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

王彬彬：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 一 《子夜》至今仍被视作是茅盾最具代性的作品。而《子夜》某种意义上是茅盾和瞿秋白共同创作的,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子夜》出版后,瞿秋白曾撰文大加推崇,评价甚高。然而,瞿秋白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子夜》吗? 瞿秋白与茅盾可谓是多年知交。二人1923年相识于上海大学。其时,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除了党内工作外,还在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而沈雁冰(“茅盾”笔名要到1927年开始写小说才用)则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兼课,讲授“小说研究”。瞿、沈二人当时是“党内同志”,主要担任的都是党内的任务,上海大学的教务不过是一种副业。不但在党内活动中二人经常碰面,在居处上,两家也成了邻居。沈雁冰夫人孔德沚还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而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同时,沈雁冰也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工作,并且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之下。瞿、沈二人虽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从事着政治活动,但二人的政治热情是并不相同的。这时期的瞿秋白,处于政治生涯的上升时期,热情高、干劲足,抱重病而日以继夜地忙碌。沈雁冰则态度有所不同。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地完成的。”?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全面决裂。共产党人在武汉亦遭捕杀。沈雁冰潜回上海,开始写《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也开始脱离共产党组织。1928年7月,写完了《追求》的茅盾(其时,沈雁冰已开始以“茅盾”笔名名世),去了日本。 1928年5月,瞿秋白到了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苏联。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在此前不久的1930年4月,茅盾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于是二人恢复了联系。在1931年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煽动王明、博古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造反夺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则被踢下政治舞台,隐居在上海,像一块闲置的抹布。在政治上被那批“红卫兵小将”踢出局了的瞿秋白,便想到文学界来寻求安慰和支撑。瞿秋白与茅盾恢复联系后不久,茅盾开始构思和写作《子夜》。在写作《子夜》的过程中,茅盾与瞿秋白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上,有过细致的讨论,瞿秋白怀着强烈的兴趣,提了许多建议。1933年2月,《子夜》出版,瞿秋白在4月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以乐雯笔名发表《〈子夜〉与国货年》,又在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以施蒂尔的笔名发表《读〈子夜〉》,两文都对《子夜》做了热烈的称颂。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被囚于国民党36师师部。6月18日被杀。知道自己生命已走到尽头的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一生中最真实也最重要的文字《多余的话》。这篇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是这样结束的: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瞿秋白喜爱文学,也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在这番临死前“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不忘谈到自己留恋的文学作品。所举出的七部作品中,四部是俄国的,这且不论。而其余三部中国作品中,居然有一部是茅盾的《动摇》。留恋《阿Q正传》,留恋《红楼梦》,都很好理解。但留恋茅盾的《动摇》,就很耐人寻味了。如果茅盾的作品根本没有“入选”,谁也不会觉得奇怪。作为一个颇富有文学修养的人,临死前仍留恋的数部作品中,本就不应有茅盾的位置。退一步说,对于瞿秋白来说,临死前如果还留恋茅盾的某部作品,那也应该是 《子夜》。《子夜》中有瞿秋白的理念和心血。《子夜》问世后,瞿秋白也热情地肯定。至于《动摇》,应该是当初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所鄙弃的。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居然不是《子夜》而是《动摇》,这原因何在呢? 二 从1931年春夏间开始,到1934年1月初离沪赴江西“苏区”,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瞿秋白积极介入了“左联”的工作,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而“指导”《子夜》的写作,则是瞿秋白介入“左联“的开始。 王观泉在《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中,根据相关资料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两个“假设”。一是1930年9月中共“三中全会”后至翌年1月的“四中全会”前,瞿秋白曾向茅盾谈及“立三路线”,这形成了《子夜》写作提纲中的相关内容。二是瞿秋白读了《子夜》第四章初稿后,对茅盾谈到了“立三路线”对城市工作的危害,并谈到了基层组织对“立三路线”的抵制,这自然也影响了茅盾对相关问题的叙述。据此,王观泉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就证明了未来的《子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上海工人运动,共产党内部路线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决策与执行之间的矛盾和抵制,‘小热昏’碰上了‘冰桶’,等等所有这些构成《子夜》宏大气势的政治情节的原则,是瞿秋白向茅盾提供的。”? 这就意味着,在“立意”方面,瞿秋白就对《子夜》有深度影响。不妨说,在一定程度上,瞿秋白假茅盾之手,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其时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观点,表达了其时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茅盾在多处地方谈及了瞿秋白对《子夜》写作的“指导”,其中以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一章所述最详。茅盾主要回忆了瞿秋白对《子夜》情节和细节方面的“指导”。“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这是瞿秋白以改变情节的方式体现自己的理念。“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上海那时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3)这说的是细节方面。《子夜》一开头,就有三辆“雪铁龙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原来是瞿秋白让这“雪铁龙”出现的。《子夜》第14章,写惨败后的吴荪甫,在房里如暴躁的困兽。“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他在工厂方面,在益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一切不如意,这时候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恰在此时,佣人王妈捧着燕窝粥进来,吴荪甫便把王妈奸污了。读过《子夜》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细节有深刻的印象。原来,最初的“创意”来自瞿秋白。但瞿秋白只说吴荪甫应该“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急中生“欲”地强暴女佣,却是茅盾的想象。——茅盾也真能想。 瞿秋白的意见,却也并非都为茅盾所接受。在《回忆秋白烈士》一文中,茅盾说:“秋白见了我们很高兴,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写《子夜》,他很有兴趣地问了的大概情节。„„过了几天,我带了写好的几章去,从下午一时,他边看边谈,直到六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的一章,写工人的部分也谈了不少。因为《子夜》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秋白告诉我,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子夜》中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4)晚年茅盾说到当初未按瞿秋白意见修改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时,把原因归结为“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而晚年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中,则提供了另外的解释:茅盾从根本上反对中共在农村所发 动的农民暴动。郑超麟说,1927年,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后,他登门探望:“我们谈了许多话。我忘记了谈话的内容,但有一点是不曾忘记的,即是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乡村所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那天他还引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件故事。似乎在安徽某地太平天国进行了土地革命一类的事情,即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恰好是这个地方的农民特别反对太平天国的。”(5)这样说来,茅盾之所以未按瞿秋白意见去写农民暴动,并不是因为对农民暴动“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至少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并不赞成瞿秋白们曾经热衷的农民暴动,并不以中共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为然,是茅盾不能按瞿秋白意见写农民暴动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部分。当然,后来茅盾在回忆当年时,不可能把这方面的原因说出来。 《子夜》出版后,瞿秋白在《〈子夜〉与国货年》中做了这样的评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左拉的影响„„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因为茅盾在贯彻瞿秋白意图时,还有着保留,所以在瞿秋白看来,小说“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但茅盾毕竟基本上贯彻了瞿秋白的意图,所以瞿秋白仍然对小说做了很高的评价。在《读〈子夜〉》中,瞿秋白则说:“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资本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看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来看,《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三 《子夜》虽并不令瞿秋白完全满意,但毕竟也算是瞿秋白的“心血之作”。当瞿秋白热情地“指导”《子夜》的创作和热情地欢呼《子夜》的出版时,是应该对《动摇》这样的作品不屑一顾甚至予以否定的,因为《幻灭》、《动摇》这类作品,表达的是“革命青年”的“幻灭”和“动摇”、失望和彷徨。在《回忆沈雁冰》中,郑超麟说,曾看到瞿秋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借用‘幻灭’、‘动摇’、‘追求’的字眼讽刺沈雁冰”。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却并不是也凝聚着自己心血的《子夜》,而是自己原本并不首肯的《动摇》。其中原因,就在于赞美《子夜》的瞿秋白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并不是同一个瞿秋白。赞美《子夜》的瞿秋白,是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则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读者的瞿秋白。 虽然瞿秋白介入《子夜》的创作时,已经被王明们轰下了实际的政治舞台,但他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并未消失,至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是十分强烈的。瞿秋白是以“指导”《子夜》的写作为起点介入“左联”的活动的。而瞿秋白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指导”茅盾写《子夜》的。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那几年在城市和农村施行的策略和实际的做法,哪些是正确而成功的、哪些又是错误而失败的,是他据以“指导”茅盾写作的基本原则。当瞿秋白称颂《子夜》的“写实主义”时,我们要知道,茅盾所写的,只是瞿秋白所认为的应然之“实”,而决非其时中国城乡实然之“实”。《子夜》中的第三次罢工,茅盾原打算写成由赵伯韬挑动起来,而瞿秋白认为这“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写低了(6)。现实中是否会有赵伯韬这样的资本家出于某种目的挑动工人罢工,现实中的工人的觉悟到底如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必须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写得很高,必须让所有的罢工都由工人方面主动。瞿秋白的所谓“不合 理”,并非指不合现实之“理”,而指不合他的理论之“理”。小说第14章吴荪甫奸污王妈的细节,本身无可厚非。但瞿秋白的理论却大有问题。瞿秋白的理论是:“资本家”在愤怒绝望之极时,会“兽性大发”、会想要“破坏什么”。但这实在是人性的一种普遍表现。坐“雪铁龙”的资本家会这样,拉黄包车的工人也会这样;锦衣玉食的地主会这样,饥寒交迫的贫农也会这样。在“阶级性”与“普遍人性”之关系的认识上极其偏执,是瞿秋白这类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一大特征。《子夜》出版后,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对之进行评说的。瞿秋白着眼的是小说在政治上的正确与否,是小说对所谓的“社会科学”图解得如何。——这不是以文学的心灵在感知小说,而是以政治的铁尺在度量小说。 从“指导”茅盾写《子夜》开始,瞿秋白深度介入了“左联”的活动,成为“左联”某种意义上的指导者和领导者。而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指导和领导“左联”的文艺活动的。瞿秋白热爱文学,这不错,但他从未以文学为职业,文学家的角色意识从未建构起来过。因此,当他指导和领导“左联”时,也只有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在起作用。指导和领导“左联”,与此前指导和领导城乡暴动,并无实质性区别,都是为政治服务。瞿秋白固然有着不俗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但在政治目标和政治信念面前,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不过是巨石压着的小草。小草虽然不至于被巨石压得彻底死去,但也只能在巨石底下蜡黄地蜷缩着,苟延残喘。在指导和领导“左联”时,瞿秋白大力倡导所谓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认为作家的“世界观”对其创作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社会科学”完全取代着艺术思维、艺术想象和艺术方式,通过人物刻画、场景描绘、故事叙述而体现“唯物辩证法”,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目的,对政治理念和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图解,就成了天经地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被“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的。在这块巨石面前,瞿秋白本来具有的诗人气质、艺术秉赋、文学感觉,全都被压得不能动弹,僵死过去。“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1930年11月被确认,不久就有正开始写《子夜》的茅盾找上门来,这使瞿秋白得以有机会牛刀初试。 介入“左联”后,瞿秋白曾大力提倡所谓的“文学大众化”并亲自操刀实践,以方言写了多首所谓的“大众歌谣”。“九一八”后,瞿秋白以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方言写了“乱来腔”《东洋人出兵》(7)。这是“上海话”的第一段:“说起出兵满州格东洋人,/先要问问为仔啥事情。/只为一班有钱格中国人,/生成狗肺搭狼心,/日日夜夜吃穷人,/吃得来头昏眼暗发热昏。/有仔刀,杀工人,/有仔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勒东三省,/乌龟头末就缩缩进,/总司令末叫退兵,/国民党末叫镇静,/不过难为仔我伲小百姓,/真叫做,拿伲四万万人做人情。”这是“北方话”的第一段:“说起出兵满州的东洋人,/先要问一问原因才成。/只因为一班有钱的中国人,/狼心狗肺是生成,/天天晚晚吃穷人,/吃得个头昏眼花发热昏。/有了刀,杀工人,/有了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了东三省,/乌龟头就缩缩进,/总司令在叫退兵,/国民党在叫镇静,/可是难为了咱们小百姓,/真是把我们四万万人送人情。”那时候的瞿秋白,认为这才是“革命文学”的正宗,这才是“革命文学”的方向。——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瞿秋白,在热情肯定《子夜》。 四 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在狱中,瞿秋白写了六首旧体诗词。这是《浣溪沙》:“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这是七绝《梦回》:“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6月18日晨8时许,瞿秋白正写《偶成》,36师参谋长走进囚室出示枪决令。写完这首《偶成》,瞿秋白掷笔走向刑场。这首绝笔诗写道:“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把这些狱中诗词与写于上海的《东洋人出 兵》一类“大众歌谣”相比较,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二者也确实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在上海滩上写《东洋人出兵》一类“大众歌谣”的,是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那些旧体诗词的,是作为诗人的瞿秋白,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作为一个文弱书生的瞿秋白。 从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荡然无存。实际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清算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理论生涯,就是要清除自己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这是临死前重新建构自我意识,临死前重新塑造自身形象。《多余的话》一开头就说明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紧接着,瞿秋白便以“历史的误会”为题,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文人”,这是瞿秋白临死前重新确立的“自我认同”。而到最后还“文人结习未除”,也是实话。正因为还有着这“文人结习”,瞿秋白还能在临死前找回自己。如果说,这“文人结习”此前也像被巨石压着的小草,那当巨石滚落后,小草便疯长。“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们当然没有丝毫理由认为瞿秋白在撒谎。但我们却不由得不想到瞿秋白当初在理论界的叱咤风云。批判戴季陶、批判陈独秀、批判彭述之,这些且不说了。单说指导和领导“左联”时大力倡导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吧,如今在瞿秋白自己看来,也会觉得荒谬——既然自己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唯物论的哲学”,又怎么能够充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擎旗手。至于说“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瞿秋白当初对《子夜》的强烈兴趣了。《子夜》,那可是文学化的经济学著作,文学其表,经济其里,内里牵涉种种复杂的经济学问题。如果说瞿秋白对经济问题“尤其”没有兴趣,那当初为何一听茅盾谈起《子夜》的构思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又为何连日间不知疲倦地与茅盾谈论、探讨,方方面面地出谋划策?更为何在《子夜》出版后一而再地撰文颂扬?——从《多余的话》中我们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十分厌倦了。”原来,批戴季陶、批陈独秀,批彭述之,是在“演戏”;高举“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在“演戏”;提倡“大众文学”并亲自写作“大众歌谣”,是在“演戏”。那么,“指导”《子夜》的写作、欢呼《子夜》的出版,当然也是在“演戏”了。 当瞿秋白写着《多余的话》时,他看着过去的自己,像台下的观众冷眼看着戏台上的表演。5月22日这一天,《多余的话》接近尾声,瞿秋白想起了几部值得留恋的文学作品。当他写下茅盾的《动摇》时,不可能不想到《子夜》。然而,已亲自动手把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撕下的他,不可能再留恋这《子夜》了:既然连整座舞台并台上的表演着的那一个自己都厌恶了,又怎么会留恋一件小小的道具?? 【注释】 ?? 郑超麟:《回忆沈雁冰》,见《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 ? 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518—5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见《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版。 ? 茅盾:《回忆秋白烈士》,见《茅盾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7)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