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意思的意思

没意思的意思 戴来，1972年10月生，苏州人。近年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长、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中短篇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介到国外，为新生代作家代表之一。出版有小说集《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我的门，我不在》，随笔集《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将日子折腾到底》，长篇小说《对面有人》《鼻子挺挺》《练习生活练习爱》《爱上朋友的女友》等。 青年女作家戴来继去年上半年出版《粉碎?缝隙》(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的长篇小说后，又于年底推出了《鱼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的长篇小说。这部依然以一位自由写作者为主人公的作品，把她近年的为社会边缘人描形造影的写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使我们有可能就此入手，对她的创作情形进行一番探悉，并就其优长与不足品头论足。 在一次有关小说创作的访谈中，戴来就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回答道:“有意思，这是一个大前提，必须是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日常生活是没有意思的，问题在于你怎么把日常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发掘出来，写出来。”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确乎是一直在实践着她的这一文学理念的。而在“没意思”的日常生活中，努力发掘出“有意思”的东西来，这部《鱼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鱼说》的主人公——小有成就又小有影响的自由写作者周密，因为在朋友宋强看来既够哥们又较闲散，便把他因有难言之隐而无法照顾的怀孕女友左铃托付于他。于是，独往独来又自由散漫的周密，由照顾这位与己无关的朋友的女友，莫名其妙地陷入了“不尴不尬，进退两难的境地”。周密受托照顾左铃，从起初的日常起居渐次进入到后来的情感世界，这使他由一位漠然的陪客慢慢地成为一位密切的朋友。由此，他了解了左铃与宋强的蹊跷关系，增进了对于左铃的理解与怜惜，恢复了与前女友唐铃的联系，还与一位哑巴女邻居扯上了关系，从而使自己平静的生活泛起了层层涟漪。本就消极应对着生活的周密，面对烦琐又迷乱的现实越发地不知所措。这一切，迫使着他不断地检省自己、改变自己。而也正是这些生活波澜有意与无意的撞击与推动，使他完成了几篇小说的写作，并鼓起少有的勇气，爱上了一直也在爱着他的左铃的表妹吴蓉。得过且过的周密，终于表现出把握人生的主体能动性;而他先前的随波逐流和尔后的反躬自省，也都更为真实地反衬出了生活的庸琐又严峻的本相。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就这样在“没意思”中渐渐地呈现出了被遮蔽的“意思”。 生活中的边缘人群和社会上的闲散人等，显然都是戴来许多小说中的主要描写对象。这样一些游离于生活的激流甚至是主流的人物，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中，都常常是被忽略了的。其实，社会作为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在日益重视个体人的今天，他们的行状与心态，也是“时代的情绪”的一部分。事实上，经由周密这样一些社会边缘人的“恍惚”、“徊惶”和“折腾”，我们也从一个并不常见的独特视角，窥见了变动着的社会生活在普通人那里造成的种种回响。这无疑也是视角一种，生活一种。 在“没意思”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意思”来，戴来充分施展了她在艺术表现上，以隽永的语言表达精到的感悟，以精到的感悟表现微妙的心态的不凡功力。作品中写到一直跟父母若即若离的周密总要找出各种说法不回父母家，当他受托照顾左铃后，为如何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犯了难，“怎么跟她老人家解释此中其实简单却不容易解释清楚的关系呢,他这位做了大半辈子老实人的母亲，面对这个越来越不老实的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儿子的谎话总是比实话更能让老太太相信。但是如何编造一套更像是实话的谎话呢,”这里，由照顾左铃一事的无法言说，暗里托出了母子关系的相对隔膜，以及母亲对世风日下的不满。真可谓是言近旨远，话短意繁。另有一处写到周密思量自己未能与左铃发展到爱情关系的原 由时说，“这几年他一直有意无意地拽紧着感情的缰绳，他觉得自己把握得还不错。当然，有时候他会突发奇想地渴望再昏天黑地信马由缰地爱一次，重温一下虚脱的感觉，但那仅仅是想一下而已。他很清楚，爱得太轰轰烈烈太彻底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就像两只不顾一切要拥抱在一起的鸡蛋，除了粉身碎骨，不会有其他结果。对，他就是一只易碎的、蛋壳还特别薄的草鸡蛋。”由对待左铃的理性方式，说到他对爱情的矜持态度，进而托出他对人生不抱热望、对自己失却信心的处世观念。语言——感觉——意象——心态，就这样比肩继踵而来，让你由喃喃心语看到勃勃心律。而且自然而然，浑然天成。另外，诸如“已没什么希望的父母多么希望看到孩子在过一种有希望的生活呀”，“不知为什么，那些琳琅满目包装漂亮的生活日用品，总会让他切实地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生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承受各种意外打击的过程”。这些用词有意重复的语言，因藏匠心于平实，寓精巧于熟常，读来似感拗口和饶舌，读后却如食橄榄，饶有余韵。 因为做过戴来两本小说的出版策划，在读编她的作品的同时，也熟识了写小说之外的戴来。在写作中自信又冷峻的这位作者，其实在生活中相当低调和腼腆，甚至还时常带着些许羞怯。记得是在2002年3月的首届春天文学奖的颁奖会上，获了奖的她上台念已写好小稿的获奖答谢词，说了一番与其说是自己写得好不如说是自己运气好之类自谦的话，而且红着脸、低着声，颔着首，好像自己获了奖很对不起大家似的。还有就是在《北京日报》任文艺部主任的解玺璋要采访戴来，我相互引见之后就在一边看他们对话。两个不擅言谈的人，像是在互挤牙膏，你半天问一句，我半天答一句，访谈得很不流畅，看得人也十分着急。也就是在那次访谈中，戴来说她不擅长和别人谈自己的小说，“作家应该干的还是把小说写好”。事实上，迄今为止，她的所有的谈她的小说的创作谈，基本上都是东拉西扯的生活随笔。 最近几次见到戴来，谈起她的创作时，她说她想听听批评意见。我便坦诚地表达了她现在的边缘人写作和隽秀的文笔，在表现生活的厚度和力度上都会有一定的局限的看法。她认真听了后欣然接受，并表示“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在众多的“七十年代人”写作中，无论是她关注的东西，还是表现的手法，都是独标一格的，希望她在现在的基点上补弱增强，扬长克短，把关注的生活面再扩展一些，把表现的手段再丰富一些，从而使作品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很有“意义”。从她创作的长足进步，以及近来的自我省察来看，这样的一个期望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