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元光河决与所谓王景治河重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

由元光河决与所谓王景治河重论东汉以后 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 辛 德勇 引言：谭其骧的创见与相关学术背景 1955 年 5 月，谭其骧以“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为题目，在中国地理学会的学术会议上做 了一次，指出历史时期黄河决徙频仍，主要是流域内森林和草原遭到破坏所致。几年以 后，至 1961 年 5 月，谭氏在复旦大学的科学报告会上又做了一次重要讲演，进一步阐释这 一问题。这篇讲演稿后来加工成文，题作《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正式发表在 1962 年第 2 期的《学术月刊》上；至 1987 年，复收入作者文集《长水集》下册。这篇文章，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本人对此文也极为看重，晚年称“自以为 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1。 谭其骧说这篇文章才是他“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应当是基于现代学科 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与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在研究对象和认识问题视角上的差异。谭氏在文中 提出的核心观点，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在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如果是 以畜牧业为主，水土流失通常比较轻微，黄河下游河段也就不易泛滥成灾；反之，若是农耕 程度较深，水土流失便随之加剧，黄河下游河段就会频繁决溢，乃至改移河道。具体来说， 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地区原始植被尚未大量破坏，故黄河下游河道决徙很少；秦与西汉时期朝 廷主持向黄河中游地区大量移民，从事垦殖，牧地和猎场转换成为农田，致使河水当中的泥 沙含量急剧增加，河床淤积垫高，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便“越闹越凶”；而东汉以后直至唐 代，黄河能够在八百多年时间内长期保持安流，很少发生重大河患，同样也是由于黄河中游 地区的生产方式重又恢复为以牧业为主。 与谭氏这一论述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是此前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南京金陵大学森林 系聘用的美国籍教授罗德民（W. C. Lowdermilk），即曾多次组织人员前往山西，考察汾河流 域的水土流失状况，通过具体的数据对比，科学地论证了乱砍滥伐山地森林所导致的严重水 土流失，罗德民氏并且明确提出了“人为加速侵蚀”的概念2。稍后，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 在探讨治理黄河水患的方略时，也注意到来自中上游地区的大量泥沙，是黄河下游河道决溢 频发的根本原因，以为“沙患不除，则河恐终无治理之一日，……所以欲图根本治黄，必须 由治沙起。如能将沙治除，则患自可消灭矣”，而“沙患之所由来，溯其原委，其最大原因 由于黄河流域缺乏森林”。为此，“欲图断绝沙路之来源，应从速在黄河沿岸积极造林”。李 仪祉还特别强调指出：“治河之要在上中游，……应广为造林，以遏沙患。”3在 1935 年撰写 的《黄河治本概要叙目》一文中，他还讲道：“应在中游干支各流分别勘定造林区，及 1 谭其骧《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上册作者自序，页 9—10。 2 罗桂环《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对中国水土保持事业的促进》，刊《中国水土保持科学》第 1卷第 3期， 2003 年 9 月，页 106—110。又许国华《罗德民博士与中国的水土保持事业》，刊《中国水土保持》1984 年 第 1期，页 39—42。 3 李仪祉《治黄意见》，据作者文集《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页 112—113。 1 干流河防段大堤内外，广植林木。”1也就是主张通过扩大林地来保持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 谭其骧这篇文章，则在中国首次以具体的历史范例，深入论证了农田开垦所导致的植被变迁 极大地加剧了水土流失的速率。后来关注黄土高原植被变迁的学者，如史念海等人，其首要 着眼点同样是在这里。因此，谭氏此文不仅在黄河变迁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 中国历史植被地理的研究中也具有里程碑意义2。 就其基本原理或者一般趋势而言，谭其骧所说自然不容置疑。不过，造成黄河下游河水 决溢的原因，远不止泥沙淤积一端，诸如河道流经地点的地理环境、叉流宣泄洪水的能力、 堤坝的坚固程度，乃至海平面和降雨量的变化等项因素，同样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正因为对 这些因素具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李仪祉在强调上中游流域完好的植被覆盖对减少下游河床泥 沙淤积的根本性作用的同时，阐述河患的防治方略，也非常注重河防和河槽的整治工作，并 高度推崇东汉治理河道的王景，称颂他在治黄史上为功最巨，乃至比拟说“其治功几与大禹 相埓”3。 李仪祉这种综合性思路，后来为大多数水利工程和水利史研究学者以及地理学者所沿 承，故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 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甫一发表，就有任伯平氏撰文提出 商榷4。针对任伯平的质疑，谭其骧安排由其弟子邹逸麟出面发表文章，加以反驳5。邹氏的 反驳文章，并没有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故 1979 年出版的《中国水利史稿》一书，述及 这一问题时，不仅综合分析了诸多相关因素对黄河下游河道的影响作用，作者还直接针对谭 其骧这篇文章，强调指出一个重要原则，即：“在分析某一历史时段内黄河或安流或为灾的 原因时，只考虑当时的含沙量多少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了解黄河的河道自然状况和工程状 况。”6同年还有王涌泉、徐福龄发表论文，具体讨论相关问题，同样强调“多种因素的影 响”7。至 1982 年，方宗岱发表《对东汉王景治河的几点看法》一文，又对谭文提出新的质 疑8。同年出版的《黄河水利史述要》一书，更对王景治河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是否 堪称“安流”也提出了不同看法9。邹逸麟针对这些新的意见，在 1989 年又撰写一篇题作《东 汉以后黄河下游出现长期安流局面问题的再认识》的文章，进一步申说谭氏当年的观点10。 邹氏此文，似乎仍然没有完满地回答各方面学者的疑惑，因此，随后又相继出现了一系 列论文，围绕着谭其骧的观点，持续展开讨论。这些出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文章，大大拓展了 观察的视野，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显著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且越来越清楚地 显现出将黄河下游的河患单纯归因为中游水土流失的片面性。然而，面对谭氏文中提出的中 1 李仪祉《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据作者文集《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页 171。 2 案早于谭其骧和史念海两人很多年，日本学者松本洪就出版过专门研究中国北方植被变迁的专著《上代 北支那の森林》（東京，帝國治山治水協會，1942），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别详拙文《日本学 者松本洪对中国历史植被变迁的开拓性研究》，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 年第 1 辑，页 5—10。 3 李仪祉《治理黄河工作纲要》，又同人《后汉王景理水之探讨》、《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据作者文集 《李仪祉水利著作选集》，页 108—112，页 153，页 164。 4 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兼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刊《学术月刊》1962 年第 9 期，页 51—53，页 56。 5 邹逸麟《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后》，刊《学术月刊》1962 年第 11 期，此据 谭其骧《长水集》下册《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 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一文所附邹文，页 33—38。 6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之上册（北京，水 利水电出版社，1979）第三章第三节《秦汉时期的治黄事业》，页 189—196。 7 王涌泉、徐福龄《王景治河辨》，刊《人民黄河》1979 年第 2 期，页 73—77。 8 方宗岱《对东汉王景治河的几点看法》，刊《人民黄河》1982 年第 2 期，页 62—67。 9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 用水利出版社 1982 年版纸型重印本）第四章第一节《黄河水患与治理》，页 93—103。 10 邹逸麟《东汉以后黄河下游出现长期安流局面问题的再认识》，据作者文集《椿庐史地论稿》（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页 39—49。 2 游地区农业垦殖与下游河道水患之间的对应联系，这些学者却没有能够做出具有较强说服力 的辩驳，从而也就难以论证清楚谭氏文中不尽合理的一面，即如邹逸麟在驳斥任伯平诘难的 文章结尾处所说：“任文一开头认为谭文‘论证了一个确切的事实，即黄河下游的灾害发展 过程与中游的开垦过程是大体吻合的’。但下文却又否定中游土地利用与下游河道安危之间 的关系，把安流与否的原因专归于下游河道的宣泄能力。照这样说来，难道下游的灾害发展 过程与中游的开垦过程之所以大体吻合，只是一种偶然性事件吗？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 的。”1有鉴于此，下面即以汉武帝时期的元光瓠子河决作为例证，来具体验证一下黄河下 游的水患与中游的土地开垦过程是不是真像谭其骧所讲的那样吻合。 一、元光瓠子河决与秦至西汉初年黄河中游的土地垦殖 《中国水利史稿》述及这一问题时，曾经提出一项重要看法，即黄河中游植被变迁所引 起的河水泥沙含量变化虽然当即就会有直接体现，“但对下游河患的影响却要通过河道的逐 渐淤积抬高间接地表现出来，因而并不是植被一被破坏，下游决溢改道就立即增加，植被一 恢复就立即减少”2。由中游河段泥沙含量增加到下游河段泥沙淤积，抬高河床，再到壅高 的河水漫溢两岸或是溃决堤坝，造成灾害，这三种现象相继发生的时间顺序，不妨姑且称之 为“时相滞后”。也就是说，黄河下游河床的淤积抬高要滞后于中游泥沙含量增多一段时间， 而下游河水泛滥成灾，较此还要再滞后一段时间。后来如王英杰等人也谈到，黄河中游植被 变迁对下游河道淤积高度的影响，理应遵从这一规律3。 按照谭其骧的看法，在河患严重的秦朝和西汉时期之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 游这二地区基本上应为畜牧区，射猎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想必不会没有，但很不重 要”，因此，“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这是战国以前黄河下游很少 发生决徙的根本原因4。 另一方面，谭氏总结说，从汉文帝十二年起，到新莽始建国三年，在这一百八十年期间， 黄河决溢有十次之多，其中五次还导致了改道，水灾波及地域范围广大，进入了一个河患严 重而且频频发生的时段。依从“时相滞后”的规则，在这之前较长一段时间内，黄河中游水 土流失区内的植被状况，应当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然而，谭其骧在文中列举的移民垦殖事项， 却只有如下几件： （1）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取河南地”，“筑四十四县”，“徙適 戍以充之”。 （2） 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五万家于云阳。 （3） 秦始皇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4） 汉文帝时“募民徙塞下”。 上述几项事件，除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在黄土高原南缘泾水岸边的云阳徙入五万家一事5，确 1 邹逸麟《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后》，据谭其骧《长水集》下册《何以黄河在 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 因素》一文所附邹文，页 38。 2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之上册第三章第三 节《秦汉时期的治黄事业》，页 191—193。 3 王英杰《东汉以后黄河下游相对安流时期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关系的初步研究》，刊吴祥定主编《黄河流 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二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1），页 145—146。 4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 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据《长水集》下册，页 9—11。 5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页 256。 3 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之外，其他三次移民垦殖对黄河泥沙含量的扩增 作用，都还需要斟酌。 （一）秦朝至汉文帝十二年以前黄河中游的农业移民 秦始皇三十三年和三十六年这两次移民的性质，属于实边守土。始皇三十三年徙民戍边 一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如下：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 恬渡河取高阙、陶（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1 又《史记·匈奴列传》记同事云：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 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2 蒙恬这次新开拓的“河南地”，在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之外，而秦昭襄王长城呈西南—东北走 向，系大致沿黄河中游山陕峡谷河段右岸支流与上游河段右岸支流之间的分水岭而修建，这 也就意味着移入这四十四县的农耕民众，即使在开荒种地时造成较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所流 失的泥沙也只会注入黄河上游干流，况且汉武帝时主父偃称这一区域“地固泽卤，不生五谷” 3，实际上也并没有开垦多少土地。稍后，秦始皇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4，同样 是移入这一区域，而秦始皇系“使天下飞刍輓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 率三十锺而致一石”5，这一带边塞的军粮仍主要依赖内地供给，可知当地同样没有开垦太 多土地。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水文测量表明，黄河下游河水当中的泥沙，主要来自内蒙古托克托 县河口镇以下的山陕峡谷河段，以及泾河、洛河和渭河流域，河口镇以上上游河段的来沙量 只占 9%左右。特别是淤积在黄河下游河床中的泥沙，有将近 70%是大于 0.05 毫米的粗颗粒 泥沙，而这些粗颗粒泥沙绝大部分源自中游地区，河口镇以上的上游河段只占粗泥沙总量的 5.4%，可谓微乎其微6。所以，这两次迁入黄河上游区域的移民恐怕不大可能会给黄河下游 河道增加多少泥沙7。 况且秦始皇三十三年徙民实边之后，“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 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8，鉴于这一史实，谭 其骧也意识到“这两次移民实边规模虽大，对边地的影响并不大”。不过，不知是由于识读 偶有疏误，还是所用版本文字错讹，谭氏在文中将“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这句话中的 “边”（邊）字误引为“远”（遠），并据此以为这次移民虽然对边地影响不大，“但也不会毫 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 253。案文中“陶山”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校改为“阳山”，实际 上应为“阴山”形讹，别详拙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下篇第一章《阴山 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页 226—230。 2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 2886。 3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四上《主父偃传》，页 2800。 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 259。 5 《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页 2800。 6 刘东生等《黄土与环境》（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第六章第八节《黄土环境与水土流失》，页 402。 7 案陈可畏《论先秦至西汉时期黄土高原的生产状况与黄河河患》一文已经指出这些问题，请参看。陈文 载左大康主编《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三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页 18。 8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 2887—2888。 4 无影响。因为‘复去’的只限于“远者”，可见適戍在较近处的即未必复去”1，实则匈奴既 然重又“与中国界于故塞”，也就是南至秦昭襄王长城脚下，“河南地”的边民也就绝不可能 再留居原地，继续耕垦，这些移民对边地土地利用方式的短暂影响，本来就微不足道。 下面再来看所谓汉文帝“募民徙塞下”一事。谭其骧在文章中说：“汉文帝听从了晁错 的计议，又“募民徙塞下”。这次是用免罪、拜爵、复除等办法来劝募人民自动迁徙的，所 收效果可能相当大，因而‘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2这件事见于《汉书·晁错 传》记载，具体年代不是十分清楚，惟《汉书》载录此事在文帝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 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之前3。 又晁错献策募民徙边，乃是缘于“是时匈奴强，数寇边，上发兵以御之”，故“错上言 兵事”。晁错上奏时谈到匈奴寇边的具体史事为： 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 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 制巧拙异也。4 文帝时期，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总体上比较和缓，匈奴入寇的情况并不严重。在汉文帝十五年 之前，《汉书·文帝纪》记载的匈奴侵略事件只有三起。一是文帝三年五月，但入侵的地点 在“北地、河南”，与陇西无涉。二是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寇边，“杀北地都尉卬，遣三将 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侵掠的范围虽然涉及陇西，但这次匈奴入寇发生在冬季5，而晁错 在接下来的奏议中谈到：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 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 唐人颜师古注曰：“创，惩艾也。” 6故这段话的大意，即谓匈奴很可能在这一年冬天再次入 侵，若是汉边得以大治，就会给予匈奴造成巨创，而匈奴入侵若是得不到惩治，以后就更不 容易驯服了。晁错既然在这里预言匈奴将于“其冬来南”，也就说明当时所说匈奴侵扰陇西 事件发生在这一年冬天到来之前，所以，晁错上奏言事不会是针对这次入寇。昔荀悦《汉纪》 尝系此事于文帝十四年下7，宋人林虙同持此见8，知亦不足信从。 文帝十五年之前匈奴另一次内侵，发生在文帝十一年，入寇的地点是狄道。这里乃是陇 西郡的治所9，正与晁错所说陇西吏民击退匈奴事相应，而匈奴此番入寇的时间是在夏季六 月10，同样与晁错讲述的情况吻合，故晁错奏言募民徙边，应当是在文帝十一年夏秋之间发 1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 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据《长水集》下册，页 9—12。 2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 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据《长水集》下册，页 12—13。 3 参见《汉书》卷四《文帝纪》，页 127。 4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 2278—2279。 5 《汉书》卷四《文帝纪》，页 125—126。 6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并唐颜师古注，页 2289。 7 汉荀悦《汉纪》（北京，中国书店，1991，《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龙溪精舍丛书》本）卷八文帝十四 年，页 73—76。 8 宋林虙、楼昉《两汉诏令》（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中华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元至正九年苏 天爵刻明修补印本）之《西汉诏令》卷四《答晁错玺书》，页 9b—10a。 9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 1610。 10 《汉书》卷四《文帝纪》，页 123。 5 生的事情。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即系此事于文帝十一年六月“匈奴寇狄道”事下1， 大概同样是出于上述考虑。至南宋时吕祖谦编著《大事记》，则一依《通鉴》，完全认同司 马温公的判断2；王益之撰述《西汉年纪》，所做系年，亦与之相同3。 边地吃紧，需要增强戍卫，汉文帝又宅心仁厚，不愿像秦始皇一样以暴力强行迁徙民众， 然而，募民实边，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这一点在晁错倡议施行此事的奏疏里就有 清楚体现：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恵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 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 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歩。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 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 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 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増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 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 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徳上也，欲全亲 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 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 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4 简而言之，晁错本已清醒意识到中原居民并不会轻易应募前往，为此只能首先招募罪人，次 及意欲买求爵位者；即使如此，也还要由朝廷预先建造房屋，购置农具，并由官府供给廪食 至其得以自给为止，甚至还要给这些移民置办夫婿妻室，等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汉书》随后记载说“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但究竟是否可行， 却很值得怀疑。谭其骧以为“这次是用免罪、拜爵、复除等办法来劝募人民自动迁徙的，所 收效果可能相当大，因而‘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5覆案《汉书》，我们可以看 到，这种说法似乎存在很大问题。 《汉书·晁错传》原文如下：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 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 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 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 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 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 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 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 不得良吏，犹亡功也。”6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一五汉文帝十一年，页 484—491。 2 宋吕祖谦《大事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一〇，页 137。又吕祖谦《大 事记解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一〇，页 670—674。 3 宋王益之《西汉年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二九文帝十一年，页 94—96。 4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 2286。 5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 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据《长水集》下册，页 12—13。 6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页 2288—2889。 6 清嘉庆胡克家仿元刻《资治通鉴》中 晁错奏请募民实边的内容 晁错这段话，与前述上奏前后相继，紧密无间，并不是文帝实施募民一段时间之后才讲的话 1，故通篇所说，重点还是在讲如何提供优惠条件，诱使民众迁往边地，这显示出在汉文帝 采纳他的建议之后，晁错愈加感到实际运作的困难，强调只有直接临民的“下吏”积极配合， 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即：“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显而易见，这只是朝廷的 一种期望而已，并不是已经达成的效果。其实“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这句话中的“幸” 字，本来就是用来表示虚拟语气，所谓“甚大惠”云者只是一种口惠而已。 边疆地区大多环境恶劣，而且面临巨大危险，生活很不安定，也正因为如此，西汉朝廷 才颁布一项长期执行的法规，在《金布令》中规定：“边郡数被兵，离饥寒，夭绝天年，父 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2所以，若非遇到重大生存危机，中原地区的居民，很少有人愿 意应募去往边地。后来在汉武帝元狩四年，虽然一下子就“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 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3，但这些被迁徙到边地的人，都是因遭受黄河决口之灾而 无以自存的难民。当时因受水灾影响，山东十多个郡“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 民众已经难以为生，而且官府给予移民的待遇，也极为优厚，起初“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 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所以才会 1 案《资治通鉴》卷一五汉文帝十一年（页 484—490）以及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〇（页 670—674） 记述此事，俱一如《汉书·晁错传》，将晁错这两次奏议前后连为一体。 2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页 3287。 3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 178。 7 顺利迁来如此数额庞大的移民1。又西汉末平帝二年，也是因为遭遇“郡国大旱，蝗，青州 尤甚，民流亡”，朝廷才决定“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借此机会，“募 徙贫民”，而且同样需要“县次给食，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2。据清人沈钦韩 考证，此呼池苑应位于泾水上游的安定郡内3。因此，考虑到晁错所说困难情形，汉文帝这 次招募恐怕不大容易顺利施行4。 果然，《汉书·食货志》记载，紧接着在这下一年的文帝十二年，朝廷就又有了新的举 措： 晁错复说上曰：“……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 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 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 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 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 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 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 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 爵令，而裁其贾（價）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5 授爵免罪，这本来都是用来招募移民的办法，现在忽又改而用于令天下民众“入粟于边”， 这说明上一年刚刚提出的募民实边计划，根本无法实施，“屯戍之事”也就无以减省，“输 将之费”亦无由降至寡少，朝廷难以承负，只好改弦更张，别开利源。清末人刘体仁评议文 帝一朝言事文臣，以为“晁错之言皆能言而不能行”，举述的第一条例证，即此文帝十一年 上言募民徙塞下事6。《史记·平准书》记述此事，径谓“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 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7，可谓简明扼要。稍后至景帝初年， 上郡以西遭遇旱灾，粮食供给愈为困难，不得已又降低售卖爵位的价格，以诱使更多的民众 入粟于边，《汉书·食货志》所说“卖爵令”自然是指文帝十二年刚刚推出的“六百石爵上 造”以至“各以多少级数为差”云云这条法令。 （二）汉文帝十二年至武帝元光三年间的黄河决徙泛溢与河患发生前黄河中游 地区的土地利用形式 就是在这样的移民垦殖背景之下，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具体的地点是在 东郡境内的酸枣“河决东堤”，黄河下游河道发生了自战国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决口，幸好 朝廷迅速征发民众堵塞决口，灾害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8。这也就是谭其骧所说历史上第一 个河患频发期中的第一次重大水灾，但上述论述表明，在此之前，能够明显加重中游地区垦 1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 1425，页 1437。案有关汉武帝元狩四年这次徙民实边的具体情况，请参 看拙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下篇第四章《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页 307—322。 2 《汉书》卷一二《平帝纪》，页 353。 3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二，页 46—47。 4 案清人杜贵墀《汉律辑证》（清光绪己亥湘水校经室刻《桐华阁丛记》本）卷一“谪徙”条（4b）辑录有 很多两汉时期强行发配罪人到边地戍守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募民徙边，终两汉之世，一直也没有取得 多大成效。 5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 1130—1135。 6 清刘体仁《通鉴札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影印民国石印本）卷二“贾谊、晁错之言皆能 言而不能行”条，页 98—101。 7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 1419。 8 《汉书》卷四《文帝纪》，页 123。《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 1409。 8 殖程度的移民行为，只有秦始皇三十六年向云阳迁入五万户居民这一起，而相对于整个黄河 中游这一广袤区域而言，云阳一隅之区区五万户人家，绝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普遍加剧土壤侵 蚀，因而也就不会向下游河段多输送太多泥沙，并直接导致河堤溃决。至于文帝十一年晁错 提出的募民实边计划，即使雷厉风行，当时就得以顺利贯彻实施，基于前述“时相滞后”原 理，也绝不可能如此立竿见影，在下游造成决口泛滥的后果。 虽然这次暂时堵塞了决口，但几年之后新垣平谈及此事，尚称“今河溢通泗” 1，说明 溃决而出的河水，已经向南连通泗水，水患的程度，不容小觑，而合龙堵口只是对症下药， 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河道的隐患。所以，三十年后的汉武帝建元三年春，在更偏靠下游的平 原郡境内，河水就又发生泛溢，农田大面积受损，导致严重饥荒，竟至“人相食”的程度2； 又过了六年，武帝元光三年春，同样是在东郡境内的河段上，“河水徙，从顿丘东南（北） 流，入渤海”，但这次决口再没有留下什么其他记载，估计时间很短，就被堵塞复原3。 到这一年夏季五月，东郡境内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水灾，“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4。 《史记·河渠书》记述这次河决的具体情形说： 其后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于 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 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 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5 汲黯、郑当时征发的“人徒”高达十万6，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可是却未能如愿堵塞决 口，可见决口的破坏非常严重。这场灾害，前后持续二十三年，在这期间，“岁因以数不登， 而梁、楚地尤甚”，朝廷也并非一直“不事复塞”，而是“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 可胜计”，直到元封二年四月，才由汉武帝亲临施工现场，“发卒数万人”，并且特地作歌 吟唱，激励民心，从而彻底堵塞决口7。 文帝十二年和武帝元光三年五月这两次河决，影响重大，故班固竟隐括以“文陻枣野， 武作瓠歌”这样的词句，来作为西汉黄河水患的标志性事件8。在汉文帝十二年黄河在酸枣 决口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内，并没有见到朝廷向黄河中游区域迁入农业居民的记载。因此， 武帝建元三年黄河在平原的泛溢和元光三年春夏之间前后相继的这两次大规模决口泛滥，同 样没有理由简单归咎于中游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对天然植被的加速破坏。 事实上，在西汉这几次黄河决口和泛溢发生之前，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的土 1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 1383。 2 《汉书》卷六《武帝纪》并唐颜师古注，页 158。 3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 163。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原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 年，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下册，页 66—74。案《汉书·武帝纪》“从顿丘东南流”应按照谭其骧文看 法，订正为“从顿丘东北流”。 4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 163。案《史记》卷三〇《平准书》（页 1424）记载河徙顿丘事为“河决观， 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然而《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页 1161）记同事作“河决，灌梁楚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坏决，费不可胜计”，清人李慈铭《越 缦堂读史札记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影印民国二十一年排印本）之《汉书札记》卷二（页 88）考证曰《史记·平准书》“亦本是‘灌’字，误作‘观’”，所说当是。 5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 1409。案“其后四十有馀年”，《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 1678— 1679）记述同事，书作“其后三十六岁”。这一记事乃上承文帝十二年河决酸枣事，至元光三年正三十六 岁，故《史记·河渠书》“四十有馀年”应为“三十有馀年之误”，盖当时四或书作“亖”形，与“三” 字形近易讹，或分别将“三十”和“四十”合书为“卅”与“卌”，字形同样易于混淆。 6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 163。 7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 1412—1413，又卷三〇《平准书》，页 1424。《汉书》卷六《武帝纪》，页 193。 8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页 4244。 9 地利用形式当中，牧业生产还占有很大比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分区叙述各地 物产特征时指出：“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1这些物品当然都是畜牧业的特 产，而所谓龙门为今陕西韩城东北黄河禹门口处之龙门山，碣石见于《尚书·禹贡》，应即 战国以来碣石宫以及秦“碣石门”所在的地方，遗址在今辽宁绥中渤海海滨2，因知司马迁 所说龙门、碣石以北，应当包括有今山西、陕西黄土高原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史念海论述秦 汉时期的农牧业区域划分，就主要依据这一记载，将农牧业区域的分界线划作关中平原北缘， 向东经过黄河龙门之后，转趋东北，斜贯今山西中部，再大致沿今燕山山脉东至碣石3。 《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述有许多这条分界线西北部区域的畜牧业生产特征。如谓“天 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 地亦穷险”4，就带有浓重的畜牧业色彩。因为司马迁的《史记》记述政事截止于汉武帝太 初以前，故这一分界线至少可以反映太初年间以前的情况。然而，谭其骧的看法，却与此截 然不同。虽然谭氏同样认为《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表明“自龙门以北的山陕峡谷流域， 在当时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区域”，并为此做了很多重要论证，但他所说的这 个“当时”，并不是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而是将《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经济区域 的叙述，指认为“大致系战国至汉初的情况”，并将其用作主要论据，来说明战国以前的“山 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原始 植被尚未经大量破坏”，故“水土流失还很轻微”5。 将《史记·货殖列传》的经济区域划分定在战国时期，还是西汉武帝时期，这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论证前提。依据不同的前提，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谭氏对 此竟没有做任何说明。我推测，这很可能是由于在分析这一记载时，他对黄河中游水土流失 问题上的人地关系，已经形成了确定的看法，先入为主，不自觉地使之强合己意，而《史记·货 殖列传》的行文，多采用战国的国名作为大区域的名称，在抱有这种成见的情况下，也容易 给读者造成错觉。实际上，《史记·货殖列传》这种写法，只是出于叙述上的便宜（而且汉 武帝时各地的经济确实也还带有战国以来固有传统的鲜明印记），司马迁没有理由摒弃亲见 熟知的现实情况不谈而单单追述战国的格局。《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述关中区域时明确讲 到，“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巧而事末也”，这当然 只能是西汉王朝的情况，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记载与谭氏的“战国”意向相扞格，他才不得 不把《货殖列传》经济区域的时代下降到西汉初年，但何以只会是西汉初年的情况而不是司 马迁身历目睹的汉武帝时期？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很难做出合理解释的问题。 为证成自己既有的看法，谭其骧在文中对《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做出了更不合乎情理 的解读。《汉书·地理志》记西北诸边郡风俗云：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 修习战备，髙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1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 3254。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刊《文物》1986 年第 8 期，页 25—4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遗址石碑地遗址的勘探与 试掘》、《辽宁绥中县石碑地秦汉宫城遗址 1993—995 年发掘简报》、《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 瓦子地遗址一号窑址》，刊《考古》1997 年第 10 期，页 36—6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辽 宁绥中县石碑地遗址 1996 年度的发掘》，刊《考古》2001 年第 8 期，页 45—58。 3 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见作者文集《河山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页 163—164，页 188—189。 4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 3262。 5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 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据《长水集》下册，页 10—11。 10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 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1 谭其骧分析说，上面这段内容，是“用以印证作于西周末至春秋初的国风秦诗中所描述的当 地人民经常以‘车马田狩’为事的风气”。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所论述各地风俗 的资料来源，本有清楚说明，即“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 域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2。因 此，文中重点体现的本是刘向、朱赣所记西汉当时的情况，至若《秦诗》“在其板屋”云云 不过是追溯其历史渊源而已，谭氏所说，与其真实用意正相颠倒。大概谭其骧本人也感到这 样的解释有些过于牵强，于是又补充说：“这种风气并且还一直维持到‘汉兴’以后，西汉 一代的名将即多出身于这六郡的‘良家子’。”3 实际上，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迟至西汉末成帝时期，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上的 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畜牧业经济一直有很大比重，而且在刘向、朱 赣、班固等人看来，这与《诗经》时代并没有什么差别。《汉书·地理志》这段记载，正有 力证明《史记·货殖列传》中龙门、碣石这一农牧业分界线，确实属于武帝时期，并不是战 国的情况。汉武帝时大行王恢称秦将蒙恬辟地千里，“以河为竟（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 “置烽燧，然后敢牧马”4；武帝巡视陇西、北地等西北边地“而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 三岁而归”5；又昭帝时桑弘羊称汉武帝开拓北边之后，“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 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6，这些在边地放养牲畜的记载，与之适可相互印证。史念海 曾列举很多证据，论证这条农牧业分界线在整个西汉时期始终没有太大改变7。据《后汉书·邓 禹传》记载，直到新莽亡国、赤眉占据长安城之时，尚称“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 稀，饶谷多畜”8，甚至直到北宋初年乐史撰著《太平寰宇记》时，仍记述说“汉武帝攘却 戎狄，开边置郡，多徙关中贫民或报怨犯法者以充牣其中，故习俗颇殊，地广人稀，逐水草 畜牧，以兵马为务”9，这些情况，可以进一步证实上述判断。 在元光河决发生之前，譬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 万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10，显示出当地有很多牲畜。又如在上 郡界内，景帝时朝廷就已经设有牧苑。景帝中六年六月，匈奴还专门侵入这里劫掠苑马，汉 朝为守卫苑中马匹，一次就有“吏卒战死者二千馀人”，可见牧苑规模之大11。这当然要基 于当地的牧业基础。《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仆属下有“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 牧橐、昆蹏令丞皆属焉”，唐颜师古注引《汉官仪》，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 边，分养马三十万头”12，史念海依据《汉书·地理志》，考述出所谓“六牧师苑”或设在 1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 1644。 2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 1640。 3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 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据《长水集》下册，页 11。 4 《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页 2401。汉刘向《新序·善谋》下，据石光瑛《新序校释》（北京，中华 书局，2001）卷一〇，页 1392—1394。 5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 1172。 6 汉桓宽《盐铁论·西域》，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八，页 499。 7 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见作者文集《河山集》，页 188—191。 8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八《邓禹传》，页 603。 9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三七夏州，页 784。 10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 2901。 11 《汉书》卷五《景帝纪》，页 150；又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页 1424。 12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并唐颜师古注，页 729；又卷五《景帝纪》唐颜师古注转述如淳语 引《汉仪注》，页 150。 11 秦昭襄王长城之内，或设在这道边塞之外1，从而可知这应当是汉武帝元朔二年重新夺得“河 南地”以后的设置，而《汉官仪》记载的三十六所牧苑，则应当分别隶属于这六处“牧师苑” 之下。三十万头牲畜的饲养规模，更显示出在元光河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述安定郡境 内的呼池苑，一直持续到汉末平帝时期才罢废不用），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上，放养牲畜 依然相当普遍。 （三）西汉文武两帝以前黄河中游的自然侵蚀 那么，前述西汉文、武两帝时期的河患，特别是元光三年的决口泛滥，又是由什么时候 冲积下来的泥沙所造成的呢？王英杰等人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还着重指出，黄河中游地区的水 土流失，除了人为加速侵蚀之外，原本还存在着不因人类活动而增减的自然侵蚀。在这种情 况下，中游区域天然植被的破坏或者恢复，对下游河道的泥沙淤积究竟有多大影响作用，就 还需要慎重评估2。依据景可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全新世中期，黄土高原的年侵蚀量为 10.72 亿吨，而在公元前 1020 年至公元 1194 年期间，黄土高原的年侵蚀量为 11.6 亿吨，比全新 世中期大约只增加 7.9%，数量之微，以致地理学家只把这个增加量看作是“自然加速侵蚀 量”，而“人类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当可忽略”3。 自然科学工作者这一测算结果，在历史文献当中也有反映。如《左传》引述周人逸诗， 就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感叹4；战国时张仪说秦王，谓齐国“济清河浊，足 以为限”，燕王当时亦有类似语句云：“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 5由此可以看 出，早在西周至战国时期，黄河便是以水色浑浊而著称于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自然是从上中游流域挟带下来的大量泥沙。这种情况显示出，正如唐朝人孟郊在诗中 所形象描写的那样：“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6。 透过郑国渠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国时期黄河中游流域一个具体支流的泥沙 含量。《史记·河渠书》称分引泾水的郑国渠修成之后，“用注填閼之水，溉泽卤之地 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鐘（鍾），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7， 《汉书·沟洫志》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惟“泽卤之地”作“舄卤之地”，与《史记》 别本相同，唐人颜师古释之曰：“舄即斥卤也，谓咸卤之地也。”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盐 碱地。这种浇灌“舄卤之地”的“填閼之水”，颜师古云“填閼谓壅泥也”。郑国渠最 主要的功效，并不像现今常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为农田增补水分，其更为重要的作用， 是用渠水中富含的“壅泥”来覆盖“舄卤之地”，亦即以肥土压碱土，汉哀帝时贾让 称若是疏引河水灌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填淤”亦即 “填閼”），故颜师古谓郑国渠的效用，系“引淤浊之水灌舄卤之田，令更肥美，故一 亩之收，至六斛四斗” 8。 1 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见作者文集《河山集》，页 190—191。 2 王英杰《东汉以后黄河下游相对安流时期流域环境变迁与水沙关系的初步研究》，刊吴祥定主编《黄河流 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二集，页 145—146。 3 景可、陈永宗《黄土高原侵蚀环境与侵蚀速率的初步研究》，刊《地理研究》1983 年第 2 期，页 2—10。 案陆中臣等人所做推算，人为加速侵蚀量要稍高一些，距今两千年前在侵蚀较为剧烈的丘陵沟壑区约为 18%，而在侵蚀较为和缓的高原沟壑区为 8%，但他们也同时指出，这个加速侵蚀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 前只能作为一般参考。说见陆中臣、贾绍凤、黄克新、袁宝印合著《流域地貌系统》（大连，大连出版社， 1991）第十章第二节《流域侵蚀产沙》，页 325—331。 4 《左传》襄公八年，据清姚培谦《春秋左传杜注》（清乾隆年间陆氏小郁林刻本）卷一四，页 22a。 5 《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条，页 99；又卷二九《燕策》 一，页 1057。 6 唐孟郊《孟东野诗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卷三《感兴》下《自叹》，页 40。 7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 1408。 8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并唐颜师古注，页 1677—1678，页 169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唐司马 贞《索隐》，页 1408—1409。 12 佚名批点清乾隆小郁林刻本《春秋左传杜注》 后来至汉武帝太始二年时，有“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 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 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 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曹魏时人如淳释文中“且溉 且粪”句云：“水渟淤泥，可以当粪。”1。西汉时人将白渠与郑国渠相提并论，说明两渠 “且溉且粪”的功效应该相差无几，泾水中的泥沙含量也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