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初小语文教科书不同版本的比较的研究——以《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和《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文本为的研究对象

民初初小语文教科书不同版本的比较的研究——以《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和《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文本为的研究对象 摘 要 1912 年 1 月 1 日，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延续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成 为明日黄花，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政治变革的成功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 随着《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的出台，拉开了教育改革的 序幕。教科书作为一定时代背景下，各种教育改革实践经验、教育教学理论成果、学 科专业知识与科技发展水平的载体和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的具体体现，在社会大潮的 变动中首当其冲，而中教科书是最能体现教科书各种变化的文本，比其他教科书 有着更强的文本性，尤其是国文、历史等人文学科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同时，民 国初年教科书大量的需求，以及图书发行渠道不通畅，使得整个出版业都争先恐后出 版教科书。政体的变革也给了中华书局崛起的契机，从而与老牌的商务印书馆展开了 激烈的竞争，加之编写者对课程标准的不同理解，使得这一时期教科书呈现多样化的 特征。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新课程的推广实施，尤其是 2001 年 7 月《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教材多样化政策使得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纷纷组织 专家、教师编写实验教材，教材的编写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而我们要推测语文教科书 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要以过去为起点。未来只能是过去的延伸，今天的语文教科书， 只能是在昨天的语文教科书基础上的存在和发展，进行本研究以期为我国当前进行的 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制者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主要采用比较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和《共和国教科书 新国文》进行文本分析和比较，发现二者在识字写字、选文和插图之间的异同，并在 此基础上，分析这两套教科书对于当今语文教科书编撰的影响和启示。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清末学制改革和民初的小学教育改革以及小学国文教科书的争鸣， 分析两套教科书产生的背景。 第二部分:以两套教科书的文本为研究对象，从识字写字、选文和插图三个方面 进行内容及编排特点的对比和分析，及进行简要的评述。 第三部分:分析从两套教科书得到的经验，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教育思潮 产生和教育观念转变、对中国语文教育近代化和对当代语文教科书的影响。 III 关键词:《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语文教育 IV Abstract On January 1, 1912, with the birth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udal autocratic monarchy extending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as gone with the wind, and the concep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has won popular. The success of political change has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educational reform. As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im Measures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vis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prelude to the education reform was open. Textbook, as carrier under some background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a variety of education reform,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ories, disciplines and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curriculum goals and curriculum content should be the first in the changing of the social tid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s, as the best expression of various changes in the text, have a more normative text than any other textbook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mathematics, history and other humanities disciplines can best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the early Republican?s demand for a large number of textbooks and unsmooth book distribution channels that made the entire publishing industry are rushing to the publication of textbooks. Regime change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rise to the Zhonghua Book Company. Therefore, the established Commercial Press was engaged in a fierce competition. Besides,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the authors of made the textbook of the period present diverse featur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especially in July 2001,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Program (Trial)" was enacted, which made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other publishers organized experts and teachers write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e writing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owed a prosperous sight. But we have to see the pas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gues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extbooks. The future can only be an extension of the past. Today?s language textbooks can only be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yesterday?s language textbook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s current primary school language textbook.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uses comparison and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extbooks for the new system in Chinese” and “New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Republic”, and finds that V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literacy, the election and illustrations. And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inspiration on today's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The stud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Part One: Introducing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in late Qing,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primary of early Republican, and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 Part Two: With the text of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cont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yout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literate writing, the election of and illustrations, and giving a brief commentary. Part Three: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 two sets of textbooks,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trends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ducational concept change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textbook. Key Words: New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Republic; Textbooks for the new system in Chinese; Chinese Education VI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民初初小语文教科书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以〈共和国 教科书新国文〉和〈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文本为研究对象》，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 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 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 集体，均已在文中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确认(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河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 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 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 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II 引 言 一、 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1912 年 1 月 1 日，随着中华民国的诞生，延续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成 为明日黄花，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政治变革的成功，也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 伐，随即，《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的出台，拉开了教育改 革的序幕。 教科书作为一定时代背景下，各种教育改革实践经验、教育教学理论成果、学科 专业知识与科技发展水平的载体和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的具体体现，在社会大潮的变 动中首当其冲，而中小学教科书是最能体现教科书各种变化的文本，比其他教科书有 着更强的文本规范性，尤其是国文、历史等人文学科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并且“一国 的语言文字，是国民思想感情所由传达的媒介;一国的文学，是国家精神生活的结晶。 国文教的不好，学得不好，学校教育，怎样还说得改进,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 容工具，似乎都还可以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 [1] 这就是以国文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另外，民国元年共有初级学校 86318 所，学生数 2795475 人，[2]教科书大量的需求， 以及图书发行渠道不通畅，使得整个出版业都争先恐后出版教科书。“在众多的小学教 科书中，国文教科书是变化最快，种类最多的教科书，也是各个出版利润的主要来源。” [3] 顺应时代潮流并与中华民国同日成立的中华书局，在成立之际，就推出适合共和政体 的《中华教科书》，奠定了中华书局在教科书出版界的地位。同时，拥有强大人力、物 力和财力资源的商务印书馆也迅速组织人员编辑符合要求的新教科书，这就是《共和 国教科书》。从此，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与新生的中华书局在教科书领域展开了竞争。这 种竞争使得民初的教科书市场呈现一片“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由于编写者个人 对课程标准的不同理解，为创造性的编写教科书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得这一时期的 教科书呈现多样化的特征。这种竞争促进了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 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 本文主要对民初两大教科书出版机构出版的初小国文教科书，即中华书局中华民 国二年 7 月出版的由陆费逵等编《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校秋季始业学生用 书和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出版的由庄俞、沈颐等编《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1 初等小学校秋季始业学生用书进行文本比较，之所以选择是这套教科书是因为这两套 教科书在当时最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流传最广、流行最久。对这两套教科书文本进行 比较与分析，一方面，从教育学的角度丰富了关于民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大 出版机构的的理论研究成果，再则，也丰富了关于《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和《新制 中华国文教科书》研究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新课程的推广 实施，尤其是 2001 年 7 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其中规定:“完 善基础教育教材#管理#，实现教材的高质量和多样化。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 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 [4] 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纷纷组织专家、教师编写实验教材，教材的编写呈现一 片繁荣景象，对教科书的研究也成为当今课程教科书研究的重点和热门话题，要推测 语文教科书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要以过去为起点。未来只能是过去的延伸，今天的 语文教科书，只能是在昨天的语文教科书基础上的存在和发展，进行本研究以期为我 国当前进行的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制者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 研究现状 (一) 论文方面 1(关于近代教科书和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的研究 通过对近年来众多学者对中国近代教科书和国文国语教科书的研究的解读，笔者 发现:第一，大多数是从宏观层面进行的研究。如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教科书的 发展历程，王建军的《论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毕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或者 介绍国文国语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标志或经验教训，如姚冬琳的《清末自编小学语文 教科书的经验与教训》、李良品的《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近代化》、江明的《民国时期 中小学语文教材简析》。而对于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是否适应儿童身心发展水平、是否注 重为教学服务的属性、是否吻合课程标准等方面的研究极少;第二，大多的研究立足 于第二手资料，而立足于具有重要价值的教科书文本的实证研究较少;第三，大多是 对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的研究，如:刘正伟的《1901-1949 年语文教科书发展研究》、 陈玉秋的《试论社会变迁与中学语文教材的改革》、赵献春和潘斌军的《清末民初初中 语文教科书文选价值取向之演变》;而对小学教科书的研究较少。范远波《民国小学语 文教材研究》和《论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材》中虽然研究的是民国时期 小学语文教材建设和发展，但他侧重的是国语教科书。 2(关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近代教科书的研究 2 通过梳理近年来众多学者关于两大出版机构与近代教科书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第一，对于二者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方面论述了两大出版机构编辑近代教科书的背景、 原则、特征以及对近代教科书的贡献，等等，如:史春风的《商务印书馆近代教科书 出版探略——从国文(语)和历史教科书谈起》、李良品的《商务印书馆近代国文(语) 教科书的编写特征及启示》和《论商务印书馆对语文教科书近代化之贡献》、周其厚和 荆世杰的《论民国中华书局教科书之特点》、宋军令的《商务印书馆对近代教科书出版 的贡献》、韩文宁的《清末民初教科书出版述论》，而对于微观层面教科书文本关注不 够。第二，从二者的竞争角度出发研究出版的竞争对近代教科书的促进作用。如:吴 永贵的《出版竞争推动近代教科书的进步——以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教科书为例》、周 秋利的《民国三大书局的教科书之争》。第三，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于 民国第二大出版重镇——中华书局的研究较少。 (二) 著作方面 1(关于国文教科书的研究 对于国文教科书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专著，只是散见于一些著作中，相对比较零 碎，浅尝辄止，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涉及到国文教科书的著作有: 李伯棠的《小学语文教材简史》、王建军的《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李杏保 和顾黄初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朱绍禹和庄文中的《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 究丛书:本国语文卷》、周庆元的《语文教育研究概论》、吴洪成的《中国小学教育史》 以及汪家熔的《民族魂——教科书的变迁》，其中，汪家熔在《民族魂——教科书的变 迁》下编“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第二节“民元的两套课本”谈到了《共和国教科书新 国文》和《中华书局国文教科书》，并对它们初小第一册前 12 课进行了简单的比较。 2(关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研究 (1)关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关于商务印书馆的诞生、发展、组织管理、经营管理以及它与近代文化的 关系的相关著作主要有:汪家熔的《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 吴湘的《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法] 戴仁著，李桐实译的《商务印书馆 1897-1949》、 杨扬的《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郑逸梅的《书报话旧》、李家驹的《商 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和史春风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等。第 二，以商务印书馆主要代表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相关著作有:汪家熔的《大变动时 代的建设者》、董进泉的《现代出版楷模张元济》、王绍曾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张 3 荣华的《张元济评传》、张人风的《智民之师——张元济》、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 —王云五专题研究》、张学继的《出版巨擘——张元济传》和汪家熔的《民族魂——教 科书的变迁》等。第三，商务印书馆在成立纪念时出版的专门纪念文集主要有:商务 印书馆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 1897-1997》和《商务印书馆一百年》等。 (2)关于中华书局的研究 中华书局与民国一起诞生，数年间成长为一家有影响的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 出版机构，立足书业，涉及到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层面，但是，却没有得到人们应有 的关注和评价。关于中华书局的研究主要涉及其诞生、发展、组织经营管理和创始人 陆费逵，主要著作有: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回忆中华书局》、钱炳寰的《中华书局大事 纪要》(1912-1954)、吕达的《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俞筱尧、刘彦捷的《陆费逵与中 华书局》、郑逸梅的《书报话旧》和汪家熔的《民族魂——教科书的变迁》等。 三、 研究的方法 (一) 文献法 “教育科学文献是记载有关教育科学的情报信息和知识的载体。文献是进行科学 研究的基础，它贯穿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从选题，初步调查以及论证课题，制定计划， 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资料到形成报告，都离不开有关课题文献的检查和利用。”[5]本文 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利用文献法搜集、浏览与民初教科书相关的内容， 努力地拥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提高论文的可靠性。 (二) 比较法 李秉德认为比较法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可以克服教育研究过程中 的狭隘性，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背景之中，从而更好地揭示教育的普遍规 律;第二，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新的发明、发现;第三，能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本国、 本地的教育状况和特点。[6]本文主要采取比较的方法，对《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和《共 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以发现两套教科书在教科书的内容与编写特 征方面的异同。 (三)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的基本目的在于采用一种用言语表示的而非用数量表示的文献，将它转 换成用数量表示的资料。内容分析是用系统地、客观地鉴定原文之具体特征的方法进 行注释的一种研究方法。[7]在本文中，主要利用内容分析法对两套教科书文本进行具体 4 的内容分析和对比研究。 (四) 历史研究法 教育科学的历史研究法，就是通过收集某种教育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 实，加以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在本文中，主要利用历史研究 法对民初以前国文教科书的沿革进行研究。 四、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一) 创新点 虽然有些学者研究民国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但大多是从整体上，从历史的角度对 这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作一个宏观的介绍，而基本上没有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对民初 有影响的这两套教科书进行系统的研究。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汪家熔曾经做过 此方面的研究，他在《民族魂——教科书的变迁》的下编“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的第 二节“民元的两套课本”中作了一定的研究，但也仅仅是就第一册的前 12 课内容进行 的研究。 (二) 难点 民初宽松的文化环境，教科书编辑出版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一时期教科书编辑出 版卷帙浩繁，并且年代久远，损毁严重，能够幸存下来的不多，并且教科书往往不是 图书收藏爱好者的目标，所以收集这两套教科书文本是本研究的难点。 5 第一章 两套教科书产生的背景 一、 清末学制改革与小学国文教科书 (一) 清末学制改革 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以前周秦时代的《六书》，它与 学校教育的产生而俱来，又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演变，在二千多年的漫长 岁月里，历尽沧桑，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而中 国古代教科书，主要就是古代语文教科书，“是一种熔文史哲为一炉的泛语文教材，而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语文学科教科书。”[8]具有近现代学科意义的语文教科书则是始于 1904 年的癸卯学制。 1904 年 1 月 13 日，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 百熙、荣庆和张之洞主持拟订的一系列学制文件，包括《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 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级师范 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学务纲要》等 22 个文件，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又称 “癸卯学制”，这是我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正式实施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 统，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结束了我国新式学堂无章可循的历史，这个学制一直沿用到清王朝覆灭。 初等教育是该学制系统的第一个阶段，设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初 等小学堂分为公立初等小学堂、官立初等小学堂和私立初等小学堂三种，儿童七岁入 学，办学宗旨是“以启其人生应用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 身体，令其发育”，“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9]开设的科目有八种必修:修身、读经 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此外，可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形， 可加图画、手工中的一科目或二科目为随意科。另外，还有为“不能谋上等生业”[10] 的贫家儿童而设的简易科，科目有修身、读经(读经时带讲修身)、中国文字、史地格 致、算术和体操。“中国文字”科出现在初等小学堂以及“中国文学”科出现在高等小 学堂，被视为我国语文独立设科的开始，标志着现代语文教育的滥觞。 《初等小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文字”科的教育要义是:“识日用常见之字，解 日用浅近之文理”，达到“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并能够“以俗语叙事，及日用 简短书信”，从而“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需要。”[11]并且，对于每星 期教授时间及每学年学科程度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如表 1 所示: 6 中国文字科每学年学科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时间表 表 1 每星期 学年 程度 备注 钟点 讲动、静、虚与实字的区别，并兼传授虚与实 第一年 4 字的联缀法。习字就是讲授传授的字的写法。 1、每周 讲集字成句法，并以寻常实事一件为例，让学 总课时 第二年 4 生用俗话二、三句，连贯成长句。习字和第一年相 30 节 同。 2、中国 讲集句成章法，要么以日用一事，要么假设一 文字科 第三年 4 事，让学生用俗话七、八句联句成章。习字和第一 占总学 年相同。 时 的 13.3% 第四年 同第三年 4 第五年 教授用俗话作日用书信。习字和第一年相同。 4 并且对读经内容、每周时数都做了具体规定:《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 资料来源:璩鑫圭与唐良炎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 程度 每周授课 备注 学年 时数 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296~299 页 从上面的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初等小学堂中“中国文字”科主要教授识字习字、 读文和作文，其中以识字为教学的重点。 而且，我国封建社会的小学，一向采用“四书”、“五经”作为语文教科书，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四书”、“五经”所宣扬的孔孟之道，是封建王朝赖以维护其统治的 法宝，是封建文化的支柱，是须臾不能放弃的命根子，“若学堂不读经书，则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12]这一思想在 《初等小学堂章程》中也有所体现: 《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读经讲经科的要义是“授读经书，字数宜少，使儿童易 记，讲解经文宜从浅显，使儿童易解，令圣贤正理深入人心，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 [13] 并且对读经内容、每周时数都做了具体规定:《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 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共二百四十日。每学年科目程度和每星期 教授时数具体如表 2 所示: 7 读经讲经科每学年学科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时间表 表 2 并且对读经内容、每周时数都做了具体规定:《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 程度 每周授课 备注 学年 时数 第一年 读《孝经》和《论语》，每日大约四十字， 12 1、读经六点 并兼讲授其浅近之义 钟，挑背讲解 六点钟 读《大学》、《论语》和《中庸》，每日大约 第二年 12 六十字，并兼讲授其浅近之义 2、每周总课时 30 节 第三年 读《孟子》，每日大约一百字，并兼讲授其 12 浅近之义 3、读经讲经科 占总学时的 第四年 读《孟子》和《礼记》节本，每日大约一 12 40% 百字，并兼讲授其浅近之义 第五年 读《礼记》节本，每日大约一百二十字， 12 并兼讲授其浅近之义 ( 此外，温经每日半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若学堂无自习室，则在讲堂程度 每周授课时 备注 ( 《 《 《 《 《 ( 数 督课。 学年 资料来源:璩鑫圭与唐良炎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 教育出版社，1991 年， 第 295~299 页 那么，五年应该读十万零八百字，除《孝经》(二千零十三字)、《四书》(五万九 千六百十七字)全读外，《礼记》最切于伦常日用，亟宜先读，并且，根据儿童资性平 常或聪颖，为处世或谋生的需要，选择相应的读物。 由表 2-1 和 2-2 可以看出，在清末语文是很受重视的，中国文字科和读经讲经科占 了总课时的一半以上，为 53.3%，但读经讲经又特别受重视，仅仅这一科就占了总课 时的 40%。 清末小学语文教科书 (二) 随着癸卯学制的颁行，清政府又于 1905 年 9 月 2 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下 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延续中国长达 1300 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寿终正寝。这些 重大政令措施的颁行，使得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尤其是小学堂，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 发展起来。而教科书是教学活动的依据，是教学活动能够顺利实施的关键，新式学堂 的创建急需与之相适应的各科教科书，于是，编制国文教科书便应运而生。 我国第一套小学国文教科书，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8 1904~1906 年由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庄俞等人编写，初小共十册，高小共八册， 除此之外，还编有配套的教授法和详解，这是近代我国第一套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完 善的教科书。参与该套教科书编写的蒋维乔曾评价说:“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善 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物，即渐渐不 复流行。”[14] 《最新国文教科书》虽盛行一时，但文字仍太深，1906 年，商务印书馆又组织高 凤谦、庄俞、沈颐、陆费逵另行编撰了《简明国文教科书》八册，与《最新国文教科 书》相辅而行。 这一时期，除以上两套小学国文教科书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八册，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朱树人编的《初小国文读本》 七册，上海会文学社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都很明显的继承 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体例，有的对仗，有的押韵，保持句式整齐。 二、 民初的小学教育改革及小学国文教科书的争鸣 (一) 民初小学教育改革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以“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 的誓言在南京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延续中国长达两千年 的封建君主专制成为明日黄花，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民国初立，百废待兴，教 育的改革便随同政治、经济的改革一同提上了日程。为了推进教育改革，1 月 9 日，正 式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统管全国教育工作，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听取蒋维乔、陆 费逵、高凤谦等人意见的情况下，教育部于 1 月 9 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作为新学制制定之前进行普通教育的统一标准，这是中国 资产阶级第一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文件。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共 14 条，规定了将“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各学校 开学日期和学年分期:“每年仍分二学期，阳历三月开学，至暑假为第一学期。暑假后 开学，至来年二月底为第二学期”;“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 民国宗旨，禁止使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民间通行的教科书凡形式和内容具有封建 性而不符合共和民国宗旨的，予以改正;“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科应加注 ”重[15]等等。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共 11 条，其中涉及到初等小学校的有:第一，科目方 面。初等小学校设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并且可视地方情形，加设图画、 9 手工、唱歌之一科目或数科目，女子加设裁缝课。第二，课时方面。具体规定了各学 年每周各科授课时数，其中国文每周授课时数为，第一学年 10 个，第二学年 12 个， [16] 第三学年 15 个，第四学年 15 个。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的颁行，体现了剔除封建性 的革命精神和民主意识，强调男女平等，注重实用技能培养，较充分地反映了资产阶 级的教育要求。小学废止读经科，是对封建社会以尊孔读经为核心内容进行的根本改 革;禁用清学部所颁布的教科书，要求各种教科书务合于民主共和精神，保证了教育 为民主共和政治服务的方向;初小可以男女同校，摒弃了封建教育男女不平等，确立 了男女平等和公民平等受教育的原则，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教育的要求。 为了使教育适应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彻底改革封建教育，教育部于 9 月 2 日公布了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 育完成其道德。”[17]这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新的教育宗旨，具有鲜明的反对封建主 义，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指导了民初小学教育发展的模式，基本反映了蔡元培 的教育主张。 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为契机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 进程，教育宗旨的变革牵动了民初学制的改革，1912 年 9 月至 1913 年 8 月教育部陆续 ( 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和各种学校规程，有《学校系统令》 1912 年 9 月 3 日部令第 7 号)、 ( 《 《 《 《小学校令》 1912 年 9 月 28 日部令第 12 号)、 中学校令》、 师范教育令》、 专门学 《 《 ( 校令》、 大学校令》、 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 1912 年 12 月)等等，合起来总称为“壬 子癸丑学制”。 该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分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两级。其中“初等小学校四年 毕业，为义务教育。”“儿童满六周岁的次日起，至满十四岁止，”共八年，为学龄期。 “儿童达学龄后应受初等小学校之教育。”“儿童中患有传染病及有可虞之情状者，或 性行不良、妨碍他儿童之教育者，得停止其出席。”小学校教育的宗旨是“留意儿童身 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此外，该学制还对 教学科目和时间作了规定，“初等学校之教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 歌、体操;女子加课裁缝”;“迫不得已时，可暂缺手工、图画、唱歌之一科目或数科 目”;“小学校之某科目，遇有儿童身体所不能学习者，得免其学习”;“小学校所用教 科图书，由省图书审查会择定之”;“小学校之休业日，除日曜日外，每年不得过九十 日”。[18] 10 为了切实贯彻民初的教育宗旨，实现初小教育的培养目标，1912 年 12 月《教育部 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对小学校的教则要旨和课程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 关于国文科的要旨是:“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 [19]该要旨规定了国文科教学总的目的要求，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学习“语言文 其智德。” 字”，培养学生的口头语言能力。 并且，对读本文章的选取、字体，与其他科目的关联上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读本 文章，宜取平易切用可为模范者，其材料就修身、历史、地理、理科及其他生活必需 事项，择其富有趣味者用之。”读本文章的选择在清末实用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趣味 性，以期满足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国文读法，宜就读本及他科目已授事项，或儿童 日常闻见与处世所必需者，令记述之，其行文务求简易明了。”“书法所用字体，为楷 书及行书。”“凡语言文字，在教授他科目时宜注意练习。”[20] 对于初小国文各学年教授程度及每周教授时数，《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 表》也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初小国文科每学年学科程度及每星期教授时间表 表 3 ( 程度 每周授课时 备注 ( 《 《 《 《 《 ( 数 学年 第一学年 发音;简单文字的读法、书法; 倘若缺手 10 日用文章的读法、书法、作法、语法 工、图画、唱 歌、缝纫之一 第二学年 简单文字的读法、书法;日用文 12 科目或数科目 章的读法、书法、作法、语法 者，其每周教 第三学年 简单文字与日用文章的读法、书 14 授时数可分加 法、作法、语法 于他科目，国 第四学年 简单文字与日用文章的读法、书 14 文科每周以一 法、作法、语法 小时为限 “ 资料来源:璩鑫圭与唐良炎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 主编者 出版机构 出版年月 备注 “ 教科书名称 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695、697 页 这些内容全面而又具体，具有一定的操作性，为编写教科书、教师教学和学生学 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标准，确定了教科书的教学范围。 与清末初小课程及教育内容相比对，我们发现其具有进步性、合理性，体现了新 11 的特点:第一，以近代社会民主共和等等思想为小学课程的灵魂，淘汰了忠君、尊孔 的思想内容，民初小学课程中“读经讲经”的废止，解放了儿童的身心，使儿童有更 多的精力投注到自己关注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缝纫、手工等成为必修科目，也可 以看出初小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儿童生活能力的培养。第二，民初初 小课程，在继承传统注重道德教育的同时，开始注重美育等其他方面的教育，追求德 智体美各方面的和谐发展。 (二) 民初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争鸣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受一定社会的政治 条件和经济条件制约，并且为其服务，每当社会发生革命或变革，总会或迟或早的影 响到教育，而教育上的革新，从根本上来说是教育内容的革新，这又集中体现在教科 [21]辛亥革命的成功 书的变化上。“教科书，是特指与国家规定的学制相适应的课本。” 在语文教科书近代化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12 年 1 月 19 日颁发的《普通教 育暂行办法》中提出: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 或按照共和民国宗旨修改民间通行的教科书。1912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的《审定教科 用图书规程》中规定:初等小学校教科用图书， 任人自行编辑，惟需呈请教育部审定。” “ [22] 民初教科书审定制度为民间自行编辑教科书提供了制度保证，也为教科书的争鸣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后，陆费逵预料到共和民国将成立，便暗中与戴克敦、 陈寅等计议策划，筹措资金，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民国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准备 自行建立新的出版机构。1912 年元旦，民国第二大出版重镇——中华书局与中华民国 同时成立。为了应急，首先发行新编的《中华教科书》，由于这套教科书符合共和政体 的需要，一经出版，立刻受到社会的欢迎， 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 “ “甚至到了架上常无隔宿之书的地步。”[23]几乎承担了当时全国全部新式学校教学用书 的需要。中华书局犹如一匹黑马杀入教科书出版市场，打破了商务几乎一统天下的局 面，将竞争机制引入了教科书出版市场，为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进程注入了一剂生长 素。 但是，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商务印书馆绝不会坐视其命脉——教科书 市场的流失。商务印书馆“既将旧有各书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订。凡与满清有关系 者，悉数删除;并于封面上特加订正为中华民国字样，先行出版，以应今年各学校开 学之用。”[24]同时，也开始组织人员编辑新的教科书，这就是《共和国教科书》，这是 12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商务印书馆“第一套教科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第一套最完全的教 [25]《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由庄俞等人编撰，春秋各 8科书。” 册，这套教科书的出版 虽稍晚于《中华教科书》，但由于它集编撰者“十余年编辑上、教授上之经验”，同时， “博采世界最新主义”，又迎合民国教育的特点，“期以养成共和国之人格。”[26]并努力 在具体内容和编辑方法上更贴近儿童。因此， 共和国教科书》出版后，各校纷纷采用， 《 呈大销特销之势，商务印书馆重新恢复了中国书界至尊的荣光。 中华书局秘密编辑合乎共和政体的《中华教科书》虽然几乎占领民元教科书市场， 但它并不是按照新学制的要求而编写的。为了满足新教育的需要，1913 年 4 月，曾任 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任中华书局的编辑所所长，策划编辑了秋季始业的三学期书《新制 教科书》，并于同年 7 月出版，这套教科书由陆费逵等人编撰，共 12 册。由于这套教 科书“选字精当、文体皆以应用为主、国民知识完备，以及多采寓言童话、颇合儿童 心理”，受到许多学校师生的青睐。中华书局成为与商务印书馆平分秋色的竞争对手。 民国初年，初小国文教科书的出版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除以上提到的三套 教科书中初小国文教科书之外，这一时期的初小国文教科书主要还有: 民初部分初小国文教科书 表 4 “ 主编者 出版机构 出版年月 备注 “ (订正)简明国教科书名称 戴克敦 商务印书馆 1912-1 共 8 册，有图 32 开 文教科书 国文读本 许国英 商务印书馆 1913-8 共 4 册，32 开 中华民国新国文 张景良 文明书局 1913-8 共 12 册，32 开 新国文 俞复 文明书局 1913-8 共 6 册 丁宝书 新编中华国文教 刘传原 中华书局 1913-11 共 8 册，有图 32 开 科书 女子国文教科书 沈颐 中华书局 1914-12 共 8 册，有图 32 开 新式国文教科书 李步青 中华书局 1915-12 共 8 册，有图 32 开， 每册附白话文四课 《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资料来源于:1、华东师范大学 2007 年博士论文 范远波《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 附录;2、吴洪成《中国小学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 7 月，第 216~217 页 13 民初教科书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是利益的驱动，但是在实际的效果上却促进了编 写人员素质的提高、教科书质量的改进、教科书编写的探索与创新、服务质量的提升 和教科书价格的下降。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加快了中国教科书近代化 的进程。 14 第二章 两套教科书的内容及编排特点分析与对比 教科书是教师和学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材料，它不仅提供了一定的公共文 化科学知识，而且也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参考，尤其是在民初，教材资 料的缺乏，教科书在教学过程中更是举足轻重。而语文课程的学习，既是学生逐步掌 握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过程，又是他们陶冶情操、拓 展视野，开发思维能力、发展个性和提高人文素养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实现与否有 赖于教科书内容的好坏。本部分主要从识字写字、选文和插图三方面对两套教科书的 内容进行分析。 一、 两套教科书的内容分析与对比 (一) 识字写字方面的分析与对比 识字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它是读写的基础，只有认识一定数量的字，学 生才能进行读书和写作。张志公认为:“传统的语文教育有个相当完整的一套步骤和方 法。大体来说，从开始识字到完成基本的读写训练，整个的教育过程由三个阶段构成。 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步是进一步的阅 读和作文训练。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启蒙阶段，有的又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集中 识字。第二步把识字的教育和初步的知识教育以及封建思想的教育结合起来，巩固已 识的字，继续学习新字，开始熟习文言语言的特点，同时学习到一些必要的常识，为 第二阶段进行的读写训练打下基础。这样，全部的语文教育也可以说包含从集中识字 开始的四个步骤。”[27]不论是三个阶段还是四个步骤，初始阶段都是以识字写字为中心 的。民国时期的小学不再像以前的私塾，由先生从“三、百、千”中随便决定先教哪 个字，它必须要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这两套教科书都是从识字教学入手， 下表为两套教科书第一册所列生字: 两套教科书第一册所列生字及各课字数(单位:个) 表 5 《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课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一 人手 2 人 1 二 刀尺 2 手足 2 三 牛羊 2 刀尺 2 四 山水 2 山水田 3 15 课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五 巾布 2 狗牛羊 3 六 米豆 2 一身二 4 两套教科书第一册所列生字及各课字数(单位:个)(续) 表 5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课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一 人手 2 人 1 二 刀尺 2 手足 2 三 牛羊 2 刀尺 2 四 山水 2 山水田 3 课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五 巾布 2 狗牛羊 3 六 米豆 2 一身二 4 七 开田石 3 大小石 4 八 日月星 3 天地日月 4 九 花鸟鱼 3 父母男女 4 十 马狗兔 3 青天白日满地红 7 十一 床帐被 3 猫三只四 6 十二 衣帽鞋 3 布五匹六 6 十三 大小 4 几桌椅碗桶盆 6 十四 角毛 4 鸟虫鱼你我他 6 十五 草皮 4 早起落出 6 十六 骑登 4 哥弟上学去 7 十七 穿洗面 4 书本图多字少 7 十八 泥竹 4 池中游来 7 十九 红叶绿 4 盂墨盒笔架包 8 二十 天地上下 4 窗前阶下花绿叶 8 二十一 笔墨纸砚 4 七八九十 10 二十二 门窗内外 4 散回家青草放风筝 10 二十三 男女老幼 4 兄妹唱歌拍球 10 二十四 父母立坐 4 开扫拭磨执写 12 二十五 桥明凉风 6 昨今明棉衣夹单 12 二十六 架瓶盂 6 姊在房内持剪裁新 12 16 二十七 种看钓 6 竹帘外两燕子忽飞 12 二十八 我你他家 6 孝入校敬先生 12 二十九 昨夜今朝 6 初晚光远望东方 14 两套教科书第一册所列生字及各课字数(单位:个)(续) 表 5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课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一 人手 2 人 1 二 刀尺 2 手足 2 三 牛羊 2 刀尺 2 四 山水 2 山水田 3 课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五 巾布 2 狗牛羊 3 六 米豆 2 一身二 4 七 开田石 3 大小石 4 八 日月星 3 天地日月 4 九 花鸟鱼 3 父母男女 4 十 马狗兔 3 青天白日满地红 7 十一 床帐被 3 猫三只四 6 十二 衣帽鞋 3 布五匹六 6 十三 大小 4 几桌椅碗桶盆 6 十四 角毛 4 鸟虫鱼你我他 6 十五 草皮 4 早起落出 6 资料来源:陆费逵等编《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校秋季始业学生用第一 十六 骑登 4 哥弟上学去 7 册，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二年 7 月;庄俞、沈颐等编《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 十七 穿洗面 4 书本图多字少 7 等小学校秋季始业学生用第一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民国元年十二月 十八 泥竹 4 池中游来 7 由以上的统计表，我们可以得出: 十九 红叶绿 4 盂墨盒笔架包 8 1(生字量及重复率 二十《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共四十八课，生字为 天地上下 4 窗前阶下花绿叶 173 个，全部课文8 321 字， 平均每课 6.7 字，生字重复率为 1:1.9;《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四十课(实际 二十一 笔墨纸砚 4 七八九十 10 为四十二课，最后两课的文本丢失)，生字为 214 个，全部课文 361 字，平均每课 9 字， 二十二 门窗内外 4 散回家青草放风筝 10 生字重复率为 1:1.7。两套教科书第一册的生字重复率相差不多，但是《新制中华国 二十三 男女老幼 4 兄妹唱歌拍球 10 文教科书》比《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课文数多八课，但生字数和全部课文字数比《共 二十四 父母立坐 4 开扫拭磨执写 12 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分别少 41 个和 40 个。 2(课文进度 二十五 桥明凉风 6 昨今明棉衣夹单 12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在第十六课时初见简短的叙事短句，“哥哥弟弟上学去”， 二十六 架瓶盂 6 姊在房内持剪裁新 12 17 二十七 种看钓 6 竹帘外两燕子忽飞 12 二十八 我你他家 6 孝入校敬先生 12 二十九 昨夜今朝 6 初晚光远望东方 14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在第三十一课使才出现这样的短句，“姊抱弟，立窗前”，《共 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要比《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的进度快。从表中显示的课文字 数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从第十一课开始，《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课文字数基本 上是《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的两倍。 此外，据笔者统计，两套教科书所列生字量及生字量曲线图如下表(图)所示: 表 6 两套教科书所列生字量(单位:个)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课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一 人手 2 人 1 二 刀尺 2 手足 2 三 牛羊 2 刀尺 2 四 山水 2 山水田 3 课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本课生字 本课字数 五 巾布 2 狗牛羊 3 六 米豆 2 一身二 4 七 开田石 3 大小石 4 八 日月星 3 天地日月 4 备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后两课的生字数按照发展规律每课以 7 字计 算。 九 花鸟鱼 3 父母男女 4 生字量 十 马狗兔 3 青天白日满地红 7 800 十一 床帐被 3 猫三只四 6 十二 衣帽鞋 3 布五匹六 6 700 十三 大小 4 几桌椅碗桶盆 6 十四 角毛 4 鸟虫鱼你我他 6 600 十五 草皮 4 早起落出 6 十六 骑登 4 哥弟上学去 7 500 十七 穿洗面 4 书本图多字少 7 十八 泥竹 4 池中游来 7 学年 1 2 3 4 十九 红叶绿 4 盂墨盒笔架包 8 代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二十 天地上下 4 窗前阶下花绿叶 8 代表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二十一 笔墨纸砚 4 七八九十 10 图 1 两套教科书所列的生字量的曲线图 二十二 门窗内外 4 散回家青草放风筝 10 18 二十三 男女老幼 4 兄妹唱歌拍球 10 二十四 父母立坐 4 开扫拭磨执写 12 二十五 桥明凉风 6 昨今明棉衣夹单 12 2001 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规定:1~2 年级认识 常用汉字 1600~1800 个，到四年级为 2500 个。与之相比较，两套教科书一、二年级的 识字量均少于当今的数量要求，而小学阶段总识字量均高于当今的数量要求。 由生字量表和曲线图中我们很容易的可以看出，二者在识字写字的总量以及每学 年的量上有很大的不同。小学低年级正是识字写字，为以后阅读积累识字量的关键时 期。同时，此阶段的小学生机械记忆强于有意义记忆。再则，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遗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在学习之后就立即开始，而且是先快后慢，先多后少。由 此，笔者认为《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在初小识字写字方面要优于《共和国教科书新 国文》，更适合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 (二) 选文方面的分析与对比 课文是语文教科书的主体部分，决定了语文教科书质量的优劣。民初，我国的小 学语文教科书通常是以从人类文化宝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文章作为课文，即是“文选 型”教科书，供学生学习，学生从课文中，不仅仅学习语文知识，同时，还受到思想 品德的教育和情感的陶冶。因此，选文的好坏就成为影响语文教科书质量的一个关键 因素。 1(两套教科书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纵观这两套教科书，笔者发现在选文上两套教科书都以民国教育宗旨为指导，更 新内容，符合新时期的需求，反映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二者具有以下的共同特 点: (1)时代性与经典性的统一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由封建帝国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创建共和政体， 开四千年以来东亚未有之创局”，[28]全国上下一片“共和”声，作为一定时期政治经济 文化体现物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字里行间也洋溢着民主共和、新型职业观、破除社会 陋俗和尊重女性等全新的价值观念。 第一、民主共和观念 商务印书馆在召集同仁编辑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时，曾列出 14 条编辑要点，其 中有:“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法 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29]而这些内容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都有所体现。 如第七册第三课《共和国》:“共和国者，以人民为国家主体，一切政务，人民自行处 理之。故亦谓之民主国。虽然一国之人数至多，欲人人与闻政事、为事，势所不能。 19 于是有选举之法。选举者，由多数人选举少数人，使之代理政务也。共和国以总统组 织政府;以议员组织国会。总统、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职权任期，皆有限制，故无专 擅之弊。”尤其是第七册第四课《平等》:“自古专制国，恒设特别阶级，或以种族，或 以门第，或以宗教，而享特别之权利。甚者以他级人民为奴隶，生杀予夺，惟意所欲。 不平孰甚焉。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 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凌人。一旦罢职，即 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把专制国的特别阶级享受特别权利与共和国人人 平等作一比较，纪事是高居首位的大总统，也和平民一样受法律监督。第七册第五~六 课《自由》:“吾有身体，无故而被拘束;吾有财产，无故而被侵夺;吾有言论、著作， 无故而被干涉。推之居处、营业、交际、信仰，事事皆受限制，而不得行其意。则生 人之幸福，其所存几希。甚矣，不自由之难堪也。共和国之法律，凡属个人之自由， 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所谓自由者，法 律范围内置自由也。”指出自由的内涵应包括身体、财产、言论、著作、居处、营业、 交际以及信仰，并且自由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所限制的，是法律许可范围内的 自由。另外，中华民国的国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如第八册第二 十二课和二十三课的《租税》，等等。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也深受民主共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如第五册第二课的《大 总统》:“一国之中，人民至众，公举一人，总理国事，是曰大总统，其责任甚重，故 必择贤者任举之。”向学生传授民主选举制，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第十册第三十二 课的《平等之真义》:“某生在学校，好言平等。师谓之曰:„子亦知平等之真义乎,? 生曰:„等，阶级也。平等者，平其阶级之谓也。?师曰:„然。?但人之性格能力，各 不相同，即所胜之责任亦异。而所享之权利，亦随之而异。盖计功授禄义本如此，非 所偏也。顾或者误解平等之义，于法律待遇之外，无不求其平等，驯致不顾秩序图快 甚私，则大乱之道业。”对平等的真义给予了恰当的定位。第十一册第二十二课的《国 会》:“议员既有议决国事之权，实全国安危所系。故选举之际，必择道德智识咸备者 举之。”说明了医院的必备条件及选举，事实上向学生宣传了国民所应具有的选举与被 选举权。除此之外，此类的课文还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八册第二十一课的《选 举权》、第五十二课的《行政》、第五十三课的《法律》;《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五 册第三课的《中华》、第十册第三十一课的《自由之真义》、第十一册第二课的《政体》、 第二十课的《赋税》、第二十三课的《地方自治》等等。 20 从以上两套教科书的相关课文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 成果，将自由、平等、民主作为共和国民教育的宗旨，这些内容的多次出现，对于“开 [30] “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31]有着积极作用。 发共和及自由平等之真义” 第二、新型职业观念 中国传统职业观念认为，士为四民之首，商为末业，也就是士农工商，实际上劳 动及劳动人民非常受歧视，农民的地位低下，这两套教科书对于职业给予了新的定位 和认识，多方面向学生宣扬尊重劳动、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的观念。如《共和国教科 书新国文》第四册第三课的《职业》:“人生于世，当有职业。有为农者，有为工者， 有为商者，有为官吏者。昔邓禹有子十三人，使各习一艺，可为训也。”第四册第五十 课的《插秧》:“自朝至夕，大雨如注，天水骤满。既晴，数农夫戴笠裸足，入田插秧。 秧长二三寸，高出水面，分列成行，是为秧针。”第五十一课的《米》:“农夫种稻，手、 足勤劳。历春夏秋三时，始得粟。又用礱去壳，用臼去糠，始成白米。然后炊之釜中， 或为饭，或为粥。食者当知其不易也。”第六册第四十课的《农》:“农夫居乡，以耕为 业。若麦、若稻、若豆棉，若蔬菜，耕耘收获，各有定时。故恒终岁勤动，不得休息。 然人事尽矣，而螟、蝗、水、旱、风、雹，一旦猝至，则收获之物，常致不稔。且牲 畜、肥料，及一切农具，俱不能缺。农之劳费如此，彼安坐而食者，不可不念其功也。” 第四十二课的《商》:“日用之物，或出于农，或出于工，若无待于商者。虽然农、工 所出，常因地而异，凡日用所需，若布、帛之为衣，若黍、稷、稻、梁之为食，若金、 石、木材之为宫室，为器具，固非一地之农、工所能备也。惟有商以转输之，乃能取 四方之物，集于一地，用物者无待远求。皆商之所以可贵也。”此外，第八册第三十二 课的《纸币》、第三十四课的《钱业》、第三十五课的《通商》、第四册第三十一课的《采 桑》、第三十二课的《种麻》、第四十五课的《打麦》、第三册第十八课的《种豆》等等 都是此类的课文。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这类的课文也是比比皆是。如第四册第二十三课的 《稻》:“稻，夏种秋熟，其实曰榖，以礱去壳，则为糙米，入臼舂之，则称白米，其 茎可盖屋，又可为燃料。”第二十四课的《麦》:“面饼之属，皆系麦粉制之，麦与稻不 同，麦种于秋，稻种于夏，麦田无水，稻田有水，麦熟于初夏，稻熟于晚秋。”第四册 第三十四课的《畜鸡》、第三十五课的《织布》、第十一册第十五课的《工业》、第十六 课的《商业》、第十八课的《农业》等等。尤其是第六册第三十六课的《善待僮仆》: 席 “ 家佣一仆，席儿常侮之，父戒之曰:„人类平等，本无贵贱，彼以贫故，为佣于我家， 21 以其劳力，易我佣资，特交易之道耳，安可恃富凌之。?儿守父训，自是不以富骄人。” 更是给了职业以全新的诠释。 从这些课文中，学生不仅对稻、麦、豆、秧、工、商等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增 长学生的见识，而且也使他们在生活过程中当思一衣一饭均来之不易，培养他们对农 业生活的兴趣，也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性。 第三、破除社会陋俗 陋俗是指不适宜时代要求，落后于时代，有碍社会进步与发展，有碍于人的身心 健康的社会风俗。脱胎于封建社会的民国，一些封建性的陈规陋俗，如赌博、迷信等 仍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破除社会陋俗，成为这一时期 教育的使命，这两套教科书在这一方面都有所体现。 其一，反对赌博。赌博是用掷色子或斗牌等形式，拿财物作注以比输赢。它是一 种在人类历史中流传甚久，分布很广的行为，虽然历来的统治者依据各种理由和禁令 予以禁制，但是收效甚微。赌博不具备任何的投资价值，虽然赌徒的目标是为了赢钱， 但大多数的是以输钱为结局。输钱之后小者伤害自己和家庭，大者破坏社会的安定团 结。民初的这两套语文教科书都有对赌博的利害进行了描述。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 文》第八册第三十六课的《赌博之害》:“利，人所欲也。然必勤劳而得之，节俭而用 之。若赌博之事，欲以少数之母材，攫多数之赢利，不足恃也。赌博不能有胜而无负。 负者往往破家荡产，或流为乞丐、盗贼。即幸而获胜，偿来之物，视之不甚爱惜，任 意挥霍，悖入悖出，亦非可久之道。且以有用之光阴，虚糜于无益之事，则生业荒。 启侥幸之心，长贪欲之念，则心术坏。为祸之烈，非片言可尽也。”《新制中华国文教 科书》第十册第二十八课的《戒赌博》:“赌博必有胜负。胜者逐饮食，制衣履，盖以 为倘来之物，无足轻重。负者耗母财，竞借贷，又复鬻田宅，市妻子，然愈负愈博， 愈博愈负，曾不几时，穷无所归，大可哀矣。要之赌博无论胜负，其丧道德，败名誉， 一也，故不可不戒。”都指出了赌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长贪欲”“丧道德” “败名誉”，因此，必须戒掉。 其二，反对迷信。迷信是指人们不认识事物的本质，对于事物盲目的崇拜或信仰。 通常我们所说的迷信是指人们相信星占、风水、命相、神鬼等的思想和行为。迷信的 人往往因为醉心于某种事物或观点，而不去验证它，并对此深信不移。破除封建迷信， 也是这两套教科书反映的一个主要内容。《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八册第四课的《干 支》:“……古人制干支之名，以记年、月、日、时之号耳。乃今之言星命者，则谓人 22 之贪、富、夭、寿，皆主于命，视其生时之干支，可知终身之休咎。信此说也，则命 之富者，虽贫可不必力作;命之寿者，虽病可不必延医，宁有是理耶。且全国之人， 每日之同时生产者，奚可胜计。其干、支既无以异，而贫、富、夭、寿，果无不同与。 虽愚者亦知其诬矣。”指出天干与地支是古代用纪年的，并且用事实说明“人之贪富夭 寿主于命”的荒谬说法。第五册第十七课的《地球》:“环游地球者，向东而行，方向 不变，久之，必回原处，此地圆之证也。”打破了我国传统的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 圆地方”之说。《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三十六课的《相者》:“二儿出行，见 道旁有相者，问父曰:„相人有法乎,?父曰:„人之面貌，生于自然，何关祸福,相 者诳人求钱，不可信也。?”用父子对话的形式揭示出人的面貌，自然而生与祸福无关， 路边看相的是“诳人求钱”，教育孩子这些是不可相信的。 第四、倡导女子接受教育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意志束缚之下，封建时代的女童不仅没有上学的权 利，就是能够进入私塾读书识字的也是屈指可数。“学而优则仕”只是针对男子而言， 女性被排除在受教育者之外，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人权、平等与自由的观念渐 入人心，为女子争取教育权是辛亥革命前后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在这 两套教科书中均有所体现。如《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五册第六课的《章女》:“章 君有女，年七岁，甚慧，读书不忘，且能讲解。每日放学归，至父前，述书中之义， 无一误者，父甚爱之。”而且，女子通过学习也知道一些时来已久的弊病，并渐渐改变。 如第六册第十八课的《缠足之害》指出: 我国妇女，旧多缠足，筋骨折断，不便行走， “ 身体衰弱，不能操作，徒手坐食，何异废人。近时妇女，已知其弊，故年幼者，多不 缠足，已缠者，亦渐解放矣。”《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五十四课的《甄女》: “甄逸有幼女，喜读书，诸兄谓之曰:„女子当习女工，汝读书，将焉用耶,?女曰: „古之贤女，未有不学。世间学问甚多，吾不读书，何由知之。?”这类的内容虽数量 不多，但犹如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会在人的心间荡起涟漪，通过宣扬女子应该 接受教育，揭示缠足之害，对于促进女子独立，保持身心健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两套教科书在宣扬全新的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传统道德观念的力量， “注重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32]是这两套语文教科书的共同特点之一。这些课文 有以下几类: 第一，爱亲敬老。孝敬父母和长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古代就有“戏彩娱亲”、“亲尝汤药”、“卖 23 身葬父”、“卧冰求鲤”等 24 孝的故事。父母养育了我们，自然应该受到晚辈的孝顺尊 敬。同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成为做人的一个准则。如“《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第四册第一课的《老莱子》:“老莱子，性至孝，年七十，著五色衣，作小儿戏，以悦 其亲。”第八册第三十一课的《爱兄》:“丁生有弟，甚爱之。一日，弟疾，卧床不能起， 丁生睱时，辄坐床前。为弟读故事，唱歌曲，以解其闷。及疾愈，始已。”《共和国教 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二十五课的《孝亲》:“朱儿事亲孝，每得食物，必以奉敬。一 日，至姑家。姑给以果饵。儿不食，姑问故，对曰:„将携归奉母也。?”第四册第五课 的《敬老》:“雪初止，路中泥滑。有老人，扶杖独行，失足仆地，一童子趋而扶植。 既起，取巾代拭衣履，问其所居，送之归家。”第三册第二十八课的《教弟》、第四册 第七课的《路遇先生》、第十课的《爱弟》、第二十六课的《赵至》、第二十七课的《亲 恩》等等。 第二，诚实。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小时候，我们都学过“狼来 了”的故事，但是长大后，很多人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诚信，诚信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它 的魅力在于以诚待人，以心感人，它是一座桥梁，能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对于这种 品质，这两套语文教科书中都描述，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三十七课的 《诚实童子》:“卖柑者，担筐入市，数柑落于地，童子在后见之，急拾柑以还卖柑者。 卖柑者曰:„童子诚实，可喜也。?取二柑报之，童子不受。”《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第十册第七课的《良心》:“袁儿暮自校归，母诘之曰:„闻校中以四时散学，今汝以六 时归，何也,?儿曰:„今日与同学击球甚乐，故逾时归。?母信之，遂不复诘。少顷， 儿自思曰:„吾实以违犯校规，教师禁闭二小时，今乃为妄语以欺母，母虽受欺，吾岂 能自欺吾心乎。?踌躇不自安，似有人责之者，后以实告母，心乃释然。”此外，类似 的课文还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三十五课的《许儿》、第四册第二十二课 的《戒诳语》、第三十九课的《张元》，《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六册第十二课的《不 苟取》、第十三课的《赵轨》等等。 此外，这两套教科书还很注重我国固有文化的传承，有些我们在当今语文教科书 甚至还能见到。如:《文彦博》《司马光》《岁寒三友》《禹》《鸦》《孔融》《滴水穿石》 《守株待兔》 鸦与狐》等。选取了很多中国历史上优秀的人物故事教育儿童，如孔子、 孟子、孟母、文彦博、司马光、匡衡、诸葛亮、唐太宗、岳飞、刘宽和孔融等，这些 人物故事的呈现为儿童树立了一些良好的榜样，作为他们成长过程中学习和模仿的对 象。 24 (2)赋予“爱国主义”新的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教科书永远的主题。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告别了君主专 制时代，走向了共和，民初的这两套教科书向学生传输了大量的民国共和、新型职业 观、破除社会陋俗和尊重女性等全新的价值观念，同时，爱国主义也成为这一时期教 科书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一课的《我国》:“中华，我国之国名也，溯 自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 不爱我国哉。”第八册第十七课直接以爱国作为课文题目:“国以民立，民以国存，无 民则国何由成，无国则民何所庇，故国民必爱国。舟行大海中，卒遇风涛，则举舟之 人，不问种族，不问职业，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何者，舟为众人所托命，生死共之 也。国者，载民之舟也。国之利、害，即民之休、戚。若人人各顾其私，不以国事为 重，或且从而破坏之，其国鲜有能幸存者。西谚曰:„叛祖国，犹舟人自穴其舟也。? 可不戒哉。”把国家比作行于大海之中的舟，说明爱国的必要性。第五册第三十二课的 《地图》:“壁间悬挂地图一幅，学生问于师曰:„此为何图,?师曰:„此中华民国地 图也。汝等试观之。北京为国都，大总统驻于此。武昌为革命首义之地。其余何者为 山，何者为水，何者为城邑。皆宜谙习之也。?”用地图这个比较直观的教具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可谓既直接又印象深刻。第六册第三十四课的《民族》:“我国土地 广大，民族复杂，其尤著者，曰汉、曰满、曰蒙、曰回、曰藏。虽然，人类好动，迁 徙无常，战争也，经商也，宦游也，种种原因，或使一族分为数族，或使数族混为一 族。故现在只名称虽异，究其事实，殆无从辨析也。今者，合五大民族，建立民国， 休戚与共，更无畛域之可言矣。”通过介绍由于战争、经商、宦游等原因形成多民族， 尤其是五大民族，从而让学生领会五大民族“休戚与共”，更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深层表 现。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五册第三课的《中华》:“中华土广人众，物产丰富， 我为中华人，我爱中华国。”用简洁的语言，向儿童展现了“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 画境。第十一册第三十六课直接以爱国作为篇名，指出:“人民相聚而成国，国即以其 力保护人民，故人民当爱国。所谓爱国之民者，平时则修己力学。惠群济众，振兴实 业，力图公举，使社会蒙其休，国家亦隐受其赐，一旦国有战争，则独资助饷，投殳 前驱，踊跃赴事，如恐不及也。”向学生介绍了具体地如何爱国，并不是口里喊出来的 号子，而是有具体的实施办法。第七册第一课的《中华民国》:“中华，大国也，在亚 25 洲大陆东南，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物富庶，开化最早，惟近百年中，国势日弱， 民生日艰，今者政治改良，为国民者，诚能各勤其职，各尽其分，前途发达，未可量 也。”介绍了中华民国的地理位置、气候、国势等等。 此外还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四十四课的《敬国旗》、第五册第三 十三课、第三十四课的《我国革命》;《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八册第一、二课《中 华民国成立记》 第十一册第二十四课的《五族》等等。 从以上具体课文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民初的爱国不再等于“忠君”，而是一种 赋予新的意义的新型的爱国思想，即爱一个“主体属于国民”的共和国，并且还注意 五族平等，正如编辑这两套教科书的缘起中所言“表章汉满蒙回藏之特色，以示五族 平等”，[33] “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34] 但是，这两套教科书表现方式不同:《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对新政权的介绍，侧 重于用国旗、地图，这些儿童易于接受、形象直观的形式，进行国家教育。《新制中华 国文教科书》侧重于向学生解说国家，中华民国的形成，具体如何做才能算作是爱国， 以及爱国的道理。两者比较，笔者以为《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这种呈现方式更易 于传授爱国思想。 (3)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新的科学成果和技术层出不穷，而民初时期的学 生，尤其是小学生要想了解这些知识，语文教科书是重要的一个媒介。翻开这两套教 科书，我们随处可见介绍科学文化知识的课文。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五册第 三十七课的《霜》:“刘儿早起，启窗，见屋瓦皆作白色，诧曰:„昨夜雪乎,?母曰: „霜也，非雪也。?儿曰:„何谓霜,?母曰:„空中水汽，接近地面者，入夜遇冷，则 凝聚为露，遇大冷，则凝结为霜，今屋上积霜甚厚，故色白如雪耳。?”用母子对话的 形式描述了霜的成因。第六册第十五课的《汽机》:“英人瓦特，少时，见壶中水沸， 壶盖自开，怪而求其故，始知沸水化汽，其力甚大。遂因其理，创制汽机。其制有锅 炉，有汽筒，有机、轮。锅中沸水，通汽于筒，激动其机，则轮自旋转，汽力愈大， 轮转愈速，今日工厂，均用汽机。汽船、汽车，亦利用之。”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十册第十六课的《汽船之发明》:“蒸气机关发明于前 二百年，后有美人福鲁妥尔者，欲利用之。以造汽船，然屡造屡毁，迄未成功，直至 数十次，船始告成，乃入水之后，俄即沉没，及更造一船，轮动船行，旋又停滞，盍 其机关未灵，犹有障碍也，福氏复潜心研究，迭经改良，始能行动自如，福鲁妥尔喜 26 甚，人亦颂其成功。”第七册第四十课的《望远镜》:“昔荷兰有鬻眼睛者，设肆于市。 其幼子在肆，偶以凸凹晶片，并纳筒中，持而窥之，觉远寺之塔，如在目前，喜极而 呼，其父视之，因悟其理，造望远镜，久之其制益精，窥天航海，无不用之矣。”第十 一册的第一课《进化》:“生今之世，所享福利，远胜古人，然世界进化，未有止境， 人人间竭其智力，日求进步，则后人所享福利，必又胜于今人矣。” 此外，这类课文还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六册第二课的《冰》、第三课的《物 体》、第十六课的《汽船》、第十七课的《汽车》、第八册第七课的《邮政》、第八课的 《电报》、第九课的《电话》、第十六课的《水汽循环之理》;《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第七册第三十四课的《水质循环》、第三十九课的《显微镜》、第十册第六课的《电报》、 第四、五课的《邮务》、第十五课的《汽机》、第十七课的《汽车之发明》、第二十一课 的《飞艇飞机》，等等。 这些课文简要的介绍了制造者的国籍、制造缘由、原理过程，这对于引导学生遇 到奇怪的事情，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他们爱科学学技术，积极进取的精神大有裨益， 也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4)选文的生活化 随着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民初，学生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人 们认识到教学内容的安排必须与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发挥结合起来，教学内容要在学生 现有的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只有教学内容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才想继续 学习它，才能理解和接受。“国文教材，若不合儿童的兴味，那就是死的，即使教者确 定他在社会上是有用的，对国民教育有益，儿童也鲜能注意他。”[35]这两套教科书都是 从儿童生活实际出发，选取儿童身边及生活必须之事，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把学习 的内容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新制中华 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以识字为主，第四十五课:“母取尺，量儿身，裁布，缝衣”第二 册第十九课的:“儿病愈，母心喜，天气晴，挈儿出游。”《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 册第十六课的:“哥哥弟弟上学去”第三十九课的:“小室中，灯火明，母教女，取绒 绳，学手工”第二册第七课的:“卧室内，有火炉，炉中烧炭，火渐盛，炭渐红，一室 温暖。”等等，这些课文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简单句子描写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 见的生活场景，使儿童在实际生活中能学习生字，并可获得一些生活道理和常识。 在后几册的范文中也有大量的类似的课文。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五册第 二十九课的《丛树》:“大风之后，兄弟行郊外，见道旁老树，高数十尺，为风所拔， 27 横于地上，又数武，过丛林，则损伤殊少，小树数株，亦无恙，弟问兄曰:„风能拔大 树，不能拔小树，何也。?兄曰:„大树孤立，故易拔，小树丛生，故难摧。?”讲述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第六册第二课的《冰》:“梅花盛开，包儿折数枝，插 瓷瓶中，灌以水借诸案头，晨起就案，见瓶有裂痕，疑为人毁，奔告其父。父曰:„凡 物热则涨，冷则缩。惟水至结冰时，不缩而反涨。昨夜严寒，瓶口之水，先结坚冰， 其下亦渐次凝结，愈涨愈大，瓶不能容，故破裂也。?”借日常生活常见的现象来解说 冰的特性，等等。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四十课的《买絮》:“ „ 母入市买絮，儿问母曰: 买 絮何为,?母曰:„寒天渐近，冬衣未全，吾今买絮，将为汝制棉衣也。?”第七册第九 课的《虹》:“大雨初过，虹现云际，颜色美丽，儿见之，指以示母，母曰:„雨止天霁， 云未散尽，其中水气为日光所照，则反映为虹，故朝时日在东，则虹现于西;夕时日 在西，则虹现于东。?”通过母子对话的形式介绍了我们日常常见的虹的出现原因及其 特点。 在这两套教科书中类似以姊弟对话、兄弟对话、父子对话母子对话的形式，通过 日常生活中所见景物介绍一些儿童应该懂得的普识，这种方式将抽象知识寓于儿 童日常生活所见的事物之中，既能够引起儿童探究的兴趣，又利于儿童理解，从而转 化为儿童自己的知识。 (5)选文题材广泛 学生通过对课文内容的学习，既能更进一步地认识周围的事物，又能够了解大千 世界。这两套教科书选材广泛，可谓无所不包，不论道德修养、体育卫生，还是理科、 实业和史地，只要不与社会相违，无不包括在内。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关于“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以“扩充国民德量”的，[36]如《共 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七课的《路遇先生》、第十课的《爱弟》、第十一课的《陪 客》、第二十二课的《戒诳语》、第三册第二十六课的《勿贪多》、第三十三课的《孝亲》，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一课的《老莱子》、第三课的《客来》、第五册第五 课的《孔融》、第三十课的《洒扫》、第十一册的第三十课的《孝道》、第十册的第七课 的《良心》、第八课的《自重》、第十二课的《共织》，等等。 第二，关于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科学以及地理历史等，以“养成国民之常识”的。 [37] 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十二课的《湖》、第五册第十七课的《地球》、 第三十五课的《广州》、第八册第五十三课的《法律》、第六册第十五课的《汽机》、第 28 三十六课的《长江》、第三十七课的《黄河》、第四十八课的《微生物预防法》、第七册 第三十八课的《我国疆域》、第十六课的《传染病》、第八册第一二三课的《国史大概》，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七册第六课的《防疫》、第三十四课的《水质循环》、第三 十九课的《显微镜》、第八册第一课的《中华民国成立记》、第九册第十课的《种痘》、 第三十一课的《长城》、第十册第二十一课的《飞艇飞机》、第四十五课的《宪法》、第 十一册第二课的《政体》，等等。 第三，关于体育以及军事上的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的。[38]如《共和国教 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四十二课的《习体操》、第七册第二十三课的《运动与休息》、 第八册第三十九课的《兵器》，《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四十一课的《破敌》、 第六册第三课的《兵操》、第十七课的《运动会》、第七册第四十七课的《守城》、第八 册第三十六课的《征兵》、第十二册第十八课的《鸦片之役》，等等。 第四，关于农工商以及“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的。 [39] 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十八课的《种豆》、第四册第三十一课的《采桑》、 第六册第四十课的《农》、第四十一课的《工》、第四十二课的《商》、第八册第三十五 课的《通商》，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二十三课的《稻》、第二十四课的《麦》、 第三十五课的《织布》、第十一册第十五课的《工业》、第十七课的《公司》，等等。 第五，关于“世界有名之事实”，以“扩学生之世界观念”的。[40]如《共和国教科 书新国文》第八册第五十六课的《待外国人之道》、第五十五课的《世界强国》、第五 册第二十二课的《华盛顿》，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十册第四十一、四十二课的《少 年鼓手》、第四十六课的《讷尔逊》、第十一册第十四课的《哥伦布》，等等。 除以上介绍的之外，还介绍大量的动物，如鸡、蜘蛛、鸦、狼、羊、驴、犬、熊、 牛、鱼、燕、蚁、蚊等，有的介绍动物的习性，有的借动物进行教育。 此外，还有一些如书信、簿记、演讲稿、收条、收据、账簿等之类的知识以教导 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使用。 2(不同点 比较这两套教科书，在选文的数量上有着较大的不同。 1912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公布《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学日期规程》，其中规定，自 1913 年 8 月开始，改学年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改每学年两学期为三学期:八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第一学期，元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为第二学期，四月一日至七 月三十一日为第三学期。[41]在民初学制指导下编辑的这两套教科书，其中商务版的《共 29 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共 8 册，第一、三、五、七这四册，每册四十二课，供每学年第 一学期使用;第二、四、六、八这四册，每册五十八课，供每学年第二、三学期使用， 每学年一百课。中华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共十二册，第一、四、七、十这四 册，每册四十八课，供每学年第一学期使用;第二、五、八、十一这四册，每册三十 六课，供每学年第二学期使用;第三、六、九、十二这四册，每册三十六课，供每学 年第三学期使用，每学年一百二十课。可见，这两套教科书在选文数量上存在较大的 差异，并就此问题，两大书局曾发生过互相攻讦。这次“战火”是由商务印书馆挑起 的，改两学期为三学期之后，“中华书局编撰了一套适应三学期的„三学期书?，商务 印书馆未编„三学期书?，在中华书问世以后，发了一篇名为《论三学期书告白》的广 告。大意说三学期书仅仅多封面封底和目录页，除售价高外，别无优点。1913 年 8 月 10 日到 14 日，中华书局在各大报刊登了题目为《遵新章办学诸君鉴》一广告，点名予 以反击，指出商务印书馆未遵部令重编，仅仅将原适用于两学期的两册分割成一厚一 薄;厚者用两学期，薄者用一学期。而两学期时每学年三十六周，改三学期后，每学 年四十周。中华书局三学期书的„课?与„周?合，商务分割重订的全年就缺 20 课， 成为中华书局攻击的目标。”[42]商务印书馆对此也有自己的安排:“每二周授五课，教 授国文除读法外，尚有复讲习问书法联缀法语法等事，故二周五课已能足用，每一学 期及学年之末可余数日以资温习。”[43] 在此，我们暂且不讨论两套教科书孰优孰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巨大的数量 差异的背后，是两大书局编辑人员对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认识上的不同。 (三) 插图方面的分析与对比 美国学者 W?H?Levie 和 R?Lentz 认为“带有插图的教科书的教学效果要好于 纯文字性教科书”。[44]教科书插图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 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多种感觉器官参与到学习活动之中，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些难以 用语言描述的内容，提高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与掌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插图对学生 都有帮助，这就要求插图与课文所要表达的思想有一定联系，有图的课文比无图的课 文的优越性是随着图文相关度的提高而提高。这两套教科书都很重视插图的使用。 1(插图的内容和呈现方式 两套教科书的插图大多数是人物肖像、地图、动物图、场景图画、植物图和实物 图，也有个别的根据课文内容绘制的表格，如《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七册第四课 的《七曜日》:“七曜日者:一曰日曜，二曰月曜，三曰火曜，四曰水曜，五曰木曜， 30 六曰金曜，七曰土曜，土曜日之次日，则又为日曜日矣。自月曜至土曜，六日勤劳， 可获一日休息，盍日曜日者，即旧时之星期日也。” 土 与 星 星 星 星 星 星 星 星 期 期 期期 期 六 五 四 三 二 插图的颜色有彩色和黑白两种，但以黑白为主。彩色只是极少的几幅，如《新制 中华国文教科书》只有一幅国旗彩图，相比较而言，《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就相对多 些，有七幅，如第一册“红黄蓝白黑”旁的五色旗的彩图，第三册第三十九课的《果 园》各色的果子，第五册第七课的《鸟》各种颜色栩栩如生的鸟等等，这些插图基本 上都与文字或课文题目在同一页上，并且与课文内容相关，或与课文的中心任务相关， 或与课文描绘的动植物相关，或与课文讲述的场景的有关，或与课文说明的实物有关。 这些形形色色的插图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发展学 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有一定的作用。 2(插图的数量 民初，插图在教科书中的作用，它对语文教学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引起教科书编纂 者的注意，翻开这两套教科书，到处可以看到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插图，笔者对这两套 教科书中的适用于第三学年第一学期的教科书进行数量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两套教科书中第三学年第一学期插图数量(单位:幅) 表 7 地图 人物 动物 植物 实物 场景 表格 平面 插图数 肖像 图 (比重) 新制中华国文 4 6 4 1 2 3 1 0 21/48 教科书 (43.8) 共和国教科书 3 9 2 1 3 5 0 1 24/42 新国文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两版的插图类别大致相当，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57.1) “ 的插图要多于《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的，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还有一幅彩色图。 天文 生活 体育 道德 历史 实业 “学生评价教科书，首先关注的是教科书直观形式，比如插图的运用，色彩的丰富，地理 常识 卫生 31 他们喜欢活泼、漂亮的插图，喜欢丰富的色彩，对„死板?、没有活力、死气沉沉的教 科书没有兴趣。”[45]这些多样的插图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且图文相关的原因对于课文 内容的理解和重点难点的把握无疑也有极大的帮助。 二、 两套教科书的编排特点分析与对比 (一) 识字部分的编排特点 识字是读写的基础，只有认识一定数量的字，学生才可能进行读书和写作。同时， 一个人不可能识得所有的汉字，即使是识得的字也有的常用，有的不常用。这就涉及 到了常用字的确定与编排。这两套教科书都是在第一学年进行一些词汇的教学，以利 于集中识字，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识得较多的常用字。而这些的常用的字又必须按照 的一定的原则进行编排，仔细研读这两套教科书，笔者发现它的编排具有以下共同特 点: 1(以字的笔画繁简为主来确定学习的先后次序。笔画少的编在前，笔画多的编在 后，像“人、手、刀、尺”等笔画少的两套教科书都编在了前几课。 2(以儿童常见与不常见为序编排。儿童常见的编在前，像“山、水、田、牛、羊、 狗”等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都编在了前面;儿童不常见的编在后。 3(以语句深浅为主进行语句的编排。前一阶段以语句的多少为序，字数少的编在 前，字数多的编在后。这两套教科书都是从单个字逐步过渡到句，由几个字的组成的 句子逐步过渡到篇章。如《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一课为“人、手”，第三十一课为 “姊抱弟，立窗前”，到最后一课:“携书包，出学校，回家中，见父母。”才有 12 个 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也是如此。 4(字体的大小也有一定的次序，“以儿童适目为断”，[46]第一册最大，以后随着学 生年龄的增加，各册的字体逐渐的变小。 这两套教科书在字的编排上虽然具有以上的共同点，但二者之间也有差异:《新制 中华国文教科书》在以笔画繁简为主的同时兼顾字的音义，在“选字力求深浅合宜， 其一义有数字者，先见最普通之字;一字有数音者，先见本音;一字一音而有数义者， 先见常用之义。”[47]而《共和国教科书心国文》只是在字形上着想，而没有顾及到字的 音义两个方面。如第一册第二课的“足”，言文不一致，不利于学生理解。 (二) 选文部分的编排特点 这两套教科书为文选型教科书，是纯粹的范文汇编，在选文部分的编排上，二者 具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32 1(大部分的课文前后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对比较独立。但是，也有部分课文由于 具有某种相关性而编排在一起。 (1)主题内容相关。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六册的第十五课《汽机》、第 十六课《汽船》和第十七课《汽车》三篇课文都与汽机有关;《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第四册的第二十五课《甘蔗》和第二十六课《糖》两篇课文都与甘蔗有关。等等。 (2)文章的篇幅较长，为了便于教学和学生的理解掌握，编者将其拆开，分成几 课。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五册的第三十三课《我国革命(一)》和第三十四课 《我国革命(二)》，第七册的第四十课《清季外交之失败(一)》、第四十一课《清季 外交之失败(二)》和第四十二课《清季外交之失败(三)》;《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第八册第一课《中华民国成立记(一)》和第二课《中华民国成立记(二)》，第十二册 道德第十课《中国史略(一)》第十一课《中国史略(二)》和第十二课《中国史略(三)》 等等。 这些经验为我国语文教科书以后按单元组织课文提供了借鉴。 “ 2(凡是与时令相关的课文，依阳历进行编排。 关于时令之材料，依阳历编次”[48] 这一点在两套教科书书中都得到了体现。 按照《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学日期规程》中规定自 1913 年 8 月起，改原来的春季始 业为秋季始业，改两学期为三学期，八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为第一学期，元 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为第二学期，四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为第三学期。[49]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第三册(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用)第三课的《采菱》、第四课 的《乘凉》，第六册(第三学年第二三学期用)第二课《冰》等等;《新制中华国文教 科书》的第四册(第二学年第一学期用)第四课的《桂花》、四十八课的《大雪》、第 五册(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用)第一课的《元旦》、第六册(第二学年第三学期)第三十 三课的《蜻蜓》等等，这些课文按时令分配，使得学生能够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与现 实的景物相联系，“凡所述天然景物，悉照时令分配，按时教授，便于实验。”[50]既利 于儿童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同时又能够使儿童更好的应用于生活。 此外，这两套教科书的最后一课都是《毕业》，正值学生毕业之际讲述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编排真可谓用心良苦。 3(选文所选取的材料，随着年级的增高也有所不同。笔者分别对第二学年第一学 期和第四学年第一学期所用教科书关于选取材料的来源从道德、历史、天文地理、实 业、生活常识、体育卫生、动植物、世界知识、国民知识等方面进行了分类，列表如 33 下: 第二学年和第四学年第一学期两套教科书选取材料的变化 表 8 “ 天文 生活 体育 道德 历史 实业 地理 常识 卫生 第二学 4 4 6 20 0 0 中华书 年 (8.3%) (8.3%) (12.5%) (41.7%) 局 第四学 9 2 3 9 4 0 年 (18.8%) (4.2%) (6.3%) (18.8%) (8.3%) 第二学 5 4 1 14 2 0 商务印 年 (11.9%) (9.5%) (2.4%) (33.3%) (4.8%) 书馆 第四学 2 8 5 6 4 6(14.3) 年 (4.8%) (19%) (11.9%) (14.3%) (9.5%) 世界 国民 动物 植物 其他 备注 知识 知识 第二学 10 1 2 1 0(0) 中华书 年 (20.8%) (2.1%) (4.2%) (2.1%) 局 第四学 中华版的共 6 1 6 8 0 年 (12.5%) (2.1%) (12.5%) (16.7%) 48 课，商务版 第二学 8 4 4 0 0 的共 42 课 商务印 年 (19%) (9.5%) (9.5%) 书馆 第四学 3 1 1 0 6(14.3%) 年 (7.1%) (2.4%) (2.4%) “ 从此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低年级两套教科书都注重生活常识的培养，尤其的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中华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关于生活常识方面的知识占了全册的 41.7%，商务 版的也占了 33.3%。其次就是关于动物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些动物如鸡、鱼、蜘蛛、 苍蝇等都是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便于儿童理解和掌握。随着学习程度的加 深，学习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生活常识、动物类的知识逐渐的减少，并且生活常 识方面介绍也由近及远，由浅及深。动物类方面的知识也由具体的动物个体向种类知 识过渡;天文地理、实业和国民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在逐渐的增多，并且实业方面的知 识在低年级侧重农业，高年级侧重工商业。 34 另外，从表中我们也发现关于道德方面的内容，中华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随着学习程度的增加，这方面的内容也在逐渐增加;而商务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 文》则随着学习程度的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呈下降的趋势。 此外，从表中我们发现中华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没有关于体育卫生方面 的内容和商务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没有关于世界知识方面的内容。这并不是 说整套教科书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六册第三十课的《卫 生》、第七册三十课的《戒吐痰》和第八册第三十五课的《体操》等等这些都是关于体 育卫生方面的知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五册第二十二课的《华盛顿》、第八册 五十五课的《世界强国》等等都是关于世界知识方面的内容。只是相对于另外一套而 言，这方面的课文不多。 这两套教科书除了以上在选文的材料上有所差异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同: 1(中华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的文学味比较浓厚，而商务版的《共和国教 科书新国文》的更注重于事物本身。比如同是学习生字“昨、今、明”的《共和国教 科书新国文》第一册第二十五课:“昨日，今日，明日。”《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一 册第二十九课: 昨夜，今日，明朝。”再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十课《桂》: “ “庭中种桂，其叶常绿。秋时开花，或深黄，或淡黄。每遇微风，浓香扑鼻，人咸爱 之。花落，取以和糖，贮于瓶中，虽历久而香犹烈。”《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四册 第四课《桂花》:“庭前种桂树两株，一深黄，一淡黄，秋日开花，香气正浓，我居室 内，静坐观书，窗外花香，时时入鼻。”这两课同是介绍桂花的，商务版的仅仅介绍了 桂花的特性，中华版的却营造了一个充裕着花香的读书世界。 2(从外在形式上看，商务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选文有句读，以利于断 句，而中华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或者是空一格或者是只有一个大圈，这样的 形式对于小学生来讲，不利于他们的阅读。此外，《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学日期规程》颁 布以后，四学年共十二个学期，商务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共八册书，中华版 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共十二册书，每学期一册，在形式上更利于教学。 (三) 插图部分的编排特点 认识文字，第一是要让学生有兴趣认识各种新字，第二是要让学生有兴趣反复练 习这些文字。这就需要借助于插图，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的特点，将文字与插图、句 篇有机的组织起来。这两套语文教科书在插图的编排方面具有以下的特点: 1(插图的数量由多到少。笔者对每学年的第一学期所用语文教科书进行了统计， 35 列表如下: 每学年第一学期插图数量及所占百分比 表 9 “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 44 32 21 17 (共 48 课) 91.7% 66.7% 43.8% 35.4%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 36 26 24 18 (共 42 课) 90% 61.9% 57.1% 42.9% 备注: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学年的由于缺少最后两课，按 四十课计算的比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年级的增加，插图数量逐渐减少。第一册基本上每 一课都有插图，并且图与课文基本上都在同一页上，以方便于学生的学习。第一学年 和第二学年两套语文教科书的插图比例基本相当，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商务版的《共 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插图明显多余中华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的。 2(两套教科书都有彩图。这两套教科书根据需要还附有彩图，开了教科书中插入 彩图的先河。如商务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的“红黄蓝白黑” 旁边就附 有五色旗的彩图，第五册第七课的《鸟》附的彩色的插图把各类的鸟栩栩如生的呈现 出来。这样的彩图《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共有七幅，而《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只 有一幅国旗彩图。用图画帮助引入文字的认识，图画是文字的具体体现，文字是图画 的意义解释，这些插图对于导入新课，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帮 组学生理解课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编者无论是在选择、还是在编排这些材料时，都 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是经过精心的选择、周密的，针对不同的学习阶段，有 着不同的鲜明的编辑意图。 36 第三章 从两套教科书文本中得到的经验与其所产生的影响 以上分析了民初两大教科书出版机构出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和《共和国 教科书新国文》中初小学生用的语文教科书的内容与编排结构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套教科书在以上两个方面既有共同的特点，也各自具有特色， 这些共同特点和不同特色的呈现，既是时代的要求在教科书上打下的烙印，又是教科 书编制者不同思想的体现。民初的语文教科书是我国现代语文教科书发展的起始阶段， 通过对这两套教科书研究，笔者希望能够为今天的语文教科书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以利于他们在探寻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经验时少走弯路。 一、 从两套教科书文本中得到的经验 (一) 紧扣教育宗旨 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一定的文化教育，教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制 约，语文教科书的建设与发展不可能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 级共和国宣告成立，蔡元培力求新教育与旧教育的长处，全面改造旧教育。1912 年 7 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以蔡元培“五育并举”为基础的新的教育宗旨:注重 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宗旨是国 家意志的体现，在不同阶级执政时期，需要有能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教育宗旨作为国 家办教育的指导方针，从而引导教育发展的方向。民初的教育宗旨以自由、平等、民 主等思想为指导，以道德教育作为核心，力图在帮助国家振兴的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德 智体美和谐发展。 1(注重弘扬传统的道德和文化 “提倡国粹”，“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51]这是两套教 科书道德编辑缘起的要点之一。在他们看来，虽然已经是共和政体，但是以忠孝为核 心的纲常伦理道德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仍然是国粹，其中宣扬爱亲、孝亲和敬老 的课文比较多。如前文提过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第三册第二十五课的《孝亲》、 第四册第五课的《敬老》、第四册第七课的《路遇先生》，《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第 四册第一课的《老莱子》、第十九课《孝子》和第八册第三十一课的《爱兄》等等。 另外，这两套教科书还很注重我国固有文化的传承。如前文提到的《共和国教科 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二十课的《司马光》、第四十二课的《岁寒三友》，《新制中华国文 教科书》中第四册第十五课的《鸦》、第七册第二十二课的《滴水穿石》、第二十六课 37 的《守株待兔》等等。 2(注重实利教育和军国民教育 实利教育，也就是智育，包括各种普通文化科学知识，有历史、地理、算学、化 学、手工、博物等等。如前文提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五十课的《插 秧》、第六册第六课的《秦始皇》、第七课的《万里长城》、第四十课的《农》、第四十 一课的《工》、第四十二课的《商》、第四十三课的《上海》、第七册第二十四课的《泰 山》、第八册第三十二课的《纸币》;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第四册第二十三课的《稻》、 第七册第十五课的《钱塘江》、第十六课的《香港》、第八册第十五课的《回声》、第二 十七课的《上海》、第九册第三十二课的《沙漠》、第十一册第十五课的《工业》、第十 六课的《商业》等等。 民国元年九月公布教育宗旨后，又于十二月通令各校注重军国民教育，因而，军 国民教育在这两套教科书中显得比较突出。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二十 一课《兵队之战》、第四册第四十一课的《兵》、第四十二课的《习体操》、第五册第二 十四课的《笼球》、第三十八课的《跳绳》和第八册第三十八课的《军人》，《新制中华 国文教科书》中第四册第四十一课的《宇文深》、第四十二课的《破敌》、第五册第十 四课的《兵器》、第六册第三课的《兵操》、第七册第四十七课的《守城》等等。甚至 在介绍动物时也不忘宣扬尚武的精神。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二十二课 的《蚁斗》:“蚁居穴中，性好斗。一日，黄蚁黑蚁，成群而出。列阵于阶前，各据一 方，蚁王率之。群蚁皆奋斗，至死不退。” 3(注重美育 蔡元培给美育下的定义是:“美育者，应用美学为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 的者也。”美育是培养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内容。[52]这两套教科书在美育方面不仅设有 音乐、运动、文学等方面的美育课文，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七册第十四课《音 乐》等，而且在语言上也注意给人以美感。如《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二十 五课:“小桥，明月，凉风。”本课生字是“桥、明、凉、风”，将四个生字融入这样一 种优美的意境，既对学生进行了美的熏陶，又利于生字的学习。类似的课文还有很多， 如《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的第四册第四课的《桂花》:“庭前种桂树两株，一深黄， 一淡黄，秋日开花，香气正浓，我居室内，静坐观书，窗外花香，时时入鼻。”《共和 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二册第六课:“红日初出，白雪渐融。”等等。 (二) 科学性 38 编写语文教科书，就要面临怎样将教科书的内容出色的呈现出来。这两套教科书 在教科书内容和编排上着力追求科学化，并在这一层面上做出了富有创建性的探索。 1(科学的内容 民初，随着读经课的废止，学生所读的课文内容都是他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 常见的人与事，并且写的也是实际生活中所需要的问题，比如请假条、信件等等。不 仅如此，这两套教科书中还有大量的介绍科学知识的课文。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共和 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第五册第三十七的《霜》、第六册第二课的《冰》、第十五课的 《汽机》、第十六课的《汽船》、第十七课的《汽车》、第四十课的《农》、第四十一课 的《工》、第四十二课的《商》、第八册第八课的《电报》、第十六课的《水汽循环之理》， 《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第四册第二十三课的《稻》、第二十四课的《麦》、第七册 第三十九课的《显微镜》、第四十课《望远镜》、第十册第六课的《电报》、第二十一课 的《飞艇飞机》、第十一册第一课的《进化》，等等。 2(科学的编排 这两套教科书不仅具有科学的内容，而且在编排上注重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规 律。在识字部分，按照字的笔画繁简、语句深浅、常见与否进行组织。在选文部分， 由于刚刚入学的小学生活泼好动，他们不能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更不愿死板地识字、 抄写。为此，选文贴近儿童生活，富有儿童情趣，有较强的感染力。如《新制中华国 文教科书》第一册第四十四课的“好哥哥，好弟弟，唱歌，拍球。”学生读来，感到格 外亲切。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加，选文的程度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生活及社会、 由抽象及具体。在插图部分，图画数量由多到少，教科书内容循序渐进以期符合学生 的身心发展和认知规律。字体也随着年纪的增加而逐渐变小。并且还力求符合民初的 《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的相关规定，“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 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53] 3(内容比例有科学的依据 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对于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 德、美育和世界观五主义“分配于各教科，则视各教科性质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 分数，宜随之而异。”其中，“国文国语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 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 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54]这样，教科书出版机构在语文教 科书的选文性质上有了一个科学的依据。 39 (三) 时代性 顾黄初认为:“教科书的范文必须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时代性的范文及时反映现 实生活，正确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足以使学生在思想上多有受益;具有时代 性的范文往往运用最新鲜的、活在人们口头上的语言，可以使学生受到生动活泼的、 切实有用的语言教育。”[55]由于语文教科书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不同时期的语文教科书 必然要反映那个时期社会的经济文化，而且，社会政治的变革也要求语文教科书引进 与时代相符的新的内容。文选型语文教科书内容的主要呈现方式是课文，因而，语文 教科书的时代性也就是课文体现的时代性。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提倡共和， 这两套教科书为了与民初新的教育宗旨相吻合，引起了新的教育内容。如前文所论述 的宣传民主共和观念、倡导新型职业观念、破除赌博迷信和女子缠足社会陋俗、倡导 女子受教育等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紧扣时代脉搏，反映了时代主流，体现了“共 和精神”。 民国初年，学生的主体地位为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所认识，民初的教育方针也强调 了学生个体的利益，要求学生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通过教育成为具有“共和国民健全 之人格”对社会有用的人。蔡元培曾在 1912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幕词中 说:“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 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56]在这两套教科书中有大量的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对话的形 式介绍生活常识和科学知识，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四册第十八课《镜》、第五 册第十四课的《守义》、第二十九课的《丛树》、第六册第二课的《冰》、第八册第二十 五课的《分业之利益》，《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第六册第十二课的《不苟取》、第七册 第二十二课的《滴水穿石》、第三十七课的《鱼》、第三十八课的《自由》、第十册第七 课的《良心》等等。并且书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与儿童年龄相差不多的历史人物或杜撰 的人物向儿童进行智德的教育，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宇文深、华盛顿的诚实、 匡衡的好学、丁生爱弟、钮儿陪客，《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的余儿戒骄傲、蔡生的自 立、蓝儿的讲卫生、司马光的智慧等等。这样的内容更易于儿童接受，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的新的观念。 二、 两套教科书所产生的影响 (一) 两套教科书对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教育思潮产生和教育观念转变的影响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了一系列的 教育政策、教育主张和措施，以改革封建教育。在教育制度、教育宗旨、教学方法和 40 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改革要求。 但是，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号，反对封建迷信，抨击旧礼教、旧道德的新文化运 动展开，它坚决反对封建思想、封建八股的旧教育，强烈要求民主、科学的新教育， 促使中国现代教育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在继洋务教育在技艺层面、维新教育在制度层 面接受西方教育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在思想观念层面开始自觉接受西方教育、 跟上西方教育。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在社会上尤其是教育领域引起巨 大的反响，民主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回响促进了教育平民化观念的形成，促进了这一时 期的教育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读经，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 职业教育思潮是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发展演变而来。民国 初年，蔡元培将实利主义列入资本阶级的教育方针。而同时，陆费逵指出中国教育在 三方面急需改进，即国民教育、职业教育和人才教育，又以职业教育和人才教育为急。 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以拥有一技之长可谋生为主，使中等资质的学生尽其所长，以期国 家富强人民富裕。 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之所以能够为中国教育界所了解，是以蔡元培为媒 介，是在民国初年由蔡元培介绍而进入中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之所以能够如此迅 速地兴起，固然是由于杜威的思想正适应了中国国内希望社会改良的要求和教育改革、 教育救国的主张，而学校的传播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舆论作用。 教育是宣传思想的工具，学校是传播思想的阵地。学校可以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的言行以及编写教科书、出版刊物等形式，向受教育者传输一定的政治、道德、文 化思想，形成一定的阶级意识和品质。同时，还可以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 素质，为各种社会思潮创造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教育内容的核心成分是教学内容， 而教学内容又集中体现在教科书即教材中，所以，编写教科书的过程就是一个选择文 化、整理文化的过程，在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编写者既要把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编进教科书，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把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属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内容编 进教科书。 而这两套教科书是在民初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 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的指导下完成编撰的，而民初的各项教育改革更与时任教 育总长的蔡元培息息相关。并且这两套教科书中大量宣传新型的职业观、民主和科学 知识以及女子应该受教育的内容，对新文化运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职业教育思潮 41 的兴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 两套教科书对中国语文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1(两套教科书满足了近代语文教科书的需求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际，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适应了新政体的 需要，满足了当时教育对于新体教科书的需求，达到了架上无隔夜书，门前坐而索书， 供不应求的地步。随后，随着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出版发行更加 满足了当时学校的需求。由于这这两套教科书是在新的教育宗旨的指导下编撰完成， 所以一经出版就被各个学校所采用，它们不仅是满足了当时学校对语文教科书的需求， 同时它们所具有的创新性、思想性和科学性对于小学教育的普及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2(两套教科书促进了近代小学生文化素质和思想意识的提高 语文教科书的工具性决定了它的最基本的功能是传播知识，这两套教科书涉猎范 围非常广泛，不仅有文学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有大量关于物理、化学、地理、生卫、 商业、体育等知识的课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应用文性质的文章。这些取材不仅使 学生学会了识文断字，同时还普及了自然科学知识，能够使学生学以致用。 语文教科书的人文性使其以自身的社会思想、价值观念、语言规范、思维方式等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所以，这两套教科书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担负了社会 教育和人生教育的重任。民初是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新旧观念冲突相当剧烈的时期， 在这种剧烈的冲突中，这两套教科书向学生传播了新的价值观、职业观和道德观。使 得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要想国富民强，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祛除国 民的劣根性，而这个责任责无旁贷的落在了教育上，这两套教科书字里行间洋溢着爱 国主义热情。其间不仅有国荣教育，更为重要的是，有关国耻的文章更加能够点燃国 民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激情。 自清朝末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国近代第一本语文教科书到中华书局成立的近 10 年 内，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语文教科书市场上一直独占鳌头。强大的人力、物力和丰富的 编撰经验，使得商务印书馆从语文教科书的体例、模式还是编撰思想都为近代其他书 局编撰的语文教科书提供了模本。但是，新生的中华书局紧紧抓住中华民国成立之机 脱颖而出，并使商务印书馆坐失良机，也给了我们深深的思考，那就是:新的教育方 针的确立，以及西方各种教育理论的输入，都会引起人们教育观念的更新，而教科书 尤其是作为一定时期教育方针和教育宗旨具体体现的语文教科书，也要紧随其变，这 42 两套教科书是我国语文教科书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三) 两套教科书对当代语文教科书的影响 这两套教科书不仅在语文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对当代语文 教科书的编撰，也有不少影响。 纵观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我们不难发现，其编写体例和这两套教科书大致雷同， 都是以“课”为单位。近几年来随着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的推进，语文教科书结构设 置更趋于合理，出现了以“单元”和“课”为主体结构的体裁，便于按课时授课。此 外，在插图方面，这两套教科书都附有插图，而且更有少量色彩鲜艳的彩色插图。翻 开今天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每课都有插图。如以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小学语 文教科书第二册为例，这册书有正文 31 课中，其插图为 60 幅，并且都为彩色插图， 甚至连课后问题都是图文并茂，使图画与文字相得益彰。 另外，这两套教科书中有部分课文采用不同字体，书信等应用文体与其他课文采 用不同的字体。目前，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有不少的语文教科书出版机构沿袭了 这一体例，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仍以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小学语文教 科书第二册为例，课文正文采用宋体小三号字，作者采用宋体小五号字，课后问题采 用的是五号字。这和两套教科书采用不同字体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今课本中用宋体小 三号字编排的内容为应掌握的内容，五号字则为辅助阅读部分。由此可见，这一体例 的出现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年龄特征。可 以说，这两套教科书的体例在现今语文教科书中仍可找到影子，只不过现今的语文教 科书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更加充分和人性化的发展。 总之，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约着当时的教育，语文教科书的建设与发 展自然也不例外，而体现一定时期国家意志的教育宗旨则引导着教育发展的方向。民 初的这两套教科书正是在民初的教育宗旨指导下紧扣教育宗旨编撰而成，并且在遵循 教育宗旨的同时还力求在内容与编排上科学化，体现时代性。正因为如此，这两套教 科书对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各种教育思潮的产生和教育观念的转变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并为其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同时这两套教科书满足了近代语文教科书的需求， 促进了近代小学生文化素质和思想意识的提高;而且这两套教科书在编写体例上对当 代语文教科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3 结 语 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历史，虽可追溯到二千多年以前周秦时代的《六书》，然而 真正具有近现代学科意义的语文教科书则是始于 1904 年的癸卯学制。随着癸卯学制的 颁行，清政府又于 1905 年 9 月 2 日下停科举诏，使得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尤其是小学堂 迅速发展起来，在此时期编撰语文教科书的主力军是商务印书馆。其后，辛亥革命的 成功，为民国时期第二大出版重镇——中华书局的成立提供了契机，中华书局紧紧抓 住这个机遇出版了适合共和政体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而站稳了脚跟，商务印书 馆虽然落后一步也紧随其后出版了适合民初教育宗旨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从此 以后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与新生的中华书局在教科书编撰出版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对于这两套教科书的文本比较本文主要从内容和编排特点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 析和对比，对于这两个大的方面，主要又从识字写字、选文和插图三个小的方面进行 了分析。从中发现，这两套教科书既有共同的特点，也各自具有特色，这些共同特点 和不同特色的呈现，既是时代的要求在教科书上打下的烙印，又是教科书编制者不同 思想的体现。它们不仅紧扣民初的教育宗旨，而且在内容和编排上也力求科学化，体 现时代性。民初的语文教科书是我国现代语文教科书发展的起始阶段，而这两套教科 书是当时最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它们不仅影响了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教育思潮的产 生和教育观念的转变，而且满足了当时的学校对语文教科书的需求，同时这两套教科 书所具有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创新性也促进了小学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小学生文化素 养和思想意识，并且对当代语文教科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这两套教科书在 我国语文教科书的近代化过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44 参考文献 [1]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5(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352( [3]范远波(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 [4]教育部文件(教基[2001]17 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5]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89( [6]李秉德(教育科学研究方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00-103( [7]杨小微(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57( [8]周庆元(语文教育研究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80( [9][10][11][13][15][16][17][18][19][20][53][54]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 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91、294、295、294、596-597、598、651、651-655、 691、691(691、613( [12]李伯棠(小学语文教材简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191( [14]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648( [21]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8( [22][24][25][26][28][29][31][32][34][38][39][48][5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419、423、424、423、421、422、422、422、422、 422、422、422、422( [23]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M](北京:中华书局，2002:8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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