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名词解释

《广弘明集》唐京兆释道宣撰。这是继承、并扩大梁僧祐《弘明集》而作的书。现在通行的《广弘明集》有两种版本：一为吴刻本（万历十四年丙戌吴惟明刻本，出于宋、元藏）三十卷；一为嘉兴方册藏本四十卷。又《弘明集》皆选辑古今人的文章，这是反应佛道思想的书。《七录》：是继汉刘歆《七略》﹑南朝齐王俭《七志》之后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着，南朝梁阮孝绪撰。它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前代目录学的成就，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原书已失传，但序目尚完整地保存在《广弘明集》卷三中。《七志》：《七志》，是效仿刘歆《七略》体例编制的一部图书目录分类专著。南朝齐王俭撰。其书分图书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另附道﹑佛各一类，一说附阙书目并道佛经录各一类。今佚。《中兴馆阁书目》：自汉朝刘向开创提要目录以来，历代官私书目力仿其体，但官目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完备者不多。《汉志》和《隋志》均为其中的上品，受史志目录篇幅限制，只作简单著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子弟把持秘书监，品位虽高，并无真才实学，所编目录只是随手登记书名而已。至唐宋两代才出现几部较好的目录，如《开元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南宋初期陈骥编纂的《中兴馆阁书目》是宋代最重要的官修目录之一,对后世藏书目录和史志目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大约在元明之际亡佚后,人们只能从其他书中整理出来。《秘书监志》：元王士点、商企翁同撰。其书成於顺帝至正中，凡至元以来建置迁除、典章故事，无不具载，司天监亦附录焉。盖元制司天监隶秘书省，犹汉制以太史令兼职天官之义也。后列职官名，与《南宋馆阁录》例同。其兼及直长令史，皆纤悉详录。则以金源以后，以掾吏为士人登进之阶，往往由此起家，洊至卿相，其职重於前代耳。其所纪录，多可以资考核。《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93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但《永乐大典》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永乐大典》作为世界上著名的百科全书，显示了古代汉族文化的光辉成就，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1]。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天禄琳琅书目》：中国清代官府藏书目录，清乾隆九年（1744）开始在乾清宫昭仁殿收藏内府藏书，题室名为“天禄琳琅”。《天禄琳琅书目》系中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在编纂体例方面多有创见，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气影响深远，直接开放近世版本目录学之兴盛。《邯郸图书志》：景祐元年（1034），三馆及秘阁藏书，谬乱不全，他与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宋祁等人，校其废存，伪谬者删去，漏略者补写，仿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详加著录，校正条目，总辑为《崇文总目》66卷。家藏图书甚富，藏书家叶梦得称其“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陆游亦记载其“本朝藏书之家独称李邯郸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减三万卷”。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所列宋代各大藏书家中，李淑名列其中。编撰有家藏书目，名《邯郸图书志》。《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所编辑的大型类书。该书编辑历时28年，共分6编32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采撷广博，内容非常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它集清朝以前图书之大成，是各学科研究人员治学、继续先人成果的宝库。由于成书在封建社会末期，克服以前编排上不科学的地方，有些被征引的古籍，现在佚失了，得以赖此类书保存了很多零篇章句。《脉望馆书目》：脉望馆是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私家藏书馆，与宁波天一阁同一时代，为典型的明代建筑。据赵琦美编订的《脉望馆书目》著录，收藏图书近5000种、20000余册。据不完全统计，刊书达36种、126卷，抄校了大量秘本。且广泛搜罗古今典籍，及民间俗文学。赵琦美抄校辑集的元明两代稀见杂剧剧本《古今杂剧》，今存国家图书馆，被誉为研究我国戏剧史的宝库。《读书敏求记》：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撰写的第一部著名的善本书目。康熙初年据家藏图书编成《也是园藏书目》和《述古堂书目》两种。朱彝尊好书成癖，酷爱藏书。康熙二十年（1681），他任江南乡试副考官时，曾遍访街巷坊肆、藏书名家。他听说江苏常熟县人、著名藏书家钱曾（钱谦益的族孙）刚刚写完《读书敏求记》，其中著录有不少钱家深藏的孤本秘籍，许多学者、藏书家都想一睹为快，朱彝尊不禁为之心动。但钱曾在家则把书锁在书箧中，出则随身携带，秘不示人。朱彝尊在耐心地等待着机会。有一天晚上，江南布政使龚某遍召当地诸名士，在南京秦淮河上游玩，钱曾也应邀出席了。席间，朱彝尊偷偷地以黄金翠裘贿赂钱曾的书童，让他取出《读书敏求记》，然后叫待命于秘室的十多个抄书生连夜抄写该书，再把原书偷偷放回钱曾的书箧。当时所抄录的，还有一本《绝妙好词》。《千顷堂书目》：《千顷堂书目》按经、史、子、集排列，广泛搜集明代著作，兼及宋、辽、金、元著作。全书每一条目后，附有作者爵位、字号、科第等，不少内容为《明史》及其他传记所不载，是研究明史和古籍版本的一部重要工具书。以一份私家藏书目录而成为一个朝代国史艺文志的底本，这在历史上可说绝无仅有。但是《明史·艺文志》恰恰是以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为蓝本。更加让人称奇的是，明朝末年战火之后，全国大小藏书家的藏书，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是黄氏千顷堂藏书，奇迹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千顷堂书目》的出版，是在顾廷龙先生的积极创议和支持下进行的，校点整理工作，由瞿凤起、潘景郑先生担任。瞿凤起、潘景郑先生原以《适园丛书》初印本为底本整理的，后高震川、韩振刚先生访得一九二○年增订本，便改以增订本为底本。高韩二位先生还在改正张钧衡《适园丛书》本讹误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该书初版于一九九○年五月，本次重印时，将高震川、韩振刚先生所编索引附于书后，一并出版。《崇文总目》：宋代的官修书目，著录经籍共3445部，30669卷，是北宋最大的目录书。《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按四部分四十五类。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命翰林学士张观、李淑、宋祁等校定整理三馆与秘阁藏书，去芜存菁、刊其讹舛，编成书目，不久又命翰林学士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人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又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列书目。历七年至庆历元年七月成书60卷，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由翰林学士王尧臣上奏，赐名崇文总目[1]，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已残缺）。「崇文总目」著录丰富、体例完备，每类有叙释即类序，每书有解题。《抱经楼记》：清代浙东著名的藏书楼抱经楼建于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位于浙江鄞县。与范氏天一阁、郑氏二老阁齐名。楼主为鄞县藏书家卢址（1725-1794），他嗜书如命。藏书规模的形成小部分承自祖上所传，大部分则从其他藏书家处购得，为得善本，不惜高价。卢址在世时，抱经楼藏书丰富，管理严格。1861年（咸丰十一年）抱经楼藏书惨遭劫掠，后被当地商人悉数买回无偿归还。1916年藏书大部再次流失，书佚楼存。吴骞，拜经楼：是清朝学者吴骞的藏书楼，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又字葵里，号兔床、兔床山人，海宁新仓人。清贡生。幼多病，遂弃举业。学识渊博，能画工诗，喜藏书，每遇善本，不惜重金购买，或借读手抄校勘。法式善：法式善（1752～1813）清代官吏、文学家。姓伍尧氏，原名运昌，字开文，别号时帆、梧门、陶庐、小西涯居士。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检讨，官至侍读。乾隆帝盛赞其才，赐名“法式善”，满语“奋勉有为”之意。法式善曾参与编纂武英殿分校《四库全书》，是我国蒙古族中唯一参加编纂《四库全书》的作者，著有《存素堂集》、《梧门诗话》、《陶庐杂录》、《清秘述闻》等。黄丕烈：（1763—1825），清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家。字绍武，一字承之，号荛圃，绍圃，又号复翁、佞宋主人、秋清居士、知非子、抱守主人、求古居士、宋廛一翁、陶陶轩主人、学山海居主人、秋清逸叟、半恕道人、黄氏仲子、民山山民、龟巢老人、复见心翁、长梧子、书魔、独树逸翁等。有藏书室士礼居、百宋一廛、陶陶室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官主事，嘉庆六年（1801）发往直隶知县不就，专一治学和藏书。陆心源：官至福建盐运使。富收藏，精金石之学。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著金石学录补成书；十八年（一八九二）穰梨馆过眼录自序成书。另辑有《皕宋楼藏印》、《千甓亭古专图释》等书。心源虽不以鉴赏名家，而门客多适才，其所录与所蓄当鲜赝鼎。卒年六十一。《书画书录解题、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缪荃孙：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申港镇缪家村人。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界尊称他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清光绪年间进士。缪荃孙幼承家学，11岁修毕五经。17岁时太平军进江阴，侍继母避兵淮安，丽正书院肄业，习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21岁举家迁居成都，习文史，考订文字。24岁应四川乡试中举。1876年33岁时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事编撰校勘十余年。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艺风堂文集》等。李盛铎：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收藏家，且历任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江南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大学生、京都大学堂京办、顺天府府丞、太常侍卿、出使各国政治考察大臣、山西布政司、陕西巡抚等职。民国后，又曾担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农商总长、参政院议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职。撰藏书目录有《木犀轩藏宋本书目》、《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德化李氏行笈书目》、《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木犀轩藏书目录》、《木犀轩无板书目》等10余种。藏书在1939年底，由其子李滂（字少微）经手，出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另一部分被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以6万美金掠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李盛铎藏书目录》、《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对了解李氏藏书有较高参考价值。傅增湘：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7年12月至五四运动前，曾入内阁任教育总长。傅氏一生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四千六百余卷；元刻本善本数十种，三千七百余卷；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是晚清以来继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又一大家。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堪称一代宗主。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郑振铎：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遂初堂书目》：中国宋代私家藏书目录。南宋尤袤撰。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无锡人。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曾任秘书丞、礼部尚书。能诗。家富藏书,在九龙山(今无锡惠山)下建有遂初堂,编《遂初堂书目》1卷。《遂初堂书目》(今传本)共收录图书3000余种。分为44类，对四部分类体系作了调整，突出本朝著作与新出现的图书，设有“小说”、“类书”、“乐曲”等小类。仅著录书名，部分款目著录作者。在经部书和一些史部书名之下简记版本情况，如记《史记》有“川本”、“严州本”。该目录中著录的版本有旧本、旧监本、秘阁本、京本、旧杭本、杭本等10余种，但未确记刻书地点与年月。该书开创了中国古代书目著录版本的先例。《郡斋读书志》：理宗淳祐九年（1249）游钧在衢州（今属浙江省）重刊二十卷本，后称衢本。同年，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重刊四卷本，又刻了赵希弁续撰的《读书附志》一卷。次年，并刻赵希弁据衢本摘编而成的《读书后志》二卷和《二本考异》。与《读书后志》相对，先前的四卷本被称作《前志》。《前志》、《附志》、《后志》合为七卷，后称袁本。自此，《郡斋读书志》在流传中形成衢本和袁本两个版本系统。晁公武(约1104—约1183），字子止，号昭德先生（因祖居汴梁昭德坊），澶州清丰(今山东巨野县)人，著名目录学家。二十余岁逢“靖康之乱”，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乐山)。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井度“天资好书”，是南宋初四川的一位藏书家，临终前将藏书尽送晁公武，成为撰录《郡斋读书志》的主要依据。《直斋书录解题》：南宋陈振孙撰，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陈振孙平生好藏书，累积藏书5万余卷，他将对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形式，历20年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6卷，今本二十二卷。该书收录丰富，体例较完备，记载较全面，为后世所重视，在考证古籍存佚、辨识古籍真伪和校勘古籍异同等方面均起过重要作用。叶德辉：治我国版本目录学乃至中国文化史学者，恐怕无人不晓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这是一部在近代学术史上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并行的书林名著。叶德辉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故观古堂所藏颇多此二类之书，尤以清人的经义著述为多；又因为叶氏很欣赏陈文述、舒位所撰《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并有意继起汇辑《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故又特别注意搜集乾嘉的诗文集，先后收得一百多家，一一为之撰写提要，记述作者生平事迹、诗源派别源流等。叶德辉藏书不佞宋，所以他十分推崇张之洞《藏书答问》以清刻为主、不列宋元旧刻的做法，在其名著《书林清话》中也一再批评藏书家们“薄今爱古”的偏弊，他自己的藏书甚至以咸丰二年桂馥所刻的《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就此可知叶氏的基本藏书观。但观古堂亦藏有一些古本，如宋刻《韦苏州集》、《南狱总胜集》等。用叶德辉自己的话说：“宋元本虽不多见，亦时有一脔之尝。”叶德辉的藏书目录有《观古堂藏书目录》四卷章学诚：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刘知几：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二年，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才、学、识史学三长论。《老学庵》：南宋陆游撰，十卷。内容多是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以他那文学家流畅的笔调书写出来，因此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兴趣盎然，是宋人笔记丛中的佼佼者。《玉台新咏》：是一部汉代至南梁的诗歌总集，由徐陵于公元6世纪辑成，共收汉至梁代共690首诗，以绮艳的宫体诗为主。《玉台新咏》是继《昭明文选》之后，于公元六世纪编成的一部上继《诗经》、《楚辞》下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昭明文选》：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癸巳存稿》：清俞正燮（1775－1840）撰。与《癸巳类稿》同为作者考订经史、诸子、医理、舆地、道梵、方言等各方面的成果汇编，同样写定于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故名《全唐诗》：朱尊彝：博通经史，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南朱北王”）；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人，与陈维崧并称“朱陈”；精于金石文史，购藏古籍图书不遗余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著有《曝书亭集》80卷，《日下旧闻》42卷，《经义考》300卷；选《明诗综》100卷，《词综》36卷（汪森增补）。所辑成的《词综》是中国词学方面的重要选本。清代阮元：阮元在人才培养上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与他在书院内实行的一套完善的读书训练法阮元的读书训练是个完整的工程。文献记载，它由四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算是一个步骤，循此四步建下去，即可学有所成。这四步是：句读、评校、抄录、著述。著《揅经室集》、《畴人传》、《广陵诗事》、《定香亭笔谈》、《十三经校勘记》、《小沧浪笔谈》等陈垣：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3]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特别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宗教史研究人们都称陈垣先生是宗教史专家，这是事实，他几乎是没有一门宗教不研究。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外，他还有《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作。“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等论著，这些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1]校勘学研究陈垣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非常注重于研究目录校勘和工具书的使用。目录学是搞学问的门径，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相关书目的一门学问。一个人要搞学问，必须掌握目录学。陈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了《四库全书提要》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四库提要》对清朝搞学问的人来说，确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对每本书都作了介绍，对初学者帮助很大，今天也还要好好利用。张之洞《书目答问》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陈先生把这两本书读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学生好好去读。陈先生辛亥革命后到了北京，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他写过两本书。一是《四库书名录》，一是《四库撰人录》。他研究《四库》与别人不同，别人只是要看什么书到《四库》中去找，他却是研究《四库全书》收编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它有哪些版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由于资料特别丰富，头绪也特别多，单靠脑子记不行，必须依靠工具书，学会利用工具书。陈先生对这方面很重视，作出不少成绩。陈先生发表的重要工具书是《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陈先生这两本工具书解决了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陈先生编写这本书，花费很多精力，他后来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饭，就是因为当时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废寝忘食地算历法搞成了胃病。此外，他为了研究元史，还编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稿没有印，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作有关《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文献学研究文献学在陈垣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在版本、目录、校勘等领域的著作，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重要参考书目。清朝校勘学家很多，《书目答间》后面就列有校勘学家类目。但清代的校勘学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对一对，只有像王念孙、段玉裁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较高明的校勘学家。校勘学到陈垣先生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校勘学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写了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历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话写的，很难懂，《四库全书》没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书，由于它错误很多，而且错得离奇，陈先生就以故宫中发现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据其他书籍，来校对流行的沈刻《元典章》，发现错误一万二千多条。他将其中的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找出错误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他使学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见哪些情况，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简单罗列若干条，而是附有说明，最后总结出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先生说，对校法一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放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祛，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种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搞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都是用这种方法。惟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第四种是理校选。“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祛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较高，用理校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发见的原本相同。陈先生总结前人与自己工作的经验，提出这四种方祛，综合运用，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写有《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元史研究清朝学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间，邵远平著《元史类编》，要把元史重新改编。乾隆间，钱大昕编撰《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对元史很有研究。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编了《元史新编》，以后，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编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后继续的，到后来更发展到对西北史地的研究。陈垣先生研究元史与前人不同，他着重搜集有关元朝民族的历史与元朝宗教的历史的资料，进行研究，参考了二百多种书，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陈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这些人在元朝进入中国后，如何被汉族同化了的。陈先生撰《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很大，他采用新的方法，集中问题，深入研究，作为旧史学家进行考证工作，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陈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认为它保存了原来的材料，没有擅自改动，所以把它作为史料来看还是有用的。当然，研究元史，不能仅靠它，还要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应加以利用。陈先生著作目录年表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温教考》，虽然这是研究宗教的，但实际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日本研究元史的学者，对陈先生很钦佩，他们承认《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这两本书日本人是搞不出的。伯希和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就学于巴黎大学，主修，后入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从师法国汉学家E.E沙婉(1865-1918)等人学习，志力于中国学研究。1908年往中国敦煌石窟探险，购买了大批敦煌文物，带回法国；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伯希和是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及中国。然而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海西希：德国蒙古学研究，《西藏和蒙古的宗教》。王重民：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等专攻文史。1928年毕业后，曾兼任过保定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和北京辅仁大学讲师，其主要工作则是在北海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整理古籍和主持编制大型书目、索引。著有《普通目录学》(1957年)、《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年)、《〈校雠通义〉通解》(1987年)等。他多年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的成果六部分收在《论丛》一书中。二是编著和主编大批目录索引。他编著的《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国学论文索引》初编(1929年)等和他主编的《国学论文索引》续编、三编(1931～1934年)，以及《文学论文索引》初编、续编(1930～1933年)等，都是研究文史的主要参考工具书。三是搜集、研究和介绍流散于国外的中国珍贵文献。他把1934～1945年在国外搜集到的大量中国珍贵文献加以整理，并对敦煌文献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著有《敦煌古籍叙录》(1958年)、《敦煌遗书论文集》(1984年)等，编有《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敦煌变文集》(1957年)、《太平天国官书》陈尚君：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唐研究》编委等。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考订、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较多。亦从事历史文献学和石刻文献学研究。黄永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著作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等。与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为翁婿。黄永年先生先后师从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童书业先生，受业名门，学有渊源。他早在大学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就引起学界关注，受到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嘉许。近六十年的生涯里，他笔耕不辍，即使在错划右派期间，仍未放弃学术追求，其间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和碑刻书法的文章，直到“文革”以后才陆续发表。余大钧：张广达：张广达致力于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他通晓多种外语。治学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献记载。研究重点为西域史地，特别重视研究唐代典章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各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主要论著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利用中外各种语言材料考证地名的论文有碎叶城今地考、《唆里迷考》等；区域研究有《唐取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于阗佛寺志》、《敦煌瑞像图、瑞像记及其反映的于阗》、《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等；有关唐代制度和文化交流方面的论文有论唐代的吏、《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州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古代欧亚内陆交通》、《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等。此外还有译著多种。张政烺：是我国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已故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中国三大教派：摩尼教：景教：拜火教：钱大昕：四大民间传说：《木兰诗》、《孟姜女哭长城》、《梁祝》、《孔雀东南飞》。南京是六朝古都，那么具体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