩处,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收集它们。他们称它们为 Boly, 以惊人的数量出口到各个地方。数量如此之多,一年之中我曾看见 30或 40 艘船满载着海贝,并未装载其他货物,全部运往孟加拉,因为那里需求量大, 价格也高。孟加拉人用它们作普通钱币,虽然他们有金银和很多其他金属。 更奇怪的是,国王和大地主们特意建造大屋子存储这些海贝,将它们作为他 们财富的一部分。印度其他地方来的商人都携带大量海贝到孟加拉去,因为 那里总有需求;也因为其他地方不能出产,只有马尔代夫能出产,还因为它 们用作小面额钱币使用,就如我前面提到过一样。当我第一次来到马累时, 看到从交趾的一个葡萄牙人城镇来的一艘 400吨的船下锚在那里;船长和商 人是 Mestif人, 其他人是印度基督教徒,他们全部的装束和举止都是葡萄牙 式的,到此来是为了运载海贝到孟加拉市场去。他们以 20coquetees [?小桶] 大米换取一袋海贝:每袋装有 12,000 个海贝(Bolys),装在有椰子叶编织的 无盖小篮子里,篮子里铺有椰子树皮以防海贝掉出。装满了 12,000 个海贝 袋子或篮子放在一边,一袋袋银币放在另一边,商人们(而不是其他人)之 间进行计算和讲价:因为他们是如此精于此道,以致于不用多久他们就能算 出袋子多少。在 Cambaye 以及印度其他地方,人们将这些海贝中最美丽的 部分装饰在家具上,就仿佛它们是大理石或宝石一般。26 1607 年 2 月,弗朗索·比哈见证了 16 艘大帆船组成的孟加拉舰队袭击了马尔代夫。27 他 说: “整日整夜,人们洗劫了国王的宫殿,夺走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28 海贝无疑是有 价值的物品之一,孟加拉人将它们装上船,运回了家乡,虽然入侵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它。 几年以后,比哈注意到在阿格拉(Agra,印度)“他们使用小海贝,称为 cowrie,根据市场[比 价],50 或 60 个小海贝换一枚硬币。”29 虽然上述观察者并未提及中南半岛北部,但老挝作为一个内陆国家,被发现在 17 世纪 以海贝为钱币。30 24 The Voyage of Francois Pyrard of Laval to the East Indies, the Maldives, the Moluccas and Brazil,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he Third French Edition of 1619 and edited, with Notes by Albert Gray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Vol.1, 78. 25 Francois Pyrard, 228. 26 Francois Pyrard, 236-240. 27 Francois Pyrard, 309-320. 28 Francois Pyrard, 315. 29 LT.-Col. 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 ed.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Volume II, Travels in Asia, 1628-1634 (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 311. 30 Hans Ulrich Vogel, “Cowry Trade and Its Role in the Economy of Yunnan: From the Ninth to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Part I).”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36, 6 毫不奇怪,上述西方记录也与马可·波罗向我们讲述的相吻合。这位传奇的旅行者提到 孟加拉(他听到的)、Lochac(暹罗)、和东京(Caugigu,Tongking, 今河内地区)的贝币。 31 马可·波罗也许在东京一事上有误,因为没有其他来源可以证明海贝在当地使用,但是 海贝也许“或多或少在它的西北边境地区使用。”32 他的记述是关于暹罗海贝最早的记录, 33 也为元明时代的许多中国观察者所证实。 孟加拉湾世界中的贝币(2):中文记录 上述外文资料提供了 9 世纪到 17 世纪以孟加拉湾世界为中心的贝币体系的概貌。这些 外国旅行家观察到的,也同样为他们的中国同行所观察到。伯希和(Paul Pelliot) 在《马 可·波罗游记校注》(Notes on Marco Polo)中,基于他对各种(包括中文)资料的熟悉和无 人可比的洞察力分析了海贝。34 日本学者 Egami Namio 在他关于东亚海贝流通的研究中, 以及 Han Ulrich Vogel 在他探究云南贝币体系(几乎同一时期,从 9 世纪到 17 世纪)的论文 中,都挖掘到和考察了大量的中文资料,这些资料同时追溯了海贝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与港 口之间的流通。35 作者主要引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佐以一些其他中文资料,试图展现中 国人观察到的一个广阔的贝币世界。 生活于公元 4 世纪晚期和 5 世纪早期的中国游僧法显在笈多王朝的旃陀罗笈多 (Chandragupta)二世统治期间游历了印度,他注意到在当地海贝(贝齿)被用来作钱币。 36 7 世纪中期玄奘也看到海贝在印度被用作交易媒介。37 不久后,义净提到印度使用海贝。 38 另一位唐朝僧人慧圆(9世纪之前)模糊地提及在摩揭陀(Magadha)海贝被当作财产,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海贝是否用作交易媒介。39 考虑到历史背景,我们有理由推测海贝起 到钱币的作用。事实上,游历僧人们明确指出了海贝在西域被用作交易媒介。40 西域是一 个广阔的地带,从中国西北延伸到现在的中亚。很多从梵文或中亚文字翻译过来的中国佛经 都包含一些文字片段,提到海贝被捐献给寺庙。 no.3 (1993), 230. 31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 Paris, 1959), Vol. 1, 552. 32 同上。 33 同上。 34 Paul Pelliot 1959, 531-563. 35 Egami Namio, “Migration of the Cowrie-Shell Culture in East Asia,” Acta Asiatica 26 (1974), pp. 1-52; Hans Ulrich Vogel, 1993, 211-252; “Cowry Trade and Its Role in the Economy of Yunnan: From the Ninth to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Part II),”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36, no.3 (1993), 309-353. 36 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with a Corean recession of the Chinese tex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6. p 43 and P. 43, footnote 2. Also see Hans Ulrich Vogel, Part I, 230. 37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季羡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217页。 38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 46页;第 167 页, 脚注 22;第 219页。 39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谷风编《辞书集成》第 2卷,第 451-650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第, 第 660页。 40 同上。 7 中国僧侣的记录也为北印度发现的文字所证实。Deyell 在他对中世纪早期印度北部的钱 币体系研究中,提到“价值最低的是海贝,其次是铜钱,再就是银子,重量从几分之一克到 几克不等;最高等级的交易用金子,重量从几分之一克到几克不等。”41在中世纪的克什米 尔(Kashmir),它的“钱币体系包括铜钱以及海贝,海贝用作小额交易。”42在 13 世纪下半 叶,当德里苏丹(Sultanate)建立了一个从信德(Sind)延伸到孟加拉的帝国时,这种钱币 体系被确凿地发现在当地使用。43 在孟加拉帕拉(Pala)王朝,“‘贸易是以 Kauris 为媒介进 行的,Kauris 是这个国家的流通货币’。恒河(Ganga)上游盆地也是这样,在当地发掘的文 物宝藏,如在Khajausa发掘的(3.75 kg海贝以及 638 billion vigrahapāla和 ādivarāha drammas 银币)或在 Bhondri 发掘的(9,384 个海贝和 54 billion vināyakapāla drammas 银币),证实了 当时使用海贝作为辅助高面额金属钱币的一种低面额货币。”44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交通日益繁忙,自唐代以来,中国旅行者开始注意到除了西域外,东 南亚和南亚也存在贝币。《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明确提到天竺中部(中印度)使用海贝 作为交易中介。45 13 世纪早期,赵汝括在他的《诸番志》印证了这一说法,称天竺(印度) “岁与大秦、扶南贸易,以齿贝为货。”46 中国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他的著作《岛夷志略》(1350 年之前完成)中记录了使用海贝 的各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海港城市和居民。在罗斛,“法以汃子代钱,流通行使。”47 学 者们一致同意罗斛(Lvo, Lavo 或 Lohot)位于现在湄南河下游的华富里(Lophuri)。48 向西 而行,汪大渊记述:在暹罗人们“仍以汃子权钱使用。”49 从“仍”一词可以得出结论,汪 大渊知道在他到达以前海贝就在暹罗用作钱币,这与马可·波罗的描述相吻合。在针路(丹 老群岛,马来半岛北部,缅甸南部),“汃子通暹,准钱使用。”50 在北溜(马累),“海商每 将一舶汃子下乌爹(勃固)、朋加剌(孟加拉),必互易米一船有余”。汪大渊断定:“盖彼番 以汃子权钱用,亦长远之食法也。”51“朋加剌”(孟加拉)一节中无疑提供了更多关于贝帀 的细节。“其国铸银钱名唐加,每(个二)钱八分重,流通使用,互易汃子一万五百二十有 余,以权小钱便民,良有益也。”52 在放拜(孟买),“货用金、汃子、红白烧珠之属。”53 在大乌爹(Orissa),“国以汃子、金钱流通使用”。54在乌爹(勃固),“每个银钱重二 钱八分,准中统钞(元朝的一种纸帀)一十两,易汃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 41 John Deyell, Living Without Silver,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Early Medieval North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7. 42 John Deyell, Living without Silver, 62. 43 同上,第 221 页。 44 同上,第 34 页。 45 《旧唐书》卷 198,第 5307 页;《新唐书》卷 221,第 6237页。 46 (宋)赵汝括:《诸蕃志》,杨博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 86页。 47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 114页。 48 同上,第 115 页。 49 同上,第 155 页。 50 同上,第 126 页。 51 同上,第 264 页。 52 同上,第 330 页;也见 Vogel,第 1部分,第 232页。 53 汪大渊,第 337页。 54 汪大渊,第 339页。 8 以二百五十汃子籴一尖箩熟米,折官斗有一斗六升。每钱收汃子,可得四十六箩米,通计七 十三斗六升,可供二人一岁之食有余。”55 汪大渊对于大乌爹贝币的描述与对孟加拉和勃固 的描述令人惊异地相似,揭示了这些地区钱币体系的规律性和一致性。 郑和船队穿越了东南亚,孟加拉湾以及更远的地方,为我们留下了当时这些宝船上的航 海家对于他们航行经过地方的一些宝贵见闻。马欢在他的《瀛涯胜览》中说,在暹罗,“买 卖以海贝当钱使用,不拘金艰铜钱俱使。”56 孟加拉当然也是这样,“海番名考嚟,论个数 交易。”57 马欢观察到,暹罗和孟加拉的海贝都来自于溜山(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海 贝八,彼人采积如山,罨烂其肉,转卖暹罗、榜葛喇等国,当钱使用。”58 宝船上的另一位航海者巩珍也留下了相似的描述。在他的《西洋番国志》里,巩珍记录 了以海贝为钱币的贸易。59 在溜山(马尔代夫),“出海贝八,土人采积如山堆,罨待肉烂, 取壳转卖暹罗、榜葛刺(孟加拉)等国代钱使。”60在孟加拉,“国王以银铸钱,名倘伽…… 一应买卖皆以此钱论庐零用。海番名考嚟,论个数交易。”61 明代黄省曾在他1520年完成的《西洋朝贡典录》中,记录在暹罗,“其交易以金银、以 钱、以海贝八,。”62 在孟加拉,“其交易以银钱,名曰倘伽;以海贝八,,名曰考梨。……贝八, 计斤 (中国重量单位)。”63 他的记录也许是对马欢《瀛涯胜览》的复述。黄省曾对溜山(马 尔代夫和Laccadive岛)的观察非常有意义。他指出,“其交易以银钱。其利鱼、贝八。”64 与 那些错误地认为海贝在马尔代夫用作钱币的人们不同,黄省曾明确地证实银在那里用作钱 币, 而海贝则被出口为国家带来财富。黄省曾甚至详细描述了海贝的捕捞过程:“凡取海贝 八,山积之而罨之、腐之……贮之。其来易者为暹罗之商,为榜葛剌(孟加拉)之商。”65 众多学者研究和思考过 9 世纪到 17 世纪云南的海贝钱币体系,那么云南这些海贝来源 于哪里呢?云南位于内陆地区,远离海洋。语言学分析在这里也许有帮助。“cury”或“kauri” 一词是孟加拉对海贝的称呼(托梅·皮雷斯观察到这一点),暗示孟加拉是云南海贝的来源 地。中文里“海贝”原称为“贝”、“海贝”或“贝齿”,66 但从未称为“考嚟”。考嚟是一 个新词,直到元明时期才被创造出来,用来指代海贝。15 世纪早期的马欢和巩珍第一次记 录了“考嚟”(考梨)一词。考嚟,从它的发音来看显然是 cury 或 kauri 的音译,揭示了云 南海贝来源于孟加拉。看来中文词“考嚟”和英文词 Cowrie 都应看作印度方言词,与印地 55 同上,第 276 页。 56 (明)马欢:《瀛涯胜览》,[1433]冯承均编,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J.V.G. Mills (Cambridge, Published for the Hakluyt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07. 57 马欢,第 161 页。 58 马欢,第 150 页。 59 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 14页。 60 同上,第 33 页。 61 同上,第 38 页。 62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谢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 69页。 63 同上,第 87 页。 64 同上,第 76 页。 65 同上。 66 贝齿,由于海贝边缘内侧的沟槽类似于牙齿,故得名。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with a Corean recension of the Chinese tex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 p 43 and P. 43, footnote 2. 9 语中的 kaudi,Martha 语中的 kavari 和马尔代夫语中的 kabtaj 词源相同。”67 在元明时代,还发明了另一个中文词“贝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汪大渊使用了“汃子” 一词,68马欢和巩珍使用海贝八,一词。“贝八”一字是两个中文字根“贝”和“八”的组合。 字根“贝”指它的字源和性质,而字根“八”则用于它的发音。字根 pa 或 ba 极有可能是梵 语词 kaparda或印地语词 kapari的缩写。69 Pa或 ba的发音还类似于占婆语 bior, 高棉语 bier, 暹罗语 bia, 老挝泰语中的 bia hoi。70 伯希和也注意到了马来语 biya,但他很谨慎地未下结 论. 只是说泰人也许从马来人那里借用了这一词。71 不管事实如何,语言学上的联系不仅导 致了对海贝的贸易路线、而且对于中南半岛沿海国家与云南(中南半岛北部)紧密联系的猜 测。 联结孟加拉、中南半岛海岸国家和云南的路线 海贝是经哪条或哪些路线,从孟加拉运送到云南呢?中国旅行家们记载了联结内陆和东 南亚海滨国家的贸易路线。 玄奘(7 世纪中期)和义净(7 世纪晚期)记载了联结中国西南(云南和四川)的路线, 同时两人都描述了印度到四川的路线。他们记录的里程和时间非常接近,显示了当时人们也 许对这条路线非常熟悉。樊绰,一位唐朝在安南服役的军官,在他的《蛮书》(公元 863 完 成)中也记载了这些路线。《蛮书》中提到了许多中南半岛海滨国家,如骠国,(在蛮永昌城 南七十五日程)“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诺国、弥臣国,(在蛮永 昌城西南六十日程)。昆仑,(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大秦婆罗门国,(与弥诺国 江西正东,东去蛮阳苴咩城四十日程)。小婆罗门,(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出贝齿”。 72 唐朝宰相贾耽于公元 801 年向皇帝进献了一本记录中外交通的书。虽然他的书现在已经 失传,幸运的是 10 世纪修编的《新唐书》,保留了他知悉的“入四夷之路”通道七条:“六 曰安南通天竺道”,这条路线从东京(Tongkin)出发,途经云南,经过卑谬,终点是“摩羯 陀”。根据贾耽的记录,有两条途径从东京到大理,一条是水路,另一条是陆路。到达大理 后,两条路线合在一起,延伸至缅甸和印度。从云南到印度,又有两条途径:南线从大理到 永昌,途经骠国、卑谬、阿拉干山脉、迦摩缕波(Kamarupa),到达印度。西线渡过伊洛瓦 底江和 Mogaung 河、钦敦江,到达印度和更远的地方。西线距离为约 3,200 里,与南线的 5,600 里相比,南线看起来迂回不少,但是它位置重要,不仅因为它联结了云南和缅甸,也 因为联结着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交通,这解释了商人们为何不辞劳苦,取道这条更长也更迂 67 Egami Namio, 36. 68 汪大渊,第 264页。 69 Namio 则说: 这种联系是”明显的”。 参看 Egami Namio, 34. 70 Paul Pelliot 1959, 554; Egami Namio, 32. 71 Paul Peeliot, 554. 72 樊绰:《云南志补注》,木芹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第 12-134 页。 10 回的路线。 杨佐,四川进士,于 1047 年去大理国买马。在当地一个驿站,杨佐读到一个路线图, 上面标有大理到外国的路程。他说,“驿前有里堠,……悉著其道里之详”, “题东至戌洲 (四川),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73杨 佐“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 周去非(1135-1189)在他的《岭外代答》中提供了大理(云南)到蒲甘,然后到王舍 城的大约距离。他说“蒲甘国,自大理国五程至其国。”从蒲甘到西天竺虽然路径艰险,但 并不远74;他估计“自大理国至王舍城,亦不过四十程。”75这种猜测大致被马可·波罗所证 实,他称从云南南部到孟加拉需要大约 30日。 由于所有上述资料都是中国人记录,其中许多都是引用自官方和半官方史书,毫不奇怪 这些学者拼凑出了一幅以以北方为中心的地图。 正因如此,汪大渊和马欢的记载就特别重 要,因为他们从东南亚的角度看到了一条南方通往北方的道路。汪大渊明确指出有一条云南 到天方(麦加,或天堂)的路,旅途大约需要 1 年时间。他记录说, “云南有路可通,一 年之上可至其地。”76 他还说“西洋亦有路通,名为天堂(麦加)。”77 在中国,西洋粗略地 指印度洋东部。 马欢留给了我们更多的细节。他注意到暹罗和云南的内陆联系: “国之西北去二百余里有一市镇,名上水,可通云南后门。此处有番人五六百家,诸色 番货皆有卖者,红马斯肯的石,此处多有卖者。此石在红雅姑肩下,明净如石榴子一般。 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78 马欢的记录为 16 世纪的黄省曾所复述。联结云南和暹罗的路线看来对海贝的运输起关 键作用,因为伯希和指出云南的海贝也许主要来自暹罗。79 在清迈王国的孟莱(Mengrai) 王颁布的法典中提到的贝帀,无疑支持了伯希和的说法。泰国北部确实在经济上、文化上和 宗教上与南诏和大理国建立了紧密联系。据说孟莱王的王后就是来自云南景洪的一位傣(泰) 族公主。 托梅·皮雷斯也注意到了联结孟加拉、阿拉干和勃固的网络: “阿拉干王国在孟加拉和勃固之间。国王是个异教徒,在这个内陆国有极大的权势。它 有一个良港,临近大海,这里有勃固人、孟加拉人和吉林人进行贸易,但生意并不繁荣。”80 勃固“是我们见过和知道的最肥沃的土地。它比暹罗更物产丰饶,几乎和爪哇一样。它有三 个港口临近大海,由三个总督管理,在当地语言中总督称为 Toledam。靠近阿拉干最近的港 口是 Cosmin(Copymy),它担负了与孟加拉、Bonuaquelim 贸易的任务。另一个是达贡(Dagon, 73 (宋)杨佐:《云南买马记》,方国瑜编:《云南史料丛刊》,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卷 2:244-247。 74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122-123。 75 同上,第 108 页。 76 汪大渊,第 352页。 77 汪大渊,第 352页。 78 马欢:《瀛涯胜览》,第 105-106页。 79 Paul Pelliot 1959, 552; 554. 80 Tomè Pires, 95. 11 Dogo),这是一个大型港口……”81 在暹罗,“暹罗王国在靠近勃固这边有 3 个港口,在靠近彭亨和占婆一边有许多港口。 它们全都属于暹罗王国所有,由国王控制。暹罗国土辽阔,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城邦繁荣, 当地有许多地主和外国商人,这些外国人大多数是中国人,因为暹罗与中国进行大量的贸 易。”82 通过暹罗中转的贸易非常繁荣。“那里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孟加拉人、为数众多的吉 林(Kling)人,中国人和其他民族。所有的暹罗贸易都是与中国、Pase、Pedir 和孟加拉进 行。”83 在另一章节中他重复了这一点,“在德林达依一边,暹罗也与 Pase、Pedir、 吉打、 勃固、孟加拉进行贸易,(印度)古吉拉特人(Gujaratee)每年都来到暹罗这些港口。”84 向内陆而行,托梅·皮雷斯提到缅甸:“缅甸王国的边界在内陆,一侧紧靠勃加固和阿 拉干,在中国一侧,它紧靠清迈(Jangoma,清迈的另一称呼),清迈周边是缅甸和柬埔寨。” 85 缅甸出产宝石,这些宝石都运往阿瓦(Ava)城, “它位于阿拉干。[缅甸]盛产安息香胶和紫胶,这些特产被缅甸出口到暹罗 和勃固,麝香则来自于清迈王国和[此处原文空白有遗漏]王国,他们说中国 也向那里出口麝香。 他们证实(看来事实上也是),他们可以通过陆路从勃固和暹罗向中国(中 国内陆)运输胡椒和檀香,因为勃固人和暹罗人在沿河而上的 lanchara 船和 parao 船上与缅甸人作交易,在该国中有许多这种商船;商人们偏爱的方式 是坐船依河而上,一月之内他们再回来。”86 于是托梅·皮雷斯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包括孟加拉、阿拉干、勃固、暹罗、缅甸 和中国的贸易网络。形形色色的商人是它的参与者,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古吉 拉特人(Gujaratee)、波斯人、孟加拉人、吉林人、暹罗人和其他来自阿瓦、缅甸、柬埔寨、 吉打等地的东南亚人。虽然他没有提到云南,但提到了缅甸和它生产的宝石,而贸易和商人 肯定不会止步于缅甸。 根据上述史料,马尔代夫和孟加拉的海贝主要是从中南半岛流入云南。但我们也要记住 海贝还从中国东南沿海转运到云南。元明朝代的史料都指出江南(主要是长江三角洲)有海 贝贮藏;两个朝代的史料都指出海贝从长江三角洲运到云南。元朝甚至发布了法令禁止私自 输送海贝。87 Roderich Pak 搜索了中文资料中有关马尔代夫和 Laccdaives 的记载,指出,马尔代夫总 共向明朝进贡了 3 次,分别是 1416年、1421 年和 1423 年。但很不巧,《明实录》中的上贡 81 Tomè Pires, 97. 82 Tomè Pires, 103. 83 Tomè Pires, 104. 84 Tomè Pires, 109. 85 Tomè Pires, 110-111. 86 Tomè Pires, 111. 87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Vogel 1993 and Bin Yang, “Horses, Silver and Cowries: Yunnan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5.3: 281-322. 12 品只记录了马匹、犀牛角、象牙和其他特产。 没有特地记录海贝。88 考虑到海贝在马尔代 夫社会中的意义,几乎可以肯定,笼统的地方特产包括海贝。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 就提到马尔代夫国王将“海贝二十石”作为朝贡礼物。89 所有上述中文或外文资料都指出了一个经济和贸易网络的存在,其显著特征是海贝的使 用,这种货币形式在数个世纪中已经存在并且持续很长时间。这个网络的中心毫无疑问是孟 加拉世界,因为所有上面提到的国家都在孟加拉湾一带。云南虽然不是一个沿海地区,但也 和孟加拉湾的人们建立了密切的历史联系。 佛教密宗的传播:南诏和大理的印度化90 当我们讨论云南的贝币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撇开佛教密宗的传播这一重大问题,虽然使 用“佛教密宗” 这个词本身就有疑问和争论, 虽然本文也不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展开太多论 述。简单地说,带有浓厚密宗色彩的佛教突然于 9 世纪初叶在南诏兴盛起来,最后在这个内 陆王国被确立为国教,这看起来象是个谜。 直到今天,学者们一致同意中国、西藏、斯里兰卡和印度/孟加拉都是云南佛教的来源 地。这个结论是不容质疑的,但就此推论佛教密宗从西藏传来,大乘佛教从中国而来,而小 乘佛教来自于南方(中南半岛)就大错特错了。这种传统思维,主导了许多中国学者,实际 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它是一个典型的由果推因的例子。 在本节,我将提出一个关于南诏和大理佛教起源和早期情况的另一种观点。事实上,我 认为南方传来的佛教密宗构成了最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南诏佛教源头,只不过从大理时 期即公元 10和 11 世纪开始,藏传和汉传佛教开始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作者认为密宗向南 诏的传播是印度化趋势的一部分,它确凿地揭示了云南与孟加拉地区的联系,就象贝币体系 一样。 究竟何时佛教传入南诏仍然是一个谜,这个问题又与南诏佛教起源相纠结。当地材料、 佛教经典和传说都将佛教的传入时间定在阿育王时代或更早。早在明代,这种传统认识就已 经深入人心。但是,这种令人深信不疑的信仰只是一种后来的发明,经不起严肃的追究。研 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基本上都同意佛教传入南诏是在一个晚得多的时期,如公元 7世纪或 8 世纪。作者收集和阅读了相对丰富的资料(包括一手的和二手的),试图对佛教传入云南的 时间,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 一般认为,佛教在南诏晚期开始兴盛,并至少精英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南诏图传》是 根据 9 世纪末南诏王舜化贞的敕书而于公元 899 年所作的画卷,它提供了一个关于该国起源 88 Roderich Patk, “The Maldive and Laccadive Islands (Liu-Shan) in Ming Record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7.4 (1987), 681. 89(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第 624 页: 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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