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莫斯科诸“小组”

十二，莫斯科诸小组 30年代，官僚世故、声色犬马的彼得堡与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莫斯科构成鲜明对比。当时，彼得堡三巨头那些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的出版物风头正甚，大赚其钱，从未引起官方不快，可莫斯科那些期刊却始终是书刊检查的受害者，它们在那些半吊子出版人的经营下也均入不敷出。莫斯科理想主义的历史与其期刊联系较少，而与名噪一时的“小组”（kruzhok/кружок，复数为kruzhki/кружки）关联更甚。 此类“小组”始终与莫斯科大学联系在一起。20年代的爱智者即为典型的此类“小组”。其萌芽之一于30年代演变为斯拉夫小组。30年代初，莫斯科大学一群杰出的年轻学生组成两个著名“小组”，即斯坦凯维奇小组（Circle of Stankevich；кружок Станкевича）和赫尔岑小组（Circle of Herzen；кружок Герцена）。前者潜心钻研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如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赫尔岑小组则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并首度译介了圣西门和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莫斯科大学是座大熔炉，各阶级在此熔铸为一个非阶级的知识分子整体。平民知识分子（raznochintsy；разночинцы） 成为这一整体中日益重要之构成，因此，尽管斯坦凯维奇等人为大地主，可西方派的主要首领却为别林斯基，他为一介平民，具有强烈的平民自豪感。 尽管平民因素在不断增长，莫斯科诸“小组”依然保持半贵族性质，与莫斯科上流社会知识界关系密切。30年代末和40年代沙龙中就哲学、历史和文学问题展开的各种争论，成为莫斯科思想界一个醒目、著名的特征，这些沙龙有：叶拉金沙龙（salon of Elagins；салон Елагиных），斯维尔别耶夫沙龙（salon of Sverbeyevs；салон Свербеевых），霍米亚科夫沙龙（salon of Khomyakovs；салон Хомяковых），恰达耶夫沙龙（salon of Chaadayev；салон Чаадаева）以及卡罗琳娜·帕夫洛娃沙龙（salon of Caroline Pavlova；салон Каролины Павловой）。正是在这些沙龙中，一种与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文化很不相同的俄国新文化被锻造出来。部分由于书刊检查制度之严厉，部分由于根深蒂固的贵族式一知半解，30、40年代的思想大家并未在文学中留下深刻痕迹，尽管如此，任何一部俄国文学史至少均会提及这些莫斯科思想界的主要首领，这已成惯例。 他们中最年长者为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Peter Yakovlevich Chaadayev；；1793—1856）。他早年曾为近卫骠骑兵、自由派和普希金的友人。他于20年代转向神秘基督教，十分向往罗马。约在1830年，他应一位朋友之约写下探讨历史之意义的《哲学书简》（用法文写成）。这些书信自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Romanism；римское католичество）立场出发，无情地抨击俄国历史。恰达耶夫起初并未打算发这些书信，但最终还是答应将其刊于纳杰日津的《望远镜》。第一封信于1836年发表。它通过了书刊检查机构的审查，但面世时却产生出震撼性效果。《望远镜》被查封，恰达耶夫被官方宣布为疯人，要接受医学监督。在这一事件之后，恰达耶夫仍继续住在莫斯科，身罩殉道和无畏之光环，年轻西方派视其为领袖和主教，尽管他信奉罗马天主教。他醒目的身影，其光洁、突出的前额，成了思想沙龙的重要装饰，他在那些沙龙中舌战民族主义者，直到生命结束。他的文字虽然篇幅不大，却使他在俄国思想史中占据重要一席，因为，无论我们对其结论持何看法，他毕竟以独特的历史视野和无情的勇气提出了诸多有关俄国历史和俄国文明的最核心问题。 莫斯科杂志人中最杰出者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波戈金（Michael Peterovich Pogodin；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Погодин；1800—1875）。他是农奴之子，自学成才，在莫斯科大学时与后来的智慧爱好者们同学，与他们成为朋友。他后来成为俄国史教授，经过不懈搜寻积累下一批极其珍贵的俄国古代文献。他天生即比他那些贵族朋友更具商业头脑，于是便成为他们的出版人，编辑他们的杂志，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即《莫斯科公国人》（Moskvityanin；Москвитянин；1841—1856）。 作为一个人的波戈金远比作为作家的波戈金更为有趣。实际上，他是现代俄国历史中最奇特、最复杂的人物之一，集诸多截然相对的特性于一身：病态的吝啬与其对古代俄国的无私之爱；高度的文化修养与原封不动的外省商人心态；天生的胆小鬼与真正的公民勇气，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上书尼古拉一世，在那封著名奏折中公开批评尼古拉的整个统治。认识他的每个人或多或少均会反感他；可他身上却具有如此的力量和内涵，竟使伟大而又反复无常的天才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亦屈尊视他为自己仅有的导师和向导。 波戈金的文学传记饶有兴味。50年间他始终为莫斯科文学界之核心，由巴尔苏科夫（Barsukov；Барсуков）撰写的波戈金传记（24卷！），实为一部1825—1875年间的俄国文学史。但他的文学作品却不值得我们做过多停留。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为一位伟大收藏家和考据学者，却无建构天赋。作为一位政论家，他严重受制于真诚不足和勇气欠缺（除了那封杰出的战时奏折）。无论其早期文学作品，还是其历史剧作和现实主义故事，均无法使他享有杰出作家之高位，虽说写出这些故事的他亦为俄国现实主义早来的春燕之一。他的俄语刚健有力，毫不甜腻，时常显得粗糙，随很有个性，却不够优雅。 波戈金的合伙人、莫斯科大学文学教授斯捷潘·彼得罗维奇·施维廖夫（Stepan Peterovich Shevyrev；Степан Петрович Швырев；1806—1864），是他那一代人最有文化、最为欧化的人士之一，亦为一位文笔优雅的批评家。他论述普希金的那些文章（载《莫斯科公国人》，1841年）最近刚被恢复其合法地位，是关于伟大诗人普希金最杰出的批评文字之一。 � 此词字面意思为“不同阶层人士”。这一概念指所有接受过教育、不再属于下层却亦未成为贵族的人士。——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