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楼高百尺

危楼高百尺 北京不只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快、越来越贵，她也越来越高。 2010年8月30日，北京国贸三期竣工，以330米的高度获封“京城第一高楼”，令之前拔得头筹的京广中心、央视新楼相形见绌。然而，这个宝座国贸坐得并不安稳，它雄心勃勃的纪录，在令北京老百姓艳羡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刺激着周边商圈乃至各区县市政部门、建筑、商贸集团的神经。在国贸三期规划、破土、完工的几年间，“继任第一高”的争夺战始终硝烟弥漫，而战局也是跌宕起伏、扑朔迷离，你方唱罢我登场。朝阳、丰台、通州区相继传来“新地标”规划或开工的消息，其中一些又在高调宣传后忽然悄悄放低高度。 尽管如此，2011年9月下旬，中信集团确定将在CBD核心区修建一座超越国贸三期、高度最终达到500米以上的超级大楼“中国尊”，继续刷新北京的高度。“中国尊”形如其名，采用区别于大多数高层建筑的中间略有收拢、两端平稳加宽的双曲线造型。目前规划地下修建4层、地上搭建118层。它顶层的幕墙将采用玻璃材质，以实现俯瞰包括国贸三期在内的京城全景的震撼效果。 高楼不高明，究竟是谁之过, 纵观全球史，人类对“更高、更快、更强”的强烈希冀，是世界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在城市规划和建筑界亦如是，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到今天耸入云天的帝国大厦，无不凝结着师的智慧结晶、古老文化或全新文明的内涵和城市居民的美好愿景。在现代建筑领域，高层建筑已经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生活态度以及思维模式。特别是那些超高层的地标，它们在城市建筑群中起着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有一些经过时间的考验与洗礼，已经成为无法取代的文化符号。 然而，城市空间是有限的。到上世纪90年代，高层建筑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兴建基本达到了饱和程度。特别是兴建超高层“奇观”的工程规划，在西方多数知名大都市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差，兴建摩天楼的重心逐渐向亚洲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些国家普遍人口稠密、城市用地紧张，而经济形势欣欣向荣。“向上走”的建筑既起到节省发展空间的作用，又暗合了当地人民积极振奋的情绪，甚至取悦了某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心理。在马不停蹄的赶工之后，问题出现了――快节奏的生活给现代人带来了太大的压力，一些城市中历史悠久的文化景观被摩天大楼遮蔽，曾经的喜悦也随之不见天日。不仅如此，超高层建筑在运营成本、工程科学的方方面面对设计者、建造者和经营者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一个疏忽，后患无穷。持激烈反对观点的人甚至断言，昔日标志着“繁荣”“强盛”的超高层建筑，如今已经沦为“僵化”“压抑”畸形生活的写照。当真如此吗,高楼不高明，究竟是谁之过, (备注:中央电视塔是目前北京的最高建筑，但并非“京城第一高楼”，因为电视塔属于一种自立式结构，它首先肩负着广播电视节目发射、传播的作用，是一种功能性的建筑。而“楼”的身份更明确，它往往与城市居民有着更亲密的互动。本文要讨论的也正是超高大楼与人们的关系。) 从古到今的“紫禁之巅”――京城高楼史话 和所有随着时代前进而被翻新、被剧变甚至被颠覆的价值观一样，何为“高”、何为“低”，在古人和今人眼中也是完全不同的。江南三大名楼通过千百年口耳相传的夸张、诗词歌赋的升华，在未曾亲临其境的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种非常高大的印象。而实际上，“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黄鹤楼主体高度不到50米，“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的岳阳楼只有20余米，最高的滕王阁也不过69米左右。它们的“高大”，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高度，是因广泛的声誉和深厚的历史积淀而赢得了人们普遍的仰视。 说到旧京城的“超高建筑”，北京人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很多:皇家园林、佛教庙宇，或是地道的老城墙、老城楼。那么，哪一个最高呢,如果您想到了故宫、天安门，这思路是很不错，但离正确答案还差一步――在北京的诸多城楼中，正阳门才是最高的。正阳门箭楼也就是大家平常说的“前门楼子”，高度为38米，已经不容小觑。正阳门城楼却还要更高，达到42米，是旧京城内净高最高的建筑物，比天安门城楼还高出5米，可以“一览众山小”。 正阳门自元大都已有之，几经易位、翻修，终成今日楼、城、桥、牌浑然一体的壮观面貌。之所以又称“前门”，因为它是北京正 前方城墙正中间的那一道城门。前门见证了京城几百年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风云变幻。帝王将相也好，平民百姓也罢，进出北京都不能绕过它。前门楼子的上下内外因此很好地形成和保留了营养丰富的市民生态，下那个时代在北京生活过的真实的“骆驼祥子”“英子”的生活轨迹。正阳门是当之无愧的旧北京地标。 民国时期，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民营企业也发展起来，膳宿业成为经济结构中不容小觑的一部分。传统的小旅店依然存在，但真正引领风潮的还是大型酒店。在设计外观上西化倾向明显，因而这一时期北京新兴的高层建筑以“洋楼”为主。六国饭店是高层洋楼的代表，它经过多次扩建，至1925年也只有5层而已，依然能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傲视群雄，可见当时的高层建筑仍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建筑”均为政府规划、筹资兴建。而改革开放后，国外高级大饭店模式的引入，潜移默化地在建筑领域发起新的变革。对比一下“中国十大建筑”1959年第一届与1988年第二届的评选结果，不难看到，由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工体到国家图书馆、国际展览中心、北京国际饭店、长城饭店，现代化、市场化的建筑逐步扩大了影响力，可以与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一批国家标志平起平坐了。 90年代，中国的金融行业顶住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商务核心区从无到有，并在新世纪初具规模。高楼广厦终于不再鹤立鸡群、单打独斗，而是“组团”落户北京。虽然在最近一次的北京当代建筑评选中(2009年)，在建的国贸三期因影响力不及已建成的候选对手而落选，但是随着它去年投入使用，竞逐高度的号角才刚刚吹响。如今，我国的建筑规定，超过24米的建筑为高层建筑，而超过100米，才能称之为“超高层建筑”。 功过后人评说――超高层建筑的是是非非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允许我们将建筑堆砌得越来越高。高层的商品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住宅的紧张，但百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的成本太昂贵，目前还不大可能应用在住宅领域。在寸土寸金的商务核心区，超高层建筑的出现才恰到好处，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除了节约城市用地这一显而易见的优势外，超高层建筑作为展示财富实力的鲜活名片，在吸引资本方面也有着立竿见影的神奇效应。无论是兴建高楼的投资商，还是进驻大楼的客户，以及批准工程上马的地方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因之获益。在经济形势不够明朗时，超高层建筑也能巩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刺激商务核心区的悸动。 另外，某些超高层建筑即使在设计初衷上与旅游业毫无关联，但由于外形设计独特，或是身世备受关注，也常常能成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专属的新兴旅游资源。中国台北的101大楼、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大厦、美国的芝加哥希尔斯大厦，都是在近年涌现出来的“生力军”。 有功就有过。超高层建筑的是非功过似乎已经等不及留待后人评说了，近几年的一系列事件都在提醒人们，对待这些奇观般的建筑应该有慎之又慎的态度。“9?11”事件是属于美国也属于全世界的惨痛回忆，在唏嘘和悲伤之余，这种大高楼的安全状况让我们不免感到担忧。央视新楼的大火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如果火灾发生在投入使用之后，其伤亡状况将不堪设想。 简单来说，超高层建筑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太“高”了，傲视群雄的高度成了一把双刃剑。从基本的安全角度看，统计数据是非常令人绝望的:消防部门的云梯高度上限为100米。这些超高楼层百米以上区域发生火灾时，受困的人要么等待消防部门的人力救援，要么只有用自己的人力去逃生。更绝望的是，自己的逃生希望也很渺茫――实验揭示，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从33楼通过楼梯(电梯显然是不能用的)跑到1楼还需要35分钟，更不要提更高的楼层了。如果火势蔓延超过这个速度，后果不言而喻。 超高层建筑为人诟病的还不止这一点。在成本方面，由于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投资的数字经常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330米高的国贸三期的修建成本可不等于“一栋100米高的建筑成本×3”，它的倍数远不止于此。韩国仁川在建的双子大楼耗资30亿美元，日本东京对外宣布的为X-Seed4000巨塔投入的资金竟然达到前者的300倍――9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日本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或是2010年欧盟和美国海外投资之总和。这是一个无论如何高得离谱的数目，“噱头”的意义大于实际建设。 而维护摩天大楼的费用也同样夸张，想象一下我们在CBD的一般写字楼里能遇到多少清洁工人、维修工和安保人员。把十几栋这样的普通写字楼摞起来，就是“中国尊”那样的超级大楼的体量……因此，超高层建筑被学者生动地比喻为“资本黑洞”。 环境方面，超高建筑的自身构造决定了它对周遭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有可能制造更多的噪音、废水废气、电磁、光污染;高处的风振动，对楼中上班族的身心都是有害无益;它还会将高处的狂风引向地面，给行人带来危险;也可能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使空气污染更严重;超级大楼的中央空调系统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带着各种细菌的风在三五百米的垂直距离中恣意游走……甚至在超高建筑工作的办公族本身，也会在有意无意中成为城市拥堵的帮凶――他们在上下班时间集中接近或离开大楼，加重超高层建筑周边的交通压力。 如此看来，超高层建筑简直有如洪水猛兽。这就是一座城市里不应该修建太多百米以上摩天楼的原因。 当然，这些缺点并不意味着在高楼工作就得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如果在设计、建造、使用时，对摩天大楼的灾难预警、应急处理系统提出更高要求，特别灵敏、准确地监测和排除隐患，上述的问题都可以克服或补偿。譬如针对大家关心的消防问题，可以设置消防避难层、避难房间，在发生火灾又无法逃离大楼的情况下，保证被困民众等待救援时的人身安全;高层建筑的火灾蔓延一般是通过竖向的管井实现的，因此超高层建筑应做到排烟、排气、垃圾、电缆等不同管道完全分开、独立设置，并采用高耐火极限的不燃烧材料;高楼火灾中，因毒气的“烟囱效应”伤亡的人占到十之六七，因而在楼梯间、消防电梯间等避难和疏散场所，可以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超高建筑的供电系统平时就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几千到几万千瓦的电力，因此需要设立应急电源、不停电电源，在危机时为人们保驾护航。在环境保护方面，超高层建筑可以全面推行节能灯具、电器、节水龙头等老手段，或是“外墙保温系统”这样的新技术，不仅节约自身开销，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比着涨，比着降――地标狂热为何难降温 高度是信心的象征，也是野心的体现。即使我们能说出超高层建筑的千万种不好，仍然有财团饶有兴趣地、有时甚至是急火攻心地加入拥趸它的队伍中。这是为什么,如果用一个粗浅的类比来说，超高层建筑可以看成是城市建筑中的“奢侈品”，比起实用性，有些人更在意它的象征价值。 上一节已经提到，修建摩天楼，可以看成是企业和财团的一种“行为艺术”和“长期广告”，是向世人昭示软硬双向实力的绝佳平台。虽然市场的潮起潮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开发商的热情和信心，追逐高度的竞赛也不时出现波折，但只要城市经济不至于崩溃，这场竞争就绝对不会终止。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吕斌教授在他的研究结果中指出，从帝国大厦开始直到今天，近100年的统计数据揭示出一个让人无奈的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超高层建筑的运营都是亏本的。建造超高层建筑的目的，“展示财富”的用意早已重于实际的功能。 尽管大楼本身盈利能力有限，它们的辐射能力却是数一数二的。北京CBD核心区近几年的十余宗土地交易，据说将吸引投资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并在以后的日子中，带来每年500亿的财政税收。在市场规律面前，哪个企业不以进驻CBD为荣, “中国尊”宣布开工后，一位企业负责人激动地对现场媒体表示，将尽一切可能入驻，因为“仅仅是入驻本身已经说明了全部问题”:企业的雄厚财力啊、给投资者的信心啊、超强的管理能力啊……兴建摩天楼的投资方即使在这一项目上有所亏损，也可以通过这种“晕轮效应”成为市场中公认的强者，在其他方面获得补偿。因此，中信集团对于Z15地块的夺标颇费心思，就是奔着“问鼎CBD”这样一个金光灿烂的目标。 争夺地标的热情并不是北京独有的。在2013年前确定竣工的“世界十大超高建筑”中，中国城市独占四席，广州塔“小蛮腰”(已竣工)、天津中钢国际广场、香港西九龙国际贸易广场、仅次于迪拜塔的“上海塔”(预计将高达632米，由伦敦财团投资建造)，无不集经济、社会、文化效应于一身，希望获得全世界的目光关注。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有那么一天，160层、828米高的荒漠上的通天塔，也会被中国的超高层建筑所超越。 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栋中的摩天大楼都可以如约完成。一份份规划书在实际执行中微妙的变化，隐藏着投资方复 杂的动机。如果前几年大家纷纷提出“超越国贸”的新是出于一种地方攀比心理，那么在工程高调上马后又低调地削减高度，则是一种商业谋略的体现。原本，通州规划在新城运河核心区的五河交汇处建造一座500米的高楼，却在2010年悄悄将其高度不断下调，400米、300米，直到最近的200米。有网友分析，通州一没有大产业区，二缺乏便捷的交通，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打造出“曼哈顿”似的高层建筑群落,但是建高楼的计划虽然削减了，通州区的房价却因这份新城规划水涨船高。 一栋楼盘活一座城的奇迹不会每天都发生，即使是将新地标当成一张宣传牌，这场游戏也不能玩得过于草率。更何况，现实中发生的，是涉及许多人生活与心灵的一件大事。 变形记――超高层建筑与城市人心理状况 小时候写作文，要写生活美好、经济繁荣，总是套用一句话:“放眼望去，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过去，我们谈到这些高楼大厦，总是热情昂扬，欣欣然面有喜色。超高层建筑多起来，与它们共生的人群多起来，我们开始谈论问题，但不外乎考虑成本、安全、交通。其实一切“好的建筑”都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超高层建筑最看不清、摸不透，但是很有可能最深刻、最长久的影响，是它们对城市居民心理的冲击和改变。 对于超高建筑内部的人们，主要是上班一族而言，办公室的布局也许和一般写字楼无甚差异。但是，在超级大楼中特有的光影、噪音、风振动等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上班族的情绪。 第一个要克服的敌人是恐惧感、焦虑感。高处的风遇到建筑物，会从上下左右全方位地穿过，形成强劲的涡流，狂风甚至能使大厦发生摇撼、扭动，即使是没有恐高症的人也可能感到不适。 第二个情绪的敌人是隔离、封闭、空虚感。这些类似的负面情绪尤其容易发生在层数比较高的办公室的员工身上。下楼外出不便，他们有可能午餐叫外卖，超级大楼有时“贴心地”整合了各种资源，如餐饮、购物、娱乐，让其中的人甚至感到身处袖珍王国一般的幻觉。于是，有些人朝九晚五中唯一外出活动的时间段也不愿意走出大楼了。 第三点，由于北京的超高层建筑多是最近几年修建的，又比较紧张地投入了运营使用，难免出现在公司进驻后，办公室空气与装修材料中的化学物质尚未释放干净的情况。从容易躲避的甲醛、杀虫剂、香烟，到难以逃脱的化学纤维、清洁剂、复印机墨盒等办公用品中蕴含的有害物质，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让人身心极易疲惫或生病的化学环境。使得办公族在上班时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连带着精神萎靡不振、对工作提不起热情甚至是抱怨连连。如果听之任之，时间长了，即使办公室的环境已经有所好转，这些人也已经形成了心理暗示。一到上班的环境，身体就切换到慵懒无力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病态建筑综合征了。 另一方面，高大的建筑也给城市中的其他居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情体验:人面对错综复杂的城市化大潮是非常容易迷惘的，偌大的北京，许许多多突然涌现的超级大楼之间，却仿佛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金融集团兴修的超级大楼不免都带有“拜金图腾”的色彩，过于强调资本的力量，只会令人类的异化与物化加速。同时，大量拥挤于一处的高层建筑，影响到了周边广大面积的街头生态，街道逼仄灰暗、交通拥堵、鱼龙混杂，美丽的老城区被遮挡住不见踪影……这一切都加深了人们对本身并没有错的超高建筑的误解和厌恶。 归根结底，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发展的盲目性。2010年8月，纽约市批准了开发商在帝国大厦边建造一座高度超越前者的大楼，它也将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纽约的新地标。超过63%的纽约市受访市民认为帝国大厦方面应当通过法律途径敦促开发商降低新楼高度，避免破坏纽约多年来极具风情的、已经形成传统的夜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新楼的确还没有动工的意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诗里描绘的浪漫情景，在我们追逐城市化的浪潮中、在人对超高层建筑的畸形膜拜中，会不会被彻底湮没,如果卞之琳从一座高楼的窗口，只能望到满眼数不清的高楼，每一栋都争先恐后地向天际拔起，没有桥，更不会有桥上的有心人，大师还能否写出传奇、隽永的《断章》, 正如前文说到的，追求高度的想法本身并没有错，超级大楼本身没有错。但在北京这样一个不仅有文明、更有文化的城市，人们崇拜的不该是单纯的“更高”和“最高”，而是能给建筑的 使用者――人，带来健康和愉悦体验的最为恰当、合适的高度。如今，“慢生活”的理念愈发 深入人心，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开始提倡一种名为“慢城”的城市发展模式。我们修建超高层 建筑的速度，是否也能放缓些许呢,让它们再美丽一些、再实用一些、再健康一些，让城市 不仅更高，而且更高明。 (编辑  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