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

作为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深度访谈系列的一部分， 《金融时报》近日邀请史蒂芬·罗奇主持“请教 专家（Ask the Expert）”在线交流栏目。该栏目 旨在探讨全球市场的未来，以及必须采取哪些 措施来恢复信心。以下内容刊登在2009年3月 23日的《金融时报》上 http://www.ft.com/markets/asktheexpert 问：资本主义应当如何演变 ,才能建立可持续的经济体系、 减少“繁荣－资产泡沫－破灭”的现象、同时为创新和财富 创造提供机会和激励？ 答：资本主义的消亡被过度夸大了。自由企业挺过了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我毫不怀疑它也将彻底改造 自身，挺过目前这场危机。但是我们也有能力并必须做更 多的工作，以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更可 持续的系统。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维系世界运行的 那个模式目前已出现了重大的系统性失败。 私营行业内部的治理缺失，以及监督管理部门对其的治理 缺失，最终证明是这根系统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作为当 前的首要重点，这一缺失必须马上着手解决。 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改变已经在产生了： 华尔街就 在我们眼前被弄了个兜底翻。但是危机之后的新政策体制， 还必须包括一套修改过的治理规则–不仅有监管方面的优 化和改革，而且还必须将“金融稳定”纳入各中央银行的政 策法规之中。 非政治化运作、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独立中央银行，很可 能会成为危机后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保护人。然而光靠他们 还不行，只有通过监管机构、评级机构以及政治监督职能 部门更好的纪律约束，以及更有效的治理，方能使“看不 见的手”再次发挥它的魔力。 问：全球经济失衡（美国对中国和日本储蓄的过度需求）应 当如何解决？ 答：道理很简单：花钱的应当开始存钱，存钱的应当开始 花钱。当然，说来容易做来难。当今世界压根就没有胃口 （比如政治愿望）来担当起全球再平衡的重任，因此执行是 问所在。 重要的是，强大的市场力量已经点燃了内生再平衡的星星 之火，从而开始了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房地产、股票以 及信贷泡沫的同时破灭，正在迫使美国家庭的储蓄策略从 基于资产转向基于收入。7700万“婴儿潮”一代人已经开 始步入老年–他们中的第一批已经于去年开始退休。随着 规模巨大的一代美国人开始面临紧迫的退休保障问题，这 一调整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在中国，巨大的外需冲击，已经使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 长战略面临严重的问题。如果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持续多年 萎缩，并导致中国外部市场增长的持续减速，那么中国的 2009年3月26日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 史蒂芬·罗奇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辩论 政策制定者除了加速向日益以消费为主导的、更平衡的增 长模式转型之外，将别无选择。在此意义上，对于中国而 言极为重要的，是最终出台相应政策，扩大其社会保障的 覆盖范围–尤其是社会保障、私人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对 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支持。 问：为了应对衰退，美国正在目前已经极为庞大的国债基 础上进一步举借新债。美国现在是否应该立法，规定将来 必须提高税率，削减开支，以保证我们将作为美国国债的 后盾，并防止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譬如，如果我们的债券 被认为一文不值，或信用等级下降，则我们将不得不提高 债券的税率）？ 答：现在的好消息是，即将到来的联邦债务爆炸的起点相 对较底– 2008年底仅占GDP的40%。坏消息是，现在 看来，不受限制的赤字支出可能使国债占GDP的比例在 2013年达到60%，并在2022超过100%。 真正的问题是，目前尚无一个可靠的财政和货币激励的退 出战略。危机后的经济十分脆弱，很难脱离财政和货币政 策的支持。看看日本就知道了。在巨大的泡沫破裂20年 之后，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依然高达近150%， 而日本央行的零利率政策也迎来了第10个周年纪念日。 虽然我不担心美国政府赖账，但是我非常赞成你的建议： 我们应当制定一个从目前的大规模财政扩张中退出的 战略。就此而言，我相信国会和白宫应当集体宣布正式进 入“财政紧急状态”，并授权一个两党特别行动小组制定新 的联邦预算控制纲要。 1985年的《平衡预算和紧急赤字控制法案》中的自动限制 开支和扣押机制成功地降低了财政政策辩论的随意性。 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从长期来看，它的赌注也太高了， 因此不能将财政可持续性的命运交由年复一年的预算流程 来决定，这一流程随意性很大，常常充斥着各种政治化的 怪招。 问：在西方消费者需要修复其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下，你认 为亚洲在今后两年内能否实现增长？ 具体来说，你认为在 全球需求不断蒸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活力？ 答：鉴于美国消费将有一个持续多年的萎缩，再加上欧洲、 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私人消费的持续低迷，以出口为主 导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无疑将面临挑战。 考虑到亚洲对出口依赖度的大幅增加，这些挑战只会更 加严峻。在过去的10多年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 GDP的比例从1997－1998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 47%之高。这一战略在全球贸易繁荣时非常有效，但是现 在泡沫破裂了，亚洲受到的打击极为严重–除了制定新的 增长战略之外，它已别无选择。 对于亚洲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就开始，担当起 结构性再平衡的重任，并刺激国内私人消费。最明显的是 中国，它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跌到有史以来最 低的36%左右。 与此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增长–其动力主要来 自现行的以基础设施为主导的投资，而非私人消费的最佳 增长。我怀疑这一地区未来几年的平均增长率在5%左右 –仅为危机前正常水平的一半，不足以防止失业率的进一 步上升。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对社会不稳定忧心忡忡的 地区而言，这至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它凸显了亚洲 再平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 问：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向中国政府干预模式演变、 并对道德沦丧实施更严厉惩罚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你的观点具有煽动性 ,而且广为接受，但是我不能用这 种意识形态上的说法来解释危机后资本主义的是非曲折。 资本主义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连续不断的严峻考 验史。不过最终，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本能的制度– 一个定期进行自我改造的制度。各种金融恐慌、周期性衰 退、甚至大萧条都是压力测试的一部分，以市场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的艰难而缓慢的进化过程正是在一次次的压力测 试中塑造的。 无论喜欢轰动效应的媒体如何宣扬，美国政府对私营企业 的直接干预规模仍然比较小。这一点通过对此类干预活动 的两个重点行业–金融和汽车行业的认真考察便显而易 见。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银行、证券公司 以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增加值总量占私营部门国内生产 总值的6.2%，保险业占2.8%，而汽车制造业只占0.8%。 这些最近倍受保护的行业的雇员人数占比甚至更低，金融 和保险业合计不到5.3%,而汽车业只占0.7%。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到一个外部估计：美国政府最近对私 营经济干预比例约在6－10%之间，也就是说美国私营部 门中90%以上仍然在自由企业体系中运行。这与最近热炒 的“救助全美国”的形象有点不符，在此概念下，美国经济 被说得一团糟，而以市场为基础的整个体系已经到了崩溃 的边缘。 不过，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对最近这些干预措施的题中之义 感到忧虑。最初那场次贷危机引发了政府接二连三对私营 企业的紧急投资，包括注资和救济融资。与此同时，薪酬 限制、住宅抵押贷款止赎缓解措施，以及从政治角度设计 的消费借贷项目等等，都使美国金融蒙上了一层准社会主 义化的色彩。此外，华盛顿最近出台了“购买美国货”的政 府采购政策，这一攻击性的贸易政策连同对中国货币政策 的攻击，使得美国一贯的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被翻了个里朝 外。在这方面，美国政府正向着一个威胁的方向行进。 问：开场白中提到，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恢复对自由市场 的信心。有没有人理性地重新检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本身， 或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自由市场没那么自由，它们 也可能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答：目前的混乱深深植根于经济治理的意识形态，即美国 近来出现的市场自由主义倾向。作为这一方法鼻祖的艾 伦·格林斯潘在这一意识形态背景下做了美联储的大多数 重大政策决策。 从这个角度看，资产泡沫并没因为堆积危险的过度投机而 受到批判，相反，它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美国自由企业制 度蓬勃发展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上的泡沫， 被认为是在 IT业生产力为主导的新经济的进步，这一令人 瞠目结舌的说法居然也被合理化。房地产泡沫原被认为只 是局部的，并不是全国性的–尤其是在处于低收入人群 (次贷人群 )自有住房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与信贷泡沫和与 之相生相伴的风险泡沫充分证明了金融创新和美国创造力 的本质。但市场自由主义者却顾左右而言它，任由美国濒 临一个接一个泡沫的边缘。 当然，泡沫中总会有一丝事实基础。但是泡沫过后，面对 美国经济的残骸，我们需要用一个大大有别于过去10年 间常规智慧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切。同样，美联储对格林斯 潘在位的那些年间高调废除其监管职责，也需要一个解释。 没有什么比美联储在区别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方面的失败， 更能明确说明这一点。美联储非但没有扮演其广为人知的 “减震器”角色，反而被冠上了“引发和传导”衍生产品爆 发性增长的恶名，并成了跨国界、跨产品冲击波的致命传 导机制。 意识形态蒙住了美国中央银行及其政治监督者的眼睛，使 他们看不到强化纪律的重要性，并毫无必要地放任一个不 受监管、越来越不稳定的自由企业制度脱离控制。我并不 认为应该向你建议的那样，对市场的自由进行任何限制。 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提高警惕，防范它们可能引起的不稳定 3 性，并认识到这种引起不稳定的调整对日益依赖资产的实 体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监管机构应在未来对市场风险更 为重视。 问：某些形式的监管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监管有时可能会 起到反作用，只会增加成本和企业的律师和审计师的工作 量。《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是这类监管的一个很好的 。有鉴于此，你认为哪种形式的监管是理想的监管， 你估计是否会回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答：我同意错位的监管可能起到反作用，但同时我也相信， 在这个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我们的自律监管 体系是一个可悲的失败。从这一失败的一个重要而必然的 结果，是依赖泡沫的经济增长的含义，这一含义既危险， 又可能造成经济失衡。 然而，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急于断言后泡沫时代需要 设计一种新的监管方法。人们会专注于寻找替罪羊–事实 上，这已经成为全国焦虑情绪的宣泻方式。但是，寻找替 罪羊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破坏，它可能令人们对危机之后重 振监管的补救措施产生偏见，并最终导致措施的失败。 这里隐藏着2009年后危机时代下最大的陷阱之一。华尔街 已经被指认为本次危机中的恶人。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 可以理解。金融服务企业犯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严重错误– 从充满缺陷的风险管理模型和不正当的激励体制，到被误 导的商业体制以及要素驱动的资本部署。但是犯错误的不 是他们一个。现代美国的金融系统一直处于各类机构想到 制衡的局势–由监管部门控制，拥有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 央银行，并由国会监督。信用评级机构拥有风险评估仲裁 者的权力。但是在“过剩时代”，这些防护机构中没有一家 能够调和多年积累的各种系统性问题。 等待我们去做的是捡起碎片，总结此次危机的经验教训，并 采取措施，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只有在责任共担的前提 下，危机后的补救措施方能成功。目标专一的政治化补救措 施并非系统性问题的解决之道。让我们补救导致危机的这个 系统–而不仅仅是信贷危机风暴中心的那些银行。 很难预料“重拾监管”的补救方法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如果 为了将风险业者的活动隔离在风险调解职能部门的大门外 而出台类似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新监管条例，我 一点都不会吃惊。此外，还有可能出台一个将银行和非银 行业金融机构均纳入其中的更广泛的一揽子。 问：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谁输谁赢都是政府说了算，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过去40年间所推行的是否是真正的 自由市场经济？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是一个依赖政府对金 融系统的调控才得以退出的“混合”经济体制，难道不也是 对的吗？ 答：恰恰相反。在过剩时代，掌权的是自由市场主义者– 他们掌握着整个权力体系，包括自律体系和不受约束的自 由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在艾伦·格林斯潘的领导下，似乎 没有什么人相信监管者的调控。 那个时代看起来已经结束了–至少目前看来如此。随着许 多一度被奉为美国企业的骄傲和偶像的公司纷纷陷入了破 产和崩溃的边缘，政府的紧急干预已经成为本次危机中的 一个常态。这更接近于你刚才暗示的那个“混合”体制。正 如我以前所说的，真正的问题是使病人摆脱对这些抢救措 施–也即政府干预–的依赖，而不至于引起病情的反复。 4 问：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可能试图影响那些同意接受政府 援助条件的金融机构的商业战略？ 答：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可能”和“试图”两词应当删 掉–火车已经出发。国会对于“奖金门”的怒火一发不可 收拾，那个极端的“追回”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并正在 参议院讨论。一旦颁布成法，这些严苛的措施 将极大地影 响人才的保留，以及将来任何金融机构接受政府“援助”的 积极性。你用的“影响”一词极大地低估了报复心理越来越 强的美国政治体制的破坏意图。 我个人对本次危机中出现的那些虚伪的“指责秀”深感厌恶 –无非是些出于政治目的而搞的“抓坏蛋”游戏罢了，而现 在的一切罪过都被推到了华尔街身上。我们这个行业对于 事态的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所谓“次贷危机”并非毫无过错， 但是将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华尔街实在在太冤枉。不错， 我们是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从充满缺陷的风险管理模 型和不正当的激励体制，到被误导的商业体制以及要素驱 动的资本部署。我个人对这些错误深感遗憾–这些都是少 数人犯下的诚实的错误，但是它们的影响面却要大得多。 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批判不能脱离其背景。现代美国的金融 系统一直处于各类机构想到制衡的局势–由监管部门控 制，拥有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并由国会监督。信 用评级机构拥有风险评估仲裁者的权力。但是在“过剩时 代”，这些防护机构中没有一家能够调和多年积累的各种系 统性问题。一句话，是整个体系失灵了。在这个“承担责 任的新时代”（奥巴马总统语），从华尔街到华盛顿到普罗 大众，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 作为这个走了极端的体制的保护人，美国的政治家们显然 缺乏雅量承认，事情到了这一地步，他们自己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事实上，他们更喜欢搞那种“指责秀”–尤其 是将华尔街单独揪出来，作为这次灾难性危机的最大替罪 羊。全力缠住替罪羊不放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之不 再关注新当选的领袖为了避免类似的危机的重演而最终必 须做出的艰难抉择。别去管那些虚伪的做秀了。那些人民 的代表，一个个就像是失控的列车上的无辜乘客一样。 指责秀是任何一场危机中最见不得人的一面。人们会专注 于寻找替罪羊–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全国焦虑情绪的宣泻 方式。这显示了一个原本非常伟大的国家的最丑陋的一面。 不错，追究责任是任何危机后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 责任应当客观公正地裁定。 问：在目前的这个形态里，资本主义失败了，未来它还将 再次失败。如果一个体制的唯一目的是为少数人积累财富， 那么这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体制。你怎么看穆罕默德·尤·尤尤 努斯 (Muhammad Yunus)博士和他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 答：我坚持前面所说的。失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用于 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的治理体制–或许我应当这么说，是自 律治理的缺失。修好这一环，资本主义就不会有事。 问：任何讲道理的人，都不会要求主要金融机构的董事会 提前预知此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是，要他 们强制高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使他们的银行避免垮台难 道不是合理的要求吗？ 如果这也不算合理的要求，如果在 紧要关头不能指望他们采取正确的措施，那么董事会在治 理体系中的存在还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可言呢？ 答：现在要判断公司治理体系中，哪些是将金融机构引入 风暴眼的最严重的失败，还为时过早。是它们的董事，高 管，风险管理人员，信贷部门，还是它的激励机制–或者 上述所有因素相互作用而导致了致命的结果？抑或是因为 那种“筒仓”式的决策流程，以及未能在上述各因素的影响 人群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对于每一个金融服务机构而言， 当务之急是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 但是这个悲剧还有它人为的一面。叫它“贪婪”好了–在 这件事情上，那是盲目的贪婪。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经济繁荣–无论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都会扭曲动机。 此外，经济繁荣还扭曲了价值，使我们无视下行风险。与 此同时，人性最有力的自我辩护武器–否认–使我们无 视那些会质疑繁荣持久力的尖锐问题。 5 在这一轮繁荣中，让魔法效力保持下去可谓好处良多，而 质疑这一切则毫无益处。失败的不仅是企业的董事会。美 国这个国家–从华尔街到普罗大众到华盛顿–都已经执 迷于泡沫式繁荣的希望和梦想。正象那个令人痛苦而又精 确无比的比喻所说的，只要音乐还在演奏，没有人会停止 跳舞。我们甚至还找到了崇拜的偶像：艾伦·格林斯潘正 是“过剩时代”的旗手–他被奉为“大师”，被英国女皇授 予爵士称号，被美国国会捧为名人，却没有尽到一个严格 的、守纪律的中央银行家应尽的责任。 最后的终极诱惑来自于财富无限积累的假象–股价暴涨、 住宅价格飙升、退休保障高枕无忧。不光是我们，世界其 他地区也乐得搭上一程“顺风车”–尤其是以出口为主导 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新近繁荣的基础，是向业已过度支出 的美国消费者出售每一样东西。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人希 望这场盛宴结束。 问：如果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消费者储蓄 不足，那么，在消费者的经济状况愈发不稳的情况下设计 用来刺激大规模支出的那些政策如何会有助于改变长期的 习惯，进而为克服这一危机作贡献？ 答：我为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开的增加储蓄的处方，受到 了强大的阻力。“美国需要消费”已经成为身陷“节约悖论” 的恐惧中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日益歇斯底里的口号。我 们是否希望回到使我们陷入这一困境，并业已失败的泡沫 和负债驱动的“大消费”模式？我们是否有勇气打破过剩时 代的桎梏？ 在我看来，回答显而易见：美国需要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过度消费和最低限度的储蓄转变为增加储蓄和投资，而 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盈余储蓄的国家则应当反其道而行之。 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对“节约悖论”的看法， 我们必须将这一现象置于开放的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观 察，而不是将其视为孤立的国内经济问题。 我并不建议世界各国统统刺激储蓄。我的建议是对目前世 界各国的储蓄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美国要增加储蓄，而亚 洲各国则需要减少储蓄。随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一 步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他们的货币就会升值，从而使美 元得以贬值，帮助美国提升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如果奥 巴马政府着手的是其提升竞争力日程上的其他方面–即基 础设施、教育和医疗改革，以及能源的独立性，那么，依 赖泡沫的过度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应让步于以出口为主导 的增长模式。 但是，如果美国重新回到靠过度消费刺激增长的老路，经 济失衡将会再次发生，其后果甚至可能更加严重。我们必 须不惜代价，避免使用权宜的“快速修补”办法，那是灾难 的通行证。 问：在你看来，危机已经结束，经济即将复苏的最初迹象 是什么？ 你是否认为本次危机结束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 经济才会开始复苏？ 答：我也希望事情会这么简单–一个神奇的指标出现了拐 点，随即危机的结束就在眼前。这是一场非常复杂、杀伤 力极大的危机，包括多个动态的组成部分。它的第一阶段 由2007年夏天开始的次贷危机引爆，一场跨产品危机迅 速蔓延至信贷市场的其他产品。此外，由于衍生品爆炸的 “起始及扩散”技术特性，有毒资产最终传染了全世界。“既 跨产品又跨境”传染的双重作用造就了一场真正的划时代 危机。 危机的第二阶段反映的，是资本市场受到传染之后对依赖 于资产的经济实体面的影响。依赖于资产的美国消费者首 当其冲，但是随即，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欧洲， 现在还有拉美–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也纷纷受到影响。 “脱钩”的梦想正在于此–这绝非一个好梦，现在看来几 乎就是一个噩梦。 危机的第三阶段涉及一个不断恶化、在真实商业周期与金 融机构的信贷质量之间的负面信息反馈链–后者正是在第 一阶段遭受信贷市场危机冲击的同一批金融机构。目前， 这一阶段正在报复性地展开。不幸的是，这三个阶段通常 相互滋生，从而导致极难打破的恶性循环。 6 政客、政策制定者、媒体和许多商业领袖一直在争辩，这 主要是一场信任危机。只要我们多点笑容，多说好消息， 那个恶性循环就会奇迹般地变成良性循环–最坏的时候就 会过去。就象我前面所说的，我也希望事情会有这么简单。 问：美联储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以及银行坏账的决定会在 全球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美国会不是出现超级通货膨胀？ 亚洲的债权国会不会停止借钱给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你 认为有什么战略性的机会 /挑战？ 答：对于沉陷衰退之中的世界而言，“直升机本（本·伯南 克）”异乎寻常的放松银根举措不会产生你想象中那么严重 的问题。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停滞不前以及大规模的经济失 衡，这些措施自然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极小，同样，全 世界买主拒买美元资产的可能性也很小。 不要忘了，世界经济在过去35年里保持了平均每年3.7% 的增长趋势。这意味着，如果今年世界GDP正如包括我 本人在内的许多人所料，降至1%的话，就可能与其长期 潜力形成一个高达5个百分点的缺口。考虑到我预计经济 的停滞将持续多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全球输出 的缺口还将进一步扩大–可能最高将达到全球GDP的 7－10%。 如此巨大的全球输出缺口暗示，我们非但没有立即面临通 胀的风险，反而有可能面临较长时间的通缩风险。不过， 如果这一缺口开始收窄，而各国监管部门又未能为其大规 模的货币及财政刺激计划制定有效、可靠的退出战略，那 么就很有必要担心通货膨胀了。但这些担心目前还很遥远 –至少还有3年，甚至可能5年时间。 与此同时，我认为亚洲以出口为主导的盈余储蓄国不会停 止借钱给美国。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的货币就会升值， 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就会被削弱，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 就会受到威胁。不过，如果亚洲如果能够成功实现向消费 主导的增长战略的转型，那它就将开始消化它的盈利储蓄， 这样就没有那么多钱借给美国了。到那时，亚洲人就会真 正有底气向美元资产提出更高的条件。在我看来，这些方 面的共生性并没有那么强。 问：如果银行“太大不能倒下”–或者说对我们的经济而 言太重要了，难道它们不同样是太重要而不能光由资本家 拥有和管理吗？ 我们如何才能让聪明、报酬优厚的银行家 和交易员为了他们各自组织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的奖金 以及“雇佣－流失”的私心，作出正确的决策？ 答：我自己在华尔街的一家机构干了26年，所以我对这个 重要问题的回答显然会有失偏颇。但是我坚信，金融机构 太重要了，绝不能变回国有公用事业类公司。在这个全球 化和各个市场相互依存的时代，金融机构和资本配置面临 着新的复杂性和新的风险。对于任何一个致力于繁荣昌盛 的经济体而言，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职能部门。 但是，正如我们从痛苦的教训中学到的，这一努力可能是 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使金融服务行业得到最为重要的经 验教训–解决奖励和报酬不对称的问题。在我看来，薪酬 不应以销售点为基础支付，而应与个人及其公司的长期风 险调整后的回报水平相匹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够避 免扭曲的激励机制，这种机制鼓励，通过泡沫化的交易和 银行业务，来谋求短期的报酬。 当然，在过剩时代，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 制。泡沫的丰富性扭曲了一切–从金融系统到实体经济。 如果未来我们在遏制资产过剩和信贷泡沫方面能够有所改 进，我相信，我们将会前途无量，会建立起稳定、安全的 市场结构，迫使金融服务业采取更合理、更公正激励和奖 励制度。 我们不能认为这一重大调整是理所应当的。问题是如何使 这个新的金融体系与这一行业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为国家的 繁荣昌盛相挂钩。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2008 年4月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纽约经济俱乐的演讲 中，将阐述得很清楚，他说：“新（金融）体系为整体经济 带来的巨大的好处，这一点不容争辩。过去25年的经济 增长以及生产力可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媲美，但是在 那些年代里，更多的人得以分享到经济繁荣的成果。”最 7 后，沃尔克总结说：“尽管有那么多天才的参与者，以及那 么优厚的奖励，这个全新的金融体系还是没有能够通过市 场的考验。” 如果下一个金融体系也未能通过沃尔克所说的“市场考 验”，那么它所提供的奖励（或不提供的奖励）就应当与其 未能实现的回报相挂钩。但是，如果结果更加令人满意， 那么其员工队伍–可以想见，还有其股东–的报酬就应 当同步跟上。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及其管理者的症结所在。 对于作为一个机构的中央银行而言，这一挑战尤为严峻， 因为它的存在完全利益于以往的历次危机。 事实上，中央银行的职能印证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契约之 一–金融不可委以自律之责。这正是格林斯潘时代最令人 痛苦的失误。我们绝不可再用意识形态指导中央银行业务 及其监管责任。中央银行需要有新的规程，将其政策目标 与遏制过度资产泡沫、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严重经济扭曲相 连接。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新的金融体系方能建立 比原有体系更加坚实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业 内人士，在开始担负起重建这个失灵的金融体系之前，就 不需要认真反省。 史蒂芬·罗奇现任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是公司在本地区各 国政府、监管机关以及客户面前的高层代表。在出任亚洲 主席之前，罗奇先生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 8 此材料既不是摩根士丹利研究部门的产物，也不是研究报告，但它可能参照了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或摩根士 丹利研究分析师的观点。我们没有对任何所提及的公司的基本面发表评论。除注明的地方外，本文中阐述的所 有观点均为作者的观点，而且可能会与摩根士丹利研究部或本公司其他人的观点有差异或有冲突。如想了解更 多信息、研究报告和重要信息披露，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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