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05郭学雷-问道新园先生

问道新园先生博学鸿儒著述宏富名重中外陶籍巨子成果卓异嘉惠后学2013年11月4日，刘新园先生魂归道山，享年76岁。先生临终前的几天，我专程看望了他。那天，先生病情明显转好。见面后几句关乎病情的寒暄过后，先生话一转，又谈起了他最感兴趣的古砚和唐人器用收藏，还仔细询问了我近期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及我的研究近况，叮嘱我学术上务必高标准自己。病榻上，先生仍坚持写日记，对其钟爱的文学更是割舍不下，就在我告别临行前，仍提醒女儿带给他最喜欢的苏联文学家契科夫的名篇《草原》。看到先生如此乐观，原本以为他病情已好转，很快就康复。谁曾想一向充满活力的先生，竟然病情急剧恶化，仓促间走完了一生。先生的突然离世，使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中。平日里通过电话的聆听与交流，已成为我与先生的生活常态，但再也听不到电话那端传来的他那亲切又熟悉的声音了。先生大我近30岁。很荣幸，承蒙先生厚爱，2004年九砚山房的一次拜访之后，我们之间结下了一段对我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忘年之交。先生识见深宏，学术广博，是有大学问、大智慧的人。他一生著述宏富，研究独到而深刻，大多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意义。我一个年轻后学，甫识门径，天资愚钝，所以与先生的交往，以我的求学问道为主。或许是先生看我尚可调教，故平日里他也时常主动对我给予指点。思考提问敏锐观察在刘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位英国著名学者，曾任英国驻华大使的艾惕思先生，对其有过重要影响。影响主要来自艾惕思的一系列有趣而又深刻的提问。刘先生覆烧工艺的研究发后，令西方研究者耳目一新，艾惕思敏锐地意识到，初露才华的刘先生，即将有更多的重要研究会像连珠炮似的打出来。艾惕思对刘先生未来的研究充满期待，于是将自己多年深入思考，却一直无法解答的几个有关元代瓷业的重大问题抛给了刘先生，他在给刘先生的信中问道：南宋末年的龙泉窑是不是当时生产规模最大、技艺水平最高的窑场？如果是的话，元王朝为什么要把唯一的瓷局——浮梁瓷局设置在景德镇呢？您觉得影青瓷美还是卵白瓷美？如果影青瓷美的话，元代印有‘太禧’与‘枢府’的官用瓷为什么只挂卵白釉而不挂影青釉呢？元青花上多次出现的六瓣花是什么花？为什么在元代瓷器上那么流行？元青花上的许多纹饰为什么都不见于同时代的其他窑场？接下来，先生有关元代瓷业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正是在艾惕思以上提问的启发下完成的。先生专门找出早年他写的纪念艾惕思的文章让我品读，就是要告诉我，思考并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难，而且更重要。先生的用心让我颇为受益，艾惕思式的思考与提问，也成为我日后研究工作的思维范式。敏锐的观察，也体现在刘先生的各类研究中。刘先生在研究覆烧工艺中，曾提到陶工们为了预防碗口与支圈粘接，在支圈垫阶上撒了一层针状耐火粉末。这类粉末，经化验得知为谷壳灰，居然是古代陶工在有机物里找到的耐火材料，但其极易被不经意的清理掉。正是先生敏锐的观察，才使得覆烧工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细节得以复原。此外，元青花中被美国学者波普误定的“射干”，及吉州窑漏花装饰中所谓的“梅花”，都经先生的火眼金睛而遁出了原形，原来均是被称为花中禅友的六瓣栀子花。刘先生常年生活、工作在景德镇，加之他超乎常人的观察能力，使他有了普通陶瓷研究者所不具备的陶瓷工艺知识。我在研究明代青花瓷器时，曾发现很多罐类的底部、颈部有绳子捆扎的痕迹，一直无法理解是何种原因形成的。经向先生请教才得知，明代为提高瓷窑的装烧量，匣钵与器坯之间的距离只有几毫米，需采用吊线方式解决器物装入匣钵的难题，故器物上才留下绳子的捆扎痕。此外，宣德祭红的呈色纯正深沉与寒水石的应用有关的重要发现，则得益于刘先生与老艺人的深入接触和对传统工艺配方的广为搜罗。清华大学尚刚教授在评价刘先生有关覆烧工艺与造型、装饰的联系的独到研究时说:“刘新园的结论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令那些艺术史家突然醒悟，原来导致造型变迁的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居然新的工艺能引来新的时尚。”治学门径博学多闻在与先生的交往中，我受益最深的是对治学方法的领悟。先生曾告诫我说，好的研究，一定要思想先行，要有科学的方法。他还强调，研究陶瓷，只盯着陶瓷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联想、思维层次一定要丰富，不然，出不了好文章。他引用尼采《漂泊者及其影子》一书中有关“距离”的名言说，虽然最短的数学距离是起点与终点之间的直线，但现实中的捷径并非如此。因为在船夫看来，船帆凭借顺风，航路才是最短的。这才是现实生活中所适用的最短距离理论。研究陶瓷亦是如此。仅限于陶瓷本身展开研究，似乎是一条捷径，但是少了对与陶瓷相关事物的考察，就好比未能搭乘上顺风的帆船，不仅不得要领，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触及陶瓷研究中最内核的部分。尚刚教授曾评价刘先生说：“刘新园的卓然成家，正在于他心存高远的学术理想，这使其工作比习见的鉴定学或艺术史研究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而这个理想显然是捕捉行将消逝的历史信息，揭示器物与人、与时代的内在联系。”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他喜欢读杂书。先生博闻强记，是真正能够沉潜下来认真读书的人，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也是伴随其一生的阅读习惯，所以先生的遐览渊博和彻悟是一般学者望尘莫及的。因而他在研究中，凭借更为宏观的视野，而显得游刃有余。他也自然成为古陶瓷领域中，征引史料最多、利用综合知识最丰富、涉猎学科门类最广的学者。刘先生《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中“鹰背狗”、“天马”纹这类冷僻题材的精辟考证，正得益于他读杂书的积累。日本学者在评价他的《陶记》研究时更慨叹道，刘新园以众多的资料为基础来研究陶瓷史，又远远超过陶瓷史，它的广度就像读社会科学史。先生内心世界丰富、极富生活情趣、兴趣广泛，于文史哲和各类古器物研究均有独到见解。文学、书法、绘画、家具、竹刻、漆器、雕塑、音乐、京剧、太极、赏石、花艺等浸润于他的生活。对其钟爱的文学名篇，至晚年仍能完整记诵。即便是先生平时的谈话也很文学，风趣且富哲理。正是先生广泛的兴趣与涉猎，使其在古陶瓷研究领域，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敏锐和洞察力。文章要领聚焦深入刘先生特别重视文章的开篇。他说，文章的起始，虽是务虚的内容，但务必要构思好，这里是最能体现作者才华、学养和对研究对象宏观把握能力的部分。我在最初写吉州窑文章开篇时，着力太多具体的内容，用以描述吉州窑所处的南宋社会环境，给人以拖沓和难以聚焦之感。先生看后建议，这种历史背景的烘托，最好“软写”。我采纳了先生的意见，这才有了后来以南宋两篇颇能反映社会现状的诗文，来引出这一时期特殊社会背景的开篇，效果自然不错。聚焦、简单是刘先生文章的一大特点。2011年，《乔布斯传》刚出版，先生利用来深的闲暇找来阅读。第二天，他告诉我，乔布斯成功的秘诀可归纳为四个字“聚焦、简单”。乔布斯的经验之所以能够引起先生的共鸣，是因为他多年的研究著述，也一贯按这一要求构思和谋篇布局。先生曾说过，我的文章不只是给古陶瓷专业人士看的，要让有良好教育的人都看得懂，才是好文章。先生写作有一个习惯，在文章前列出内容目次，文章的结构、标题一目了然，形成了独特的刘氏风格。所以，先生的文章无论长短，人们阅读时都颇感轻松，很容易抓住重点，这正是他所追求的。在向先生的求教中，他强调最多的是文章要有深度，要看到研究对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先生关于《陶记》所载税制与覆烧工艺的流行及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经典论述；二是他在元代陶瓷研究中，揭示的浮梁瓷局的设置与“元俗尚白”之间的必然联系。特别是宗教文化对陶瓷的影响，也是先生关注的重点。元青花与佛教、伊斯兰教的关系，成化官窑瓷器梵文装饰与成化十七年以后宫中大兴法会的联系，都有他独到的发现。我所做的吉州窑与禅宗关系的研究，红绿彩与金代道教关系的探索，也是受先生的启发。先生还屡次提醒我，要写出精彩文章，一定要读好的范本，并多次推荐王国维的学术笔记，如他的《木兰辞之时代》：　　乐府《木兰辞》，人人能诵之，然罕知其为何时之作。以余考之，则唐太宗时作也。其诗云：“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按：隋以前，但有官品，未有勋级，唐始有之。《唐六典》“司勋郎中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凡十有二等：十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则此诗为唐时所作无疑。又，诗中可汗与天子杂称，唐时惟太宗称天可汗，当是太宗时作。前人疑为六朝人诗，非是。他说，王国维以唐代才有“勋级”（诗中有“策勋十二转”）及惟太宗称天可汗（诗中可汗与天子杂称）举证，三言两语，切中要害，确为考证文章之经典。先生还常给我提及研究中的提炼概括能力。他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者必须经历的，基于研究和观察之上的思维锤炼过程。大家都熟知先生在古陶瓷领域的卓然建树，其实他对中国古砚发展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曾告诉我说，中国古砚之发展，唐代讲实用、北宋重形制、南宋讲石品明清重雕刻。以上所言虽寥寥数语，却极为精准地概括出了中国古砚发展的大致轮廓。艺术视野思辨智慧刘先生曾告诉我说，目前中国古陶瓷的研究中，对艺术形式的分析少的可怜，或者说几乎无人涉猎。如果谈古陶瓷鉴赏的话，艺术形式的分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鉴赏，而不是所谓“栩栩如生”一类的浅薄品评。刘先生在研究成化斗彩的艺术形式时，有如下一段精彩描述，准确地抓住了工匠的匠心所在：成化后期的斗彩瓷器，……90%以上的产品都只用青花、苦绿、古黄和矾红四色，一般来说都有少用矾红（惜红如金）忌用大绿的准则。成化斗彩由于淡蓝的青花透过微泛灰青或牙黄的白釉，闪射出特别含蓄而又神秘的光辉，以铅作溶剂的苦绿，在白如凝脂的釉面上显得异常晶莹，夹杂在青花与苦绿之间的半透明的古黄，使上述带冷的颜色渐渐趋暖，再用艳丽失透的矾红点染其间，其画面便因颜色的透明度、光泽度和冷暖、厚薄的不同而产生了既单纯又丰富，既高雅又华贵的色感。总之，成化斗彩在中国彩瓷中有如荷叶上滚动的露珠，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轻盈、晶莹美。这可能就是后世人们对成化斗彩情有独钟的原因吧。他在谈及吉州窑时还曾告诉我，吉州窑的装饰艺术的主要特点是朴素、简洁、丰富。要围绕这六个字做文章。他还说，剪纸贴花装饰的核心，不在于剪纸，也不在于贴花，而在于这些图案装饰在了五光十色的窑变地上。把握住吉州窑的这一主要艺术特征，才是理解吉州窑独特装饰艺术形成的关键所在，这样的装饰艺术的分析才有意义。中文出身的先生，对文字要求极为苛刻。在他看来，好的文字并不在辞藻的华丽，而是要准确、简练。考究的文字之外，先生更强调思辨能力。他在研究元王朝尚白习俗时曾说，元王朝竟然把白马之奶定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专用饮料，把原本属于嗅觉范畴的饮品甚至延伸到了视觉领域，可见元廷尚白风气之甚。刘先生在深圳博物馆举办的吉州窑展览上曾做过一个精彩的演讲，其中一段有关吉州窑桑叶盏的内容，以禅理入文，充满思辨的智慧。摘录如下： 吉州工匠把一片枯死的桑叶放置在坯碗之上送入窑室，这脆弱的桑叶不仅没有灰飞烟灭，相反它那美丽的形体、清晰的叶脉，竟然永恒地完整无缺地保留在漆黑的茶盏上，就像圆寂高僧经过荼毗后出现的五光十色的舍利子一样。过去在吉州瓷展览会上看到一两件木叶盏已属罕见，而深博竟展出八、九件，有的叶片挂在盏口，有的飘落在盏心，有的舒展，有的卷曲，可谓随心所欲而又极尽变化。尤其有趣的是这类盏子，竟在宋代著名的寺院——净居寺（禅宗七祖道场）和百丈寺（怀海道场）遗址出土。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南宋时代那些“不解数甲子的山僧”，看到这片盏中落叶，便觉有如炎夏的杂念已经消逝，一个清凉的大千世界，即将降临在他们的心间。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我也以为在喷射烈焰的窑炉边辛勤劳作的吉州工匠，与结衭迦坐在青灯古佛旁的禅师虽然有异，但佛性与悟性却是相同的。多年的交往，先生给予我无数的教诲与启示。先生多次告诫我，写文章一定要高标准要求自己，没发现不写，决不写平庸文章。先生常说“我一生吃奶的力都用在写文章上了”，可见其对学术的用心与执着。在常年对外的学术交流中，先生还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就是绝不能输给“洋人”。正是基于心存高远的学术理想，刘先生潜心研究的成果，才屡屡引起轰动。他就像一位高僧大德，以亲身实践和生活点滴，为我们开示。陶瓷学界的巨子，一代博学鸿儒离我们而去了。然而慧灯不灭，灵魂永存，先生留给我们的宏富著述，犹如一座高耸的灯塔，照亮着后学的前行之路。让我为先生献上一束洁白的六瓣山栀子，看到她，先生一定会露出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