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韩国人住中国

50万韩国人住中国 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2005年经过各口岸来到中国的韩国人有350余万，已经有3万多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注册，4.5万名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常住中国的韩国人已经达到50万。 朴世珍和曹周妍提着简单的行李，径直走到机场大巴的售票台前。首都机场指示牌上新添的韩语标识，对他们来说几乎没什么意义，从12号出口乘机场大巴到公主坟，再打车到五道口，这对韩国留学生来中国三年，每年“五一”、“十一”、“春节”都要回家，这条路线他们早已熟得不能再熟了。 “韩流”擦过身边 金植中却仍然需要在机场指示牌上的韩语帮助下，按图索骥寻找出租车站。他刚刚受命来到中国接受三个月，因为他所在的那座工厂马上就要搬到中国的山东半岛。提到机场的韩语标识，金植中觉得理所当然，因为“首尔到北京肯定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 金植中的说法未必准确，但在北京，韩文确实越来越司空见惯。韩国人聚居的望京地区，几乎所有的商业场所都挂中韩双语招牌;那里的房屋中介公司摆出来的信息栏，韩语的信息倒比中文的信息多。 在海淀区五道口，常常能看见电线杆上贴着的租房小广告，广告往往用中韩双语注明房型、地段、价位。五道口城铁站旁边开店卖麻辣烫的陈先生说，韩国留学生是他最重要的主顾，每天都有成群的韩国留学生到他摊前，边吃麻辣烫边赞叹议论。久而久之，陈先生连 “牛百叶”、“鹌鹑蛋”这些相当生僻的韩语单词都掌握了。 “芝麻酱”、 朴世珍笑容可掬，曹周妍直发如瀑，他们就是经常站在五道口城铁站旁吃麻辣烫的韩国留学生中的一员。他们告诉记者，吃到很多新东西，是他们来中国三年的一大收获。每天傍晚，这对情侣在五道口号称“韩国一条街”的王庄路上行行止止，逛店，吃小吃。擦身而过的是刚喝过烧酒，脸上红扑扑的韩国同学，耳畔是或高或低的乡音;街边小店挂着的韩语招牌映入眼帘，踏进门都能听到一声“阿妞哈塞呦～(韩语:您好)”这一刻，总让他们误以为并没有离开家乡。 北京东北角的“第二故乡” 韩国驻华新闻机构与其他外国驻华新闻机构一样，集中在建国门和祁家园两个外交公寓办公。但他们有一个令其他外国记者非常羡慕、却无法效仿的地方，他们可以在北京找到自己的“家”。 朴基成是韩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特派记者，他就没有像一般外国记者那样把住处也安在外交公寓，而是到20公里外的望京去租了一套房子住，尽管交通状况不如人意，早上要起个大早，花30分钟赶到祁家园上班;晚上下班更要在路上堵一个半小时，付出这样的代价，只因为在望京，“有回家的感觉”。 今夏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望京成了北京最热闹的地方，韩国队上演大逆转战胜多哥的那天晚上，望京的韩国人举着啤酒杯上街欢呼，放礼花。朴基成坐在酒吧里目睹这一切，心想，在首尔，也不过就是这样庆贺的吧。 两年前，朴基成把夫人和孩子接到中国。在望京，韩国超市和烤肉店遍布大街小巷， 吃穿不是问;孩子在专为韩国子弟开办的望京韩国国际学校上课，课后到围棋道场学棋。朴基成的夫人对望京这座“韩国城”的评价是:“好像不会说一句汉语，也能在望京生活下去。”朴基成也未曾料到，他与中国之间的“感情”发展得这样快。在报道中国事务方面，朴基成是当之无愧的“前辈”，早在中韩建交前的1989年，他就只身来到中国报道韩国仁川至中国山东威海通航的尝试。朴基成回忆，那时候一个韩国记者来中国，心情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惧，担心吃不饱、担心行动受到限制、甚至担心不能回去。 短短17年，在一些韩国人眼里，中国从神秘之邦变成了一个亲切的家园。 一千个留下的理由 频繁的人员交流让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不再“神秘”，可是初到中国的韩国人还是会发各种各样的惊叹:“中国的水果和蔬菜为什么这么便宜,中国的情侣为什么可以当街亲热,中国的仿冒名牌怎么做得这么逼真,” 在北京从事中韩贸易的车杞焕说，和许多韩国人一样，他来中国之前，总以为中国的物价都特别便宜，现代化程度也不会很高。来后发现，事实与想象有很大出入。北京、上海的市政建设和服务设施相当发达，但打车、租房、娱乐，也并不便宜。中国的商业化程度更出乎他们意料，比如，韩国人喜欢聚居的望京和五道口，房价就会比同处北京四环外的其他地段昂贵很多，月租已经被抬高到每月3000到7000元不等，高级住宅往往月租上万。“不比首尔便宜多少，我都租不起啦～”车先生开玩笑说。 其实，物价便宜是很多韩国人对中国一见钟情的首要原因。来到中国后，记者朴基成经常到望京南湖市场去采购大批海鲜和热带水果，牛肉和排骨更是家常便饭，这在农产品昂贵的韩国是不可想象的。一家韩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层职员李先生也说，在韩国，高尔夫球是崔泰源(韩国SK集团董事长)、郑梦准他们的游戏，可在中国，他也能拥有一张姜庄湖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 这位李先生说，对于他们做家用电器这一行的来说，中国这个市场“并不讨人喜欢”，他所在的公司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本土公司的强大竞争力。在另一个大市场美国，压力就没有这么大，美国基本上没有本土家电品牌。“但你不能因为不喜欢就不来，谁都知道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谁占据了中国市场，谁就有了未来。” 跨国公司开拓市场的冲动激起了第一波韩国人来华潮。而赶上这第一波的弄潮儿，当初学汉语往往是无心之举。釜山人朴橘矾学习汉语已有17年历史，他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汉语在韩国属于典型的“小语种”，只有像他这样对中国文化非常执著的人，才会报考中文系。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古代文学。没有想到，1993年他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中文突然热门起来，同班同学很容易就进了急欲开拓中国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 在就业指挥棒指引下，中文越来越热，据朴橘矾介绍，现在的韩国，大学普遍设有中文系，高中阶段就开设了中文选修课，恶补中文的补习班满地开花，中文已经成为与英语地位相当的外语。想起当初中文系的冷清，看看今天的热度，令朴橘矾不胜感概。 也许到大公司，拿高薪是多数人学中文的动力，但朴橘矾是一个例外，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着少年时代的梦想，辞去了在大公司的高薪职位，到北师大攻读文学硕士，正从事二战期间汉奸和韩奸的比较研究。 在五道口开韩国餐厅的慎明揆留在中国的理由更简单，他觉得，开饭店就应该开在人多的地方，而光在北京，就有相当于半个韩国的人要吃饭。 复旦大学韩国产业研究中心的朴昌庚教授有一个观点，他认为韩国是大企业集团主导 实现产业化的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和金融支持并不充分。狭小的国内市场也制约着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庞大国内市场的近邻中国，不仅是韩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乐土，也给韩国中小企业提供了施展的空间。 现代化道路上结伴而行 今天，走在中国大街上的外国人肯定不会像开放初期那样遭到“围观”。全球化让人们对跨国人员和商品交流习以为常。三星电脑、LG冰箱和现代汽车跟索尼、丰田、西门子和大众摆在一起出售;建外大街上的LG双子座大厦，在中国人眼中跟旁边的长富宫、摩托罗拉大厦没有什么不同;韩剧将与日剧、美国剧、巴西剧一样，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各领风骚三五年。 但中韩关系中，却仍有与众不同之处。从韩国来到中国的，不仅仅是跨国公司，不仅仅是冰箱、汽车和电视剧。在中国，像五道口、望京这样时时能与韩国人擦肩而过的地方还有不少。沈阳的西塔，山东半岛的很多城市，都能看见韩语招牌铺天盖地，韩国人聚居一处的景象。在世界各地拥有“唐人街’的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韩国社区”。 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2005年经过各口岸来到中国的韩国人有350余万，其中很多人在华长住。记者曾向五道口派出所和望京花家地派出所查询究竟有多少韩国人在这些地方定居，派出所方面告知我们，这些数据涉及机密，不便透露。 韩国驻华使馆总领事柳洲烈向《望东方周刊》提供了韩方掌握的数据，中韩建交以来，来到中国学习、经商、定居的韩国留学生和中小业主逐年增多，如今，已经有3万多家韩国企业在中国注册，4.5万名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常住中国的韩国人已经达到50万。韩国人，成了在华定居人数最多的外国人。柳洲烈总领事说，这种民间自发的密切往来，为韩中关系打下了比任何国家的关系都坚实的基础。 从共同的传统一起走向现代化，是中韩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正是这种相似让彼此产生了“家园”感。 中韩两国朋友见面，最爱讨论的话题是:中韩之间，到底哪个国家更开放,一位在北师大学习的韩国博士生问刚从韩国交流回来的教授:“您对韩国什么印象,”这位中国教授回答:“韩国比我想像的还要保守”;而后他反问韩国学生:“那么你对北京的印象呢,”学生答道:“北京比我想像的还要开放”。 为什么初来乍到的韩国人，普遍对中国情侣在街头相拥接吻、中国男性打赤膊出门纳凉感到震惊呢,韩国留学生姜乃认为有两条理由，一是因为在韩国人心目中，中国是孔孟桑梓之邦，是儒家“正朔”所在;二来，中国不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吗。 韩国人对礼仪和长幼之序的重视，确实给与他们交往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本刊记者就曾被好心的韩国朋友提醒过，对韩国男士来说，“你看起来真年轻”，并不是一句恭维话，反倒可能让人不快。 韩语里根据不同的说话对象，有十几种不同的敬语。不同年级的韩国同学、不同资历的韩国同事之间，是不能互称朋友的，低年级的必须称高年级同学“学长”或者“前辈”。 然而，事情总是复杂的。曹周妍就不承认中国年轻人比韩国青年更“开放”。她告诉记者，比如说，韩国人如果在餐厅或者什么地方看见一个美女，可以走上去直接交流，向她讨要电话号码，而在中国，这是不行的。再比如，韩国女孩子可以经常晚上去K歌，夜不归 宿。她坚持认为，中国女孩子更纯洁。 最近，韩国拍摄了一档记录在华韩国留学生生活的纪录片，叫做《XX特攻队》，摄制人员扛着DV机到北京捕捉韩国留学生在华生活的原生态，其中截取了不少留学生酗酒、同居的片断。在韩国留学生家长中引起了担忧和反思:这是受到“开放思潮”的影响，还是远离家长管束之后的必然现象, 也许这根本就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就像曹周妍本人，她有一头一丝不染的乌黑直发，又爱穿非常非常短的超短裙，韩国人是复杂的，就像中国人一样复杂，中韩这两个现代化路途中的民族，总是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糅合在一起，难以分辨。 我们相互改变着对方 在望京西街一家韩国整容医院的候诊室，一个中国女孩脸上显露着一丝兴奋和一丝焦虑，她犹豫了很久，终于怯生生地问坐在她旁边的韩国女孩:“请问你知道这家医院的整容技术怎么样,” “为什么要整容，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啊,” “没有啊，”中国女孩双手托着腮说，“我觉得我这儿太宽，想削窄一点。就像……就像孙艺珍(韩剧《爱有天意》、《夏日香气》的女主角)那样……”随着《蓝色生死恋》、《人鱼小姐》、《大长今》等韩剧热播，“韩流”热浪在中国大地掀起阵阵涟漪。 韩剧倾倒中国人，也有不同的解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洪教授的观点是，韩剧和韩国电影中的伦理来源于中国文化，所以很容易与中国人的心灵产生共鸣。 在北师大攻读电影学博士的韩国留学生姜乃却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韩剧不是纯粹的韩剧，更不是四书五经的现代载体。在东亚流行的韩剧和韩国电影，深受西方自由精神和韩国人期望但却缺乏的浪漫气质影响，比如《我的野蛮女友》这个片子，其实韩国女性比其他国家的女性更温顺，电影更多地是表达了一种向往，一种压抑后的反弹。再比如最近热播的《大长今》，虽是宫廷戏，却是在传统形式的包装下，强调小人物的个人奋斗。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中韩文化同源，决定了传统形式的影视作品更容易被彼此理解。姜乃说，实际上，东亚的文化作品一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韩国人，都是读金庸小说、看中国功夫片长大的。直到今天，中国电视剧《包青天》和《还珠格格》仍然在韩国非常流行。 只不过空有传统形式，没有思想内涵的文化产品，很难征服今天的观众。韩国影视之所以在本世纪初异军突起，是因为军政府垮台后，更多反映现代精神的思想内容被吸纳进去，这些恰好是东亚观众最渴望的东西。所以说，“韩流”并不是真正的“韩流”。 姜乃来华学习电影，是因为崇拜张艺谋，喜欢他早期作品中的隐藏在传统形式中的现代批判精神。但“我喜爱的张艺谋已经死了”，张艺谋的近作，形式越来越华美，思想上早已随波逐流了。与此类似的是伴随着他成长的功夫片，姜乃感叹说，现在的功夫片，像徐克的《七剑》，特技越来越成熟，场面越来越宏大，只是当初侠客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精神已经无迹可寻。“这方面总是裹足不前，会输给韩国电影的～” 从“不适应”中学习 当本刊记者向柳洲烈总领事询问，在华韩国人有什么带有共性的困难或不适应，需要使馆提供领事帮助,柳洲烈建议我们取消这个问题，因为他想不起来韩国人在中国会有什么迫切需要领事帮助的。在总体上，中国人的对外宽容，是尽人皆知的。 普通人又是什么感受呢,绝大多数采访对象都表示，尽管哪里都会有不尽如人意之 处，但总的说来，中国并没有什么让人特别不适应的地方。 听到记者问起韩国有什么地方值得中国学习这个问题，朴基成的脸先红了，看来儒家文化要求的谦逊，已经深入他的灵魂。记者一再坚持，他说了两件事情。 韩国人谈到中国，喜欢用一个褒义词“悠然”，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人应该是雍容揖让，从容不迫的。朴基成在北京有两年驾龄，每天开车往返于望京的家和祁家园工作单位。他说“中国人平时很‘悠然’，但是开起车来，真不慢。” “追求速度不是问题，我是想说，如果在韩国，一个驾手随意变线抢行或者其他违章，路上的人都会停下车来指责他，但在中国，人们似乎习以为常，没有人出来主持正义。这是因为‘宽容’吗,” 另一件事发生在望京南湖农贸市场。朴基成伤心地说，他上周去那里买海鲜和大米，遇到的商贩“无一例外骗了我”，买的时候6只鲍鱼，回家打开一看只有5只;别的东西也缺斤短两，“几乎少了一半”。 “在韩国，要是这样，他们就别想在市场里做生意了～” 韩国商贩讲求诚信，是不是儒家文化造就的,朴基成说，倒不好这样解释，因为军政府时代生活困难的时候，韩国商贩也经常作假，那时候儒家文化应该更有影响啊。现在生活好了，可能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为这点钱败坏了名誉。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