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的欣赏

中国古代建筑 目录 1中国古代建筑 1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观念 4中国古建筑的欣赏（一） 6中国古建筑欣赏（二） 10中国古建筑的历史分期 11中国古建筑檐角屋脊上的小动物是什么 13礼制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16文物古建筑单位的火灾危险性及预防措施 22山地古建筑防火特点及其对策 25中国古代建筑门窗及家居装饰陈设 26古建设计的要点之牌楼 28木作作法歌之抱柁梁穿插枋 29大木歌 30古建油饰彩画的主要作用及等级差别 32关于古建筑修缮中油饰彩画贴金质量问题的分析 36园墙在中国古建中的价值 38端门工程纪事—“样式雷”家传抄本（石作） 41端门工程纪事—“样式雷”家传抄本（装修）——蒋博光 43瓦石作修缮原则 44牛形村落的秘密 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观念 在社会/人文学科和建筑史学研究的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建筑空间往往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乃至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通过建立一种理论模式来进行解释的。本文把“理论模式”理解为研究者用来描述对象的术语及其关系和规定。 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和中国古代文化进行考察，一种简单的理论模式就是：把一种文化的高级意识形态（一般是宗教、哲学）和它的主流建筑形态（一般是寺庙、教堂或宫殿）进行对应性的考察，在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各种要素之间寻求对应关系。这种理论模式的特点是静止的、典型的和对应性的。这一方法的关键是对应性关系的判断和分析，合理的对应性关系可以使理论模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这种简化的理论模式的缺点在于： （1）对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描述采用一种静止的概念，这对于稳定的历史现象的概括性解释是有效的，但是很难对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历史演进作出解释，尤其是当这些用来描述的概念直接使用既有的名称时（如宗教派别或建筑类型等等），还有可能受其历史语境的影响； （2）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对应，实际上省略了人的行为这一中介。意识形态是通过人的行为来反映的，人的行为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建筑的空间关系来反映。人是建筑空间中活动的主体。建筑空间中有不同的人群活动，同一人群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因此考虑人的行为这一中介，实际上就是要考虑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进一步的，这就带来了建筑空间解释的多义性。 一种理论模式要更为有效，就必须恰当地处理好历史因素和主体因素的影响。在前述简化的理论模式中，历史因素和主体因素都是作为模式的外部因素起作用，因此很难在模式内部处理。当这种外部效应比较大时，理论模式的解释力就会受到影响。一般说来，这种外部效应的大小和研究对象有关：当研究对象在一段时期中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时，历史因素的外部效应就比较小乃至可以忽略；当研究是在一个较大规模的概略性的层次上进行时，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也就可以简化处理，比如以最具有代表性的主体及其主要行为作为空间分析的基础，乃至直接以空间的关系作为行为规律的表现，后者就取消了主体因素的外部效应。 本文的课题是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基本构图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总体性、概略性的考察。对于上述简化的理论模式存在的问题，本文的分析和对策是： （1）历史因素的内化： 为了避免历史语境对既有的名词的影响，可以对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历史阐释，比如根据“佛教”一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含义，有区别的使用这一术语；也可以使用新的更具有概括性的术语。不论是哪一种方式，还仅仅是表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理论模式中反映历史现象的演进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考虑把具体现象的抽象概括（即术语）表述为随时间的变量，这样理论模式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时间）因素内化为系统的内部因素； （2）主体因素的内化及其矛盾： 主体的多样性和主体行为的多义性带来的建筑空间解释的多义性问题，解决的一种途径就是用多重解释方式代替单一解释方式的理论模式。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于同一个固定的几何空间做出多种解释时，这种解释必然脱离了空间的几何性质，这时候采用何种理论分析工具来描述同一空间中的多种行为就成为一个新的困难。 朱剑飞先生在对清故宫及北京政治空间的分析中，提出了“神圣”、“世俗”、“常规”、“暴力”四类关于政治空间的“实践”，正是上述多重解释方式的表现；他提出“把叙事性民俗学方法和结构性分析学方法结合起来”，正反映了主体因素的内化后的矛盾。 对于理论模式的多重解释方式，是否只限于采用 “并置”的表述方式呢？同样由于人的行为的多样性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几何空间的基础上，而这一几何（物质）空间的设计和营建必然是服务于其主要使用者，体现该使用者的主要价值观，所以理论模式的多重解释方式必然有主次之分，而且其主要解释方式也必然和几何空间更为吻合，同时几何（物质）空间的设计和营建也必然要在实现多种行为的目标之间表现出一种调和的努力。因此，在完成多重解释方式的分析之后，对几何空间如何表现多种行为方式的整合性进行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不管这种“整合性”是表现为和谐还是冲突，这种“整合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节开头提到的，所谓简单化的理论模式（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这也是朱剑飞先生所批评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解释力。 简言之，主体因素的内化和理论模式的可操作性是一种矛盾。这个矛盾目前还难以彻底的解决。另一方面，正如上文分析的，仅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的研究仍有其合理性，表现为：长时段大规模研究的概略性和几何空间本身的“整合性”。本文的课题正属于这种情况。 二、本文的理论模式 本文的理论模式，在第一层次上，就是把一种文化的高级意识形态和主流建筑形态的典型构图方式作为对应因素；在第二层次上，是把意识形态中的超验的、有神的部分和中心对称的集中式构图作为对应因素；而把意识形态中的经验的、伦理的部分和主体（人）的主要动线上的空间组合方式作为对应因素；在第三层次上，具体对中国古代建筑而言，就是把上古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和“明堂式”构图作为对应因素；把后世具有本体论地位的以“礼制”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和建筑主要动线上的序列化空间组合方式作为对应因素。 以上采用这样一种略显呆板的形式化的表述，目的是： （1）明确理论模式的逻辑关系，有利于读者检验和批判； （2）历史演进问题的引入。比如说，如果解释模式只停留在上述的第一层次上，也就是把既定的宗教（或宗教性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分类的依据，就不容易解释同一宗教内部的分异和不同宗教意识形态的交叉现象。以佛教为例，汉化的大乘佛教在唐代普及之后，想以佛教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区别来解释寺庙和宫殿的空间构图方式的区别其实是很难的。在笔者看来，后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个解释模式中，把意识形态中的超验的部分和经验的部分作为两条线索（两个因素），避免了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的宗教类型或哲学流派的术语表述方式，也就是说这两个因素可以成为一种随时间的变量。这样就可以把历史演进的问题引入理论模式内部。 （3）主要动线上的空间组合方式的考察仍然是一种从几何空间的构图出发的研究。而对主要动线的强调则是对主体因素的一种简单回应。这种对历史现象各个因素的形式化的对应性考察会丧失丰富的细节，但是对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的逻辑分析，仍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研究视角。 三、“明堂式”构图 “明堂式”构图是指建筑物居中，近似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本文把这种构图方式和原始宗教意识形态中超验的、有神的部分相联系。具体展开为:“明堂式”构图的普遍性－原始宗教意识形态的共性 历史早期的建筑形态，多采用中心对称的构图方式，这似乎是东西方的通例。比如原始社会的“大房子”，中国三代传说中的明堂制度，西亚的山岳崇拜、埃及的金字塔等等。这些突出构图中心的做法意味着东西方共同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这种宗教性的文化中，对人性的超越无法在现实的世间达到[来，只能通过非自然的力量（巫术），而空间的图式也是集中向上的构图，运用一切技术的极限，和地球的重力对抗。构图中心的建筑物既表现了人力对自然力的挑战，又表现了人对自然的崇拜。无论是挑战还是崇拜，这里表现出来的人和自然的根本关系（天人关系）仍是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的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就形成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发展逻辑。 中国古建筑的欣赏（一） 原始社会至汉代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形成时期。在原始社会早期，原始人群曾利用天然崖洞作为居住处所，或构木为巢。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在北方，我们的祖先在利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或浅穴居，以后逐步发展到地面上。南方出现了干栏式木构建筑。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商代，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建造了规模相当大的宫室和陵墓。西周及春秋时期，统治阶级营造很多以宫市为中心的城市。原来简单的木构架，经商周以来的不断改进，已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瓦的出现与使用，解决了屋顶防水问题，是中国古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战国时期，城市规模比以前扩大，高台建筑更为发达，并出现了砖和彩画。秦汉时期，木构架结构技术已日渐完善，其主要结构方法抬梁式和穿斗式已发展成熟，高台建筑仍然盛行，多层建筑逐步增加。石料的使用逐步增多，东汉时出现了全部石造的建筑物，如石祠、石阈和石墓。秦汉时期还修建了空前规模的宫殿、陵墓、万里长城、驰道和水利工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发展时期。在建筑材料方面，砖瓦的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金属材料被用作装饰。在技术方面，大量木塔的建造，显示了木结构技术的提高；砖结构被大规模地应用到地面建筑，河南登封嵩岳寺塔的建造标志着石结构技术的巨大进步；石工的雕凿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量兴建佛教建筑，出现了许多寺、塔、石窟和精美的雕塑与壁画。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成熟时期。隋朝建造了规划严整的大兴城，开凿了南北大运河，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券大石桥——安济桥。唐朝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规模宏大，气魄雄浑。其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继续经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建筑材料方面，砖的应用逐步增多，砖墓、砖塔的数量增加；琉璃的烧制比南北朝进步，使用范围也更为广泛。在建筑技术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木构架的作法已经相当正确地运用了材料性能，出现了以“材”为木构架设计的标准，从而使构件的比例形式逐步趋向定型化，并出现了专门掌握绳墨绘制图样和施工的都料匠。建筑与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化、提高，创造出了统一和谐的风格。唐朝的住宅，根据主人不同的等级，其门厅的大小、间数、架数以及装饰、色彩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一时期遗存下来的殿堂、陵墓、石窟、塔、桥及城市宫殿的遗址，无论布局或造型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和技术水平，雕塑和壁画尤为精美，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建筑的高峰。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的实物仅有唐代的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部分建筑。其建筑特点是，单体建筑的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斗拱比例较大，柱子较粗壮，多用板门和直柩窗，风格庄重朴实。 宋朝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大转变时期。宋朝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朝小，但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建筑装饰绚丽而多彩。流行仿木构建筑形式的砖石塔和墓葬，创造了很多华丽精美的作品。建筑构件的标准化在唐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各工种的操作方法和工料的估算都有了较严格的规定，并且出现了总结这些经验的建筑文献《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是北宋政府为了管理宫室、坛庙、官署、府第等建筑工程，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的，是各种建筑的设计、结构、用料和施工的“规范”。现存宋代的建筑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福建泉州清净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和浙江宁波保国寺等。其建筑特征是，屋顶的坡度增大，出檐不如前代深远，重要建筑门窗多采用菱花隔扇，建筑风格渐趋柔和。 元朝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又一发展时期。元大都按照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建造，是自唐长安城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元代城市进一步发展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和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从西藏到大都建造了很多藏传佛教寺院和塔，大都、新疆、云南及东南地区的一些城市陆续兴建伊斯兰教礼拜寺。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逐步影响到全国各地。中亚各族的工匠也为工艺美术带来了许多外来因素，使汉族工匠在宋、金传统上创造的宫殿、寺、塔和雕塑等表现出若干新的趋势。现存元代的建筑有山西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等。使用辽代所创的“减柱法”已成为大小建筑的共同特点，梁架结构又有了新的创造，许多大构件多用自然弯材稍加砍削而成，形成当时建筑结构的主要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明朝由于制砖手工业的发展，砖的生产大量增长，明代大部分城墙和一部分规模巨大的长城都用砖包砌，地方建筑也大量使用砖瓦。琉璃瓦的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清朝于1723年颁布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统一了官式建筑的模数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民间建筑的类型与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各民族的建筑也有了发展，地方特色更加显著。皇家和私人的园林在传统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明未出现了一部总结造园经验的著作——《园治》，并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北京明清故宫和沈阳故宫是明清宫殿建筑群的实例，与前代相比变化较大：明清建筑出檐较浅，斗拱比例缩小，“减柱法”除小型建筑外重要建筑中已不采用。 中国古建筑欣赏（二）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做斗拱。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它既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有俨然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斗拱这个词在谈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不提，由于它在历代建筑中的做法极富变化，因而成为古建筑鉴定的最主要依据。 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样式可有多种。分别代表着一定的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特点是前后左右共四个坡面，交出五个脊，又称五脊殿或吴殿。这种屋顶只有帝王宫殿或剌建寺庙等方能使用；等级次于庑殿顶的是歇山顶，系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等级再次的屋顶主要有悬山顶（只有前后两个坡面且左右两端挑出山墙之外）。硬山顶（亦是前后两个坡面但左右两端并不挑出山墙之外）。还有攒尖顶（所有坡面交出的脊均攒于一点）等等。所有屋顶皆具有优美舒缓的屋面曲线。无论它是源于古人对杉树枝形还是对其他自然界物质的模仿。这种艺术性的曲线先陡急后缓曲，形成弧面。不仅受力比直坡面均匀，而且易于屋顶合理的排送雨雪。 从建筑类别上说，中国古建筑包括皇家宫殿，寺庙殿堂，宅居厅室，陵寝墓葬及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寺庙，陵墓等都采用相近的建筑形式与总体布局方式即对称齐整，主次分明。以一条中轴线将个个封闭四合院落贯束起来，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或可以说是地道的儒家风范。唯园林建筑与此迥异，布局自由灵活，变幻无穷，极力追求自然情调。当是更多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前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墙倒屋不塌”这一句中国民间的俗语，充分表达了上述梁柱式结构体系的特点。由于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因此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并可以随时按需要而改动。正因为墙壁不承重，墙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由于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这就使它还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抗震性能强。它可以把巨大的震动能量消失在弹性很强的结点上。这对于多地震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有许多建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如像高达67米多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为现存世界上最高的木塔，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这两处木构已经近千年或超过了1000年。后者曾经经历了在附近发生的八级以上的大地震，1976年又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冲击，还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的优越性。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翚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立面和屋顶的形式丰富多彩，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十二角形的、圆形的、半圆形的、日形的、月形的、桃形的、扇形的、梅花形，圆形、菱形相套的等等。屋顶的形式有平顶、坡顶、圆拱顶、尖顶等等。坡顶中又分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等种类。还有的把几种不同的屋顶形式组合成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的新样式。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大凡宫殿、坛庙、寺观等建筑物多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或其他颜色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在表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特征中，琉璃瓦和彩画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琉璃瓦是一种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防水性能强，，皇家建筑和一些重要建筑便大量使用了琉璃砖瓦。琉璃瓦的色泽明快，颜色丰富，有黄、绿、蓝、紫、黑、白、红等等。一般以黄绿蓝三色使用较多，并以黄色为最高贵，只用在皇宫、社稷、坛庙等主要建筑上。就是在皇宫中，也不是全部建筑都用黄色琉璃瓦，次要的建筑用绿色和绿色“剪边”（镶边）。在王府和寺观，一般是不能使用全黄琉璃瓦顶的。清朝雍正时，皇帝特准孔庙可以使用全部黄琉璃瓦，以表示对儒学的独尊。琉璃瓦件大约可分作四类：一类是筒瓦、板瓦，是用来铺盖屋顶的。第二类是脊饰，即屋脊上的装饰，有大脊上的鸱尾（正吻），垂脊上的垂兽，戗脊上的走兽等，走兽的数目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级而决定。明清时期规定，最多的是十一个，最少的是三个，它们的排列是，最前面为骑鹤仙人，然后为龙、凤、狮子、麒麟、獬豸、天马……等等。第三类是琉璃砖，用来砌筑墙面和其他部位的。第四类是琉璃贴面花饰，有各种不同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以及各种几何纹样的图案，装饰性很强。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中重要的艺术部分。我们今天看见天安门城楼、故宫三大殿以及天坛、颐和园、雍和宫等等重要建筑的室内外，特别是在屋檐之下的金碧红绿彩画，使这些阴影部分的构件增强了色彩对比，同时使黄绿各色屋顶与下部朱红柱子门窗之间有一个转换与过渡，使建筑更觉辉煌绚丽，这实在是一种很成功的手法。建筑彩画也有实用和美化两方面的作用。实用方面是保护木材和墙壁表面。古时候有一种椒房，即是在颜色涂料中加上椒粉，不仅可以保护壁面和梁柱而且还可散发香气驱虫。装饰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房屋内外明快而美观。彩画的图案早期是在建筑物上涂以颜色，并逐渐绘画各种动植物和图案花纹，后来逐步走向规格化和程式化，到明清时期完成了定制。明清时期的彩画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完全成为图案化的彩画，分为和玺（以金色龙凤为主要题材）、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金琢墨、烟琢墨、雄黄玉、雅五墨等，它们都以用金多少和所用的主要题材来定其等次贵*。另一类是后来才兴起的“苏式彩画”（苏指苏州），它的特点是在梁枋上以大块面积画出包袱形的外廓，在包袱皮内绘各种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以及各种故事、戏剧题材。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彩画，如故宫太和殿的柱子以贴金沥粉缠龙为饰，遵化清东陵慈禧陵在楠木梁枋上素底描金彩画，达到了金碧辉煌登峰造极的地步。 朴素淡雅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北方山区民居的土墙、青瓦或石板瓦也都使人有恬静安适之感。甚至有一些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朴素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国古建筑有着丰富的雕塑装饰。古建筑的雕塑一般分作两类，一类是在建筑物身上的，或雕刻在柱子、梁枋之上，或塑制在屋顶、梁头、柱子之上的。题材有人物、神佛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等，龙凤题材更被广泛采用。雕塑的材料根据建筑物本身的用材而定，有木有石，有砖有瓦，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另一类是在建筑物里面或两旁或前后的雕塑，它们大多是脱离建筑物而存在的，是建筑的保藏物或附属物。建筑物内的雕塑多为佛、道寺院内的佛、道教内容。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综合上述，中国古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中国古建筑的历史分期 中国建筑自其源始至于今，未尝一时停止其活动，其蜕变为赓续的， 故欲强为划分时期，本为一种不合理且不易为之事。然因历朝之更替， 文化活动潮平之起落，以及现存资料之多寡，姑分为下列各时期。 一、上古或原始时期（公元前200年以前），自上古以至秦。此期间文献与实物双方资料皆缺乏。殷周战国以来城廓宫室遗址虽已有多处确 经认定，但尚有待于考古家之发掘。殷以前则尚无实物可考证。 二、两汉时期（公元前204年至公元220年），此四百余年间为中国建筑成年时期，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史籍中关于建筑之记载颇为丰富，建筑 之结构形状则有遗物可考其大略。但现存真正之建筑遗物，则仅墓室、墓 墓阙数处，他为间接之材料，如冥器汉刻之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至公元290年），虽在五胡扰攘之破碎河山下，宫殿与佛寺之建筑活动极为澎湃。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动 之一大动力。实物之在工艺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之种种圆和生动 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遗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 四、隋唐时期（公元590年至906年），隋再一统中国，定都长安，大兴土木，为唐代之序幕。唐为中国工艺之全盛及成熟时期。因政治安定，佛道两教兴盛。宫殿寺观之建筑均为活跃。天宝乱后，及会昌后周两次灭 法，建筑精华毁灭殆尽，现存实物除石窟寺及陵墓外，砖石佛塔最多。隋代一石桥，唐末一木构佛殿，则为此期间最可贵之遗物。唐之建筑风格， 既以倔强粗壮取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见长，诚蔚然大观。 五、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906年至1280年），五代赵宋以后，中国之艺术，开始华丽细致，至宋中叶以后乃趋纤靡文弱之势，宋辽金均注重于 宫殿之营建，其宫殿虽已毁尽，其佛寺殿宇之现存者，尚遍布华北各省， 至于塔幢，为数尤伙，作风手法，特征显著，规则谨慎，循旧制之途径，增减嬗变不已，此期除遗留实物众多外，更有《营造法式》一书，为研究 中国历代建筑变迁之重要资料。 六、元明清时代（公元1280年至1912年）。元明清三代，奠都北平，都市宫殿之规模，近代所未有，此期间建筑传统仍一如古制。至明清之交 ，始有西藏样式之输入外，更有耶稣会士，输入西洋样式。清工部《工程 做法则例》之刊行，则为清官式建筑之准绳。最后至清末，因与欧美接触频繁，醒于新异，标准摇动，以西洋建筑之式样渗入都市，一时呈现不知 所从之混乱状态于民居市井中，旧建筑之势力日弱。 七、民国时期（公元1912年以后），民国初年，建筑活动颇为沉滞。始欧美建筑逐渐开拓其市场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而留学欧美之中国建筑师 亦起而抗衡，于是欧式建筑之风大盛。近二十年来，建筑师始渐回顾及中 国固有之建筑。遂有采其式样以营建近代新建筑者，自此而后，建筑师对于其设计样式均有其他地域或时代式样之自觉，不若以前之惟传统是遵。 今后之中国建筑，亦将如今后世界各处之建筑，将减少其绝对之地方性。 然因传统、背景民族气质等等原素之不同，亦将自成一家，但其型成，则尚有所待耳。 中国古建筑檐角屋脊上的小动物是什么 中国古建的檐角屋脊上常常排列着一些数目不等的小动物作为装饰，这些美丽的装饰品是中国建筑装饰的一大特点。 这些小动物一般叫做屋脊走兽、檐角走兽、仙人走兽、垂脊吻等，古建行内部也称为小跑或“走投无路”。它们已经“走”到了檐角的最前端，再向前一步就会掉下去，真的是走投无路的。 中国古建大都为土木结构，屋脊是由木材上覆盖瓦片构成的。檐角最前端的瓦片因处于最前沿的位置，要承受上端整条垂脊的瓦片向下的一个“推力”；同时，如毫无保护措施也易被大风吹落。因此，人们用瓦钉来固定住檐角最前端的瓦片，在对钉帽的美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动物形象，在实用功能之外进一步被赋予了装饰和标示等级的作用。 唐宋时，还只有一枚兽头，以后逐渐增加了数目不等的蹲兽，到了清代形成了今天常见的“仙人骑凤”领头的小动物队列形态。 “骑凤仙人”，民间也叫做“仙人骑鸡”。这个“仙人”究竟是谁？为什么在檐角的最前端？为什么骑着凤凰？民间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 一种传说他是姜子牙的小舅子，想利用姜子牙的关系往上爬。姜子牙看出小舅子的居心，但深知道他才能有限，因此对他说：“你的官已升到顶了，如果再往上爬就会摔下来。”古代的建筑师们根据这个传说，把他放在了檐角的最前端，如果再往上爬一步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另一种传说他是齐泯王，在位期间不务正业，昏庸无道，所以遭到群众的憎恨，珍禽异兽穷追猛打，把他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再往前迈一步，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 至于为什么用仙人骑着凤凰，传说齐国的国君在一次作战中失败，被敌人追到一条大河边，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了。突然，一只大鸟飞到眼前，国君急忙骑上大鸟，化险为夷。因此人们把他放在建筑脊端，寓意着逢凶化吉。 在小仙人之后，坐姿排列着一队小动物，根据建筑规模和等级不同而数目有所不同，多为一、三、五、七、九等单数。北京故宫的太和殿用到了十个，除了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外，大概也意味着只有皇帝才配享受到“十全十美”的待遇。在不同的建筑物上小动物的数目不等，用九个来举例，它们依次是：鸱吻（龙的九子之一）、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故宫太和殿在最后增加了一个行什。数目越多，表示级别越高。拿故宫来说，太和殿用了十个，天下无二；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地位仅次于太和殿，用九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用七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用五个；某些配殿，用三个甚至一个。这些小兽代表的意义分别为： 1.鸱吻，喜欢四处眺望，因此在檐角的前面。 2.凤，象征尊贵、有圣德之人。据《史记·日者列传》：“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凤是吉瑞的象征，亦是皇后的代称。 3.狮子，代表勇猛、威严。《传灯录》记载：“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狮子作吼，群兽慑伏。” 4.天马、海马，象征着威德通天入海，畅达四方。 5.狻猊，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也有说为龙的九子之一。传说能食虎豹，有率从百兽之意。 6.狎鱼，是海中异兽，传说和狻猊都是兴云作雨、灭火防灾的神。 7.獬豸，古代传说中的猛兽，与狮子类同。《异物志》中说“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传说能辨别是非曲直，独角，又有神羊之称，是勇猛、公正的象征。 8.斗牛，传说中是一种虬龙，据《宸垣识略》载：“西内海子中有斗牛……遇阴雨作云雾，常蜿蜒道路旁及金鳌玉栋坊之上。”传说是一种兴云作雨、镇火防灾的吉祥物。 9.行什，一种带翅膀猴面孔的人像。 古代的宫殿多为木质结构，易燃，因此檐角上使用了传说能避火的小动物。这些美观实用的小兽端坐檐角，为古建筑增添了美感，使古建筑更加雄伟壮观，富丽堂皇，充满艺术魅力。梁思成评价道：“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 紫禁城各处宫殿的房顶上，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小动物的形象，这些当然都是出自建筑大师们的手笔。皇宫是讲究庄严肃穆的地方，按照这样的逻辑，当初修建故宫的时候，不会仅仅基于为了好玩有趣，就在屋顶上安装了那么多的“小动物”。那么，这些“小动物”究竟都是些什么呢？安装这些，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相传，明成祖朱棣修建紫禁城时，天上的玉皇大帝曾经下赐“飞禽走兽”，为人间的共主镇守紫禁城，结果紫禁城里就多了很多的小动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紫禁城建筑群的殿脊和屋脊上，有许多琉璃装饰件，主要有两类：正吻和脊兽，它们都有具体的象征意义。 正吻是宫廷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件：龙头、龙口，咬往正脊，是防火镇水的象征。脊兽就是紫禁城大小宫殿的檐角上装饰的琉璃雕饰件，每一件饰物都是自古以来传说中的麟类、羽毛类和兽类的吉祥动物形象，形态各异，含义丰富，除檐角最前有琉璃“骑凤仙人”外，还有各种样式的琉璃小兽。 《大清会典》上说这些琉璃釉面小兽的排列顺序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其中天马与海马、狻猊与押鱼之位可置换。如若数目达不到9个时，则依先后顺序。 排在最前面的是骑凤的仙人。相传战国时期齐国国君齐缗王败北后被追兵紧逼，逃到江边，危急中，遇一大鸟。于是，缗王骑上大鸟，渡江而去，化险为夷。古建上将骑凤仙人安排在首位，表示腾空飞翔并有祈愿吉祥意。其作用是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 接下来的小兽排列是有寓意的，龙与凤代表至高无上的尊贵，龙的角似鹿、鳞似鱼、爪似鹰。唐宋两朝视为祥瑞的象征。明清将之象征帝王，皇帝称自己为真龙天子，由此这龙是皇权的象征。 凤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称凰，通称为凤凰，是祥瑞的象征，在旧时还比喻有圣德的人。 狮子作吼，群兽慑服，乃镇山之王，寓意勇猛威严，在寺院中又有护法意，寓示佛法威力无穷。唐虞世南《狮子赋》描绘其：“筋骨纤维，殊恣异制，阔臆修尾，劲豪柔毛。钗爪锯牙，藏锋蓄锐，弥耳宛足，伺间借势……遂感德以仁。”在这里，狮子是“猛”、“仁”兼具的瑞兽。 天马意为神马，与海马均为古代神话中吉祥的化身，汉朝时，对西域的良马称为天马，天马又是尊贵的象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将其形象用于殿脊之上，有种傲视群雄，开拓疆土的气势。 海马亦称落龙子，象征忠勇吉祥，智慧与威德 HYPER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9%80%9A%E5%A4%A9&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t "_blank" 通天入海，畅达四方。 狻猊（音：酸尼）在古籍记载中是接近狮子的猛兽，能食虎豹，亦是威武百兽的率从。一说它日行五百里，性好焰火，故香炉上面的龙首形装饰为狻猊，有护佑平安意。 押鱼是海中的异兽，说它能喷出水柱，寓其兴风作雨，灭火防火。 獬豸（音：谢致）有神羊之称，为独角，又称一角羊。《神异经》云：“东北荒中有兽如羊，一角，毛青，四足，性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因善于辨别是非曲直，力大无比，古时的法官曾戴獬豸冠，以示善断邪正。将它用在殿脊上装饰，象征公正无私，又有压邪之意。 斗牛为传说中的虬龙，无角，与押鱼作用相同，一说其为镇水兽，古时曾在发生水患之地。多以牛镇之。《宸垣识略》中说：“西内 HYPER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6%B5%B7%E5%AD%90&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t "_blank" 海子中有斗牛，即虬螭之类，遇阴雨作云雾，常蜿蜒道旁及金鳌玉蝀坊之上。”故它是祥瑞的动物。立于殿脊之上意有镇邪、护宅之功用。 行什因排行第十，故得此名。是一种带翅膀猴面孔的压尾兽。 脊兽的等级、大小、奇偶、数量、次序等都有严格规定，如在故宫太和殿的角脊上，排列10个琉璃坐姿小兽，成双数，为最高等级。乾清宫是皇帝理政和居住的地方，地位仅次于太和殿，檐角兽减去“行什”，为9个；坤宁宫明代是皇后寝宫，清代祭神和举行婚礼之用，檐角兽为7个。东西六宫是后妃居住的地方，檐角兽为5个。宫墙门檐角则多为1个，即琉璃小兽只有“龙”一种。 紫禁城宫殿屋顶檐角上所塑造的琉璃“仙人走兽”，不仅仅只是帝王宫殿上的装饰物，而且还是屋顶防止雨水侵蚀渗漏和松散脱裂的重要琉璃部件，是建筑匠师们把实用构件与艺术造型巧妙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礼制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说文解字》日：“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起源于原始宗教，是由原始宗教的祭祀礼仪发展而来的。礼在儒家的心目中是维系天地人论上下尊卑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准则。《礼记．曲礼》说得很清楚：“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道德礼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左传》说“夫礼，天之精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又“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荀子》“礼者，智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这些表明，礼既是规定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统治秩序的法规，也是约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的规范。《易传》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左传》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其核心是宗法和等级制度，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都存在着等级森严的人伦关系。 在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中，礼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制度”。这个被提得极高的尊卑意识、名分观念和等级制度，不仅贯穿于人际的政治待遇、社会特权、家族地位，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家庭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在建筑方面，它成了传统礼制的一种象征与标志，大到城市、建筑组群、坛庙、宫堂、门阙、庭院、台基、屋顶形式、建筑面阔和进深，小到斗拱、门钉、装饰色彩等，都纳入礼的规制。 辨尊卑、辨贵贱的功能成了建筑被突出强调的社会功能。从周代开始，已经出现了建筑的等级差别，以下将分为几个方面阐述。 一、城制等级 《考工记》记述了西周的城邑等级，将城邑分为天子的王城、诸侯的国都和宗室与卿大夫的都城三个级别，规定王城的城墙高九雉(每雉为一丈，共高九丈)，诸侯城楼高七雉，而都城城楼只能高五雉。三个等级的城邑的道路宽度也有规定，王城的经涂（南北向道路）款九轨（九辆车的宽度），诸侯城的经涂按王城环涂（环城的道路）之制，宽九轨，都城道路宽五轨。到汉武帝时，《考工记》补作《周礼．冬官》成为儒家经典，这种营建制度的等级观念自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组群规划等级 《礼记·王制》中讲：“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唐朝的《营缮令》中规定：都城每座城门可以开三个门洞，大州的城正门开两个门洞，而县城的门只能开一个门洞。这是建筑组成和建筑布局上的等级要求。诸如“天子五门”，“前朝后寝”，“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等，都属于这类等级的限定。 三、礼制性建筑 礼制性建筑的地位，远高于实用性建筑；礼对建筑的制约，首先表现在建筑类型上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礼制性建筑系列，而且把这些礼制性建筑摆到建筑活动的首位。 礼制性建筑起源早、延续久、形制尊、数量多、规模大、艺术成就高，从建筑类型看，坛、庙、宗祠；明堂；陵墓；朝堂；阙、华表、牌坊等为礼制性建筑的五个类别。 由于祭祀在古代被列为立国治人之本，排在国家大事之首列，因此祭祀天神、日月、山川的坛，祭祀圣贤的庙以及祭祀祖先的宗祠在建筑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明堂作为最独特的礼制性建筑，早期是天子召见诸侯的礼仪场所，后来衍生成诸多礼制功能的综合体，不难看出“礼”的理想模式在明堂建筑中的充分体现。在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观支配下，丧葬成了行孝道的重要环节，丧葬之礼也就成了礼制的重要组成，因此陵墓也成了礼制性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 朝是宫城中帝王进行政务活动和礼仪庆典的行政区，在于显示帝王的唯我独尊、显示皇权的统一天下、显示封建统治的江山永固；堂是渗透在第宅中的礼制性空间，是传统第宅空间布局的核心和重点，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都在这里举行。此外，礼制性建筑还有阙、华表、牌坊等建筑小品；阙，一方面起着“标表”的作用，用来标示建筑组群的隆重性质和等级名分，另一方面起着强化威仪的作用，有效地渲染建筑组群入口和神道的壮观气势，唐宋以后演化成宫廷广场的礼制性门楼；华表，两汉是称桓表，起源于原始社会部落的图腾竿子，以后演变为立于亭隅、桥头、墓前起标志作用的东西，是一种建筑化的仪仗，有效地起到表崇遵规、显示隆重和强化威仪的作用；牌坊可算是最突出的礼制性建筑小品，它由具有防范功能的实用性牌门脱胎演变成了标志性、表彰性的存精神功能的牌坊，既用于离宫、苑囿、寺观、祠庙、陵墓等大型建筑组群的入口前导，起显示尊贵身份，组织门面空间，丰富组群层次，强化隆重气氛等作用，也用于街市的起点、十字路口、桥梁端头，起标志位置、丰富街景、突出界域的作用。 四、单体建筑 在单体建筑中，等级制突出地表现在间架、屋顶、台基和构架做法上。 《明会典》中规定：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中堂七间，后堂七间；一品、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官，后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间”指的是房屋的宽度，两根立柱中间算一间，问数越多，面宽越大；“架”指的是房屋的深度，架数越多，房屋越深。这是对于单体建筑平面和体量的限定。 《礼记》记载：“天子之堂九尺，诸侯启齿，大夫五尺，士三尺。”这里的“堂”，指的是“台基”。这说明台基的高度很早就列入等级限定。台基中衍生出一种高等级的须弥座台基，用于宫殿、坛庙、陵墓和寺庙的高等级建筑。须弥座台基本身又有一重、二重、三重的区别，用以在高等级建筑之间作进一步的区分。 屋顶的等级限制十分严格，从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庑殿、歇山、攒尖、悬山、到最低等级的硬山顶，形成了完整的等级系列，对于不同建筑的等级面貌，起到了十分触目的标志作用。 结构形式和构造做法也被纳入等级的限定，在宋《营造法式》中主要表现在殿堂结构与厅堂结构的区分，即殿堂、厅堂、余屋、亭榭四类，殿堂等级最高，厅堂、余屋依次减低；它们在规模大小、质量高低和结构形式上都有区别。在清《工程作法》中，主要表现在大式做法和小式做法的区别，把这两种做法作为建筑等级差别的宏观标志，然后在大式做法中再细分等次；这两种做法不仅在间架、屋顶上有明确限定，而且在出廊形制、斗拱有无、才分规格和具体构造上有一系列的区别。等级的限定深深地渗透到技术性的细枝末节。 五、装修.装饰色彩等级 等级制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甚至对门上的零件—— 门环，也硬性规定了铜环、锡环、铁环三级，按等级采用。 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 基于礼的需要而形成的建筑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现象，它对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最突出的两点：一是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的形制化。不同类型的建筑，突出的不是它的功能特色，而是它的等级形制。凡是同一等级的建筑，就用同一形制。如太和殿、乾清宫、太庙正殿和明长陵祾恩殿，建筑性质各异，基于等级的最高体制，用的都是重檐庑殿顶。二是导致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度程式化。严密的等级制度，把建筑布局、规模组成、间架、屋顶做法，以致细部装饰都纳入等级的限定，形成固定的形制。这种固定形制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使得建筑单体以至庭院整体越来越趋向固定的程式，整个建筑体系呈现出建筑形式和技术工艺的高度规范化；程式化、规范化保证了建筑体系发展的持续性、独特性，保证了建筑整体的统一性、协调性，保证了建筑普遍达到不低于规范的标准水平。但是也成为建筑发展的枷锁，严重束缚了建筑设计的创新和技术的革新，加剧了中国建筑体系发展的延缓性。 [1]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李允苏．《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台北：铭文书局．1990.2 [3]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文物古建筑单位的火灾危险性及预防措施 通过对文物古建筑单位的火灾危险性的分析，提出预防火灾的整改思路，以期望解决目前文物古建筑普遍存在的火灾隐患问题。 文物古建筑像其他有建筑物的地方一样，具备可燃物、易燃物和火源。我国的古建筑中木质结构建筑居多，就是在其他砖木结构建筑中，除了砖墙和瓦顶是非燃烧体外，大量使用木质的梁、柱、屋架、楼板、隔墙等可燃构件，稍有不慎，此类建筑难免发生火灾，如果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就能防止火灾。反之，一旦疏忽着火，就可能酿成巨灾。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之多的： 1994年2月14日，甘肃省玛曲县参知合寺院因取暖用火不慎发生火灾，直接损失587.2万元，并烧毁大量文物。1999年2月16日，浙江省温州市永中镇姜氏祠堂因供神香烛引燃可燃物发生火灾，造成10人死亡，6人受伤。1999年5月2日，青海杂多县日历寺因油灯引燃哈达引起火灾，烧毁大经堂一座220平方米，唐卡252幅，直接损失117万元。这些火灾的发生暴露出我国古建筑消防安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状。 早在1984年2月28日文化部、公安部颁布了《古建筑消防管理规则》。这是文化部门、公安消防机构做好文物古建筑单位防火安全工作的可靠依据。本文也正是由此出发，分析文物古建筑火灾危险性及预防措施。 1.文物古建筑单位的火灾危险性 文物古建筑单位的火险因素，不但具备一般木质建筑的共同特点，而且就其使用和地位的特点而言，其火灾危险性更为突出和特殊。建筑规模之大，形式之多，用途之广，结构之特殊，文物之集中，是一般建筑无可比拟的。而且没有消防通道，缺乏防火间距或防火墙。 因此，文物古建筑单位的火灾危险性更大，一旦发生火灾，其损失更为惨重。以下列举出了文物古建筑的主要火灾原因： 1.1 根据它们的实际情况，最易引起火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1.1生活用火 包括炊事、照明、取暖、热水、砌茶、吸烟、驱蚊虫等生活方面用火、生活用火不慎引起火灾的约占建国以来古建筑火灾的40%以上。 1.1.2电气火险 文物古建筑单位使用电气极为普遍，不仅用于照明、做饭、烧锅炉，有的还用于宗教活动。洛阳白马寺在仅200平方米的大佛殿内，装有9盏灯、2台电扇、电线全部明敷在梁架上、闸刀开保险丝盒全部钉在柱上。有的在展室展厅装置电动设施，有的在殿堂之中装设彩灯、霓虹灯……而且一般线路较长，火灾危险性极大。电气引起的火灾，约占古建筑火灾的20%左右。 1.1.3宗教活动用火 长期以来在民间流行的烧香拜佛活动极为普遍，正所谓人靠饮食佛靠香。这就对此类建筑的防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宗教活动常见的用火形式主要有烧香化纸、燃点蜡烛、供龛上的植物油灯，喇嘛庙宇中的酥油供灯,灯节等大型用火活动。此外，还有定时的庙会，临时性的超度道坊等宗教用火活动。洪洞县广胜寺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举行庙会，此间全国各地佛教信徒前来烧香拜佛者盛众，无形之中埋下了众多火灾隐患。此类型火灾约占古建筑火灾的10%以上。 1.1.4雷击起火 由于古建筑的特定条件，一般都是建在较高的台基之上，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