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指数

幸福感指数 幸福感指数 英文名称,Happiness Index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如深圳社科院在做“和谐深圳”社会调查考评时，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 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 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所以近年来，人们也普遍认为:幸福指数，是体现老百姓幸福感的“无须调查统计的”反应:是挂在人民群众脸上“指数”。 幸福指数,是什么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对于幸福的追求方式，从前现代时期主要表现为哲学家的思辨和人们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到现代时期出现了付诸社会运动和建构，这体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要成就无疑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然而，现代化又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进程，与客观福祉的提高形成比照的是，主观幸福并没有呈现相应程度的上升，这无疑构成了现代化的一种困境。 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 第二，成就动机程度。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们对于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体安全感。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人们对社会问的关心更倾向于与民生有关的领域，民生问题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这种关注重点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判断。而对于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映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对“幸福指数”的某些误读 近年来，“幸福指数”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如果幸福指数将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甚至将在一个地方或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扮演一种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幸福指数寻求一种充分的理解，并且避免各种误读，无疑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首先，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因此，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是，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典型表现之一是，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进行测量的时间之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 其次，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如果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层面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因此，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在这里，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认为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从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 第三，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决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关于幸福指数又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产生“幸福指数崇拜”，即将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既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许多量表仍处在不断改进之中。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从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会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若要研制出一套既体现国际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尤其是获得可以作为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参考的幸福指数，尚有待进行高水准、创新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