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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姆酒日记 连载

2012-06-26 33页 doc 163KB 10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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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姆酒日记 连载1圣胡安,一九五八年冬 3一 13二 18三 24四 27五 圣胡安,一九五八年冬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趁着圣胡安才刚刚发展成旅游小镇,前赛马骑师艾尔·阿本尼托将位于欧来瑞街的家中内院,改建成一座酒吧,名为“艾尔的后院”,还在街边的门外挂了一个招牌,另外在后门的小巷子外,也挂了一个箭头指示牌,指着往这两栋颓圮的楼房中间走去,便可看到“艾尔的后院”。酒吧刚开始只供应二十美分一瓶的啤酒和十美分一杯的朗姆酒,朗姆酒加冰块得另外再加五美分。几个月之后,艾尔身兼厨师,开始供应家庭式汉堡。 这是喝上几杯的好地方。...
朗姆酒日记  连载
1圣胡安,一九五八年冬 3一 13二 18三 24四 27五 圣胡安,一九五八年冬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趁着圣胡安才刚刚发展成旅游小镇,前赛马骑师艾尔·阿本尼托将位于欧来瑞街的家中内院,改建成一座酒吧,名为“艾尔的后院”,还在街边的门外挂了一个招牌,另外在后门的小巷子外,也挂了一个箭头指示牌,指着往这两栋颓圮的楼房中间走去,便可看到“艾尔的后院”。酒吧刚开始只供应二十美分一瓶的啤酒和十美分一杯的朗姆酒,朗姆酒加冰块得另外再加五美分。几个月之后,艾尔身兼厨师,开始供应家庭式汉堡。 这是喝上几杯的好地方。清早特别舒畅,太阳才刚刚露脸,咸咸的海风徐徐吹来,为空气注入了新鲜和活力,直到中午时分,湿热的空气才会浸入圣胡安,整个城镇变得如蒸笼一般,这种炙热的温度,一直持续到太阳下山之后,才又慢慢恢复凉爽。 夜晚的感觉也不错,但不如早晨清凉。当一阵阵微风吹拂过来,位于欧来瑞街山坡顶上的 “艾尔的后院”,总是能感受到一丝丝凉意,如果能开扇窗户的话,便可远眺整座城镇,可惜院子四周堵着厚厚的围墙,只能抬头仰望天空,或将车前草的些许绿意收揽眼底。 日子一天天过去,艾尔添购了新的收款机,在院子中放置了撑着遮阳伞的木头桌椅,最后举家迁出了欧来瑞街的这栋房子,搬到离机场不远的郊区住宅。他雇用了一个黑人帮手史瓦普,负责洗碗和端盘子,最后接手厨师工作。 原本屋内的客厅,摇身一变成了钢琴酒吧,由高高瘦瘦、看起来一脸忧郁的迈阿密钢琴手尼尔森·奥图负责演奏。老旧的淡灰色小钢琴就摆在鸡尾酒区和后院的走道中央,钢琴层漆上一层薄薄的涂料,防止被盐分腐蚀。一个礼拜七个晚上,在加勒比海长达十二个月的夏季,奥图坐在黑白琴键前,一边擦汗,一边漫不经心地演奏。 观光局的人都兴奋地谈论着,最近店家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一整年来,从早到晚的消费热潮吹拂着波多黎各港湾。不过像奥图这种丝毫不在乎生意的人,还是整晚弹着一成不变的蓝调或哀伤的民谣。客人逐渐厌烦了他的演奏,厌烦了看着他的汗水从下巴滴到键盘上,以及他穿着棉布花衬衫时腋下渗出的汗渍,还有他三不五时就发出“该死的狗屎天气”的咒骂声,破坏了整个酒吧的气氛。难怪客人会起身离开,宁愿到附近的高档酒吧消费,点上一瓶要价六十美分的啤酒或一客三十五美元的沙朗牛排。 前共产党员莱特曼从佛罗里达州来到这里,办了份《圣胡安日报》,艾尔的后院便成为这份英文报纸员工最常光顾的地方。因为为莱特曼工作的人,不外乎漂泊者和寻梦人,他们泡不起近几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纽约式”高档酒吧。《日报》的记者和行政人员会在早上七点左右鱼贯出现,体育记者、排版和编辑等晚班人员会在午夜时结伴而来,偶尔会有人来此约会。平时在圣胡安不常看到女孩儿,来这的多半是游客、交际花或是空姐,但她们比较喜欢待在赌场里,或是坐在希尔顿饭店的露台酒吧。 《日报》内有各式各样的人,从试图想要把世界拧成两半,再重新来过的狂妄土耳其小伙子,到只想在一群疯子把世界拧成两半之前,过过好日子的啤酒肚老头。整个报社的确有些有才气又正直的人,但也有一些连张明信片也不会写、堕落无能的失败者,包括混混、逃犯和酒鬼,一个顺手牵羊、总是在腋下夹着一把枪的古巴人,一个半开化、有恋童癖的墨西哥人,流氓、人渣、人形脓包等等。对多数的人来说,工作只是为了换杯酒喝,或是凑足机票钱罢了。 另一方面,也有像是汤姆·班德瓦兹这种天才,之后为《华盛顿邮报》工作,得了一座普利策奖,还有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只为了让报纸顺利出刊的泰瑞,现在担任《伦敦时报》的编辑。 我来到这里时,报社已经营了三年。莱特曼正处在精神分裂的边缘。跟他说话时,仿佛可以看到他坐在地球上的每个十字路口,假装自己是三位一体——上帝、普利策本人和救世军。他常发誓说,如果这些年来曾经为报纸工作的人,同时出现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讲述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怪癖,他们的罪行,他们的离谱行径,连上帝本人都会毫无疑问地马上晕倒在地,不断拉扯自己的头发。 当然莱特曼是夸大了些。他总是忘了提那些优秀的人,只谈论被他形容为“酒精脑”的麻烦人物。其实莱特曼描述的还不够贴切,这些人是最奇特也最难驾驭的一群。情况最好的时候,他们仅是不可信赖而已;情况最坏的时候,他们总是醉醺醺、脏兮兮的,连山羊都比他们可靠。但他们却弄得出一份报纸,不用工作时,他们中的大部分总是喜欢混在艾尔的后院。 当艾尔决定将啤酒的价格涨到二十五美分时,他们不停地发牢骚跟咒骂,指责艾尔被贪婪蒙蔽了心,直到有天,艾尔厌倦了这些人的牢骚,在酒吧里挂了一个牌子,写着希尔顿饭店啤酒和饮料的价格。这个用黑色蜡笔潦草写着的牌子,就挂在吧台的后面,让人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报社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有撰稿人、摄影师,还有正巧会写些文章又刚好人在波多黎各的骗子,但艾尔的生意却没有起色。在收款机底下,压着未付清的账单,还有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信,写满“再过不久,一定会把账付清”的承诺。这些流浪汉记者是最恶名昭彰的骗子。来到这个没有根的世界,背负着一大笔未偿还的账单,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那些日子很容易找到酒友,他们来来去去,不会待得太久,但总是有新人到来。我称他们为流浪汉记者,这样的形容再贴切不过了。每个人各有特色,拥有某种职业上的怪癖,但他们也有些许相同之处。似乎是习惯使然,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替报纸或杂志工作,他们蛰伏着等待机会,随时可以打包离开。他们不对任何国家效忠,视钱财如无物,只相信运气和人脉。 有些人记者的特质多些,有些人流浪汉的特质多些,但也有些人例外,像是兼职、自由职业者或即将成为驻外记者的人,他们为了某种原因,在报社外流浪着。不像那种在顶尖的媒体帝国中干练又汲汲进取的人,他们是不一样的品种。 波多黎各当时是落后地区,报社也总是雇用些脾气暴烈、言词煽动的流浪者。他们随着谣言和机会,漫无目的地漂泊,流浪到欧洲、拉丁美洲或远东,只要哪儿有英文报纸,他们就跳到哪儿,永远在找寻一个突破、一次重要契机、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或一份肥缺,随时准备跳上飞机,飞到地球的另一端。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也属于这一群人——也许比一些人更有能力,也许又比另一些人安分不少——在那些年里,我很少没有工作。有时我一次替三份报纸写稿,也替新的赌场和保龄球馆写些广告词,当过斗鸡协会的顾问,也做过餐厅的美食评论家、游艇摄影师,还定期遭到警察的迫害。那时的生活充满了贪婪,但我如鱼得水,乐在其中。我交了一些有趣的朋友,赚了些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见识了其他人未必能见识到的世界。 就像这些人一样,我四处寻找,四处漂泊,永不满足,还做了许多糟糕的蠢事。从来不曾驻足下来好好思考一番,只信任自己的直觉。我乐观地认为,我们其中有些人正在往上爬,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诚实的路,只要努力,总有一天能攀越顶峰。 但我心中也同样存有疑问:再这样下去,以后的生活一定一无是处,我们所有人都如演员一般,在毫无意义的漂泊中欺骗自己。一方面怀抱着无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为未来感到彷徨,我在这两股力量的拉扯之下,继续着这样的生活。 一 我在纽约的公寓位于佩里街,走个五分钟,便可抵达白马俱乐部。我常在那里喝上个几杯,不过老觉得格格不入,可能是因为我打着领带,那儿的人根本容不下我。 在前往圣胡安的前一晚,我又来到了白马。我的同事菲尔·罗林斯替我付了酒钱,我赶紧一饮而尽,好醉了在飞机睡上一觉。号称纽约最恶名昭彰的出租车司机阿特·米立克也在座,还有刚从维尔京岛回来的杜克·彼得森,他给了我一堆联络电话,要我顺道去圣托马斯岛时,和这些人联络,不过后来我从没想过要打这些电话。 那时是一月的晚上,天气冷得要命,其他人都穿了厚重的外套或法兰呢绒衫,我只穿了一件薄外套。在纽约的最后一晚,我站在肮脏的哈德森街头,一边向菲尔挥挥手道了声再见,一边咒骂着从河面上吹来的冷风,然后跳上阿特的出租车,立刻失去意识,一觉睡到了机场。 我到得晚了,票务柜台前的队伍已经排了好长,大约有十五个波多黎各人,还有排在我前面几个人的金发女孩,看起来一副观光客装扮,似乎平日是正经的秘,想利用两个星期的假期,跑到加勒比海好好狂欢一番。她身材娇小但玲珑有致,不耐烦的站姿显示内在储存了无穷的活力。我别有意图地看着她,微笑着,感觉刚刚喝下的酒精还在血液中作祟,静静地等着她转身和我四目交接的那一刻。 她拿了登机证,转身却直接朝登机门走去。我前面还有三个波多黎各人,先前的两个很快办完了登机手续,但我前面的那个却因为工作人员不让他把纸箱当成随身行李带上飞机而争执不休。我咬着牙,等了一会儿。 终于我不耐烦了。“喂!”我说,“该死的,你们在做什么?我还要赶着上飞机呢!”工作人员抬头看我,不管我前面的矮小乘客是否还在咆哮,问我:“您的名字?” 我告诉他后,拿到了机票,快步地走向登机门。登机时,我前面又排了大概五六个人,我插队越过他们,把机票交给不满的空姐,然后走到机舱内,目光快速扫过走道两旁的所有座位。 没看到金发美女。我走到前面,猜想她个头娇小,可能无法从后面看到她。不过,她不在飞机上,那时,机上只剩下两个双人座位。我挑了其中靠走道的座位,然后把我的打字机放在旁边靠窗的座位上。飞机要起飞了,我从窗外看出去,发现金发美女正从跑道上跑过来,向正要关上机舱门的空姐挥手。 “等会儿!”我高喊,“还有人要上飞机!”我看到她抵达了,然后转头向她微笑,准备把身旁的打字机搬到地上,这时,突然有一位老人推了我一把,然后在我身旁坐下。 “这里有人坐了。”我赶紧抓着他的手臂说道。 他甩开了我的手,接着用西班牙语骂了一些话,把头转向窗外不再理会我。 我再次抓起他的手臂,“起来!”我生气了。 他开始吼叫,这时金发美女正巧经过,站在前面的走道上找座位。“这里!”我说,然后用力扯着老人的手臂,想将他拉起来。但在她注意到我之前,空姐已经走了过来,推开我的手。 “他坐到我的打字机了。”我试着解释,然后绝望地看着金发美女在机舱前面找到了位子,坐了下来。 空姐安抚地拍了拍老人的肩膀,让他坐好,“你耍什么流氓?我应该赶你下飞机。”她对我说。 我恨恨地咒骂了几句,然后决定放弃。老人一直目视前方,直到飞机起飞时,我嘴里还骂着“你这该死的老家伙”。 他眼睛连眨都没眨,拒绝理会我,终于我闭上了眼,决定睡一觉。偶尔我会望向前面,看着金发美女的后脑勺,但不久之后关了灯,我什么也看不到了。 醒来时,天色已经泛白。老人还在睡,我弯着身,从他身旁的窗户往外看。数千英尺下,深蓝色的海洋宁静得像一片湖泊。海洋中央是一座岛屿,在清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翠绿色光芒。岛屿的四周环绕着沙滩,再往内陆是棕色的沼泽地。飞机开始降落,空姐所有乘客系上安全带。 几分钟之后,飞机扫过一排棕榈树,滑行过停机坪,在航站楼前停了下来。我决定待在机上,等金发美女经过,再起身和她一起下飞机。毕竟我们两个是飞机上仅有的白人,这么做应该不会太突兀。 其他乘客都站了起来,一边聊天一边等着空姐将机舱门打开。突然,我身旁的老人跳了起来,把我当成狗一样,想从我身上跨过去,想都没想,我一回身把他撞到窗户旁,砰的一声,所有乘客都吓了一跳,周遭突然安静下来。老人脸色发白,再次试着从我身上跨过去,像疯了一般用西班牙语尖叫着。 “你疯了!老混蛋!”我朝着他大叫,然后一只手将他推回去,另一只手试着拿起我的打字机。机舱门开了,乘客鱼贯地步下飞机。金发美女经过我的身旁,我试着对她微笑,一只手还将老头钉在座位上,准备站起身。老人不断大吼大叫,上下摆动他的手臂,让我很想拿条皮带绑在他的喉咙上叫他闭嘴。 这时空服员和副驾驶出现在座位旁,质问我怎么回事。 “从纽约起飞后,他就一直殴打这位老人家,”空姐说,“他一定是虐待狂。” 他们禁止我下飞机,我又在椅子上待了十分钟,以为他们要逮捕我。我试着解释,但在既疲惫又混乱的情况下,根本不知所云。终于他们允许我下飞机了,我就像个罪犯一样,赶紧逃了出去,去领行李,在刺眼的烈阳下走得汗流浃背。 行李传送带四周挤满了波多黎各人,金发美女早已不见踪影,再次见到她的希望渺茫。但如果见到了,我也不确定是否真的能有一场艳遇,因为很少有女人会对凌虐老人的罪犯感兴趣。我还记得当她看到我把老人钉在窗户上时脸上的表情。我已经饿得有点虚脱了,决定先找些东西垫垫肚子,再去领行李。 圣胡安机场的具有十足的现代感,颜色明亮,到处都是晒得十分健康的游客。大厅天花板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根根梁柱,四周悬挂着大型音箱,传来轻快的拉丁舞曲。我朝着长长的斜坡走去,一只手拿着我的外套和打字机,另一只手拿了个小皮箱。随着标志,我转向另一条长斜坡,终于找到了咖啡厅。一进门,镜子反射出我的模样,看起来像个脏兮兮的混混,脸色苍白,眼睛布满了血丝。 除了肮脏的外表之外,我闻起来就像是在啤酒中浸泡了一夜似的,从体内散发出阵阵作呕的牛奶酸腐味。为了避免和他人接触,我选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点了一盘菠萝清清肠胃。 咖啡厅外的飞机跑道已经被清晨的太阳烤得闪闪发亮,旁边绵延着茂密的棕榈丛林,再过去,是一片蔚蓝的海洋。海面上扬起的一只白帆缓缓划过地平线。看着眼前的景象,我脑中一片空白。外面的景致十分平静,平静又炎热。我想要倒在那一片棕榈丛林间,好好睡上一觉,吃几块多汁的菠萝,然后在丛林中昏睡过去。 想归想,我还是在咖啡厅内多点了几杯咖啡,看了眼当初订机票时一起传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我订了康达杜海边旅馆。 那时还未到七点,但咖啡厅已经挤满了人。一大群男子坐在长窗户旁的桌边,啜着饮料,正在高谈阔论。有些人穿着西装,但大部分人,都打扮成一个模样——厚框墨镜,闪亮的深色裤子,短袖白衬衫,打上领带。这种装扮似乎是“今日制服”。 从隐约传来的谈话声中,我听到:“现在的货色都不便宜……是呀,拜托,但这里又不是蒙地哥……别担心,货还很多,我们只要把嘴巴缝起来,以免卡斯特罗那帮人,想分一杯羹……” 十分钟之后,从四周听到的内容来判断,我猜我处在一群正在交易的毒贩当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似乎在等着七点三十分从迈阿密来的班机,从我听到的内容看来,班机里必定挤满了三教九流的乘客,可能有建筑师、脱衣舞男、顾问,和逃到古巴的西西里黑手党。 一边听着谈话的内容,我一边咬着牙。我从来没抱怨或诋毁过帮派分子,但兜售毒品的行为令我反感,内心里强烈地想朝毒贩的脸上挥上一拳,将他的牙齿打落满地,揍个鼻青脸肿。 我脑中充满这种想法,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想要出拳的欲望早让我醒了过来,最后我不得不赶紧吞下杯中剩余的咖啡,离开这里。 行李区已经空无一人。我找到了我的两件行李,雇了一个搬运小弟,帮我搬到出租车上。穿过大厅时,他满脸讨好的笑容,不断地用西班牙语说:“对,波多黎各很美……哈,是,非常好玩……很多乐子……” 上了出租车,我点了一根刚刚从咖啡厅买的雪茄,这时我觉得好多了,四周温暖得令人昏昏欲睡,感觉十分自在。沿路一棵棵棕榈树掠过眼前,大大的太阳在路的尽头,突然让我有一种以前抵达欧洲时,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混杂着漫不经心和轻松自在。车速越来越快,坚定地迈向不知名的未来,一种“管他的”信心油然而生。 出租车行驶在四线道的高速公路上,公路的两旁是一排排建满黄色建筑物的住宅区,前面还伫立着高高的白色围篱。几分钟之后,我们通过了一个看似新兴的住宅区,满是粉红色和蓝色的建筑。住宅区外竖立了一个牌子,昭告游客他们刚刚经过的是埃尔极波郊区住宅。离牌子不远,是一座用棕榈树叶和锡条搭起的窝棚,旁边的牌子上用手写着“可可冰”,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男孩靠在里面的柜台边,向外望着过往的车辆。 在半醉的状态下抵达一个陌生的地方,的确让人神经紧绷,总觉得不对劲,有种没法掌握一切的无力感。心中存着这种感觉,我抵达了旅馆,然后直接上床睡觉。 醒来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三十分。我感觉又脏又饿,不知身在何处。走出阳台,望向海滩,下面是一群妇女、小孩,还有啤酒肚的男子,在海中玩水或躺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在我的旅馆右侧,是另一个旅馆,然后紧接着是另一个旅馆,每个旅馆都有满是人群的私人沙滩。 我梳洗干净后下楼,走到了户外的中庭。餐厅已经关了门,所以我走到了酒吧,整个酒吧的风格,就好像是五星级度假村直接被海浪冲到这里来的一样。我在酒吧坐了两个小时,喝着酒,吃着花生米,看着外面的蔚蓝海洋。在酒吧里,大概还有十几位客人,他们看起来就像病了的墨西哥人,嘴上留着小胡子,穿着看起来像塑料一样闪亮的丝质西装。大部分的女客人都是美国人,一副难以讨好的模样,而且年纪一把,穿的休闲装像橡皮一样挂在身上。 跟其他的客人相比,我仿佛是刚刚被海浪给冲上岸似的。我皱巴巴的外套已经有五年历史了,而且领口磨损得厉害,裤子也没烫过,虽然我从没想过要打个领带出门,但在这里没打领带就像闯错了地方一样。放弃了融入这些人的念头,我点了啤酒,而非朗姆酒,酒保突然看了我一眼,我知道这一眼代表的意义——我没有穿任何会闪闪发光的衣物,就好像如何在一堆好苹果中分辨出一颗坏苹果一样。我想,如果要融入这个社会,还是应该买一套耀眼的衣服。 六点半时,我步出酒吧走到外面。天色慢慢地暗了,整条街道看起来凉爽又优美。在街道的另一旁,是以前曾经可以看到海岸的一排排房屋,现在这些房屋只能面对着一排排的旅馆,为了和街道区隔,屋外竖起了一道道高墙和篱笆。街道四处都是让人乘凉或喝一杯朗姆酒的阳台跟前廊。隐隐约约地,我听到了前面的街道上传来一阵阵铃声,听起来像是婴儿的催眠曲。 我在街上逛了逛,试着熟悉周围的环境。这时,铃声更清楚了,一辆卖冰淇淋的货车出现在眼前,缓缓地开在街道中央。车顶上竖立着大大的棒冰形状招牌,不时闪烁的红色霓虹灯,照亮了整个街道。车里传来了催眠曲的铃声,当车子经过我时,司机高兴地朝着我笑,按了几声喇叭。 我招了辆出租车到市中心去。老圣胡安是一座岛屿,仅有几条公路连接着大陆。出租车行经一条从康达杜连接到大陆的公路,两旁有不少波多黎各人在浅浅的礁湖中钓鱼,在我的右边,是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招牌上写着“加勒比希尔顿”。我知道这里是观光人潮的中心。少数的先锋来到这里之后,其他的观光客也就前仆后继地跟着来了。在希尔顿建成之前,这里一无所有,现在则潜力无穷。我们经过了废弃的体育馆,沿着山崖边的大道走,一边是黑色的大西洋,另外一边绕过整个狭长形的城市,是一艘艘停靠在码头边,闪烁着数以千计霓虹灯的游艇。从大道上转弯而下,司机在科隆广场停了下来。出租车的费用是一块钱三十分。当我递给司机两张钞票时,他看了看钱,然后摇摇头。 “怎么了?” 他耸了耸肩,“先生,没有钱找。” 我往口袋中探了探,没有零钱。我知道他在骗人,但也不想自找麻烦到其他地方去换一块钱。“你这该死的小偷!”我说,把钞票丢在他的腿上。他又耸了耸肩,把车开走。 科隆广场是几条小街道的交会点,街道两旁挤满了建筑物,每栋建筑物大概两三层楼高,向外延伸出来的露台,覆盖在街道上方。空气十分闷热,混杂了汗臭和垃圾的味道,随着微风袭面而来,让人晕眩不已。敞开的一扇扇窗户,不时传来音乐和说话声。房子间的巷弄十分狭小,就好像走在每户人家的家中一样。卖水果的招牌比比皆是,占据了走路的空间,这些小贩卖的是削了皮的橙子,每个五分钱。 走了三十分钟,经过了展示服装的橱窗,看了看里面挤满妓女和水手的酒吧,还在人行道上撞到了不少人,直到我快饿瘫了,还没有找到一家餐厅。 终于我决定放弃。似乎在老城,根本一家餐厅都没有。我只看到了一家“纽约餐厅”的招牌,不过它没有营业。绝望中,我招了辆出租车,要他载我去报社。 他不解地看着我。 “报纸!”我大声说,然后边跨进车内,边关门。 “哦!”他说,“《埃尔日报》,好。” “不对,该死!是《日报》,英文报纸,新闻报!” 但他从来没听过,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科隆广场,我把窗户摇下,问了问警察。不过他也没听过,终于有人从巴士站走过来,告诉我们报社的位置。 我们从圆石山丘开到了港边,但没有看到报社,我怀疑他载我过来,骗我这里就是报社,然后把我扔下。我们转了个弯,司机突然踩了刹车。前面好像有帮派分子械斗,一群人在大吼大叫,试着闯入像是仓库的绿色建筑物。 “走啊,绕过这些人。”我对司机说。 他喃喃地说了些话,然后摇摇头。 我用拳头敲他的椅背,“走啊,不走就不付钱。” 他又喃喃地说了些话,然后换了挡,缓缓地开向对街,尽可能远离打架的人群,然后把出租车停在对面的大楼前。这时我看到大概有二十个波多黎各人,攻击着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美国人。他站在楼梯上,把手中的木头招牌,当作球棒一样挥舞着。 “你们这些腐烂的混账东西!”他叫嚣着。之后一阵混乱,我听到了一阵打斗声和咆哮声。其中的一个波多黎各人倒在街上,脸上布满血迹。高大的美国人往后退到了建筑物中,手中仍然挥舞着招牌。另外两个波多黎各人想要抢走他手中的招牌,结果他在其中一人的胸口上捶了一拳,那人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慢慢后退,不过仍然不断咒骂着,挥舞着拳头。那个美国人立刻狠狠地反击,“来呀,混账,来拿呀!” 没有人动。他等了会儿,然后把招牌高举起来,用力朝人群中砸去,打到了某人的肚子上,撞倒了其他人。我听到一阵狂笑,然后他消失在大楼内。 “好,”我转向司机,“够了,走吧。” 他摇摇头,用手指了指绿色的建筑物,“那里就是《日报》。”他再点点头,然后又指了指那栋建筑物,语气坚定地说:“那里就是《日报》。” 我突然才察觉,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我未来的新家。我看了看挡在我和门之间的肮脏人群,决定先回旅馆。这时,又有一阵骚动。一辆警车停在旁边,走出三个警察,挥舞着警棍并用西班牙语大声呵斥。人群突然散去,只留下少部分人还在争论。我观望了一会儿,然后将一块钱车费塞给司机,跑进了大楼内。 招牌上写着“《日报》编辑部位于二楼”。我搭上电梯,心中不禁害怕,是否会在办公室中遇到另一波暴动,但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大厅一片黑暗,只有我左边的房间内,传来一些杂音。 我循声进入之后,突然觉得安心多了:这里有着熟悉的凌乱感,打字机和发电报的声音,甚至连味道闻起来都很熟悉。房间内部很大,看起来就像空无一人一样,但至少有十个人正在里面忙碌着,其中唯一一个看起来不忙的,是个小个子的黑发男子,就坐在靠近门边的桌子后方。他把椅子稍稍向后仰,眼睛望着天花板。 我走过去,刚要开口说话时,他把椅子坐正,“说吧!”他说,“你他妈的想干嘛?” 我低头看着他,“我明天开始在这里上班,”我说,“我是坎普,保罗·坎普。”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抱歉,以为你是来偷底片的。” “什么?”我说。 他嘀咕了几句,像是“被抢光了”、“像秃鹰一样”之类的话。 我看了看四周,“看起来很正常。” 他哼了一声,“那些小偷,一群败类。”他站起来伸出手,“鲍勃·萨拉,摄影师。”他自我介绍。“今晚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他笑了笑,“你破产了?” “没有,我有钱——只是找不到餐厅。” 他坐回椅子上,“你很幸运,在这里必须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在餐厅吃饭。” “为什么?”我问,“痢疾?” 他笑了,“痢疾、虱子、痛风、哈金森病 ——什么都有可能,什么都可能染上。”他看了下手表,“再等十分钟,我带你去艾尔酒吧。” 我把他的照相机搬开,坐在他的桌子上。他又躺回椅子上,开始瞪着天花板发呆,偶尔抓抓没剩几根毛的头,似乎已经进入了神游状态,正在幻想着一个充满了好餐厅,没有骗子的乐土。他看起来心不在焉,就像在印第安纳狂欢节外收票的那些人。他的牙齿早就蛀光了,脸上布满了胡茬,穿着脏衬衫,鞋子看起来好像是从乐捐箱捞出来的一样。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有两名男子从房间另一头的办公室走了出来,其中一个是在街上打架的高个子美国人,另外一个是个头矮小的光头男,说话时总喜欢挥动着手。 “他是谁?”我问萨拉,手指着高个男。 他瞄了一下,“和莱特曼在一起的那个男的?” 我点点头,那个光头男应该就是莱特曼。 “他是也门。”萨拉终于坐正,“他是新来的,才来没几个星期。” “我刚看到他在外面打架。”我说,“在大楼外和一群波多黎各人。” 萨拉摇摇头,“他绝对是个疯子。”“也许和工会那帮暴徒发生了口角,就像野猫好斗一般,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这时莱特曼从办公室外叫了声萨拉,“萨拉,你在干什么?” 萨拉连头都没抬,“没事,我还有三分钟就下班了。” “站在你旁边的那人是谁?”莱特曼看着我,脸上充满了怀疑。 “这位是卡特法官,”他开玩笑地说,“也许是个大独家新闻。” “什么法官?”莱特曼问,朝着桌子走来。 “开玩笑的,”萨拉赶紧说,“这位是坎普,他说是你雇他来的。” “坎普法官?”莱特曼看起来十分迷惑,突然他想了起来,笑着伸出双手,“哦!是的,坎普。很高兴见到你,你什么时候到的?” “今早刚到,”我说,起身握手。“我睡了几乎一整天。” “太好了,”他边点头边说,“非常聪明,太好了,你随时可以上工了。” “不会是现在吧?”我说,“我饿昏了,必须吃点东西。” 莱特曼笑道:“当然不是现在,明天才开始。我不会叫你今晚就上班。”他又笑了声,“放心,我会留点时间让你们吃饭的。”他微笑着看看萨拉,“我猜鲍勃会带你参观这个小镇,嗯?” “当然。”萨拉问道:“所有费用记在你的账上吗?” 莱特曼紧张地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当个文明人好不好?”他转头向站在房间中央的也门挥挥手,也门正检查着腋下被扯坏的外套。 也门大步走向我们,在莱特曼介绍我时,礼貌地看着我。他个头很高,脸上有着自大的表情,还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 莱特曼搓了搓他的手,“太好了,鲍勃,”他笑着说,“我们会是个很棒的团队,是吧?”他拍了拍也门的背,“老也门刚刚才和外面的那些混蛋干了一架,”他说,“这些暴徒,应该统统关起来。” 萨拉点点头,“迟早他们会杀了我们其中一个。” “别这样,鲍勃,”莱特曼说,“没有人会被杀。” 萨拉耸了耸肩。 “我今早已经打电话给罗根镇长,告诉他这件事,”莱特曼解释道,“我们无法忍受这种事,太疯狂了。” “真是该死的疯狂,”萨拉说,“罗根镇长太无能了,我们需要更强捍的人。”他从椅背上抓起了外套,“下班了,”他看着也门,“我们要去艾尔那里,你饿了吗?” “我等会儿再去,”也门回答,“我想回公寓一趟,看切诺特起来没。” “好吧,”萨拉向我挥了挥手,“来吧,我们从后门走,我可不想打架。” “小心点,小伙子。”莱特曼喊道。我点了点头,跟着萨拉走进大厅。在楼房的后面,是通往金属后门的阶梯。萨拉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把刀,朝洞口戳了下,金属门就开了。“这门从外面没法打开。”他边解释,边带我往后面的巷子走去。 他开的是菲亚特小敞篷车,一半的车身都被侵蚀了,引擎一时之间没发动,我必须下车推,好不容易发动后再跳上车。 上坡时引擎痛苦地呻吟着,我猜随时可能会半途抛锚,但这辆小车出人意料地翻越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坡,萨拉丝毫不在意车子外观斑驳的铁锈,每次快抛锚时,他就大力地踩着离合器,驱使它前进。 车子终于停在艾尔酒吧前,我们往后走到了露台。“我要三个汉堡,”萨拉说,“他们这儿只卖汉堡。” 我点头,“只要分量够,什么都好。” 他跟厨师说,“我们要六个汉堡、两瓶啤酒,”他说,“快点!” “我要朗姆酒。” “两瓶啤酒、两杯朗姆酒。”萨拉喊道,然后他倒在椅背上,点了根烟,“你是记者吗?” “是呀。” “你干嘛来这?” “为什么不?”我回答。“还有比沦落到加勒比海更糟的事。” “这里不是加勒比海,你应该再往南走。” 这时厨师穿过露台,手中端着我们的酒。“来这之前,你待过哪些地方?”萨拉问道,一边接过他的酒。 “纽约,”我说,“在那之前,欧洲。” “欧洲的哪里?” “到处都去过,主要是罗马和伦敦。” “《美国日报》?” “对,”我回答说。“我在那儿替了六个月的差。” “你认识弗雷德·巴林杰吗?” 我点了点头。 “他在这儿,”萨拉说,“他现在是有钱人了。” 我皱了下眉,“那个混蛋。” “你们会有机会碰面的,”萨拉咧嘴笑了笑,“他常去办公室混。” “去办公室搞什么鬼?”我问。 “找多诺万的麻烦,”萨拉笑着说,“他告诉别人自己曾是《美国日报》的体育编辑。” “他根本就是个拉皮条的!” 听到我的评语,萨拉失笑出声,“唐纳文有天晚上把他揍得跌到楼下,之后好久没见他的鬼影。” “太好了,”我说,“谁是多诺万?体育编辑?” 他点点头,“他是个酒鬼,快要不干了。” “为什么?” 萨拉又笑了下,“每个人都想离开,你也会辞职。稍微有点出息的人不会想待下来。”他摇摇头,“这里的人,就像苍蝇一样,看到了甜头就黏上去。除了编辑主任泰瑞之外,我是待得最久的,他也快走了。别跟别人说,莱特曼还不知道,但他要走了。可惜,他算是这里最好的头头了。”他很快地笑了笑,“等你见到副总编,你就知道了,他连个标题都不会起。” “副总编是谁?” “赛格尔,懒鬼。他总是在写地方长官的自传,每天从早到晚都说,他在写地方长官的自传——不能接其他任务。” 我吸了口饮料,“你在这待多久了?” “太久了,超过一年。” “太惨了。” 他笑了笑,“别被我吓到了,也许你会喜欢这里,也有这种人。” “哪种人?” “骗子,”他回答说。“赌徒、毒贩子,他们在这里可是如鱼得水。” “对,”我说。“我在机场就感觉到了。”我看着他,“你怎么会想待下来呢?到纽约只要四十五块钱。” 他用鼻子哼了一声,“见鬼了,我在这里一个小时就赚这么多,只按了下快门而已。” “你听起来像是死要钱的。” “我是呀,”他大方地承认,“这里没有人比我更爱钱了。有时连我都受不了自己,很想朝自己的胯下,狠狠地踹一脚。” 我们的汉堡终于来了,萨拉把他的汉堡拿了过来,然后把面包翻开,挑出生菜和西红柿,用力地甩到烟灰缸里。“你到底有没有脑筋啊!”他突然发起飙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把这些垃圾跟我的肉混在一起?” 史瓦普看了看烟灰缸里面的垃圾。 “上千次了!”他叫道,“每天晚上都要我重复一次吗,该死的东西!” 我看看他,笑着说:“老天,你的确该闪人了,这个地方快让你发疯了。” 他一口吞下了他的汉堡,“你等着瞧好了,你和也门,也门这个怪胎,都不会待多久的。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待太久。”他用拳头用力地捶了下桌子,“再来点啤酒!” 史瓦普从厨房走过来,看着我们。“再来两瓶啤酒,快点!”萨拉叫道。 我舒服地靠着椅背,“也门有什么不对吗?” 他看着我,一副不敢相信我竟然会问这种问题的表情。“你刚刚没看到吗?”萨拉说,“那个目中无人的烂人。莱特曼怕他怕得要死,你没看到吗?” 我摇摇头,“他看起来很正常呀。” “正常?”他难以置信地叫着:“你该早点来的。前几天,就在这个位置,他无缘无故发神经,把这张桌子掀翻了!”他用手掌拍了拍桌面,“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他把桌上所有的啤酒都打翻了,然后桌子倒在了不认识的人身上,也门还威胁要海扁他一顿!”萨拉摇摇头,“真不知道莱特曼从哪里找来的这种人。他怕死他了,还借了他几百块钱,也门都用来买摩托车了。”他苦笑一声,“现在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女的,跟他住在一起。” 史瓦普送啤酒来了,萨拉端起了他的啤酒。“任何有脑筋的女孩都不会想来这儿,”他说。“只有老处女,神经兮兮的老处女。”他对我摇了摇手指,“在这种地方,你一定会转性的,坎普,记住我的话,这里会让一个男人不是变成同性恋,就是变成疯子。” “是吗?”我说,“我来的时候,飞机上有个年轻的妞,”我笑着说,“说不定明天我们会在街上巧遇。她一定会出现在某个海边。” “也许她是同性恋,”萨拉说,“这种女同到处都是。”他摇了摇头,“这个热死人的鬼地方,整个晚上只能喝酒,一点搞头都没有。”他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快疯了,我憋得快爆炸了。” 史瓦普又送来两瓶啤酒,萨拉接了过来。这时也门出现在门口,看我们一眼,朝我们走了过来。 萨拉呻吟了一声,“天啊,他来了,”他小声地说。“别扁我,也门,我不是故意说你的坏话。” 也门笑了笑,坐了下来。“萨拉是圣胡安最老的人,萨拉,你今年多大了,有九十了吗?” “别耍嘴皮子,我不吃你这一套,”萨拉叫着,从椅子上挺起身来。 也门了解地点了点头,“萨拉需要女人,他精虫作祟,没办法思考。” 萨拉呻吟了一声,闭起眼睛。 也门敲了敲桌子,“萨拉,街上到处都是来卖的妞,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嫖一嫖,我刚在街上看到了好多好货色,想一次叫上六个,然后全裸躺在女人堆里,叫她们像小狗一样,趴在我身上。”他笑着说,挥手招来史瓦普。 “可恶的混账,”萨拉骂道。“家里的女人才刚到一天,满脑子就想着要其他女人趴在你身上。”他好心地给了忠告,“再继续嫖下去,你会染上梅毒,继续耍流氓,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被揍得很惨。” 也门不在乎地笑笑,“知道了,你早说过了。” 萨拉看着他,“她起床了吗?我能搬回公寓了吗?” “快了,我们快搬家了,”也门回答。“我会带她找间房子,到时,你的车借我用一下,东西太多,摩托车搬不了。” “天啊!”萨拉说,“你这个吸血鬼,总有一天,我会被你吸干。” 也门笑道,“你是个虔诚的教徒,好心会有好报的。”他忽略萨拉的抱怨,转头问我,“对了,你搭今早的班机来的吗?” “是呀,”我回答。 他对我笑了笑,“切诺特说,她的班机上有一个男的一直在痛殴一个老年人,是你吗?” 我屏了口气,感觉罪恶之网,缓缓地收了起来,将我勒得紧紧的。萨拉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我告诉也门,那个老人是个神经病,一直想要从我身上跨过去。 也门笑了,“切诺特说,你才是神经病,还说你一直瞄她。在她下飞机时,还看到你不断跳到老人的身上殴打他。” “天啊!”萨拉夸张地叫着,给了我一个恶心的眼神。 我摇摇头,想把这段飞机上的插曲当笑话来讲。我在飞机上的所作所为,让人以为我是个疯子和虐待狂,但这些人可是我未来的新同事,总要给他们留一点好印象。 虽然也门觉得十分好笑,但萨拉则是一脸鄙视的表情。我又多点了几瓶酒,然后成功地转移了话题。 我们在酒吧里待了个把钟头,瞎聊着,懒懒地喝着酒,打发着时间,酒吧里面不时传来感伤的钢琴声。音符若有似无地飘到了露台,为夜晚带来一种绝望忧郁的气氛,完全符合当时的心境。 萨拉确信不久后报社就要关门大吉了。“我会看着它倒,”他向我们保证,“再一个月。”萨拉还有两个拍照的任务,然后就要休长假了,准备到墨西哥绕一绕。“等着瞧好了,”他说,“不出一个月,我们就要准备打包了。” 也门摇摇头,“萨拉自己希望报社关门,这样他才有借口离开,”他笑了笑。“放心,不会这么早关的,我只需要再有三个月,赚够了钱到小岛去。” “什么小岛?”我问。 他耸了耸肩,“哪里都好,便宜就好。” 萨拉讥笑地说,“你听起来像是未开化的原始人一样,你应该在芝加哥找份正经的工作。” 也门笑了下,“你真该找个女人,怎么听起来都是一副欲求不满的模样。” 萨拉小声骂了几句,闭上嘴喝起啤酒来。我喜欢萨拉,虽然他有点神经质,有点常惹毛别人的小毛病。我猜他大我个几岁,也许三十二三岁,但感觉上我好像早就认识他了。 也门也让我有熟悉的感觉,但没有这么亲近——比较像是之前曾经遇到过但早就不记得的熟人。他大概二十四五岁,让我想起那个年纪的我——不全然一样,但如果当时的我,能停下来好好地看一下自己,我应该也是也门这个样子吧。听他说话,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曾经不可一世。他让我想起在欧洲第一年的时候,无知又充满自信,每次小小的侥幸得逞,都以为自己是站在台上,受众人膜拜的冠军一样。但那样的日子,一眨眼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也许过了这么多年,这种以为自己是世界冠军的想法,早就消失殆尽了。但我现在想了起来,突然觉得自己已不再年轻,有种紧张感充斥胸中,原来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一事无成。 我靠在椅子上,啜了口酒。厨师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忙东忙西的,不知何时钢琴声停了下来。酒吧里不断传来西班牙语的谈笑声,我脑中翻腾的思绪,在嘈杂中游离着。第一次,我意识到,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之间,画出了一道长长的距离。虽然没有理由给自己压力,但我还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天气炎热的压力、时间流逝的压力,再加上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总是盘旋在这个二十四小时都让人汗流浃背的地方。 二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先去游了会儿泳。天气炎热,我在海边待了个把小时,暗自希望没人注意到我死白的纽约客肤色。 十一点半,我在旅馆前跳上了巴士,里面早已经挤得像沙丁鱼一样,没有座位我只好站着。巴士里热得像蒸笼一样,但似乎没人在意。每扇窗户都紧闭着,味道着实令人难以忍受,等我们到了科隆广场,我早就已经头昏脑胀、全身都湿透了。 我沿着坡而下,走近了日报大楼,又看到一堆人挤在外面,有些人手中拿着抗议牌,有些人坐在停车场旁,靠在车子边,偶尔对经过的人愤怒地喊喊口号。我试着忽略这些人,但有一个男的,直到我进电梯前还一直跟在我后面,边用西班牙语对我大叫,边挥舞着他的拳头。我赶紧按下关门的按钮,希望门将他夹伤,但他在门关上的时候及时跳开了。 当我穿过大厅往新闻中心走去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传出咆哮声。推开门,莱特曼正在房间中央,手中挥着一份《埃尔日报》。他愤怒地用手指戳着一个矮小的金发男子:“莫贝里,你这个醉死了的混账东西!你给我小心点!如果外电接收器有个什么事,我唯你是问,我绝对会拿你的遣散费来修。” 莫贝里连吭都不敢吭一声。他看起来像个应该住院的重症病人。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半夜时喝了个烂醉,然后跑到新闻室来,在外电接收器上撒了泡尿。除此之外,专跑警政线的他,还漏了一则港口凶杀案的新闻。 莱特曼又诅咒他一顿,然后转向刚刚才走进来的萨拉。“萨拉,你昨晚死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我们没拍到凶案现场的相片?” 萨拉一副惊讶状,“搞什么呀,我八点就下班了,难道你想要我二十四小时都待在这里?” 莱特曼喃喃地咒骂了几句,然后转头看到了我,示意我去他的办公室。 “天啊,”他坐下来,“这些混账是怎么回事——上班开溜,半夜尿在机器上,整天醉醺醺的——我还没疯真是奇迹。” 我笑了笑,点了根烟。 他好奇地看着我,“老天,我希望你是正常的那种人——再来一个变态,会把我逼疯的。” “变态?”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挥了挥手,“像是酒鬼、混混、小偷之类的混账东西,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那些猪狗不如的东西。”他骂道,“有些人像废人一样窝在这儿,看到我就笑一笑,然后突然就不见了。”他故作伤心地摇摇头,“这些酒精脑,真不知道报纸是怎么做出来的。” “听起来挺糟的。” “是啊,”他回道,“相信我,事实就是如此。”然后他抬头看着我,“我希望你能尽快上手,等我们谈完后,你赶快到图书室,熟悉最近发生的新闻,别忘了做笔记,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点点头,“然后你去找赛格尔,这儿的副总编辑,他会带你熟悉办公室的一切。”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接着我提起了报社可能关门的谣言。 他警觉地问:“谁说的?萨拉吗?拜托,别听他乱说,他脑筋有问题。” 我给了他一个微笑,“别担心,我只是想问一下。” “这里有太多疯子了,”他厉声说,“我们需要些正常的人。” 当我走向图书室时,不禁好奇自己到底能在圣胡安撑多久——我需要多久才会被贴上“废人”或“变态”的标签,何时会忍不住往自己的跨下踹上一脚,或被那些爱国主义暴徒勒死。我还记得在纽约和莱特曼通电话时他的语气。我可以想见当时外面暴徒就快冲进来了,而且还有记者撒了泡尿在机器上,他跟我讲话时一定双手紧抓着话筒,紧到指节泛白,但还必须故作镇定地说:“当然,坎普,你听起来再正常不过了,尽管来这儿吧……” 所以我才会站在这里,成为蛇窟里面的最新面孔,当个还没被贴标签的变态,系着漩涡花样的领带,穿着扣紧扣子的衬衫,不再年轻但还未达到巅峰……可以说是个边缘人吧,总是在新工作的第一天被派到图书室,熟悉周遭事务。 我大约待了二十分钟,一个高瘦帅气的波多黎各人走了进来,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坎普?”他问,“我是尼克·赛格尔,有空吗?” 我起身和他握了握手。他有着一双小眼睛,他的头发梳得过分工整,我猜他一定是戴了假发。他看起来的确是那种会受雇帮长官捉笔写自传的人,也像是会受邀参加长官鸡尾酒宴会的那类人。 我们正穿过新闻室,走向他位于角落的座位,一个好像是从朗姆酒广告中走出来的男子,从门外走了进来,跟赛格尔挥挥手。他优雅地走到我们身旁,有着美国人特征的脸孔上,带着笑容,深色西装,灰色亚麻衬衫,看得出他是走外交路线的那一类人。 他亲切地和赛格尔握手打招呼,“你们办公室外的风景还真是迷人,站了一些暴徒。在我经过时,有人朝我吐了一口口水。” 赛格尔摇摇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爱德坚持不让步,激怒了他们……”接着他看向我,介绍我们认识,“保罗·坎普,这是哈尔·桑德森。” 我们互相握了下手。桑德森的手相当有力,一定曾经有人在他年轻时说过,握手力道的大小,绝对能代表这个人的力量。他对我笑了一下,然后转向赛格尔,“有空喝一杯吗?有件事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赛格尔看了下时间,“当然可以,我正要离开,”他接着对我说,“我们明天再聊,好吗?” 我转身离开时,赛格尔突然叫了我一声,“保罗,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改天我们找时间吃个饭。” “没问题。” 接下来我一直泡在图书室中,直到晚上八点才准备离开,正巧萨拉走了进来,“你今晚打算干嘛?”他问。 “没什么事,”我说。 萨拉看起来很高兴,“太好了,我要去赌场拍些东西,想一起去吗?” “好呀,”我说,“但我穿这样没问题吗?” “可以,”他笑着说,“你打了领带不是吗?” “没问题,我先去艾尔,等你忙完了再来找我。” 他点点头,“我大概还要三十分钟。要花点时间冲洗这些照片。” 天气热得要命,码头上又挤满了人。几条街外,有艘游艇停泊在港边,甲板上闪烁着上千盏灯泡,里面传来阵阵的音乐声。船上的游客,看起来像是来自美国的生意人和他们的妻子。我沿着街道的另一旁走过,从闷热的空气中,清楚地传来游客兴高采烈的交谈声,听起来像是美国中西部口音,那种半卡在喉咙里的声音,我猜他们一定是来自生活平淡无味的小镇,在那里度过一年中的五十个礼拜。 我隐身在老旧仓库的阴影下稍微驻足聆听,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浪子。他们没注意到我,但我盯着他们看了好几分钟,猜测着他们可能是从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或堪萨斯州来的游客,脑海中想象着他们平日的生活。接着我继续沿着阴影往前走,来到了欧来瑞街。 艾尔酒吧的附近街道挤满了人,老年人三三两两坐在台阶上,女人在门口忙进忙出,小孩子在窄小的巷子中互相追逐,敞开的窗户传来阵阵音乐,偶尔夹着几句西班牙语,远处还传来冰淇淋小贩车上播放的摇篮曲铃声。酒吧的门上则挂了一盏昏黄的小灯。 进入酒吧之后,我先点了汉堡和啤酒,然后直接走向露台,看到也门单独坐在靠着后方的桌子上,正埋头在笔记本上写东西。 “嘿,你在干嘛?”我问道,在他的对面坐下。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笔记本往旁边一搁,“是你呀,我正在想这该死的移民故事要怎么写,”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星期一要交稿,但我连写都还没开始写。” “这个故事很重要吗?”我问。 他再低头瞄了笔记本一眼,“也许对于报纸而言,太过复杂了。”他抬头看着我,“你知道为什么波多黎各人想离开波多黎各吗?”他纳闷地摇摇头,“我已经迟交了一个礼拜,现在切诺特又在这,我也没办法在家写……真烦。” “你住在哪儿?” 他脸上浮现了大大的微笑,“兄弟,你一定要来看看,就在沙滩上,离镇上只有二十英里。真是棒死了,你真的要来看看。” “听起来很不错,”我说,“我也想找间这样的房子。” “你需要一辆车,”他说,“或像我一样,买辆摩托车。” 我点点头,“是呀,我星期一开始找找看。” 史瓦普送来了我的汉堡,萨拉正巧走进来,对史瓦普弹了下手指,“我也要三个汉堡。尽量快点,我赶时间。” “你还有任务吗?”也门问道。 萨拉点点头,“对,但不是替莱特曼做——这个任务是老鲍勃自己的。”他点了根烟,“我老板想要些赌场的照片,但需要花点工夫。” “为什么?” “因为拍摄赌场相片是违法的,”他说,“我刚到时,他们抓到我在加勒比赌场拍照——搞了半天最后我还得去跟罗根镇长解释。”他笑道,“他问我,如果照到了一个穷光蛋正在玩轮盘,但正巧在他要去申请贷款的那天,这张赌博的照片出现在当地报纸上,我会有什么感觉。”他又笑了笑,“我告诉他,我一点也不在乎,我是个摄影师,又不是该死的社工。” “你真是铁石心肠,”也门笑着说。 “没错,”萨拉同意,“他们现在认识我了,所以我必须用这个来拍。”他拿了一台小型的照相机,跟打火机一样大。“我就像迪克·崔西 。”他微笑着说,“让他们无所遁形。” 接着他看着我,“第一天上班,有没有什么线索?” “线索?” “第一天上班,当然有人会提供些线索给你。” “当然没有,”我回答。“但我遇到了赛格尔……还有一个叫桑德森的人。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一个公关,替阿迪兰特工作。” “政府的吗?” “类似,”萨拉说,“波多黎各有些家伙付钱给阿迪兰特,为他们在美国面前说些好话,阿迪兰特是大型的公关公司。” “他曾经替莱特曼工作过吗?”我记得之前曾经在旧报纸上看过桑德森的名字。 “他从报社成立开始,就在这儿工作,但一年后和阿迪兰特搭上了线。莱特曼总是跟别人说,是阿迪兰特偷走了他,但反正也没损失,因为他根本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蠢蛋。” “他和赛格尔是一伙的吗?”也门问。 “对,”萨拉心不在焉地回答,手上忙着把生菜和西红柿挑出来。他很快吃完了汉堡,站起身来,“我们走吧,”他说,看了看也门,“要不要一起来?搞不好可以来点刺激的运动。” 也门摇摇头,“不了,我今天必须完成这天杀的故事,然后还要开车回家,”他笑着说,“我现在是居家型的男人了。” 付了钱之后,我跳上了萨拉的车,敞篷车的顶棚已经放了下来,萨拉以飞快的速度开上了大道朝康达杜驶去。沿途不时遇到川流的车潮,萨拉在车阵中飞奔,激起阵阵凉风迎面袭来,引擎的叫嚣声盘旋在浓密到覆盖住天空的树林间。 加勒比赌场位于二楼,内部宽敞,但烟雾弥漫,暗色系的帘幕垂挂在墙壁四周。萨拉想单独行动,因此我们在门口便各走各的。 我到玩二十一点的牌桌晃了一下,但每个客人看起来似乎十分无聊,所以我决定移往玩骰子的地方,那儿的人看起来比较多。一群刚下船的水手围在赌桌旁,不时随着在绿色桌布上跳动的骰子响起阵阵欢呼声,庄家来来回回地将骰子捞回来,就像是正在勤劳翻土的园丁一样。夹杂在水手之间的,是不少穿着正式外套和丝质西装的男赌客,大部分的人都抽着雪茄,操着纽约口音的特殊腔调高谈阔论着。在我身后的一团烟雾当中,我听到一名男子被介绍是“新泽西最牛的老千”,因此我好奇地转身想看看他的模样,而这个所谓的老千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他身旁的女伴忍不住爆笑出声。 在旁边玩轮盘的赌桌旁,围绕着一群刻意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的老女人。赌场里面的灯光真的会让老女人无所遁形。脸上的每条细纹,脖子上的每个疙瘩,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一滴滴汗珠沿着布满了黄斑点的乳沟流下,不时暴露出乳晕上的寒毛,手臂上的赘肉不断地晃动,眼袋下垂。当她们专注地看着轮盘上跳动的球、手里紧张地玩弄筹码时,我趁机仔细地打量着她们的脸,大部分都被阳光晒得红彤彤的。 我走回点心桌旁,有个年轻的波多黎各人正在分送免费的三明治,“看起来搞砸了。”我对他说。 “是呀。”他用西班牙语礼貌地回了我一句。 当我想走回轮盘区时,感到有人搭上了我的手。 是萨拉。“准备走了吗?”萨拉说,“我们再去下一摊。” 我们开到了康达杜海滨旅馆,看起来没什么人。“没有搞头。”萨拉说,“我们去隔壁看看。” 隔壁是康恰赌场,人多一些,但气氛和其他家没什么两样——一样的无聊沉闷,就好像吃了安眠药一样,唯一让你想做的事,就是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 我不知何时跟一个自称叫罗琳,从特立尼达来的女人热烈地攀谈起来。她有一对豪乳,操着英国口音,穿着曲线毕露的绿色连衣裙。我们原先是站在轮盘旁边交谈,但不知怎么,突然我们一起来到了停车场等待萨拉,而萨拉出现时,身旁的女子竟然是我约会对象的朋友。 我们四个人坐上了萨拉的小车,萨拉似乎有点不安,“还有一些东西没拍,管他的。”他说,“明天再跑一趟好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只知道艾尔酒吧,因此提议去那儿。 但萨拉反对,“报社那票人一定又混在那里,”他说,“现在正好是下班时间。” 车上短暂地陷入了一片沉默,罗琳倾身向前,建议我们去海边。“今晚夜色很美,可以沿着沙丘兜风。” 我忍不住笑了,“好吧,管他的!”我说,“买些朗姆酒,沿着海边开吧。” 萨拉嘟囔了一声,发动引擎。离开旅馆开了几条街道,在卖酒的商店停下来,萨拉下了车,“我去买瓶酒,不过他们可能没有冰块卖。”他说。 “别担心,”我说,“别忘了拿几个杯子。” 我们没有朝着机场的海滩开去,因为萨拉猜那些海滩可能早就荒废了。我们开到了康达杜边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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