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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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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名词解释《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 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
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 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宣扬的是一种反拟古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从不同角度针贬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的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 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人的文学":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双簧信: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复古主义者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却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写信,再由刘半农写复信予以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 林蔡之争: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学衡派: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1933年,《学衡》停刊。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 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黑幕小说:中国近代小说流派 。约在1915~1918年间与鸳鸯蝴蝶派前后相继,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中国黑幕大观》洋洋百万言,涉及社会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风流案件、私娼秘史之类,专以揭露阴私、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为能。虽然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但在写法上赤裸裸地描绘现实,社会效果适得其反,有些作品还成了军阀、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加以批判 新月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语丝社: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 月,1930年3月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浅草-沉钟社: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创办《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莽原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以创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而得名。《莽原》提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向旧势力、旧文明发起攻击。 未名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韦素园、台静农等。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从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湖畔诗社: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代表诗人有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四人。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并因此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写作抒情诗,但最有影响的是爱情诗,风格清新、自然、天真、率直,表现了对传统封建世俗大胆反叛的精神,艺术上也较成熟。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这些诗作很能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被朱自清称为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四个年轻人。 新剧:又称文明戏。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在欧美、日本话剧运动的影响下,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改编演出《黑奴吁天录》等话剧。辛亥革命前后,新剧团体很多,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政治戏居多。辛亥革命后,新剧很繁荣,以演家庭伦理戏居多。"五四"前夕,新剧趋向衰落,其原因:一是新剧商品化,迎合小市民趣味,内容庸俗低下,二是新剧都是幕表戏,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分场的故事梗概,由演员上台随意发挥,艺术水平和演技很难提高。"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堕落的文明戏,一些戏剧家提出"爱美剧"口号,中国话剧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 爱美剧:中国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非职业戏剧运动,简称爱美剧。"爱美剧"系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爱美剧"指业余演剧。1921年1月,汪优游在"五四"新思潮推动下,针对文明戏商业化的弊病,首次提出脱离资本家的束缚、仿西洋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设想,并与陈大悲等13人成立了民众戏剧社。不久,陈大悲著《爱美的戏剧》,遂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于是爱美的戏剧迅速取代已经没落的文明戏,成为20年代初期中国话剧活动的主流。爱美的戏剧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中心在北京、上海。它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在批判文明戏的基础上,介绍西方戏剧的学说与方法,对中国话剧进行了革新。因而是文明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从理论上使新的戏剧观念进一步完善、具体化,主张"教化的娱乐"等等。 象征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现代评论派: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张目,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太阳社: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这些《太阳》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革命文学论争: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运动: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革命+恋爱小说: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华汉《地泉》及重版:1932年的阳翰生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联有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初期革命文学中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重版时,瞿秋白、茅盾、钱杏屯阝、郑伯奇四人为之分别作序,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清算,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兴文学应当唾弃这样的创作方法,坚决地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从苏联引入这一口号,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的描写还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偏误,所以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传入时有些变形,由于周扬在左联的领导地位,文章几乎给此后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展开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现代派与现代诗派: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①"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②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①对旧形式全盘否定;②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 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上海民众剧社:"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国剧运动: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社会剖析小说: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其特点是: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在创作一开始就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分析,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尤其是塑造时代性格,在戏剧冲突强烈的情节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在左翼内部,跟随茅盾如此创作的,有沙汀、吴组缃等人。这种小说模式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 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大河小说:原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李劫人曾留学法国,受其影响。30年代中期,他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线索,完成了三部曲式的历史性宏篇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具有宏伟的构架与深广度,被人称为是"大河小说",其长篇巨著亦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史"。 汉园三诗人: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开明派:30年代独具特色的一支散文作家队伍,他们大都是上海立达学园的同事,30年代又聚集在开明书店周围,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诸先生。"开明"同人散文家是积极的人生派,热切的爱国者,讲究品格、气节和操守。他们的作品平淡如水,明白如话,却擅于在平凡中开掘生活的哲理,追求高远的情境,严谨而有韵致。 上海艺术剧社: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由郑伯奇、沈端先等发起,1929年秋在上海成立。社长郑伯奇。出版《艺术》和《沙仑》等戏剧刊物及《戏剧论文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新兴戏剧及"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先后组织了两次公演,介绍了法国左翼剧作家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剧目。它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戏剧理论建设,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后浪漫主义:上海"孤岛"和国统区内典型的通俗、先锋两栖作家,是徐訏和无名氏。这类作家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40年代城市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趣味的提高。有人称之为"后浪漫主义小说",强调了他们的文学品位,既有浪漫主义理想,又渗入现代主义精神。他们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手法,抒情的笔调,但又不同于郁达夫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说,而是更多神秘荒诞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风萧萧》等。 街头诗运动:1938年,田间来到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积极提倡"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诗歌。所谓街头诗,就是群众的诗,经是抄写在村庄的门楼、墙壁上或印成传单散发的通俗的政治鼓动诗,也叫墙头诗或诗传单。田间的街头诗最为突出,结构上采用"阶梯式"分行形式,诗句短而有力,节奏感强,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起到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  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代表诗人:郭小川、贺敬之 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我国的女性文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主体思想的文学作品,其作者不一定是女性。 女性主义文学源于英美,带有女权主义色彩,代表人物如波夫瓦以女性关心话题为主题、面向女性读者的文学。 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 “山药蛋派”/“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因创作上有某些共性而被称为“山药蛋派”。马烽、西戎等的共性①地域: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写的也多为山西农村生活; ②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主张在生活中“不作旁观者”; ③“写实”的风格,作品的思想、形象,来自“当前生活的底层”; ④重视故事性、语言通俗 新生代诗人“第三代诗人”或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内容上,反英雄、反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 艺术上,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是后新诗潮在语言实验方面的重要特征。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原生态口语化倾向构成了对新诗潮经典性的意象语言规范的颠覆。 第四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反思文学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伤痕文学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斑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和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人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曾在1978—1979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逐渐消退,成为对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伤痕文学”的主要作品:《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 九叶诗派九叶诗派是40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九人。九叶诗派的特点是:既忠于时代和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较多吸收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的诗里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寻根文学: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综览寻根小说,这一批作家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竞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等并不甚了然,其对"根"或"文化"的态度也较矛盾,概括地说大致有这样三类:一是持肯定态度,代表作主要有阿城的《棋王》。二是持否定态度,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三是持辩证态度,代表作有冯骥才的《神鞭》 朦胧诗: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炼、芒克、方台、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段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先锋小说: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改革文学“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 归来的诗人70年代末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诗歌主题从大悲大喜的歌颂、怀念和控诉,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最初在诗坛上主要还是50年代、60年代活跃的诗人,贺敬之、严辰、李瑛、邹荻帆、严阵、顾工、雁翼都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诗基本上是50年代、60年代诗的延续,只是诗中的政治内容、政治观点有了变化。随着一批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诗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归来”诗人群。他们包括“七月”派诗人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冀方、卢甸、彭燕郊、罗洛等,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处置的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 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 新写实小说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 知青文学“知青”出身的作家,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创作,在当时获得“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的命名。批评界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如返城以后的情况。与“伤痕文学”等一样,这个概念专指叙事体裁(小说,或纪实性叙事作品)的创作,表现“知青”的生活道路的创作,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这一概念在80年代才出现,说明它开始被看做一种文学潮流,具有可被归纳的特征。70年代末到80年代,发表过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作家有韩少功、孔捷生、郑义、王安忆、史铁生、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叶辛、陈村、李锐、肖复兴、竹林、李晓、陆天明、朱晓平、陆星儿、老鬼等。 \"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样式。\\"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有助于增强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楼梯式\\"是贺敬之在学习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样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融进中国民歌和#古诗词#的优点,创造的一种诗歌样式。这种形式,诗行的内部按照汉语的规律和特点,像楼梯一样排列,高低交错,字句排列基本对称,句式大体整齐,音顿大致相近,押韵大致相同,有严格工整的对偶和排比,节奏明快,抑扬有致,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抒发充沛激情、增强诗的表现力和鼓动性。 诗体散文』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山药蛋派\\"\\"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40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胡正的《汾水长流》、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因孙犁4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韩映山的《作画》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新歌剧』1953年起,新中国歌剧开启了专业化和建立剧场艺术的历史帷幕,李伯钊创作的《长征》,是在歌剧舞台上表现领袖形象的首度尝试。 第四种剧本』"第四种剧本\"的提法认为要突破\"工农兵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的既定框架和公式。杨履芳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反映了农村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新思想。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作品都属于\"第四种剧本\"。老舍的《茶馆》则被视为\"第四种剧本\"中最优秀的剧作。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及其相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包括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和在五六十年代褊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等。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具体包括:①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②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③80年代以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白洋淀诗群\"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群,是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朦胧诗』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哀悼散文\"』哀悼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①悼念领袖人物类:毛岸青和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何为的《临江楼记》、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廖承志的《我的吊唁和回忆》、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薛明《向党和人民》;②悼念在\"文革\"中受冤屈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类:楼适夷《痛悼傅雷》、柯岩《哭李季》、丁宁《幽燕诗魂》、黄宗英《星》、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陈荒煤《忆何其芳》等。 反思散文"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韦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 『诗化报告文学』徐迟\"诗化\"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包括:①诗的构思:徐迟善于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抓住人物行动的一刹那来谋篇布局,把全景与特写相结合,构成动人的生活画面。如《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他将周培源在黑暗与光明搏斗之际的悲愁和欢乐,高度集中在一天去写。这种高度\"浓缩\"、\"集中\"的写法,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的惯例,使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更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②诗的想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往往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像,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神思遐想,看到科技领域中那色彩缤纷、诗意盎然的动人画面。如《哥德巴赫猜想》写陈景润所要攻克的数学命题时,作者把形容它们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充满诗意诗情,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诗的色彩;③诗的文辞:在语言文辞上,徐迟突出地显示了其诗人的气质和长处,努力运用将诗情与哲理高度统一的语言,同时吸取古代文言和\"欧化\"的语言精华,尤其是古代骈文的排比、对偶和\"欧化\"长句的运用,从而形成了诗理互渗,描写、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的语言特色。如\"只见大自然抖开了丝绸,甩开了锦缎,大幅大幅的铺在中国大地上。它们覆盖起一座一座山峰,使整座整座山峰都如同穿上了剪裁合身的最时新的艳丽的衬衫和裙子\"(《生命之树常绿》)。 10『\"元小说\"』所谓\"元小说\"手法就是打破传统小说关于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明确告诉读者,你现在看到的故事是虚构的,是编造的,是假的,这和传统小说作者极力想让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完全不同。这种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性的技法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虚构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 11『先锋小说』是指 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作家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进行的文学创作,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魏明伦的《潘金莲》等;这些新异乃至怪异的“先锋实验”之作,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构造,带给人们崭新的审美感受,展露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艺术能量,对人们艺术观念的革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意识流小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的特点包括:①立足于民族性和现实性的思想内容:从《布礼》开始,王蒙大胆吸收\"意识流\"的表现形式,用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作品,表现主人公心灵变化的历程。《夜的眼》《春之声》进一步表现了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典型情绪和感受。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题、思想诸如历史的阵痛、灵魂的扭曲、生命力的压抑、理想的失落与寻找、两代人的精神隔阂与沟通等,都牢固地立足于民族性、现实性,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烙印。②追求题材和手法多样性的创作原则:王蒙意识流小说不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晦涩,在借鉴意识流让大量的感官印象和意识流动进入作品,从心理角度来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等手法的同时,还糅入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如白描、比兴、象征、主观感受与夸张变形、幽默讽刺滑稽、杂文式的嬉笑怒骂、巧合、悬念、戏剧性冲突的运用、作者的旁白与人物的独白、对比、反衬、正衬、空白与停顿、各式各样的心理描写等等艺术手法,使他的\"意识流\"小说具有开放的品格。③充满诗情画意的文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意象明丽,文风飘逸清新。《春之声》写岳之峰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印象、见闻、感触,写回荡在主人公耳边的《春之声圆舞曲》的旋律,写出了他心中的希望和在闷罐子车里发现的诗意。《海的梦》写年逾五十的翻译家缪可言失去了青春的海的梦,却窥见了海的魂,生命终于获得了高扬起来的力量:\"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可以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改造,因而被称为\"东方化意识流\"。 1『文化寻根』进入 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 “文化寻根”热 ,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 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新生代诗歌\"』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3『\"他们文学社\"』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4『\"非非主义\"』\"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5『\"莽汉主义\"』\"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8『边缘作家』\"边缘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哲学家周国平的《人与永恒》、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还有青藏高原的女作家马丽华、杂文家王小波等。尤其是被誉为\"戏谑的智者\"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著有散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他坚持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幽默、冷嘲热讽的文风,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写作,给读者以颇强烈的震撼;而且叙述方式独特,显示了在文化转型时期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立场。 9『市井小说』汪曾祺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些论述,如:\"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说的\"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 10『现实主义冲击波』90年代中期,随着“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张继的《黄坡秋景》及其后的张宏森的《车间主任》、范小青的《白日阳光》等都是其中的佳作。 11『新生代小说』新生代小说亦称\"新状态小说\"、\"晚生代小说\",是指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等一批年轻作家创作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特色:①以当下生活为题材,将个体的生存状态置于显著的地位,描述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挣扎与奋斗,表现人生的坎坷与艰难。邱华栋的《闯入者》、《沙盘城市》,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毕飞宇的《生活边缘》等都展现了都市\"闯入者\"们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但无论是都市的征服者还是漂泊者,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个\"沙盘\"里挣扎和拼搏。②作家深刻地展示了现代人的复杂内心,其中有因不堪环境折磨而产生的孤寂和痛苦。如刁斗的《失败的逃遁》,致力描写 \"逃遁者\"青青被卷入一场离奇的谋杀案的孤寂心理;毕飞宇的《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红豆,无法忍受世人的冷眼,最后精神崩溃而自杀。有展示因环境变化而引发的失落甚至失败的悲哀情绪。如韩东的《于八十岁自杀》中的主人公为生存环境所迫走向自杀;刘继明的《我爱麦娘》、毕飞宇的《枸杞子》揭示了由于封闭落后而造成的悲哀心态。还有一些作品则细致描绘出现代人对生存的无奈与恐惧心理。如刁斗的《状态》以异乡人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寻觅隐身秘方的现代人的变态心理。③在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和人生观念时,作家们着重突出了对欲望的书写。较为典型的如李冯的《招魂术》、朱文的《我爱美元》、韩东的《障碍》等作,他们都涉及到了无视情感取向和道德评判的\"性\",而且这种现象在新生代小说中十分普遍。④新生代作家在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时,十分注重描写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挚,而不那么在乎思想的深刻、情节的曲折,这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不过,他们在消解作品意义时往往走向了游戏和虚无,注重生活原汁的描绘却缺少艺术审美的内涵,造成其整体水平不高。 12『女性文学』对\"女性文学\"的理解主要倾向于两点,一是更明显地强调女性的性别差异:针对80年代女作家创作的\"中性化\"、男性化作出反拨,鼓励女作家书写女性独特的身心体验和她们在传统文学中遭到压抑的性别体验。一是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讨论问题,认为女性身份并不是一种生理决定的产物,而是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建构有关。这些理论的意义在于推动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与性别的关系的探索持更自觉的态度。90年代的一些女作家如陈染、林白、徐坤、徐小斌、蒋子丹等,都明确地承认自己在创作中的性别立场;她们的作品也对女作家创作的可能性作出了多种尝试。 13『私人化写作』陈染、林白等作家以自恋式的叙述表现了与男性对立的女性世界,传达出女性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具有真正的女性文本特征。继之而起的上海的卫慧和棉棉,她们高扬欲望主义的旗帜,推崇更为彻底的个人趣味和更为极端的自恋、自虐意识,把消解理想、消解女性尊严作为写作的前提,表现出女性自甘“消费”的态度,追求形而下的审美风尚,颇受评论界的严厉批评。相对于其他形态的女性小说,这类小说可以看成是世纪末女性文学的极端化发展,或者是一种变异。 诗界革命:导者有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倡“我手写我口”。 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倡导,重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改变小说是“小道”、“闲书”的传统观念。重要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文界革命梁启超倡导,创造了一种适应现代传播媒体——报纸杂志的新文体,也称“报章体”。 白话文运动:主要倡导者裘廷梁,他历数文言分离之害,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重要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 域外小说翻译:主要翻译者林纾。从1896年《时务报》开始译介,到文学革命前,翻译小说约800种。 文学研究会(简称文研会) 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是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出版有会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文研会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积极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新月社 1923年在北京发起,原是一个带文化沙龙性质的社交团体,主要成员是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欧美留学生。 语丝社1924年成立,因创办《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 浅草社?沉钟社:草社1922年成立于上海,其骨干1926年秋在北京与杨晦组成沉钟社,活动到1934年,人员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创作,被鲁迅称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922年成立于杭州的新诗团体,成员有应修人、潘谟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他们以“专心致志做情诗”为特色。 “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所谓“失事”就是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所谓“求似”指的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历史精神。“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使得郭沫若在把握历史悲剧精神的同时,也展开了自己大胆的想象,创造了许多既符合历史精神,又具有虚构性的人物形象。 湖畔诗人(汪静之、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清新自然的爱情诗创作,都带有历史青春期的特点。1922年出四人合集《湖畔》,1923年出四人合集《春的歌集》;1922年出汪静之《蕙的风》。 “三美论”闻一多在1926年5月发表《诗的格律》一文,提出新格律诗理论主张,核心是讲究诗的“三美”——音乐美: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一行诗中的音节、音尺的排列组合要有规律;绘画美:指诗的辞藻力求美丽、富有色彩、讲究诗的视觉形象和直观性;建筑美:指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有整齐之感。 “纯诗”概念的提出 穆木天1926年在《谈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的主张,认为诗有与散文完全不同的表现领域——内生命的反射,潜意识的表现;与散文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及表现方式——“暗示”与“朦胧”,“诗越不明白越好”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五四”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散文作家群,在《新青年》、《莽原》、《语丝》等刊物发表议论时政的杂感短文,多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主要作家有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各人保持鲜明风格,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 “冰心体”散文——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蕴含温柔,微带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而“说心中的话”,简言之即是“爱的哲学”,包括母爱、儿童之爱和对大自然的爱。 小剧场运动 1922年蒲伯英、陈大悲主持创办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专门的戏剧人才”的学校:1925年余上沅等恢复了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增设戏剧系,是第一个国立戏剧教育机构,戏剧艺术进入国家高等教育,走向小剧场运动。 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立:由于共产党的积极促成,1930年3月,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作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确定将“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基本立场和主要任务。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 论语派:是一个散文流派,因1932年创刊的《论语》杂志得名,后又有《人世间》和《宇宙风》两个阵地。主要代表人物是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幽默、性灵小品文写作。被鲁迅批评为对黑暗现实和作家责任的逃避。  自由人、第三种人:“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他们就文艺阶级性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与左联展开论争。 “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深刻反映了30年代农村阶级矛盾日益深化、农民迅速破产以及他们走上反抗道路的历史必然。 《春蚕》讲述蚕农“丰收成灾”的现象,老通宝是勤劳俭朴忠厚老实,但也是因循守旧迷信僵化的老一代农民典型,他的儿子多多头则是觉醒中的中国新一代农民的形象化身。 全景式的社会叙述 视野: 茅盾力图以“全方位”的视野反映时代的全貌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 老派市民形象: 老舍写得最好的人物形象是老派市民,  如《二马》中的老马,《离婚》中的老张,《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他们虽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际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 批判。 《激流三部曲》: 巴金在1931年创作小说《家》(原名《激流》),1938年和1940年陆续写成《春》和《秋》,合称《激流三部曲》。其中《家》成就最高。作者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描写20年代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式大家庭的黑暗、腐朽和没落,展现了青年一代在封建专制文化的传统中或被吞噬,或由挣扎到斗争的不同命运,揭露封建专制的罪恶和它必然走向末路的历史命运,展示新生力量崛起的时代主题。 曾树生: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她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忍受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守旧婆婆的恶语中伤、早熟的儿子的沉默寡言,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还是受不住生活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传统 、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特征,具有丰厚的审美内涵。 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由于战争、由于贫困与疾病和仰人鼻息生活的折磨,他们的思想、性格、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汪文宣为了保住薪水少得可怜的工作,受尽欺负也不敢反抗。在家庭中,被夹在争吵的婆媳之间左右为难又无力解决,终于在贫病交加和妻子离去的痛苦中死去。  《憩园》: 1941年,巴金返回离别18年的故乡,生发感慨,创作了《憩园》。小说写一所大公馆新旧两代主人(杨梦痴/姚国栋)共同的悲剧命运,揭示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从《家》到《憩园》,可看到中国旧家庭变迁较为完整的图景。艺术上很有特色,故事曲折,文字哀婉,笔调舒缓,标志巴金文风的转变。 文档已经阅读完毕,请返回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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