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乐团自传】信摇滚，得永生——信自传

【信乐团自传】信摇滚，得永生——信自传 信摇滚得永生——信乐团自传之信自传 dj出身的阿信, 如果我现在大胆自称是一个成功的乐手，开始诉说一个充满传奇血泪的 《台湾阿信》奋斗故事，大家应该也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开始，会从一个年仅两岁的天才型dj身上开始。 两岁的我确实有这特异功能，家里的黑胶唱片，总能找到第一个音符的开端，正确无误的播放出来。这就注定了我一生要吃音乐这行饭吗,答案在高中之前都是否定的。 记得小学曾经想要参加学校的合唱团，老师要大家做发声练习，我一开口，声音总是特别怪，跟全体同学的声音很不搭。试了好几次之后，老师请我别再去唱了，因为我的声音不和谐，那时甚至有点气恼，心里忍不住偷骂那些可以进合唱团的同学有什么好骄傲的，浑然不知自己拥有真的很特殊的嗓音，跟当时同学的童音自然很难融合。 我家人唱歌都很恐怖，爸爸过去只会唱一百零一首台语老歌〈中山北路走七遍〉，无论到哪里，他只唱这条指定曲，而且他只会唱两句，接着不停的repeat这唯一会唱的两句。妈妈则会唱很多歌，但她从头到尾可以换三此key，按照自己心中的乐谱乱走，最后大家都听不出她到底正在唱哪首歌。妹妹的歌喉也很恐怖，我很担心她幼稚园的小朋友怎么受得了唱游课。所以妹妹常抱怨妈妈把歌喉都分给了我，而且怀疑我这个哥哥是抱来的，不然怎么我们全家唱歌都那样，却生出这么会唱的儿子。但打从我发片之后，爸妈倒是把整张专辑的歌都学起来，努力的帮我打歌。 真的是难为他们了。 太早独立的人生 十二岁就跷家到高雄玩了一天一夜，爸妈没有骂我行为乖张，只说了句:以后不要这样了。我想可能是他们认为男生本来就应该独立一点，也希望我能够早点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十五岁就让我搬出来住，要我半工半读让自己负责生活费跟房租。 因为自己的素描、国画、水彩的功力还不错，我国中毕业后考上了中正高中的美术班，但我不想读，反而依照兴趣上了华冈艺校。一开始在华冈念戏剧科，主修灯光跟舞台，后来因为 喜欢音乐，所以降转了音乐科，主修声乐，副修钢琴。 当时华冈校风保守，严格禁止学生参加演义工作，只要“抓”到学生去电视上唱歌拍广告什么的，都会被校规处罚。而且女同学们还没有现在的华冈女生"花团锦簇”。不过当年我还是干犯校规涉足影剧圈，跟几个同学跑去演了芝多司的广告。黄韵玲是主角，我在广告里拿芝多司丢黄韵玲。广告播出之后，学校知道了，我被记了一个大过，并就此终结短暂的演艺事业。 在华冈的时候我非常的“爱”念，把三年毕业的学校念成了六年制，期间有一年休学，总共缴了五年的学费。因为学费太贵，我要打工来赚点钱贴补多出来的学费，幸好堂哥出现，把我引进了pub的表演世界。 当年堂哥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赵传的红十字乐团里面当键盘手，看出我对音乐这一行很有兴趣，就带着我到pub表演，发现我唱得竟然不错，于是帮我安排了正式的演出。我那时侯白天上课，晚上在piano bar 唱到三更半夜，累到上课都在打瞌睡，但累积了很多表演的经验。一转眼，堂哥现在也成了四十多岁的大肚中年人，但还是很摇滚。 当时的年轻人除了爱到pub，还热中到舞厅跳舞，所以我也经常出入当红的舞厅penthouse，但不是去跳舞，而是去端盘子当侍者。penthouse花招很多，像半夜十二点会打开屋顶天窗，因而轰动台北。在那里端盘子也不容易，因为老板设计了很怪异的制服，上半身是银色的上衣外加大垫肩，下半身是绿色的裤子，而时间一到，所以的侍者都要用一只手端着盘子跳舞，真的很糗。为了赚钱，我也豁出去了。 十七岁的时候，我就想要出道，那正是可以当偶像的年龄，我还特别拿着v8自拍跳舞的样子，发现自己太高，跳起舞来手长脚长感觉很蠢，所以当场不要当歌舞团体偶像艺人，坚信出唱片当歌手才是我该走的路。 十八岁，1988年，我跟同学组团参加yamaha第二届热门音乐大赛，张雨生是第一届的冠军，我跟我同学组的学生band一路打入了决赛，也是决赛当中唯一业余的团体。其他的参赛者全都是职业的band，能入围决赛表演已经是不错了，而且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我认识了michael。michael的band还拿下了那一届的“最佳团体奖”。 那时候唱片圈当红的是可登唱片，圈内最有名的陈复明老师也许认为我还不错，特别帮我试了音，我认为自己就要走红了，但后来接到兵单只好当兵去。当完兵回来，发现可登唱片竟然已经结束了，等到真正出版自己的专籍，已经是十四年后的事情。 以我pub演唱的实力，当兵时应该可以进入艺工队。在新兵训练的时候，艺工队果然来征选队员，挑走了很多人之后，最后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兵，于是决定用抽签来挑人。我的运气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走下坡，因为铁桶里面就只有两个球，一个白的一个红的，而我跟另外一个人将会一个当普通大头兵，一个当艺工队，幸运的是我先抽，还有选择的权利。 摸着箱子里的一颗球，我考虑了很久，还是放了下来，拿起了另一颗，结果取出一看是个白球，代表我没选上艺工队，而且隔天才知道当大头兵要被分配到金门服役，真可说是天壤之别的待遇，而出唱片的事情因为战地距离遥远音讯不便，也都没希望了。 退伍之后我曾想过要转行，因为一直对餐饮业很有兴趣，还到一家川菜馆当学徒，但洗了整整一个月的碗之后，还是决定回到音乐路上，煮菜还是当兴趣吧 。 火爆歌手 二十二岁开始，以台南一家小小的披萨店为起点，我重新当歌手。那家店的店面跟必胜客类似，不像个表演场地，观众在吃饭时，我却在唱歌，感觉比较像餐厅。但场地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唱，也重新开始了我的演唱生涯，在同一家披萨店唱歌的乐手还包括后来很红的动力火车。 我当然想回到台北唱，因为pub的圈子很小，只要有个还不错的表演团体出现，口碑传得很快，全省的pub都会提出邀约。但十年前我的表演风格被一些pub拒绝，像是台北很有名的EZ5就觉得我跟他们的调性不和，但我也无所谓，这家不能唱，另外一家pub还是可以唱。那时候台北的pub很景气，很多香港人都跑来表演，就是在那段期间我认识了晓华跟tomi，还有michael。没想到七，八年之后，EZ5的老板出了天价请我过去唱几场，那种实力证明一切的感觉真爽。 因为都是同行，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tomi的国语很难听懂，我总要组织很久，才能理解他讲了些什么。晓华因为是印尼华侨，国语讲得很好，他总是嚷嚷着:大家一起来出唱片。没想到一句玩笑话，花了九年才实现。 这段pub生涯对我们都是很好的磨练，大家都在其中学会了三千首以上的歌，而且即兴的默契十足。但学到更多的，是这个社会是现实面。 在pub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客人，我看过太多客人酒醉闹事的场面，一般pub都会请保安，万一发生状况，会很快就被控制，除非状况很严重。我就看过几次酒客互相不爽，拿枪互相恐吓的场面，这时候我们当然立刻在舞台上找跟柱子躲好，毕竟子弹不长眼，小心为妙。 也有客人在pub里面莫名其妙对峙了起来，双方都有十几个人，又是摔杯子又是拍桌子，气氛很火爆。但这种时候如果看起来没有太危险，我们都会继续唱，因为若是现场安静下来，那会更尴尬。 在pub走唱的这段期间，我台北、台中、高雄多跑过，逐渐各地的老板都知道我的歌声很 好，能够把气氛炒得很热，很会吸引客人，但他们都知道我很不稳，可能今天唱一唱，明天就消失了，对培养忠实顾客没有帮助。而这段期间我会浪迹台湾，都是因为在一个地方已经待不下去，而且多半都跟缺钱有关，仇家越累债越多。 那段时期我的脾气很不好，有次高雄某间pub出了机票请我跟团专程南下演唱，酬劳也不错，到了现场我觉得音乐很烂所以心情很不爽，唱完之后故意把麦克风摔到地上。观众一看我的举动觉得很刺激，觉得我就像国外的摇滚团体主唱一样high，所以反应特别激烈。我也觉得很爽很high，但是下台之后，别团事的保镖拖到外面打了一顿，还被扣钱。 现在想想觉得很好笑，我那时候觉得‘这首歌应该就是要这样唱’，因为唱的是nirvana的歌，主唱最后总会乱摔乐器，但我一摔，反而被打，想到其间差别的讽刺，忍不住痛得大笑。 nirvana的主唱柯特寇班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在走红之后自杀了。他终其一生最厌恶那些每天不停出现在电视上的所谓‘流行音乐巨星’，常常看电视看到火大，气愤的拿枪轰电视机。但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竟然也出现在电视上，而且还成为流行音乐巨星。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过去最讨厌的人，因为受不了这种讽刺性的发展，所以举枪自杀。 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快乐，深受这个悲剧的影响。那时一直都有出片的可能性，但每次都失望，我曾经不只一百次想过，自己是不是就在pub里唱一辈子，一辈子就看着电视里面唱得不怎么样又没有什么音乐理想的人，竟然可以走红。 想到了柯特的故事，我忍不住对着电视开骂，然后怨叹人生太不公平，但因为我还没红，根本没理由当举枪自尽的柯特。天天处在这种不平衡情绪下，我觉得自己得了忧郁症，下了舞台一整天不想跟人说话，成了个怪人 。 被朋友吃垮的火锅店 在外奔波流浪久了，还是会想要安定下来。唱到台中的时候，我认真的想安定，也在台中待了四年，拼命的赚钱，每天从晚上十点开始唱，中间还接两小时民歌表演，总共一天要表演六小时，一小时六百元，一天赚三千多，唱完了最后一个小时，天也亮了。 这样努力的唱歌确实可以寸下一些钱。我一直很喜欢做菜给朋友吃，看他们吃饭满足的表情很有成就感，所以寸了钱之后，我跟几个朋友合伙，在台中开了间占地广阔、装潢豪华的shabu shabu火锅店，总共投资了快两百万，店里面还摆名画，搞得简直像是个美术馆。 我的朋友多，新开店当然要请朋友吃饭，后来朋友继续捧场，也不好意思要人家付钱，店里看起来天天高朋满座，而且吃火锅都配威士忌，却不代表收入丰富，因为很多都是我买单。 每天晚上我还是到台中几家主要的pub表演，不在店里时，朋友负责看点。 有一天我在台上表演时，看到朋友竟然跑到pub来，下了台问她，怎么不顾店,她说，店被砸了。我赶紧跑去店里看，里面美丽的玻璃哗啦满地。朋友说那时候几个大汉跑来吃了一顿，然后钱也不付、籍故找碴还莫名其妙的砸了店，她没有办法阻止，只能把店关了，找我求救。 以我当时的火爆脾气，这笔帐当然要找回来，但因为找不到线索，不知道这些人来自何方，搞不清楚他 们是为了要保护费，还是同行相忌所以出手警告，我的火锅店在台中可说是装潢最好的，难免会因为生意竞争而产生冲突，我知道这些人一定会再来。 后来这批人果然又出现了，刚好我在店里。他们四、五个人一到店里看到菜单就开口说;“menu上的全部都来～”哪有人这样点菜，我立刻就感觉到对方的敌意，暗地跟朋友说:把东西准备下，等下要开战了。 果然菜一到，对方就把桌子还带热汤火锅全给掀了。我拿着棍子，朋友拿着菜刀冲出来， 我们四、五个朋友都很壮，通通冲上去打人，对方反而让我们吓傻了。我那时候的个性是有仇必报，一定会讨回公道，自然把他们教训了一顿。 不过后来火锅店生意越来越差，也许是客人觉得店里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所以宁愿去别家吃也不想来我的点里买风险，最后撑了半年还是收摊，而且赔了一大笔钱。我继续唱歌，而且更努力的唱，因为我除了是穷光蛋，还揩了一屁股债。 为了赚钱，我在离开台中之前还曾经在台中的Friday牛郎店唱过歌，好那是一个三人的小乐队，有时候我还要弹弹琴，打打鼓，但是是很单纯的演唱。演唱的时候我会拿着无线麦克风走到客人面前，问她们要点什么歌，唱完之后，客人会赏一杯酒跟两、三千块的小费，只要喝了酒就可拿小费。那时候我太穷了，小费也是丰盛的收入来源。 但这段经历在我出道之后，成了杂志挖内幕的焦点，他们以为我在牛郎店当牛郎陪酒;但其实说穿了，那时候的我那么肥，根本没条件当牛郎。后来那牛郎店数大招风，频频被警察抄店，接着结束营业，我的收入锐减，日子又过不下去了，我只好再度跑路 。 太阳底下穿皮衣 跑到高雄待了一年，那时候严格来说是没有收入的，我不敢在pub里面唱歌，因为仇家太多，不能随便亮相。那时候我不再想出唱片，放任自己大吃大喝，吃得更肥，所以更没自信，根本不相信自己这辈子还有可能会出片。 记得有次朋友知道我在高雄，拉我到垦丁的“春天的呐喊”演唱。那可是没年最重要的摇滚盛事，几乎全国的乐团都会跑到那里唱一唱，比一比谁把场子做得最热。 我跟朋友觉得自己是摇滚团，当然要穿皮衣最有摇滚味道，所以全体约好要穿皮衣皮裤皮靴下垦丁，结果到了垦丁热得眼泪都要翻出来了。唱完第一场，全部团员都跑到外面的路边摊买T恤短裤，然后脱掉皮靴打赤脚上台。第一场唱很用力的摇滚，第二场就改唱适合海边的雷鬼，再也不敢在太阳底下摇滚了。 外交 外交是台北资格最老的团，成立到现在已经快要二十年了。每个唱pub的歌手都会觉得如果能够加入外交，那就太diao了(这个diao我打不出来)。外交主唱之一keith stuart除了唱歌，还是圈内著名的制作人，我知道他很厉害，一直想对他毛遂自荐，但他根本没空理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的歌声。 在高雄最苦的日子里，一个下午忽然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是外交合唱团的团长崔可铨老师打来的。 “崔老师，什么事,”我很恭敬的说。 “我们的主唱离开了，听说你唱得不错，有没有兴趣回台北发展,” “有多急,”我嘴巴上面还是很客气的说，但其实心里想的:“你是在开玩笑吗,谁会没兴趣,” “今天晚上～” 于是我立刻搭车赶回到台北，加入了外交合唱团。 当晚我回到台北，在外交的团里第一次当主唱，这也是keith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 连续唱完一个星期之后，我下了台正在喝酒，keith终于忍不住了，过来跟我:“阿信，你要不要跟我们签约,”(他是老外但中文说得很好，还回看---)(省略号处为台湾符号 看不懂) 距离我跟keith毛遂自荐，已经隔了一年之久，当场我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他说，他来台湾十几年了，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唱摇滚的，而且音域这么广，他说他家里放了一大堆歌，但都找不到能唱的人，想让我试试看，我唱了之后每首歌都达到了他的要求，他听得好开心。从此我们一拍即合，成了命运共同体。 我在外交合唱团待了两年，这段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因为信乐团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keith是团里的另一位主唱，而写一了百了的则是外交的键盘手ringo，也是专辑的另一个制作人。当时大家凑在一起都在谈未来要做的专辑。 唱了一阵子之后，我跟keith、ringo把时间与心力都投注在专辑上，常常没空去唱外交。后来想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乐团不能老找代班主唱，所以我们自动引退;那时另一位主唱戴爱玲有正在跟keith做新专辑，也一起离开。 外交一下子失去了三个主唱一个键盘手，但补足人手之后，仍然是台北最资深的乐团，屹立不摇。 忘了加盐的潦倒咖喱饭 为了一圆音乐梦，keith早就创作了很多音乐，跟他合作之后，为妙除了外交的表演，还经常跟别的乐团的michael、晓华、tomi一起jam。大家买一瓶威士忌，michael来点大鼓，然后搭一搭配一配，撞击出更多更有创意的做法。一首歌从晚上八点搞到早上六点，就可以搞定，创作速度可说的神速。 虽然我早就跟大家谈过要出片的事情，但跟滚石签约一签三年，录了几首歌，始终没有下文。那时候滚石只想发我一个人的个人专辑，但不知道为什么，花了一堆钱做好的音乐却始终没有发行，不过我始终很感激滚石的段钟潭先生。 这段期间我除了晚上唱歌，还想着该如何多赚点钱，因为如果真的要出片，会有一阵子没有办法表演。这是很多在pub的歌手恐惧出唱片的主要理由，因为筹备期间没办法上班，经济上会立刻从有收入，变成没有收入，风险很高，所以我在表演工作之外，还开始在中午卖咖喱饭，好多赚点钱。 对于煮菜我一直很有自信，还自己练就抛锅翻炒的技术。做咖喱饭虽然看似简单，但我照着食谱亲自研发新口味，买了几个又大又深的锅子，还买了快速炉，煮饭还用真的木桶炊饭。咖喱一次煮个三、四百人份，放一个晚上，等到肉都入味了，再用炉子文火热着，推到路边卖。 我摆摊卖咖喱饭前后卖了一个多月，还自己设计了奋斗青年的装扮，就是无袖的背心加上短裤，脖子上面挂着一条毛巾，这造型连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很努力。 第一天推车出门心情很high，根本不知道摆在哪里才是正确的，推到街上以后，我卯起来想管他的～我就摆在十字路口～然后就在小巷的出口，人潮最多的马路上开始卖。旁边的商家通通跑出来对着我指指点点的，他们很关切我在那里要卖什么，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接着警察骑着车子过来巡逻，无照营业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不知道该不该撤，但没想到警察高抬贵手，假装没看到我，就这么从我眼前骑了过去。 第一天开张，只卖出几个咖喱便当，我推着满满的一锅咖喱跟一锅饭出门，又推着一锅饭跟一锅咖喱回家。幸好咖喱饭是一种很适合卖不掉的东西，因为胡萝卜跟猪肉在咖喱饭里面放了一夜，会产生化学作用，让猪肉肉质更柔软、更好吃，所以隔天的咖喱要比现做的咖喱来得好吃。我通常都会一次做两锅，一锅放着一锅拿去卖，如果今天卖不完，明天还可以继续卖，不会有隔夜变味的顾虑，失败的风险比较小。 有了第一天的突破，后面就变得容易多了。隔天我继续推到同一个点，理直气壮的在那里卖，而且还订做了一个塑胶的透明盖子，盖在咖喱锅上，这样看得到里面的料，又能够隔绝 路上的风沙。后来客人也都知道我会在那里出现了，而且一三五的咖喱是家了椰浆的泰式咖喱，二四六是日式咖喱，天天都会有青翠的切片小黄瓜当做配菜。 接下来为了避雨，我还订做了雨棚。正在动脑筋想摆张小桌子在旁边的时候，警察找上门，所以我后面的跨国咖喱连锁店也就停止了。 要边唱歌边卖咖喱饭，体能是最大的挑战。每天唱完歌、累得半死回到家的凌晨时分，还要拿起菜刀切洋葱煮马铃薯，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有时候喝醉了，觉得自己创造力充沛，于是拿着奇怪的调味料乱加一通，隔天还是照卖不误。 过了不久，keith跟我果然对于出唱片这件事太狂热，狂热到忽略了正职的外交合唱团表演工作，于是和另一位制作人詹凌驾(ringro)最后都离开了外交。没了外交这笔稳定的收入，咖喱饭成了我唯一收入的来源。 虽说那阵子我的运气很背，但咖喱饭的生意始终不错。在我摆摊的基隆路、信义路口那一带餐厅都不便宜，对面鲁肉饭店卖的咖喱便当一个要七十五元，我的咖喱饭又放洋葱又加马铃薯泥还放椰浆，外加用真正的木桶炊饭，看起来真的不错，只要四十元，相形之下真是太便宜了。 所以开始摆摊之后不久，附近的上班族都排队来买，有时候还会出现大户，一开口就说他要二十个便当，还说他去隔壁的便利商店买饮料，待会儿过来拿，但我这一人商店，光服务眼前的客人都忙不过来，等他买好饮料过来，二十个便当根本连饭都还来不及装，幸好正在排队的上班族女孩子很好心伸出援手，才应付得过来。 我的经营风格属于随性，煮也随性，卖也随性。因为忙着装便当，根本没空收钱找钱，就要客人把钱放在桌上，需要找钱就自己拿。 有时候白饭用完了，我还厚着脸皮跑到附近的自助餐店买白饭来配咖喱，几次以后，自己想想不妥，因为我用低价便当抢他们的客人就算了，不好再跟他们买饭来抢他们的生意，所以饭用完了我就收摊;还是那句老话，咖喱越沉越香，不怕放。 那时候我住在基隆路附近，卖到后期，没了外交的演出工作跟收入，失恋、失志外加失业，，煮的咖喱饭经常忘了加盐，但还是照样卖光光。忘了加盐的咖喱饭，反映出我对生活都失去了兴趣，任何事情都不太在意。 有个下雨天，我穿着雨衣，推着一锅饭跟一锅咖喱出门，上面放了一盒刚刚亲手切好的小黄瓜[片。天雨路滑，结果推车在人行道上歪了一下，大雨中我的锅子翻了，上面的小黄瓜滚了一地，餐盒也掉在泥水里弄脏了，没办法卖。我弯下腰来捡起这些东西，又慢慢推着车子回家，路上我忽然很想哭，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马路上捡小黄瓜，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只知道，如果不卖咖喱，我就没有收入，这是非常 现实的一面。 这时的我，是真的贫穷，没有选择的一种贫穷。这就是人生的谷底。我想告诉所以的年轻朋友，不论遇到多大的打击，都不要放弃理想与希望，因为希望是最重要的。 重回台中 我第一次离开台中，身无分文到高雄发展，熬了一年回到台北进入外交，过了两年收入稳定的日子，接着为了发唱片离开了外交，后来却连咖喱饭也没得卖，收入全无，只好回到台中投靠朋友。 这样在全省饶了一圈又回到台中，我发现自己竟然更穷，穷到借住在朋友屋顶加盖的铁皮屋里，还是常常连饭都不敢吃，因为在台中吃顿饭要五十块，实在太贵了。但肚子饿怎么办,我开始学抽烟，发现抽烟可以暂时忘记食欲，算起来一包烟可以混几天，比吃饭来得便宜。 那时候我重新回到pub而且是从代班做起，我记得代的第一个班就是范逸臣，不久之后他 就发片了。要代班还是要准备点成本，像是交通费，但因为身上没钱，连搭公车的钱都没有，只能走路到pub，唱完再走路回朋友的铁皮屋。一开始每走一步心里都百感交集，后来渐渐的麻木了。代班代了一阵子之后，老板觉得这次我的表现很稳定，相信我应该是决定要在台中发展了，所以大方的把他的摩托车借给我，这才算有 代步工具，不必走路。 每天唱完所以的场子回到家，爬上楼梯到屋顶，看到天也亮了，那种感觉很心酸，提笔写下了天亮这首歌，一直问自己“就该天亮了吧 ,”就该走出这穷困的日子了吧 ,但老天没给我回应，失意的我常常喝酒喝到挂，有一次醉倒在7.11门口。很多事情都让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人生是无意义的。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马上就有出片机会，我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病。 我的家庭 打从确定可以发片之后，我跟晓华一起做了一件摇滚迷都想做的事情——在身上刺青。我在手臂上刺了个‘信’字，他则刺了个带有80年代摇滚风格的图样，被我们笑是80年代的LKK。刺青这档事，是要亲自尝试过之后才知道有多痛，我的构图其实在‘信’字之外还有些搭配的花纹，但因为太痛了，所以打算分期付款，下次再慢慢刺。 说到刺青就想到我爸，我爸是南港区在地的角头，真正的‘江湖人物’，虽然长得像猪哥亮，但他属于完全不会笑的猪哥亮，脸上有两道很深很深的法令纹，全身刺满了龙风，不说话就很吓人。 小时侯看到我爸爸我总会不由自主的害怕，尤其他洗好澡打着赤膊出来，脸是很凶的罗汉脸，全身又龙飞凤舞，真的很可怕。所以我从小就对爸爸敬而远之，父子一年讲不到十句话。 我爸那个时代的角头，刺青没有现在的电动器材，都是用手工一针一针慢慢刺，但他前胸、后背、手臂、腿上都是龙风。我这次光刺一个‘信’就已经痛得受不了，要分好几次‘施工’，若学他刺个全身，恐怕要刺个五十年才能完工。 我的角头老爸看到我刺的‘信’，只淡淡的给了一句评语:“这没龙没风，不好看。” 小时侯爸爸身边有不少小弟，在‘江湖’的地位很高，他是那种很注重穿着打扮的日本风格雅痞型角头，西装一定穿好几万的舶来品，而且都要打扮得很干净才肯出门，但我的妈妈是个用碗喝绍兴酒的大姐头。妈妈从小就很挺我，像我国中的时候瘦瘦小小，常常被同学欺负，妈妈会带着小弟到学校，帮我把那同学叫出来，骂一顿，然后她觉得这样还不够，还把校长请出来沟通了一阵子，相信校长那时候应该觉得压力很大。尽管如此，爸妈管教小孩从不动手打人，他们觉得用嘴巴讲讲就够了，没必要体罚。 在爸爸的影响下，我小时的志愿不是当老大，而是当立委，因为从小看着爸爸帮立法委员在竞选的时候当椿脚，帮忙抬轿，跟着爸爸到人来人往的竞选总部喝茶聊天，就像过年一样有种欢乐热闹的气氛，大家都在里面泡茶打麻将。所以我小时侯就觉得将来应该要当立委，这样就可以有自己的服务处，家里天天都像过年一样热闹。 很奇怪的，最后我跟妹妹从事的工作都跟爸爸的工作性质相去甚远，我是歌手，妹妹则是幼稚园的老师。没有继承衣钵的原因应该是我们除了体会到江湖的好，也从爸爸的落寞看到了江湖现实的一面。因为人在江湖难免有仇家债主，有风光的时候，也会有风光散去的日子。 我记得小时侯家住在透天别墅里，还有座花园，那时候的一百块纸钞是绿色的，妈妈的床头柜上总有一叠一叠的绿色钞票，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样。江湖也有景气问题，爸爸风光的时候，手下有很多兄弟，那时候亲戚也都很看重我们，常常来走动，有个亲戚被绑架到山上，还是我爸出马去救他回来。 但后来爸爸垮了，我们搬到公寓，好歹还是自己买的房子，但接下来就变成租了一间更小 的房子让全家栖身。从房子可以看出我们家经济状况的演变，也体会到了人情冷暖，我们要自己打工赚钱，亲戚也几乎断了来往，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后来我们好不容易买了房子，但是缴不出贷款，还是姑姑出钱帮我们缴清了，让爸妈安心的住在里面，所以对姑姑我很感激，开始表演之后，她公司的尾牙我都很乐意去表演。 知道家里缺钱，自从搬出家门自力更生，有好几年连过年我都没回家去，不是不想回家，而是觉得没脸回家，因为身上没钱。而且知道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平常没拿钱回家也就算了，连过年都拿不出红包孝敬爸妈，这种压力让我不敢回家。 尽管家里状况很不好，但妈从来没开口跟我要钱。我妈妈常常跟我说，没有钱没关系，还是要回家吃饭，但我总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够做到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没有脸回去。 在发片之后我总算可以给妈妈一些交代，过年也可以重享家庭团聚的温暖。对我的家人来说，出片成功除了经济上有点帮助，家里的亲戚来往也比较热络了，阿姨们都会找我去她们家，帮她们签cd海报什么的，我们家在家族的地位大大提升，这点也让我妈妈很开心 。 美食主义 我喜欢吃，也喜欢煮，更喜欢看电视上的美食节目，每次陈美风小姐推出了什么小吃，我一定立刻抄下来，只要在台中以北，隔天就会马上杀过去吃吃看。 在减肥的时候只要看到‘料理东西军’这个日本节目，也马上投降，立刻冲出去吃消夜，而且要指定当天两军对决的菜色，但是吃在嘴里通常觉得很失望，感觉没有电视上来得好吃。 在所以的食物当中，我最喜欢吃鱼，所以也最喜欢做鱼的料理，不管是蒸、炸、糖醋、红烧，我都做得很好。 做菜跟做音乐很像，这两种艺术都不简单，都要花脑筋才会做得好。 像做菜要控制火候，火的大小，下锅的时间，搭配不同的食材要用不同的油，还有翻炒时的感觉，这些都要经常练习。自从我在电视看到了翻炒这个技巧，天天在家练习，连炒青菜也要用甩锅，加上我的手大，所以翻炒起来，越翻越有心得。 煮菜很有趣，但事后收拾的部分，就很伤脑筋，后来我练到把最后一道菜端出去的时候，厨房已经是干净的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妥善利用煮菜的空挡，像一条鱼放进锅里要先闷三十秒，这三十秒当中我就把上一道菜该洗的锅碗洗一洗，然后鱼翻面了，我再把料理柜上擦一擦，该收的收好，这样等最后一道菜上桌，该洗的都洗好了，也收好了。 我也喜欢做菜的时候有副手，只要开口说‘盐’，盐就来了，很方便。 而且所以做菜的人都喜欢看别人吃胜于自己吃，尤其吃的人露出了‘这菜很屌’的表情，那更是开心。反而自己吃的时候会觉得“啊～这边还差一!”立刻开始挑剔自己的手艺。 为了精益求精，我还经常跑去郭南诚品书店研究食谱，因为舍不得买，就带枝笔带张纸，窝在旁边把想做的菜抄下来，有些食谱写得非常仔细，我从中间学到很多。 做菜做到一个地步，已经不需要按照食谱上步骤的一二三四来准备食材，只要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有什么，就可以自行创作，让大家吃得很开心。 我一直很想开餐厅，也开过火锅店，但发现中间有个困难点，就是我想开餐厅是为了想满足自己做菜给大家吃的成就感，但若真投资餐厅，还是得请个厨师来做菜，他拿走了我最喜欢的工作，我反而只是个出钱的人，完全享受不到煮菜的乐趣，那就没意思了。 高个子飞机恐惧症 我很不喜欢搭飞机，因为会不停的担心万一发生意外那怎么办,所以每次飞航程四十分钟的台北—高雄线，我都会不停的问:“怎么这么久,”“怎么还没到,” 这两次飞到纽约录音，单程都要飞十六到二十个小时，更是痛苦不堪。 第一次到纽约，我坐经济舱中间那一排最中央的位置，飞机乘客很满，所以左右座位都有人，190公分的身高蜷缩在小小的位子上，我连脚都没办法伸直，习惯性的鼻塞又容易导致耳鸣，这段历程又长，让我做得‘寝食难安’，完全没有办法闭上眼睛睡觉，过程实在煎熬。 后来我终于研究出该怎么解决这段恐怖的状况，就是干脆不要坐了，我后半截路程就拉着扶手站在商务舱的出入楼梯口，感觉真舒服，起码双脚可以打直，累了就坐在楼梯上，还可以跟空姐打打屁，要比窝在位子上舒适多了。 戒酒 过去我在pub唱歌的时候，都会先喝酒喝开了嗓子，唱起现场会特别in，跟乐团jam的时候感觉特别好，所以pub老板都会请我喝酒。还曾经发生我在舞台上唱，老板在台下吐槽说:”阿信你酒喝得不够多，下来～” 时至今日，很多艺人都不敢相信我长期抽烟喝酒，但嗓子还是可以唱高音，唱现场也毫无问题，还有歌手跟我说，真想拿把刀子从我的喉咙割下去，打开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可以又烟又酒又辣椒操喉咙，却还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发片之后，我们整个团到南部的一家百货商店做宣传，预定早上九点有个表演，我跟好久不见的朋友们从晚上一路喝到早上八点半，然后赶到现场，脸不红气不喘的唱完，还自豪的跟团员们说，如果要喝酒，必须要这样不能够影响表演，才是专业。 话虽是这样说，但我心知独明，经过第一张专辑的密集宣传活动之后，喝酒让我体力透支，那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恐怕该戒酒了。 第二张专辑到纽约录音的似乎，自己独自处在那山明水秀的录音室小木屋里，我决定要戒酒，也开始滴酒不沾。录音经过录音工程师坚定，变得更透明，音质更好。 回到台湾之后，李先生找我跟他的同学们吃饭，他是领教过我的酒量的人，所以拿出两瓶威士忌，一瓶他打算跟四、五个同学一起喝，另一瓶则是专为我准备的。 “李先生，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喝酒了。” 我说。 “真的吗,”李先生惊讶得嘴巴开开的看着我，说:“很好～” 接下来很多朋友听说了我戒酒的消息，都不可置信，但我真的说戒就戒。 我估计在未来还将展开戒烟的行动，希望有更好的体能与健康，做更多更好的音乐。学习先进行香烟减量，从原本大包的烟，换抽小包的，等第二张专辑发片，我就会戒烟。而且现在没有通告我就会去健身房，努力保持体能，都是为了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