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明明白白高考 迷迷糊糊上学

第七章 明明白白高考 迷迷糊糊上学 读书非经非史， 教学全凭记忆。 翻墙逃学偷甘蔗， 辜负些些情意。 恶毒最是济中， 胆小最怕相鄙。 二十七星闪闪亮， 挺胸塌腰立地。 考上高中 1978年的夏天，我考上了高中。大家都很高兴，周围邻居也很高兴，因为能考上高中，实在是不容易的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如果继续努力，就可以跳龙门了。不用做田里活不说，将来的身份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读书人必须是读书的料，有些人家不支持孩子读书，除了经济的原因，就是因为读书难以读成，怕弄个书没有读成，倒读出个懒胚子，高不成低不就，那可就惨了。读书赶考，多少假话，衣锦还乡，多少风光，登堂入室，多少威权，谁不羡慕呢。 当时考上高中的，我们大队大概是四个人。按照大队学校的安排，我们在大队学校集中后，由老师带领，集体到双柳中学报名。 出了旭光学校往西，沿着晏岗到双柳的土大路，我们一路走去。大路两旁是新栽的树木，两边的稻田，已见金黄。老师给我们讲，现在恢复了高考，你们都是聪明人，都有希望考上，考上了大学，就能更好地为党为国家做贡献，就能到城市工作，就有可能当领导，就捧上了铁饭碗，不愁吃不愁穿了。我并不理解这些话的含义，嘴里应承着，心里想，上学的事，有老师呢，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反正听老师的话就行了。 街区的范围也并不大。街区的中心，是供销社，供销社的北隔墙是粮管所，粮管所的北边是食品外贸，外贸的北边是医院。供销社往南，是党政机关，党政机关的对面是邮电所、税务所，党政机关往南是文化馆，兽医站。供销社的东边，紧邻的是罗大塘和双柳中学，双柳中学的东边，是双柳完全小学。所有的建筑，几乎是清一色的青砖瓦房，足见当初规划时的考量。街道不宽，因为那个时候，人口不多，自行车还很稀少，赶集的人，绝大多数是用两只脚。开学以前，我到街上走过几趟，了解到这些情形。 我们到了供销社东边。人流不大，街道几乎是空地，两个提着小筐的小贩席地而坐，在阳光里等待顾客。当时还不允许个体经营，那两个小贩，算是胆子大的了。在供销社东边一条大路，路东是一方水塘，往北看，二十米的样子，就是双柳中学的大门，很粗的水泥柱子立在两边，铁门两边大开，靠东边一间红砖瓦房，出售着文具，房子紧邻着水塘。进得铁门，眼前是一方照壁，半人高的底座上立着很大的照壁，雕琢着花纹，壁堂里仿毛泽东的笔迹，写着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照壁的东边，是一口水塘，名字叫做罗大塘，和学校的操场相连，罗大塘的东边，是几排青砖瓦房，那就是双柳完小了。 照壁的北边，是学校的主体，东西各有大概六七排青砖瓦房，呈东西走向。我们在一间屋子里报了名，我也不知道谁是老师，倒是见到了不少和我一样的学生。原来，除了我们这些考上的，还有不少托门路来的学生。 后来，我就自己到学校上学了。没有衣服穿的，李宏生给家里寄了些旧衣服，我挑了一件很薄的不知道什么材料制作的乳白色的夏装，套在身上，背上书包，往学校赶去。褂子太长，我就塞进裤子里，倒是一种时尚了。 我是小个子，自然坐在前边。后边的大个子多，进进出出的，从身旁经过，好像泰山压顶一般，自己顿时感觉寒苦了许多。是的，走路别和大个子靠得太近，如果靠得太近，在别人的眼里，就更加小了。人家会忽视了小个子的存在。 时光过得快，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同学也相熟了几个。午后来到学校做完了作业，便到罗大塘边上玩。罗大塘里的水很满，几乎要漫到操场上来；罗大塘的水很清，清得可以看到很深处的泥巴。我的口有些渴，便蹲在塘边捧了两捧水喝，忽然害怕起来，不由往后退了两步。我有些奇怪，从小就在水塘里扑腾，怎么会怕了呢？是不是淹死人的事听多了？忽然又想起在旭光大队部看人家钓鱼的情形。那天，太阳刚出来不久，我走在大队部边上，看到有人在钓鱼。塘里的水很清，那钓鱼的人，将鱼钩上穿了蚯蚓，下到水里，腰子（一种细长的尖嘴鱼）看见了，成群结队地游来，毫不犹豫地将鱼钩吸进嘴里。钓鱼的人看得分明，只将鱼竿一抬，鱼便钓了上来。塘坡很陡，塘水很清，深不见底，当时就想，谁要是掉进这样的深水里，必死无疑，心里就怕了。大概那时候的认识深入了心底，形成了经验，正如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现在看见这样的清水，不由自主地就怕了。 大概心里没有主见的人都喜欢凑热闹，不一会，便来了几个同学。大家蹲在塘边，有一句无一句地说些没有意思的话。忽然看见不远处的塘边放着几双鞋，凑过去看，是洗干净了的，已经接近晒干。这时候，完小的边门里出来一个青年男子，看见我们在研究鞋子，便吆喝： “你们干啥？！” 有认得的，说是胡继青，小学老师，正在跟某某谈恋爱。听到谈恋爱三个字，我们都来了精神，有人就提议，将这句话写在胡继青的鞋子上。但不知为什么，不知是不是因为害怕，不知是不是因为觉得无聊，没有人动手。我突然来了勇气，自告奋勇，寻得了笔，把那几个字写在了鞋子上。胡继青来了，看了鞋子上的字，看看我，什么也没有说，拿着鞋子走了。我忽然觉得英雄起来，高大起来，心中生气了自豪感。其实，那件事是很无聊的，也是应该担责任的，如果胡继青将我骂一顿或者打一顿，我也只有受着。我是傻乎乎的不懂事啊，没有思想，只是个莽夫，而且以混为乐。 听《杨家将》 学校的中间，是一条大道，校舍分列在道路的两边。到学校的后边去，可以看到路西有一排矮小的土坯房，那是老师的宿舍。房子确实很矮，个子高的人，抬腿可以踏上房顶；房子确实很小，肚子大的人，进了门，肚子就几乎顶上后墙了。老师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张椅子，一个洗脸架，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和我们农村相比，我们农村的房子虽然破些，绝大多数是草房，确实比老师们住的宽敞多了。真想不明白，这些老师的家人，都住在哪里，他们如果来了，都住旅社吗？感情这些老师都是牛郎织女两地分居，星期放假鹊桥会？ 放学以后，天气尚热，矮屋里根本住不得人。老师们或者从食堂里打了饭来吃，或者蹲在矮屋的阴影里，但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听评书《杨家将》。不需要聚集在一起，有一个胖大的老师，恰好住在那一绺矮屋的中间位置，收音机个子大，声音洪亮，异常清晰，正好让大家分享。 来来回回地走，到后面食堂吃饭，到后面水塘洗衣洗脸，到后边大井打水喝，都要从那一绺矮屋前面经过，总是能看见老师们满足而且幸福的笑容。真的，满足而且幸福，是一种无欲而又积极向上的笑容（当时不太理解，也整不了这些词，这是后来思考的结论）。住的简陋，吃的简单，穿的朴素，两地分居，却能够其乐融融，真是不可思议，真是奇了怪了。 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人思想觉悟高？人生观、价值观高尚？他们无欲则刚？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穷，大家都是一个档次，没有思想上的不平衡？真的是民不患贫而患不均？是不是物质的贫乏勾不起他们的享受的欲望，勾不起他们的失落和哀伤？还是道家思想深入他们的内心？ 社会的进步，给某些人带来兴奋，给更多的人带来伤感。大家都用两条腿走路，感觉都很好，当社会推出了自行车而且一个人有了自行车，有自行车的人兴奋了，还在用两条腿的人，伤感了。他要改变这种现状，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后果：他努力了，买了摩托车，于是引起了自行车的伤感——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前进，社会的前进又推进了矛盾的发展，不断循环，直到击破地球的承载力，人类趋于末日。所谓社会的进步，恰恰是制造悲伤的罪魁，因为人们对社会进步的认识，停留在物质上，权势上，而不是和大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这样，人类就要过物质简单的生活，而人类的劣根性，私欲，追求的却正是反面。老师们的幸福，正是来自于物质的贫乏和简单：那是一个在县城以下地区连自行车都没有的时代，极少有人戴手的时代，大家的心理是平衡的，也就不需要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损人利己。 贫富的差距，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一旦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社会就要动荡，就要改朝换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富人为了更加富有而不择手段，穷人则生活艰难，无立锥之地，正直的人，正常的人，必须堕落自己，才能在社会上生存，于是道德崩坏，人性泯灭。老师们的幸福，正是来自于贫富的均衡——大家都是领那些工资，都没有投机倒把的行为，于是都能保持道德，保持人性，持有快乐，享受幸福。因为那个时代，是穷人的时代，有些东西是有基本的保障的，例如看病，就不用掏什么钱：5分钱就把你的感冒治好了。 篮球场上 如果你要进入某个圈子，你会发现，那个圈子不会总是拒绝你，只要你是诚心的。 即使进不了别人的圈子，你还可以组织自己的圈子，抢到自己的场地，找到自己的路途。不打不相识，敌人变成朋友。 真正的敌人，是自己的自卑和畏惧，是自己的自卑和缺乏胆气，是自己的自卑和没有谋略。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是自卑而且畏缩的人。 下午放学后，操场上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老师、学生搅在一起，在操场上冲锋陷阵，弄个球抢来抢去，欢呼声此起彼伏，好像千军万马厮杀。四周的看客，随着打球人的厮杀，跟着欢呼，两腿直蹬，恨不得冲上去抢他一番。 我也站在人堆里看热闹，在操场的西边。看他们厮杀，我也很羡慕，想冲进去，但却有些害怕。那些家伙，是我们班里的大个子，个子比我高上半截，也魁梧许多，我如果进去，立即就会被他们淹没了。再说，他们是球友，拼好了班的，我就是冲进去，他们会接纳么？这样想着，先自怯了。 下场之后，他们依然有人在打球，我依然在边上看。忽然，胡宗成把球扔了过来，说道： “你咋不进来？” 我没有防着，球一下子砸到了我的嘴上。球的力道很大，我的嘴被砸得木木的。我没有接住球，因为这之前我还没有摸过球，更不知道怎样接住球了。 胡宗成自己跑过来捡了球，继续冲杀去了。自此以后，我便不敢打球。 其实，打球是好事。牌有牌友，球有球友，既然成了友，就成了圈子，就成了团体。个子矮了，在边上跑跑也行啊，和喝彩，叫叫好，不也沾上圈子的边么？而且，自己也可以弄个球，找几个个子差不多的人，建立自己的圈子啊。 说来还是性格的缺陷，胆小，自卑，畏缩。这可是一个人的致命弱点啊，随时会被人欺负的啊。人至关重要的是自信，不论自己的经济多么困窘，不论自己的社会关系多么弱势，不论自己的技能多么的差。有了这个精神气，个子还是那么高，但形象高了，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自然也就放得高了。 我为什么要怕呢？我为什么要怕？绊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跑，我为什么胆战？农民都知道求不到官有秀才，求不到米有布袋，输打赢要都不丑，我为什么要怕呢？我为什么要怕！ 我为什么要怕！！！！！！！ 操场上，球徒战正酣，欢呼阵阵起，观者把脚踮。同学扔来球，俺却闪一边，早早地心儿怯了，究竟为哪般？可怜！可叹！每忆起，偷偷把心酸。 交米 和路边的矮屋背对背，也是一排矮屋，是学校的仓库。其时学校来了一个青年，不算老师，是工人，负责收米和兑换饭票、菜票。我们住在村下的学生，从家里带来大米，要交到学校，换取饭票。交米要交柴火钱，菜票要用钱买，当然这些都可以用米来换。村下的学生，大多数是背了米来，全部用米换的。 上午去看，收米的人走了，门上贴着纸条子，说下午正常。我心里有些害怕，没来由的害怕。下午背了米来，去交米。站着队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怕，也不知怕谁，总是怕。临到我的时候，我发现收米的是一个青年，个子不高，剃着平头，说话声音不大。他给我过了秤，收了柴火钱，菜票钱，开了条子，说等隔墙的人来了，拿条子去取。从条子上看，他叫李永月，听说话，也不吓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怕，而且一怕头脑子就一片空白。 我为什么要怕呢？不知道。我怕什么呢？不知道。莫名的怕，该死的怕，可恶的怕！我知道农村有一句话，说是“你还能吃了我不成？直吃有你长，横吃卡死你”，人家都不怕，我为什么怕呢？是不是被父亲管得太狠了？是不是被李宏生鄙视留下了阴影？ 该死的，我为什么要怕？有礼有节，有利有节，我为什么怕？我怕你个锤子啊？！ 此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正在上课，有人通知我，让我接电话。老师立即同意了，我便跟着喊我的人到了教室前排的传达室，电话放在窗台上。喊我的人告诉我“拿起来直接听”，还没有拿起来，手已经发抖了。我又怕了。我见过电话，但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见识短，所以害怕？还是因为我是农村人，天生的就自卑，就胆小？反正又怕了，连腿也发起抖来。 电话是宋时鹏打来的，我也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了什么，只是“嗯”。她大概听出了我的胆怯，又说了一遍，大意是李宏林寄来了球鞋，问我要不要。我不敢说要，也不敢说不要，只是“嗯”。她更加确信我的怕，便说“你怕啥啊，你别怕啊”，就挂断了电话。 我为什么要怕？为什么？为什么？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没几天的一个午后，在到校的路上，又想到了我的没料，心中很是惭愧。恰好赶在力岗大坎，有一女孩往上走，个子和我相当，戴着草帽，穿着白底蓝花的褂子，很白净的圆脸挂着笑，自然的含着温情的笑。她的两个眼睛大大的，黑亮黑亮的，温情地望着我，一点没有害羞的样子。大概她认得我准备和我打招呼吧，但我是不认得她的，她的潇洒让我难受，于是横下心来，一个劲地看着她，直到她低下头去。这让我感到了战胜自己的勇气，胆气也大了些。大什么呢？人家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惭愧。惭愧！至今，我还对这事有感于怀，想说声抱歉，但不知她是谁，又在哪里。或许见不到最好，恐怕见到了，她那清纯的美，早已被岁月消磨尽了。 给黄光白的条子 在食堂吃饭久了，会听到各种言语。有的炊事员的脾气非常随便，例如杨明山师傅，常常会爆出冷门：我是炊事员，炒菜不用盐，揪一把脓鼻涕，你尝咸不咸。有的人不能听这种话，一听就恶心，这个时候他会补充一个笑话：有一桌人，吃饭的时候说笑话，有一个人忍不住了，扑哧一笑，饭喷出来，脓鼻涕掉到碗里，长长的绿色的脓鼻涕掉到碗里，他使劲一吸，哧溜一下子，又吸到了鼻子里，一紧张，哧溜又淌到碗里，他一下子把绿绿的脓鼻涕扒到嘴里，吃掉了。有一个女的，忍不住，呼啦一下子，吐了，喷了满满一桌子。这个时候是什么情形，你可想而知。当时，食堂里有一种汤，几片萝卜，几丁豆腐，几末油渣子，加上点面，熬上一大锅，但非常的好吃，5分钱一勺子，我常常买——那一勺子是半斤大米的价格。杨师傅一边舀着汤，一边说：蛤蟆熊（生殖器里流出的液体），打5分！意思是，俺们学生买了5分钱的蛤蟆熊。杨师傅说的是骂人的话，我们就回敬，在买汤的时候，大声说：蛤蟆熊！打5分！把杨师傅称作蛤蟆熊了。后来大概杨师傅明白了我们的意思，知道再那样说自己会吃亏，就闭了他的流败嘴（流者，下流也；败者，不说好话、专挑毛病也）。 可恨的是，别的没有记住，这些我都记住了，别的没有学会，这些我都学会了，以至于自己没有养成一本正经和热情诚挚的性格，说话没有正形，气质没有浩然，待人缺乏热情，对人不够尊重——见人不是正儿八经地说话，常常开口先来两道“流子”（说不正经的、下流的话，幽默不算幽默，正经不算正经的话），让人感觉不尊重，轻浮，甚至流里流气。这使我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让人从心底里低看一眼。 这能怪谁呢？农村人就是这样？不对。农村的环境就是这样？也不对。同学也是这样？也不对。还是自己生来的性格，教养一则靠教育养成，一则是性格的天成。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而性格又决定行为的方式，决定命运，所以，我虽然也胸怀大志，努力成为人上人，但终于还是普通。现在社会堕落，“流”与“匪”成了时尚，成了领导者的素质，心里头无论如何肮脏，表面上的形象，对人的尊重和热情，还是必须的。 真的希望我的后代别继承了我的缺点。 炊事员里有一位老头子，叫做黄光白，高大魁梧，脑壳突出，毛发已经稀少，言语不多，性格谨慎。李宏林告诉我，他跟黄光白师傅不错——搞不明白，他们怎么不错的，让我找黄师傅，让他适当给我点照顾。我无论如何不敢去找他。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胆小；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动脑筋，遇事不知道想想，不知道三思而后行，也就是记住了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却没有做事的谋略、技巧，也就是没有能力；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心虚，自卑，缺乏胆气和豪气。这样一来，我更不敢去找黄师傅了。不敢去找，但心又不甘，思来想去，我就写了一个条子，趁着没人，塞进打饭的窗口，希望他能看到。内容大概是：黄光白师傅，李宏林说他跟你关系好，我是他弟弟，希望你能照顾我。现在想起来，我还丑得真冒冷汗：黄师傅能看到吗？即使看到了，他知道我是谁吗？如果被别人看到，不是给他找麻烦吗？我怎么这么呆呢，我怎么这么胆小？我怎么这么不动脑子？都说识字的人心空，我的心为什么就这么木头，这么石头，大脑里边怎么进了这么多的水？是不是与父亲在管束我的时候只准接受不准辩解有关？为什么遇到事的时候我的头脑子会成空白？ 希望我的后代不能似我。真是可悲啊！ 郑梁春 郑梁春的家住在钟楼，其父会说书。郑梁春的头上长秃子，一块一块的白皮子，指甲盖大小，很痒，郑梁春常常抠它，很让人不适。郑梁春家很穷，不适一般的穷，为什么呢？因为郑梁春的所有衣服，都有三五个补丁，五个扣子，常常是五样颜色，五种大小。 穷固然穷，但郑梁春还是希望过上好日子。郑梁春也上了高中，一次上午放学，我们走到了一块，我的扣子松脱，就拆了下来，郑梁春看见了，让我把扣子借给他，他以后再还我。我把扣子给了他，但说了一句话：“你褂子上的扣子咋不弄一样的呢，一样的好看些。”郑梁春红了脸，说“找不到”。 这一路上我们没有再说什么话，而且，这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郑梁春了，大概他退学了。我深感惭愧，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我那个时候，还不懂得越是困难中的人心里越是脆弱，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平常的建议，但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羞辱，是耻辱。困境中的人，可能吃得千般苦，受得万重罪，却不能承受一点心里的脆弱。越是困难，越是弱势，越是需要尊重，需要给予尊严。如果你侮辱了他，很可能，他就是你的掘墓人。 烂菜 长期在食堂吃饭，也是需要不少的花销。家里条件不好的同学也有不少，他们往往从家里带些菜来，有生菜，也有熟菜。也有同学的家里心痛他在食堂吃不到好的饭菜，给做了好吃的带来。 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家里不容易，没有经济来源，我也从家里带些菜来。 “我想带点菜到学校里。”我跟父亲说。 “你想带啥菜？” “啥菜都行，要不就带盐菜吧。” 我洗了一个瓷缸，父亲选了些菜叶，炒熟了，装在瓷缸里，找一块皮膜扎了口，我便带到了学校，放在桌斗里。 上课拿东西的时候，同桌的黄守斌看到了，问： “你那是啥？” “菜。” “啥菜？” “盐菜。”我有点难为情，低声回答。 隔了黄守斌坐的郭振平听见了，微微侧了一下脸，看了我一眼。大概她感觉到了我的难为情。郭振平的父亲叫郭明虎，在公社当常委，到我们旭光去的多，和我父亲、胡宗成的父亲都很好。但郭明虎是官，我的父亲是民，他家条件好，我家条件差。郭振平的父亲是认识我的，不知道郭叔叔在家里是否说过我，郭振平是否知道我，不知道更好，要是知道，那就更丑了。 一个下午，我的心情就没有好过。天气不热，我的额头反而一直在渗着细汗，脊梁盖也热火火的，似乎冒着热气，脸上总是火辣辣的。我的个子本来不高，这时候，坐在凳子上，更加矮了——虽然我在努力挺直腰杆。 下午放学后，趁人不注意，我连菜带缸子都扔到了食堂后面。 越是条件差的人，越是脆弱，越是有自尊心。人固然穷，但未必不是君子；不同的是，有的人破罐子破摔，有的人则月黑头抵棍——使暗劲，默默跋涉，望高峰攀登。我是个不争气的人，努力了一阵子，便松懈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人贵在知耻而后勇，人贵在困境中能够奋发，人贵在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我憎恨自己，是个没有恒心的人。 杨秉印老师的叹息 学校没有寝室，我们几个没有租房子的同学，夜里就住在教室里。夜晚同学们都走了以后，我们把桌子并在一起，一般三四个同学挤在一块，一人一床被子，垫两床，盖两床，加上衣服，尽管外边大雪纷飞，我们却并不感觉冷。洗脸洗脚则到大井打水，井水在冬天是温暖的，它很同情我们。这是在秋冬时候，春夏时节，桌子一拉，就睡了，至于蚊子，我们从来没有亏待它们，你想，黑夜里，它们给我们唱歌，我们则任由它们吸血。 和我搭档最长的，是杨克方。杨秉印老师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夜晚常常到教室看我们。一天夜里，我们铺好了被子，他来了，伸手按了按铺在桌子上的被子，又捏了一捏，便问站在旁边的我： “这是你的啊？” “嗯”，我低声答应。 他没有再说什么，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离开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叹息，因为他同情我们：我的被子里边的被套，已经是大大小小窟窿密布了，有一半的地方，就是两片破布。 杨秉印老师个子高，脸色非常黑，表情异常严肃，给人的感觉非常难以接近，非常冷漠。这件事使我知道，他冷峻的外表里边，是一颗热乎乎的心。他什么都没有说，我也没有感觉难堪，这等于给了我面子。这让我感觉他很亲切，很放心，我也就很坦然。如果他当时说出关心的话来，说透了，也许我会很难受的——人是奇怪的动物，关心有时候，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早退 我这个人自来糊涂，也没有人指点，纯自然状态中糊涂了好多年。社会不是一个人简单的经历就能够看透的，不然别人就不会说姜还是老的辣，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穿破了多少小袄，也不会有老前辈的尊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生的社会经验，是岁月积淀起来的啊，所以，对别人的关心，不一定非要是物质的，经验的关心弥足珍贵。 好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生活环境还是很干净的，黄赌毒基本没有，即使有，也处于极其隐秘的地下状态，对我是影响不到的。经济异常困难，物质绝对贫乏，也不用担心玩物丧志，也不用担心好吃懒做，因为根本就没得吃。虽然说不上是游手好闲，但玩性还是有的，又没有人管束，在学校里是什么样子，只有依靠自己自觉：即使家长想管，也得有时间啊，总不能跟在身后啊。 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距离高考不远，我都在断断续续的早退。刘家术和我同班，又在一个村住，我们玩得高兴了，就一块早退。上学的学生，被老师满堂灌，其实是很累的，先学的还没有消化，后边的又灌进来，消化不良，就更加地累了，头昏脑胀，就想休息，想轻松。真不知道，各科老师之间，为什么不做个协调，合理地布置任务，合理地安排时间，让学生能够不太疲倦地做完功课。这样，估计厌学的学生会少不少。 上午的第四节，是我和刘家术早退的时间。我们早退，就是早退一节课，名义是回家吃饭。从学校走出来，阳光格外灿烂，天空格外亮丽，风也温柔，浑身有说不出的轻松。我们首先到良种场废弃的窑洞里玩一会，下上两盘象棋，一直玩到学校放学的钟声响过之后，再上路回家。刘家术住在杨冲，出了窑洞，走上一里路的样子，我们分手，他再走一里路的样子就到家了，自己做饭，我还要走四里路的样子才能到家。那个时候，连自行车都没有的，路上的行人不多，能够自行闪避，所以很安全：我就拿出书来，一边走，一边学。由于休息了一节课还多的时间，再加上走路活动了血脉，血液含氧量高，大脑的效率就高了，学得很轻松，效果也好。回到家，父亲已经做好了饭，当然，他不知道我早退的，所以也不说什么，更不谈训斥了。吃完了饭，再到学校去，一路上继续学习，直到和刘家术相会，一起路过良种场，到学校。 现在看来，学习和运动不矛盾，适当多运动，对学习是有利的，但当学生真的去运动的时候，家长和老师就有不理解的了，他们认为，读书必须争分夺秒。有的学生，天生就不爱运动，这种人，真是可恨。 我和刘家术的错误，在于早退，不在于运动。不管怎么说，早退是不对的，运动可以在课间或者课外，而不是逃课早退。我的学习得益于早退是偶然，不是必然：刘家术没有额外的四里路走，他就吃了亏。 胡应生 胡应生是天桥人，他的哥哥在邮电所工作，他就住在他哥哥的休息室里。有一个阶段，按照胡应生的邀请，我和他同住。 我们下了夜自习后，邮电所往往关了门，这个时候，我和胡应生就翻东北角的墙头。翻了几次，都很正常，就抛弃了警惕性。一放松警惕，灾难来了：邮电所的人在墙头上砌了水泥，插着碎玻璃。 我先翻。脚尖插着墙头的砖缝，双手扣住两边的墙体，一用力，屁股就坐上了墙头。不好！墙头上的玻璃穿透了裤子，杀进了屁股。 “墙头上有玻璃！” “白天我看到了，我用棍子把玻璃扫掉了。”胡应生说。 胡应生有了小心，屁股没有坐上墙头，保全了裤子，保护了屁股。 灯下一看，裤子上满是窟窿。我的心很痛，我仅有的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报废了。 本来以为父亲会修理我的，但他看过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大概他不想影响我的情绪。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胡应生的哥是不是真的关心胡应生。如果是真心，为什么不给胡应生一把钥匙？抑或是胡应生的哥哥拿不到开大门的钥匙？或者其中有难言之隐吧？ 有时候，大门是对特定的人敞开的。这之后，我又回到了教室，桌子当床了。 和胡应生玩耍的一段时间里，到邮电所睡觉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偷甘蔗。邮电所墙头北边，是一大片甘蔗地，过去生产队时吃甘蔗的渴望，在大片的甘蔗林面前，越发的强烈。我决定拉着胡应生去解解馋。吸取过去的教训，我们学习电影里匍匐前进的方法，爬到甘蔗林深处，然后用小刀把甘蔗削断，没有声音，就不怕被发现。坐在甘蔗林里，先吃上一番，再弄一棵，切成段，然后匍匐出来。嘴馋终于解了。这事就干过一次，真的，因为我始终还是害怕，怕被逮住，怕学校批评。 张家福老师上课用幻灯。幻灯的好处是不用抄题，但模糊不清。没有抄题的时间，就没有思考的时间，慢慢的，张家福老师上课用幻灯的时候，我就出去玩了。张怀宝老师的口音我们听不懂，上课的时候没有情绪，后来也溜出去玩。 现在想来，这个时段，我是真的错了。如果别浪费这些时光，如果多努一点力，能够多考那么十二三分，那么，我现在的生活，质量肯定会好很多：我所接触到的人不同，从事的工作不同，社会面不同，遇到的困难大概要少很多，受到的尊重要多很多。人往往就是这样，只有后悔迟没有先知道，而且拒不接受别人的劝说，拒不接受家长的管制，拒不接受老师的教诲，只有自己碰得头破血流才会突然醒悟过来。时光不能倒流，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的没有办法。而我的孩子和我当年一样，拒不接受我的教诲，良辰美景，奈何天啊。 可恶的外语 我们这一届开始，高考要考外语了。 教我们外语的老师叫杨学孔。学孔学孔，学孔子什么呢？批林批孔，孔子的观点是要被打倒的，不知道杨老师怎么没有改掉自己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名字，是挺危险的啊。别人学农，学工，学军，你偏偏学孔，你个臭老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你还要学孔！恢复了高考，看来国家对教育是又重视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读书可以跳龙门，看来学孔的危险性要解除了。外语要参加高考，张铁生的观点要颠覆，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会abcd，照样当接班人，现在不学好abcd，就上不了大学，历史转了一圈，又是一个起点了。 杨老师教我们外语，就是背。背字母，背单词，背句式，但怎么背效果会好些，我们不知道，杨老师也没有教。背了一阶段，我们就吃不消了，怎么也记不住；再加上杨老师的发音不准，说的又是方言，听懂都很不容易，更别提记住了。尤其是读音，杨老师没有教音标，没有教怎么读，单词的读法，实在记不住搞不准，就找汉字标注，可那读音，根本就没有几个汉字可以用来标注的。后来才知道，学英语是有技巧的，掌握了技巧，可以提高很大的效率，但杨老师就是没有教给一点技巧，不知道是杨老师本人就不会，还是没有找到教学的技巧？ 再后来，我渐渐明白，当老师的，一定要使用普通话；当老师的，一定要自己有地道的知识；当老师的，一定要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当老师的，一定要有足够的教学技巧。不具备这些，仅仅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是不行的。当老师真的不容易，如果认为当老师容易，那么你就别当老师，不是因为待遇低，而是因为老师面对的是孩子。孟母三迁是为了选择环境，学生择校择师，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至少，是为了不做苦行僧。 当然，我并不是要责怪杨老师，因为，毕竟教育荒废了那么多年，而且当时的老师基本上教书的技能都不具备。 付厚学老师 光阴易过，迷迷茫茫间，就到了高二。老师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老师由杨秉印换成了张家福，外语老师还是杨学孔，政治老师是李济中，一个说话咬牙切齿的家伙。历史老师的名字我忘记了，地理老师还是张怀宝，物理老师的名字我也忘记了，化学老师由戴起万换成了谁也记不得了。这些老师里，记得最清楚的，是付厚学老师。 上课的时候，来了一个老头，个子不高，很瘦削，仿佛嶙峋的老梅干，浑身透着青石板一样的硬气。他没有说什么话，当然没有自我介绍，放下孤单的语文课本，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写的内容是语文课本上的文言文，他在写，我们在看，渐渐地，我们被震撼了。他写的字，嵌在黑板上，钢筋铁骨，极为端正，就是课本上那铅印的字，也难出其右。写完了，他也不讲话，我们就朝着黑板总是看。等到我们看的时间足够了以后，他开讲了，解释解释一些实词虚词的意思，记一下翻译，理解理解大体的意思，便又让我们看。我已经被他的字的气势所震撼，心里想，能写得这么漂亮的字的老师，一定了不起，不知不觉就自己努力起来。现在看来，他的不讲话，远远胜于有些老师的乱讲话，把时间留给了我们，我们消化了，就是我们的，如果我们一股劲听老师瞎喷，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不了，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后来知道，他叫付厚学。 一天中午，我又早退了，回家吃饭。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弄了点小酒，陪客人喝酒，客人让我也喝。按说，客人只是说说，我正在上高中，用不了多久就要参加高考，必须分秒必争的，没有想到，父亲居然同意了。我也不知道具体喝了多少，饭后到了学校，就一直睡，趴在座位上睡，估计酒气把同学们都熏坏了。大概第三节课的样子，我醒来了，强撑着想学习，但脑袋还是不听使唤。其时正上着语文课，付老师坐在讲台上，看同学们自己巩固。他见到我的样子，朝我扬了扬脸，轻声说：“没有休息好，接着休息。”我坐在第二排，看得清，听得也真，知道不是批评我，也就不再强打精神，趴在座位上，继续睡了。出乎意料，我自己没有学习不说，肯定酒味也影响了别人，老师居然没有批评，按照一般的逻辑，在高考即将来临的时候还能喝醉，肯定不是个好孩子，是少不了一顿批评的，说不定还得找家长。是老师不负责任吗？很显然不是，因为那个时候，道德还是存在的，责任心还是很重的，不像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的一切都是为了钱，只要能弄到钱，把亲妈送去卖淫的人都会有。人们常说，改革开放三十年，道德倒退三十年。人们理想的道德，正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啊。实际上，当时的老师，比较人性，他们没有金钱上的欲望，自然我的喝醉就是普通的事情，普通人的寻常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须批评。如果是现在，可想而知，少不了批评，说不定找家长，因为以关心的名义，家长是要感谢的，这也是现在老师吃学生的手法之一。如果老师小题大做，会造成学生精神上的负担，表面上是关心，实际上是害人。当老师的，必须有一颗安平乐道的心，而且常常保持，这样才能给学生少造成多少不必要的伤害。换一种说法，有些学生天生就是特殊人才，大的班级教学的方式不适合他，这是正常的，有些学生本身就不是读书的料，还有些学生，愣是被老师寻找缺点去“关心”坏了。 高中时候考试多。这天的语文考试，有一道题目是解释文言词语，其中“以虞待不虞者胜”中“虞”的含义我是怎么也记不起来，也琢磨不出来，在卷子上写了改，改了写，戳了一些笔印子。付老师坐在讲台上改卷子，把我叫了上去，问哪一个是答案，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他也没有给我讲，只是微微笑了一下，让我回到了座位。我想，如果是喜欢关心别人的老师，这回肯定又有话说了，他会指责我把卷子画脏了。 父亲不知道怎么跟付老师认识了，把我叫到付老师家里，说我把付老师的老伴叫大姑，付老师是我大姑夫。父亲是希望付老师对我多照顾一些，没有别的办法，就认亲戚。当时我并不理解父亲的心，因为我胆小，一到付老师的屋里，就晕头转向，思维凝固了。付老师让我坐，我不敢，就在门边站着；付老师往旁边指了指，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转了几个圈，才明白，我的后背碰着了挂在墙上的腊肉了。 真是揪心，我怎么那么胆小，怎么怕见人！ 杨秉印老师最终也没有秉了印，张家福老师倒是有福，忙了一下，调到了教育局生产公司，杨学孔老师没有学孔，反倒学了英，张怀宝老师怀中有宝始终没有外显，既然才美不外现，也只有平平常常，戴起万老师后来当中学领导和辅导站领导，虽然没有带起万人，几千人是有的。倒是咬牙切齿的李济中，在双柳中学淫威了不短时间，人人对他恨之入骨。从这些老师的名字来看，他们的家长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愿望再好，如果一个人没有胆气，没有手段，不善于钻营，还是不行的，良好的愿望常常成了忧郁的泪水。胆气，胆识，手段，远比才气重要，才气在胆气面前，只能助助胆气的阵。而我的父亲，只是希望我有才气，我大概因此而成了小可怜。 林祖炳家的自行车 东洼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李福生家买的。李福生是李太山的儿子，在部队当兵复原回来，用复员费买了辆自行车。当时，有自行车是一种幸福，骑自行车是一种能力，用自行车是人生的满足。李福生回来，我到他家去看望，他只是照例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和别人谈论自行车了。他和我打招呼，是他的礼貌，像我那个年纪，实际上是百事不懂的年纪，应该只有听话的份的，人微言轻，年纪轻不懂事，应该也只有听话的份。因为自行车，李福生成为风云人物，农村嘛，被限制在土地上，活动范围极为有限，视界自然就小，李福生做了东洼的第一号人物，心中自然生出幸福感，而且，李福生买的那辆自行车，是名牌产品，飞鸽牌的，没有关系，是买不到的，单就这牌子，幸福感又提升好大一截子。杂牌尚且难以买到，何况名牌乎！紧接着，李福生的麻烦来了，有走远道的人，要借他的车子，而且大都不怎么会骑，摔跤是必然的，摔坏了，哪里有得赔哦。烦恼由此生出，李福生被人疏远，幸福不久就变成了难受。李福生何罪之有？罪在自行车。自行车何罪之有？罪在贫穷。 虽然我不敢想拥有自行车，但学会骑自行车成了我的梦想。从学校回家，上了力岗大坎，有一条道，通过南楼，可以上庙山，比绕道白石庄要近一些，我就常常走那条道。那条道路也还算宽，路上沟不是太多，可以边走边看书的。 林祖炳就住在那条道的中点，在南楼生产队的东头。当时，林祖炳家是大家人口，父母健康，弟兄几个，个个是好劳力，更为重要的是，他家也买了自行车。于是，我学骑自行车的愿望，就寄托在林祖炳的身上。 一天晚上回家，正好在路上碰到了林祖炳，他便邀请我到他家玩。先前我已经知道他家买了自行车，现在他相邀，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他的父母兄弟都很客气，炒了好几个菜招待我，鸡蛋好多，煎蛋的块子很大，单从那鸡蛋块子，就知道他家的真心实意和豪爽。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读书的原因——林祖炳的父亲也是很重视读书的，他叫林太贤，单从这一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林祖炳的爷爷对林祖炳父亲的希望——林家人对我很客气，视我为上宾，给我以充分的尊重，简直如亲兄弟一般。林祖炳不幸没有考上学，但他脚下的兄弟姐妹，都考上学了，大概家庭氛围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在林祖炳家吃好吃的，如果愿意，还有酒喝，吃完了，林祖炳弟兄几个就将车子推倒后边稻场上，轮番教我骑车子。学骑自行车，是很伤自行车的，林家人没有一点爱惜的样子，让自行车任我蹂躏。 这以后我又去学了好多次，林家人都是一样的待我。林家人知道我家的情况，对我的去，没有丝毫的反感，次次如故，说不定是有意识地给我这个上学的人增加点营养呢。到信阳上学后，我又去过两次，后来就再没有去过了。一则忙于生计，二则不能对人家有所回报，连请人家吃顿饭的能力都没有，不好意思去了。这一不好意，就更加地不好意思，也就再也没有去过，更不用说请林家人来我这坐坐。不是说我分不出高低，对林家的一茶一饭耿耿于怀，因为人家实在是没有任何义务给我一粒米吃，给我一盏茶喝。也不是我薄情寡义，因为我投身到这个行业，多年拼搏，仍然食不果腹，无立锥之地，羞于见人，只好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 杨恩厚先生 杨恩厚先生是风水先生，人家盖房子，请他看地基，择日子；人家接媳妇，请他择日子；人家有人去世，请他择日子，唱道；人家小孩过生日，请他唱道；人家有人生病了，难以治愈，请他掐一掐，算一算。这样的人在农村属于重量级人物，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地下活动也是非常的频繁，当地的乡镇、村干部，眼里明明看见，耳朵里天天听说，心眼里清清楚楚，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作哑，难得糊涂。他个子高高，略显丰腴，走路较慢，言语适中，给人的感觉就是仙风道骨，脱俗、稳健而且飘然。圣人的说法，语迟终富显，步紧必贫穷，他应该是富裕人家，实际上，也只是比别人稍微好一些而已。 杨先生到我家来，已经是多次。母亲病重的时候，请他来过。我们把他请到上位坐了，向他报过母亲的生辰八字之后，他便掐指一算，算出母亲的病是因为动了北边山上的石头，用9支香分成三注，黄表纸三领，一日一遍，日落的时候烧，连烧三日，可望好转。然后拿来黄表纸一张，取了毛笔，先在空中画了，然后在黄表纸上画了一通，用火点燃了，纸灰落在一碗清水里，杨先生又用他那道家的拂尘一样的东西搅了搅，便让母亲喝下。末了，杨先生说，治得好病，治不了命，阳寿到了，谁也没有法子，人人都要放宽心。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这是谁都能接受的说法。人力毕竟有限，在这种说法下，亲人就不必担救治不力之责，不必受救治不力之骂，不会存心理负担，对大家、众人都是一个解脱。此乃天意，人力其奈何？ 杨先生是读书人，父亲也是读书人，所以杨先生每每走到东洼这一方，就和父亲坐一坐，说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有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其实他们的学问都不大，但在旭光这一块，也算可以了。杨先生判断人的学问大小，就是看写毛笔字。如果谁能够悬腕移肘写出入帖的字来，便夸奖说“好好好，老胳膊老手，好好好”，生出敬重的意来。 杨先生有一罗盘，很大，是看风水用的。母亲病的时候，请他看过门向，他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但我敢肯定，我们家的门向一定很好，没有坏事降临到我们身上。 对越南打仗以后，杨先生到我家来的次数多起来，可以用密集两个字来形容，我碰见的就有好多次。我知道，每次都是父亲邀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李宏林正在越南打仗，父亲邀请杨先生来，是为李宏林消灾祈福的。过去杨先生来了，父亲会将其让到上沿正位上坐，但现在不是，杨先生一来，刚进了门，父亲便让杨先生掐指算来，也不让座，就让杨先生站着。不是父亲失了礼节，而是父亲急不可待，因为他不知道李宏林在越南是死是活，有没有灾星。杨先生算过之后，总是肯定地说，万事大吉，没有凶险，即使有凶险，也必得贵人相助，逢凶化吉。这个时候，父亲才会释然，给杨先生让座，倒上一碗水，摆龙门阵。 千年良田八百主，儿孙自有儿孙福，父亲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痴心父母今犹在，孝顺儿孙谁见了的结局父亲何尝没有见到过；从小奶头亲，长大媳妇亲，后来情人亲，儿子长大，多少父母成仇人，这样的事实父亲何尝没有耳闻目睹，但父亲那颗悬着的心总是放不下。一个人再豁达大度，再看得开，即使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又有谁能够抛舍得下自己的骨肉哇。我不知道父亲有几时不在担心，我不知道父亲在无眠的夜晚流下多少眼泪湿了多少枕头，但我感觉得到，父亲的毛发焦躁，人在憔悴，走路渐渐少了力量。直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他的脸色才又明亮起来。 宋时香娶了嫂子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在中国，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安逸，跟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和平时代，看的是父母的实力，就是俗话说的“拼爹”，动荡时代，看的是自己的实力，就是俗话说的“拼命”。个人的聪明才智，受制于政治与权力，“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个人的聪明才智在和政治和权力结缘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父辈的权力与金钱，是后辈能否遇到知音、表现才能的先决条件。所以，一个人首先要看清社会环境，当政气尚正的时候，才艺可以养身，这个时候，学习可以跳龙门；当贪腐流行的时候，必须投靠权力，不能为官，尚可为商，因为官无商不富，商无官不肥。当土匪山大王是不行的，毕竟社会进入了武器极为发达的时候，非冷兵器时代所能比也。 宋时香的父亲在家里是老小，没有得到多少照顾，反而受到了很多的欺压，因此，宋时香的父亲常常萎靡不振，这对宋时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时香的哥哥宋时正，高高大大的一个人，娶了媳妇，但总是脱不了晦气。宋时香也是高高大大一个人，国字脸，大眼睛，英俊潇洒，壮硕得紧，但却没有说到人，打光棍。在一个家庭，如果大的照顾小的，小的尊敬大的，和和乐乐，所谓孝悌传家，则兴旺发达，如果大的欺负小的，凌辱小的，不帮不扶，把小的当作出气筒，则必定式微。宋时正弟兄二人，不痴不傻，聪明能干，但境况总是得不到改观，因为从小受到的凌辱使他们丧失尽了胆气，不敢在冷眼中爆发，只好在压抑中煎熬。如果他们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该死屌朝上的洒脱，估计晦气会早早离开。 宋时正那么健壮的身体，在压抑中，正当三十来岁，病倒了，到了另一个世界。孩子还小，在别人的撮合下，宋时香娶了宋时正的妻子，把一个残破的家组织完整。据说，现在凭借自己的力气，孩子的力气，在外打工，昂起头来，家境已经多有好转。 人什么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精神气。天下山不止一座，不妨多找几座靠靠；天下河不止一条，多找几条趟趟，说不定在哪条河里逮到鱼。靠山山倒，靠墙墙塌，有什么可以悲伤的呢，说不定乘风反而上了青云。关键是你有么有凌云志，如果有了凌云志，好风凭借力，不是正好送你上青云吗？人需要的就是精神气，豪情满怀向天歌，坎坎坷坷不过是生活旋律中的一个个用来茶余饭后的音符。 我自放歌向天笑，去留豪气两昆仑，双手推开窗前雾，一片曙光耀眼明！ 余楚厚的收音机 余楚厚是东洼少数几个工农兵高中的毕业生，毕业之后没有能够跳龙门，只好外出找活干。东洼上过高中的人，和余楚厚一起毕业的，就李宏林他两个，可谓是前无古人。余家也是希望通过读书找出路的，在那个时候，读书人很少，读书不仅是门面，更是希望。李宏林高中毕业后上了抗大医校，这是父亲在大队的优势，余楚厚就没有这个希望，余家人心中不免有些气愤。但这种不愤是内心的，人比人气死人，生活的圈子太小，农村太单纯，如果走出去看到了外边的世界，上抗大医校是再渺小不过的了。但这足以让人嫉妒，让人气愤，因为人和人相比，只能是和身边的人相比，只要在生活的圈子里还过得去，心里就平衡了。在身边人中，你挣到了八元，他才挣四元，你就是嫉妒的对象；这顿饭你吃到了，他没有吃到，他就感觉低你一等，就会心中不忿；如果你占有了他的一份，你就是敌人了。树挪死，人挪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怎么办呢？跳出这个圈子，寻找一个比这好的地方。在一个好的地方做最普通的人，你依然普通，但回到你过去的圈子里去，你就是高人了。因为你没有和他争利，他就敬佩你，你们是朋友而不是对手了。 余楚厚大概就想寻找这样一个地方。但看起来并没有如愿。过年的时候，余家写对联的事，再也不用劳动我的父亲，都是余楚厚操办了。大概因为都是读书人的原因，余楚厚对我很客气，老远总是打招呼，他回到家，我也常常和他一块聊天。看余楚厚写的对联，堂屋门和供桌上方，都贴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便不住地打量，余楚厚解释说：“现在的风气简直变坏透了，没有一点规矩，简直不像话。我要是有孙悟空那样的本事，我非把那些人打死不可。”大概是余楚厚在闯荡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不少的委屈吧。当时，我不甚理解他的心境，现在想来，假如当时余楚厚不是这样嫉恶如仇，而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金钱和美女开道，或许心境迥异吧。然而，从农村农民之家走出去的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即便识得时务，又何来金钱美女可以调用呢。艰难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有机会在眼前，并且看见了，又能如何呢。 夏天，余楚厚回来了，带回了一台收音机。东洼的第一台收音机，是宋德培买的，曾经吸引了我好一阵子。那个时候，我还在大队上学，一有空闲，就到宋德培家，去听收音机。宋德培很多时候不在家，我跑了很多的空路，好在上下塆子之间，不过一里多路。一次，宋德培回来了，我及时赶到，说：“表叔，俺到你家听收音机。”宋德培大概感受到了我的馋，把收音机递到我的手上，说：“老侄子，拿去听一个星期再给我。”我也不知道说谢谢之类的话，搂着收音机，连蹦带跳地回家了。 这一年，从朱少珍哪里得到一个旧的收音机，还响。我如获至宝，只要手里得闲，便攥着它。过年的夜晚，听着收音机里的文艺节目，心中的幸福，是无法言语的。 现在，余楚厚买回了收音机，个子大，声音宏亮。吃过晚饭，余楚厚就在门口凉风，收音机响起来，我便到了，我们一边听一边说，直到两个人都实在坐不住了。 余守荣对朱时平老师的期待 教的朱时平老师在双柳小有名气。至于怎样得到的名气，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朱老师曾经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之列的一员，到底有多少知识，我们不知道。一个初中老师，能有多少知识呢？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外人看来，做老师的，一定是才高八斗，天上的星宿下凡，自然，在余楚富的心里，他是真神。朱老师的爱人姓余，余家以此为契机，和朱老师拉上关系，希望对余楚富的女儿余守荣有所照顾，帮助她完成学业，实现人生的梦想。 余守荣本身很努力，但成绩不好。大概是记忆力差了，或者是学习不得法。当时的考试，就是看谁记住的东西多，只要把考试可能出现的东西记住，考出高分来，从入学那天起，活命的粮食，就由集体负担，也就是旱涝保收，俗称为铁饭碗。相比较，农村大集体，收入低下，人被困在土地上与土坷垃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十指泥泞，赤地双脚，夏天一身臭汗做王八味，冬天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是大裂口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非人的日子，如果能考上学，跳出农门，那是人生的莫大成功。余楚富对余守荣的期望也在于此，余守荣自己的奋斗目标也在于此。 余楚富可以说是尽了全力。小安去世以后，余楚富的心思，首先全都放在了余守荣的身上。他搞到了钱，不是很多，但立即以朱老师一个多月工资的代价，买了礼品，拜访了朱老师。朱老师肯定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余楚富一家人的喜悦写在了脸上，充满了自信和傲气。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余家的人，余家所有的人，看到我家人，脸上都带着轻蔑。 为人处世的方法不一样，达成目的的方式也不一样。宋时琴除了自己努力，还请求了白大姑保佑；宋时亮一丝不苟在拼命，犹如杜鹃啼血，虽万死不易；余守荣的父亲余楚富搞到了钱，给朱老师送去了一份大礼，价值是朱老师一个半月的工资，上了保险；宋新贵上学如入地狱，是个打死也坐不住的主，自然不在话下：只有我，既没有请白大姑保佑，也没有钱给老师送礼，却偏偏早退逃课，夜自习逃课去偷甘蔗，给谈恋爱的杨克方放风换糖吃。真是浑哪，倘若当时努力一点，我就不只是考个中专，人生的轨迹，也许会闪光得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光流逝，是谁也拦不住的，我怎么就不能如宋时亮一样拼命呢？宋时亮的记性比我差，但日子比我过得好，因为他有一颗执着的心，拼命的劲，严谨的嘴，而我没有。 人生的轨迹，只能由自己书写，其余都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自己这个内因才起作用。如果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千万个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如果自己是一个扶得起的阿斗，一个诸葛亮就能使蜀国兴旺发达。人生是命，命里有的，自己不努力，怎么能得到呢？刘备命里有诸葛亮的辅助，但如果他不三顾茅庐，又何以成就自己的命？阿斗命里有江山，自己不成器，纵使有诸葛亮的辅助，不也是依然丢了吗？ 所以，人生由己不由天。 肖明道pk李宏哲 上了高中以后，和李宏哲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 眼看着李宏哲一步步长大，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苗头。父亲依然很艰难，属于他劳动的时间太少，母亲去世以后，他又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一个人，做什么都难。左邻右舍看到这个情形，都知道他很难，但有谁能够帮助他呢？没有。一天的时间，除掉一天三顿饭的功夫，怎么安排，都难以满足需要，说时间是海绵里的水，挤挤还有，那是没有经历的人对游手好闲的人说的实话。俗话说烂柴火烟多，穷人气多，父亲一个人带着三个上学的，其困难的程度，无以复加，可以说在绝境里求生存。实在走投无路了，就写信找李宏生、李宏林要钱，李宏林没有钱，李宏生是爱理不理的，写几次信，才能给个十块二十块，态度又不好，让父亲颇感耻辱与屈辱。都说儿多有福，都想儿孙满堂，这个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孩子多了，做老人的，得付出多少？如果我们不读书，父亲的负担肯定要轻得多，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负担，就像周井四爹一样，活不着急干，累不着，孩子不上学，困不住，也捆不住，倒是小酒喝着，逍遥自在。父亲的辛苦，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年岁大了，又养了小孩，如果从我以下，没有了李宏芳和李宏哲，他就容易得多；一个是他记住了母亲临终的嘱托，虽然几近崩溃，但仍然让我们上学。若非如此，父亲岂会那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