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石华鹏 ?我以为，尽管贾平凹先生在达上做了努力，也有对中国现实发言的想法，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带灯》，其生命活力还是出现了问，它如一个古稀之寿的老人一样，浑身的钙质流失之后，身体和精神都松垮下来了。 一、读一部小说的理由 一个作家，尤其一个名作家，隔三岔五总会弄出一部长长的小说来，不如此，仿佛不能证明自己和自己影响力的存在，就如:“钉鞋的老往人脚上瞅，马副镇长抓计划生育，他是看任何妇女都要看肚子大了没有„„精神病院的医生干久了或许也就成精神病了吧。”(此话引自《带灯》)——或许是习惯使然，一个人一旦成了作家，写就成了习惯，不写，闷得慌，“鸡不下蛋它憋啊”;再加上名作家属稀缺资源，你不写，也有人催着你写。至于是否写得有才华、有激情、有水准、有创造，有时顾不上考虑这么多，反正得写。 这不，时隔两年，上一部五十万字的《古炉》余温正要散去，贾平凹先生又奉上了他三十六万字的新作《带灯》。这部《带灯》被人说成是贾先生献给自己六十岁的礼物。 《带灯》在《收获》分两期——2012年6期、2013年1期——连载，这让我对一部小说的阅读跨越了两年。 读完之后，《带灯》让我想起我们老家村子里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怪怪的小孩，那小孩像全身没长骨头似的，坐不起来，更谈不上站立了，整天装在一只很大的洗脚木盆里，肉乎乎的堆满一大盆，拎起来，细细的一长条。小孩活到三岁死亡。据说那是一种极端的软骨症。 如果要说《带灯》是部什么样的小说的话，我以为，《带灯》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软塌得就像我们村子里那个病小孩。 作为一个作家，有写任何一部小说的习惯和理由，这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带灯》这样一部小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又有什么理由来读它呢,或者说，这部小说带给了我什么呢, 这一切源于，这部小说缺钙少骨、患上了软骨症。 二、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如果把一部小说比做一个人的话，那么，小说的故事、情节是骨骼，细节是肌肉，人物是大脑，题旨是精气神。一部小说要像人一样有生命，并能感染打动他人，小说家必须为小 说提供鲜活的生活营养和强劲的精神营养，否者，即使一部小说拥有了骨骼、肌肉、大脑，它仍然是死的，是僵硬的。我以为，《带灯》有故事、情节，有细节，有人物，尽管贾先生在表达上做了努力，也有对中国现实发言的想法，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带灯》，其生命活力还是出现了问题，它如一个古稀之寿的老人一样，浑身的钙质流失之后，身体和精神都松垮下来了。 (一)故事、情节没有骨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或许，这样写正是贾先生有意为之，在寻求某种变化和创新呢。或许，他就是想打破一条故事主线贯穿小说的写法，将琐碎、散漫，并缺乏逻辑关连的生活现实直接搬进小说，让生活与小说平起平坐。贾先生自己就形容过《带灯》是一幅质朴的淡墨法。当然，写无定法，任何写法都是值得尝试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用几十万字写一天的回忆也是可行的，贾先生努力改变的勇气令人钦佩。但是，任何一种写法成立的前提，是要能写出一部真正好的小说——好读、耐读。我对《带灯》的阅读经历告诉我，这部小说并不好读，不够吸引人，无论情节还是见识，均没有超拔之处。所以，在一个人们的阅读耐心像夏天太阳下的冰糕一样易融化的时代，放弃了一个大的故事情节为主导、大量日常生活铺张的小说，是很难得到读者青睐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我要写一个乡镇综治办干部，她的日常的琐碎的生活值得全部写进小说吗,那么是否说我要写一个文学编辑也要写这个编辑的任何时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呢,如果这样认为，显然是写作的一个误区。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有必要进入小说的，它必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能刺激读者的。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说:“不论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都是由两种生活组成的——时间中的生活和由价值衡量的生活，而小说能做的——如果是好小说——就是要把由价值衡量的生活包括进去。”显而易见的是，在《带灯》中，贾先生的叙述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取消了小说时间的存在，因为太多的黑框小标题，没有一个内在的情节架构，所以小说内部的时间无法延续，管他春夏秋冬昨天今天明天上午还是下午，就那么混沌地堆积文字吧，这也是我们很难在小说中看到时间的缘故; 二是一些“由价值衡量的生活”在小说中的缺失，带灯的所见所闻，对小说来说，不全都是有效信息，无价值衡量的生活，就没有必要进入小说了。一个作家必须警惕的是“少见多怪”，在小说里，你的情节内容，你的见识见解，是否超越了读者的智慧，是否对读者构成了吸引，这一点很重要。 (二)人物、题旨没有骨头——打马虎眼，和稀泥。 带灯是小说极力刻画的人物——据说贾先生首次用女性做主人公——她漂亮、孤芳自赏，还有那么点不合时宜，她像男人一样处理形形色色的上访，像隐士一样留恋乡间的安宁，在浑浊的现实面前，她是善良的，她说“咱们无法躲避邪恶，但咱们还是要善，善对那些可怜 的农民，善对那些可恶的上访者，善或许得不到回报，但可以找到安慰”，但安慰终究也没有找到，带灯在处理一场大斗殴事件中脑子受伤，综治办主任被撤销，一个兢兢业业的乡镇女干部成为某些人某种体制的“替罪羊”，故事和人生同时收场，她有些疯了。 小说的题旨，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带灯》的“勒口”上的文字所述:带灯的痛苦是无法救赎的，她是现世中的萤火虫，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命里注定地微弱无力，终归尘土。有评论家认为，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是一部对当下现实不仅直面而且充满关切的作品。 应该说，带灯这个人物塑造得还是很饱满的，小说题旨表现得也较为深刻。但是我以为，作为一部直面当下现实的小说，人物和题旨的骨头还不够硬，尖锐度还不够，只能说人物和题旨抵达了某种现实，还没有继续往前走一步甚至两步，去戳痛现实，去抗争现实。 拿带灯这个人物来说，小说塑造的“带灯”依然是我们理解范围内的“乡镇综治办主任”，她比那些自私、鱼肉村民的乡镇干部向前走了一步，她内心丰富，充满善意，她如一只萤火虫，燃烧自己照亮浊世，这里边我们可以感受到贾先生对“带灯”的同情与关切。但是一部小说要迈上出色甚至伟大的高度，仅有“带灯”“在黑夜里巡行”是不够的，小说还必须让萤火虫如“飞蛾扑火”般去撞击、去破坏现实。这样的“带灯”才不是贾先生笔下记录的、我们熟悉的“带灯”，而是陌生的、充满破坏力的、创造出来的、文学意义上的“带灯”。 历史学家记录，而小说家必须创造。福斯特说:“小说家的职能就是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原本不知道的维多利亚女王，由此创造一个并非历史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小说人物。”我们说贾先生《带灯》里的人物和题旨没有骨头，在于这个小说只告诉了一个我们知道的“带灯”，而没有创造出一个现实中没有的“带灯”。在这个人人言说的时代，要保证和放大小说言说的有效性，小说必须把现实中的不可能拿到小说这个“实验室”里，让它变为可能，不说改变一个世界，至少让小说影响世界成为可能。由此，贾先生在处理小说的结尾时，不应该“打马虎眼”和“和稀泥”，不应该让带灯微弱无力，被体制淹没，应该让小小的“带灯”爆发出来，去撞击体制，去把那“陈年的蜘蛛网”撞破，获得新生。我们说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写作不仅仅是在铁窗子里呐喊，还要拿肉体去搏斗存在的暗夜，拿精神去抗争绝望。阿Q有“精神胜利法”的软弱性，但阿Q更可贵的是他有革命的骨性。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贾先生在“带灯”面前，是否太软弱了些呢, 老实说，这也是我对包括《带灯》在内的关注中国当下现实的小说的一大期许。我知道这样的小说很难出现，一些当着各级作协主席副主席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在触及社会深层次问题时，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们在乎现在拥有的一切，在表达的夹缝间安逸生存即可。所以我说，中国作家有野心，但没有胆量。他们有获大奖的野心，有写出伟大小说的野心，但胆子太小，不敢去碰触中国现实根源上的“红线”，但是，要写出真正的现实，没有一副硬骨头，不去撞“红线”，又怎能写出来呢,读过拉什迪的《羞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小说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作家的“胆大包天”，如果拿这类小说来对比《带灯》，我似乎又觉得我实在没有必要这么挑剔和苛刻，因为二者在写作的胆识上相距得实在太远了。 作家，尤其一个标榜着写着直面当下现实小说的作家，是应该有些担当、冒些风险的。 三、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小说 我批评过刘震云的 《我不是潘金莲》——小说被一个传奇似的故事绑架了，缺乏一种普遍性和丰富性。现在我又对《带灯》的散漫、没有骨头表达了不满。我问自己，在这个表达过剩、信息不断颠覆我们认识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 我以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小说家写作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小说家对此视而不见，并且没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写作将会陷入“少见多怪”“自以为是”的泥潭，被读者被时代抛弃是迟早的事儿。时常听到有人说，我的写作不考虑读者，不考虑市场，但你得考虑小说的价值，价值就是一个时代对小说的需要啊。 小说曾经有过短暂而辉煌的过去，它令我们怀想不已。蒙混时代，人们需要一则则寓言一个个故事来丰富认识、获取生存的勇气;百无聊赖的时代，人们需要慢节奏的小说来打发漫漫长夜; 新旧文化更迭的时代，人们需要小说是投枪是匕首斩断过去; 而在这个信息过剩、人人言说的时代，人们需要小说干什么呢,小说已经不是知识的容器，不是思想的发源地，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场，不是报纸的深度报道，不是网络的猎奇，也不是轻而易举便能攻克的文学堡垒。当下，小说除了满足马斯洛提出的人的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以外，人们还需要小说给自己提供对抗生存压力的勇气和力量，那么，小说自身必须变得有勇气和力量，对此我无法说得更清晰明了，但我知道，小说的写作将变得异常艰难，写出一部符合时代、符合读者需求的出色小说难于登上青天，这种难度在于，小说必须以“大感觉”“大体验”“大眼界”“大胸怀”来面对人类那些重大而艰难的精神问题。 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呢,我不知道，我大概知道不需要什么样的小说，至少有一点，不需要没有骨头、没有创造、不给人力量和勇气的小说。需不需要《带灯》这样的小说呢,我不知道。 贾先生的《带灯》读完了，唯一打动我的，是带灯写的那些没有发出去的情书，不仅情真意切，而且一个基层女干部的满身心酸力透纸背，可以看出，贾先生写这些情书是动了真感情的，如果《带灯》这部小说做修订，只收录这些情书的话，我愿意再读一遍，而眼前这本《带灯》，就让它回到我的书架上去吧，时间会让它落满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