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 ——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组图）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 ——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组图）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 ——红山、良渚、仰韶大墓 随葬玉器观察随想 图1 图2 赤峰市林西县白音长汗出土的女神石雕像。 在大约距今5500 年至45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均先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良渚文化的高大祭坛、贵族坟山和去年刚发现的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城址是最为世人称道的，原先不被学术界注意的仰韶文化也因河南灵宝西坡大型建筑基址和大墓的发现而令人刮目相看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也正处在激烈的新旧转型当中，文明化进程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当时那个时期，变是普遍的，变是激烈的，但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变化的形式、内容和侧重点 又是有所差别的。比较这些差别，分析这些差别，我感到这决非表面上的不同，而可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涉及到文明化进程中不同模式的问题。以下仅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墓随葬玉器的情况作些比较，谈些不成熟的意见，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红山、良渚、仰韶墓葬随葬玉器的一般情况和实例 红山文化 图3 赤峰市征集的高冠人物陶塑像。 因1935年最早发现於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后而得名。主要分布於今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并波及到河北省 北部，而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淩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红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在距今6000 年,5000年间，当地早於它的是兴隆洼文化，晚於它的是小河沿文化。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对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在东山咀、牛河梁等遗址的发掘，是红山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在考古学界广为传颂的坛、庙、冢等重要遗迹都是在这次调查和随之进行的发掘中发现的。据牛河梁遗址发掘简报和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徵——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一文的介绍，在牛河梁地区已发现20多处遗址点，其中有编号的16个地点中13个都是积石冢，经过发掘的有3个地点，即第二、第三和第五地点。每一地点积石冢数量不等，第二地点，在中心祭坛(牛2z3)两侧，西边分布有1号、2号两冢，东边分布有4号、5号两冢。圆坛正北一片积石，扰动较大，性质难辨，但可看出是另一独立单元。每冢内墓葬数量不一致，1号冢在东西轴线上发现两座并列的大型石棺墓，东西轴线以南为4排共约20余座中小石棺墓群，再往南还有零散墓葬分布;2号冢在正中心部位有一座大型石椁石棺墓，遭严重盗扰，大墓以南也有等级较低的零散墓葬;4号冢与5号冢冢形与前述两冢有异，4号冢平面呈前方后圆形;5号冢则呈南北长、东西寛的椭圆形，中部砌一东西向石墙;两冢内墓葬数量不详。第三地点位於第二地点正北，相距约200 米，仅发现一冢，冢的中心部位有一 座土圹石棺墓，东西长2.9、南北寛1.35,1.85 米。冢之南侧有8座小墓，不随葬玉器或仅有少量玉器。第五地点在第三地点以西882米，中间一石砌方坛，应为祭坛，在其东西两侧各有一冢。东侧一冢经过发掘，总范围直径在20 米以上，中心位置一座土坑竖穴大墓，墓口长寛各约4米，深约3米，墓下部已凿入风化基岩，穴底砌一东西向石棺。大墓正东处发现一圆形石堆，是否墓葬尚不得知。第二、第三、第五地点积石冢内的墓葬已发掘数十座，多为用石板构筑的石棺。墓葬大小有别，但各冢至少有一座主墓，墓坑大，构筑讲究，随葬品丰富。墓内一般只随葬玉器，同时葬陶器者极少，尤其是大墓，这是和其他红山文化生活聚落遗址发现的墓完全不同的。例如，第二地点1号冢(牛2Z1)M4人架头骨下出一玉箍形器，胸骨上并置二猪龙形玉饰;M14人架胸前置一勾云形器，腕部各戴一玉环;M15人架头顶下方出一玉箍形器，腰部左侧置璧1环，两器相叠，双腕各置一环;M21随葬玉器20件，计有玉龟壳、兽面形玉牌饰、玉琮形器、玉璧、双联玉璧等多件。第三地点中心大墓M7人架头下枕一玉箍形器，胸部置一玉琮形器，右腕戴一玉镯;南侧小墓M3出玉璧、玉环各一件、玉镯两件;M9除出一玉镯外，胸右侧出一饰瓦纹的弯板状玉器，当为臂饰。第五地点东侧一冢中心大墓(牛5z1M1)随葬玉器7件，人架头骨两侧各置大玉璧1件，胸部置勾云形玉佩和鼓形玉箍各1件，右腕戴 玉镯1件，双手各握一件玉龟。此外，在阜新胡头沟墓地M1出有玉勾云形佩饰1、玉龟2、玉鹗2、玉鸟1、玉璧1、玉环1 及玉珠3 枚、玉棒形饰4件;M3 为分室多人葬墓，出有鱼形玉坠2件、三联玉壁1件。在喀左东山咀遗址出土双龙首玉璜1件和绿松石鹗1件。而传世的亦应为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尚有神人玉雕、兽形玉雕、玉蝉、玉蚕、玉虎以及耳饰玦、玉管等。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在组合上有鲜明的特点，除延续使用兴隆洼文化时期流行的耳饰玦、玉珠、玉管、长条匕形玉饰等生活装饰用玉，占主流地位的则是马蹄状玉箍、勾云形玉佩、玉猪龙、玉鸟、玉蝉、玉蚕及玉神兽、玉神人像等一批充满神秘意味、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玉器，而少见玉质的钺、斧、戚、牙璋等具有权力象徵意义的玉器。 良渚文化 得名於1936年,1937年杭州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良渚文化主要分布於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往南大体以钱塘江为界，西北可达江苏宁镇地区以东的常州一带，长江以北的苏北地区也有发现，而以太湖周围最为集中，其中杭州以西良渚遗址所在的安溪、瓶窑一带尤为其核心地区。当地早於良渚文化的是崧泽文化，晚於良渚文化的是广富林文化，再后是马桥文化。良渚文化的年代跨度大约在距今5300年,4300 年的范围之内，其起始年代或略晚於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墓葬在浙江、江苏和上海市均有发现，浙江杭州良渚反山墓地、瑶山祭坛、江苏苏州草鞋山、常州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等地发现的墓葬可以作为代表。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和早於它的崧泽文化墓葬随葬玉器相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崧泽文化墓葬已有墓室大小和随葬品多少的区别，但无论大墓或者小墓，只要随葬玉石器者一般除了生产工具斧、锛、凿之外，便是装饰用的玉璜、玉珠、玉管、玉坠等，个别墓有玉璧、玉含。良渚文化墓葬等级森严，且有一类像红山文化中专门葬於祭坛旁边而直接葬於祭坛顶上的墓，这些墓一般只随葬玉石器，而很少有陶器。但无论哪个级别的或者如上所说比较特殊的墓，只要有玉石器随葬，除了管、珠、坠、镯、环、锥形饰等玉质装饰品，多见的则是玉璧、玉琮、玉冠状饰、玉三叉形饰、玉牌和玉石钺等。例如，反山墓地北排大墓之一的M20除两件陶器和串挂饰及管、珠等饰品，出有与宗教祭祀活动仪规有关的玉琮4、玉璧41、玉冠状饰1、玉半圆形冠饰4、玉三叉形冠饰1、玉柱状器12，另有军权、王权象徵意义的带端饰玉钺1及石钺24件;反山墓地南排大墓之一的M12出有玉璧、玉琮、玉半圆形冠饰、玉三叉形冠饰、琮形玉管、坠饰、带卯带榫杖端玉饰、由玉管穿缀而成的串挂饰及玉钺、石钺等;瑶山祭坛南排大墓M9除随葬陶器4件、石钺1件、嵌玉漆器1件及由玉管、玉珠、 玉锥形器组成的串挂饰，主要有玉冠状器、玉三叉形冠状器、玉带盖柱形器、玉琮、小玉琮等，这些玉器上多有繁简不一的“神人面”雕刻花纹;瑶山祭坛北排大墓M11除陶器及玉管、玉珠、玉锥形器组成的串挂饰，主要有玉冠状饰、玉带盖柱形器、玉璜、玉圆牌饰、玉镯形器、玉手柄等，玉器上也多有“神人面”雕刻花纹;福泉山M9除两件陶器及玉管、玉珠、玉坠、锒嵌玉粒等装饰品，主要有玉璧4件、玉琮1件、玉琮形镯2件、玉琮形管2件、玉柱形管2件、玉锥形器4件、玉杖端饰1件及玉钺1件、石钺5件、石斧4件;寺墩M3 除陶质的簋、豆、壶、盘各一件，玉管、玉珠等装饰品外，主要有玉璧25件、玉琮33件、玉镯4件、玉镯形器1件、锥形器2件及玉钺(简报原称斧)3件、石钺4件、石锛4件、石刀1件、厨式石刀1件。 仰韶文化 因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并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它是我国考古学史最早确认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主要分布於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甘肃等省区，而以陕、晋、豫交界地区周围最为集中。仰韶文化的年代跨度大约从距今6000年至4500年，可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和社会结构分化尚不明显，墓葬 随葬品除了陶器便是似玉材质的绿松石珠、管一类装饰品和斧、锛、铲、凿等石质生产工具，个别也有玉质者;到了中期特别是中期后段，聚落和社会结构均发生激烈分化，中心聚落、大型建筑纷纷涌现，高等级墓葬也应时而生。2005,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掘的仰韶文化中期(约距今5300年前后)墓地，令学术界耳目一新，迄今累计已发掘墓葬34座，其中最大的M27为带生土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5、寛约3.4米，墓室位於正中，寛约0.7米，其底部上距墓葬开口约1.5米，墓室东部通连一近圆角方形的脚坑，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奇怪的是墓室中未见任何随葬品，仅在脚坑内发现大口缸、簋形器、釜灶、壶、钵、杯等9件陶器;M29距离M27大约6米，亦为带生土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4、寛约3.3米，墓室寛约0.9米，底部上距墓葬开口约1.85米，墓室东部也有一脚坑与之相连，随葬陶器6件，1件钵倒扣在胸部上方填土中，其余5件均置於脚坑内，墓主人男性，和M27一样，也无玉器、石器等随葬。伴有玉器者，墓葬规模较之略小，属於中型或中型偏大墓葬，2005年发掘的22座墓，有6座除陶器外，尚随葬 M9各1件，M17有2件，M22一件玉钺一有玉器，M6、M8、 件玉环，M11是一未成年的小孩，竟有3件玉钺。这些墓葬亦多带生土二层台和脚坑，形制与大型墓一致。 二、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类型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均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虽然它们基本都处在距今5500年,4500年这一年代范围内，但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表现在墓葬随葬玉器上，却是各有特点。 首先看随葬玉器的组合。 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常见组合有马蹄状玉箍、勾云形玉佩、玉璧、玉环和玉猪龙、玉龟、玉鸟、玉蝉、玉蚕等动物形玉器，少见钺、斧等兵器仪仗类玉器，基本不见镂刻有“神徽”的琮、三叉形器、璜形器等玉器。 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常见组合有琮、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璜形器、锥形器、镯、环和玉钺、石钺，不见或少见红山文化中常见的箍形器、勾云形佩及玉龟、玉猪龙等动物形玉器。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墓葬随葬玉器，既不同於红山文化，也不同於良渚文化，正像灵宝西坡大墓呈现的情况，种类非常单一，只有玉钺一种，根本谈不上什麼组合。 再看随葬玉器的数量。 红山文化大墓随葬玉器的数量，如上举牛河梁、胡头沟积石冢发现者，数量不等，有2,3件的，6,7件的，也有多至20件者。 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玉器，与同时、同等规模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墓葬随葬玉器数量相比，无疑是最多的，连同装饰品在内，一般几十件，多的上百件。如上举良渚反山墓地M12、M20，瑶山祭坛M9、M11，寺墩M3 等，随葬玉器以单件计都在一百多件以上。良渚反山墓地M23仅玉璧就出土了54件，常州武进寺墩M3仅玉琮就出土33件，1983年余杭县文管会在横山清理的一座良渚文化墓葬M2仅石钺就出土了132件25。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墓葬随葬玉器数量，与良渚文化大墓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红山文化大墓相比也略逊一筹。灵宝西坡规模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体相当的仰韶文化墓葬，一般只随葬一件玉钺，M11最多，也仅3件。而墓室规模大於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大墓的M27、M29，除了陶器，什麼玉器都没有。 三看随葬玉器的雕琢工艺。 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有圆雕也有片雕。在勾云形器、动物形器等玉器上一般有雕刻的花纹，纹道稀疏粗放，少则 数道，多者十多道二十几道，以表现出想要表现的物象的大体轮廓为标准。 良渚文化墓葬随葬玉器，在琮、冠状器、璜形器、三叉形器、圆牌饰、锥形器等玉器上几乎都用细密的刀工雕出 纹，有的纹道细如发丝，甚至在一些玉璧、玉“神人兽面” 钺上也能见到这样的花纹。 仰韶文化墓葬随葬玉器，主要是圆雕，如常见的玉钺，厚重而朴拙，除了材质不同，其造形和作为工具使用的石斧几乎没有什麼区别，而且不施纹饰，这是与红山文化玉器尤其是良渚文化玉器根本不同的。 其实，除了以上所列这些不同，在各自的埋葬环境和方式方面区别更大。 如上所述，红山文化大墓，如牛河梁、胡头沟等地发现者，往往是墓在冢内，一冢多墓，冢分三级，层层叠砌，形状不一，或方或圆，旁有烧土、石堆祭祀遗迹，多冢中间，更有石砌祭坛高高耸起，类似如此布局的地点在牛河梁已发现十多处,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墓葬不是一般生活聚落遗址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特殊的举行某种宗教祭祀活动仪式后的遗留。 良渚文化大墓，如瑶山祭坛、汇观山(莫角山)祭坛发现者，形式、性质与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墓完全相同。良渚反山墓地、福泉山墓地发现者，与之相比，虽有一些区别，但墓葬也是葬於人工堆筑的高台之上，墓地前后或左右也有祭祀的遗迹，则是与之相通的。 仰韶文化大墓，既不葬於人工堆筑的高台或祭坛之上，旁边也未见与祭祀有关的遗迹，而是作为生活聚落遗址的有机构成部分，按通常规律和其他墓葬埋在一个墓地，不同的，只是大型墓、偏大型墓较为集中而已。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现的这些大型墓葬，时代基本同时，规模也大体相当，但在用玉随葬及墓地选择等方面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显然代表着三个不同的类型。其中，红山文化类型与良渚文化类型有某些接近之处，仰韶文化类型则与之区别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