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
考古与文物 1984年第4期
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
乌 恩
关于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种类和特征,我曾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以下简称《纹饰》)一文
中作了概括介绍(1)。本文拟专门讨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与我国境外流行的所谓“野兽纹”的关系及其渊源
问题。
一
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带(黑海沿岸、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南西伯利亚、蒙古及我国北方)的古代青铜器上
广为流行动物纹样,在国外的考古文献中统称为“野兽纹”。它的分布地域很广,又具有类似的风格,因而研
究“野兽纹”成为欧亚草原地区考古学的重...
考古与文物 1984年第4期
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
乌 恩
关于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种类和特征,我曾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以下简称《纹饰》)一文
中作了概括介绍(1)。本文拟专门讨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与我国境外流行的所谓“野兽纹”的关系及其渊源
问题。
一
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带(黑海沿岸、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南西伯利亚、蒙古及我国北方)的古代青铜器上
广为流行动物纹样,在国外的考古文献中统称为“野兽纹”。它的分布地域很广,又具有类似的风格,因而研
究“野兽纹”成为欧亚草原地区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往,国外学者发表过许多有关“野兽纹”的论著,
其中,有些研究者把我国北方的古代动物纹饰纳入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范畴,并命名为“鄂尔多斯
野兽纹”。
关于所谓“野兽纹”的起源问题,国外学者发表过各种不同意见,但归纳起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
为,欧亚草原古代诸民族具有相近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形成了彼此相似的“野兽纹”艺术。另一种意见认
为,欧亚草原地区的“野兽纹”源于一个共同中心。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对起源中心又有各种不同的解
释。
有些人主张黑海北岸的斯基泰“野兽纹”源于希腊艺术,后经斯基泰人又传入西伯利亚,形成了所谓斯基
泰·西伯利亚“野兽纹”(2)。
反之,有些人认为斯基泰“野兽纹”源于西伯利亚,并由此向西方和南方传播(3)。个别人认为中国是斯基
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发源地(4)。
有些人则提出这一中心应在黑海沿岸和西伯利亚之间的某一地区探寻。目前,已有土尔克斯坦说(5)伊朗说
和美索不达米亚说(6)。近年来,后一种意见比较盛行。
在国内,关于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还没有认真开展。前放前,虽然收集到大量的所
谓“鄂尔多斯青铜器”,其中包括装饰动物纹样的器物,但这些器物多系采集品,出土情况不明。有些国外的
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诸如A·萨里莫尼(7)、J.G.安特生(8)、水野清一和江上波夫(9),以及M·罗斯托夫采夫
(10)、E·H·敏兹(11)等人都曾发表过有关论著。然而,从他们发表的材料来看,显然包括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
的遗物。根据这些采集品论述其年代、分布,以及由此作出的各种推论(包括动物纹的起源),不免与事实有
很大出入。
解放以来,在我国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不少装饰动物纹样的青铜器和金银器。从分布地域上讲,包括内蒙古
自治区及邻近的辽宁、河北、山西、陕西、青海、宁夏。从年代上讲,从商代晚期至汉魏时期。从文化系统方
面讲,鬼方、猃狁、北狄和匈奴,以及山戎和东胡文化遗存中均包含装饰动物纹的器物。应当指出,解放以来
发现的有关资料,基本反映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种类和特征。本文根据解放以来掌握的资料,结合过去著
录的收集品,对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二
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究竟是在当地创造,还是由外地传入,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作深入的分析。
这里,有两点须加注意。第一,要注意年代的准确性;第二,要注意题材和风格特征的异同。只有这样,我们
才有可能搞清不同地区动物纹的相互关系。长期以来,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是受了斯基泰
·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影响。国内的考古文献中也笼统地把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
兽纹”等同看待,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下面按年代顺序,把我国北方古代物物纹饰与年代相当的其他地区
“野兽纹”作一比较和分析。
(一)与卡拉苏克文化“野兽纹”的关系
卡拉苏克文化是苏联南西伯利亚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该文化的年代,一般断在公元
前十二至八世纪。然而,年代上限断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根据并不充分。如众所知,卡拉苏克文化的墓葬大多
被盗,可供断代的标准器不多,亦无任何有文字可考的证据。研究者们只是根据某些青铜器与我国安阳殷墟、
西周时期同类器物相像来推定的。卡拉苏克文化有两个碳—14测定数据,即距今2930±60(公元前980年)和
2710±75(公元前760年)(12),相当于我国西周时期。
H.л.契列诺娃在《卡拉苏克时期遗迹的年代学》一书中,归纳了可断代的33处墓地(13)。其中,阿巴干一
号墓出土一件绵羊首刀,拉杰依墓葬出土一件山羊首铜锥,年代均断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纪。卡拉苏克文化早期
的墓葬中未见装饰动物纹的器物。此外,偶然发现的卡拉苏克铜器中有装饰动物纹的器物。例如,马里亚索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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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出土一件麋鹿首刀,贝依村出土一件绵羊首刀,克拉斯诺雅尔和托巴诺沃村各出土一件山羊首刀等(14),年
代分别断在殷墟文化之后或公元前八至七世纪(图一,1—6)。
图一 卡拉苏克文化“野兽纹”
1.拉杰依墓葬 2.阿巴干一号墓 3.马里亚索沃村 4.别依乡 5.克拉斯诺雅尔 6.托巴诺沃村
卡拉苏克文化“野兽纹”,主要是附于青铜刀、短剑、锥柄首的动物头像,均系圆雕。动物种类有山羊、
绵羊、麋鹿等,造型风格与我国北方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动物纹相像,反映出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C.B.吉谢列夫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出卡拉苏克文化源于中国,认为卡拉苏克居民是在殷末(公元前十二世纪)
从中国北部迁移到米奴辛斯克盆地的(15)。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认为塞伊姆文化的某些青铜器传入殷文
化,然后高度发达的殷商文化又影响了卡拉苏克文化(16)。但是,他把塞伊姆文化的青铜器的年代断在公元前
十六至十三世纪是不妥的。H.л.契列诺娃根据大量事实,将塞伊姆青铜器的年代断为公元前十一至八世纪,至
少不会早于殷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17)。
诚然,商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问题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商文化和北方草原
文化某些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与卡拉苏克文化“野兽纹”非常相像。因此,搞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阐
明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渊源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可从如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从年代上考察,我国北方早期动物纹器物的年代较为明确,因为有些地点如山西石楼后兰家沟
(18)、陕西绥德墕头村(19)、河北藁城台西(20)、青龙抄道沟(21)等地出土的鹿首刀、羊首曲柄短剑、蛇头匕
等,大多与殷文化青铜器共存,有的可以早到殷墟文化早期,亦即公元前十三世纪,年代早于卡拉苏克文化。
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鹰首、马首短剑、鹰首刀等,年代相当于公元前十一世纪(22)。何况,卡拉
苏克文化早期墓葬中尚未发现“野兽纹”器物。
其次,从动物纹的种类和特征方面分析,我国北方早期动物纹的题材,除鹿、羊之外,还有马、牛、鹰、
蛇等(图二,1—6),比卡拉苏克“野兽纹”丰富。圆雕动物头像的工艺水平也高于卡拉苏克文化,青龙抄道
沟铜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艺在卡拉苏克铜器上亦不见。相当于卡拉苏克文化中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
除圆雕形象外,出现了浮雕和透雕的动物形象。圆雕动物形象不仅表现头像,而且铸造完整的动物图形,甚至
表现人骑马追兔的场景。这些特点在卡拉苏克文化“野兽纹”中是看不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的题材,
除马、牛、羊、鹿、蛇外,还有虎、野猪、犬、鸟、鼠、鸭、狼、蛙及人物活动等(图三),这是卡拉苏克文
化“野兽纹”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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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我国北方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动物纹
1、2.青龙抄道沟 3.绥德墕头村 4.石楼义牒 5、6.昌平白浮
图三 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
1、3—10.宁城南山根 2.朝阳十二台管子
第三,卡拉苏克居民不是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土著民族。某些苏联考古学家详细分析卡拉苏克文化遗存的分
布及体质人类学资料后,证明卡拉苏克居民是从南方沿叶尼塞河向北迁移,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后半叶进入米奴
辛斯克盆地,并与这里的安德罗诺沃居民逐渐融合(23)。这就是说,卡拉苏克文化的先民原本居住在我国北方
或邻近的某些地区,因而在卡拉苏克文化的遗存中发现与我国北方相似而年代稍晚的器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值
得注意的是,在南西伯利亚的图瓦及其他地区发现若干件铜刀,柄首附以伫立状动物,柄饰群兽纹,动物种类
有野猪、鹿、山羊等(24)。刀的形制和花纹,具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刀的作风。
总之,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出现要早于卡拉苏克文化“野兽纹”,相当于该文化中晚期的夏家店上层
文化动物纹的题材,则比卡拉苏克文化“野兽纹”丰富。因此,我国北方早期动物纹不可能受卡拉苏克文化
“野兽纹”的影响。
(二)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野兽纹”的关系
我国北方和蒙古、外贝加尔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相似的面貌。但是我们对蒙古境内的青铜文化了解的不够
全面,掌握的资料很有限,不可能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据我所知,蒙古各地零星出土一些青铜器,在乌兰巴
托、中戈壁省和后杭爱省的博物馆中收藏着偶然发现的青铜器,主要是短剑、刀、装饰品等。其中,有些短剑
和刀柄首装饰圆雕鹿、麋鹿、马、绵羊、山羊头像。这些器物的形制和动物纹饰,同我国北方商代晚期至西周
早期的同类器物雷同。例如,南戈壁省伯彦塔拉乡出土鹿首短剑(25),鹿头造型与青龙抄道沟、绥德墕头村铜
刀柄首的鹿头相同,而剑柄上的方格纹和锯齿纹也与青龙抄道沟短剑、刀柄上的花纹相像。短剑的形式亦是我
国北方流行的早期曲柄剑。南戈壁省色夫雷县出土一件铜刀,柄首铸一山羊头像(26)。另外,苏赫巴特尔省出
土两件柄首装饰动物形象的铜刀(27)。前杭爱省特布希山墓葬出土两件粗大的发针,柄端铸一绵羊头像(28)。这
些动物形象颇具我国北方早期动物纹的作风,它们的年代,蒙古和苏联学者笼统的断在卡拉苏克时期(图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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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野兽纹”
1.蒙古南戈壁省伯彦塔拉乡 2.南戈壁省色夫雷县 3.贝加尔湖地区库兹米诺村
4.科托·克利湖畔 5.乌斯特──土鲁泰 6.涅尔琴斯克市附近
外贝加尔地区也发现一些同我国北方相似的动物纹器物。例如,涅尔琴斯克市附近石棺墓出土一件绵羊首
刀(29)、鄂嫩河沿岸乌斯特──土鲁泰附近,齐金斯克省乌斯特──卡尔地区库兹米诺村附近各出土一件绵羊
首短剑(30)。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科托─克利湖畔出土一件鹿首短剑,形制与花纹同蒙古南戈壁省出土短
剑相似(31)(图四,4)。
从上面列举的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出土的装饰动物纹的青铜器,与我国北方的同
类器物相比较,无论器物的形制和动物纹的风格都非常相近,这足以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北方和蒙古、外贝
加尔青铜文化之间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在陶器方面也可得到印证。贝加尔湖地区的石棺墓和遗址中常见源
于我国的陶鬲。贝加尔湖沿岸的色楞格河、鄂嫩河、乌德河、乌鲁里格河、印谷德河沿岸均发现残陶鬲。阿金
斯克附近还发现完整陶鬲。此外,印谷德河畔还发现鼎足,色楞格河沿岸的弗法诺沃墓葬还出土方格纹陶片
(32)。
考古发现证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与我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关系,比米奴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更为密
切。这似乎表明,在公元前第一千年前后,从我国北方到外贝加尔这一范围内,居住着经济类型和文化面貌相
近的民族集群(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先民关系密切)。如前所述,富有代表性的曲柄短剑和陶鬲正分布于这一范
围,在卡拉苏克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而卡拉苏克短剑的形制更接近于西周早期白浮式剑。由此可以推测,我
国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在某些方面(其中包括动物纹饰)经由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对米奴辛斯克盆地卡拉苏
克文化产生了影响。
近年来,在蒙古乌布苏省昌德曼山发掘的墓葬中,出土一批“野兽纹”器物,墓葬的年代断为公元前七至
三世纪(33)。这里发现的“野兽纹”的基本特征,与我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相似,特别是双鸟头首短
剑、兽面形饰等,无论器物形制,还是动物纹饰,均与桃红巴拉、北辛堡墓葬出土器物相似。由此可见,春秋
战国时期和前期一样,我国北方和蒙古的动物纹饰仍然保持一致的风格。
(三)与斯基泰、塔加尔文化“野兽纹”的关系
公元前七至二世纪,在黑海沿岸分布着斯基泰文化,在米奴辛斯克盆地则是塔加尔文化,大体相当于我国
春秋战国时期。斯基泰文化以丰富多彩的“野兽纹”艺术著称于世,塔加尔文化也有很发达的“野兽纹”。关
于这两种文化的“野兽纹”与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关系问题,国外学者多有论述。一般认为,我国北方的
所谓“鄂尔多斯野兽纹”是受了斯基泰艺术的影响,国内也有人将这类铜器统称为“斯基泰式铜器”。不可否
认,斯基泰文化在欧亚大陆草原诸民族文化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说,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是
在斯基泰艺术的影响下形成的。
关于我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的种类和特征,我在《纹饰》一文中作了概述。除西周末春秋初的夏家
店上层文化动物纹外,在内蒙古自治区桃红巴拉(34)、范家窑子(35)、水涧沟门(36)、玉隆太(37)、呼鲁斯太
(38)、西沟畔(39)、速机沟(40)、瓦尔吐沟(41)、河北北辛堡(42)、平山(43)、宁夏回族自治区杨郎公社(44)等地
均发现装饰动物纹的器物。这时期动物纹包括浮雕、透雕和圆雕三类。题材除家畜及鹰鸟头像外,还有各种完
整的野兽形象,诸如虎、狼、羚羊、剌蝟及鹤、鸭等;透雕饰牌中有伏卧、伫立状动物及群兽纹,并有动物相
斗或猛兽袭击食草动物的形象(图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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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我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
1、6—8.杭锦旗桃红巴拉 2.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 3.固原县杨郎公社 4、9.呼和浩特市附近
5、11、13.准格尔旗西沟畔 10.卢芹斋藏品 12.河北省文物队藏品
图六 我国北方战国时期动物纹
1.杭锦旗阿鲁柴登 2、4.准格尔旗玉隆太 3、6.准格尔旗速机沟
5.平山一号墓 7.准格尔旗瓦尔吐沟
应当指出,我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继续商周时代的传统而又发展,形成了我国北方独具风格的动物
纹饰,与斯基泰“野兽纹”比较有明显区别。
首先,从题材方面分析,早期斯基泰“野兽纹”(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有马头、狮子、猛鸟、鹿、麋鹿
等。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形成了典型的斯基泰新型艺术风格,出现了狮子鹰头兽、动物相斗等题材,动物种类
以豹、狮子、熊、鹰、鹿、麋鹿为主(图七,1—12)。我国北方动物纹则以马、牛、羊、鹿、驴、虎、羚羊为
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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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斯基泰文化“野兽纹”
其次,从造型风格和表现手法方面看,斯基泰“野兽纹”常以虚幻动物形象如狮子鹰头兽及躯体翻转兽形
象为特征。我国北方动物纹则以刻画真实的动物形象为主,虚幻动物形象比较少见。
第三,斯基泰“野兽纹”以浮雕为主。我国北方则有大量圆雕动物形象,种类繁多,造型优美,是斯基泰
“野兽纹”所不能比拟的。而且,我国北方的透雕动物纹,如桃红巴拉的三马纹饰牌、范家窑子的伏卧状虎纹
饰牌、杨郎公社的虎背驴纹带饰等,在斯基泰文化遗存中是看不到的。
总之,我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与斯基泰“野兽纹”有明显区别。这表明我国北方春秋战国时期动物
纹,是在我国早期动物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并非斯基泰“野兽纹”影响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发达的斯
基泰“野兽纹”的某些母题对我国北方动物纹产生了影响。例如,战国时期流行的蹲踞状鹿(图五,9、13),
亦是斯基泰“野兽纹”的主要题材之一。这种鹿图形在早期斯基泰文化中就已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域内
都具有一致的风格,显然是由斯基泰民族传播开来的。还有我国北方战国晚期动物纹中出现的狮身鹰头兽、马
身鹰头兽及躯体翻转兽等(图五,11),应当说也是斯基泰艺术影响的结果。当然,斯基泰艺术对我国北方动
物纹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而是经由阿尔泰部落的艺术传播来的。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下一节中再作分析。
塔加尔文化“野兽纹”的题材有格里丰或猛鸟头、野猪或山羊的完整形象、绵羊头、马、虎、狮子、狼
头、驴、鸟等(图八,1—15)。如前所述,塔加尔文化的前身──卡拉苏克文化“野兽纹”的题材不多。卡拉
苏克和塔加尔文化过渡期(公元前八至七世纪)尚未发现“野兽纹”器物。塔加尔文化初期(公元前七至六世
纪)“野兽纹”器物也不多。公元前六世纪以后,塔加尔文化“野兽纹”才开始盛行。其中,有些题材与我国
北方动物纹相似,除蹲踞状鹿外,还有双鸟头、卷身虎、伫立状驴,以及圆雕伫立形山羊等(图八,1、5—7、
10、12)。有人根据这一点,认为我国北方动物纹中的野兽立像、山羊立像、卷身虎形像是仿造了塔加尔文化
的原作(45)。但是,近年来的发现证明这一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早在商代晚期我国北方已出现圆雕动
物头象,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器上铸有圆雕的鼠、马立像,短剑
柄首铸有完整的野猪,以及铜环外周铸有骑马追兔形象。这些圆雕动物形象的年代均早于塔加尔文化。何况,
战国时期(公元前五世纪以后)我国北方圆雕动物造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种类和题材,还是工艺水平,
都远远超过塔加尔文化圆雕动物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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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塔加尔文化“野兽纹”
至于卷身虎这个母题,除我国北方地区外,在斯基泰和塔加尔文化中也很盛行,而且造型风格基本一致。
根据现有发现,这种母题在我国北方的出现要早于斯基泰和塔加尔文化。我们知道,南山根M101出土一件铜刀
的柄首铸一卷身虎形象,年代为公元前九世纪末或八世纪初,是目前已知这种题材的最早标本(图三,1)。春
秋战国时期,这种题材在我国北方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整个构图和造型风格都具有前期的传统风格。事实
证明,这种卷身虎题材在我国北方出现较早,逐渐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饰的富有代表性的题材之一。从年
代上说,它不可能受塔加尔文化“野秦兽纹”的影响,更谈不上是仿造了塔加尔文化“野兽纹”的原作。
(四)与阿尔泰“野兽纹”的关系
在阿尔泰的卡丹金、巴沙达尔、巴泽雷克等地,发掘出一批古代阿尔泰部落首领的陵墓(46)。这里曾出土
大量“野兽纹”器物,“野兽纹”的题材包括狮身鹰头兽袭击麋鹿、狮子有翼人头兽、半鹰半狮兽、后半个躯
体翻转的动物及虎、狼、鸟等形象,具有独特的风格(图九,1—10)。
图九 阿尔泰“野兽纹”
1—6.巴雷泽克墓葬 7—9.巴沙达尔墓葬 10.麦阿密草原
考古发现证明,阿尔泰古代部落同我国北方诸族及中原华夏族有过密切接触,这是毫无疑问的。像巴泽雷
克墓葬出土源于我国的刺绣凤凰纹丝织品、山字纹铜镜(阿尔泰西麓也出土一件)(47),就是这种接触的明
证。至于古代阿尔泰部落与我国北方诸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反映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方面则表现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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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阿尔泰艺术的影响。战国晚期,我国北方动物纹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母题,它们与我国北方传统的动物纹
迥然不同,具有一种全新的风格。例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墓葬出土金饰片上刻画的狮身鹰头兽、马身鹰
头兽,以及后半个躯体翻转的动物形象等,具有阿尔泰艺术的特点。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战国以前,在我国
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中尚未发现这种艺术风格,而这种虚幻动物形象和后半个躯体翻转的动物形象却是斯基泰和
阿尔泰艺术的传统作风。显然,这种艺术母题和风格在战国晚期被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借鉴。
前已指出,阿尔泰“野兽纹”受斯基泰艺术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像狮身鹰头兽这类虚幻动物形象是斯基泰
艺术的典型特征。因此,提出斯基泰艺术的某些母题和表现手法,经由古代阿尔泰部落对我国北方诸族的艺术
产生影响是无可非议的。过去,有人曾推测古代阿尔泰部落的艺术对东邻诸族的艺术有影响,这个结论本身并
没错,但他提出的根据却是值得研究的。例如,他认为巴泽雷克4号墓出土马勒上的涡形装饰、后半个躯体翻转
的狼及巴沙达尔2号墓石棺上的虎形象等(图九,4、6、7),阿尔鄂尔多斯“野兽纹”的原型(48)。不可否
认,阿尔泰艺术中的涡形装饰(实际上是鸟头或兽头)和虎形象与我国北方的同类动物纹饰非常相像,但目前
还没有根据认定这类题材源于阿尔泰艺术。实际上,在公元前七至五世纪的桃红巴拉墓葬中已发现涡形鸟装
饰,年代早于巴泽雷克墓葬(公元前五至三世纪)。与巴泽雷克墓葬年代相当的玉隆太墓葬中也有类似的涡形
装饰。至于虎的形象,是我国北方动物纹的主要题材之一。公元前四世纪末的平山一号墓出土的圆雕虎噬鹿形
象(49)、战国晚期的杨郎公社墓葬出土的虎背驴纹饰牌等,工艺水平远远超出阿尔泰石雕虎形象。公元前三世
纪以后,这种题材在我国北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虎背绵羊、虎食鹿、虎踏羊头等多种造型。由此可见,我
国北方猛兽捕捉食草动物的题材有自身的渊源,并非都是仿造了阿尔泰艺术的原型。
应当指出,阿尔泰“野兽纹”对蒙古和米奴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野兽纹”的影响更为明显。例如,公
元前五世纪的塔加尔“野兽纹”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题材,造型风格与阿尔泰“野兽纹”一致,有人称之为“阿
尔泰纹”(50)。蒙古诺音乌拉毡毯上的兀鹰袭击麋鹿图案(51),无疑也是借鉴和仿造的阿尔泰“野兽纹”的题
材。
(五)我国北方晚期动物纹的分布与传播
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野兽纹”艺术已趋衰落。但在我国北方地区流行一种透雕动物
纹饰牌(多为装饰腰带的饰件)。解放以来,在宁夏固原杨郎公社(52)、内蒙古土默特旗二兰虎沟(53)、辽宁西
丰西岔沟(54)、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55)等,均出土典型的透雕动物纹带饰。另外,过去偶然发现的北方青
铜器中亦包含大量这类饰牌。
这时期动物纹的种类繁多,富于变化,概括起来有:伫立状双牛、双马、双羊、双驼、双鹿或三鹿、怪兽
纹;伏卧状双驴或四驴、四羊、双鹿、双鸭、马纹;相斗或撕咬状双马、虎豹、虎马、龙虎、双龙、鹰虎、虎
驼、犬马及虎食羊、虎食鹿、虎背绵羊、虎口衔鹿、虎背驴、虎鹰夺羊、虎踏羊头纹;人物活物为背景的有双
人角斗、骑马捉俘、骑马出征、武士驱车等近五十种(图一○,1—11)。
图一○ 我国北方两汉时期透雕动物纹带饰
1.长安县客省庄1405号墓 2、5、6.瑞典远东博物馆藏品 3、4、9.卢芹斋藏品
7.察右后旗二兰虎沟 8、10、11.西丰县西岔沟
在我国境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外贝加尔、米奴辛斯克盆地出土这类透雕动物纹带饰。最近,M.A.德
夫列特在《西伯利亚的透雕带饰》一书中著录了120件透雕带饰(56),其中包括历年来发掘出土的资料及苏联国
内外的一些博物馆收藏的偶然发现品。这些标本中除34件几何纹饰牌外,其余均为动物纹带饰。动物纹的题材
包括伫立状双牛、双马、双驼、怪兽纹;动物相斗或撕咬状双马、龙虎、鹰虎、鹰虎夺鹿纹等(图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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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西伯利亚的透雕动物纹带饰,无论器物的形制,还是动物纹的构造和特征,均与我国北方的同类带饰相
同,有些仿佛出自同一范模。因此,我国北方与南西伯利亚透雕带饰之间有渊源关系是勿庸置疑的。
图一一 南西伯利亚青铜透雕带饰
1.米奴辛斯克县 2.德列斯维10号墓 3.马里亚索瓦 4.托姆斯克省 5.德列斯堆7号墓
6.乌尔宾Ⅲ 7.伊沃尔加100号墓 8.卡累 9.出土地点不明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曾断言我国北方的透雕带饰是仿造了米奴辛斯克的标本(57)。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
为我国北方的透雕带饰被南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所仿制(58)。显然,后一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我们有充分的
证据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首先,我国北方透雕动物纹饰牌的种类大大超来南西伯利亚标本。如前所述,我国北方的透雕动物纹带饰
不下50种,而南西伯利亚只有十来种。而且,南西伯利亚标本上的动物图案没有我国北方带饰那么清晰,有些
很难辨认。这种情况表明,西伯利亚带饰是以我国北方的带饰为蓝本进行仿造的。
其次,在米奴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遗存中未见这类带饰,它与塔加尔文化“野兽纹”之间也看不出任何
渊源关系。只是到了塔加尔文化末期或塔加尔──塔什提克文化过渡期,在米奴辛斯克盆地才突然出现风格全
新的透雕动物纹带饰。显而易见,这种带饰不是塔加尔文化的原生因素,而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后从外部传入米
奴辛斯克盆地的。
第三,我国北方动物纹透雕带饰的年代早于南西伯利亚标本。尤为重要的是,我国北方透雕动物纹带饰的
祖型可以上溯到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亦即公元前七至五世纪。例如,桃红巴拉墓葬出土的三马纹青铜透雕饰
牌,范家窑子墓葬出土卧虎纹饰牌等,尽管制作粗糙,构图简单,但它们无疑可以作为战国晚期开始流行的动
物纹透雕带饰的原型。由此可以推测,鄂尔多斯及其周围地区当是动物纹透雕带饰的发源地。
至于动物纹透雕带饰向外贝加尔和叶尼塞河中游地区的传播,与匈奴族有密切关系。文献记载,战国晚期
至两汉时期,蒙古和外贝加尔在匈奴的管辖之下。因此,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发现与我国北方相同的动物纹
透雕带饰,并由此向叶尼塞河中游传播,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三
总括以上的比较和分析,不难看出,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古代动物纹饰,有几个主要的分布区:(1)我国
北方;(2)蒙古和外贝加尔;(3)米奴辛斯克盆地;(4)阿尔泰;(5)哈萨克斯坦;(6)黑海沿岸。上述
地区构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弧形地带。公元前二至一千年期间内,这里居住着社会经济和生活习俗相近的诸
多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在其文化遗存(兵器、马具和动物纹饰)方面呈现出颇多的相似之处。而且,由于这些
民族间的长期交往,无论是和平的交换、贸易和迁移,还是战争的征服和虏掠,不可避免的在文化方面彼此借
鉴和影响。
但是,不同民族古代动物纹饰的发展,归根结底,与每一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
关。舍弃这些因素,仅从某些题材的相似来推断欧亚大陆古代动物纹饰源于一个共同中心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动物纹饰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如不仔细分析研究,把我国北方商周以来
不同历史时期以动物为母题的纹饰,笼统地与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联系起来,特别是与斯基泰艺
术等同起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长期以来,某些研究者不正确地理解了“斯基泰”这一名称。他们把居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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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本土以外的一些民族,只要其经济类型和风俗习惯与斯基泰人相近,便一概称之为斯基泰人。实际上,
斯基泰人作为一个民族有它一定的活动地域,斯基泰艺术也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不加分析地
认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是在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影响下形成的观点应予摒弃。
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商周时期(公元前13至8世纪)、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8至3世纪)和秦汉时期(公元前3至公元3世纪)。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具有自身的传统作风,其基
本题材和风格是一脉相承的。
商周时期是我国北方动物纹饰的萌芽和形成期。从商代晚期的圆雕动物头像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年
代早于斯基泰文化,自然不可能受斯基泰艺术的影响。它与蒙古、外贝加尔青铜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野兽
纹”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前文已作了分析。这里还需指出的是,考察动物纹的起源时不能忽略动物纹器物
本身的特点。根据目前的发现,曲柄短剑是我国北方流行的年代最早的一种类型剑,如山西保德林遮峪(59)、
河北青龙抄道沟(60)出土短剑(图二,2)。这种类型剑的柄首为兽头或铃形。考古发现证明,在我国境外,除
蒙古和外贝加尔发现兽首曲柄短剑外,在其他地区均未发现。卡拉苏克文化兽首短剑系直柄直刃,形制接近于
稍晚的西周早期白浮式剑。由此可见,我国北方当是圆雕动物头像的发源地。
春秋战国时期动物纹与斯基泰·塔加尔“野兽纹”同期。在战国晚期,我国北方动物纹的某些题材,如狮
身鹰头兽、躯体翻转兽、伏卧状鹿等形象,应当说是斯基泰和阿尔泰艺术影响的结果。因为这些题材在我国北
方找不到它们的渊源,而在斯基泰和阿尔泰艺术中广为流行,年代也早于我国北方地区。但这时期我国北方动
物纹中,以表现真实动物形态的透雕饰牌和圆雕造像,仍具有我国北方动物纹的传统作风。而且,它们的种类
繁多、制作精细,是斯基泰和阿尔泰艺术品所不能比拟的。至于从战国晚期开始出现,秦汉时期盛行的透雕动
物纹饰牌,更是我国北方特有的产品,这一点已在考古学上得到证实。
总之,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在先进的中原华夏族影响下创造的古代文明,在欧亚大陆草原的游牧民族文
化中占居重要的地位,同时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原华夏族和北方少数族的紧
密关系、在考古学上获得了充分的证实。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青铜冶铸技术,某些青铜兵器、礼器、工具和
生活用具,对北方青铜文化都产生了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北方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对中原华夏族也有影
响。例如,独具风格的北方动物纹饰以及青铜刀、短剑等,在商周遗址和墓葬中屡有发现。安阳殷墟曾出土很
多兽头刀和弓形器,兽头包括马头、牛头、鹿头等,具有古代北方动物纹的特点。另外,藁城台西、昌平白浮
等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墓葬中也发现类似的动物纹器物。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地区流行的带钩上,也有装饰动物
纹样的标本,具有北方动物纹饰的作风。当然,商周以来中原地区铜器上铸出的以动物为母题的某些装饰图
案,如饕餮纹、虺龙纹等,完全失去了现实主义特点,而是具有神密的色彩,不可与北方动物纹相提并论。战
国铜器上刻画的狩猎、燕宴等图案,其构图和作风,与北方动物纹饰也显著不同。显然,中原铜器上的这类动
物图案有它自身的渊源,并非是欧亚大陆草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注 释
(1) 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1期。
(2) В·А·Илъинская.Некоторые Мотивы раннеского звериного Стиля(早期斯基泰野兽 纹的若干母
题),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苏联考古学)196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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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人与希腊人),1913年;E·H·Minns.The Art of the Northern Nomades(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
Proceedings of the Brit.AC.(英国科学院会议录),XXV111,伦敦,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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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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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泰艺术的起源),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тия(苏联考古学)196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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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G.ANDERSSON.HUNTNGMAGIC INX THE ANIMAL STYLE(动物纹中狩猎巫术的含义),BULLETI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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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青铜器选集),BMFEA(远东博物馆馆刊),1933年5期。
(9) 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1935年。(10) 同(5);М·
Ν·Ростовцев.С рединная А3ия,Россия,Китай и зверины й стчлъ(中亚、俄罗斯、中国与野兽
纹),布拉格,1929年。
(11) 同(3),第三节。
(13) Н·Л·Членова.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 мятниковкарасукской эпохи(卡拉苏克时期遗迹的年代学),莫斯科,
1972年,39页。
(13) 同(12),6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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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12),图版九,1—10。
(15) C·B·吉谢列夫:《四十年来苏联境内青铜时代的研究》,《苏联考古学》1957年4期。译文见《考古》
1959年6期。
(16) 《吉谢列夫通讯院士在北京所作的学术报告》,《考古》1960年2期。
(17) 同(12),138页。
(18) 郭勇:《石楼后兰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4—5期。图5。
(19) 黑光、朱捷元:《陕西绥德墕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2期。图三、四。
(20)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5期,266页,图版贰,
1。
(2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年12期,
644—645页,图版伍。
(22)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4期,246页,图八,5;图九,
4、5;图一一,8。
(23) 同(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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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多种形态),Бронзовый и железный век сибири(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与铁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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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В·В·Волков.Бронзовый кинжал из гоби(戈壁出土的青铜短剑),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苏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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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Н·Сэр-Оджав.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蒙古人民
共和国的考古学研究),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рхео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蒙古考古学论文集)。
(28) Э·А·Новгородова.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ост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зтногенеза(古代遗存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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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Ю·С·Гришин.Бронзовый и ранний железный века восточного забайкалья(东外贝加尔的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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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Ю·С·Гришин.О некоторых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х медно-бронзовых изделиях зпохи средней б ронз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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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С·В·Киселев.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南西伯利亚古代史),1951年莫斯科, 图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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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29),41—44页,图9、10、22;А·П·Окладников.Триподы за байкалом(外贝加尔的三足器),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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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1期,图五;六,6、7、17、18;图版贰,10、
11、19—21。
(35) 李逸友:《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6期,封三,图5。
(36) 郑隆:《土默特旗水涧沟门出土铜器》,《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图三四。
(37) 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2期,图 版
贰,1、2;叁,1—5;肆,4。
(38) 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图版肆,7。
(39)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图三;四;五;
六,1、3、6、8;七,3、5、6;九;一三;一五;一八;二○;二三;二五;二六;图版壹,1;贰;叁。
(40) 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的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2期。图一一七。
(41) 《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54—55页,图80—83。
(42) 河北省 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5期,图一四,6。
(43)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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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2)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组:《宁夏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
年,156页,图二。
(45) 同(31),145页。
(46) С·И·Руденко.Кулъ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斯基泰时期中央阿
尔泰居民的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М·П·格里亚兹诺夫、О·и·达维母、К·М· 斯卡郎:《阿尔泰巴
泽雷克的五座古冢》,《考古》1960年7期。
(47) 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2期,图版壹,2;图一、
二。
(48) 同(47),37页。
(49) 同(43),图版贰,1、2。
(50) 同(6)第一节,135—144页。
(51) С·И·Руденко.Культура хуннов и ноинулинские курганы(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莫斯科─
列宁格勒,1962年,图版XLIV,XLV。
(53) 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99页,图版贰贰,一○七
至一○九。
(54) 孙守道:《西岔沟古墓群被掘事件的教训》,《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期,53—56页,图;孙守道:
《“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8、9期,25—32页,图17;图版1—7。
(5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138—140页,图九三,1,1962年。
(56) М·А·Дзвлет.Сибирские поясные Ажурные плАстины(西伯利亚透雕带饰),莫斯科,1980年。
(57) A·Salmony .Les plaquettes de bronze de Minoussinsk(米奴辛斯克青铜饰牌),Gazette des
Beaux-Arts(美术杂志),1934年,XI,巴黎。
(58) 同(56),18页。
(59)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图版陆,5。
(60) 同(21),图版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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