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民众、黑死病与中世纪英国社会转型

初探民众、黑死病与中世纪英国社会转型 邮件群发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疾病，是人类历史上爆发流行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瘟疫，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特殊炎症等，患者从患病到死亡一般为3-4天，其传染病菌主要以啮齿类家鼠为寄主载体，特别是这些鼠类身上的鼠蚤，在中世纪医疗卫生能力低下的状况下，使得黑死病的传播极为迅速。14世纪中叶黑死病以迅猛之势横扫欧洲，1348年6月下旬进入英国，1349年5月侵袭英国全境，对英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黑死病的研究西方学者起步早、成果丰硕。国内学者对黑死病的研究方兴未艾。王旭东、孟庆龙合著的《世界瘟疫史:疾病流行、应对措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提及了黑死病的相关问。赵立行《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黑死病》较为全面地整理了西方学者对黑死病研究的成果观点，对国内研究黑死病提供了借鉴;马忠庚《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变迁的影响》、赵红《是灾难更是契机和动力一试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三大影响》两文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黑死病的影响;李荷《灾难中的转变—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赵立行《1348年黑死病与理性意识的觉醒》两文则分析了黑死病对欧洲思想文化的影响;薛国中《黑死病前后的欧洲》、谷延方《黑死病与英国劳动力转移》都指出黑死病对庄园农奴制的瓦解作用。另外，李化成在黑死病对英国历史进程影响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主要发表了《论黑死病对英国人口发展之影响》、《黑死病期间英国社会初揭(1348一135) , ((瘟疫背后的思想史—兼窥中西‘天谴’观念之不同》、《黑死病期间的英国教会》、《论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等文章，在研究视野、思想及理论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一、宏观视野下黑死病肆虐时民众的生活状态 在黑死病的无情侵袭下，民众因缺乏充足的食物、良好的医疗救助及居住卫生条件等而苦苦挣扎。在瘟疫的高速传染下，缺乏良好社会居住条件的民众比上层统治阶层的死亡率要高出许多，如“在温彻斯特主教辖区的范海姆，这个由10个独立村庄组成的英格兰中部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地区，在1348年有3500人，而到了1349年夏天，740个家庭有185个家庭灭绝了，1349年余下的年份中又有101人死亡，整个地区的死亡率在40%以上;而在剑桥郡的三个村子，人口死亡率分别是53% ,57%和70%由此展现出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生命失去、经济凋敝、社会崩溃、道德沦丧，在教会和政府的主导下，以一种今天看来近乎愚昧的方式抵御黑死病。 黑死病肆虐下，民众以基督教教会提出的“天谴说”为“准则”，企图通过虔诚的宗教信仰来消解所谓上帝的惩罚。“天谴说 ’—“这种从属于‘原罪一赎罪一审判’信仰体系的认识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临的惩罚，而这种罪孽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上的败坏”，这引发了极端的宗教信仰。一为鞭刑者运动。这种宗教赎罪的自我鞭答忏悔方式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德国(神圣罗马帝国)，基督教信徒身披麻衣、赤脚走向教堂，一边行走，一边用皮鞭鞭打自己的身体，口述忏悔之言，直至血流遍体。这种运动在黑死病期间被发挥到极致，企图以此种方式请求上帝祛除黑死病的折磨。二为屠杀犹太人。由于基督教社会中上帝耶稣遇难的文化症结，加上犹太人擅长经商、特殊的生活习惯等，在黑死病降临欧洲而各阶层又无有效措施遏制其蔓延的情势下，人类古老的宗教信仰情节被再次从内心深处催生出来，发展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野蛮的恐惧行为，被无情地“对号入座”的安放在了犹太人的头上。在黑死病肆虐欧洲期间，民众“自发”的发动了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径。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发布驱逐犹太人的法令，犹太人遭到驱逐;直到1656年，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护国政府才默许犹太人移居英国，被驱逐的犹太人在欧洲大陆遭到疯狂屠杀。三为朝圣。黑死病爆发后，民众纷纷踏上朝圣的路途，与鞭刑者运动一样，都希冀通过上述活动得到上帝的谅解。学术界研究一般都认为黑死病起源于中亚，到耶路撒冷朝圣无疑“羊入虎口”，为此英国政府专门颁布了限制出境的法令。另外，民众还采取诸如不吃鱼类、家禽等油脂类食物，下雨天不出门(认为雨中有毒)，在院子里烧火起烟以驱毒、喝醋、适当放血、饭前适量喝酒等措施应对黑死病的侵袭。后来慢慢地发展为隔离、戴口罩等措施。这些措施对抵御黑死病或全无作用或收效甚微。 二、微观视野下黑死病侵袭背后民众的“隐秘”力量 传统史学研究视野中，社会民众被视为“弱势群体”，他们遵行传统与习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微观视野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进程看，黑死病期间，英国社会传统统治上层与被统治下层民众之间“对峙”态势的天平被推向民众一方，黑死病过后，英国社会富裕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富裕的农民)明显在英国社会不断壮大，逐渐进入社会发展的主导舞台，成为中世纪英国传统社会体制变革转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隐秘”力量。 中世纪英国的农业生产体制是庄园农奴体制，这种体制自“诺曼登陆”、威廉一世的“末日审判”以来，在英国维持了近四个世纪，13世纪发展日臻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发展、人口变化等因素，这种体制在技术和制度方面都必然走向崩溃，因为它是一种超经济强制关系。在黑死病的剧烈冲击下，货币这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元素逐渐侵入庄园农奴体制，并呈蔓延之势。黑死病导致了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锐减，劳动工资上涨，这对拥有土地的领主贵族阶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冲击。中世纪英国土地制度变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圈地运动，被称为血腥的“羊吃人”运动。不难看出，从这一历史名词中可知民众(农民)是被同情者，到“1600年，大约有一半的农业用地被围，由此可估计1200年前大约有一半的圈地(总数的1 /4，即200万英亩是小块土地和用围栏或树篱围成的圈地)。圈地运动如火如茶的在英国进行着，还在黑死病流行前就己经开始，之后则迅猛发展。过去我们关注的重点总是在领主方面，认为领主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赶走庄园内的农民，破坏了整个乡村共同体的经济合作关系及其所宣扬的基督兄弟情谊。事实上，农民也是这场圈地运动的参与者，有时甚至还是制造者，如“1291年， 在阿伯特的巴顿的格洛斯特修道院庄园，约翰，佩里斯和理查德，穆特被控各自在领主古德草地上放养了100只羊，另有33位农民因他们的68头其他牲口和6只鹅耗损了领主的青草和庄稼而被指控。”这从侧面反映了农民变相的圈地行为，是刚开始农民对领主的一种试探性行为，这些被指控者最后被处以几便士的罚金，但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们依旧如此，领主亦仅处以几便士的罚金。从中可以看出，对这样的行为领主不是想去制止，而是为了保证他们也能分享到其中的利益。 庄园农奴体制宏观上是一个等级森严、被严格控制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状态，实际上在此时己经出现了某种松动，下层民众缺乏活力只是传统历史学家的“理论构想”。在13世纪庄园体制发展的全盛时期内，英国人口剧增，在中世纪的生产力条件下，只能扩大耕地面积，才能养活增长的人口，这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黑死病过后，劳动力锐减，留下大量无主荒地无人耕种，幸存下来的劳动者此时就拥有了给谁劳动的选择余地，即选择权，这也是市场滥筋的一个因素。工资成为了一种衡量尺度，而拥有土地的领主，正在缓慢的丧失政治、经济等特权，如“在1332年，住在约克郡苏尔比的萨里伯爵约翰，德，华伦的一个佃户上缴36先令8便士，要求不能因他的维兰(农奴)身份而受到打搅。领主与维兰之间的强制关系转变为一种货币契约关系。黑死病造成了英国人口的大量锐减，缺乏劳动力，造成工资上涨，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黑死病前人口膨胀的态势得到缓解，领主与租佃劳动者的对峙态势不断发生倾斜，底层劳动者的身份不断多元化，超经济强制的关系不断演化为货币契约关系。经历黑死病肆虐幸存下来的这批劳动者，多数人积累了较为丰厚的财产，从相关的考古资料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利的证据，15,16世纪这些传统历史学家眼中所谓的底层劳动者的食物成分中，肉类食品己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三、反思:黑死病、民众与社会转型 黑死病在英国社会首先引发的是在经济生产领域庄园经济体制的崩溃。经历了12,13世纪的全盛时期后，农业生产技术及生产力得到提高，如三圃制及双轮重犁的推广，农业生产率得到明显的提高。人口得到快速发展，黑死病降临之前的英国人口在500万左右，原有土地在当时的生产力下，己经出现了某种马尔萨斯式的危机，这样只能向更广大地区，如山林、沼泽等地区开发，如“林肯郡在14世纪中期，以毁掉森林、丛林和荆棘而开垦的耕地面积，达到700英亩以上”，黑死病导致的人口锐减，实际客观上解决了人口膨胀的问题，留下大量无主荒地，工资上涨，领主的利益受到侵夺，为此1349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劳工发令》限制工资上涨。但这并没有遏制住从社会底层掀起的这场经济变革，因为黑死病后劳动力锐减，幸存下来的劳动者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领主只能默认接受工资上涨的事实，否则这些精英寄生阶层将失去经济来源，不能维持其奢侈的生活。这样，原先的庄园经济共同体逐渐解体，领主先前所拥有的司法、行政等特权则缓慢“自动”丧失，在政治、人身自由权等方面上下层民众逐渐得到解放。在这场瘟疫肆虐中，底层民众(劳动耕作者)在与领主的对弈较量中逐渐占据上风，底层民众身份逐渐多元化，社会迈向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在精神文化领域，在无情的瘟疫面前“上帝”失去了以往的崇高威信，教会的信誉一落千丈，传统的宗教道德遭到摒弃，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与享乐主义发展起来，实际上开启了一扇新的信仰之门，基督上帝仍然存在，但己不是精神 思想的全部，启蒙运动正在酝酿当中，上帝己由神秘的“神”转化为一个“理性”的精神支柱。这样，英国传统社会转型在黑死病的肆虐下被呀肖然”准备，资本主义的曙光正在地平线下冉冉升起。 黑死病在领主与底层民众所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历史博弈中，起着某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关键”作用，这场无情的瘟疫使得英国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均衡”态势被冲破。土地、市场与底层民众(农民)结合在一起，逐渐“架空”了土地所有者一系列来自于传统社会的权势。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与使用权由依靠传统权势与基督教道德体制的控制逐渐转向依靠市场契约(主要是货币衡量)。黑死病结束后，劳动力锐减，领主不得不“求助”佃户(实际的耕作者)，农民阶层的选择性变得多样化，主动权亦在不断倾斜。农民阶层的身份多元化，黑死病后畜牧业发展规模扩大，圈地运动在持续的进行着，农民阶层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工资上涨，底层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消费能力从历史资料中看出是增长的，这意味着社会消费能力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人口没有快速的增长，而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却是增加的，农民阶层实际上是掌握了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与市场的结合，自身逐渐商业化，在经济上认同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在社会观上认同的是竞争和能力而不是传统、等级和尊贵。这是英国社会一个质的蜕变，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不再是一个金字塔型由上而下的主导，旧的制度与体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精神的与轨迹被全新的改变，这股力量来自于传统社会的底层民众。 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运行不能按照数学定理一般进行推断，如同勾三股四弦五一般可以预见，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人的本质是精神思维者。一个社会同样如此，研究者研究其发展不能过多的推断，长期停留在传统社会“精英治国”的概念中，认为社会广大的民众阶层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民主社会是从何建立的?广大的民众阶层是社会细胞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会历史的演变不能忽视对他们的关注。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长时段各项因素与矛盾不断积累的过程，总在不断的运动、冲突中变化。传统史学研究中，对于一个社会转型变化的重点研究，总是集中于当时掌握政治权势、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的统治上层，对于下层民众总是带以一种同情或怜悯的目光，以一种替下层民众阶层“打官司”的姿态去看待历史发展，这会造成一种“削足适履”的情况，生搬硬套，把早己准备好的“理想理论”套上去。黑死病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应当放在一个连续的历史环节中考察，灾难中同时也孕育着一个“黄金时段”，是一个相对辩证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绝对的“好”与“坏”的结果。同时，从英国中世纪社会转型的过程亦可看出，社会转型在于传统连续性的发扬，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国家社会由来己久的生存发展维系链条‘传统”与“转型”不是一对截然对立的事物。