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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劲梅罗坎村(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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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劲梅罗坎村(中篇)袁劲梅罗坎村(中篇) 袁劲梅:罗坎村(中篇)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 ——约翰罗尔斯 1999 《正义论》 1. 陪审团与我们罗坎 认识老邵的前一年,我亲眼看见我的同事,哲学家布朗教授在办公室里被两个警察带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镇法院传唤他去当陪审员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当陪审员是法律责任,无理拒绝法院传唤视为犯法,或罚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写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写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间烟火;把罚款的机会又给错过了。突然间,两个“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
袁劲梅罗坎村(中篇)
袁劲梅罗坎村(中篇) 袁劲梅:罗坎村(中篇) 正义是社会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 ——约翰罗尔斯 1999 《正义论》 1. 陪审团与我们罗坎 认识老邵的前一年,我亲眼看见我的同事,哲学家布朗教授在办公室里被两个警察带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镇法院传唤他去当陪审员的,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当陪审员是法律责任,无理拒绝法院传唤视为犯法,或罚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写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写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间烟火;把罚款的机会又给错过了。突然间,两个“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认了半天,认出这两个“存在”原来穿在警察的黑制服里。只好气哼哼地伸出手,戴着铐子,跟着他们坐牢去了。 一年后,当我收到镇法院传唤我去当陪审员的通知时,我们全哲学系的人都诚惶诚恐,动不动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报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欢说废话,他闷头闷脑走进我的办公室,要过我的传唤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后,像对付一个仇敌一样,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两片才长了一些肉的薄嘴咬牙切齿:“不是活成野兽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种情形:既是野兽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学家。陪审团既不管野兽,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间是非,找人去就行。为什么总是麻烦哲学家~”布朗教授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是带了情绪,于是就有其他同事过来插话:“还是先活成一个公民吧,戴博士还年轻,美国的监牢毕竟还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学家,我倒情愿活成个诗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兽,我就让脖子以下变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头脑一定留给上帝,让他随便塞进来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许应该连头也变成美女蛇,我的问题就是保留了头。这样的坏处是:让男人受不了;好处是:在对待法律的问题上,我头脑清醒。 这天,我一改开会迟到的坏毛病,提前三十分钟到镇法院报到。报到不是开庭,报到是让被告选自己信得过的陪审员。那个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饲养员。 老邵的名字叫邵志州,英文名字叫戴维邵,黑而矮,一副倒霉相。额头上有一些老实巴交的皱纹,圆脸圆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么形状,藏在变色的眼镜片后面,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脸上的肤色很般配。这样的男人,让人一看就爱不起来;不过,也恨不起来。老邵对我谨慎地一笑,嘴鼻之间皱起两道括弧。我也对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个陪审团候选人中选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个陪审员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岁的儿子和他的代理人——镇政府指派的免费律师。老邵没请律师,自己给自己辩护。英语马马虎虎,能把话说清楚。他的故事很简单:儿子不读书,玩电子游戏玩昏了头。他不过是管教儿子。他是单身父亲,谁还能比他当爹的更痛儿子,更为儿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儿子的光盘,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可没想到人高马大的儿子跳起来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脚把他给狠揍了一顿。老邵不是儿子的对手,瞅着空儿打电话给警察报警。警察一来,二话没说倒把老邵给抓起来了,说老邵犯了虐待儿童罪。他儿子打他,那叫“自卫还击”。老邵说的时候委屈得不行,还提到他小时候老爹打他,把他从裤腰带处吊起,挂在房梁上,抡拳头挥棍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顺,越打越成材。他至今还感谢他老爹的那几顿打,因为他逃学、偷邻居家的鸡蛋吃,没那几顿打,他邵志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维邵。说到这里,老邵要求法庭考虑到他家的文化传统给予公正判决。 老邵儿子有律师,人家不用亲情、关系、回忆、类比说事儿。人家用证据。证据一:老邵白纸黑字写给儿子的三条选择:1.每天 写一百个汉字,每个写二十遍;2. 到大太阳底下晒三个小时, 3. 晒到中暑为止; 自己选一条皮带, 让老爸打一百鞭子。 按这条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儿子那时才八岁。 让一个八岁小孩在这三条道路上选一条走, 选哪条都构成儿童虐待罪~证据二: 老邵在家请客过春节。 给儿子倒了杯酒,儿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面抽香烟,老邵骂儿子没规矩, 举起大汤勺打到儿子头上。 那时儿子十三岁,老邵逼十三岁的儿子喝酒,犯法;用汤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兴头高,一个春节请客都录了像,录像带就在律师手里拿着~ 证据三:老邵和儿子最近的冲突也不尽如老邵所述。 老邵从儿子身下翻身出来,不仅打电话报了警,而且直奔厨房;出来的时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儿子用手机拍录下来。那照片上,老邵龇牙咧嘴,头发竖立,眼镜挂在一只耳朵上,一手高举菜刀,如同杀人犯一般。 老邵还有什么可说,要法律干什么,不就是同情弱小保护弱小吗,现在, “弱小”手里全是被欺负的证据,法律还能不维护这个公正, 我们十二人陪审团中,有三人是中小学老师, 四人是农民,一个理发师, 两个家庭妇女,一个超市经理,外加我。算我学历最高,同情老邵的就我一个。十二个人个个认真负责,有裁决权在手,才真叫“民主” 。大家把案情翻过来掉过去地研究,又扮演现场打斗情形:超市经理演老邵,理发师演儿子,其余演警察,由我掐表看时间。结果,算出:老邵有足够时间先打电话报警,后又进厨房持刀,然后花了四分钟以上时间,举刀威胁儿子生命,在警察敲门时,又花三十秒把刀放回厨房案头, 接着,以受害者的姿态去开门让警察进来。 老邵的“儿童虐待罪”着实成立。据此,陪审团认为: 老邵应该入监下牢三个月; 儿子搬出单住或寄宿,老邵每月付儿子九百美元抚养费,至十八岁止。 就在陪审团表决前,我突然提到了我的老家罗坎村的七个牌坊。我说我在罗坎村住到七岁,会认字了,那七个牌坊前都有说明,我小时候一遍一遍读过很多次。那是七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明清之交某女子为小妾,十九岁守寡,守节。养育丈夫与前面诸位妻妾生的十三个子女,让数个子女中举做官成材。该小妾任务完成,三十六岁归天。罗坎人立此牌坊以表彰其贞节有志。又,明清之际,有一九岁男孩,其父好赌,离家不归,该男孩养母养弟,又数次出寻,将父找回。最后一次,其父跑到甘肃,该男孩又不远万里将其父找回。其时,父亲已病,男孩自己放牛种田,养活一家,将父亲养老送终。罗坎人又立一 牌坊表彰男孩遵守孝悌之道。又有某书生,家贫寒,好学,以沙为纸,以水为墨。得功名,中进士任高官,治世有功,罗坎人立一牌坊表彰其政绩...... 我说:当年,小小的我站在那七个牌坊下,弄懂了一个词儿: “宏伟巨大”。后来学了中国历史, 也想到那七个牌坊,觉得它们着实如社会栋梁。 在一个不靠民法宪法活的大家庭里,我们立几个牌坊,像立地界一样,祖宗们就地画个圈,谁要跑出去, “伦理纲常”就兀凸支起来了,叫你老实坐下~中国社会几千年原来就是这么过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矩根据亲情、等级立。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天下才能有秩序、有和谐。谁都知道中国大圣人孔子吧,这是他老人家给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设立的价值:等级、孝悌、忠义,从家到天下。 戴维邵从中国一个叫邵坷庄的地方出来,那还不就是另一个罗坎村呀,他老家说不定也能有一溜牌坊。他提出要我们考虑他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他不过是在按另一套道德体系行事。虽是违反了美国法律,但说他要故意虐待儿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单身父亲,对儿子还不知有多少期望呢。 我这么一说,陪审团的人都愣了一下。没想到~原来有些地方,不吃法律饭,光靠家庭关系人也能活,还活了上千年。这故事有学问。陪审团责任重大,不能只用自己鱼缸里的水 去度量人家鱼缸里养出的鱼。陪审团得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架。于是,大家又对戴维邵的虐待动机进行了重新分析。最后,陪审团提交给法官的裁决是:老邵入监一周,儿子搬出去住,老邵付抚养费到十八岁。 陪审职责尽完,回到哲学系,就有同事笑盈盈地过来问我行使司法权的感受。我就说了案情,判案经过和罗坎村的七个牌坊。布朗教授也在这几个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之中。他在光脑袋上抹了一把,就嘿嘿笑了,说: “在美国当人,或者根本没有自由,或者拥有全方位的自由。中间的边界是 。 „法律? 美国的法庭要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公平,是逻辑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和亲情在边界上一撞,定撞出个二律背反。它俩的化学性质不相容。 ” 从这个话题开始,我的哲学家同事们挤在我的办公室里,转而讨论起“正义”问题来。有人随手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罗尔斯的《正义论》 ,说罗尔斯认为: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多么有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改良和废除。有人立刻追问:正义不是菜刀,社会不是萝卜,你怎么切,怎么改,才能确定社会走在正义的大路上,引用罗尔斯的人就进一步引用,说:有办法。当社会的不仅为增进人们的利益,而且受公众正义观的有效时,这样的社会就和谐有序。然后,大家又开始批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真让美国人感到羞耻,怎么能把石油放到“正义”之上呢,于是,大家又计划起带领学生到乔治亚去参加反战大游行的事。公众的利益,公众得自己说出来……总之,老邵案突然又和人类历史、当今世界联系起来了。 后来,与我同在陪审团的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又打电话给我,说他对我说到的罗坎的社会结构感兴趣。那样一个尊重亲情伦理的社会,似乎很有情感。可是非对错如何决定,光是靠伦理道德,立法司法执法怎么分开,如果不分开,会不会父亲权力太大,儿子没有权力,社会的公平问题怎么处理, 我本来以为老邵案一完,就可以把这个没啥情节的案子丢了,写我自己的诗,吃我自己 、 、的哲学饭。但周围的人又发评论,又提问题,使我的思想继续纠缠在“公正”“正义”“伦理纲常”这些问题上。觉得人活成什么样子大概是一种训练,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把是非看得比亲情重。古希腊的尤什伏赫能痛苦不堪地跑到法庭告发其父杀了人;苏格拉底拒绝学生的情谊帮他逃跑,选择冤死在监狱而不违法越狱。我们的孔夫子却教导学生: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要“子为父隐”,当孝子。换成现在的话,就是“靠关系” 。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邻居父亲偷了我家的羊,叫“贼” ;我家父亲做贼,我就要保护同志,宁死不说。我们就是有大义灭亲的典故,灭的也总是儿子。看来, “公正”不是一把糖果,撒下去大家都甜。什么都是有得有失,要么坏了人际关系,要么坏了原则。这么想着,我就又把罗坎的旧事翻出来,唠唠叨叨地讲给人家听。那是我们经过的训练。对我,是回忆童年。 要说在罗坎判案子,我小时候也见过几次,不过没有法庭,我见的判案都在罗坎猪场。 罗坎村其实就是一个家, 最早的老祖宗叫 罗家。 。 “罗业华”他是罗坎子孙的曾曾曾.......曾爷爷。与我无关,我姓戴,外来户。猪场在罗家的“业华祠堂”后面。“业华祠堂”门匾上有“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不管何年何月都有人明着暗着一次次重新描过。以前罗家先人的牌位几路列开,王侯将相森罗林立。我在罗坎的年代,祠堂封了,牌位也就封在里面,落满尘土,如同埋在土地下的根。 祠堂是罗坎的中心,石板街道像从心脏伸出去的筋络,把罗家后代的房屋一个一个联系起来。白墙依里面人的地位而定高低,灰黑色的细瓦像密密的牙齿,在高高矮矮的屋顶上排开,家家户户都咬在一起。人人都是亲戚,唇齿相依,一荣俱荣。白墙越往村外越矮,再外面就是一块块绿莹莹的水稻田。这些水田是磁力场,罗坎村的农民像一群小铁 片,每天清晨就被吸了过去,织布一样在水田里来回忙碌; 到天晚,磁力线一松, 小铁片缩回各自的白墙,让炊烟从黑黑的烟囱里飘出来,在一片黑瓦屋顶上又结成一家。罗坎周围三面是大罗山,二罗山和小罗山,农民军排座次,高低分明。第四面是清浏河,活水长流。一代代罗家人都系在这块土地上。清浏河是唯一一条通到外界的水道。 我们戴氏猪场属村子的外圈,红砖墙,一看就是外来户。至于我们这个戴氏猪场怎么会跑到罗坎村来的,我小时候想也没想过。小孩子把世界的安置看作天经地仪。罗坎村就是我的老家,白墙外面就该是红墙。直到后来,猪场撤了,猪都卖了,我也上小学了,这才知道,过去的日子叫“十年浩劫”。猪场是“下放”到罗坎村来的。猪场里养猪的几位老兄,都是教 ,授。我爸不叫“老戴”叫“戴老”“ 老耿” “小耿”不叫“老耿” “小耿”叫“大米草王”和“二米草王”,张礼训也不叫“张礼训”叫“康熙字典” 。我之所以长在猪场,是赶上了“十年浩劫”的尾巴。 罗坎是有结构的。一家挨一家的村落统称“家” ,清浏河沿岸的集市叫“江湖” ,在祠堂前面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叫“村核心” 。 ,猪场叫“祠堂后 ”“祠堂后”为罗坎人判过很多案子,只是,我太小,能记得的案子都是我的小男朋友罗清浏老爸犯下的。能记住,也是因为记住了罗清浏。罗清浏后脑勺拖一根小辫子,脖子上挂一个银锁片,把他爹妈给他指下的娃娃亲撂在一边,整天带着我爬高上低。他和他爸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看见过罗清浏老爸和另一个男人斗气。两个男人都挥着拳头做出动武的架势,于是,立刻有一大群邻居从这家或那家的土门楼里跑出来,嘴里叫着: “回家,回家。”拉着这个,拖着那个,把他们往各自家里推,那个男人狠一点,被推到自家门口,还继续挥着拳头。罗清浏老爸弱一点,扭着头,在众人的肩头上说: “明天走着瞧。”然后两个人都凶神恶煞地叉着腰站在自家门里,嘴巴张着喘粗气。就在这时候,那家的女人又和自家的婆婆斗起气来。因为,婆婆把她往门外推,要她出门骂罗清浏老爸在拉屎时捏了她的大腿。女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就是不去。她丈夫正在气头上,被他妈在耳边嘀咕了两句,回手就给了女人一个耳光。女人给逼急了,抱起儿子,一路哭着跑到“村核心” ,把孩子往村长跟前一放,然后,做出喝农药的样子,等着村长跳起来去抢下,孩子就叽叽哇哇在“村核心”哭个把小时,到了天晚,丈夫来寻,然后三口子一起家去。 走到半道,撞见罗清浏老爸拉着罗清浏往猪场去, 罗清浏手里捧着一小碟梅花糕。 于是,那三口子也统统折回“祠堂后”,一副要把官司打到底的样子。村长就敲钟,召集大家到猪场大院开会。这就是判案。兄弟姊妹闹事,都是要找外人评理的。猪场的能人没一个姓罗,和谁也不沾亲带故。诸如这样的小案子,他们常常几句话就能平了。判案就成了猪场的副业。 原来,罗坎有三个公共茅房座落在高坡子上,对着路口,可以一边拉屎一边看风景,且男女共用。家家都是亲戚,兄弟姐妹都是从光屁股一块儿长大的。男女之事并不像城里人那么诡秘。但是,要有人就此把事儿造大,多半可以借题发挥。至于罗清浏老爸有没有捏人家媳妇的大腿,这样的事其实是天知地知。不想把事儿造大,就没事。可那媳妇被丈夫逼着点了头,而村长又决定凡有伤风败俗的事都要严管,罗清浏老爸就活该被重判,定为监督审查三个月。监督审查期间,停止罗清浏老爸参加村委会的权力,还要贴一张告示,叫大家和他划清界线。罗清浏老爸倔头倔脑说不服。茅房就是那么造的,女人来了他想不看都不行。女人就坐在旁边,不当心碰一下,怎么就叫“捏大腿”, 这个“不服”把人们一下子难住了。整了罗清浏老爸,这以后怎么办,总不能不让女人上茅房吧, 于是,猪场的几位老兄头对头,商量了一分钟,就把案子里 最困难的问题给解决了。他们决定:从此以后把张礼训订阅过的旧报纸,在几个茅坑墙根上放一堆,上茅坑的人拿一张报纸在手,没人的时候赶蚊子,有女人走来遮着脸。从此是非不就没了, 这个决策后来让罗坎人非常敬佩,凡去那几个公共茅房拉屎,连手纸也不用带。猪场的能人管这叫“建设新农村”。至于分放报纸的工作,当场就交给了小孩子罗清浏。而罗清浏老爸是旧农村的最后一个牺牲者。这个决定在村民大会上一宣布,挤在猪场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兴奋。大人喊了口号: ” ” “人民公社好~“打倒林秃子林彪~“小心火烛~ ”小孩子们在人堆里窜,有的用尖声尖气的声音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有的咧着缺了牙的嘴儿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大人小孩都幸福地笑。这个世界进步太快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罗清浏老爸被村民们监督了三个月,一上茅房就有人看他拿不拿报纸遮脸。弄得他走到哪儿手里都提着张报纸,一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把脸放在报纸后面,闷头闷脑在水田里苦干了三个月。到了第三个月末,大家觉得罗清浏老爸可以刑满释放, 回到罗坎大家庭来了。他已经用拼命劳动挣回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 就在罗清浏老爸被解放那一天,“江湖” 上来做生意的外地人突然说:在城里给罗清浏家找到了一门远房亲戚。罗清浏老爸的腰就立马硬起来,走到哪儿都赶上其他人高了。就连那家跟他吵架的凶狠男人也来主动招呼他一块儿下水稻田,还把牛借给他使。罗清浏老爸也聪明,在关键时候把烟斗递过去了。于是,两家人就又像兄弟一样,蹬在树阴下呼噜呼噜地喝粥,还把自家腌的韭菜花往对方碗里夹。互相吹捧说:你媳妇腌的比我媳妇腌的香。好得恨不能把自己媳妇的大腿送过去给对方捏一把。 罗清浏对我说:要是没有“祠堂后”那个“建设新农村”的公正裁决,要是他家没有挖出那门城里亲戚,他爸明天一出门就能踩泡牛屎。 以后,不仅罗清浏,而且他的老爸也成了我们猪场的常客。罗坎的结构也慢慢有了一点点小变化。当年,祭拜“业华祠堂”里的祖宗被定作是封建迷信。于是,再多跑几步,到猪场去,就成了罗坎人日子里的新生事物。动不动就会有农民和江湖上的人跑到猪场来,找先生们评公道。这样,慢慢地“村核心”就和“祠堂后”分了工:婆媳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村核心”;有重大纠纷就上猪场。猪场的那几位老兄除了养猪,又有一点儿像陪审团里的角色。他们说话不多。张礼讯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是,他们若说了,罗坎人定信以为真。就是村长和村干部也没有对先生们出言不逊的。罗坎那个地方,规矩很大。我爸常说:知识分子有好新癖,喜欢自己整自己,结果,什么都给你砸了。文化倒是农民在守着。 “祠堂后”在罗坎村不仅有政治地位,而且有灵气。连猪都能教成士兵。不信,张礼讯的典故里说:孙子能把吴王的三千美人训练成士兵,我们怎么不能,古人能做到的,我们要做到;古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倘若猪场五百头猪成了五百个士兵,那《孙子兵法》都得重写。 “祠堂后” 在我的记忆里, 猪场红墙上写的标语是:“农业学大寨, 。 科学养猪好” 现在看,那前一句是“中学为体”,后一句是“西学为用”。为了这个目的,老戴、老耿、小耿和张礼讯都睡在猪场,我和我弟弟也睡在猪场。我爸是场长,猪场就是我的家。不臭。我们的猪讲卫生,懂礼貌,一窝一圈,喂食在屋里,拉屎到墙根的小洞口。清浏河接过一条水管,猪场的家伙们先洗澡后洗猪。虽说养猪是体力劳动,文人的脑子闲不住。那么多聪敏脑袋窝在这么一个小山村里,还不想着点子干点儿流芳千古的事儿,大胆假设之后,就是小心求证。老戴、老耿、小耿管猪儿们的“条件反射” ,张礼讯管它们的“思想教育”。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进我们猪场就跟进军营一样。猪儿亮灯吃饭,摇铃拉屎,排队散步,让人都不忍心吃它们。猪的聪明我是从小就知道的。我养的小猪崽子是学龄前儿童,“军营”里的那一套还不会,但人家就已经会抱着奶瓶喝米汤了;粉红的小鼻子顶住我的肚皮,就跟我生的一样。 “祠堂后”猪场的奇迹,又让罗坎的农民惊讶不已。 罗坎的猪几千年都是在屎坷子里吃,屎坷子里拉。啥时候成人啦,于是,猪场就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希望之星。罗坎人要是抱怨穷日子不好过,会说: “活得不如猪 ”或者“还不如投胎到祠堂后” 。我长大以后,读到伊壁鸠鲁讨论猪的幸福, 脑袋里理解的猪全是我们猪场的。 它们是胖呼呼的富农, 悠哉悠哉地吃,悠哉悠哉地睡,天塌下来不管,肉体上无痛苦,心灵上无烦恼,活上那样一辈子,不是很幸福,突然有一天被人一刀宰死,那不是它们的错,是它们的命。至于杀它们正义不正义,到死都不是它们想的问题。这样的世界多容易,我们猪场那群成了人精的富农猪,是七十年代人撒在罗坎的希望种子。 我记得在那样一个贫穷却到处长着“美梦”的时代,罗坎村还有一个大案子,发生在罗清浏家的酒席上,也是到我们猪场判下来的。 罗坎人都沾亲带故,一家婚丧嫁娶,一庄子人都能蜂拥来凑份子吃酒席。人家出了你的份子,下次该你出的时候,你也不能不出。从村长到孤寡老人,大家日子过的都差不多,份子可大可小,送一捆柴也可以算是份子。酒席也可大可小,有钱就吃肉,没钱就吃花生,吃什么都叫吃酒席。永远也吃不完。小孩子在野地里玩得好好的,说被拉回去叫人,就被拉回去,舅爷、叔爷、姑奶、姑父一圈叫下来,头顶被人拍得生痛:这娃儿懂礼。 那天,罗清浏跟我在七个牌坊那里打赌:是牛跑得快还是猪跑得快。罗清浏十一岁,上小学了。他刚从山上砍了一捆柴,说要砍一千斤,卖了交学费,读书识字。我们俩坐在柴堆上,屁股底下像有一堆汉字,后背还倚靠着那个贞节寡妇的牌坊。心里很踏实,以为日子永远都会这样,再过下去就自然到了人人平等,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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