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得出的荣耀 拍不出的尴尬

拍得出的荣耀 拍不出的尴尬 “我想提醒各位，马格南的成立是为了让我们，事实上是迫使我们，用自己的能力与解读为我们的世界和时代留下见证。我在这儿不想细说是谁、什么作品或者为什么，但我深深感到某种症结正降临我们当中。这也许是外部环境的作用，但并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当标志性的事件发生，或许并没什么赚头，但只要你在场就应当用照片的方式介入我们镜头前发生的现实，毫不迟疑地牺牲物质享受与个人安全。回归我们的源头，将令我们的头脑和镜头逾越常常包围我们的生活假象。我震惊地看到有这么多人，几乎完全受制于客户的要求……”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6月8日，马格南图片社的三位摄影师来到广州，在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一间会议室里开始他们此番来华的又一次“大师班”。这种向同行后辈展示、讲解自己的作品，之后进行问答交流的研习会（英文通称“WORKSHOP”）可以很活泼，比如有人很直接地问：“进入马格南之后，每个月能挣多少钱？”“总之生活能过得很不错。”台上的英国摄影师克里斯·斯蒂尔·帕金斯笑着把这个问含糊过去。 像“马格南中国行”这样的活动，摄影师们固然是按日收取酬劳的。“每年有两三次的研习会吧，”法国摄影师帕特里克·札克曼说，“不过我当然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上，毕竟我要做个摄影师。” 以马格南图片社的鼎鼎大名，成员摄影师的收入应当不在话下。不过图片社主席托马斯·赫普克在接受《中国摄影》杂志采访时却说，自己加入马格南之后最大的变化是挣得比以前少了，“现在我得把收入———包括加入马格南之前所拍作品的收入，比如为《明星》杂志拍的作品———按一个百分比交给马格南。” “你加入马格南，就持有了它的股份。你总得有所付出。”札克曼向记者证实了这个说法，“事实上头一两年肯定是挣得少了。你所有的作品都交由马格南代理，而正在拍摄中的项目眼下又还不可能获得收入，至少得一年之后吧。但马格南给我们自由，这是自由的代价。而且马格南显然会带给你更多的委派任务。” 札克曼所说的自由，是可以不那么受到杂志、出版商等图片客户的要求限制。有了组织来负责档案管理与销售工作，摄影师可以全力地投入工作；接拍一些收入丰厚的任务之后，便能倾注于自主选择的、尤其是需要漫长周期的主题。他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坚持自己的拍摄方向。 独立、自由，可以说正是58年前马格南图片社成立的初衷。 摄影师的方向常常是变化的。克里斯·斯蒂尔·帕金斯1983年拍摄的“贝鲁特：前线”系列中，有一幅非常有力的作品：墓碑上，一名战死的黎巴嫩青年的头像照片又被流弹击中，弹孔四周，裂缝在那张脸上蔓延。“这简直是战争对一个人的双重杀戮。”帕金斯在讲解时说。但今天他却觉得当时在黎巴嫩的作品是稚嫩的：“那些时候我看到有的摄影师在没有战斗发生时，根本连照相机都不端一下，多么荒谬。后来，我个人更乐意关注人的日常生活。” 1990年帕金斯在阿富汗拍摄的一系列作品里，没有战斗的场面，却有北部山区劳作的农民。在另一张照片中，同一群农民已经荷枪实弹满满坐了一卡车，出发去跟塔利班武装打仗。“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帕金斯后来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在研习会上他展示的最近作品是“富士山”系列。与我们常见的、樱花美景衬托的富士山大异其趣，照片远景中的富士山有时甚至需要留心寻找，而前景是废车场、室内温泉浴池、高尔夫练习场、主题公园、凌乱的房屋…… 札克曼同样是兴趣多变的人。1980年代初他在那不勒斯近距离拍摄黑手党的系列作品令人惊讶，他展示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一辆轿车内，拍摄伸出车窗一只握枪的手。因为朋友介绍看到大量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他对中国产生兴趣，于1982年来到上海。他见到了导演谢晋，还为影星刘晓庆拍了照片，而至今仍令他耿耿于怀的，是他那时不被允许与中国人直接交流，有人为他安排一切活动。 作为生于法国的犹太人，他的波兰裔父亲和阿尔及利亚裔母亲却从未给他讲过家族往事，于是札克曼开始用照相机寻根。名为“身份之探索”的犹太人系列拍完，用他自己的话是“这个题目拍烦了”，他又开始拍摄欧洲、美国乃至东南亚的中国移民。这个题目又“拍烦了”，再去拍法国的马里移民。 对于这些个性极强的摄影大师，马格南始终强调宽容。不过50多年来数度出现的经济困境，证明着马格南也在为它的独立和宽容付出代价。而不管马格南经济上多困难，它都坚持不让任何外部资金介入，持有图片社股份，直到今日亦然。 “如今的杂志非常让人失望。”札克曼说，“20年前的杂志会给我们很多的空间，我拍的黑手党系列在全世界各种杂志上发表了500多页，但这种日子一去不返。《玛丽·嘉儿》曾用20多个页码刊登我的图片报道，可你看看今天他们只知道想搞免费酒店、机票。” 摄影界几乎都知道马格南在图片市场上的尴尬。报纸和杂志越来越多地要求图片的速度而非品质，可马格南摄影师的一个题目往往持续拍摄三五年甚至数十年。早期的马格南还是世界最知名的新闻图片社之一，在遍地媒体的当下几乎完全满足不了新闻图片的需求，即便20多年前，它有不少作品就只是在数年、十数年后作为历史档案图片找到销路。而在越来越娱乐化、消费化的杂志，马格南一如既往充满人文气息的风格也越来越没有空间。 “有时候我们招进来的成员摄影师，也有照片不好卖的，这也是造成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听札克曼这一说，似乎马格南也有看人走眼的时候。 “这很正常，我们现在有50多个人，各有自己的取向。在吸收新成员的时候总有人会下意识地找与自己风格、观念类似的人。”札克曼这样解释。当然其实这种所谓“失误”仅仅是在商业意义上，要说图片的质量，并没什么成败可言。“马格南总是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决定什么事的时候要听每个人的意见。要是像那些公司，两三个经理作出决定，其他人执行就是，事情可能就简单得多。这也是马格南为民主付出的一种代价吧。”担任过马格南图片社副社长的札克曼笑道。 走人也并非解决办法，马格南也在寻找别的途径努力缓解市场上的尴尬。 6月7日，马格南图片社官方网站的封面专题是“水门事件回顾”。1968年由成员摄影师菲利普·哈斯曼为尼克松拍摄的官方肖像、1973－1974年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在听证会上向调查委员会作证的司法部长、宣布辞职次日乘“海军一号”直升机回到加州的尼克松……虽然没有时下“深喉”现身的新闻照片，在档案照片上马格南显然无可匹敌。在资料整理与择机呈现上的努力，或令这些照片有更好的销路。同样，6月8日之后，它的封面专题改成了伊朗总统大选。 3月14日，马格南图片社开通了一个新网站，“马格南广告（www.magnumAD.com）”。它似乎想在国际广告市场同样叫响自己的名字。“许多买家、艺术指导并不知道他们可以雇一位马格南的摄影师来为他们的客户拍摄平面广告，而马格南打算在2005年改变这一状况。”马格南图片社纽约总编辑马克·卢贝尔对媒体说。包括马丁·帕尔（他是成为马格南正式成员，而摄影风格又与传统马格南大异其趣的代表）在内的17位成员摄影师的名字被列在网页上；一些被用于商业、公益广告或大型公共活动的马格南图片也成为示范。 在这个问题上，马格南的成员之间显然有不同意见。在这次研习会上，帕金斯发表了正相反的言论：“如果因为马格南的名气，而要请它的摄影师去拍商品广告或是时装照片，这是挺愚蠢的事。” 1962年，马格南创社四元老之一、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在一份发给当时所有成员的备忘录上写道：“我想提醒各位，马格南的成立是为了让我们，事实上是迫使我们，用自己的能力与解读为我们的世界和时代留下见证。我在这儿不想细说是谁、什么作品或者为什么，但我深深感到某种症结正降临我们当中。这也许是外部环境的作用，但并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当标志性的事件发生，或许并没什么赚头，但只要你在场就应当用照片的方式介入我们镜头前发生的现实，毫不迟疑地牺牲物质享受与个人安全。回归我们的源头，将令我们的头脑和镜头逾越常常包围我们的生活假象。我震惊地看到有这么多人，几乎完全受制于客户的要求……”这段话特意被记录在马格南图片社的历史介绍中。 时代变迁，记录标志性瞬间的任务，恐怕要全靠美联、法新等大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来完成。而马格南的摄影师如帕金斯、札克曼，再如马丁·帕尔，又都坚定地沿着自己的思考走各自的道路。图片社发起人、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那句“如果你拍到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在新一代人里也已经变成“你可能离得太近了”。图片社主席赫普克说得很绝：“我们中几乎没有谁是合格的商人，有些人是充满同情心的梦游者，他们从来不会把自由的、价值的、艺术的自我实现换算成经济效益。但奇怪的是，就这么一个吵吵闹闹，有时甚至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组成的团体，已经存在了近60年，几乎比任何一个艺术家团体的存在时间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