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评委,我经常满眼泪水

当评委,我经常满眼泪水 当评委,我经常满眼泪水 出任各种奖项的评委是我的经常性工作之一，许多时候，人们可能认为评委一定是有名有利，十分轻松。我当然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看法，但由于被深深感动而泪流满面，实在也是我的一种工作常态。新年伊始，这样两件新闻作品又让我满眼泪水。 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二套举办的《封面2006》。其中一篇是《工人日报》的《“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一位遇难矿工女儿的求学账本》。作品一开始写道:2005年12月21日中午12:30，北京的气温零下一摄氏度左右。李杰匆匆从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走来，衣衫单薄。在这样寒冷的冬天，每个人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李杰显得很“扎眼”。 我是从黑龙江鹤岗来的，那是一座煤城。生于煤矿，长于煤矿，我和煤矿应该是血肉相连的，但它给我带来的只是恐惧。在我不到6岁时，我就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葬礼。我的伯父在井下挖煤时，井底塌方，他被埋在了煤堆里。我现在还记得，伯父躺在一块薄薄的白布下，挺得直直的，大人说这个人没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94年的3月9日，我刻骨铭心地理解了“人没了”的意思。我的爸爸在井下工作时死于瓦斯爆炸。 那时，我已懂事了。爸爸被抬上来，我跟着妈妈没日没夜地哭。最可怜的是小弟，他以为爸爸是睡着了，就像我当年在伯父死亡时没弄懂是怎么回事一样。直到现在，小弟都一直宁愿相信爸爸是睡着了。爸爸死后，我们得到了1万元的抚恤金。矿上还给我妈妈、姐姐、我、弟弟每个人每个月70元的补助金，加起来是280元。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靠着这笔钱度日。1998年后，每个月的补助金开始逐步上调，到现在加起来每月能达到500元。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概念，我从来没有花过什么钱，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李杰同样对上大学以来的每一项开销都做了。其中2005年12月是这样的:7日地 瓜2元、电话4元;11日车费2元;13日本子2.2元;17日电话7元;18日电话1.5元„„李杰觉得这样很奢侈，如果在家里的话，很多钱都不用花。上大学后很多地方要花钱令她很苦恼，也令她觉得对不起家人。 和李杰在一起吃的那顿饭总共花了28元，她说这是她吃过的最贵的一顿饭。吃饭时，记者几乎把所有的肉都拨到她碗里，每一块肉她都分很多次吃。 读到这里，大家一定明白我为什么泪流满面。 另一个是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的《讨债11年》。这个节目记述的是:去年高考结束后，黑龙江铁力市8个农民工的子弟因为家庭被拖欠巨额工资，家里一贫如洗而面临无法入学的困境。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农民工程队包工头刘静波1995年承包了哈尔滨一个街道办事处的综合楼，由于相信这栋楼是政府工程，刘带着一百多个民工垫资数百万元盖楼。但是，这个办事处始终不给农民工偿还工程垫资和应付工资，被欠总额达450万，弄得家破人亡。尽管走了司法程序，但11年过去，这些农民工还是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片中农民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悲惨构成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冲击力，其意义已经不仅是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的问题，而是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公正是在记者的泪光里。诚如以笔为旗的“文学圣侠”张承志所言:“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对于人的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你没有底层感和平民情结，没有对那些有血有肉的黎民百姓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没有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没有把深蕴在人民心中的心理倾向明白地述出来并担当起来，你的工作就可能成为一种职业化的重复，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