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中文讲解词 最新版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讲解词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参观! 草堂是“诗圣”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公元759年的冬天,杜甫为了避安史之乱,带着自己的家人几经辗转从甘肃同谷来到成都,暂时居住在浣花溪旁的古寺。第二年春天,依靠亲朋好友的资助,在风光秀丽的浣花溪边,建起了茅屋,取名“草堂”。杜甫在这里前后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这段时间是一生漂泊的诗人度过的相对安稳的日子。在杜甫留下的240多首草堂诗歌中,有大量歌咏自然、描写田园风光的优美诗作,也有不少忧国忧民、富于现实意义的篇章,这些不朽的诗篇赋予草堂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草堂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不朽的圣地。成都杜甫草堂是现存杜甫遗迹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知名度最高的一处。1961年,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如现代诗人、学者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所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渐渐荒芜。到唐末,诗人韦庄沿浣花溪畔寻得柱砥犹存的草堂遗址,为纪念杜甫,他重建了一间茅屋。成都杜甫草堂遗址由此得以被确认。从此以后,历代对草堂进行过十多次培修、重建,其中以明弘治十三年和清嘉庆十六年两次规模最大。这两次重建,奠定了后世草堂依中轴线对称的多重院落式布局的基础,并流传至今。 1正门 正门是杜甫草堂主体纪念建筑群中轴线上的第一重建筑。 正门前的照壁,粉壁青瓦、庄严肃穆,与外界形成一道屏障,给整个建筑群增添了几分含蓄和深邃之感。 正门匾额“草堂”二字是清代康熙皇帝的十七子、雍正皇帝的弟弟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所题。门两侧还悬挂有一副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出自杜诗《怀锦水居止二首》。万里桥即今成都的南门大桥,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此桥头送费祎出使东吴,因感于费祎此行联吴抗魏,任重道远,遂云“万里之行始于此”,桥由此得名。清代曾重修。古百花潭在浣花溪上游今龙爪堰一带,绝非今天百花潭公园一带的江面。杜甫所营建之茅屋,正好位于万里桥的西边,古百花潭的北边,两句诗十分精当地点明了当年草堂的地理方位,也与今天草堂的位置完全吻合。据此,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今天身临其地的这座闻名海内外的杜甫草堂,就是在当年诗人故居的遗址上重建并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流经草堂正门的是风景秀丽的浣花溪。在唐代的时候,浣花溪江阔水深,能行大舟,两岸农田阡陌,风景宜人。杜甫诗句“窗含西岭 1 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是对当时浣花溪风景的描写。 2大廨 大廨是一座敞厅式建筑,是中轴线上的第二重建筑。“廨”是官署的意思,也就是古代地方官吏办公的场所。杜甫生活在“奉儒守官”的仕宦之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从小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辅佐君主,报效国家。然而杜甫一生仕途坎坷,始终不得重用。他做过唐肃宗的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而被贬官,不久干脆辞官而去。后来流寓成都时,被好友严武举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虽然杜甫始终不得显达,但他却始终是“每饭不忘君”、“穷年忧黎元”,其爱国忧民之心至死不渝,后人为此深受感动。清嘉庆十六年重修草堂时,大概考虑到纪念建筑应当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既然杜甫做过官吏,那么就应有其办公之处,于是便将这重建筑命名为“大廨”,此中也明显寄托着人们对这位生前不得志的诗人的良好祝愿。大廨内陈设简单,最显眼的是伫立在大廨中央的杜甫铜像。杜甫身躯单薄,手里握着一卷诗书,他用饱经忧患的眼神望着远方,似乎内心深处正在呐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尊铜像是我国当代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用夸张和抽象的手法来刻画诗圣的。那单薄赢弱的身姿,概括地现出杜甫一生饱经忧患、贫病交困、郁郁不得志的不幸经历;那深思苦吟的神态,把诗人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刻画得淋漓尽致。 草堂内的楹联值得欣赏,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清代大学者顾复初的撰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顾复初于清咸丰末年,应四川学政使何绍基之邀来川,游宦蜀中,为四川各界大府礼聘,做其幕客。杜甫在唐代宗大历元年客居夔州,曾作《咏怀古迹五首》咏怀战国后期楚国辞赋作家宋玉等古人旧宅,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诗句。意为:怅望先贤,令人感而落泪,自己和宋玉虽生于不同时代,但没能遇到贤明的君主,落拓失意的遭遇却完全一样。而对联作者在上联一开始便集用杜句“异代不同时”将自己对杜甫的追怀比之于杜甫追怀宋玉,抒发了怀才不遇的积郁。在封建时代,众多的文人墨客都把出将入相、匡国济世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因此,顾复初把自己和杜甫比作是龙虎一样的诗客,但是却如蜷龙卧虎一般,不能伸展自己的凌云壮志。因此,上联有两层含义:一是赞美杜甫,也暗指自己是不可多得的济世之才;二是叹息怀才不遇,只有且蜷且卧,居于草野。下联指杜甫和自己都流寓蜀中,杜甫虽未遇明君,壮志难酬,却能因诗垂名留下了这间长存天地的草堂,受世人凭吊瞻仰,同时也概叹自己纵有满腹经纶,不仅没能实现报国之志,也没有什么成就能像草堂那样流传后世。1958年毛泽东游览草堂时曾仔细品味此联,称赞其写得含蓄婉致,耐人寻味。郭沫若曾经称赞这幅对联:“句丽词清,格高调永。” 在铜像的东侧,有一幅上世纪九十年代绘制的草堂全景图,图的左边部分是草堂的园林景区,里面种有梅树等许多植物,图的中间部分就是中轴线上的五重主体建筑,图的右边部分是古寺庙景区。 3诗史堂 诗史堂是中轴线上的第三重建筑,也是主体建筑。杜甫留下的1400多首诗歌,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画卷,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因此,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他的诗歌被称为“诗史”,“诗史堂”也因此得名。 诗史堂前悬挂有一幅对联: 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此联是草堂所有对联中唯一没有作者署名的一副。清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祯游览草堂,为表达对杜甫的尊崇,命自己的两个幕僚沈寿榕和彭毓松合撰此联,丁宝祯感到十分满意,便署上自己的大名悬挂于草堂。后来对联被毁,现联由叶恭绰补书,考虑到原联并非是丁宝祯所作,故只署了补书者姓名。上联由沈寿榕出,他以杜甫的文章道德比拟诸葛亮的文治武功,颂扬杜甫和诸葛亮一样英名永存,也表达了对杜诗成就的崇敬和追怀凭吊杜甫的感情。下联由彭毓松对,他把杜甫和诸葛亮的身世和晚年在蜀中的处境反映出来,联中的“耆旧”是指德高望众的老者。“东去问襄阳耆旧”,则意为杜甫和诸葛亮客居蜀中,皆有东归故地寻访故友的夙愿。原来杜甫的先祖曾居湖北襄阳,诸葛亮也曾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杜甫的好友李白和孟浩然,一是曾居襄阳,一是襄阳人,当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时,二人都已先后故去。同样,诸葛亮在辅佐蜀后主时,他的襄阳好友也多亡故。因此只能空存思怀。此联格调典雅,用典自然贴切,巧妙地将咏杜甫、咏诸葛亮融为一体,是草堂名联之一。 大厅的正中陈放着一尊杜甫胸像,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以写实手法,通过塑像微蹙的眉宇,深沉的目光,以及冷峻的嘴角,准确而凝炼地刻划出诗人忧虑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拳拳赤子之心。塑像两侧是朱德同志1957年参观草堂时撰书的一副对联: 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 上联指杜甫寓居成都的草堂永远存留于后世,受人瞻拜;下联则是指杜甫作为诗圣昭著千秋万代,永受人们的尊崇。 在堂内东西两侧,分别陈列着两尊由成都著名民间艺人泥人蔡所塑的泥像,东侧是杜甫,西侧是李白。李、杜同为唐代诗坛成就最为突出的大诗人,被郭沫若誉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虽然两人所走的 创作道路不同——杜甫注重现实,李白则极其浪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感情真挚的好朋友。虽然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很长,后来又各自东西,再未见面,但都深深地系挂着对方,特别是杜甫,始终对李白充满敬意,在其流传下来的诗篇中,怀念李白的就有十几首,首首都表达了对这位挚友的钦佩和思念。李杜交谊,可以说是文坛上千古传颂的一段佳话。鉴于这个原因,李白的塑像出现在纪念杜甫的地方,也就毫不足怪了。 堂内东侧有陈毅同志的集杜句联: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该联表达了陈毅同志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 西侧是郭沫若同志撰书的一副对联: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上联是写诗人杜甫,意思是杜甫这位穷困潦倒身患疾病的诗人,却是唐代诗坛的圣人哲人;下联是写杜甫诗作,意思是他的作品表现了安史之乱给民间百姓带来了沉重灾难,有如波涛巨浪般强烈地震撼着人心。 在大厅的东西两侧还摆放了两张古色古香的圆桌。从清代开始,许多文人墨客常常聚集在此,挥毫泼墨,吟诗作赋,凭吊缅怀杜甫。 4“诗圣著千秋”陈列室 诗圣著千秋陈列是杜甫草堂博物馆为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九十周年而推出的精品陈列。陈列分为两部分,以朱德同志为草堂题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作为主题和基本框架。上篇“诗圣著千秋”分为少年、漫游、在长安、陷贼与为官、漂泊西南五个单元,选取最能代表杜甫不同时期创作特点的诗句,以形象化的陈列语言和具有情感冲击力的表现手段,展示杜甫一生的苦难经历,体现他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2003年,该展览荣获“第五届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最佳创意奖”。 少年时期(公元712年—公元731年) 杜甫字子美,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仕宦家庭,从小聪颖敏慧、志向高远。 漫游时期(公元731年—公元745年) 杜甫长大了,成为意气风发的青年,渴望裘马轻狂,纵横南北。第一次漫游,他到了郇瑕(今山西临猗),这年他19岁。第二年,他去到更远的地方,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吴越之行。 公元744年初夏,杜甫与因得罪朝廷而被放还的大诗人李白在洛阳相会,他们一同登高怀古,饮酒论诗。这是杜甫一生最感快意的事。他们的伟大友谊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隽永的话题。杜甫与李白对酒的塑像 再现了他们二人相遇的喜悦之情。 在长安(公元746元—公元755年) 公元747年,杜甫与许多才艺之士参加国家选拔考试。由于宰相李林甫从中作梗,称“野无遗贤”,应试者全部落选。这件事给杜甫很大的打击。直到公元755年,他才得到一个掌管名册簿帐的微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年他已44岁。 “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公元755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杜甫到奉先(今陕西蒲城)探看家人,途经骊山时,玄宗皇帝带着杨贵妃正在华清池尽情享乐。此时,叛乱战争的阴影已逼近长安,沿途都是逃难的百姓。当他回到家,却见妻子抱着刚刚饿死的孩子恸哭。他深为自己的不幸而悲伤,又联想到人民遭受着更为深重的苦难,国家面临着极大的忧患。无限感慨中,他写下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图片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苦难。 陷贼与为官(公元756元—公元759年) 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杜甫只身投奔唐肃宗,不幸在路途中被叛军抓获,押回长安。诗人在长安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不禁触景生情,写下著名的诗篇《春望》。公元757年夏,杜甫逃出长安,来到凤翔谒见刚登基的唐肃宗。皇帝任命他为掌管劝谏和荐举的左拾遗。杜甫后因直言进谏,得罪肃宗,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在华州任上,杜甫曾回洛阳老家。从洛阳返回华州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写下了堪称“千秋之泪”的“三吏”与“三别”。他以“诗史”之笔,通过对一组典型形象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杜甫诗歌的最高思想境界,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安危充盈于字里行间。贬官后的经历,使杜甫对于仕途更加绝望,终于走上弃官入蜀的路。 漂泊西南(公元760年—公元770年) 公元759年7月,杜甫一家几经辗转,在岁末时节踏上艰险的蜀道。这一时期杜甫写下了大量山水纪行诗。与传统的山水诗不同的是,他在咏叹山水的同时,总是把强烈的忧国之思和身世之感倾注笔端。 公元760年春,杜甫在成都西郊建起了草堂。公元765年杜甫一家再度踏上漂泊之旅。公元770年冬,在由潭州(今湖南长沙)去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船上,诗人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杜甫在辞别人世之际写下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长诗中,还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样的句子,可见牵挂着他的仍是国家的灾难和百姓的疾苦。 屈原、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耀眼的三颗巨星,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随着岁月的流逝,杜甫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日益彰显,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超越国界,成为全世界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和古希腊的荷马,英国的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海涅,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