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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修订]

2017-11-10 43页 doc 78KB 4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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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修订]诗经研究[修订] 第一章诗经的一般性问题 第一节,什么事诗 一、什么是“诗” 对于“诗”是什么,历代学者论述很多,大致上看来,对“诗”的解释方法主要有两种,一为义训,一为声训。 1、义训: 《尚书?尧典》) (1)“诗言志,歌永言。”( (2)“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国语?鲁语下》) (3)“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 (4)“诗,言其志也。”(《礼记?乐记》) (5)“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隋书?经籍志》) (6)“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孔...
诗经研究[修订]
诗经研究[修订] 第一章诗经的一般性问题 第一节,什么事诗 一、什么是“诗” 对于“诗”是什么,历代学者论述很多,大致上看来,对“诗”的解释方法主要有两种,一为义训,一为声训。 1、义训: 《尚书?尧典》) (1)“诗言志,歌永言。”( (2)“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国语?鲁语下》) (3)“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 (4)“诗,言其志也。”(《礼记?乐记》) (5)“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隋书?经籍志》) (6)“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孔颖达《毛诗正义序》) 2、义训 (1)“诗者,持也。”(《诗纬?含神露》) “诗”字属上古透母,之部。持字属定母,之部。两字声近韵同,于是以“持”字通“诗”字之义。“持”有维持平正中和之义,与《诗》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温柔敦厚”相近。 (2)“诗者,思也,辞也。”(梁简文帝) “思”、“辞”与“诗”韵部相同。在心为“思”,发言为“辞”。 (3)“诗者,言之述也。”(程颐《程氏经说》卷三) “诗”与“述”声母相近,“述”字取申言之义,因为从思到辞的过程中必须申言,方能成诗。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郑玄在《礼记注》中所说的:“诗之言承也。” 孔颖达在《诗谱序正义》中加以征引,并推衍为:“然则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 “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齐,朝服寝门外,诗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礼记?内则》) 此处之“诗”为“持”之通假字,郑玄以“诗之言承也”,是用正字之义释借字之法,这是汉代注经中常用的间接表明正借字的训法之一。 二、诗的产生问题 1、诗起于何时,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郑玄《诗谱序》) (2)“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孔颖达《毛诗正义序》) “上皇”指伏牺,“大庭”为神农、“轩辕”是黄帝,“高辛”即帝喾 (3)“作诗不知起于何时代,然自生民之能言,则诗之道已具矣。康成以为诗不起于上皇之世,岂其然乎,”(北宋?蔡卞《毛诗名物解》卷二十) (4)“上皇道质,人无所感,虽形讴歌,未寄文字。”(成伯玙《毛诗指说?兴述》) “郑康成疑大庭、轩辕有诗,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用《云》,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歌,即是诗也。……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之时。”(宋?张文伯《九经疑难?毛诗》) 这段话从音乐入手,认为神农时代有乐器,黄帝时代有乐曲,乐不空弦,配乐之歌即为诗。 2、诗如何产生,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1)“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 (2)“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汉书?艺文志》) 肯定情感在产生过程中的先决条件,从普通意义上论述了诗产生的先决条件和原则。 (3)“《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之语,指出了《诗经》中的诗篇大都是圣贤抒发愤闷之情而作,也强调了情感的作用,但这并不是普便意义上的诗论,还有就是,司马迁因受李陵之祸而遭宫刑,个人愤懑难当,故所论有失公允与平正。 (4)“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在这一段话中,刘勰提出了诗作的三个要素:情、物、志。也就是情感于物,吟志成诗,强调了物在存在,并指出,这个“感物吟志”的过程出于自然,并非神圣不可启及。这种说法是对《毛诗序》情感说的深化,也是对诗才神赋论和灵感说的批判。 (5)“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孔颖达《毛诗正义序》) 孔氏在这里提出两个问题:1、哀乐感应,不独人类有,动物也有,进一步“情感”出于自然,从天地开辟之初,就已经有了。但是有了作诗的先决条件并不等于有了诗作,诗作的出现还有赖于其他条件的具备。 2、诗作的出现、发展又受到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 可以说,孔颖达之论注意到了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刘勰之 论的基础之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节诗与乐 一、诗乐关系 (1)“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周礼?春官?大司乐》) 在《周礼?大司乐》中将“乐语”、与“乐德”、“乐舞”并列,作为乐事的三个组成部分。“乐语”即诗。从《周礼》这样一部系统记载周代礼乐制度的典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周代,诗与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诗离不开乐,乐离不开诗,乐为总名,诗为乐的组成部分之一。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 这段话在《周礼》的基础上,把乐语、乐德、乐舞视为一体,并加上“乐器”一项与之并列,论述更为详密。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六艺论》) “且夫诗与乐二而一者也,知诗之所以为诗,而后知诗之所以为乐。知诗之为乐,而后音韵必求其谐,体裁必极其变,抑扬离合往复疾徐必穷其旨趋。如是,则诗存乐亦存。若后世乐府、歌行之分,是学诗者之失也,非古也。”(陈仅《诗诵自序》)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看出,在周代以上,诗与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有如整体和部分,合二为一,不可分割。 二、《诗》三百篇是否入乐 历代学者关于《诗经》所收三百篇诗歌入乐与否的讨论是“《诗经》学”史上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总体上看,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主要形成了四种观点 1、《诗》三百篇皆入乐说: (1)“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 这段话明确记载了对《诗》三百篇的诵、弦、歌、舞,而诵、弦、歌、舞全是乐事的内容。这是关于《诗》三百篇皆入乐的最明确、最早的记载。 这种说法应该是比较客观、真实的,成为了后世反对《诗》入乐者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皆弦歌”,也就是说明了《诗经》是入乐的,司马迁生活于西汉,那时的古代典籍尚存不少,司马迁所记应有所据。这条论述也成为《诗经》可入乐的有力证据。 “《诗》三百篇,孔子皆被之弦歌。古人赋诗见志,盖不独诵其章句,必有声韵之文,但今不传耳。琴中有《鹊巢操》、《驺虞操》、《伐檀》、《白驹》等操,皆今《诗》文,则知当时作诗皆以歌也。”(陈善《扪虱新话》卷一) 宋代陈善的这一段话,是对司马迁之语的发挥,不过所谓“则知当时作诗皆以歌也”的推断未必准确,因为当时所作诗只有上达于朝廷,经太师配制乐曲之后,方能入乐歌唱。否则,若不能上达于朝廷,一般也就不能够歌唱 2、十三国诗等不入乐说: (1)“若夫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见,与夫周工所歌,单举国名,更无附语。”(程大昌《考古编?诗论一》) “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也。……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 国之为徒诗。”(《诗论二》) 宋代的程大昌首倡十三国诗为徒诗,不入乐之论点,据以上材料可见他立此论的依据有二:1、季札所见及乐工所歌十三国诗仅单举国名,更无附语,表明不入乐。2、春秋战国以来凡论入乐之事,十三国诗无一在数。 “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颜渊之问,于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词,而使之合奏于雅乐之中乎,? „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 一篇,《桑中》之诗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歌 也。夫子之于郑、卫,盖深绝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欲事实之实,而垂监戒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于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耶,其亦误矣。”(朱熹《诗序辩说》) “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3、十三国之诗等入乐说 (1)“季札观周乐,使工歌《周南》、《召南》,自《邶》、《鄘》以迄《曹》、《郐》,则十三国诗皆可歌也。卫献公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则变雅亦可歌也。汉雅乐郎杜夔年老,久不肄于三百篇,犹得《文王》、《鹿鸣》、《伐檀》、《驺虞》四篇。夫《伐檀》、《驺虞》,风也,而曰„雅乐?,则风、雅皆堪入乐。”(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卷一) (2)“《左传》,吴季札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并及于十二国,若非入乐,则十四国之诗不统之以周乐。”(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 )“古未有诗而不乐者。是乃泰之谬语也。特宗庙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属于乐府, (3 则奏之,以观民风,是亦乐也。是以吴札请观周乐,而列国之诗并奏焉,不谓之乐而何,古者四夷之乐尚陈于天子之廷,况列国之风乎,”(清?全祖望《经史问答》) 《诗》的入乐问题在传世先秦典籍如《仪礼》、《周礼》、《左传》等书中已经得到了非常清楚的论述,是不容置疑的。单就《左传》所记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一事就足以说明问题。鲁国乐工在每演奏完一国之诗后,季札都要给以简要的评述,如听完《邶》、《鄘》、《卫》之后评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听过《郑》后评道:“美哉~其细己甚,是其先亡乎~”听过《郑》后评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如是之类,都有评说。但程大昌偏偏却要说:“故季札所见,与夫周工所歌,单举国名,更无附语。”也说明程氏为了替自己新奇的观点辩护,对古史所载视而不见,或任意歪曲。 4、三体中皆有入乐不入乐者说: 这种说法只有一种,为雷学淇在《介庵经说》卷三之中所发:“琴瑟以咏之,为歌。播之管弦,被之金石焉,为乐。……《风》、《雅》、《颂》之中皆有入乐不入乐者焉。此皆音与器之度数离合巨细正越有以定之。虽《诗》之不入乐者,亦皆谐于丝肉而可歌。” 这种说法意主调停前两者之观点,但却没有可靠的根据,误 会史籍,不可信据。 这种说法意主调停前两者之观点,但却没有可靠的根据,误 会史籍,不可信据。 这种说法意主调停前两者之观点,但却没有可靠的根据,误 会史籍,不可信据。 (3)“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观其政则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吕氏春秋?适音》)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则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吕氏春秋?音切》) (4)“故昔之能诗者正其六义之归,辨其四始之叙,取其辞义合于礼义者若干篇,使学而循之者可以言,体而行之者可以治,修身接物,事父事君。论其粹,则可以美教化,移风俗;论其妙,则可以动天地,动鬼神。……雅正之音,歌颂之美,洋溢乎上下,疏导乎阴阳,则诗之所施,岂曰小补之哉,”(蔡卞《毛诗名物解》卷二十) (5)“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国之利,亦若此,即我亦弗敢非也。……今有小国即攻大国,有大家即攻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 (5)“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国之利,亦若此,即我亦弗敢非也。……今有小国即攻大国,有大家即攻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 墨子认为古代圣王兴乐有利于万民,故不可非议。但当时天下大乱,形势不同,如果张扬音乐,则危政害民,没有好处,故力主禁止音乐。显然,墨子注意到古今形势不同,并将古代圣王的兴乐与当时的作乐加以区分别,这些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他在此基础上未能区分不同性质或不同情况下的音乐的不同作用,对音乐一概加以反对,又表现了认识上的狭隘性。这种观点相比于当时的儒家学者相说,显然是倒退了,因此,在战国以来,这种非乐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流传。 第二章诗经六艺 (1)“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周礼?春官?大师》) (2)“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序》) 第一节六艺与六经相同说 (1)“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郑玄《周礼注》) 郑玄在《周礼注》中对“六诗”的六项内容从写法的角度作了逐一的解释,从他所用之词来看,他是根据《毛诗》的风、雅正变及美刺说来作解说的。也就是说,他把《周礼》的“六诗”与《诗序》中的“六义”等同了起来,所以在笺注《诗序》之“诗有六义焉”下无注,表明解彼见此之义。 (2)“《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 孔氏认为“六诗”与“六义”行文合异,其实为一。但其根据并无说服力。并且《周礼》为政治纲领性文件,《诗序》是训诂性文字,两者的时代、作者、对象、目的、功用等等各不相同,如何能将两个概念等同起来。 (3)“大师掌六诗,以教国子,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诗大序》谓之六义。”(朱熹《诗传遗说》卷三) 由于郑、孔、朱三人都是《诗经》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自然非常深广,以致于后世的大多数学者们都把这二者看成是一个概念并不作分辨,从而导致 歧见颇出。 主张“六诗”、“六义”为同一概念的历代学者其实只是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继承性,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周礼》的“六诗”与《诗序》的“六义”两者有继承的关系,但却不是仅仅以同义词错落替代,而是改造性继承,所以“六诗”与“六义”是两个有继承关系的不同概念,而不是两个形异义同的相同概念。“六诗”是指当时所产生及存在的诗篇所作的分类,六类诗并列,等级相同。理由如下: 1、《周礼》一书以六官为经,以政事为纬,概括而系统地了朝廷各官员的范围及行政,是一部行政纲要。在这类纲领性文件中,规定大师学教六诗事宜,自然是六类并列的不同诗作。如果存在着体辞的差别,那就不是“六诗”了,而是“三诗”。 2、《周礼?大师》原文的排列次序也表明了“六诗”是六类并列的不同诗作,不存在着体辞的区分。否则,排列顺序就是风、雅、颂、赋、比、兴了,而不是插花式的排法了。 3、《周礼?春官?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太师。”九德之歌并列,没有主从关系。对文相证,六诗之歌也并列,也没有主从关系。 4、秦汉以下,诗歌体裁类型很多,这么多种类繁多的诗歌类型必有源头,可以推知在周代不应只有风、雅、颂三种诗歌类型。其实,周代社会用诗成风。用途既广,作者甚众,而作诗的地域、时间、目的及作者身份、经历、修养等等又各不相同,因此当时所出现的诗作必然体裁各异,风格多样,绝不是风、雅、颂三类体裁所能概括的。 、“六诗”的分类可以从作诗的目的和诗作的功用两方面着眼进行区分,也可以从写作方法5 及诗作体裁方面着眼区分,无论从哪种角度出发,都可以找到一致的标准。 第二章赋比兴诗存亡说 周礼?大师》中提出了“六诗”的概念,但现在能看到的诗只有“风”、“雅”、“颂”三种,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论述在历代学者中有两种观点。 1、赋比兴合于风雅颂中说 郑玄曾说:“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 这种说法是为了弥合“六诗”与“六义”之分歧而提出来的,但其中却存在着一些疑问与问题。 2、赋比兴诗删亡说 (1)“《礼》:风、赋、比、兴、雅、颂,六诗。当是赋、比、兴三诗皆亡,风、雅、颂三诗独存。”(王质《诗总闻?闻风一》) (2)“《周官》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孔子删诗,取风、雅、颂,而不收赋、比、兴,盖亦《春秋》得半之意也。”(庄有可《毛诗说序》) 所谓的“《春秋》得半之意”是指,春秋时期共有120国,孔子在编集《春秋》之前,曾让子夏等搜集到120国史书,以供孔子参考,但《春秋》只涉60国,即“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皆弃而不取。” (2)“《周官》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孔子删诗,取风、雅、颂,而不收赋、比、兴,盖亦《春秋》得半之意也。”(庄有可《毛诗说序》) 所谓的“《春秋》得半之意”是指,春秋时期共有120国,孔子在编集《春秋》之前,曾 让子夏等搜集到120国史书,以供孔子参考,但《春秋》只涉60国,即“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皆弃而不取。” 周代社会形成了教诗、学诗、作诗、用诗的独特社会风气,因此周人在长期的发展中,创作与积累了各种形式的大量的诗篇,上于史官,藏于秘府,掌于太师。在各类诗作中,带有更多人为因素的风、雅、颂三类诗无论是从作诗的目的还是写作的方法上来看,它们更能体现周代社会重人事、重现实、重文化及改革向上的时代精神,因此用途广、作者众与作品多,成为周代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诗歌类型。 周代社会形成了教诗、学诗、作诗、用诗的独特社会风气,因此周人在长期的发展中,创作与积累了各种形式的大量的诗篇,上于史官,藏于秘府,掌于太师。在各类诗作中,带有更多人为因素的风、雅、颂三类诗无论是从作诗的目的还是写作的方法上来看,它们更能体现周代社会重人事、重现实、重文化及改革向上的时代精神,因此用途广、作者众与作品多,成为周代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类诗歌类型。 毫无疑问,《诗经》是周诗的选本而非全诗。作为一代诗选,选取最有代表性的诗歌类型及其作品,略去其他诗歌形式所属作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种选本得到了朝廷天子的认可,后来颁行天下,有一定的权威性,故虽久经流传,其结构和篇目基本未变。 第三章风雅颂总论 一、风雅颂的次第问题 (1)“风、雅、颂同为政称,而事有积渐,教化之道,必先讽动之,物情既悟,然后教化,使之齐正。言其风动之初,则名之曰风。指其齐正之后,则名之曰雅。风俗既齐,然后德能容物,故成功乃谓之颂。先风,后雅、颂,为此次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 2)“风、雅、颂之次先后亦有义焉,风以感发人之良心也,人心正而后有正论,故雅次于风。朋友正而后君臣正,故大雅次小雅。君德正而后成功,故颂次大雅。然皆起于风,而风以二《南》为本。”(季本《解诗说颐?总论》) (3)“陈际泰云:颂于诗为最尊,事神之道视燕飨、受釐(xī)、陈戒有加焉,其后之,何也,风而雅,雅而颂,递而尊之已焉。”(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论三颂》) 综上,历代论者无论是从政治教化的阶段、人心变化的过程还是各类诗的重要程度来立论,但他们都承认风、雅、颂的次序而并无异议。 二、风、雅、颂的分类依据: 1、以政事而分: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风、雅、颂主要是按照政治和事类的不同而进行区分的。 (1)“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 (2)“诗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国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王通《中说?述史》 (3)“言一国之事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谓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焉;称美盛 德与告其成功谓之颂。”(程颐《程氏经说》) (4)“风以化为义,言人君之风化也。雅以正为义,言王政之得失也。颂以美为义,言人君之功德也。风既主风化,岂天子无风化哉,故有王者之风,有诸侯之风。颂既主于功德,岂诸侯无功德哉,故有天下之颂,有一国之颂。惟雅主于王政,则诸侯不得而有矣。”(范处义《诗补传》卷十六 2、以体制别:风、雅、颂的区别在于各体的体制不同。 (1)“雅之小大,特以其体之不同耳。盖优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风之体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经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简,其首章多寄兴之辞,次章以下则申复咏之,以寓不尽之意,盖兼有风之体。《大雅》正经十八篇,皆舂容大篇, 其辞旨正大,气象开阔,不唯与《国风》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相侔矣。至于变雅亦然。”(严粲《诗辑》) 谓之雅,谓之颂者,此直古人作诗之体,何尝有天子诸侯之辨耶,(2)“曾不知圣人谓之风, 今人作诗有律、有古、有歌、有行,体制不同而名亦异,古诗亦然。谓之风者出于风俗之语,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浅近易见也。谓之雅者则其非浅近易见,其辞典丽纯厚故也。谓之颂者则直赞其上之功德尔。三者体裁不同,是以其名异也。”(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 (3)“何以谓之风也,风之体多重复咏叹,轻婉浅淡。……何以谓之雅也,雅之体多正大整肃,虽或各言其情,而终非轻婉之辞矣。何以谓之颂也,颂之体多庄严恭敬,于以发君德之渊微,扬祖先之勋烈尔。”(章潢《图书编》) (3)“何以谓之风也,风之体多重复咏叹,轻婉浅淡。……何以谓之雅也,雅之体多正大整肃,虽或各言其情,而终非轻婉之辞矣。何以谓之颂也,颂之体多庄严恭敬,于以发君德之渊微,扬祖先之勋烈尔。”(章潢《图书编》) (2)“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 (3)“风、雅、颂之名定于周初作乐之时,各有体格音乐节,虽代远年湮,古乐流散,而读者可以循环讽咏而得之。何者,音乐亡而体格具也。……惟是风、雅、颂虽成三部,而部各分体。如《小雅》之声飘摇和动,《大雅》之奏典则庄严,《颂》则《周》为肃穆,《商》则简古,《鲁》则铺张”(《虞东说诗?诗说》) 4、综合区分 (1)“三者之体,正如今人作诗有律,有吕,有歌行是也。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扬顿挫,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语亵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六经奥论》) (2)“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朝会、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节奏之异而别也。”(朱熹《楚辞集注》) 三、正变美刺说: 1、有无正变: (1)“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序》) (2)“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人情之常理也。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然则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孔颖达《毛诗正义》) (3)“无所谓正变者,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郑樵《六经奥论》) (4)“风、雅无正变。立于文、武之朝,不得不诵文、武,时耳。生于幽、平之世,不 能不刺幽、平,势耳。设以时升降,便题正变,是并不判诗体,徒以文之颂美风刺作别识耳。”(清?毛奇龄《诗札》) (5)“正变之说,出于《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说《豳风》,其后诸 儒皆从之。郑渔樵始倡风雅无正变之论,而叶氏、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观之,正变犹美刺也。诗有美不能无刺,故有正不能无变。”(惠周惕《诗说》) 我们认为:《毛诗序》中所提出的“正变说”是可以成立的。 (1)《诗序》提出“正变”说是根据社会现实的不同阶段而提出的,不同的社会现实往往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有不同分类的。 (2)从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有道理的,同样是美诗,正计中的美诗跟变诗中的美诗在词气、音调乃至语言形式等方面都不一样:升平之世,气运声调是欢快、上进的;衰败之世,则为急刻的、悲伤的。 二、正变之区分: 1、按时世盛衰分正变: (1)《毛诗序》,同前引。 (2)《毛诗正义》,同前引。 (3)“是以当时盛时,其人亲被王泽之纯,其心和乐而不流,于是焉发而为诗,则其诗无有不善,则今之正诗是也。及其衰也,有所忧悉愤怒,不得其平,淫佚放荡不合于礼者矣,而犹知复反于正,故其为诗也乱而不荡,则今之变诗是也。”(苏辙《诗集传》 2、按美刺来区分正变 4)“诸国风其言正义善事,合于道者,皆正风也。其有刺讥怨讽者,乃变风也。亦犹 ( 二《雅》言文、武、成、康为正雅,言幽、厉为变雅矣。今说者皆断《周南》、《召南》为正风,自《邶风》以下为变风,遂令《湛奥》、《缁衣》与《南山》、《北门》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指。”(刘敞《七经小传?毛 5)“大抵就各诗论之,以美为正,以刺为变,犹之可也。若拘其时事,分其篇帙,则其可疑者多矣。”(明?李先芳《读诗私记》) (6)“其诗之善而美者即可为正,恶而刺者即可为变,固不必拘于一国一时一人尔。”(黄中松《诗疑辨证》) (7)“正者,理之常;异者,事之异。故谓之变风,谓之变雅者,必其异于常而可刺者也。《淇奥》之进德,《缁衣》之好贤,《方中》、《干旄》之中光兴,《车辚》、《驷驖(tiě)》之创业,《车攻》、《吉日》之复古,《江汉》、《常武》之拔乱,皆异常乎,皆可刺乎,胡以谓之变也,”(清?刘士毅《读诗日录?义略》) 我们应采取第一种区分标准,理由如下: 1、诗之正变说首见于《毛诗序》,《诗序》作者根据时世盛衰提出了诗的正变说:盛时 为正诗,衰世所作为变诗。可见在提出正变产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区分的标准。我们按照所作 这一标准去理解正变说时就不会发生理解困难,而如果采用别的标准,就会发生理解障碍,故第一种标准宜取。 2、《诗序》的作者以时世盛衰作为区分正变的标准,可谓认识深刻,看到了社会现实对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这具有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度。可以说,时世的盛衰正是产生诗之正变的根本因素,而其它的因素无论是美刺、体制、音律等等都是枝叶。以根源作为区分正变诗的标准是正确的、可靠的。 3、正、变是一对涵盖无余的全称概念,而美、刺是一对涵盖部分的半称概念。正诗中有美诗,变诗中也有美诗,虽说都是美诗,但两者因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两者的词气、音调、多寡是不同的。 第四节诗经四始 一、《毛诗序》说: (1)“是以一国之事,系之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毛诗序》) (2)“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人君行之则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 (3)“《诗》者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周、召二《周》,《国风》之正始。《鹿鸣》、《菁菁者莪(é)》,为《小雅》之正始。《文王在上》至《卷阿》,为《大雅》之正始。《清庙》至《般》,为《颂》之正始。此诗陈圣人之德,为功用之极,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正由此始也。”(成伯屿《毛诗指说?解说》) (4)“观《大叙》历言风、雅、颂之义,而总断之曰„是谓四始?,则风、雅、颂正是„始?,非更有风、雅、颂之始者,郑说得之矣。子长未见毛《叙》,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诗》也。”(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总诂》) 二、司马迁说: (1)“《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2)“吾言三家《诗》之四始也,姑先言《关睢》之三、《鹿鸣》之三、《文王》之三、《清庙》之三,以起其信。究而极之,则必言《关睢》之什、《鹿鸣》之什、《文王》之什、《清庙》之什,而始备其义。……是知《韩诗》以《周南》十一篇为《风》之正始,《小雅?鹿鸣》十六篇、《大雅?文王》十四篇为二《雅》之正始,《周颂》当以周公述文、武诸 乐章为《颂》之正始。其《鲁诗》论四始, 但举首篇者,犹《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举首篇以统全国之风,非但以三篇为始,但观于首三篇,而知以下周公、文王之诗,皆同正始之例,《韩》义即《鲁》义。”(清?魏征《诗古微?四始义例篇二》) 魏氏认为司马迁所论据《鲁诗》而来,并谓司马迁虽只举首篇,而其实各包括三篇:《关雎》之三:《关雎》、《葛覃》、《卷耳》,《鹿鸣》之三:《鹿鸣》、《四牡》、《皇华》,《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绵》,《清庙》之三:《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示意以下十多篇并为周公述文、武之德的诗歌,可作为四类诗之正始。 三、《诗纬》说: (1)“《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诗纬?汎历枢》) (2)“(《诗纬》)四始之说特以水、木、火、金之必有始,因取《诗》文以托之。夫当日作诗之时既不同,作诗之人又不一,何以知《大明》四诗之作必配水、木、火、金,而水、木、火、金之始也久矣,何待《大明》四诗之作而后知其为始乎,况五行不可偏废,何以土独不为之说,《诗》尚有风与颂,何以独取雅为配乎,是不若毛氏之说有合乎诵诗闻国政之义,而又不流于穿凿傅会也。”(黄中松《诗疑辩证》) 3)“四始皆阳,木、火、金、水分布于四方,故为四始也。土独无始者,土为五行之君,周流于四者之间,循环无端也。”(清?迮鹤寿《齐诗翼氏学一?四始五际之名义》) (4)“十五《国风》,诸侯之风也。三《颂》,宗庙之乐也。唯二《雅》皆述王者之命运政教,四始五际专以阴阳之终始际会推度国家之吉凶休咎,故止用二《雅》。”(《诗篇专用二雅解》) 第三章三颂论 第一节三颂总论 孔氏此说附在《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之后,主要从内容方面着眼,论三《颂》之区别:《周颂》主要是赞美祭祀,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商颂》是祭其先王之庙,颂其生时功德;《鲁颂》主要歌颂僖公功德,僖公仅是侯国之君,不同于商、周天子,故才如变风中之美诗。 坟》、《典》以来,文字之变,质者日以华,醇者日以醇醨。《鲁颂》作于周之既(2)“自《 衰,宜不可与《商》、《周》并观也。《商》、《周》二颂皆用以告神明,而《鲁颂》乃用以为善颂、善祷。后世文人献颂,特效《鲁颂》耳,非《商》、《周》之旧也。”(《诗补传》) (3)“盖颂有颂之体,其词则简,其意味则隽永而不尽也。……《敬之》、《小毖》虽非告成功,而谓之为雅可乎哉,鲁之《有駜(bì)》、《泮(pàn)水》则近乎风,《閟( bì )宫》与商之伍篇则皆近乎雅,而体则颂也,故谓为变颂也亦宜。”(《图书编》) (4)“沈归愚云:《周颂》和厚,《鲁颂》夸张,《商颂》古质,此颂体之别。”(陈仅《诗诵》) 二、三《颂》之次第 (1)“(《鲁颂》)置之《商颂》前者,以鲁是周宗亲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孔颖达《诗序?正义》) (2)“别以尊卑之礼,故《鲁颂》以诸侯而后于《周》。间以亲疏之义,故《商颂》以先代而后于《鲁》。”(《读诗私记》) (3)“颂之体始于商,而盛于周。鲁,其末焉者耳。然必合三诗而其体始备,亦犹后世之论唐诗有盛、中、晚三唐之分,此三《颂》之体所由辨也。而乃先周而后商者,何哉,盖先周者,尊本朝,后商者,溯诗源;编诗体例应如是耳。”(《诗经原始》) (4)“《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引《乐纬?动声仪》曰:„先鲁后殷,新周故宋。?此《诗》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存三统大义相通,三家《诗》之遗说不传,而散见于纬书者也。先鲁后殷,谓《鲁颂》在先,《商颂》在后。所以录《商颂》于后者,即《春秋》新周故宋之义。”(《经学通论?诗经》) 第二节 《周颂》创作年代问题 一、全部成于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 (1)“《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诗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诗谱?周颂谱》) (2)“制礼之时,得取颂诗为乐,是制礼之前有颂也。……正言即位初者,以即位之初,礼乐新定,其咏父祖之功业,述时世之和乐,宏勋盛事已尽之矣,以后无以过此,采者不为复录。且检《周颂》事迹,皆不过成王之初,故断之以为限耳,不谓其后不得作颂也。”(孔颖达《周颂谱?正义》) 这种观点,即认为《周颂》作于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的看法,虽然是郑玄明确提出来的,其实上有所承。 《诗大序》论颂之体,谓“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实际上只是针对《周颂》而而。表明古序的作者也认为《周颂》31篇都是以其成功告神明的作品。所谓成功,就是指奠定王业基础,革殷之命,缔造周家王朝,制礼作乐,政和德洽,四夷宾服,天下太平,而这一切,基本上完成于武王灭商,周公摄政、成王即位前期这一时期。 二、一少部分作于成王、康王之后: (3)“《周颂》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诗集传》) (4)“至《执竞》一篇,„不显成、康?、„自彼成、康?,明在康王之后,故班固云„成、康没而颂声寝。?”(《诗古微?周颂篇次发微上》) (5)“若《昊天》一诗,《外传》明云道成王之德,何曾以颂诗专属之文公哉,即《小序》于《昊天》但云„郊祀天地?,于《执竞》但曰„祀武王?,于《噫嘻》但云„祈谷于上帝?,并不以诗之成王谓非成王诵也。即《毛传》亦不以成王为成此王功。而郑《笺》创其说,后遂遵之如一。”( 《诗渖》 ) 这种观点主要是根据后世一些学者把《周颂》中涉及到“成王”、“成康”字眼的三篇诗《昊天有成命》、 《执竞》、 《噫嘻》均看作成、康二王以后所作,也就是认为《周颂》所歌之主包括成、康二主在内。 从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析上来看,关于《周颂》的写作年代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昊天有成命》、 《执竞》、 《噫嘻》三首诗的理解上。 《昊天有成命》为《周颂》第六篇,全诗如下: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1、如按第一种观点,此诗所颂为文、武二王受天命、缔造周家王朝的事情,符合《周颂》篇幅短小、主题集中的文法。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此诗不仅颂文、武二王,还旁涉成王,这样主题就有些分散,并且轻重颠倒。 2、按第一种观点,既符合《大序》所论以其成功告神明的体例,又合《小序》“郊祀天地也”的篇意诠释。按第二观点,受天命、缔王业、致成功的是文、武二王,成王几乎无与其事。 3、如果把此诗定为仅颂文、武二王,事在周公之前,这也符合该诗为周公所定的传统说法。而如果把成王也列入此诗的所歌之主的话,周公与成王同时且先成王而逝,“成王”是姬诵死后所加之谥号,周公断不可把当世之主作为已崩之主来作颂而歌的。 第二节 《鲁颂》 一、鲁之有颂的合理性与创作原因: 1、鲁宜有颂: (1)“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jiōng)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鲁颂?坰?序》) (2)“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诗谱?鲁颂谱》) (3)“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记?鲁周公世家》) (4)“鲁人请周,不作风而作颂者,以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是咏歌之善称。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后颂声作焉。今鲁诗称„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复有成功,虽不可上比圣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称,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状,故称颂也。以作颂非常,故特请天子。以鲁是周公之后,僖公又实贤君,故特许之。不然,亦不得转借其名而作颂也。”(《鲁颂谱?正义》) (5)“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诗集传》) 2、鲁不宜有颂: (1)“僖公之德,孰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矣。然圣人所以列为颂者,其说有二:贬鲁之强,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于天子,其非强者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诗本义》) (2)“《鲁颂》,颂之变也。……颂非所施于鲁,况颂其郊乎~考其时则非,揆其礼则殊。 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圣笔不删,其以著鲁之僭而伤周之衰与,”(《诗辑》) 二、《鲁颂》的创作年代: 1、僖公死后,即文公之时: (1)“僖二十年,新作南门,又修姜嫄之庙。至于复鲁旧制,未遍而薨。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诗谱?鲁颂谱》) )“文六年行父始见于经,十八年史克名见于传,则克于文公之时为史官矣。然则此诗之(2 作当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请周而不见于经者,凡群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书之耳。此行父适周,自以群臣之心请王作颂,虽复告君乃行,不称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书也。”(《鲁颂谱?正义》) 2、僖公生前所作: (1)“今观《閟宫》等篇,多未有事实,而愿其如此。如曰:„俾尔耆艾,黄发儿齿?,晓然为生前祝颂之辞,盖生前作之,后乃闻之天子以文过耳,未必得请而后作也。”(《诗辑》) (2)“今考《春秋传》,则僖公特当时一庸主耳,其诗皆生前颂美之文,而死后请而播而播诸 乐章者。” (《诗触》) (3)“或曰:颂,庙祭之诗,安知非祭僖庙之乐章与,曰:称„鲁侯?,未有僖谥,一也;饮酒燕乐不类庙祀,《閟宫》称„尔?称„女?,非身后之颂,二也;令妻寿母而奚斯作庙,正在僖公之世,三也。” 第三节 《商颂》的创作年代 一、作于殷商时代: (1)“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那?序》) (2)“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耳。”(唐?司马贞《史记索隐》) (3)“或者乃谓周成王始封熊绎于荆,至周惠王时鲁僖公之元年始有„楚?号,遂疑商时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实韩氏宋襄公之说,殊不知荆自帝喾九州已有„荆州?之名,至《禹贡》分别山川,则荆及衡阳为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歧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盖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诗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别荆歧耳。既自古有荆,孰谓周封熊绎始有荆哉,然则以荆为„荆楚?,自《商颂》始,孰谓周惠王时始有„楚?哉,”(《诗补传》) (4)“又问:„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时所作,商尚质,不应《商颂》反多于《周颂》。?曰:„《商颂》虽多如《周颂》,觉是文势自别。《周颂》虽简,文自平易。《商颂》之辞,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朱子语类》) (5)“且夫《周颂》平夷,《商颂》奥险;《周颂》和穆,《商颂》严厉,以辞考之,一代大文自非宋襄公以后所能作者。盖商人先罚后赏,政尚威武,故虽雍容歌舞之词,而杀气飞扬,声容之间不能自己,即作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诗触》) (6)“(晚近学者)在《周颂》问题上,往往贬毛郑,张三家,这是由于在殷墟发掘、甲骨出现而后,在历史考据上获得了丰硕战果,从而又产生了一种以卜辞读诗的风气,凡不见于卜辞的就谓之无,凡有异于卜辞的就谓之伪。显然这是以前识的、先验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抹煞。实际上是今文学派三家诗义的变相继承。至于把凡不利于自己假设的古文献都一律推作刘歆伪造,就更是疑古主义学风的主观武断了。……由此看来,《商颂》是商代的颂歌,是距今三千年前的诗歌,不是宋诗,因而也不是周诗。”(张松如《商颂研究?商颂考索》) 二、周代宋国的作品,甚至认为是歌颂宋襄公的作品: (1)“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史高?宋微子世家》) (2)“考父乃孔子之先,孔子距考父止数传,汉初距孔子亦止数传,年代相接,岂有讹误。孔安国西汉大儒,史公尝从之游,何至于孔子先人之事懵然不识,且《孔子世家》既载孟僖子正考父佐戴、武、宣之言,而《十二诸侯年表》戴、襄相距凡百有十六年,则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岁而后能相及也,乃《宋世家》仍用考父颂殷之语,其说必有所受,断非自相矛盾。百龄以外之寿,古所恒有。”(皮锡瑞语,转自《诗三家义集疏》) (3)“余疑《商颂》„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大师。”(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商颂上》) “《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大师。”(《说商颂下》) 第四章 《诗经》的农事诗 在《诗经》里有一些诗歌的内容涉及到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的一些社会活动,现在我们把它们通称为“农事诗”,一般说来,《诗经》中的“农事诗”大致上指的是如下十一篇:《豳风?七月》,《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周颂》中的《思文》、《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等。除此之外,在《大雅》中《生民 》、《公刘》等诗中也有一些关于农业的描写,这些诗也在我们考察之列。 第一节 “农事诗”作品选读 一、《小雅?楚茨》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 楚楚:植物丛生貌。茨:蒺藜,果实及茎叶有刺。 ? 抽:除。棘:刺。 ? 与与、翼翼:均为茂密繁盛貌。 ? 妥:安。侑:劝酒食。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 济济跄跄:指仪容庄严,步趋有节。 ? 挈:同“洁”。尔:犹“彼”。 ? 烝尝:冬祭曰烝;秋祭曰尝。 ? 剥:宰割,切割。亨:烹调。 ? 肆:指将供品先盛到鼎里,然后再盛到俎里。将:持奉送进。 ? 祝:太祝,掌祭祀祈祷的官。祊(bēng):宗庙门内设祭的地方。明:祭礼齐备。 ? 神保:“尸”之嘉称。 ? 有庆:有福,指神保佑赐福。 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 ? 踖踖(jí):敏捷敬谨貌。硕:指祭品丰富。 ? 莫莫:恭谨貌。豆:古代食器名。庶:多。 ? 献:主人向客人劝酒曰献,宾客回敬曰酢。酬:主人先自饮又劝宾曰酬。 ? 获:得宜,指笑语尽兴。 ? 格:至,来到。 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时万时亿。 ?熯(nǎn):通“戁”,敬惧。愆(qiān):过失,差错。 ?赉(lài):赐予。 ?如:合。几(jī):借为“期”。式:法,制度。 ?齐(zhāi):通"斋",庄敬。稷:疾,敏捷。匡:正,端正。敕:通"饬",严整。 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戒:齐备。 ?徂位:指孝孙回到原位。 ?具:俱,皆。止:语气词。 ?皇尸:代表神祇受祭的人。皇:大,赞美之词。载:则,就 ?宰:膳夫,厨师。废:去。彻:通"撤"。废彻谓撤去祭品。不迟:不慢。 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肴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具:俱。入奏:进入后殿演奏。祭在宗庙前殿,祭后到后面的寝殿举行家族私宴。 ?绥:安,此指安享。后禄:祭后的口福。禄,福,此指饮食口福。祭后所余之酒肉被认为神所赐之福,故称福酒、胙肉。 ?将:美好。怨:烦恼。 ?惠:顺利。时:适时 二、《小雅?臣工》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釐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 ?臣工:群臣百官。敬:恭敬勤谨。在公:办公事,在职事上。 ?釐:“禧”之假借,告也。成,成法。咨:谋划。茹:度,商量。 ?保介:即保界,田官。莫:“暮”。 ?新畲(yú):新开垦的土地。开垦两年的土地名新,开垦三年的土地名畲。 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 皇:美好。来:小麦。牟,即麰,大麦。明,指粮食丰收。 ? 迄,致也。用,以也。康年:康乐丰收之年。 ?庤(zhì):准备。钱(jiǎn):农具名,类铁铲。镈(bó):锄。 ? 奄:全,尽。铚(zhì ):短镰。艾:通“刈”,收割。 三、《周颂?丰年》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 稌(tú):稻子。 ? 秭:亿亿为秭。极言粮谷之多。 ? 烝:进献。畀:给予。 ?洽:齐备。百礼:用牲,玉、币、帛等物以及各种仪式祭神。孔:甚,很。皆:普遍。 四、《周颂?载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 ?芟(shān):除草。柞:砍伐树木。泽泽(shī):土松散貌,一说犁地之声。 ? 耦:二人并耕。耘:平整土地。隰:低湿田地。畛:田间小路。 ? 侯:发语词。主:家长。伯:长子。亚:次子,指长子以下的兄弟。旅:晚辈子弟。强:强壮农夫。以:随从之人,或谓雇佣之人。 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 ?嗿(tǎn):众人吃喝之声。馌(yè):送到田的间的饭菜。 ?思:语助词。媚:柔美可爱的样子。依:可爱。士,男子的通称,指田间耕者。 ?有:语助词。略:锋利。俶:开始。载:翻土耕种。 ?实:种子。函:包藏于土中。斯活:成活。 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 ?驿驿:连续不断的样子。达:指禾苗出土。 ?厌:美好的样子。杰:指先长出的禾苗 ?麃(biāo):耘也。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飶(bì):芬香。 ?椒:香气浓厚。胡考:寿考,指老人。 ?振古:自古。 五:《周颂?良耜》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 ?畟畟(cè):锋利貌。耜:犁头。 ?筐:方筐。筥(jǔ):圆筐。 ?饟(xiǎnɡ):此指所送的饭食。伊:维,是 ?纠:指用草绳编织而成。 ?镈(bó):古代锄田去草的农具。赵:锋利好使薅(hāo):去掉田中杂草。荼蓼:两种野草名。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挃(zhì)挃:形容收割庄稼之。栗栗:形容收割的庄稼堆积之多。 ?时:是,那。犉(rǔn):黄毛黑唇的牛。 ?捄(qíu):牛角弯曲的样子。 ?似:通"嗣",继续 六《小雅?信南山》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信:通“伸”,指山势蔓延。甸:治理?畇畇(yún):形容土地平整貌。原:高而平之地。 曾孙:主祭人对祖先神灵的自称。 ?疆:划分田界。理:平治田地。南东:田或向南或向东。因南、东向阳,利于作物成长。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 同:聚集。益:增加。霡霂(mài mù):小雨。 ? 优:丰厚,指雨水充足。渥:湿润。 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 场(yì):田界。翼翼:整齐貌。彧彧(yù):茂盛的样子。 ? 穑:收获作物。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菹(zū):腌菜。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骍(Xīng):赤红色。 ?鸾刀:祭祀时用的带铃的刀。膋(liáo):脂膏。周人祭祀时取牛油脂合黍稷之实在艾蒿上烧,使溢香气享神。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孔:甚。明:整齐完备。 ?报:回报。介:大。 第二节 “农事诗”的历史资料价值 一、周民族发展的史料价值: “《诗经》大体上反映了周代的社会面貌与人民的思想情感,读它就好像读了一部周族从后稷到春秋的发展史。”(程俊英《诗经译注》)这种周部族的发展史在“农事诗”中很好地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大雅?生民》诗歌从周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写起,并以农耕生活与农耕祭祀礼仪的描写终篇,如诗中描写后稷发明农耕时写道: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再如写到收获之后的祭祀活动: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可以说这首诗就像是一部压缩了的周民族文明发展史。 《大雅?公刘》则讲述了周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位英雄人物是如何在坎坷的环环境中巩固和发展农耕文化的历史业绩。 二、西周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见证 一个社会时期所采用的生产工具、耕种方式、耕作技述等等方面标示着一个社会发展时期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 《诗经》中的“农事诗”不仅如实地记录下了周人春耕、夏耕、秋收、冬藏的整个农业生产过程,而且还描写出了周人的生产工具、耕种方式等等方面,用艺术化的方式较为全面地展 示了周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经验,成为我们研究西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可依赖的材料。 (一)生产工具: 《诗经》中的“农事诗”记载下了大量的周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 三之日于耜 (《豳风?七月》) ?臣工》) 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周颂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 (《周颂?载芟》) 其镈斯赵 (《周颂?良耜》) 这些工具多从金字旁,从中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工具也多为金属工具,可见在周代,金属农具已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采用已日 渐增多,生产工具的改进表明周代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 (二)耕作方式: “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周颂?臣工》) “田二岁曰新,三岁曰畲。”(《毛传》) “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畲。”(《尔雅?释地》) “菑,灾也。畲,和柔之意。”(孔颖达疏) 菑、新、畲这些辞汇记载的出现,表现三年为一周期的休耕制度在周代已经出现。休耕制主要是在生产工具及方法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保保土地的肥力来尽可能是促使多产。可以说周代休耕制的实现较之于以往的抛荒制来说是耕种方式上的一种进步。这种休耕制直到 春秋时期仍在实行。 “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 郑笺云“耜方五寸,二耜为耦。” 耦耕是西周时期盛行的一种耕种方式,即两人相对而立,一人插耒入土,一人用耜翻土。 “西周初期虽然没有发明牛耕与犁耕,但由于西周统治者的主要地区是黄土地带,土壤比较松,容易垦耕,在使用脚踏的有金属锋刃的耕具和„耦耕?方法之后,农田的垦耕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的。”(杨宽《古史新探》) 第三节 “农事诗”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一、农事与祭祀的合一 在《诗经》的“农事诗中”,诗歌往往是把对于农业生活活动的描写与对于祭祀过程 的展示结合在一起的,如《大雅》中的《生民》、《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周颂》之中的《载芟》、《丰年》等等,而对于祭祀过程的展示最为详尽的是《楚茨》。 《楚茨》全诗共六章,“首章总冒,先从稼穑言起,由垦开而有收成,由收成而得享祀,由享祀而获福禄。盖力于农事者,所以为神飨致其诚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它如实地记录了从祭前准备到祭后宴乐的周人祭祀的全过程,为后人了解周代祭祀提供了宝贵的文本资料。 围绕着农业生产,周人设置了许多祭祀活动,有春耕、秋获的籍礼,有夏季除草时的蓐礼,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引沈守正语云:“《小序》曰:„《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朱子传以为报诗,亦不相远。言祈,则章中耕耘、收获、祭祀、尊贤、养老诸 事皆预言之,冀望之。言报,则直述其已,以昭神贶耳。” 农耕祭祀活动是一项全民参与的庆典活动,在活动之中,娱神与自娱相结合,仪式与场面都极为庄严、隆重与热烈。一般来说,周人在一年四季都会举行祭祀活动,秋“烝”、冬“尝”, 而更为重要的是春季所举行的“籍礼”。 《载芟》是一首专门描写“籍礼”的诗篇。《毛诗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传云:“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于东郊……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 侯、大夫,引耕帝籍。天子三推,卿、诸侯九推。”(《礼记?月令》) ”有本义、后起义两种训释。籍,甲骨文中作“耤”,象人执耒耕种之形,故“籍”“籍礼”之“籍 之原义为“躬耕”之义,故《汉书?文帝本纪》颜师古注曰:“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籍谓蹈籍也。” “籍”的后起义为“借”,《说文》:“耤,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 ”,《周颂?载芟》郑笺云:“籍之为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借。”孔疏云:“王亲耕者,一人独发,三推而己,借民力使终治之,故谓之籍田也。” “籍礼”之中周天子亲耕,虽说只是一种仪式性、象征性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重农、劝农的巨大作用。它显示了周代统治者对于立国之本的农业的重视态度,同时也鼓舞了周人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 二、农事与祭祀合一中所体现出的周人精神 1、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周人把农事描写与祭祀展示结合在一起主要体现了当时农业生产所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还是非常严重的。 虽说周代的农业生产技术相比于商代而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而言,周代在农业生产中无论是农业生产工具还农业生产技述还是较为原始的,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是有 限与薄弱的,自然的风 调雨顺是其获得丰产最为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当周人面对在农业生产时所遇到的种种不可预料的、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时,他们必定把眼光投射于冥冥上苍,通过耕种前的虔诚的祭祀来祈求上苍或祖先降福就成为其美好愿意表达与满足的一种方式,而收获之后用所获之物来答谢上苍与祖先也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敬仁德: 在《诗经》的“农事诗”中,祭祀的对象不仅仅是天神。除了天神之外,在农业祭祀之中周人祭祀的对象还是许多。如祭田祖: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甫田》) 田祖有祖,秉异炎火。(《大田》) 如祭祖先: 先祖是皇,神保是飨。(《楚茨》) 是剥是菹,献之皇祖。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信南山》)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丰年》)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载芟》) 关于田祖在《山海经》中有如下记载: 叔均乃为田祖。(《大荒北经》)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海内经》)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大荒西经》) 从上述三条记载中,叔均为田祖,他或是后稷之孙,或是后稷弟弟之子,他是牛耕的发明者。 他与后稷一样也是一位司农事的周人的祖先神。 从农事祭祀所祭之神可以看出,《诗经》中的农事诗中间渗透着较为浓重的祖先崇拜心理与情感。在这种心理与情感之中则体现着周人“敬仁德”的文化精神。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早期,由于人们对于自然世界认识的有限性,使他们对于陌生的自然世界的认识带上了神性色彩。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斗更转星移、昼夜更替、四季轮转、万物荣枯,甚至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冥冥之中的一种神秘力量所控制的,这种力量就是“天”或“上帝”的意志,所以由对于自然世界的畏惧而使先民产生了对于“天”或“上帝”的崇拜与敬畏,殷商时代的“敬鬼神”、“淫祀”就是这一心理最为鲜明的反映。 周代商之后,这种对“天”的崇拜与敬畏的心理得以延续,但周人对于“天命”的理解与殷人不同,在商人的观念中,“天命”是必须完全去遵循的,而在周人的认识中,“天命”是有意志的,但“天命”的施与对人却是有所选择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所以周人认为他们民族国家的兴起虽得于“天命”的眷顾,但这种眷顾的直接根本原因在于其先祖的“德”。由单纯的对“天命”的强调到对人之“德”的重视其实也体现着周人理性文明精神的提升。 “德”的概念是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它被周人当作周民族取代商人统治天下的最主要与最根本的依据。而周族始祖“德”的最主要一个表现就是发明农耕,这在《大雅?生民》一诗中就有很好的表现,后稷发明农耕,遗留下种子,使天下百姓得以供养生息,这一对全人类发展所做出的福祉使得周族始祖足以于至高无上的“天”相匹配,所以农业不仅仅是周代立国之本,更是其祖先“德业”的一个最大的表征,而周代重视农业生产的原因也就来自于此。 第五章 《诗经》中的战争诗 在《诗经》研究学史上,对于反映战争题材的诗歌在分类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篇目也不确定,并且学界又往往把反映战争的诗与反映徭役的诗混在一起,统称其为征役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无论是从诗歌所反映的内容、流露的情感还是体现出来的审美特征来看,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对于战争诗的的界定,学界有狭义与广义两种说法,狭义的界定是指诗歌以描述战争具体过程为标准来确定战争诗,而广义的说法则是将战争视为诗歌表现的背景和题材,将所有与战争相关的诗歌都视为战争诗。在这两种分法中,有一些相重合的诗歌,它们分别是:《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以及《秦风》中的《无衣》、《小戎》八篇。 第一节 战争诗的作品选读 一、《小雅?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薇:野豌豆苗,可食用。作:生,初生。止,句末语助词,无义。 ?莫,通“暮”,指年末。 ?靡:无。句意为:没有正常的家 庭生活。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柔:柔嫩,比“作”更进一步生长。 ?烈烈:炽烈,形容忧心如焚。 ?聘:问候。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刚:坚硬。 ?阳:十月为阳,犹今言所谓“十月小阳春” ?盬(gǔ):止息,了结。 。 ?疚:病,痛苦。来,同“勑(lài)”,慰勉。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常:即常棣,棠棣。 ?牡:雄马。业业:高大壮伟貌。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骙(kuí),雄壮,威武。 ?腓(féi),庇护,掩护。 ?翼翼,安闲貌。谓马训练有素。弭(mǐ),弓的一种,其两端饰以骨角。象弭,以象牙装饰弓端的弭。鱼服,鱼皮制的箭袋。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二、《出车》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牧:城郊以外的地方。 ?谓:使。谓我来,即使我来。 ?维:是。棘:通急,紧急之意。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旐(zhào):画有龟蛇的旗。旄:竿顶用旄牛尾装饰的旗。 ?旟(yú):画有鹰隼的旗帜。旆旆:旗帜飘动貌。 ?悄悄:忧愁貌。况: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又作南中,周宣王时大臣。城:筑城。方:朔方。 ?彭彭(bāng):盛多貌。旂:绘有蛟龙的旗帜。央央:鲜明貌。 ?襄:通“攘”,排除之义。 昔我往矣,黍禝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华:即花,指谷物扬花。 ?载:充满。涂:一解为道途;一解为泥浆。 ?简书:指告急的文书命令。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 草虫:即蝈蝈。趯趯(tì):跳跃貌。阜螽(zhōng):即蚱蜢。 ? 降:放下。 ? 薄:发语词。西戎:古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总称。 ? 讯:指可供审问的俘虏。获:同“馘(guó)”,割下杀死的敌人的左耳以计功。 三、《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明明:明察貌。大祖:指太祖庙。皇父:周宣王大臣。 ?六师:即六军。《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凡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敬:通“警”,告诫。戒:警告。惠:施惠。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 ?尹氏:官名,即内史,协助周天子任命官吏之事。程伯休父:封在程(在今陕西咸阳东)地的伯爵,名休父。 ?率:循,沿着。淮浦:淮水边。省:巡视。徐土:徐国,故城在安徽泗县北,亦称徐戎。 ?三事:指三卿。三事就绪,指平定徐国之乱安排官吏治理之事已就绪。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业业:举止有威仪貌。有,语助词,无义。 ?舒:从容舒缓貌。保:安。作,指起兵。绍:急。游:遨游。 ?绎:连续不断。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进:前进。虎臣:如虎之臣,形容勇猛的将士。阚:阚然,虎怒貌。虓(xiāo)虎:咆哮的虎。 ?铺:布阵。敦:迫。濆(fén):水边高地。 ?截:整治。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啴啴(tān):强盛而多貌。翰:高飞,疾飞。苞:指密集。 ?绵绵:连绵不断貌。翼翼:行列整齐貌。不测:不可测度。不克:不可战胜。濯:大。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犹:通“猷”,谋略。允:确实。塞:踏实。来:通“勑”,降服,归顺。 ?同:会同,归降。来庭:指“来王庭”,指觐见。 ?不回:不违抗。 四、《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五、《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小戎:轻小的兵车称小戎,重而大的兵车称元戎。俴(jiàn):浅。收:轸。车箱后面的横木。楘(mù):车辕上用来加固的皮带,也可做装饰。梁辀:车辕。 ?游环:用皮革制成的环,系在中间服马背上,以控制两边的骖马使之不外出。胁驱:又作协驱,驾具名,控制骖不至于里靠。阴:横放轼前的板木。鋈(yù):白铜。续:连续。指用白铜做的环扣紧皮带。 ?文茵:虎皮坐垫。畅:长。骐:青黑有斑纹的马。馵(zhù):白蹄的马。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 ?骝:赤红色的马。中:指服马。騧:黑嘴黄马。 ?龙盾:绘有龙形的盾牌。觼(jué)軜(nà):装在轼前系缰绳的车环。 ?:邑:敌邑,指西戎而言。 俴驷孔群,厹矛鋈镦?。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滕?。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 ?俴驷:披有青铜薄甲的四马。群:合群,指配合协调。厹(qiú):具有三棱锋刃的矛。镦:矛柄下端的金属套件。又名鐏。 ?蒙伐:画有杂羽花纹的盾。有:语助词。苑:有花纹貌,引为美丽。虎韔:虎此弓袋。 ?闭:竹制的娇正弓弩的工具。绲(gǔn):绳。滕:捆绑。 ?厌厌:安静貌。秩秩:有智慧。德音:好声誉。 第二节 战争诗的美学特征 一、崇高之美: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列宁语)这种伟大的“极其深厚的感情”在《诗经》的“战争诗”之中得到了最为鲜明、最为生动的体现,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这种美德之中所蕴含的最为崇高的精神之美。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騤騤,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小雅?六月》) “《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孔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己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朱熹《诗集传》) 周民族以农业为基础,安土重迁是其民族性格,在六月农忙时出征,可见这完全是一次迫不得己的自卫之战,在民族受 到威胁时,周人能够放弃自己小家的利益而为投身于国家利益的保卫之中,这就是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之体现。 再如《秦风?无衣》,这首诗的造语虽说非常平常,但在其中却洋溢着似火的激情与冲天的爱国豪情,表现了战士之间同仇敌忾、同生死、共甘苦的战斗友谊,体现了战士们轻死忘生的乐观精神与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慨。诗歌无论从语言、旋律还是气势上都体现出一种慷慨豪迈、崇高雄壮的美学特征。 “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朱熹《诗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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