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名钓誉的唐太宗李世民

沽名釣譽的唐太宗李世民 分類：名君聖主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2007/04/13 15:13 歷來帝王大多好名，可是唐太宗不但好名，而且為求善名不擇手段。唐太宗所求不僅是生前美名，甚至對於生後之名，亦無所不用其極地塑造與經營。 或許是因為『玄武門之變』，唐太宗背負著弒兄、殺弟、逼父的罪名，因此對於自己的名聲十分重視。正因為如此，唐太宗不但成了一個愛做秀的皇帝，更是一個沽名釣譽的皇帝。 更改諡法　帝號落落長 中國古代，無論是帝王、諸侯、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後，往往會根據他們的生平事迹與品德修養，評定褒貶，而給予一個寓含善意評價或是帶有評判性質的稱號，並相沿成爲，這種制度被稱爲諡法，依據諡法所給予的稱號則爲諡號。帝王除了諡號以外還有廟號，這是指古代帝王死後在宗廟裏立宣奉祀時追尊的名號。諡號、廟號的選定，成爲中國傳統中的獨特文化。 皇帝的諡號與廟號不同，前者是針對皇帝一生的功過做評語；後者則是皇帝死後入宗廟的稱號。 諡號的選定必須要根據諡法，諡法規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義的字，作為定諡號時的選擇。這些字大致分爲下列幾類：上諡，即表揚類的諡號，如：『文』，表示具有『經緯天地』的才能或是『道德博厚』、『勤學好問』的品德；『康』表示『安樂撫民』；『平』表示『布綱治紀』；中諡多爲同情類的諡號，如：『懷』表示『慈仁短折』；下諡，即批評類的諡號，如：『煬』表示『好內遠禮』，『厲』表示『暴慢無親』、『殺戮無辜』，『荒』表示『好樂怠政』、『外內從亂』等。 根據對西周時期青銅器銘文的研究表明，至遲到周穆王前後，給地位較高或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諡號的做法已比較多。諡法初起時，只有美諡、乎諡，沒有惡諡。諡號之有善惡，西周共和以後。周厲王是一個貪婪的君，『國人』發動暴動，他逃到彘(今山西霍縣東北)，後來就死在那裏。『厲』便是對他予以斥責的惡諡。 由於諡號具有褒貶之意，因此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認為諡號的定奪將形成『子議父、臣議君』的局面，故而廢除諡法。他自稱爲始皇帝，後世則以數計，如二世、三世等等。漢代又恢復了諡法，而且這一時期諡法制度也日趨嚴密，朝廷中正式設立大鴻臚一職，管理王公列侯的諡法。漢代以後，諡號大多爲兩個宇：漢文帝劉恒諡號全名爲孝文帝，蕭何諡爲文終侯。 至於廟號，一般認為，廟號起源於商朝，如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廟號最初非常嚴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準，開國君主一般是祖、繼嗣君主有治國才能者為宗。周朝確立廟號制度，但不是每個皇帝都一定會有廟號，例如漢朝對於追加廟號一事極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沒有廟號。 劉邦是開國君主，廟號為太祖，諡號為高皇帝。漢朝強調以孝治天下，所以繼嗣皇帝諡號都有『孝』字。兩漢皇帝人人都有諡號，但有廟號者極少。西漢劉邦為太祖高皇帝、劉恆為太宗孝文皇帝、劉徹為世宗孝武皇帝、劉詢為中宗孝宣皇帝；東漢劉秀為世祖光武皇帝、劉莊為顯宗孝明皇帝、劉炟為肅宗孝章皇帝。另外東漢還有幾個皇帝有廟號：劉肇為穆宗孝和皇帝、劉祐為恭宗孝安皇帝、劉保為敬宗孝順皇帝、劉志為威宗孝桓皇帝，不過這一些廟號在孝獻帝時被取消。 正因為廟號不是每個皇帝都有，因此後世在稱呼皇帝時很自然的會以諡號稱呼，如漢武帝、漢明帝，而不是稱漢世宗、漢顯宗。但是這種情況到了唐朝以後就出現了改變，原因是唐太宗李世民好名，因此李淵死後，李世民就為其父李淵下了一大串的諡號，為『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並且成為定制。自唐以後，皇帝諡號的字數越來越多。為了方便起見，自唐以後，稱呼皇帝就以廟號為主，而不稱諡號了。 生吞蝗蟲　帝王政治秀 貞觀元年，也就是唐太宗即位的第一年．關中地區大雨連綿，導致稻米歉收造成饑荒．大澇之後便有大旱，因此第二年反而發生旱災，同時蝗蟲肆虐，再度大鬧饑荒，很多民眾窮到賣兒鬻女，以換取食物。唐太宗特別下令拿出皇宮府庫的財寶，贖回那些被變賣的子女。並且大赦天下，同時發布詔令說：「只要五穀豐收，天下安定，即使災害移轉到朕身上，也心甘情願。」 不久說也奇怪，過了不久旱區居然天賜甘霖，旱象解除。可是才兩個月不到，關中地區又再度出現了蝗蟲，文武百官憂心忡忡，擔心蝗蟲過境，農作物歉收。唐太宗正巧在皇家苑囿看見了蝗蟲，隨手抓起幾隻蝗蟲，祝禱說：「百姓將稻穀視之如命，你們卻將它們吃掉，我寧願你吃了我的腸與肺，也不要你們去吃百姓視之如命的稻穀。」說完就要把蝗蟲住嘴裡送。 唐太宗這樣的舉動將隨侍左右的官員嚇壞了，趕緊阻止唐太宗生吞蝗蟲的舉動，唐太宗卻語重心長的表示：「朕為百姓承受災難，為什麼還怕生病？」於是將蝗蟲吞到肚子裡。 說也奇怪，這一年蝗蟲並未造成災害。且不管唐太宗心裡是否真的因為憐憫百姓，才會有生吞蝗蟲的舉動，但是從這一點上，可以很明白的了解李世民作秀的本事，絕不遜於現代民主社會的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縱囚圖名　上下交相賊 很多人應該都讀過宋代史學家歐陽修的一篇名著－《縱囚論》。 根據史料，唐太宗於貞觀六年十二月，親自將為數三百九十名死刑犯釋放，任由其返家省親，同時約定日期回來受刑。結果這三百九十名死刑犯居然如期回來領死，唐太宗得知消息後，大為感動，因此下令全部無罪釋放。這件事在當時傳為美談，白居易特地撰詩來歌誦此事，寫下『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的詩句來讚揚唐太宗的仁慈寬厚，能夠以德感化死囚。 歐陽修可能是在編寫《新唐書》的時候，看到了這一篇記載，因此有感而發，覺得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歐陽修認為愛惜性命是人的天性，同時能被判處死刑，表示其中絕大多數在道德操守上是有問題的，所以不可能會為了守信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尤其是三百九十人全部都一樣。所以歐陽修大膽地認為，這完全是『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 其實唐太宗這一招並不是始作俑者，早在東漢就已經有紀錄。東漢的戴封當中山國相的時候，釋放了轄區內四百多名囚犯，比唐太宗規模還大。不用說，這四百多人自然全都回來了。朝廷很欣賞戴封的仁民愛物，下詔表揚。 另外在《晉書．良吏列傳》中也有記載，當時的臨淄令曹攄也是同樣地讓死囚回家探視，而這些死囚竟然也如期回來受刑。然而，這些囚犯是否獲赦？史書未載，但是恐怕沒有。不過唐太宗或許正是因為看到這兩段史事，所以才決定也來玩一趟縱囚的『遊戲』，藉此來博取美名。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並不能證明唐太宗是藉此事來博取美名，但是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來檢視。根據《新唐書．刑法志》中記載，貞觀四年的死刑犯共計二十九人，但是兩年之後的貞觀六年十二月，唐太宗卻能縱死囚三百九十人。倘若唐太宗真能如白居易所讚頌的一般，能夠以恩德感化死囚的話，在短短的兩年間，死刑犯人數為何能增加了近十四倍之多。 或許唐太宗自己知道這個問題，因此想藉此對外宣示自己恩德無限，能感化蒼生。 封禪天下　老天不賞臉 『封禪』是中國皇帝的在泰山祭祀天地的一種宗教活動，他代表了皇帝的權力乃是天地所賦與，因此只有皇帝有權力進行封禪，是中國『君權神授』的基本象徵。始皇帝二十八年，秦始皇為了鎮壓東方六國的反抗思想，東巡到齊楚之地，並且在泰山刻石表功，進行封禪．從此以後，許多皇帝便以進行封禪來向天地表述自己的德行與功勞。 貞觀五年正月，以趙郡王為首的諸大臣聯合上書，建議唐太宗進行封禪，唐太宗手詔不許。到了第二年，文武大臣再度請求封禪，這時候唐太宗開始動搖了，結果這次魏徵卻明白地表示反對。唐太宗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邪？』、『四夷未服邪？』、『年谷未豐邪？』、『符瑞未至邪？』等六個問題來詰問魏徵，魏徵對這些問題雖然都表示肯定，但是魏徵以進行封禪須勞民傷財為理由，依舊表示反對的態度。後來是因為黃河發生水患，封禪之事才就此作罷。 貞觀十一年三月，群臣再度請求封禪，這次唐太宗毫不推辭，直接讓秘書監顏師古議定封禪相關辦法，然後由房玄齡裁定。可惜，老天爺似乎並沒有給唐太宗面子，同年七月就因大雨，引發洛水氾濫，導致洛陽城大水，溺死當地居民六千多人，澆了唐太宗一盆大冷水。 貞觀十四年十一月，又再度有官員提出封禪，這次唐太宗更進一步地任命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卻沒想到老天爺再度不給唐太宗面子，次年五月發生了『有星孛於太微』的天文景象，太史令薛頤與起居郎褚遂良相繼建議唐太宗停止封禪，唐太宗只好同意。 貞觀二十年十二月，又有大臣提出封禪，唐太宗再度答應．可是這次老天爺仍舊不答應，次年八月河北發生水災，唐太宗又再度『詔罷封禪』。 唐太宗前後有四次打算封禪，但每次不是有『不識相』的大臣表示反對，就是老天爺不賞臉，逼的唐太宗想封禪也沒辦法。 篡改史書　唐後無信史 中國古代史官分左史與右史兩種，各有不同的責任．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當待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透過史官的紀錄而流傳後世，皇帝在後代的評價也因為史官的記載而確立，因此所紀錄的史料，皆藏諸『金匱石室，雖帝王亦不可見』，以避免政治力去影響史料的正確性。因此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就曾將史官的紀錄列入制衡皇帝的武器之一。這本是中國史官優良的傳統，也是史官被尊重的重要因素，可是卻被唐太宗李世民一手破壞殆盡。 唐太宗自即位以來，可能是對於『玄武門之變』耿耿於懷，所以對於史官所記載的《起居注》，始終不能忘懷，總想一窥究竟。貞觀十六年四月，當時負責編寫起居注的是諫議大夫褚遂良。有一天唐太宗突然問褚遂良：「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 褚遂良以「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拒絕唐太宗想看起居注的要求．唐太宗見褚遂良拒絕了他的要求，所幸把自己的心裡話講了出來：「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 誰知道褚遂良直接了當的回答唐太宗說：「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 唐太宗的要求已經逾越了界線，連黃門侍郎劉洎都看不下去，以一句『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為褚遂良說話。唐太宗這才以一句『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有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來為自己辯護，尷尬之情，溢於言表。 雖然唐太宗希望查看起居注的要求遭到拒絕，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在第二年又再度提出同樣的要求，而且更為露骨。 貞觀十七年房玄齡負責監修國史，唐太宗裝模作樣地問房玄齡說：「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房玄齡以『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來堵住唐太宗的嘴．結果唐太宗不但不死心，反而以『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來為自己的要求辯護。 這次換諫議大夫朱子奢看不下去，對唐太宗說：「陛下聖德在躬，舉事無過，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或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攸攸千載，何所信乎？」 沒想到唐太宗毫不理睬，逼使房玄齡與給事中許敬宗將《武德實錄》與《貞觀實錄》交出來。當唐太宗翻閱實錄，翻到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的時候，上面如實際錄了唐太宗殺其兄隱太子李建成、弟齊王李元吉的經過時，見語多隱晦，乃對房玄齡說：「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由此可知，唐太宗不但想看史官的記錄，而且還刪改史官的紀錄，導致後世帝王盡皆仿效，影響所及，自唐代以後的歷史紀錄多是皇帝『欽定』下的紀錄，而無信史可言。 雖然唐太宗對房玄齡表明，對於玄武門之變須直言無隱，然而房玄齡所進呈的《武德實錄》與《貞觀實錄》勢必是修改過的版本，正好被唐太宗逮到機會作一次秀，否則諫議大夫朱子奢在勸諫的時候，唐太宗就應該接受諫議，不看《武德實錄》與《貞觀實錄》了。更何況，當唐太宗看到《實錄》中紀錄了魏徵曾自行將勸諫太宗的前後諫詞提供給史官作紀錄之用，氣得唐太宗命人將毀其自撰之魏徵墓碑，同時將原本已經答應將衡山公主嫁給魏徵長子魏叔玉的這件婚事，手詔毀婚，還詛咒魏家從此家道中落。 從這件事情來看，房玄齡若沒有先行刪改《實錄》，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古今中外每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都喜歡作秀，因為唯有作秀才能成功地將自己的形象印在大家的心中。李世民不但喜歡作秀，而且好名．為了能博取善名，李世民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為了自己後世的評價，擅用帝王之權，打破中國千百年來史官的優良傳統，甚至動手刪改《實錄》，也因此李世民被塑造成千古明君。李世民如願以償地得到『善名』，但是中國史料的可信度卻已經在李世民的御筆之下悄悄地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